呂思勉國學經典入門 · 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上節所說，乃係指普通欲讀中國舊史者而言；如性喜研究古史的，則更須有一種特殊的預備工作。 此所謂古史，古、近之分，大略以周、秦為界。史事必憑記載，有無正式的記載，實為歷史上一道鴻溝。我國在秦及漢初所傳的史實，固多根據傳說，全不可信。然史實的來源，雖系傳說，而作史者所根據的材料，則多系記載；且其記載多係為記載而記載，而非憑藉別種著述流傳下來。當此時期，我們就算它有正式的記載了。（史公所記漢興時事，《漢書·司馬遷傳贊》謂其出於《楚漢春秋》，此非指陸賈所著；春秋二字，為古史籍之通稱，蓋凡記楚、漢間事者皆屬焉。其書既可總括稱為春秋，必係為記事而作；非發表主觀見解，引史事為佐證，甚或出於虛構者矣。秦、漢間史跡，仍有帶此等性質者。如《史記·李斯列傳》載斯在獄中上二世書，論督責之術以求免，蓋儒家詆毀法家者所為。《婁敬傳》載敬說漢高祖移都關中，其辭全為儒家之義〈見《呂覽·恃君覽》〉，蓋亦儒家所附會也。然此等漸少，故論史籍原料者，有書籍為據，與有史籍為據，仍系兩事也）這種轉變，大體以周、秦為界。所以治周以前的歷史，即所謂先秦史者，是有一種特殊的方法的，但知道普通讀史方法還嫌不夠。 讀古史的方法如何？即治經、子的方法而已。因為古史的材料，都存於經、子之中。所以治古史的，對於治經、子的方法，是不必如治經、子之學者之深通，亦宜通知至足以治古史的程度。史事前後相因，後世之事，無不導源於古。所以治古史之法，但欲讀普通史者，亦不可全不知道；不過較專治古史者，又可淺近一些而已。因其方法特殊，所以別為一節論之。讀者可視其對於古史興味的深淺，以定其對於本節所說用功的深淺。 把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乃係後世之事；在古代則無集而只有子，說已見前。現存最古的書目，實為漢時劉向、劉歆父子所定的《七略》。《漢書·藝文志》，即本此而成。此為漢時王室藏書的目錄。其所藏庋頗富，故據之以論古代學術的流別，最為完全。（近人講古代學術流別，多喜引《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及《史記·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旨之辭，此等誠皆極寶貴之材料，然皆不如《漢志》之完全）因其時代較早，學術尚守專門；所以書籍的分類，和學術的分類，大致相合，深為後人所景仰。其實此乃時代為之，不關編次者之本領也。《七略》中的《輯略》，僅總論編輯之意，其中並無書目。《六藝略》即群經，因漢人特尊儒家，乃別之於諸子之外，其實儒家亦諸子之一，說已見前。《兵書》《數術》《方技》，各為專家；因校讎者異其人，所以書亦各為一略，以學術流別論，自當列為諸子之一。《詩賦略》專收文辭、記事之書，並不別為一類。今之《史記》，《漢志》稱為《太史公書》，特附《春秋》之末而已。然則就心理根據言之，其時根於記憶的記載，尚未與根於理智的學術分張，而特與根於情感的文辭對立也。《詩賦略》中的書，後世亦多入子部。然則欲治古史者，其材料，信乎都在經、子之中了。 經、子，我們本平等相看，然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一）其書之傳者獨多；（二）而其訓釋亦較完備。借徑於治經以治子較易，而獨立以治子，則殆不可能。所以要治古史的，於經學，必不可不先知門徑。 治經的門徑如何？第一先須細讀經的本文。凡書經熟讀，則易於了解，而治之不覺費力，且隨處可以觸發。從前讀舊書的人，小時都熟誦經文，所以長大了要治經較易。現在的學子，這一層功夫都沒有了，再要補做，既勢不可能，而亦事可不必。因為一一熟誦，本來亦屬浪費也。但古經、子究較後世之書為難解，讀時用力稍多，則勢不能免。所以對於古史有興味的人，最好能於群經中先擇一種淺近的註解（此只求其於本文不太捍格，可以讀下去而已。既非據為典要，故任何注釋皆可取，總以簡明易看為主），閱讀一過。覺得其有用而難解之處，則多讀若干遍，至讀來有些習熟，不覺費力為止。群經本文無多，昔人言讀註疏雖不甚費力，亦一年可畢（譚仲修語），況於擇取淺近的注？為時不逾一載，可以斷言。第二須略知訓詁。讀古書須通古代的言語，人人所知。訓詁本身，亦為一種學問，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學者之專精；只須通知門徑，遇不應望文生義之處，能夠知道，能夠查檢而已。其第一部應讀之書，仍為《說文解字》。（無論鐘鼎、甲骨文字，考釋者均仍以篆書為本。不知篆書，不徒自己不能解釋；即於他人之解釋，亦將不能了解也）此書看似枯燥，但其中的死字可以看過便棄；熟字只有固定意義的，亦不必究心；（如鯉字是。虎字同為動物名；然有虎虎有生氣等語，其含義便較廣）只其有引申、假借的，須注意以求通知其條例。（字之妙用，全在引申、假借。若每字只有一義，則單字必不夠用。若有一義即造一字，則單字將繁極不堪，不可復識矣。且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語言以音為主，音同義異，而各別造字，而義之同異，各人所見不同，益將紛然淆亂矣。一種言語內容的豐富，固恃複音之辭之增多，亦恃為複音之辭之基本之單字含義之豐富。單字含義之豐富，則一由引申，一資假借。引申者，同一語言，而含多義，自不必別造一字；假借者，本系兩語，而其音相同，於其不虞混淆者，亦即合用而不別造，皆所以限制單字之數者也）如此，則全書字數雖有九千餘，其所當注意者，實不過數百而已。全書十四篇，加《序》一篇，以段茂堂的《注》和王友的《句讀》，同時並讀，（《說文》一書，久不可讀，清儒始創通條例，其首出者實為段茂堂，故段《注》雖專輒、錯誤處多，必不可以不讀。王菉友於《說文》，亦功力甚深，《句讀》係為初學而作，簡淺而平正，且可附帶知古書句讀之法，故亦宜一讀）假令半個月讀一篇，為時亦不過七個半月而已。又凡字都無十分固定的意義，隨著應用而都小有變化。此不能於訓詁之書求之，非讀書時涵泳上下文不能得。此法至清代高郵王氏父子而始精，且幾乎可說，到他們而後創通。所以王伯申的《經傳釋詞》，必須一讀。不求記憶，而但求通知其條例，閱覽甚易。全書十卷，日讀一卷，可謂絕不費力。 經的本文既經熟習，訓詁亦有相當門徑；要研究古史的，自可進而閱讀各種注、疏。（疏謂注之注，非專指匯刻之《十三經註疏》言。）但在閱讀注、疏以前，尚宜有一簡單的預備。因為解經大別有漢、宋二流，講義理別是一事，治史則旨在求真，漢人之說，自較宋人為勝；（漢儒理解之力，遠遜於宋儒。但宋儒喜據理推論，而不知社會之變遷，多以後世情形論古事，每陷於錯誤；漢儒去古近，所知古事較多，其言有時雖極可笑，究於古事為近真）而漢學中又有今、古文兩派，對於經文的解釋，甚至所傳經文的本身，都時有異同，亦必須通知其門徑也。學者於此，當先讀陳恭甫的《五經異義疏證》。此書乃許慎列舉今古文異義，加以評騭，而鄭玄又對許氏加以駁正者，今古文異義重要的，略具於此。（今古文說，初非每事俱異。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學月刊》撰文，欲依「立敵共許」之法，取經文為今古文家所共認者，立為標準，然後據以評定其異義。不知異義之存，皆用此法不能評定者也。不然，從來治經者，豈皆愚，有此明白簡易之法而不之取邪？況就今學立場論，經文並不重於經說，因經學所重在義，義多存於口說中；且經文亦經師所傳，經師所傳之經文可信，其所傳之經說亦可信，所傳之經說不可信，則所傳之經文亦不可信。朱氏偏重經文，即非立敵共許之法也）次則《白虎通義》，為今文經說的薈萃。此書有陳卓人《疏證》，瀏覽一過，則於經學中重要的問題，都能知道一個大概，然後進而求詳，自然不覺費力，且可避免一曲之見。（廖季平的《今古文考》現在不易得。此書論今古文之異，原於一為齊學，一為魯學，實為經學上一大發明。又前此分別今古文者，多指某書為今文，某書為古文；其細密者，亦不過指某篇為今文，某篇為古文。至廖氏，始知古書編次錯亂，不但一書之中，今古雜糅；即一篇之中，亦往往如此。分別今古文者，宜就其內容互相鉤考，方法可謂最密。廖氏中年以後，學說漸涉荒怪，然不能以此累其少作。此書如能得之，可以一覽，卷帙甚少，不費時也）經、子所重，都在社會、政治方面，此於治經、子者固為重要；於治史者實更為重要也。《異義》三卷，《通義》十二卷，日讀一卷，不過半個月；合諸前文所舉，歷時亦僅兩年耳。 經學既有門徑，同一方法，自可推以治子。治子第一步工夫，亦在細讀子之本文。古子書重要的有，《老子》二卷，《莊子》十卷，（《列子》系晉張湛偽造，中亦間存古說，初學可暫緩。《荀子》二十卷，《墨子》十五卷，名家之學，道原於墨，見其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至惠施、公孫龍等而恢廓，見《莊子·天下》篇。名家之書，今有《公孫龍子》。其書《漢志》不著錄，必非古本；但辭義古奧，不似偽造，蓋古人輯佚之作，初學可從緩），《管子》二十四卷，《韓非子》二十卷，《商君書》五卷，《孫子》一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亦出輯佚，無甚精義，可從緩。《六韜》，論者以其題齊太公撰而指為偽。然古書用作標題之人，本不謂書系其人手著，特謂其學原出此人耳。此說並亦不足信，然與書之真偽無關，因此乃古人所謂「名其學」，當時學術界有此風氣也。《六韜》決非偽書，然多兵家專門之言，初學亦可暫緩），《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此書雖出漢世，多述古說，與先秦諸子無異），其《周書》十卷，此書世多稱為《逸周書》。逸乃儒家所用之名詞，詩、書等不為儒家之經所取者，則謂之逸。不站在儒家之立場上，實無所謂逸也。（此書與儒家所傳之《尚書》，體裁確甚相似，然述武王滅殷之事，即大不相同，可見古所謂書，亦春秋、戰國時人作，其原出於古記言之史，然決非當時史官原作也）《戰國策》三十三卷，舊入史部，然《周書》實兵家言，《戰國策》實縱橫家言，《鬼谷子》偽書，且無價值。並諸子之一；《山海經》十八卷，舊亦入史部；《楚辭》十七卷，則入集部，二書中藏古神話最多，且最真，說已見前，並宜閱讀。諸書合計二百二十二卷，日讀一卷，費時亦不及兩年也。注釋可擇淺近易曉者讀之，亦與讀經同。 讀古史必求之經、子，可試舉一事為例。秦始皇之滅六國，實變諸侯割據的封建國家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距今（一九五四年）不過兩千一百七十五年耳。自此以前，追溯可知的歷史，其年代必尚不止此。中國以中央集權成立之早，聞於世界，然其與諸侯割據之比尚如此，足見其事非容易。此自為歷史上一大轉變，然其事跡，求諸古代的記載，可見者甚少；而求諸古人學說之中，則反有可見其概略者。經書中言封建之制：今文為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王制》《孟子·萬章下》篇）古文則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諸子之說，大致皆同。（諸子書《管子》多同古文，因其與《周官》同為齊學也。余皆同今文。觀諸子書不與今同，即與古同，即可知其非無本之說也）古書所言制度，非古代的事實，而為學者所虛擬的方案，理極易明，無待辭費。然思想亦必有事實為背景；而向前看，非向後看之理，昔人不甚了解，故其思想，又必較時代為落後。然則今文家的學說，蓋出春秋時，而其所欲仿行者，為西周初年的制度；古文家的學說，蓋出戰國時，而其所欲仿行者，為東周初年，亦即春秋時的制度。何以言之？按《穀梁》說：「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為立國自有其一定的大小，不容強事擴張，亦不容強加限制的原因。《左氏》說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此語當有所本。《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疏》云：「此小國下大夫之制。」《周禮·小司徒》：「方十里為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呂覽》謂「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慎勢篇》），《論語》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憲問篇》），正指此。然則夏代的名國，在東周時，僅為小國下大夫之封了，可以見其擴張之跡。方百里之地，劃為一政治區域，在中國行之最久。此其形勢，蓋確定於春秋時。方七十里、五十里及不能五十里之國，在西周時，蓋尚當獲廁於會盟、征伐之列；然至東周之世，即浸失其獨立的資格，而淪為人之私屬；（如《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會，齊人請邾，宋人請滕，以為私屬，二國遂不與盟）而其時的大國，卻擴充至五百里左右；（《禮記·明堂位》說：「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說：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皆後來開拓的結果，說者誤以為初封時事）據此形勢而擬封建方案者，就起於百里而終於五百里了。然大於百里之國，初非將百里的區域撤銷，而改組為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的區域；乃係以一較大的區域，而包含若干個方百里的區域於其中。觀楚滅陳、蔡，以之為縣；（《左氏》昭公十二年）晉亦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左氏》昭公二年）商君治秦，亦並小都、鄉、邑聚以為縣；（《史記·商君列傳》）而秦、漢時之縣，仍大率方百里可知（《漢書·百官公卿表》）此一基層的官治單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變，所以說行之最久。而五百里左右的政治區域，則為郡製成立的根源。此為郡縣制度發生於割據時代的事實，亦即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孕育於諸侯割據的封建制度之中。至於方千里之國（《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產說其時的大國，「地方數圻」，圻、畿一字，則又大於方千里。蓋以其幅員言之如此；其菁華之地，則不過方千里而已，猶後世內地與邊郡之別也），則今、古文家同謂之王，在周以前，從無封國能如此之大，亦從無以此等大國而受封於人的，所以擬封建方案者，並不之及了。（楚、漢之際及漢初封國，有大於此者，然只曇花一現而已）古人立說，主客觀不分，將自己所擬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實，混為一談，遂使人讀之而滋疑；然苟能善為推求，事實自可因之而見。且如今文家說巡守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這無論其都城在何處，巡完一方後回到都城再出，抑或自東徑往南，自南徑往西，自西徑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論，都無此可能，其說似極不可信。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載晏子說巡守之制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後世知縣之勸農耳，何來不及之有？古人所擬方案，皆本於此等小規模的制度而擴大之，而其方案遂實不可行；使其純出虛構，倒不至於如此不合情理了。足見其中自有事實，可以推求也。舉此一事為例，其餘可以類推（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恆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隱藏著早一期的事實；古文則反是。如言兵制，古文的兵數，即多於今文）。 職是故，劉子玄所謂「輕事重言」之說，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經、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極大折扣。因為隨意演說的，往往將其事擴大至無數倍也。（如禹之治水，如今《尚書·禹貢》等所說，在當時決無此可能。此在今日，已無待辭費。《書經·皋陶謨》〈今本分為《益稷》〉，載禹自述之辭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九者，多數。川者，天然之河流。四海之海，乃晦字之義，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則謂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畎、澮者，人力所成之溝渠。然則禹之治水，不過將境內的溝渠，引導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將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孟子·告子下》篇：白圭自誇其治水「愈於禹」；孟子譏之，謂禹之治水，「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而不知禹之所謂四海，正其時之鄰國也。白圭蓋尚知禹治水之真相。《論語·泰伯》篇：孔子之稱禹，亦不過曰「盡力乎溝洫」而已。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單辭片語而僅存者，一經隨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又因主客觀不分，所以其所謂「寓言」者，明系編造之事，而可以用真人名；（如《莊子·盜跖》篇載孔子說盜跖之事）又可將自己的話，裝人他人口中。如本書所引婁敬說漢高祖之事即是。所重之言如此；而其所輕之事，則任其真相湮沒。（凡單辭片語未經擴大者，其說皆可信，然其詳則不傳）因此，讀古書的，於近人所謂「層累地造成」之外，又須兼「逐漸地剝落」一義言之，方為完備。而編次錯亂一端，尚不在內。其方法，就不得不極其謹嚴了。但古人的思想，所走的系兩極端。一方面，自己立說的，極其隨便；一方面，傳他人之說的，又極謹嚴。此即前所云傳信傳疑，及所據的材料、來源不同，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之例。書之時代愈早者，其守此例愈嚴。太史公的《史記》，所以勝於譙周的《古史考》、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者以此，此義亦決不可以不知。 以上的工夫既已做過，即可試讀《史記》的一部分，以自驗其能否了解、運用。中國所謂正史，必須以讀古史的方法治之者，實惟此一部也。說到此，則又須略論史籍的起源。按古無史部之書，非謂其無歷史的材料；相反，歷史的材料正多，特其時的人，尚未知尊重客觀的事實，莫能編纂之以行世耳。史料的來源，可分為史官記錄、民間傳說二者；民間傳說，流傳的機會較少；傳世者實以史官所記錄為多，說已見前。此等情形，乃係逐漸造成，在古代則又有異。古所謂史官，最重要者為左、右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禮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說：「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漢書·藝文志》說：「右史記事，左史記言」，左右二字怕互訛。《禮記·祭統》說：「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亦右史記言之證也），這說法，大約是不錯的。《春秋》的體例，蓋原於邃古，其時文字之用尚少，而事情亦極簡單，因之記事的筆法，亦隨之而簡單；爾後相沿未改，其為物無甚興味，所以傳述者不多。而《尚書》一體，因記言擴及記行，遂成為後來的所謂「語」，與古代社會口說流行的風習相結合，其體遂日以擴大。（語之本體，當系記人君的言語，如今講演之類。其後擴而充之，則及於一切嘉言；而嘉言之反面為莠言，亦可存之以昭炯戒。記錄言語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結果，以備本事；擴而充之，則及於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為惡行。如此，其體遂日以恢廓了。《國語》乃語之分國編纂者，《論語》則孔子之語之分類編纂者也。《史記》的列傳，在他篇中提及，多稱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是也。《禮記·樂記》述武王滅殷之事，亦謂之「牧野之語」）此外記貴族的世系的，則有《系》《世》，出於《周官》的小史及瞽。又凡一切故事，官家具有記錄的，總稱為「圖法」，即後世的典志。（《呂覽·先識覽》：「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自戰國以前，歷史的材料，大致如此。秦始皇的燒書，屍古書亡滅的總咎，實則其所燒者，不過官家所藏；若私家所藏，即所謂「詩書百家語」者，燒之必不能盡。然在戰國以前，除《世本》一書外，殆未有能編輯史官所記以行世者，故經始皇一燒而即盡，說已見前所引《史記·六國表》。《世本》一書，蓋私人所編輯，已在民間所藏「詩書百家語」之列，故為秦火所不及。然則以《世本》為最早的歷史，為《史記》之前驅者，其說殆不誣也。（洪飴孫撰《史表》，即以《世本》列於《史記》之前，居正史之首）《世本》的體裁，見於諸書徵引者，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其名皆為《史記》所沿；有譜，則《史記》謂之表；有居篇、作篇，則記典章經制一類的事實，為《史記》所謂書，而《漢書》已下改名為志者。《世本》原書已不可見，就《史記》而推其源，則本紀及世家，出於古左史及小史；表源於譜；傳者，語之異名，排列多人，故稱列傳（《列女傳》者，列女人之傳也。女、傳二字相屬，列、女二字不相屬。後人以列女為一名詞，實誤），此蓋源於右史；書則圖法之類也。今人每喜鑿言古之某書出於更古之某書；某人之學說源於較早的某人，或受其並時某人的影響。其實書闕有間，此事甚難質言。（如《孟子·萬章上》篇說堯、舜禪讓，與《史記·五帝本紀》同，謂之同用孔門《書》說則可；近人鑿言史公用《孟子》，即無據）然某書出於某書不可知，而其本源為古代某一類之書則可知；某說出於某人不可知，而其所據為某一派之說則可知。（如晚出之《古文尚書偽孔傳》，斷言其為王肅所造，並無確據，然其為肅一派之學說則無疑）明於此義，則於現存之書，可以考見其本源，讀之更易明了；並可推考較現存之書更早一時期的學術狀況了。 自疑古之說既起，人多以為古書之久經行世者，必多竄亂、偽造，其新發現者必真；書籍或不可信，實物則無可疑。因此，特重古物及新發現的古書。其言似極有理，然疑古亦有條理，不能執空廓之論硬套；而古物及新發現的書籍，亦盡多偽品，有所偏主而輕信之，有反上其當者。如汲冢所發現之古書，當時雖實有其物，然不久即悉行亡佚，無一傳諸後世。所謂《竹書紀年》，出於明人者固偽；即後人所輯之古本，亦未嘗不偽。（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八節〈頁一四五四至一四五九〉，又《先秦史》第四章〈頁三九〉及第七章第四節〈頁七六〉）又如近代所謂甲骨文，其中偽物亦極多。（可參看拙撰《先秦史》第二章〈頁二一〉）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極謹慎。至於古物，新發現者自不易欺人；其久經流傳者，真偽亦極難辨。章太炎曾謂：必（一）發現、流傳、收藏，確實有據；（二）又其物巨大，牟利者不肯為，好事者不耐心為之者，乃為可信，自屬穩健之說。予又益以發現、流傳、收藏，在古物不值錢之時、之地，較之在值錢之時、之地者，可信的程度較高。持此鑑別，亦庶幾寡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