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國學經典入門 · 讀舊史宜注意之點
中國史家，既以作史惟恐其不出於人為宗旨，所以其所最尊重的，為其所根據的材料的原文；不但帶有原始材料性質的正史如此，即根據正史等書而編纂的史籍，亦系如此。譬如編年史，在前一卷中，還稱舊朝的君主為帝，於新朝的君主，則但稱其名；到後一卷中，就可改稱新朝的君主為帝，而於舊朝的君主，則改稱為某主子。此其最大的理由，固為所謂「窮於辭」；然在前一卷中，所用的還多系前朝的史料，在後一卷以後，則所用的多系後朝的史料，必如此，原文的多數，乃易因仍，亦不失為一種理由。這似乎滑稽，然細思之，稱號原無關褒貶，亦無甚可笑也。（近人好將前代帝王的諡號撤去，改稱其姓名，如稱漢武帝為劉徹是。此實甚無謂。無論諡法或廟號，均不含有尊重或褒美之意；而漢武帝是一個皇帝，則不可以不知。稱之為漢武帝，則就其名稱，已使人知其為某一朝的一個皇帝矣。若其名為徹，則即不知之，亦無甚妨礙，正不必徒勞人之記憶也）舊史作者，多須改入自己的口氣，因此，雖極尊重原文，終不能無改動；但其改動亦有一定的體例，讀書多者，自能知之。
昔人作史的體例如此，所以舊時史籍，多不能作編纂的人的話看，而只能作其所根據的原文的作者的話看，而史籍的性質，是隨時代而不同的，於此，就重煩讀者的注意了。
怎樣說史籍的性質，隨時代而不同呢？原來孤見最難傳播。所以一個時代，史事傳之後來的，必系其時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一種說法，而其說多非真相。然則事實的真相，有沒有知道的人呢？那自然是有的。然在口說流行的時代，對人無從談起，即或談起，亦無人為之傳述；在使用文字的時代，未必皆筆之於書，即或筆之於書，其書亦少人閱讀。經過一個時期，此等較近真相的說法，就隨其人之衰謝而煙消雲散；而其流傳下來的，只是西洋史學家所謂「眾所同意的故事」了。所以歷史的內容，實和其時的社會程度，很有關係，此點最宜注意（或謂其時社會的程度既然甚低，何以其時的人機械變詐，曾與後世無異？殊不知為機械變詐之事者乃個人，傳歷史則群眾之力：個人之突出者，各時代皆有之；社會之進化，則自有其一定之程序也）。
從大體上分劃，過去的歷史，可以分做三個時代，即：
（一）神話時代。這時候，人們還未知道人與物的區別，其文明程度，自然是很低的。然而其時代卻是很早的。遂古的史料，大都隱藏於其中。這種材料，在中國人所認為正式的史籍中，似乎不多。因為眾所共認為最早的正式的史籍為《史記》，當其編撰之時，社會的文明程度已頗高，故於此等說法，多不之取。《五帝本紀》說：「百家之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而所取者專在《大戴禮記》《尚書》一類書，即其明證。然最早的史事，實無不隱藏於神話中；不過經過程度較高的人的傳述，逐漸把它人事化，讀者不覺其詭異，就共認為雅馴罷了。如能就此等人事化的材料，加以分析，使之還原，還是可以發現其神話的素質的。如《詩經·商頌》說「禹敷下土方」，《書經·禹貢》亦說「禹敷土」，讀來絕不見有何神怪之跡；然若將《山海經·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作為敷土的註腳，即可見其中原含有神秘的成分，不過傳《詩》《書》的人，不復注重於此，僅作為一句成語傳述，而不復深求其中的意義罷了。此等分析的工作，近來所謂疑古派，曾做了一些，雖其說不盡可信，亦於史學有相當的益處。但神話真的有價值；偽造的則轉足淆亂史實，用之不可不極謹慎而已（將中國神話保存得最多的為《山海經》。此書非《漢志》所著錄的《山海經》，《漢志》所著錄的《山海經》，乃講建設之書，即古所謂「度地居民」之法，讀《漢志》原文可見；今書蓋漢以前方士之記錄，薈萃成編者，二書偶然同名耳。次則《楚辭》，其中《離騷》《天問》等篇，亦多含古代神話。緯書似系神話淵蔽，然出漢人造作，多失原形，用之須極謹慎。道家書中，亦保存一部分神話，則又承緯書之流，其可信的程度更低了）。
（二）為傳奇時代。這時代流傳下來的史跡，都系人事而非神事，似乎其可信的程度增高了。然其所傳的，離奇怪誕實甚，而真相反極少，所以運用起來，要打的折扣還很大。譬如西周，確實的情狀，我們雖不之知；然其文明程度，決不至十分低下，則無疑義。而自幽王滅亡以後，百餘年間，其地為戎、狄所據（幽王被殺，事在公元前七七一年。其後秦文公收岐以西之地，岐以東仍獻之周，事在公元前七五年，然周實不能有；至秦穆公乃東境至河，則已在公元前七世紀中葉了），把其文明摧毀殆盡。直至戰國時，東方諸侯還說秦人雜戎、狄之俗，擯之使不得與於會盟之列。而秦地所以土曠人稀，使秦人能招三晉之人任耕，而自以其民任戰者，亦由於此。然則西周的滅亡，是何等大事；然其真相，我們乃絕無所知，所知者則一褒姒的物語而已。此與蒙古自遁入漠北後，至於達延汗之再興，只傳得一個洪郭斡拜濟的物語何異？見《蒙古源流考》。蒙古自遁入漠北以後，至達延汗再興以前，其自己所傳的歷史，實遠不如《明史》所著者之翔實也。回紇自漠北走西域，《新唐書》所載，事跡頗為明白；而回紇人自己，卻僅傳唐人鑿破其福山，以致風水被破壞，自此災異迭起之說，亦同此例。（見《元史·亦都護傳》）以此推之，《左氏》所載夏姬的事跡，亦寧非此類？不過其粉飾的程度較高而已。此等性質的傳說，至漢初實尚不乏，斷不容輕信為事實。（試舉俗所謂鴻門宴之事為例。按當時反動之思想正盛，其視列國並立，轉為常局，一統轉為變局，所欲取法者，則東周之世，天子僅擁虛名，實權皆在霸主之局。不過戰國時七國之君，皆已易公侯之稱而為王，所以當時之人，所擬臨制諸王之名為帝。齊湣王與秦昭王並稱東西帝；秦圍趙之邯鄲，魏又使辛垣衍間入圍城，勸趙尊秦為帝是也。戲下之會，以空名奉義帝；而項羽以霸王之稱為諸王之長，即系實現戰國以來此種理想。在當時，安有一個人想據有天下，再做秦皇帝之理？其後漢雖滅楚稱皇帝，然其下仍有諸王，則與秦始皇的盡廢封建，仍異其局。在當時，人人之思想，皆系如此；蒯徹勸韓信中立於楚、漢之間，韓信不聽，《史記》說由韓信自信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韓信再老實些，也不會相信漢高祖是個知恩報恩、不肯背信棄義的人；不過自當時想來，皇帝任意誅滅諸王，實不能有此事耳，此乃自古相傳之國際法也。漢高祖盡滅異姓諸王，乃係半靠陰謀，半靠實力，並非法律上的權利。而滅異姓諸王后，亦不能不改封同姓，仍不能一人據之，恢復秦始皇之舊局面也。漢帝對諸王權力之增大，乃由滅異姓、封同姓，中央與列國間，有宗法上統屬的關係，亦非自古相傳天子之國對諸侯之國的權利。然則，當秦朝甫滅之時，安有一人敢萌據有天下、繼承秦皇帝之地位之想？范增說：與項王爭天下者必沛公，豈是事實？且軍門警衛，何等森嚴，安有樊噲能撞倒衛士，直達筵前，指責項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間誠有離席休息之時，且或歷時頗久，然亦必有一個限度；乃漢高祖可招張良、樊噲等同出，與噲等脫身回向本軍，張良度其已至，然後入謝，筵宴間的特客，離席至於如此之久而無人查問；帶有敵意的賓客，與數人間行出軍，亦無人盤詰，項羽的軍紀，有如此之廢弛者？張良獻玉斗於范增，范增受而碎之，罵項王「豎子不足與謀」，且當場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計，有如此之魯莽者乎？種種事跡，無一在情理之中。然則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傳者，亦一則想像編造的故事也。此等傳說，在秦、漢間實未易枚舉。且如指鹿為馬之說，又豈可以欺孩稚邪？）
（三）為傳說時代。此期的史實，其最初的來源，仍為人口中的傳說，但其所說很接近事實，絕非如傳奇時代的離奇怪誕了；然仔細思之，其中所含的文學成分仍不少。譬如《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詳述魏其的外高亢而內實勢利，喜趨附；武安的器小易盈，驕縱齷齪；以及灌夫的粗魯任氣，以一朝之憤而忘其身，可謂窮形盡相。這斷不能憑空杜撰，自然其中多含史實。然觀其篇末說武安侯死時，竟有冤鬼來索命，即可知篇中所言，亦仍不可盡信了。此類材料，在唐、宋史中，實尚不免，試觀《舊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多載時人評論之辭可知。至《元史》以後，則漸少了。
口傳較之書面，易於變動，所以史事出於傳述的，無意之中，自能將無味的材料刪減，有趣的材料增加。這正如《三國演義》，其原始，實系說書先生的底本，不過抄撮歷史事實，以備參考，其內容，實和正式的史籍，無甚同異；然到後來，逐漸將說時所附會增益的話，亦行寫入，與舊來抄撮的材料，混雜一處，久之遂稍離其真，又久之則面目全非了。試觀其愈說得多的部分，離真愈遠；而說得少或不甚說及的部分，則仍和正式史籍無甚異同可知。史籍來源出於傳說的，其性質實亦如此，不過程度不同罷了。天下有文學好尚的人多，有史學好尚的人少。史學要推求事實的真相；文學則必求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晦暗的事情明朗化。從前軍閥紛爭的時候，彼此之間，日日鉤心鬥角，使政治日益紊亂，社會大受影響，這自然是人民所深切關心的。然而多數人，都喜讀其時所謂小報，其中內幕新聞之類最受歡迎；而於大報，則能認真閱讀者較少。此無他，大報多記事實的外形，其所以然之故，須據事實推求；小報則說得頭頭是道，如指諸掌，不徒使人相說以解，並可作茶餘酒後的談助而已，然其所言乃無一得實。此其故何哉？人之做事，無不受環境的制約。（利用環境，雖可馴服環境，然必能利用，乃能馴服之，即其受環境的制約。）所以對於某一個人的行為，苟能熟知其環境者，自易明了其所以然，正不必從幕後窺測，然要熟悉各方面的情勢甚難。若將某一個人的行為，歸之於其人的性格，或則雲由於某一策士的陰謀，或又雲由於某一事件的挑動，則其說甚易了解。如此，複雜的事情就簡單化，晦暗的事情就明朗化，合乎多數人的脾胃了。這種情況，距今不過數年，總還是我們所親歷，至少是得諸「所聞」的。其來源靠得住麼？然而歷史事實的來源，如此者亦不乏。
任何人都有一種感覺，讀古代的歷史，了解及記憶均較易；時代愈後則愈難，因此薄今而愛古。其實適得其反。這正和人們喜歡讀小報而不喜歡讀大報相同。歷史的材料有兩種：一種自始即為記錄，偏於敘述事情的外形，官文書為最，私家所作碑、銘、傳、狀等次之；一種則原始出於口傳，經過若干歲月，始著竹帛，野史、小說等之來源，大率如此。官文書所說的，固然是官話；碑、銘、傳、狀等，亦多諛辭。然其誇張、掩飾，自有一定的限度，能偽事之內容，不能偽事之外形，（如為貪官污吏作傳者，可雲其未曾貪污，不能雲其未曾作官吏；可諱飾其激成民變之事，不能雲民未曾變也）而且極容易看得出來。將這一部分剝去，所剩下來的，就是事實了。用此等材料所作的歷史，將僅剩一連串事實的外形；於內容則全未涉及，而要由讀者去推測，最使人感覺苦悶。且讀者之推測，乃係後世人的猜想，似不能如並時之人觀察所得者的精確。然其結果多正相反。這實由後人的推測，在其事實完全暴露之後，易於原始要終，加以推論；並時的觀察家，則無此便利（史事有一般情形，有特殊事件。一般情形，後人所知者，總不能如當時人之多且確。如今之北京、上海，是何情形？將來史家雖竭力考索，總不能如今日身居北京、上海之人是也。特殊事件，則正相反。身處其時者，往往於其真相全屬茫然，有所推測，亦多誤謬；而將來之人，則洞若觀火。實因事實的全部，悉行暴露；則其中一枝一節之真相，自然明了，不待推求，且甚確實也），枝節悉行明了，全體亦無遁形矣。而其物亦本系今內幕新聞之流也。非必著述者有意欺人，其所聞者固如是也。讀史者於此義，亦必不可以不知（《嘯亭續錄》「國史館」條云：「國初沿明制，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勳績、履歷、官階。康熙中，仁廟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內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懋著者，仍缺如也。所取皆憑家乘；秉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皆剽竊碑版中語。純廟知其弊，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盡行刪薙，惟遵照實錄、檔冊所載，詳錄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傳》《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案列傳以碑版、家乘為據，舊有是法，初非修吏者敢任其好惡；然清高宗猶以是為未足，而只許依據實錄、檔冊，蓋不許天下之人有是非，而欲其一遵當朝之是非，其無道可謂甚矣。然詳錄其事，案而不斷，以待後人論定，則比次之法，固應如是，不能以其出於清高宗之私意而非之。近代修史、立言務求有據，記事側重外形，固為眾所共趨之鵠，亦非清高宗一人之私意所能為也）。
說到此，則並可略論今後作史的方法。現在史學界所最需要的，實為用一種新眼光所作的史鈔。史鈔之鈔，非今所謂照本抄謄之鈔。今所謂照本抄謄之鈔，昔人稱為寫、錄等，不稱為鈔。昔人所謂鈔，乃撮其精要，而刊落其餘之謂。史鈔之作，晉、南北朝時最多，讀《隋書·經籍志》可見；唐以後就漸少了，這亦可說為史學衰替之一端。史學上的需要，隨時代而不同；而每逢學術上的趨向翻然大變之時，則其變動尤劇。今日讀昔人所作的歷史，總覺得不能滿意者以此。編撰新歷史，以供今人的閱讀，人人能言之。然其所作之書，多偏於議論，並未將事實敘明。此在熟於史事的人，觀其議論則可；若未熟史事的人，欲因此通知史事，則勢有所不能。此實可稱為史論，而不可稱為史抄；而其所發的議論，空洞無實，或於史事全未了解，但將理論硬套者，更無論矣。
史抄合作，必將前人所作的歷史，（一）仍為今人所需要者因仍之；（二）其不需要者略去；（三）為今人所需要，而前人未經注意者，則強調之使其突出，乃足以當之而無愧。至其文字的體裁，則最好能因仍原文，不加點竄；而自己的意見則別著之，使讀者仍能與我們所根據的原材料相接觸。如此，分量易多，怕只宜於專門研究的人，而不適於普通的讀者。供普通讀者閱覽之作，怕不能不入自己的口氣重作。但根據某書某篇，最好一一註明，使人易於查核；而其改易原文，亦最好有一定的體例，使讀者即不查核，亦易分別。此亦為編撰最要之義，不可不注意及之。
至於搜集材料，則目前最緊要之事，實為作史料匯編。除史部固有之書外，更宜將經、子、集三部中有關史事的材料，大舉搜集，分為兩部分：（一）屬於記事的，即前所云足以證明、補充、訂正史事的，與史部的記載，相輔而行；（二）為昔人有關史事的見解，此不必論史之作，凡涉及社會、政治，而其中包蘊史事者，皆當採取。因為此等作品，一方面表現昔人對於社會、政治的見解；一方面亦即表現其對於史學的見解。史學的有用，正在於此。使治史學者能多與此等材料接觸，自然胸次恢廓，眼光遠大，雖性近章句之士，亦不至流於拘泥、瑣碎了。這於史學的進步，實在是大有關係的（更推廣言之，則編纂大類書，實為今後的急務。學術本須分類，況自專門變為通學，一人的著作中，可以無所不有，則每治一門學問者，勢非讀遍天下之書不可，夫豈事所可能？故必合群力，舉一切書籍，按學術分門，編成大類書，以供治學者之取材而後可。此其分門固極難確當；所輯得者，亦僅限於普通人所能見得，非有特別之眼光不能搜得者，所遺必多；然苟能盡普通人之力，忠實為之，已足為治學者省無限精力矣。編輯大類書，需要很大的物力，勢非政府不能為。歷代之政府，亦多行之者。最早者如魏世之《皇覽》；最近者如明代之《永樂大典》、清代之《圖書集威》是也。然政府所辦之事，恆不免官僚主義，故如《大典》《集成》，均不見佳。今日的情勢，已與往時不同，甚望文化高潮來臨之日，政府能以此為當務之急也。史學所涉甚廣，好的史料匯編，有時亦可供治他學者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