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國學經典入門 · 史部大略（上）
中國以史籍之富聞天下，乙部之書亦可謂汗牛充棟矣。抑猶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盡符乎後人：蓋有昔人以為當屬史部，而今則摒諸史部之外；昔人以為無與史部，而今則引諸史部之中者矣。然則居今日而言史學，雖謂一切書籍皆史料可也，史之為業，不亦艱巨矣乎？然合諸書而陶冶之，非旦夕間事也。史部分類，歷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征，但舉清代《四庫書目》史部分類之法如下，取其最後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正史之名，防見《隋志》；宋時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史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舊唐書》《五代史》為二十四；民國又加柯劭之《新元史》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功令所定，必仍原於學者之意；讀《史通》最可見之。《史通》所謂六家，蓋劉氏所認為正史；其二體，則劉氏以為可行之後世者。故今正史篇所舉，以此為限。其雜說所舉十家，則劉氏所謂非正史者也。同一史也，何以有正與非正之分？此則當觀於馬端臨氏之論矣。
馬氏《文獻通考》敘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斯言也，實昔時學者之公言也。夫史事不可勝窮也，人類生而有求是之性，與夫懷舊而不忍忘之情，前既言之。故文化愈高，則思就身所經歷，記識之以遺後人者愈眾，而史部之書遂日繁。書既繁，則不得不分別孰為最要，孰為次要。理亂興衰，典章經制，蓋昔時學者，所共認為最要之事者也。記理亂興衰，而以時為綱，是曰編年；以人為綱，是為紀傳；（表亦有時可用。）以事分類，是曰紀事本末。記典章經制，而限於一代者，為斷代史之表志；通貫歷代者；則為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類之政書。此四者，以昔時學者之見衡之，實皆可謂之正史。特功令所定，不如是之廣耳。功令所以專取一體者，則以學者誦習，為日力所限故也。
今俗所謂正史，專指《史》《漢》一類之書，此特就功令所定立名。若就體裁言之，則當稱為表志紀傳體。（世家，自《漢書》以下不用；《五代史》稱十國為世家，實亦與《史記》之世家不同物也。此體昔人亦但稱為紀傳體，以昔時讀史，知重表志者較少）史公之書，本為通體；《漢書》而下，乃皆變為斷代者。（讀《史通》之《六家篇》，可以見之）蓋自漢以來，每易代必修前代之史，幾若習為故事。而搜集編纂，皆範圍狹則易精。劉知幾時，史籍尚少，故此體之復重、矛盾，皆非所忌。至於清世，則史書益多，而史文煩冗，又非前代之比，故章實齋又力排斷代，而稱通史之便。此自時代為之，彼此不必相非也。（梁武帝敕撰《通史》六百二十二卷，又魏濟陰王暉撰《科錄》二百七十卷，亦通史體，皆見《史通·六家篇》，其書皆不行。鄭樵生千載之後，排班固而祖馬遷，《通志》之主張，實能自圓其說；然《二十略》外，亦無人過問。蓋通史之作，意在除去復重。然同異即在復重之中，考據之家，一字為寶；又欲考史事，宜據原書，新書競陳，勢必舍新而取舊。具茲二義，通史之作，即誠突過前賢，猶或見棄來哲。況乎卷帙過巨，精力雖周，眾纂則取誚荒蕪，獨修則貽譏疏漏。安得不如子玄所云：「今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邪？）此體之長，在於有紀傳以詳理亂興衰，有表志以詳典章經制。昔人所重兩端，蓋惟此體為能該備；若取編年，則於二者有所偏闕矣。故編年、紀傳，自古並稱正史；（觀《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唐時三史，尚以《漢紀》與《史》《漢》並列）而後世修史，卒皆用紀傳體；功令所定正史，亦專取紀傳也。此體之弊，在於以人為綱，使事實寸寸割裂，又不能通貫歷代（此不可以咎史公。史公書本通史體，其紀傳或非一時之人，即為並時人，其材料各有所本，彼此關係，亦覺甚疏，初無復重割裂之弊也。《史通·列傳篇》曰：「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信如所言，《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豈不有綱而無目？凡諸列傳，亦豈不多有目無綱邪？），不便觀覽，故編年、紀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一類之政書，不得不與之並行。
編年體源起最早。孔子所修之《春秋》，固明義之書，其體裁則當沿魯史之舊，觀《公羊》引不修《春秋》（莊七年），《禮記·坊記》引《魯春秋》，其體皆與今《春秋》同，可知也。此種史蓋專記國家大事，其文體極為簡嚴。專記國家大事，則非盡人所能知；文體過於簡嚴，則不免乾燥而無味，故其流行，遠不如記言體之廣（參看《史通·疑古篇》）。然時固史事天然之條理，自《左氏》有作，取記言體之詳盡，而按紀事體之年月編排之，遂使讀者展卷之餘，於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則於一時代之大勢，自易明了，以供研習，實遠較紀傳為優。且依時排比，可使事無復出；而記載之訛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長編者，亦必有取於茲焉。此體又有二：一為溫公之《通鑑》，一為朱子之《綱目》（《通鑑》專法《左氏》；《綱目》則兼法《春秋》與《左氏》者也。論纂輯，自以《通鑑》為精；論體裁，實以《綱目》為便，此亦史體之一進步，不可不知。《通鑑》無綱目之分，檢閱殊為不便，溫公因之乃有《目錄》之作，又有《舉要》之作。然《目錄》與本書分離，檢閱仍苦不便；《舉要》之作，朱子與潘正叔書，議其「論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亦系實情。《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則此弊免矣。《左氏》為《春秋》之傳與否，予實疑之，然無意中卻為史書創一佳體。運會將至，有開必先，即作偽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紀事本末，其出最晚，蓋至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而後此體出焉。所以晚出，蓋亦有由，以史事愈後愈繁猥；愈繁猥，則求其頭緒愈難，故刪繁就簡，分別部居之作，應時而出也。此體之作，最重分別部居，故必合眾事為一書，乃足當之。梁任公論史學，乃立單復之名，以專記一事者為單體，則何書不可稱紀事本末乎？誤矣。袁氏之書，本為羽翼《通鑑》，然於無意中，乃為作史者創一佳體，以其能刪繁就簡，則蕪穢去而精粹存；分別部居，則首尾具而因果顯也。然此體以作觀覽之書則可，以修一代之史則不可，以零星之事，無可隸屬，刊落必多；而史事關係之有無，實為天下之至賾，吾見為無關係而刪之，在後人或將求之而不得也。往者議修《清史》之初，論者乃或主用是體，可謂暗於務矣。
有編年體以通觀一代大勢，有紀事本末體以詳載一事之始末，更有紀傳體之紀傳以總核一人之生平，理亂興衰之事，可以謂之無憾矣；然猶未也。典章經制，最宜通貫歷代，馬端臨氏之說，固當認為不誣（見《通考序》）。此《通典》《通考》，所以相繼而作也。此類書搜采貴博，分類貴詳，故《通考》之體例，實較《通典》為優；章實齋盛稱《通志》而言《通考》為策括之倫（見《文史通義·答客問》），未為知言也。又此等書恆成於正史之後，其所搜采，多出於正史之外，足以補正史之闕而訂其訛；故讀正史者，亦宜資為考證，不僅供貫穿之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