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約瑟夫·魏德邁 (1) ，曾打算從1852年1月1日起在紐約出版一個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這個刊物寫政變的歷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為止每周都在為他撰寫題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論文。這時，魏德邁原來的計劃遭到了失敗。作為變通辦法，他在1852年春季開始出版名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內容就是我的《霧月十八日》。那時這一刊物已有數百份輸送到德國，不過沒有在真正的書籍市場上出售過。當我向一個行為極端激進的德國書商建議銷售這種刊物時，他帶著真正的道義上的恐懼拒絕了這種「不合時宜的要求」。 從上述事實中就可以看出，本書是在形勢的直接壓迫下寫成的，而且其中的歷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現在把它再版發行，一方面是由於書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於我那些在德國的朋友們的催促。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崙》和蒲魯東的《政變》 (2) 。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裡關於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現在如果對本書加以修改，就會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於改正印錯的字，並去掉那些現在已經不再能理解的暗語。 我這部著作的結束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 沙爾臘斯上校在他論述1815年戰役的著作 (3) 中，開始了對崇拜拿破崙的攻擊。從那時起，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法國的出版物藉助歷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等等武器徹底破除了關於拿破崙的奇談。在法國境外，這種與傳統的民眾信仰的斷然決裂，這個非同尋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為人所理解。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點，即在古羅馬，階級鬥爭 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與貧窮的自由民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 (4) 。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怪物之間的共同點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卡爾·馬克思 1869年6月23日於倫敦 載於1869年7月在漢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2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9—581頁 (1) 　魏德邁在美國內戰時期擔任過聖路易斯區的軍事指揮官。 (2) 　即蒲魯東的《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編者注 (3) 　即沙爾臘斯的《1815年滑鐵盧戰役史》。——編者注 (4)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概論》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