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生 · 窺園先生詩傳
華人移居台灣最早的，據日本所傳，有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率童男女移住夷州和亶州的事情。夷州是台灣，亶州是小呂宋。自秦以後，漢的東鯷，隋的琉球、掖玖，唐的流鬼、澎湖，元的琉求、澎湖、波羅公，都是指台灣而言，但歷代移民的有無，則不得而知。唐元和間，施肩吾有詠澎湖的詩，為澎湖見於文藝的第一次。有人說施肩吾率領家人移住澎湖，確與不確，也無從證明。宋元以來，閩粵人渡海移居台灣的漸多。明初因為防禦海盜和倭寇，曾令本島居民悉移漳泉二州，但居留人數並未見得減少。當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追海盜入台灣以前，七鯤身、鹿耳門沿岸的華民已經聚成村落。這些從中國到台灣的移民，大概可以分為五種：一是海盜，二是漁戶，三是賈客，四是規避重斂的平民，五是海盜或倭寇的俘虜。嘉靖中從廣東揭陽移到赤嵌（台南）居住的許超便是窺園先生的入台一世祖。這家的職業，因為舊家譜於清道光年間毀掉，新譜並未載明，故不得而知。從家庭的傳說，知道一世祖是蒙塾的師傅。若依上頭移民的種類看來，他或者是屬於第四或第五種人。
自荷蘭人占據以後，名台灣為麗都島（花摩娑），稱赤嵌為毗舍那（或作毗舍耶），建城築堡，辟港刊林，政治規模略具，人民生活漸饒。許氏一家，自移殖以來到清嘉慶年間，宗族還未分居，並且各有職業。窺園先生的祖父永喜公是個秀才，因為兄弟們都從事生產，自己便教育幾個學生，過他的書生生活。他前後三娶，生子八人。子侄們，除廷樂公業農、特齋公（諱延璋）業儒以外，其餘都是商人。道光中葉，許家兄弟共同經營了四間商店，是金珠、布匹、鞋帽和鴉片煙館。不幸一夜的大火把那幾間店子燒得精光，連家譜地契都毀掉。家產盪盡，兄弟們才鬧分居。特齋公因此分得西定坊武館街火燼餘的鞋店為業。咸豐五年十月初五日，特齋公在那破屋裡得窺園先生。因為那間房子既不宜居住，更不宜做學塾的用處，在先生六歲時候，特齋公便將武館街舊居賣掉，另置南門裡延平郡王祠邊馬公廟住宅，建學舍數楹。舍後空地數畝，任草木自然滋長，名為窺園，取董子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的意思。特齋公自在宅中開館授徒，不久便謝世，遺下窺園給他的四個兒子。
窺園先生諱南英，號蘊白或允白。窺園主人、留髮頭陀、龍馬書生、毗舍耶客、春江冷宦，都是他的自號。自特齋公歿後，家計專仗少數田產，藍太恭人善於調度，十數年來，諸子的學費都由她一人支持。先生排行第三，十九歲時，伯兄梓修公為台灣府吏，仲兄炳耀公在大穆降辦鹽務，以所入助家用。因為兄弟們都已成人，家用日絀，先生也想跟他二兄學賣鹽去。謝憲章先生力勸他勉強繼續求學，於是先生又跟謝先生受業。先生所往來的都是當時教大館的塾師，學問因此大進。吳樵山先生也是在這幾年間認識的。當時在台灣城教學的前輩對於先生的品格學問都很推許。二十四歲，先生被聘去教家塾，不久，自己又在窺園裡設一個學塾，名為聞樨學舍。當時最常往來的親友是吳樵山（子云）、陳卜五、王泳翔、施雲舫（士潔）、丘仙根（逢甲）、汪杏泉（春源）、陳省三（望曾）、陳梧岡（日翔）諸先生。他的詩人生活也是從這個時候起。
自二十四到三十五歲，先生都以教學為業。光緒丙戌初到北京會試，因對策陳述國家危機所在，文章過於傷感，考官不敢錄取。己丑再赴試，又因評論政治得失被放。隔年，中恩科會魁，授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職。先生的志向本不在做官，只望成了名，可以在本鄉服役。他對於台灣的風物知道很多，紳民對他也很有信仰，所以在十二月間他便回籍服役。
先生二十三歲時，遵吳樵山先生的遺囑，聘他的第三女（諱慎），越三年，完婚。夫婦感情，直到命終，極其融洽。在三十三歲左右，偶然認識台南一個歌伎吳湘玉，由憐生愛，屢想為她脫籍。兩年後，經過許多困難，至終商定納她為妾，湘玉喜過度，不久便得病。她的母親要等她痊癒才肯嫁她。在抑鬱著急的心境中，使她病加劇，因而夭折。她死後，先生將遺骸葬在荔支宅。湘玉的母親感激他的情誼，便將死者的婢女吳遜送給他。他並不愛戀那女子，只為湘玉的緣故收留她。本集裡的情詞多半是懷念湘玉的作品。
台灣於光緒十一年改設行省，以原台灣府為台南府，台灣縣為安平縣。自設省後，所有新政漸逐推行。先生對於新設施都潛心研究。每以為機器、礦務或其他實業都應自己學會了自己辦，異族絕靠不住。自庚寅從北京回籍，台南官紳舉他管理聖廟樂局事務。安平陳縣令聘他做蓬壺書院山長，辭未就，因為他願意幫助政府辦理墾土化番的事業。他每深入番社，山裡的番漢人多認識他。甲午年春，唐巡撫聘他當台灣通志局協修，凡台南府屬的沿革風物都由他彙纂。中日開戰，省府改台南採訪局為團練局，以先生充統領領兩營兵。
黃海之敗，中樞當局以為自改設台灣行省以來，五六年間，所有新政都要經費，不但未見利益，甚且要賠墊許多幣金，加以台灣民眾向有反清復明的傾向，不易統治，這或者也是決意割讓的一個原因。那時人心惶惶，希望政府不放棄台灣，而一些土棍便想乘著官吏與地權交代的機會從中取利。有些唱「跟父也是吃飯，跟母也是吃飯」的論調，意思是歸華歸日都可以。因此，民主國的建設雖然醞釀著，而人心並未一致。住近番地的漢人與番人又乘機混合起來擾亂，台南附近有劉烏河的叛變。一重溪、菜寮、拔馬、錫猴、木岡、南莊、半平橋、八張犁，諸社都不安靜。先生領兵把匪徒蕩平以後，分兵屯防諸社。
乙未三月，中日和約簽定。依約第二條，台灣及澎湖群島都割歸日本，台灣紳民反對無效，因是積極籌建民主國，舉唐巡撫為大伯理璽天德（註：當時對「大總統」的譯法），以元武旗（藍地黃虎）為國旗。軍民諸政先由劉永福、丘逢甲諸人擔任，等議院開後再定國策。那時，先生任籌防局統領，仍然屯兵番社附近諸隘。日本既與我國交換約書於芝罘，遂任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會見我全權李經方於基隆港外，接收全島及澎湖群島。七月，基隆失守，唐大伯理璽天德乘德輪船逃廈門，日人遂入台北。當基隆告急時，先生率台南防兵北行，到阿里關，聽見台北已失，乃趕回台南。劉永福自己到安平港去布防，令先生守城。
先生所領的兵本來不多，攻守都難操勝算，當時人心張皇，意見不一，故城終未關，任人逃避。先生也有意等城內人民避到鄉間以後，再請兵固守。八月，嘉義失守，劉永福不願死戰，致書日軍求和，且令台南解嚴，先生只得聽命。和議未成，打狗、鳳山相繼陷，劉永福遂挾兵餉官帑數十萬乘德船逃回大陸。舊曆九月初二日，安平炮台被占，大局已去，丘逢甲也棄職，民主國在實際上已經消滅，城中紳商都不以死守為然，力勸先生解甲。因為兵餉被劉提走，先生便將私蓄現金盡數散給部下。幾個弁目把他送出城外。九月初三日，日人入台南。本集裡，辛丑所作《無題》便是記當日劉帥逃走和他不能守城的憤恨。又，乙未《寄台南諸友》也是表明他的心跡的作品。
民主國最後根據地台南被占領後，日人懸像編索先生。鄉人不得已，乃於九月初五日送先生到安平港，漁人用竹筏載他上輪船。窺園詞中《憶舊》是敘這次的事。日人登船搜索了一遍，也沒把他認出來。先生到廈門少住，便轉向汕頭，投宗人子榮子明二位先生的鄉里，距浦不遠的桃都。子榮先生勸先生歸宗，可惜舊家譜不存，入台一世祖與揭陽宗祠的關係都不得而知，這事只得罷論。子榮昆季又勸先生到南洋去換換生活。先生的旅費都是他們贈與。他們又把先生全家從台灣接到桃都，安置在宗祠邊的別莊裡。從此以後，先生的子孫便住在大陸，其餘都留在台灣。
先生在新加坡、曼谷諸地漫遊，足夠兩年。囊金盪盡，迫著他上了宦途。但回到兵部當差既不可能，於是「自貶南交為末史」去了。先生到北京投供吏部，自請開去兵部職務，降換廣東即用知縣，加同知銜。他願意到廣東，一因是祖籍，二因朋友多。又因漳州與潮州比鄰，語言風俗多半相同，於是寄籍為龍溪縣人。從北京南下，到桃都把家眷帶到廣州，住藥王廟興隆坊。丁酉戊戌兩年中幫廣州周知府與番禺裴縣令評閱府縣試卷。己亥，委隨潮州鎮總兵黃金福行營到惠潮嘉一帶辦理清鄉事務。庚子，廣州陳知府委總校廣州府試卷。不久，又委充佛山汾水稅關總辦。辛丑，由稅關調省，充鄉試閱卷官。試畢，委署徐聞縣知縣。這是他當地方官的第一遭。
徐聞在雷州半島南端，民風淳樸。先生到任後，全縣政事，只用一位刑名師爺助理，其餘會計錢糧諸事都是自己經理。每旬放告，輕的是偷雞剪鈕，重的也不過是爭田賴債。殺人越貨，罕有所聞。「訟庭春草蔭層層，官長真如退院僧」，實在是當時光景。貴生書院山長楊先生退任，先生改書院為徐聞小學堂，選縣中生員入學。邑紳見先生熱心辦學，乃公聘先生為掌教，每旬三六九日到堂講經史二時。有清以來，縣官兼書院掌教實是罕見。先生時到小學堂，與學生多有接觸，因此對於縣中人情風俗很能了解。先生每以「生於憂患，死於晏安」警策學生。
又說：「人當奮勉，寸晷不懈，如耽逸樂，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到那時候，身心不但沒用，並且遺害後世。」他又以為人生無論做大小事，當要有些建樹，才對得起社會，「生無建樹死嫌遲」也是他常說的話。案頭除案卷外，時常放一冊白紙本子，如於書中見有可以警發深思德行的文句便抄錄在上頭，名為補過錄，每年完二三百頁。可惜三十年來浮家處處，此錄喪失幾盡，我身邊只存一冊而已。縣衙早已破毀，前任縣官假借考棚為公館，先生又租東鄰三官祠為兒輩書房。公餘有暇，常到書房和徐展雲先生談話，有時也為兒輩講國史。先生在徐聞約一年，全縣紳民都愛戴他。
光緒二十九年，廣東鄉試，先生被調入內簾。試畢，復委赴欽州查辦重案。回省銷差後，大吏以先生善治盜，因陽春陽江連年鬧匪，乃命他緩赴三水縣本任，調署陽春縣知縣。到陽春視事，僅六個月，對於匪盜，剿撫兼施，功績甚著，乃調任陽江軍民同知兼辦清鄉事務。在陽江三年，與陽江游擊柯壬貴會剿土匪，屢破賊巢，柯公以功授副將，加提督銜；先生受花翎四品頂戴的賞。陽江新政自光緒三十年由先生漸逐施行，最重要的是遣派東洋留學生造專門人才，改濂溪書院為陽江師範傳習所，以養成各鄉小學教員，創辦地方巡警及習藝所。
光緒三十二年秋，改陽江為直隸州，領恩平、陽春二縣。七月初五日，習藝所罪犯越獄，劫監倉羈所犯人同逃。那時，先生正下鄉公幹，何游擊於初五早晨也離城往別處去。所長莫君人雖慈祥，卻乏幹才，平時對於所中犯人不但未加管束，並且任外人隨時到所探望。所中犯人多半是礅犯，徒刑重者不過十五年，因此所長並沒想到他們會反監。初五日下午，所中犯人突破獄門，登監視樓，奪守崗獄卒槍械，擁所長出門。游擊衙門正在習藝所旁邊，逃犯們便擁進去，奪取大堂的槍支和子彈。過監倉和羈所，復破獄門，迫守卒解放群囚。一時城中秩序大亂，經巡警和同知衙門親兵力擊，匪犯乃由東門逃去，棄置莫君于田間。這事情本應所長及游擊負責，因為先生身兼清鄉總辦，不能常駐城中，照例同知離城，游擊便當留守。
而何游擊竟於初五早離城，致亂事起時，沒人負責援救。初六日，先生自鄉間趕回，計逃去重犯數十名，輕罪徒犯一百多名，乃將詳情申報上司，對於游擊及所長瀆職事並未聲明。部議開去三水本任，撤職留緝。那時所中還有幾十名不願逃走的囚徒，先生由他們知道逃犯的計劃和行徑，不出三個月，捕回過半。於是捐復翎頂，回省候委。十二月，委辦順德縣清鄉事務，隨即委解京餉。丙午丁未兩年間可以說是先生在宦途上最不得意的時候。他因此自號春江冷宦。從北京回廣州，過香港，有人告訴他陽江越獄主犯利亞摩與同伴都在本島當勞工，勸他請省府移文逮捕歸案。先生說：「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所以追捕逃犯，是怕他們出去仍為盜賊害民。現在他們既然有了職業，當要給他們自新的機會，何必再去捕殺他們呢？況且我已為他們擔了處分，不忍再借他們的脂血來堅固自己的職位。任他們自由罷。」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赴三水縣任。三年之中，力除秕政。向例各房吏目都在各房辦公，時間無定，甚至一件小案，也得遷延時日。先生乃於二堂旁邊設縣政辦公室，每日集諸房吏在室內辦公，自己也到室籤押。舞弊的事頓減，人民都很愉快。縣中巨紳，多有豢養世奴的陋習，先生嚴禁販賣人口，且促他們解放群奴，因此與多數紳士不協，辦事甚形棘手。縣屬巨姓械鬥，鬧出人命，先生秉公辦理，兩造爭獻賄賂，皆被嚴辭謝絕。他一生引為不負國家的兩件事，一是除民害，一是不愛錢。《和耐公六十初度》便是他的自白之一。當時左右勸他受兩造賂金，既可以求好巨紳，又可以用那筆款去買好缺或過班。
賄賂公行是三十年來公開的事情，拜門、鑽營、饋贈是官僚升職的唯一途徑。先生卻恨這些事情，不但不受賄，並且嚴辦說項的人。他做了十幾年官，未嘗拜過誰的門，也未曾為求差求缺甩過一文錢。對於出仕的看法，他並不從富貴著想。他嘗說：「一個人出仕，不做廊廟宰，當做州縣宰。因為廊廟宰親近朝廷，一國人政容我籌措；州縣宰親近人民，群眾利害容我乘除。這兩種才是真能為國效勞的宰官。」他既為公事得罪幾個巨紳，便想辭職，會授電白縣，乃卸事回省。將就新任，而武昌革命軍起，一月之間，閩粵響應。先生得漳州友人電召回漳，被舉為革命政府民事局長。不久，南北共和，民事局撤銷，先生乃退居海澄縣屬海滄墟，號所居為借滄海居。
住在海滄並非長策，因為先生全家所存現款只剩那用東西向汕頭交通銀行總辦押借的五百元。從前在廣州，凡有需要都到子榮先生令嗣梅坡先生行里去通融。在海滄卻是舉目無親，他的困難實在難以言喻。陳梧岡先生自授秘魯使臣後，未赴任，蟄居廈門，因清鼎革，想邀先生落髮為僧，或於虎溪岸邊築室隱居。這兩事都未成功。梧岡先生不久也謝世了。台灣親友請先生且回故鄉，先生遂帶著叔午叔未同行。台南南莊山林尚有一部分是先生的產業，親友們勸他遣一兩個兒子回台入日籍，領回那一大片土地。叔未本有日籍，因為他是庶出，先生不願將這產業全交在他的手裡，但在華諸子又沒有一個願回鄉入籍。先生於是放棄南莊山林，將所余分給留台族人，自己仍然回到廈門。在故鄉時，日與詩社諸友聯吟，住在親戚吳筱霞先生園中。馬公廟窺園前曾賃給日本某會社為宿舍，家人仍住前院，這時因為修築大道定須拆讓。先生還鄉，眼見他愛的梅花被移，舊居被夷為平地，窺園一部分讓與他人，那又何等傷心呢！
借滄海居地近市集，不宜居住，家人仍移居龍溪縣屬石美黃氏別莊。先生自台南回國後，境遇越苦，恰巧同年舊友張元奇先生為福建民政長，招先生到福州。張先生意思要任他為西路觀察使，他辭不勝任，請任為龍溪縣知事。這仍是他「不做廊廟宰當做州縣宰」的本旨。他對民國前途很有希望，但不以武力革命為然。這次正式為民國官吏，本想長做下去，無奈官范民風越來越壞，豪紳劣民動借共和名義，牽制地方行政。就任不久，因為禁止私鬥和勒拔煙苗事情為當地豪劣所忌，捏詞上控先生侵吞公款。先生因請卸職查辦。省府查不確，諸豪劣畏罪，來求先生免予追究。先生於談笑中表示他的大度。從此以後，先生便決計不再從政了。
卸任後，兩袖清風，退居漳州東門外管厝巷。諸子中，有些學業還未完成，有些雖能自給，但也不很豐裕。民國四年，林叔臧先生組織詩社，聘先生為社友，月給津貼若干，以此，先生個人生活稍裕，但家境困難仍未減少。故友中有勸他入京投故舊謀差遣的，有勸他回廣東去的。當時廣東省長某為先生任陽春知縣時所招撫的一人。柯參將幕客彭華絢先生在省公署已得要職，函召先生到廣州，說省長必能以高位報他。先生對家人說：「我最恨食人之報，何況他從前曾在我部屬，今日反去向他討啖飯地，豈不更可恥嗎？」至終不去。
民國五年移居大岸頂。四月，因廈門日本領事的邀請，回台參與台灣勸業共進會。復與舊友周旋數月。因游關嶺，輕便車出軌，先生受微傷，在台南休養。那時，蘇門答拉棉蘭城華僑市長張鴻南先生要聘人給他編輯服官三十五年事略，林叔臧先生薦先生到那裡去，先生遂於重陽日南航。這樣工作預定兩年，而報酬若干並未說明。先生每月應支若干，既不便動問，又因隻身遠行，時念鄉里，以此居恆鬱郁，每以詩酒自遣。加以三兒學費、次女嫁資都要籌措，一年之間，精神大為沮喪，扶病急將張君事略編就，希望能夠帶些酬金回國。不料歐戰正酣，南海航信無定，間或兩月一期。先生候船久，且無所事，越縱飲，因啖水果過多，得痢疾。民國六年，舊曆十一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寓所，壽六十三歲。林健人先生及棉蘭友人於市外買地數弓把先生的遺骸安葬在那裡。
先生生平以梅自況，酷愛梅花，且能為它寫照。在他的題畫詩中，題自畫梅花的詩占五分之三。對人對己並不裝道學模樣。在台灣時發起崇正社，以崇尚正義為主旨，時時會集於竹溪寺，現在還有許多社友。他的情感真摯，從無虛飾。在本集裡，到處可以看出他的深情。生平景仰蘇、黃，且用「山谷」二字字他的諸子。他對於新學追求甚力，凡當時報章雜誌，都用心去讀。凡關於政治和世界大勢的論文，先生尤有體會的能力。他不怕請教別人，對於外國文字有時問到兒輩。他的詩中用了很多當時的新名詞，並且時時流露他對於國家前途的憂慮，足以知道他是個富於時代意識的詩人。
這《留草》是從先生的未定本中編錄出來。割台以前的詩詞多半散失，現存的都是由先生的記憶重寫出來，因而寫詩的時間不能斷定。本書的次序是比較詩的內容和原稿的先後編成的。還有原稿刪掉而編者以為可以存的也重行抄入。原稿殘缺，或文句不完的，便不錄入。原稿更改或擬改的字句便選用其中編者以為最好的。但刪補總計不出十首，仍不失原稿的真面目。在這《留草》里，先生歷年所作以壬子年為最多，其次為丙辰年。所作最多為七律，計四百七十五首；其次，七絕三百三十五首、五律一百三十二首、五絕三十八首、五古三十五首、七古二十三首，其他二首，總計一千零三十九首。在《留草》後面附上《窺園詞》一卷，計五十九闋。詞道，先生自以為非所長，所以存的少。現在所存的詞都是先生在民國元年以後從舊日記或草稿中選錄的，所以也沒有次序。次序也是編者定的。
自先生歿後，親友們便敦促刊行他的詩草。民國九年我回漳州省母，將原稿帶上北京來。因為當時所入不豐，不能付印，只抄了一份，將原稿存在三兄敦谷處。民國十五秋，革命軍北伐武昌，飛機彈毀敦谷住所，家中一切皆被破壞。事後於瓦礫場中搜出原稿完整如故，我們都非常喜歡。敦谷於十五年冬到上海，在那裡將這全份稿本交給我。這幾年來每想精刊全書，可惜限於財力，未能如願。近因北京瀕陷於危，怕原稿化成劫灰，不得已，草率印了五百部。出版的時候，距先生歿已十六年，想起來，真對不起他。這部《留草》的刊行，承柯政和先生許多方面的幫助，應當在這裡道謝。
作傳，在原則上為編者所不主張。但上頭的傳只為使讀者了解詩中的本事與作者的心境而作，並非褒揚先人的行述或哀啟，所以前頭沒有很恭敬的稱呼，也沒請人「頓首填諱」，後頭也不加「泣血稽顙謹述」。至於傳中所未舉出的，即與詩草內容沒有什麼關係或詩注中已經詳說的事情。讀者可以參看先生的《自定年譜》。年譜中的《台灣大事》與《記事》中的存詩統計也是編者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