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 第十四章 美國人是怎樣把對物質生活享樂的愛好與對自由的熱愛和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結合起來的

當一個民主國家變成專制君主國時，人們以前在公私兩方面表現的積極性將立即集中於私的方面。這樣，在最初的一段時期，將會出現巨大的物質繁榮，但不久以後，速度即將放慢，生產的發展也會停滯。 我不知道能否從都靈人到佛羅倫薩人和英國人那裡找到一個例子證明凡是經營工商業的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因此，在自由和實業這兩個事物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和必然的關係。 對於所有的國家來說，一般均是如此，而對於民主國家來說，尤譬如此。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生活在平等時代的人永遠要通過結社才能獲得他們所希望的幾乎一切福利。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廣大的政治自由可以完善和普及結社的技術。因此，在平等的時代，自由對於財富的生產特別有利。反之，你會看到專制對於財富的生產特別有害。 在民主時代，專制權力的特點並不是暴虐和兇狠，而是煩瑣和干擾。這類專制雖不踐踏人性，但卻直接壓制經商的天才和開辦工廠的能力。 因此，民主時代的人必須自由，才能獲得他們長期以來不斷企求的物質生活享樂。 但是，他們對於這種享樂的過分愛好，有時會使他們一遇到強權就表示屈服。於是，追求福利的激情便會消失，被一種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們忘卻原來企求的目標。 實際上，民主國家的生活中有一個極為危險的轉變過程。 當這樣的國家的物質生活享樂愛好發展得快於其文化和自由習慣的發展時，就會出現一個人心激動而且似乎不能自制的時期，人們一看到新的物質生活享樂，就想把它弄到手。 由於他們一心一意要發財，所以再也不去理會把他們的個人幸福與全體繁榮聯繫起來的緊密紐帶。你用不著去剝奪他們已經享有的權利，他們會自動地交出來。在他們看來，盡公民的政治義務是一種討厭的障礙，使他們無法專心於自己的實業活動。如果叫他們去選舉代表，或請他們親自幫助當局做些工作，或共同擔負一些公共工作，則他們會說沒有時間，不肯將他們的寶貴時間用去做沒有收益的工作。在他們看來，這是認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不宜做的無聊勾當。這些人相信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原則，但他們對於這個原則的認識還比較粗淺；而且由於他們過分注意自己所指的個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應當繼續做自己的主人。 由於人們只顧自己工作，不願意操心公共事務，而過去把自己的時間完全用去操勞公共事務的階級又不復存在，所以政府好象出現了空缺，無人管理。 如果在這個危機時期有一個精明強幹的野心家想要執政，那末，他會發現，篡奪各項大權的道路是向他敞著的。 只要他在一段時間內專注於搞好各項物質利益，人們就容易聽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壞。他的最主要事情，是確保良好的秩序。熱心追求物質生活享樂的人，通常在沒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於他們獲得物質福利以前，往往是先發現自由的濫用如何破壞物質福利。當公眾的激情稍微影響他們私人生活的小小安樂時，他們立刻會警惕起來，坐臥不安。而長期害怕無政府狀態的心理，又使他們經常提心弔膽，一看到出現騷亂就準備放棄自由。 我完全同意，社會的安寧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也不願意忘記，所有的國家在出現暴政之前，也經過一段秩序良好的時期。當然，這不是說任何國家都應當輕視社會安寧；但也不應說，一個國家只有社會安寧就足夠了。如果一個民族只要求他們的政府維持秩序，則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是奴隸，即已成為自己財富的奴隸，而將要統治他們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現了。 這樣的民族不但要提防個人的專制，而且要提防黨派的專制。 當全體公民都只顧自己的私事時，一些小黨也不會放棄其主宰公務的希望。 因此，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以及在我們國家的政治舞台上，由少數幾個人代表大多數人演出的情況並不罕見。他們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關心政治的群眾的名義發言；在舞台上活動的只有他們幾個人，其餘的人都沒有參加演出。他們任意規定一切事物，任意改變法律，恣意踐踏民情。當你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竟會被一小撮無能卑鄙之徒所操縱，不能不為之震驚。 從古至今，只有美國人幸運，他們避開了我在上面指出的一切暗礁。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是值得人們羨慕的。 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能象美國那樣很少有遊手好閒的人。在美國，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都熱火朝天般地去追求財富。美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熱情雖然非常強烈，但他們卻很少亂來。他們的理性雖然不能抑制他們的熱情，但卻能指導他們的熱情。 一個美國人在專顧私人利益的時候，就好象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在他熱心為公務而活動的時候，又好象把私人利益全都忘了。他有時好象是在受強烈的利己主義私慾的驅使，有時又好象是在受崇高的愛國主義的推動。照理說，人的心是不可能這樣一分為二的。但是，美國人卻能交替地將同樣強烈的熱情時而用去追求財富，時而用去追求自由，以致使人認為他們把用於兩方面的熱情合二為一了，使兩方面的熱情統一在心靈的某個地方了。實際上，美國人既把自由視為獲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視為獲得幸福的最大保障。 他們既愛自由，又愛幸福。因此，他們從來不認為參加公務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們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動要有一個政府來保護：這個政府既能使他們得到所希望的財富，又不妨礙他們平平安安地享用得到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