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 程材篇

譯文

評論的人很多都認為儒生趕不上文吏，因為看見文吏處境順利而儒生不得志，就詆毀儒生認為他們才智低下，稱讚文吏認為他們才智高超。這是不了解儒生，也不了解文吏。其實，儒生和文吏都有才智，並不是文吏才智高超而儒生才智低下，只是文吏經歷的事情多，而儒生沒有做過罷了。認為文吏經歷的事情多，儒生沒有做過，是可以的；認為文吏才智高超，儒生才智低下，就荒謬了。 社會上一般人都詆毀儒生，儒生們也自己互相瞧不起。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想做官並學習當官的本領，而且以文吏作為標準。儒生一有缺點，一般人就一起詆毀他們；文吏有過錯，一般人都不敢去詆毀。把錯的東西歸罪給儒生，把對的東西歸給文吏。其實，儒生的才能不比文吏低下，也不是他們學習的本事沒有用處，而社會上一般人都詆毀他們，是因為看見地方長官不喜歡任用他們的緣故。地方長官不喜歡任用他們，是因為很多事情自己不能親自處理，需要文吏來主持辦理。於是衡量和選擇人材，區別他們能力大小，希望對辦事有好處。文吏善於處理煩雜事務盡力於自己職務，做好本職工作建立功績，所以地方長官愛重他們的能力。儒生事事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不能擔當繁雜的工作，地方長官有煩難疑問，不能效力。他們的能力對於處理時事沒有用處，那麼當官就輪不到他們身上。地方長官用做官的標準來考核人的才能，人的才能大小又以當官作證明，所以社會上一般人常常看重文吏，看不起儒生。儒生被輕視，文吏被重視，根源在於無能的地方長官。可見社會上一般人的評論，都順著地方長官的喜歡與厭惡。 像當今的地方長官，才智高深，地位顯貴，起著綱領作用，事情沒有不由他們作決定的，他們設置文吏，是為了填滿名額，足以輔助自己實現志向。如果他們的志向在於修養道德，致力於提倡教化，那麼文吏就會被看成瓦石，儒生就會被看成珠玉。文吏能解決困難問題，處理煩雜事務，卻不能保持住自身的節操，那麼也就不能輔助地方長官。儒生沒有學習過文職工作，卻善長於糾正過失，地方長官為非作歹，冒危險規勸也不懼怕。考察社會上能樹立忠心耿耿節操的，實現三諫之義的，使地方長官檢點自身，約束自己，不敢不正直的，大多是儒生。而迎合地方長官意志，不擇手段討喜歡和爭寵幸的，地方長官想放縱，低頭沉默不說話的，大多是文吏。文吏以處理事務占優勢，在忠誠正直方面欠缺；儒生以保持節操占優勢，在處理文職事務方面欠缺。二者都有長處與短處，各有合適的工作，當今的地方官吏，對二者都各有所取的。選取儒生的人，一定是講究道德和提倡教化者；選取文吏的人，一定是注重事務和重視處理煩雜工作者。 自己才能不夠則需要幫助，需要幫助就要依靠有能力的人。官吏設置輔佐，是因為能力不足；選取有能力的屬吏，是因為自己才能不夠。太陽照耀黑暗，不需要燈燭；孟賁、夏育禦敵，不靠輔佐。假使地方長官的能力，都像太陽照耀黑暗，孟賁和夏育那樣難於抵擋，那麼文吏的才能就沒有用處了。病發作而醫生就有人請，災禍來了巫就人有用。如果自己能開方配藥，會入室捉神弄鬼，那麼醫生就沒有人請，巫沒有人用。橋樑的架設，是因為人的腳不能跨越河溝；車馬的使用，是因為人跑不能跑得很遠。要是人的腳能跨越河溝，人跑能跑得很遠，那麼橋樑就不用架設，車馬也不要使用。天地間的事物，人尊重崇敬的原因，都是因為能力低下智慧不夠，需要依仰它來充足。像當今的地方長官，不責備自己沒有才能，卻輕視儒生不學習文職；不追究文吏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尊重他們的才能，認為他們是好官吏。於是就認為，不是文吏，憂慮不能排除；不是文吏，憂患不能解救。所以選舉時常要老辦事的人，考核官吏常取按章辦事沒有差錯的人。儒生沒有處理時事的功績和經歷，所具備的能力不能勝任繁雜的事務，所以在選舉時處於下等，在朝廷上失去地位。 儒生中腦子聰明行動敏捷的人，隨著當時情況變化，學會作官的一套，就追隨文吏的後面，從未得過好名聲。而遵守先王之道，堅持自己志向，遵守講求禮義的，往往地方長官不信任，被文吏鄙視、戲弄。由於不被重用就執意要退職，被鄙視、戲弄就感到不得意，因而辦事不勤勉，觀察事情不精細，從而被認為沒有能力，被數落不會辦事。儒生中只有一般才能沒有高尚抱負的，學會了作官的一套，與文吏混在一起，窺測地方長官的喜好，迎合當時的急需，轉變志向改變作為，日夜兼程又學又問，不感到羞恥，只是希望成為一個擅長文書出名的人罷了。而那些有高尚志向美好節操的人，恥於降低自己高尚志向，損害自己崇高品德，去獻媚求官，因而深恨那些「有俗材而無雅度」的儒生。等到他們進入文吏行列，仍然堅持自己高尚的志向，不肯就學文吏一套。也許因為在處理問題上，熟練程度不夠，考慮粗疏不周密，遇事不知道怎麼辦；在官場上對答有錯誤，跪拜不熟練，進退違背禮節；在朝廷上，上本陳述己見議論大事，像迂腐的讀書人辯解過失，引證典故；在地方上，切斷了長官的欲望，直言一針見血，觸犯了諱忌；在辦事上，封固和綑紮公文，給簡牘系帶帖簽落名，或封泥用印，這些事上沒有按照規章制度；在言談上，說話高談闊論，乖僻脫離實際，迂腐不符合道理。所以社會上一般人輕視他們，文吏鄙薄他們，地方長官看不起他們。 所以社會上一般做學問的人，不肯完全弄通經學，在深刻了解古今上下功夫，都急於想成為一家章句學派。只要初懂文義道理，同時就講究學習令史的必讀書籍，熟讀背誦法令，習作公文，學習答對，熟習跪拜禮節，在家練習好，以備一旦召去供職就能勝任。為了順應當今風氣不顧先王之道，急於成交就放棄高尚志向，搶著上爬不顧禮義，廢棄經書不想學習。因此古經被廢棄沒人學習，經學暗淡無光，儒生冷冷清清地呆在家裡，文吏則在朝堂上高聲喧譁得意洋洋。「有俗材而無雅度」的讀書人，就跟隨世俗奔走效勞；而有高尚節操的儒生，就處於偏僻狹小的地方，被排斥與疏遠。奔走效勞的人一天比一天顯得靈巧，被排斥疏遠的人則一天比一天顯得笨拙。不是他們能力差，智慧不夠，而是見得少，幹得少，不熟習的緣故。要是自己的腳未曾走過的地方，即使是堯和禹也要問問道路的情況；要是自己眼睛未曾見過的東西，即使是孔子和墨子也要問問它們的形狀。 齊郡的人世世代代刺繡，普通婦女沒有不會的；襄邑一般人都會織錦，就是遲鈍的婦女也沒有不手巧的。天天看，天天做，手就熟練了。假使「有俗材而無雅度」的讀書人未曾見過，手巧的婦女未曾做過，生事生手，就是偶爾干一下，匆忙瞟一眼，即使是明擺著的問題，很容易幹的事，也會糊裡糊塗看不清，幹不了。當今評論事情，不說經歷少，而說才幹不敏捷；不說未曾做過，而說智慧不夠，這不符合實際情況。儒生的才幹沒有不敏捷的，職業沒有幹不了的，只是他們有高尚的志向不肯去做。現在社會上一般人看見不願習文書，就說他們不會；看見他們不肯去做吏事，就說他們幹不了。 是因為要分別和比較能力的大小，所以文吏排在前，儒生排在後，這是從朝廷的角度說的。如果從通曉儒家經書的角度來評定儒生與文吏，那麼儒生在上，文吏在下。從務農的角度來評論種田，農夫最高明；從經商的角度來講做買賣，坐商最能幹；如今從朝廷的角度來論人才，所以說文吏最高明。朝廷里的人，年紀小的時候做幹吏，以朝廷為田地，用刀筆作耒耜，把公文當農桑，就像人家的子弟，生長在宅院中，他們知道宅院內房屋，通道的情況，勝過賓客。賓客剛來，即使是孔子和墨子的才智，也不能辨別。儒生像賓客，文吏像子弟。用子弟熟悉宅院作比喻來評論文吏和儒生，那麼文吏在掌握文書上比儒生熟悉，而儒生比文吏生疏。像當今的地方長官，知道子弟因為在宅院裡時間長熟悉情況才聰明起來，卻不知道文吏是因為文書熟練才能幹的；知道賓客因為剛來不了解情況，卻不知道儒生是因為接觸文書和法令少才拙笨的。這裡糊塗不明，不會類推的緣故。 縣裡一個佐史的才能，能勝任郡里的掾史；郡里一個循行的才能，能勝任州里的從事。然而郡里不招用佐史，州里不起用循行，這是因為處理文書非常熟練就會按法令辦事沒有差錯，而他們雖然道德高尚，但很少處理公文的緣故。五曹辦事自有章程，公文書寫自有舊例，只要勤勉練習，就能成為高明的文吏，這怎麼能受到稱讚呢？賢能高明的地方長官，衡量官吏是選擇才智，不尋求是否熟習文書來評論其高低，因為他們看重志向，輕視文才。稱讚好的官吏就說他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不是在處理公文上。事情可以通過學習達到了解，禮節可以經過練習做到完善，忠貞的節操和公正的操行不是容易樹立的。文吏和儒生都有志向，然而儒生追求忠貞善良，而文吏追求能辦好事情。如果有忠良的表現，即使辦事生疏、笨拙，對他們高尚的志向沒有什麼損害。 評論的人認為儒生不會公文，把他們排在一下等。由於法令和比例是文吏斷案的依據。文吏處理事情，一定要請教精通法令的人。天子的事務，沒有比法令更重要的。因此肯定要以能否精通法令，善於按法令辦事來衡量人的才能的高低，這樣精通法令的人應該最受重視。有人說：「確實是這樣。法令是漢朝的經典，文吏的議論取決於它。事情以法令來判定，確實是很明白的。」我說：五經是漢朝所立，儒生完美的政治主張和大道理，都出自五經當中。董仲舒闡術《春秋》的道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沒有什麼違反和不同。然而《春秋》，漢朝的經典之一，是孔子寫的，留傳到漢代。評論的人只尊重精通法令的人，不抬高《春秋》，這是愚昧不明的表現。《春秋》和五經，道理是互相貫穿的，既然讚賞《春秋》，又不推崇五經，這是不懂類推的道理。五經就是闡述原則的。具體事情不如原則重要，原則被執行了，事情就辦成了，沒有原則，事情就辦不成。然而儒生學的東西，正是原則；文吏學的東西，是處理具體事情。假使才能相同，應當以學習原則的儒生為高，如比對於文吏，就像用水洗污泥，用火燒去腥味一樣，水與火，是原則，運用它的人，是處理具體事情的，處理具體事情對於原則只是細枝末節。儒生能治理根本，文吏只是處理細枝末節，屬根本的原則與屬細枝末節的具體事情相比，要判定其尊卑高下，就可以衡量出來了。 堯以美德使百姓和睦。孔子說：「孝順父母，尊重兄長到極點，就能與上天相通。」張釋之說：「秦朝那些做『刀筆小吏』的，使秦每況愈下直到二世，秦朝滅亡。」張湯和趙禹是漢朝精明強幹的官吏，司馬遷作《史記》，把他們列在《史記·酷吏列傳》中，認為他們導致了西漢的滅亡。他們與「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的人相比，誰令人義憤填膺呢？地方長官雖懂得經學是最高的道理，但不尊重學習經學的儒生，因為他們看見讀經書的儒生的能力趕不上能處理具體事務的文吏。 宰牛的刀可以殺雞，殺雞的刀難以宰牛。刺繡的師父能縫帳幕和衣裳，縫補破衣服的工匠不能紡織錦緞。儒生能做文吏的職事，文吏不能樹立儒生的學問，文吏的才能，確實低劣不及儒生，而儒生不學習文書，確實是高尚不肯去做。禹疏通江河，不拿鍤，周公旦築雒邑，不握築杖。其實，筆墨公文是鍤築杖之類工具，而想要使有志於大道的人親自去作文吏的具體事務，這是叫大將軍親自去衝鋒陷陣，要高級工匠親自去砍木頭啊。 能夠解釋一種經書的儒生，去處理一曹的事務，十來天個把月就會了；掌管一曹事務的文吏，去學一種經書，一年也不能學成。為什麼呢？因為文吏的事情容易懂得，而經學卻難得弄懂。儒生不但要弄懂經書，而且要弄通聖人的意思，文吏只需動筆，考察下老百姓的事。能夠懂得大聖人的意思。跟只懂得百姓的事情，哪個困難呢？能夠弄通艱難經學的人才，掌握了經書章節字句的解釋十萬字以上，還有餘力做其他事情。至於學識淵博，通覽古今的人，衡量他們心中的智慧，遠遠超出能解說十萬章句的人。文吏懂得的，不過是辨解公文。具有千金的人比起只有價值百十個錢的人，哪個富呢？糧食堆得像小山，與糧食積聚像小坻，哪個高呢？世上把有名聲的人才當作名貴的寶器，寶器大裝的東西就多。然而儒生所裝的東西，可以說是多得很。 飛蓬長在麻中間，不扶自然會直；白紗放進黑染缸，不染自然會黑。這話是說學習的好壞，會改變人的本性，儒生的本性，不是就都好的，受聖人孔孟之道的深刻影響，白天晚上地誦讀，才得到了聖人的操行。文吏從小就練習寫字，只要手練習並且成行，沒有文章誦讀，也聽不到仁義的話。長大做了文吏，舞文弄法，順著私心為自己，使勁追求個人的權力和利益，審理案件就接受賄賂，治理百姓就搜刮掠奪，處在重要職位時就濫用權柄，得皇上寵幸就出賣地方長官。一旦做官，頭戴華麗帽子，身佩鋒利寶劍；掌權一年，老百姓的田地房屋一齊兼併。他們本性並非都壞，是所學所作違背了孔孟之道。所以在儒門學習好的東西，趨於接受仰慕正義，其志向和節操就會由於自己努力變得很高尚，高明的地方長官看到這一點，就會重用儒生。東海國的相宗叔庠，廣泛招致隱士，春秋會饗，設置三等，按名次先後授官，全府的官吏，儒生占十分之九。陳留太守陳子瑀，廣開儒生門路，選入各曹的掾史，都能講授儒家經書；處理公文的文吏，占十分之一二。這兩位地方長官都懂得道和事之間的道理，通曉他們之間數量的多少，所以世人頌揚他們的名聲，書籍記載他們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