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 刺孟篇
譯文
孟子會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頭,你不遠千里而來,要拿什麼使我的國家得利呢?」孟子說:「講仁義就行了,為什麼要說利呢?」 利有二種:有貨物錢財的利,有平安吉祥的利。梁惠王說「拿什麼使我的國家得利」,怎麼知道他不是想得到平安吉祥的利,而孟子卻輕率地以貨物錢財的利去責難他呢?《周易》上說:「得此卦見『大人』吉利」,「得此卦過大河吉利」,「得乾卦,大吉大利。」《尚書·秦誓》上說:「老百姓也很看重利啊。」全是平安吉祥的利。實行仁義就會得到平安吉祥的利。孟子一定要姑且先問一問惠王:「你說的使我的國家得利是什麼意思?」要是梁惠王說是貨物錢財的利,才能夠以「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來回答。如今還不知道惠王問的是什麼意思,孟子就輕率地以貨物錢財的利來對答。如果梁惠王確實是問貨財的利,孟子也無法用什麼來證明;如果是問平安吉祥的利,而孟子以貨物錢財的利來對答,那就不符合君主的意圖,也違背了起碼的常識。 齊宣王問時子:「我想在都城裡給孟子一所房子,拿萬鍾俸祿供養他的弟子,讓大夫和百姓們都有敬重效法的榜樣。你為什麼不替我跟他說說呢?」時子通過陳子把這事告訴了孟子。孟子說:「時子哪裡知道這樣做不行呢?假使我想富貴,就不會拒絕做齊卿的十萬鍾俸祿來接受這一萬鍾俸祿,我這樣做是為了貪圖富貴嗎?」 孟子拒絕做齊卿的十萬鍾俸祿,不符合謙讓的道理。「富貴,是人人想得到的,不從正當途徑得到它,就不該享受。」所以君子對於爵位和俸祿,有的推辭,有的不推辭。難道因為自己不貪圖富貴的緣故,就以此來拒絕應當接受的賞賜嗎? 陳臻問孟子:「在齊國,齊王送你好金一百鎰,不肯接受;在宋國,送你七十鎰,卻接受了;在薛國,送你五十鎰,也接受了。如果你認為以前不接受禮物是對的,那麼今天接受禮物就錯了;要是今天接受禮物是對的,那麼以前不接受禮物就錯了。老師你在這二者中必居其一。」孟子說:「我都是對的。當時在宋國,我將要遠行,給遠行的人一定要送路費,辭行者說:『送盤費。』我哪能不接受呢?當時在薛國,我害怕出危險有戒心,辭行的人說:「聽說你有戒心,所以為便於有武器進行戒備,送點錢給你做準備吧!』我哪能不接受呢?像在齊國,我就沒有收受禮物的理由。沒有收受禮物的理由而送禮物給我,這是用財物收買我,難道有君子可以用財物收買的嗎?」 金子送來了,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有緣故的,並不是接受的時候就表示自己貪財,當不接受的時候就表示自己不貪財。金子有接受與不接受的道理,而房子也該有接受與不接受的道理。如今孟子不說「自己沒有功績」,或者「自己已辭官了,再接受房子就不合理」,而是說「自己不貪圖富貴」,並用以前拒絕做卿的十萬鍾俸祿來比後來這次一萬鍾俸祿該拒絕的理由。其實以前該享受十萬鍾那麼多的俸祿,這次又怎麼能拒絕呢? 彭更問孟子:「跟隨你的車幾十輛,跟隨的人幾百個,輪流由諸侯供養,不也太過分了嗎?」孟子說:「如果不符合禮義,連一籃子乾糧也不能接受人家的;如果符合禮義,就是舜接受堯的天下,也不能算是過分。」接受堯的天下,跟接受十萬鍾俸祿相比,哪個多呢?舜不拒絕接受天下,是符合禮義的。如今孟子不說「接受十萬鍾俸祿不符合禮義」,而說「自己不貪圖富貴」,這不符合謙讓,怎麼能用來作為鑑戒呢? 沈司以他的私交問孟子:「燕國可以討伐嗎?」孟子說:「可以。子噲不該把燕國讓給人,子之也不該從子噲手中接受燕國。要是有這樣的人,你喜歡他,不告訴國君,而私自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給了他,而這人,也沒有君王的命令就私自從你手中接受了爵位和俸祿,這樣可以嗎?現在子噲把王位讓給子之跟這有什麼差別呢?」齊國討伐燕國,有人問孟子:「聽說你曾鼓動齊國討伐燕國,有這事嗎?」孟子說:「沒有。是沈同問:『燕國可以討伐嗎?』我回答說:『可以。』他認同就去討伐了燕國。他如果再問:『誰可以去討伐它?』我就會回答說:『只有奉行天命的周天子才能討伐它。』就像現在有個殺人犯,有人問他:『犯人可以殺嗎?』那他將會回答說:『可以。』他如果再問:『誰可以去殺他呢?』那就應該回答說:『只有法官才可以殺他。』如今作為像燕一樣無道的齊國要去討伐燕國,我為什麼要去鼓動它呢?」 有人問孟子鼓動齊王討伐燕國的事情,不確實是這樣嗎?沈同問「燕國可以討伐嗎」,這是挾帶私心想使自己的國家去討伐燕國。既然知道他的意圖在討伐燕國為滿足,就應該說:「燕國即使可以討伐,也必須是奉天命的周天子才能夠去討伐它。」這樣沈同的意圖就會斷絕,那麼也就沒有討伐燕國的計劃了。如果不曉得他有這種私心而隨便回答他,是沒有省悟他話中的含意,這是不善於分析、判斷言辭。公孫丑問孟子:「請問老師擅長什麼?」孟子說:「我善於分析、判斷言辭。」公孫丑又問:「什麼叫善於分析、判斷言辭呢?」孟子說:「聽到不公正的話,知道他要壓制誰;蠱惑人心的話,知道他要陷害誰;邪僻的話,知道他要離間誰;吞吞吐吐的話,知道他要為難誰。這些話從他們心裡產生,會危害他們的政治;用來處理他們的政務,就會危害他們的事業。即使聖人重新出現,也一定會聽從我的這番話。」孟子是善於分析、判斷言辭的,並知道言辭可能產生的災禍,以及它最終會導致的危害。聽見沈同的問話,就該知道他說話想表達的東西,知道他要表達東西,那就該知道它最終面臨的危害。 孟子又說:「齊王如果任用我,那豈只是齊國的百姓得到太平,連天下的老百姓也都會得到太平,齊宣王也許可能改變態度吧!我天天都在盼望著。」孟子離開的這個齊王,難道不是以前不肯去朝見的齊王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以前極端輕視他,而後來又非常重視他呢?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不肯離開前一個齊王,而離開了後一個齊王,這說明後一個齊王比前一個齊王更不賢明,然而在離開後一個齊王的時候,卻捨不得走,在晝住了三天,而對前一個不很賢明的齊王,不肯去朝見卻躲在景丑氏家裡。為什麼孟子的操行前後不一樣,對待齊王的態度,先後也這樣不一致呢? 再說,孟子在魯國的時侯,魯平公想見他。寵臣臧倉毀謗孟子,勸阻了魯平公。樂正子把這事告訴了孟子。孟子說:「幹事,是有力量暗中支配他;不干,也是有力量暗中阻止他。干與不干不是人能決定的。我得不到魯侯的任用,是天意。」孟子以前在魯國得不到任用,後來在齊國得不到任用,沒有什麼兩樣,把以前得不到任用歸咎於天,把如今得不到任用就歸咎於王,孟子的論述究竟以什麼為標準呢?孟子的主張在齊國得不到實行,齊王不任用他,就像在魯國有臧倉一類人毀謗他一樣,這也是「不干,有力量在暗中阻止他」。這都是由天命決定得不到任用,並非是由人能決定的。既然這樣,離開齊國,為什麼不直截了當走掉,而要在晝留宿三天呢?天命不該在齊國被任用,齊王不採納他的主張,天難道會在三天的時間裡改變意志使他被任用嗎?在魯國則歸咎於天,斷絕了念頭不存在任何希望;在齊國則歸咎於王,就感到也許會有希望。照這樣說,有關不被任用的解釋,完全在於人怎麼說了。有人說:「剛離開時,還不可能確定天命。希望在三天之內,齊王又把他追回去,天命或許在三天之內才能做出決定,所以這樣做是可以的。」那麼照這樣說,齊王最初讓他離開,就不是天命了?如果天命在三天之內才能確定,魯平公等了三天,也許拋棄了臧倉的意見,改用樂正子的建議去見孟子。孟子歸咎於天,豈不太早了嗎?如果三天之內魯平公去見了孟子,孟子對前面說過的話又怎麼解釋呢? 孟子離開齊國,充虞在路上問他:「看來老師好像有些不高興的樣子。 從前,我聽老師說過:『君子不抱怨天,不責怪人。』」孟子說:「那時是那時,現在是現在。歷史上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這期間肯定不會有著名於世的人物。從周初以來,已有七百多年了。按年數,已經超過了;照時勢來考察,是該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了。難道上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嗎?如果想使天下治理好,在當今這個時代,除了我還有誰呢,我為什麼不高興呢!」 孟子說「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何以見得呢?帝嚳是聖王,而堯又做了天下的聖王;堯把王位傳給舜,舜又做了天下的聖王;舜把王位傳給禹,禹又做了天下的聖王。這四位聖王統一天下,是連接出現的。從夏禹到商湯將近一千年,商湯到周代也大致是這樣。從周文王開始,後來傳給周武王。周武王死了,周成王和周公旦共同治理天下。從周初到孟子的時候,又經過了七百年而沒有聖王出現。「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的證據,在哪個朝代有過呢?說「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的話,又是誰說的呢?發表議論不用事實考查驗證,而輕信沒有根據,過分誇大的話,自己不被任用離開齊國,卻有不高興的神色,這不是孟子賢明的表現,而是跟庸俗儒生沒有區別的證明。 孟子說「五百年」作為天生聖王的期限。又說「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他的意思認為天真想使天下治理好,就應該在五百年之內降生聖王。按孟子的說法,是說天有意識地降生聖人的。那麼五百年,是天降生聖人的期限嗎?如果是期限,天為什麼不降生聖王呢?可見五百年不是聖王降生的期限,所以他不降生,然而孟子還是相信這個說法,這說明孟子不懂得天。 「從周初以來,已經七百多年了。按年數,已經超過了;照時勢來考察,是該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了。」什麼叫超過了年數?什麼叫照時勢考察該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年數就是時勢,時勢就是年數。超過年數,指已經超過了五百年。從周初到今天七百多年,已經超過了二百年。假設有聖王降生,已經錯過了時間,又說「該是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這話怎麼說呢? 說「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又說「這期間一定有著名於世的人物出現」,這裡說的著名於世的人物跟聖王是同一回事呢?還是兩回事呢?如果是同一回事,為什麼要重說一遍呢?如果是兩回事,「著名於世的人物」指的是什麼人呢?是說孔子、孟子之類人,教誨青年,使愚笨的人覺悟嗎?那麼已經有了孔子,而你自己卻又出生了。如果說的是輔佐聖王的聖臣嗎?就該與聖王同時出現。聖王出現,聖臣就該出現。這樣,說「五百年」就行了,為什麼要說「在這期間」呢?如果不是說五百年時間,是說五百年的中間嗎?這是說二三百年時間,那麼聖臣就不會跟每五百年時間出現的聖王相遇了。象這樣,孟子說「這期間一定有著名於世的人物」,究竟指的是誰呢? 「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要是想治好天下,除了我還有誰呢?」孟子說這樣的話,不是自認為應該做聖王,而是認為有聖王出現,則該做聖王的臣子。孟子認為做聖王、做王臣,都是天命決定。既然自己命定不該把天下治理好,又不肯心地坦然地住在齊國,卻懷恨在心,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這就不符合天命了。 彭更問孟子:「讀書人不幹事白吃飯,可以嗎?」孟子說:「如果人們不交流成果互換產品,用多餘補充不足,那麼農民就會有餘糧,婦女就會有餘布。你如果能使它們溝通,那麼木工、造車工都能從你那兒找到飯吃。如果這兒有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兄長,堅守古代聖王的道義,以此教育後代的學者,卻不能從你那兒找到飯吃。那你為什麼只看重木工、造車工而輕視遵循仁義的人呢?彭更說:「木工、造車工,他們的目的是要以此謀生。君子遵循道義,他們的目的也是要以此謀生嗎?」孟子說:「你為什麼要考慮他們的目的呢?他們對你有用處,可以管飯就給他們飯吃。再說,你是按人的目的給飯吃呢,還是按對你有用給飯吃?」彭更說:「按目的給飯吃。」孟子說:「如果有人在這裡,毀壞屋瓦割開車蓋,他的目的是以此謀生,那你給他飯吃嗎?」彭更說:「不給。」孟子說:「那麼你並不是按人的目的給飯吃,而是按對你有用給飯吃的。」 孟子舉出毀壞屋瓦,割開車蓋的人,想用它來反駁彭更的話。因為他知道毀壞屋瓦、割開車蓋這種沒有用處而想找飯吃的人,彭更一定不會給他飯吃。即使這樣,孟子舉毀壞屋瓦、割開車蓋的例子,也是不能駁倒彭更的。為什麼呢?因為凡是目的在於想謀生的人中,毀壞屋瓦、割開車蓋的人並不包括在內。既然不包括在內,就難於用它來反駁別人了。一個人無緣無故地毀壞屋瓦、割開車蓋,這人不是傻子、瘋子,就是鬧著玩的。傻子和瘋子沒有謀生的目的,鬧著玩的人也沒有謀生的目的。想謀生的人,所做的大都是對人們共同有益的事情,他們把做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賣,得錢回來,才能有飯吃。孟子現在說的毀壞屋瓦、割開車蓋,對人沒有好處,還談得上有什麼謀生的目的呢?有頭腦的人,知道它對人沒有益處,一定不會去做;沒有頭腦的人,跟傻子、瘋子差不多,也就肯定沒有謀生的目的。其實,毀壞屋瓦,割開車蓋,跟小孩在路上玩擊壤遊戲有什麼不同呢?在路上玩擊壤遊戲的小孩,他們的目的也是想謀生嗎?他們還是小孩,沒有什麼目的可言。大人玩博戲,也屬割開車蓋之類行為。玩博戲的人,他們的目的也是為了謀生嗎?玩博戲的還有人用來相互贏取錢財,贏的錢財多了,自己也就有了飯吃,這或許是有目的的。那麼,扔石頭和跳遠的人,也屬於割開車蓋之類行為。扔石頭和跳遠的人,他們的目的是要謀生嗎?那麼孟子反駁彭更的話,不能認為完全合理。如果彭更聽信了孟子的話,那麼孟子可能被稱作是「專門靠巧言詭辯來對付人」的了。 匡章說:「陳仲子難道不真是個廉潔的人嗎?他住在於陵,三天沒有吃東西,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井上有個李子,被金龜子的幼蟲吃去大半,他爬過去,拿來吃了。咬了三口,然後耳朵才聽得見,眼睛才看得見。」孟子說:「在齊國的人士中,我就認為陳仲子是首屈一指的!即使這樣,陳仲子怎麼能算廉潔呢?要推廣陳仲子的操行,那只有使人成為蚯蚓然後才能辦到。因為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飲泉水。而陳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還是盜跖建造的呢?吃的糧食,是伯夷種的,還是盜跖種的呢?這是不可能知道的。」匡章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他親手編草鞋,妻子搓麻練麻,用這些來換房子和糧食。」孟子說:「陳仲子,是齊國的貴族世家,他的哥哥陳戴,在蓋地的俸祿有萬鍾。他認為哥哥的俸祿是不義的俸祿,就不肯吃;認為哥哥的房子是不義的房子,就不肯住。迴避哥哥,離開母親,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碰上有人送他哥哥一隻活著的鵝,他皺著眉說:『怎麼要這……叫的東西幹什麼?』後來有一天,他母親殺了這隻鵝,拿來給他吃。他哥哥正好從外邊來到家,說:『這是……叫的肉。』他於是出去吐掉了。因為是母親的東西不吃,由於是妻子的東西就吃;因為是哥哥的房子不住,由於是於陵地方的房子就住。這還能算是把自己的操行推廣到所有的同類事物中去嗎?像陳仲子這樣的人,只有變成了蚯蚓,然後才能成為推廣他的操行到各個方面去的人啊。」 孟子指責陳仲子,沒有講到他的短處。陳仲子厭惡鵝肉而吐掉它,難道是因為母親做的就不吃」嗎?而是因為才剛剛譴責鵝說:「怎麼要這……叫的東西幹什麼?」後來有一天他母親殺了鵝給他吃,他的哥哥說:「這是……叫的肉。」陳仲子恥於違背了前面說過的話,立即把它吐了出來。要是哥哥不告訴他,他就不會吐;不吐出來,就是吃了母親做的東西。孟子說他「母親做的東西就不吃」,這不符合陳仲子的意思。假使陳仲子執意不吃母親做的東西,那麼鵝肉端上來,他就不該吃。現在既然吃了,就知道他是因為那隻鵝,厭惡它而吐掉的,所以陳仲子吐掉鵝肉,是恥於吃了不符合自己志向的東西,而不是違背母子的恩情,想不吃母親做的東西。 孟子又說:「陳仲子怎麼能算廉潔呢?要把他的操行推廣到各方面,那只有人變成蚯蚓之後才能辦到。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飲泉水」。這是認為蚯蚓是最廉潔的,陳仲子要像蚯蚓一樣,才算是廉潔的。他現在住的房子,要是伯夷蓋的,吃的糧食,要是伯夷種的,這樣他去住、去吃,才能夠稱得上廉潔。或許當時吃的是盜跖種的糧食,住的是盜跖蓋的房子,那就玷污了廉潔的操行。孟子用這種觀點來指責陳仲子,也還是不正確的。房子是承襲人家舊有的,糧食是用麻鞋麻線換來的,即使房子是強盜蓋的,糧食是強盜種的,自己並沒有聽說過這些情況。如今哥哥的不義,有他自己的操行為證。操行表現在眾人面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議論紛紛,所以陳仲子才避居於陵,不住他的房子,編麻鞋搓麻線為生,不吃他的俸祿。如果陳仲子住在於陵的時候,避居像他哥哥那種人的房子,吃像他哥哥那種人的俸祿,只要他耳聞目睹,清楚無疑,那麼陳仲子不住不吃,是肯定的。現在於陵的房子沒有看見蓋的人是誰,糧食也不曉得種的人是誰,哪能有現成的房子住,哪能有現成的糧食吃呢?孟子指責他,這就太求全責備了。陳仲子住的房子,或許是強盜蓋的,他不知道而住了,就說他沒有把自己的操行推廣到各方面,只有「把自己變成蚯蚓然後才能辦到」。其實,強盜住房的地下也有蚯蚓,它吃強盜房中的干土,飲強盜房子地下的泉水,那麼蚯蚓又怎麼能算是做到了廉潔呢?要把陳仲子的操行推廣到各方面,滿足孟子議論的要求,只有把人變成魚然後才能辦到。因為魚生活在江河海洋之中,吃的是江河海洋的泥土,而海洋不是強盜開鑿的,泥土也不是強盜堆積的。 但是陳仲子有個大錯誤,孟子指責他時沒有能抓住。陳仲子離開母親,避開哥哥,跟妻子單獨住在於陵,是認為哥哥的房子是不義的房子,認為哥哥的俸祿是不義的俸祿,所以才不住不吃,真是廉潔到極點。那麼他遷居於陵要回去看望母親,就該自己帶著糧食走。鵝肉端上來,一定跟飯一起。母親做的飯,是用他哥哥的祿米,母親不會自己有糧食給陳仲子吃,這是明擺著的。看來,陳仲子還是吃了他哥哥的祿米。伯夷不吃周朝的糧食,餓死在首陽山下,難道一吃周朝的糧食就會玷污他廉潔的操行嗎?陳仲子的操行,似乎不如伯夷,但孟子卻說他要變得像蚯蚓才行,這就弄錯了陳仲子的操行該拿什麼來跟他相比。 孟子說:「吉凶禍福沒有一樣不是命運,要順應承受它的正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要倒塌的高牆下以免死於非命。盡力行天道而死的人,是正命;戴腳鐐手銬而死的人,不是正命。」 孟子的話是認為人沒有「觸值之命」。遵循操行的人可得正命,胡作非為的就要得非正命,這是說天命會隨操行的好壞而變化。照這樣說,孔子沒有當帝王,顏淵早死,子夏哭瞎了眼,伯牛得麻瘋病,都是四人的操行不好嗎?為什麼都得不到正命呢?比干被挖心,伍子胥被煮死,子路被剁成肉醬,這都是天下最殘酷的刑罰,而不僅僅只是戴腳鐐手銬了。如果一定要用受刑而死來證明得到的不是正命,那麼比干、伍子胥的操行都不好了。人從天稟受了性命,有的該被壓死,有的該被淹死,有的該被殺死、有的該被燒死,即使這些人中有人謹慎地修養操行,那有什麼用處呢!竇廣國跟一百人一起躺在炭堆下,炭堆倒塌,其他一百人都死了,只有竇廣國一人得救,這是他命中注定該被封侯。炭堆與高牆有什麼兩樣?命不該被壓死,即使高牆倒塌,只要有竇廣國的命就會逃脫。「一個人幹事,像有股力量在促使他;不干,也像有股力量在阻止他。」命該被壓死,就像有股力量促使他站在高牆下去被壓死。夏王孔甲所進的那戶人家的孩子,天命該卑賤,即使他被帶進宮中,還是做了守門的人。不站在高牆的下面,跟夏王孔甲帶那孩子進宮,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