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俄國革命的意義 · 論俄國革命的意義

托爾斯泰《論俄國革命的意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重要的時代。人們從來沒有面臨過這麼多事情。我們的世紀是革命的世紀，這是指最好意義上的革命——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革命。關於社會制度和人類完善的最高概念正在形成。我們活不到收穫的那天，但充滿信仰的播種也是偉大的幸福。 ——錢寧利益的崇拜者們只有謀利的道德而別無其他道德，只有物質福利的宗教而別無其他宗教。他們認為人的肌體已被貧窮弄得殘缺不全，精疲力竭，於是輕率而又起勁地對自己說：「來，讓我們來醫治這個肌體，一旦它養得強健有力，膘肥肉壯，靈魂就會回到它身上。」可是我說，要醫治這個肌體只能先醫治靈魂。它才是病根的所在，肌體的疾患只是病的表面現象。當今的人類正因為缺乏共同信仰，缺乏把塵世與天堂、宇宙與上帝聯繫在一起的共同思想而日益衰亡。由於缺乏這種現僅剩下一些無聊形式和僵死公式的精神的宗教，由於完全缺乏責任感和自我犧牲的能力，人變得像野蠻人一樣墮落不堪，迷戀於塵界，在空虛的祭壇上供起一尊「利益」的偶像。世俗的暴君和王公成了這尊偶像的最高司祭。正是從他們那兒產生出一條謀利道德的醜惡公式，曰：「人人僅為己欲，人人僅為自己。」 ——馬志尼[1]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節俄國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整個世界都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它，紛紛猜測著，努力估計這場革命將給俄國人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這樣的預測和估計，對於那些從外部觀察俄國革命的旁觀者來說，也許既有趣又重要，然而對於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這場革命和進行這場革命的俄國人來說，主要的興趣卻不是預測將會發生什麼事情，而是極其明確地決定，在這個對於我們事關重大的緊要關頭，在我們正經歷的這一嚴峻而又危急的時刻，我們俄國人應該怎麼辦。革命從來都是人民對待政權的態度的改變。這樣的改變現在正在俄國發生，我們所有的俄國人正在進行這種改變。因此，要了解我們能夠怎樣並且應該怎樣改變自己對待政權的態度，我們就必須懂得政權的實質，懂得什麼是政權，它是怎樣產生的，怎樣對待它才是最好的態度。一從古到今的一切民族，都只發生了同一種情況。靠狩獵（獵人），或者靠飼養牲畜（遊牧人），或者靠種地來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這是一種人人都必須從事並且也必定會去從事的活動。但在從事這種活動的人們中間，總是會出現——有時候出自本民族，有時候來自外族——一些強行奪取勞動者的勞動果實的人，起初是搶掠他們，後來是奴役他們，要他們為自己做工或者納貢。這種情況古已有之，現在還在非洲和亞洲發生。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那些為養活自己和撫育兒女必須日復一日地不斷與大自然進行鬥爭的勞動人民，雖然人數比征服者多得多，也總是比他們更有道德，卻對征服者百依百順，唯命是從。他們所以那麼順從，是因為一般人都厭惡與人爭鬥，那些為維持生計而與大自然做著艱苦鬥爭的人尤其是如此，他們寧可承擔施加於他們的暴力的後果，也不願丟下那種非做不可的符合他們習慣和愛好的事。這裡當然沒有格勞秀斯[2]或盧梭[3]用以解釋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關係的任何一種契約。同樣，斯賓塞[4]在其研究怎樣以最佳方式組織社會生活的《社會學原理》中想像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協議，也是沒有的和不可能有的。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這樣的情況：當一些人對另一些人施行暴力時，承受暴力者寧可忍受許多沉重的負擔，甚至經常忍受巨大的災難，也不願為反抗強暴者而花費心思和努力，而征服者卻把保護順民免受內外搗亂分子的危害當做自己的職責。因此結果總是，為養家餬口而必須從事那種連動物也必須從事的勞動的大多數人，毫不反抗地忍受一切在所難免的艱難困苦，甚至是統治者的殘暴行為，而且還對他們服服帖帖，承認自己有義務執行他們的一切要求。人們說到原始社會的形成時總是忘記，不僅人數最多、最不可缺少，而且最有道德的那部分社會成員，始終是那些用自己的勞動來養活所有其他人的人，對於這些人來說，向暴力屈服和承擔隨之而來的全部痛苦，總是要比為同暴力鬥爭而脫離他們必須做的事——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計——來得自然。這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我們看見緬甸人、埃及的阿拉伯人和布爾人向英國人屈服，貝杜英人向法國人屈服，古代的情形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近來風行一時的那種被稱為社會學的奇談怪論聲稱，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在過去和今天都是根據經濟條件形成的。這種論斷僅僅指出了現象的一種後果，而不是它清清楚楚的原因。這些或那些經濟條件的原因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別的什麼，而無非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施加的暴力。經濟條件是暴力的後果，因此絕不可能成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原因。自古以來就是那些兇惡而又遊手好閒的好忌妒的人——那些該隱們在侵犯農人——那些亞伯們[5]，他們用殺人的威脅和殺人的行動占有了勞動者的勞動。而那些和善溫良而勤勞的人並不與強暴者鬥爭（因為他們一方面不願意這樣做，另一方面也不可能這樣做，否則就得丟下那種養活自己和親人的勞動），認為自己最好還是對他們俯首聽命。一切現存人類社會的基礎都是惡人施加於善人的這一類暴力而絕非經濟條件，它們至今仍然建築和維持在這個基礎之上。二從最古老的時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一直建築在暴力之上。但這關係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樣，從過去到今天都在經常不斷地變化。它由於兩個原因而發生變化。其一，政權，即那些遊手好閒的擁有權力的人，隨著權力的鞏固和延續變得越來越腐化，越來越瘋狂殘暴，他們的要求也對被統治者變得越來越有害；其二，隨著統治者的腐化，被統治者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服從這種腐化政權是多麼不合理性，多麼有害。統治者所以會不斷腐化，首先總是因為這些人生性不講道德，好逸惡勞，蠻橫強暴。他們一把持政權，就利用它來滿足自己的淫慾和其他欲望，於是日益沉湎於這些欲望和罪惡之中；其次，又因為淫慾和其他欲望在普通人身上總是遇到障礙而得不到滿足，在統治者身上卻不僅可以通行無阻，不受譴責，而且相反，還能博得他們所有親友的讚揚。統治者的瘋狂在多數情況下對他們的親友是有利的，加上他們的親友還沾沾自喜地認為，有理智者理應只對美德和明智表示服從，而這美德和明智正是在他們所服從的那些人身上。結果，被當成美德加以讚揚的統治者的淫佚，就漸漸膨脹起來，變得極其可怕。正因為這樣，各民族的那些加冕的和未加冕的統治者們，就不斷走向尼祿、查理、亨利、路易、伊凡、彼得、葉卡捷琳娜和馬拉之流曾經達到的那種瘋狂和淫佚的可怕頂點。然而事情還不僅僅是這樣。假如統治者能滿足於他們個人的荒淫腐化，他們的危害還不至於那麼大。可是，遊手好閒而飽食終日的腐化者——過去和今天的統治者都是這樣的人——也得有所寄託，有所追求。這種人的目標又不會是別的東西，只能是獲得越來越高的聲望。對其他一切欲望來說，飽而生厭的極限總是來得很快，唯獨虛榮的欲望永無止境。因此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追求榮譽，並且主要是追求輝赫的戰功，這是那些既不懂得真正的勞動也不會勞動的腐化者所唯一可望企及的東西。要進行統治者所發動的這些戰爭，就需要金錢，需要軍隊，主要的是需要殺人。而由於這一切，被統治者的處境就變得越來越痛苦。他們的痛苦最終會達到這樣的限度，以至再也不能照舊向政權屈服下去，而要努力改變自己對它的態度。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變化，原因之一就是如此。這種變化的另一個更為有力的原因是，被統治者雖然承認凌駕於自己頭上的政權並習慣於服從它，但是隨著道德意識啟蒙和教化的普及，他們開始看見和感覺到政權不但在物質上給他們造成越來越大的惡果，而且，向政權屈服實在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一千年前或五百年前的人可以服從自己的統治者，為了攻城掠地，或者為了一些王朝紛爭或宗教狂的目的去把外民族的全體居民斬盡殺絕——砍頭，拷打，梟肢，關木籠，槍殺，或者把全體居民變為奴隸。但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受過基督教或從中產生的人道主義學說薰陶的被統治者，已經不能問心無愧地服從政權，應其要求參加諸如中國戰爭、布爾戰爭和菲律賓戰爭[6]等對那些捍衛著自由的人的屠殺了，他們已經不能像以前那些心安理得地感覺到自己是當今各國政府正在製造的那些暴行和死刑的參與者了。因此，暴力政權一天天地持續下去，就一天天地從正反兩個方面消滅著自己，即以統治者變本加厲的腐化和由此造成的被統治者日益增加的重負消滅自己，以暴力政權越來越嚴重地違背在被統治者身上不斷發展和不斷明確的道德要求消滅自己。可見，只要有暴力政權存在，人民必須改變對待政權的態度的時刻就難免要到來。這一時刻可能來得早一些，也可能來得晚一些，這要視政權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氣質是好靜還是好動而定，甚至還取決於民族的地理環境是否便於人們之間的相互往來。但是對於所有的民族來說，這一時刻不可避免地遲早總要到來。對於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興起的西方民族來說，這一時刻早就到來了。人民與政權的鬥爭還在羅馬時代就已開始，一直在所有效法羅馬帝國的國家裡持續，直到現在還在持續。對於東方民族，即對於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來說，這一時刻尚未到來。而對於俄羅斯民族來說，這一時刻現在剛好到來。俄羅斯民族現在面臨著嚴峻的選擇：是學東方民族的榜樣，繼續服從自己這個無理智的腐化的政府而不顧已經遭受了那麼多災難，還是像那些承認現存政府是有害的西方民族的一貫做法一樣，強行推翻這個政府並且建立起一個新的政府來？在俄羅斯民族的那些非勞動階級的人們看來，這後一種選擇是再自然不過的。他們與西方民族的上層富有階級心心相印，認為福利就是軍事上的強大和工商業及技術改造的成就，就是西方民族在不斷變更統治方式的情況下達到的那種外表的輝煌。四俄國的非勞動階級大多深信不疑，在眼下這個危機時刻，俄羅斯民族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莫過於走那條西方民族曾經走過並且至今仍然在走的道路，也就是說與政權鬥爭，限制它，把它越來越多地轉到全民的手中。這種看法是否公允？這種活動是好的嗎？在這條路上走了千百年的西方民族有沒有得到他們所追求的東西？他們用這種辦法避免了他們希望避免的災難嗎？西方民族和所有的民族一樣，起初也順從那些要求他們俯首聽命的統治者，寧可屈服也不願與政權進行鬥爭。可是這種以形形色色的查理大帝、查理五世、腓力、路易、亨利八世為代表的政權卻越來越荒淫腐化，以至西方民族變得忍無可忍。西方民族在各個時代都憤怒地起來反抗過自己的統治者，與他們進行了多次鬥爭。這種鬥爭因時代不同和地點不同而異，但又總是表現為同樣的情形，總是表現為一次次內戰、搶劫、屠殺、死刑，總是以舊政權的推翻和新政權的建立而告終。可是當新政權也變得像被推翻的舊政權一樣沉重地壓在人民頭上時，這個政權就又被推翻，又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權來，而它因為政權的無法改變的性質，也變得像舊政權一樣有害。例如法國就是這樣，在七十年間十一度易其政權：波旁、國民公會、督政府、波拿巴、帝國、又是波旁、共和國、路易·菲力浦、又是共和國、又是波拿巴、又是共和國[7]。新舊政權的更替在其他民族中也不斷發生，雖然更替得不如法國這樣迅猛。這些政權更替大多沒有改善人民的處境，因此，進行了這一次次更替的人們不可能不產生這樣的思想：他們所遭受的災難與其說來自掌權者的個人品質，不如說是因為存在著一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權。因此，人們努力用限制政權這一手段來消除它的危害。於是由選舉產生的上下等級議院作為限制手段就在各國流行了起來。但是，那些對政權的任意妄為加以限制並組成議會的人們，也變成了掌權者，自然也受到專制統治者曾經受到過的政權所固有的腐化影響。他們成了參政者，雖然不是大權獨攬，但也共同地或者分別地製造出了同樣的罪惡，變得像專制統治者一樣，沉重地壓在人民頭上。這時候，為了對政權的任意妄為作出更大的限制，有一些民族就徹底廢除了君主政權，建立起一個由全民中選出的人所組成的政府。於是成立了現在的這一些共和國，如法國、美國和瑞士，實行公民表決權和創製權，也就是說，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了干預和參加立法的可能。但這一切措施，僅僅使這些國家的公民越來越多地參加政權和脫離嚴肅的勞動，變得越來越腐化。而人民不論在君主立憲制政府還是在共和制政府底下，不論有沒有公民表決權，總是在一模一樣的災難中受苦。事情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企圖讓應屬政權管轄的所有人全都參加政權從而限制政權的思想，從根本上說就是錯誤的和包含著內在矛盾的。假如一個人在幾個助手的協同下管理所有的人，那麼這是不公正的，這一個人的管理非常可能是有害於人民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權也是一樣。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政權也不能保證管理上的公正，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參加管理的多數人一定比不參加管理的少數人更有理智。而把管理的參加者擴大到所有的人，就像推行更為普遍的公民表決權和創製權所能做到的那樣，只會使每個人都和所有的人鬥爭不休。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以暴力為基礎的權力，從其本源來說是惡，所以任何一種允許人對人有權施行暴力的制度，都不可能使惡不成其為惡。因此，無論是在最專制的政府還是在最民主的政府管轄之下，各民族的一切主要和基本的災難還是同樣的，同是日益增長的龐大預算，同是要求擴軍備戰的以鄰為敵，同是苛捐雜稅，同是政府和私人的壟斷，同是人民喪失土地使用權（土地賣給地主，成了私有財產），同是少數民族受奴役，同是戰爭威脅經常不斷，同是一次次屠殺人民和危害他們的道德的戰爭。五的確，西歐和美國的代議制政府，君主立憲制的也好，共和制的也好，都在表面上消除了政權代表者的某些胡作非為，使得那些路易、查理、亨利和伊凡等形形色色的惡棍不可能像在世襲制的君主政體下那樣掌握政權（雖然在代議制下不僅有可能讓那些卑污、奸詐、道德敗壞、見風使舵的人把持政權，諸如這些國家的首席大臣和總統之類，而且在這樣的政體下取得政權的只能是這一類人）。的確，代議制廢除了lettres de cachet[8]之類的胡作非為，廢除了出版管制、宗教迫害和宗教強制，把向人民徵收賦稅的事交付議員討論，使政府活動變得公開和必須經過討論，並在所有這些國家中特別迅速地發展起各項可為富裕公民提供更多生活便利和為國家提供更強大的軍事實力的精良技術。這樣一來，實行代議制的民族無疑在工業、商業和軍事上變得比受專制政權統治的民族強大，而這些民族的非勞動階級的生活也無疑變得比過去更有保障，更加舒適，更加愉快和更加豪華。但這些民族的大多數人的生活有沒有變得好一些、有保障一些和自由一些，並且主要的是，有沒有變得合理一些和道德一些呢？我想沒有。在專制獨裁政權下，受到政權腐化和不勞而獲的人數目有限，只是統治者及其助手的親朋、助手、僕從和諂媚者。統治者的宮廷是傳播荒淫生活的唯一聚光點，把這種生活像光線一樣散布到四面八方。在受限制的政權下，也就是說，在許多人參加政權的情況下，這些聚光點的數目增多了，因為每個參政者都有自己的朋友、助手、僕從、諂媚者和自己的後裔。而在普選制之下，這些傳播中心的數目更是變得數不勝數。每個選民都成了諂媚和收買的對象。政權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以直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錢的政權，它的基礎同樣是暴力，但已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複雜的傳遞建築在這種基礎之上。這樣一來，在代議制政體下出現的不是一個或幾個腐化中心，而是大量的這類中心，也就是說，出現了大量遊手好閒地依靠勞動人民的勞動為生的人，出現了所謂資產階級的一整個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在暴力的庇護之下，給自己安排起一種脫離艱苦勞動的輕鬆愉快的生活。但是，要為成千上萬的小帝王而不是為一個國君及其宮廷安排這樣一種輕鬆愉快的生活，就需要有許多可供他們在安閒中消遣和取樂的物品，結果隨著專制政權轉變為代議制政權，總是會出現許多新發明，使富裕階級更容易得到種種可供他們消受和保護他們這種生活的物品。而為了生產所有這些物品，勞動者就越來越嚴重地脫離土地耕作，他們的力量都用在為富裕階級、部分地也為勞動者自己提供各種渺小的快樂上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城市工人階層，按自己地位他們總是完全依從於那些富有階級的人。隨著代議制政體的國家政權一天天地存在下去，他們的人數不斷增多，他們的處境也日益惡化。美國的七千萬人口中就有一千萬是無產者，而在英國、比利時和法國，無產者與富有階級的比例也是同樣。這樣一來，為生產奢侈品而脫離了那種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勞動的人數，就在這些國家裡變得越來越多。因此十分明顯，這樣一種生活進程的後果，一定是那些必須供養人數日增的閒漢闊佬花天酒地的人們數目日益減少，負擔卻越來越重。很清楚，這樣的民族生活是無法持續下去的。這情形正好似是有一個人，他的體重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支撐著身軀的兩腿卻變得越來越細，越來越弱。一旦無以支持，身軀就會倒下。六西方民族也像所有的民族一樣，他們所以服從征服者的政權，只是為了避免鬥爭的恐慌和罪孽。而當政權變得沉重不堪的時候，他們並不因此不再服從政權，而是在承認政權的必要性的同時，起來與政權鬥爭。起初是少數人參加鬥爭，到後來，當少數人的鬥爭顯得無濟於事時，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到鬥爭中去，最後，這些民族的大部分人並沒有能逃脫鬥爭的驚慌和罪孽，反而參加了政權，參加了他們本想避免的事情，讓政權凌駕於自己頭上。其結果，必定是政權所固有的腐化日益擴大，並且這已不像過去在獨裁政權下那樣還是為數不多者的腐化，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的腐化（人們現在正忙著讓婦女也受到這種腐化）。在代議制和普選制下，政府各部門的每一個當權者都受到政權帶來的種種有害影響，如行賄、阿諛、爭名奪利、獨斷專行、遊手好閒，主要的是，卑鄙地參加各種暴行。國會議員受到這種種誘惑的程度更加嚴重。每一個議員進入政權，都是從賄賂、結幫、愚弄人民，以及許下一些明知不會遵守的諾言起家的。當他取得了議員席位以後，就參與制定各種靠暴力付諸實行的法律。任何一個參議員和總統的情況都是這樣。美國的總統選舉使那些投機家們成百萬地花錢，他們知道，當選的總統定會支持對他們最有利的稅制或專利，這些東西又將百倍慷慨地償還他們花費在選舉上的金錢。這種腐化及其種種附帶現象，如希望逃避繁重勞動而坐享別人生產出來的那些可使生活變得又舒服又快活的物品，考慮和操持勞動者無從過問的國家事務，傳播謊言連篇的使人變惡的報紙，主要的是，在民族與民族、階層與階層、人與人之間製造敵意——這種腐化一直在增長，到我們的時代，腐化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至所有人之間的你爭我奪變得如此司空見慣，以至科學，那種專為人們干下的一切卑鄙行為辯白的學問，竟然斷言人人彼此鬥爭和彼此敵對是人類生活必不可少的有益條件。古人用「Мир Вам」[9]這句話來相互問候，那種在他們看來永遠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現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並且豈止是消失，人們還努力藉助科學來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於和平，而是在於所有人的彼此鬥爭。事實上也是如此，西方民族一刻不停地進行著工商業鬥爭和軍事鬥爭，國與國在鬥爭，階層與階層在鬥爭，工人與資本家在鬥爭，黨派與黨派在鬥爭，人與人在鬥爭。但這還在其次。人人都參加政權所造成的主要後果還在於，人們在越來越脫離直接的農業勞動、越來越希望千方百計地占有他人勞動的同時，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的地位就決定了他們的生活必然是不道德的。西方民族不樂意也不習慣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必定要從其他民族那兒取來自己的生存資料。而要得到這些生存資料，他們只能通過兩種途徑：一是欺騙，即用大多是毫無用處的腐蝕性物品，諸如酒精、鴉片、武器之類，去換取各種必不可少的食物；二是暴力，即對亞洲人民、非洲人民和凡是他們覺得可以不受懲罰地進行掠奪的那些地方的人民大肆掠奪。在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法國和美國，尤其是在被其他許多民族效法和羨慕的大不列顛，情況都是這樣。這些民族幾乎人人都自覺地參加暴力，支持並關注以滿足富人的奢侈要求為主要目的的政府活動和工商業活動，變成了——部分是直接通過政權，部分是通過金錢——壓在各個為他們提供無論在自己國家還是在國外都一樣是生活必需品的農業民族頭上的統治者。這樣的人在一些國家是多數，在一些國家是少數，但這些靠他人勞動為生的人所占的人口比例，都無法遏止地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增長著，使得仍在從事合理的農業勞動的人變得越來越少。這樣一來，大多數西歐民族現已處在這樣的狀況（美國尚未處在這種狀況，但也正在不可遏止地向這種狀況趨近），他們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他們必須通過種種方式，用暴力或是用欺騙，從另一些還能自食其力地獨立生存的民族那兒奪取各種生活必需用品。他們正是在這樣做，或通過對外民族的腐化，或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與此同時還發生了（正如以上情況必然發生一樣）另一個情況，工業既然以滿足富人和富人中最富的代表——政府的需要為主要目的，其主要力量就不是用於改善農人的勞動，而是想方設法用機器耕耘從人民手中奪取的大片土地，精心製造各種婦女的時裝、豪華的宮殿、糖果、玩具、汽車、菸草、醇酒、美食、藥物、大量的印刷品、大炮、槍支、火藥和毫無用處的鐵路等等。可是因為人們的奇想永無止境，所以每當他們滿足於他人的而非自己的勞動時，工業就越來越多地生產起各種最無用、最愚蠢和最能使人腐化的產品來，誘使人們越來越嚴重地脫離合理的勞動。這種為遊手好閒者發明和提供娛樂的活動不會有任何止境，何況那些發明越是愚蠢，越是有腐化作用，諸如發明代替兩腳和牲畜的汽車、登山鐵路和裝甲車等，那些既是發明者又是享用者的人就越是自鳴得意。七隨著代議制的長期存在和不斷擴大，西方民族一天天地廢棄了農業，把自己的智力和體力都用在工商業活動上，以便滿足富裕階級的窮奢極侈，以便進行民族與民族的鬥爭，並使沒有被腐化的人們腐化起來。例如，在比其他民族更長久地生活在代議制政體之下的英國，現在只有占人口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在從事農業，在德國是百分之四十五，在法國是半數，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是這樣。因此在當前，這些國家面臨著這樣的局面，即使他們能避免無產階級的災難，他們也無法不依賴其他國家而獨立生存。所有這些民族都無法自食其力，他們總是像無產者依賴於富有階級一樣，完全依賴於那些養得活自己還能出賣剩餘的民族，如印度、俄國和澳大利亞。當今英國靠本土養活的人還不到自己人口的五分之一，德國是低於半數，法國也一樣，其他民族亦無二致。這些民族依賴其他民族給他們提供生活資料的局面，正年復一年地變得越來越嚴重。這些民族若要生存，就必然要行使欺騙手段和暴力，這些東西用他們的語言來說，叫做開闢市場和殖民政策。他們也正是在這樣做，同時十分自然地、竭力把自己那張奴役的大網越來越遠地撒向世界各地，撒向還在那裡過著合理的勞動生活的人們。所有這些民族都在相互競爭，把自己武裝得越來越強大，變得越來越狡猾，想出了種種藉口去奪取那些過著合理生活的人們的土地，強迫他們來養活自己。迄今為止他們還能這樣做。但是侵奪市場、欺騙買主、出售無用而有害的物品和奴役邊遠民族，這一切的極限已經為期不遠了。邊遠民族的人們也已開始腐化起來，他們正在學會自己給自己製作西方民族提供給他們的各種物品，主要的是，正在學會用那門並不難學的科學把自己同樣裝備起來，變得和他們的老師一般殘酷。因此，這種不道德生活的末日已經看得見了。西方民族的人看見了這個末日，但又感到無力自拔，於是用自我欺騙和盲目信仰來拯救自己，那種明知是糟蹋自己還要繼續糟蹋自己的人一向是這樣做的。這種盲目信仰在西方的大多數民族中間流行得越來越廣。根據這種信仰，歷來都是身受奴役的工人被迫而為的各種發明，即那些旨在擴大富人的舒適生活條件的發明和改良，所有那些為進行人與人的鬥爭，即殺人，而發明的手段，現在成了某種非常重要的、幾乎是神聖的東西，用主張這種生活的人們的話說，叫做文化，或者更加冠冕堂皇，叫做文明。正如任何一種信仰都有自己的科學一樣，文明的信仰也有它的科學，即社會學。這門科學的目的無非是一個，即為西方世界的人目前所處的那種虛偽而沒有出路的狀況辯解。這門科學力圖證明，所有那些旨在擴大遊手好閒者的優裕生活條件以及用武力保護這些生活條件的裝甲艦、電報、硝酸甘油彈、照相、電車路等發明，各種旨在愚弄人民的卑鄙愚蠢的花樣，都不但是好東西，而且還是神聖的、為亘古不變的最高法則所預先註定了要有的東西。因此，他們稱之為文明的這種腐化，乃是人們生活的必要條件，並且全人類都必須擁有它。這種信仰和任何一種信仰一樣盲目，並且一樣牢固和一樣自信。可以對任何一種情況提出爭議和商討，但是文明，即種種發明，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製造出來的一切愚蠢醜惡的東西，卻無疑是不容討論的福利。凡是破壞文明教的都是謊言，凡是支持文明教的都是至理。正是這種信仰和這種信仰的科學，使得西方人走著死路而不願意看到也不願意承認走這條路的人將被它帶往無法逃脫的滅亡。他們中間那些所謂最先進的人還洋洋自得，以為他們寸步不離地沿這條路走下去，就會得到最大的福利而不是遭到毀滅。他們努力使自己相信，通過這種已使他們陷入絕境的暴力，還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在那些貪得無厭地追逐物質福利，即動物式福利的人們中間，自然而然地不知怎麼一來，在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之下，突然會出現一些掌握政權但又不受它腐蝕的人來，他們將建立起另一種生活，可以使習慣於為謀私利而進行利己主義貪婪爭奪的人突然變成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使人人都會為共同利益而齊心協力，平分共享。但是這種信念也不具有任何合理依據。最近以來，它在有頭腦的人們中間越來越失去信賴，只在工人群眾中間還保有市場，它把他們的視線從當前的災難上引開，使他們把不著邊際的希望寄托在美妙的未來。正在把西方大多數民族引向滅亡的他們的共同信仰，就是這樣一套貨色。但它的誘惑力極其強大，以至曾經生活在他們中間的盧梭、拉梅內、卡萊爾、羅斯金、錢寧、加里森、愛默生、[10]赫爾岑、卡彭特[11]等明哲之士的聲音，竟已在這些奔向毀滅而又不願意正視這一點的人們的意識中不再留下絲毫痕跡。歐洲政治家們現在邀請俄羅斯民族去走的正是這條死路，他們為又有一個新的民族即將同陷於他們的絕境而興高采烈。那些輕率的俄國人也正在把它往這條路上推，他們認為奴隸般地追隨幾百年前的西方民族曾經在還不知道後果將會如何的情況下做過的事，要比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來得方便得多和簡單得多。八對暴力的服從，不但已給繼續屈服於荒淫統治者的東方民族，同樣也給不斷把政權以及隨它而來的腐化擴及到人民群眾中間的西方民族帶來了種種巨大災難，而且使東西方民族之間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這衝突眼看就要使雙方遭受更大的災難。西方民族除了有種種內部災難和由於參加政權而造成大部分人口的腐化之外，已經到了為求生存就必須使用欺騙和暴力來奪取東方民族的勞動果實的地步，只要東方民族還沒有學會同樣的做法，他們就不斷通過他們發明的某些被稱做文明的、給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性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大多數東方民族至今還在對自己的政權俯首聽命，他們用以與西方民族進行鬥爭的辦法還很落後，必然只能受制於人。但是，東方也有一些民族現在已經開始學會歐洲人教給他們的腐化文明，並像日本人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正在輕而易舉地學會各種並不難學的卑鄙、殘忍的文明手段，準備用那些本來用以對付他們的辦法來回敬自己的壓迫者。正處於這兩種民族之間、學到了一些西方手段、但至今仍在對政府俯首聽命的俄羅斯民族，已經被命運放到了這樣的地位上，它應停下腳步，細細地深思，因為它一方面看見對專制政權的屈服已使它同東方民族一起遭受了那麼多災難，另一方面它又看見，西方民族限制政權並把它擴及到全民的做法也沒有減輕人民的災難，而僅僅是使這些民族的人受到腐化並且面臨必須靠欺騙和掠奪其他民族才能生存的局面。俄羅斯民族自然應該設法用其他方式來改變自己對政權的態度，而不能照西方民族那樣去改變它。俄羅斯民族現在正像童話中的勇士一樣站在岔路口上，面前的兩條道路同樣通向死亡。繼續聽命於自己的政府，這對俄羅斯民族來說已是不可能的了。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既然已經打消了以前一直對俄國政府抱有的敬畏，既然已經懂得了人民遭受的災難大多來自於政府，就不可能又變得不懂自己遭受災難的原因，不可能不希望消除這個原因。除此之外，俄羅斯民族所以不可能繼續聽命於政府，還因為名副其實的政府，即那種能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政府，如今已經不復存在。有的只是兩個惡狠狠的爭鬥不休的黨派，但那種人們可以安安穩穩地聽命於它的政府，現在卻沒有。現在還要聽命於自己的政府，這對俄羅斯民族來說不但意味著繼續承受它在過去和今天一直在承受的各種日益加劇的災難，如失去土地、飢餓、沉重的賦稅、無益而又殘酷的毀滅性戰爭，而且更重要的是，還意味著繼續參加俄國政府至今為保住自己而製造的一樁樁顯然是枉費心機的暴行。而當西方民族的道路已經清楚無遺地表明了是一條死路的時候，俄國人再去步其後塵就更加不理智了。俄羅斯民族如果這樣做的話顯然是不理智的，因為，西方民族選擇了這條道路還情有可原，他們在意識到這條道路的虛偽性之前，並不知道自己將被它帶往何處，而俄羅斯民族卻不可能不知道和不看到這一點。此外，大多數西方人在走上這條道路時，主要靠工業、交換、商業和直接奴隸制（奴役黑人），或者像當今歐洲殖民地中的那種間接奴隸制來獲取自己的生存資料。而俄羅斯民族主要是一個農耕民族。俄羅斯民族今天再去走西方民族的老路，就意味著有意識地製造政府要求它去製造的那一類暴行，就是說去搶掠、放火、扔炸彈、殺人、打內戰，只不過這樣干不是為了支持政府，而是為了反對政府，並且在製造所有這些暴行的同時，它知道現在這樣干不是出於別人的意志，而是出於自己的意志。最後，它將得到的東西僅僅是和西方民族一樣，在無休無止的鬥爭之後重新遭受目前使它叫苦不迭的一切主要災難，即失去土地、日益加重的苛捐雜稅、國債、不斷擴充的軍備、慘無人道的瘋狂戰爭。更嚴重的是，與此同時它將和西方民族一樣失去自己的主要幸福，即失去符合自己習慣和愛好的農耕生活，還將陷入依賴於他人的勞動的絕境。更何況，它將是在最不利的情況下陷入這種絕境，也就是說，它與西方民族的工商業鬥爭必敗無疑。這條路是死路，那條路也是死路。九俄羅斯民族究竟應該怎麼辦？答案其實可以最自然、最簡單地得自於事情的實質。既不這樣做，也不那樣做。就是說，既不服從使它面臨眼下這種災難性局面的俄國政府，也不仿效西方民族的榜樣，去給自己建立那種已使西方民族陷入更壞處境的代議制暴力政府。這個最簡單、最自然的答案特別適合於俄羅斯民族，而尤其適合於它的現狀。的確，令人驚奇的只能是這種情況：為什麼圖拉省、薩拉托夫省、沃洛格達省和哈爾科夫省的種地農民並沒有因為服從政府而得到任何好處，僅僅因此受盡了苛捐雜稅、審判、強占土地和兵役等災難，卻至今仍對政府那麼馴順，而且不只是馴順，連自己都昧著良心行事，協助別人來奴役自己，如交納各種賦稅，卻對它們的用途不聞不問；把兒子送去當兵，卻毫不考慮為什麼要讓自己辛勤撫養成人的這些不可缺少的勞動人手去受難和送死。同樣令人驚奇或者說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這樣一個過著安分的獨立生活而對政府一無所求的種田人，一個農民，為了擺脫於他無用的暴力政權的沉重壓榨，不是簡簡單單地不再聽命於它，反而去充當恰恰使他深受其苦的暴力的幫手，像法國農民或英國農民曾經做過的那樣，用一個新的同樣的暴力政權來代替舊的暴力政權。要知道，俄國的農人只要不再聽命於任何一種暴力政府，不再參加這種政府，那麼無論是賦稅、兵役、官吏的種種壓迫、土地私有以及由它產生的勞動人民的災難，立即就會自然而然地滅亡。所有這一切災難都會消失，因為再沒有人去製造它們。俄羅斯民族所處的歷史條件、經濟條件和宗教條件，全都特別有利於它去這樣做。這第一個條件是，在俄羅斯民族必須改變自己對政權的態度時，與它早已有密切往來的那些西方民族所走過的道路，已經充分暴露出了自己的謬誤。政權在西方兜了一個圈子。西方各族人民和所有的民族一樣，為了避免鬥爭、憂慮和政權的罪孽，起初聽任暴力政權凌駕於自己頭上。而當這個政權腐化起來，變得沉重不堪的時候，他們卻想用限制它的辦法，即通過參加政權來減輕它的重壓。參加政權的範圍不斷擴大，造成了參加政權的人數也越來越多。結果，那些為避免鬥爭、避免參加政權才對政權姑息縱容的人，多數都不得不參加鬥爭和參加政權，受到那種必然伴隨政權而來的影響——腐化。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種虛構的限制政權，僅僅是統治者的替換和人數增多，從而又使人們變得更加腐化、憤怒和兇惡（政權卻和過去一樣，仍然是少數壞人對多數好人的統治）。同樣清楚的是，參加政權的人數增多，還使人們丟棄了符合所有人的本性的農業勞動，使他們通過工廠勞動生產和再生產各種無用而有害的物品，迫使大多數西方民族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欺騙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礎之上。所有這一切已在當代西方民族的生活中表現得十分清楚，這一點對於目前剛剛在經歷必須改變自己對政權的態度這一時刻的俄羅斯民族來說，正是它所處的第一個有利條件。俄羅斯民族現在再去走西方民族走過的老路，無異於一個旅行者明知他的前人誤入歧途，而其中一些最有遠見的人已經迷途知返，正從那兒向他迎面走回來，卻仍然要朝那條歧途走去。這第二個條件是，雖然各個西方民族都已程度不等地拋棄了農業或者正在拋棄農業，主要過著工業和商業的生活，但俄羅斯民族在必須改變自己對政府的態度的時候，它的絕大多數人卻仍然過著自己的農耕生活，他們喜愛這種生活，珍視這種生活，以至大多數脫離了農耕生活的俄國人總是樂於一有機會就回到這種生活中去。對於要從自己身上解脫政權的罪惡的俄國人來說，這個條件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過著農耕生活的人最不需要政府，或者不妨這樣說，農耕生活給政府提供干預人民生活的口實比其他任何一種生活所提供的都要少。我知道有一些農民村社去了遠東，定居在中國和俄國沒有劃定明確分界的地方，他們不和任何政府發生關係，在那裡安居樂業，直至被俄國官員發現為止。城裡人常把農耕生活看成為一個人所能從事的最低級的職業。然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從事的都是農耕，所有其他人的生存都有賴於這種職業才能維持。因此，人類實際上只是由農民構成的。所有其他的人，即部長、鉗工、教授、木匠、藝術家、裁縫、學者、醫生、將軍、士兵，只不過是農民的僕役或者寄生蟲罷了。所以說，農業不但是一種最道德、最健康、最愉快和最有用的職業，而且是一種最高級的人類職業，唯有它才給人以真正的獨立性。俄羅斯民族的絕大多數人還過著這種最自然、最道德和最獨立的農耕生活，這就構成了第二個意義極為重大的條件，俄羅斯民族正因為有這個條件，在必須改變自己對政權的態度時才有可能順應自然，簡單地通過不再服從於任何一個政府的辦法，僅僅在把自己從任何政權的罪惡中解放出來的意義上改變它。這就是前兩個條件。這兩個條件還是外部條件。第三個條件——內在條件——則在於宗教，這宗教無論從俄國歷史的資料來看，從研究俄羅斯民族的那些外國人的觀察來看，更重要的是，從任何一個俄國人固有的內在意識來看，從來都是並且今天仍是俄羅斯民族獨有的性格特徵。在西歐，或者是由於用拉丁文印刷的《福音書》在宗教改革之前未曾為人民所了解[12]並至今仍為天主教世界所不了解[13]，或者是由於天主教為對人民隱瞞真正的基督教而用了種種高明手段，或者是由於這些民族的性格特別講求實用，基督教的實質無疑不但在天主教里，而且在路德教乃至英國國教[14]里早已不復為指導生活的信仰，早已被種種外表的儀式，就是被上流階層的麻木不仁和他們對一切宗教的徹底否定所取代了。然而在俄羅斯民族，在其絕大多數的人那裡，要麼是由於《福音書》早在十世紀就開始深入人心，要麼是由於手段拙劣因而無法瞞住基督教真諦的拜占庭——俄羅斯教會的粗暴愚笨，要麼是由於俄羅斯民族性格及其農耕生活的特點，基督教教義始終在生活中得到應用，並且至今還是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生活的主要指導。從最古老的時代起直到我們這個時代，基督教的生活觀始終在俄羅斯民族中以極其多樣的、為俄羅斯民族特有的面貌表現出來。它表現為不分任何血統和種族而承認人人博愛和平等，表現為對異教的充分寬容，也表現為不是譴責罪人而是認為他們不幸。它表現為人們養成了在某些節日互乞原諒的風俗，甚至平日也常說：「請原諒」（「прощайте」，「простите」），人們在告別的時候也都要這樣說；表現為民間普遍對行乞不止懷有慈悲心腸，而且抱著尊敬的態度；表現為那種經常表現得很粗野的樂於為自己抱定的宗教真理而犧牲一切的精神，這一點反映在過去和今天都有發生的自焚和閹割上，甚至就在不久以前還有人把自己活生生地埋進土裡[15]。俄羅斯民族對政權也始終表現出這樣一種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態度。人民總是寧可服從政權也不願意參加政權，總是認為處於掌權者的地位就是罪孽而絕沒有什麼可令人稱羨的。正是在俄羅斯民族對整個生活，特別是對政權的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態度中，包含著那第三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條件。由於有這個條件，俄羅斯民族在它今天的地位上能夠最簡單、最自然地繼續過著符合自己的習慣和基督教精神的農耕生活，絕不參加舊政權，也絕不參加新舊政權之間的鬥爭。這就是俄羅斯民族在當前這一重要時刻所處的三個不同於西方民族的特殊條件。這些條件似乎應能促使它選擇一條最簡單的擺脫困境的出路，即不承認也不聽命於任何一種暴力政權。然而俄羅斯民族在今天這個艱難而又重要的時刻，卻不但沒有選擇這條對它來說十分自然的出路，反而搖擺於政府暴力和革命暴力之間，甚至通過自己那些惡劣的代表開始參加暴力，仿佛準備重蹈西方民族業已走過的那條死路。這是什麼道理？十為什麼現在和過去都會發生這種令人吃驚的現象，即人們既然苦於他們自己聽之任之並加以支持的政權的胡作非為，卻不用最簡便的方法去擺脫政權給他們造成的全部災難，不直截了當地停止服從它？他們為什麼不僅不這樣做，反而繼續做著那種奪去他們肉體福利和精神福利的事，或是繼續對現存政權俯首聽命，或是重新建立一個同樣的暴力政權去對它俯首聽命呢？這是什麼道理呢？人們感覺到他們的悲慘處境來自於暴力，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他們要擺脫自己的災難就需要有自由，但是很奇怪，為了解除暴力和獲得自由，他們尋求、使用和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手段，如舉行暴動、更換統治者、改革政體、制定種種憲法、建立國與國的新關係、殖民政策、無產階級組織、托拉斯、社會主義制度——真可謂應有盡有，可是唯獨不用那一種能給他們消除全部災難的最簡便可靠的手段，即停止服從政權。暴力產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參加暴力，這對於沒有喪失理智的人來說似乎應該是非常清楚的。這種手段照理說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很顯然，人們，即大多數人，之所以會受到少數人的奴役，只因為這些被奴役的人自己參加了對自己的奴役。如果說各民族都在受奴役，那麼他們之所以會受到奴役，只因為他們或是用暴力與暴力進行鬥爭，或是為謀求自己的私利參加了暴力。不與暴力進行鬥爭也不參加暴力的人不可能受到奴役，正如水是不可能被割斷的一樣。他們可能會遭到搶劫，失去行動自由，遭到毒打和殺害，但是他們不可能被人奴役，也就是說，不可能被迫做那些違背自己合理意志的事。個別的人是如此，各個民族也是如此。假如兩億個印度人都不聽命於要求他們參加總是與殺人聯繫在一起的暴力的政權，如不去當兵，不給暴行交納賦稅，不貪圖強暴者賜予他們而本來就是取自於他們的各種好處，不服從在他們中間推行的英國法律，那麼不要說五萬個英國人，就是把所有的英國人放在一起，也奴役不了印度人——哪怕印度人不是兩億個，而是一千個。波蘭人、捷克人、愛爾蘭人、貝杜英人和所有被征服民族也是一樣。身受資本家奴役的工人同樣如此。假如工人不幫資本家的忙，不協助他們來奴役自己，世界上就沒有什麼資本家能奴役工人。所有這一切都那麼顯而易見，簡直令人說來慚愧。然而，在其他所有生活環境下都能進行合理判斷的人們，不僅沒有看到這一點，沒有像理智指點給他們的那樣去做，而且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與理智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不能由我第一個做誰都沒有在做的事，」每個人都這樣說，「讓別人先做吧，到那時我也會不再服從政權的。」於是第二個、第三個和所有的人也這樣說。大家都以沒有人帶頭為藉口，不去做那無疑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而繼續做對大家都不利的、同時也是不理智的、違背了人們的天性的事。誰都不願意停止服從政權，免得使自己遭到政權的迫害，雖然明知，如果服從政權，他將會在戰爭和內亂中遭到嚴重得多的災難。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服從政權的人們不是在判斷上、而是在行動上處於一種東西的影響之下。它向來是人們行為的最普遍有效的動力之一，近來得到了特別詳盡的研究和闡明，被稱做暗示或者催眠。這種阻礙人們去做符合他們的理智本性並對他們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卻迫使他們去做那些不合理智又於己不利的事情的催眠，就是認為那些自稱為國家政權的人所製造的一樁樁暴行並不簡簡單單地就是一些不道德的人的不道德行為，而是某個特殊、神秘的聖物的活動表現，這個聖物叫做國家，人們的生存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它（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也永遠不可能離開它。但是有理智的生物——人，怎麼可能服從這樣一種令人驚異的違背理智的感情和違背人們的利益的影響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單是孩子、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受到催眠的影響，所有宗教意識薄弱的人，即對自己與自己賴以生存的那個最高本源的關係意識薄弱的人，都會受到催眠的影響。而我們時代的大多數人正在日益喪失這種意識。我們時代的大多數人之所以喪失這種意識，是因為人們既已犯下了服從人的權力這一罪過，就不承認這種罪過是罪過了。他們千方百計地自我欺騙，百般為自己的錯誤開脫，大肆讚揚他們所服從的政權，並且錯上加錯地拿這個政權給自己代替了上帝的律法。可是一旦人的律法代替了上帝的律法，人們就失去了宗教意識，受到了國家的催眠，在這種催眠術的影響下，他們幻想那些奴役他們的人並不簡簡單單地就是一些迷途的淫佚者，而是一個神秘物的代表，這個神秘物就是國家，人們的生活似乎不可能離開它。兜完了一個錯誤的圈子：對政權的服從減弱並部分地打消了人們的宗教意識，而宗教意識的減弱和喪失，又使人們服從人的權力。政權的罪惡的開端是這樣的。強暴者對受暴虐者說：「執行我們對你們的要求吧！若不執行我們的命令，我們就殺死你們。只要你們俯首聽命，我們就給你們建立秩序，保護你們不受其他強暴者的侵犯。」於是受暴虐者為了能過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和不與任何強暴者進行鬥爭，就會這樣說：「好吧，我們對你們俯首聽命。隨便你們建立怎樣的秩序好了，我們會支持這些秩序，只要能讓我們安安穩穩地生活和養家口。」由於政權在不斷擴大，又帶來了許多好處，強暴者看不見自己的罪孽。而受暴虐者也以為，只要對強暴者表示順從，他們就沒有犯罪，因為在他們看來順從要比鬥爭好一些。但這種順從正是罪孽，它並不比那些製造暴行的人的罪孽來得輕。假如受暴虐者在忍受種種貧窮痛苦、橫徵暴斂和殘酷行為的同時，並不承認強暴者政權的合法性，不答應對他們俯首聽命，那他們就沒有犯罪。可是答應對他們俯首聽命就是罪孽（amartia——錯誤，罪孽），是一種和統治者的罪孽一樣的罪孽。答應對暴力政權俯首聽命，承認它的合法性，這是一種雙重的罪孽。其一，那些服從於強暴者的人為了避免鬥爭的罪孽，卻縱容他們對之服從的人犯了這種罪孽；其二，他們答應在無論什麼情況下都對政權俯首聽命，這就背離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對上帝意志的服從。這樣一種答應本身就包含著縱容，由於政權的要求和上帝的律法相互牴觸，因此又包含著不服從上帝的可能性。答應對人的權力俯首聽命就是違背上帝的意志，因為暴力國家政權要求自己的服從者參與殺人、戰爭和死刑，參與各種批准發動戰爭和處人以死刑的法律，從根本上與上帝的意志直接牴觸。由此可見，那些對政權俯首聽命的人通過俯首聽命本身否定了自己對上帝的律法的服從。不可能在一件事上稍作讓步，而在另一件事上遵循上帝的律法。很清楚，如果上帝的律法可以在任何一件事上被人的律法所代替，那麼上帝的律法就不成其為永遠必須遵守的最高律法了；而如果它不是這樣的律法，那麼它也就不存在了。人們一旦失去上帝的律法即最高人性的指導，就不可避免要下降到人類生存的最低階段，在那個階段，他們活動的動機僅僅是個人的種種欲望和他們受到的暗示。所有生活在那些被稱做國家的聯合體中的民族，都處在這樣一種聽從暗示的、必然要服從國家的狀況。俄羅斯民族也處在這樣一種狀況。正是從這裡產生了一種似乎非常奇怪的現象，即占俄羅斯民族最大多數而堪稱整個俄羅斯民族的那一億個從事農耕的俄國人，雖然對任何政府一無所求，卻不選擇那條最自然和最好的擺脫困境的出路——乾脆停止服從任何暴力政權，反而繼續參加舊政府，變本加厲地自己奴役自己，要不然就是與這個政府鬥爭，給自己建立一個新的、和原來的政府一模一樣的暴力政府。十一各個基督教民族都處在群情激憤、搖搖欲墜和危機四伏的狀況，已經有一些人失去了理智而獸性大發的俄羅斯民族現在也面臨著可怕的狀況，關於這些狀況的原因，我們經常會聽見和讀到種種議論。人們舉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所有這些原因都能歸結為一點，人們忘記了上帝，也就是說，忘記了自己與生活的無限本源的關係，忘記了來自這種關係的每個人的使命——首先是為自己、為自己的靈魂履行本源即上帝規定的律法。人們忘記了這一點，是因為一些人認為自己有權通過殺人的威脅來統治別人，而另一些人卻同意對他們俯首聽命，同意參與他們的統治。人們承認了這些東西，實際上就已背離了上帝，用人的律法代替了上帝的律法了。而人們忘記了自己與無限的關係之後，雖然還能產生極其精巧的智力作品，大部分還是下降到了意識的最低階段，在那個階段，他們只受動物性慾望和盲從的暗示的指使。全部災難都是從這裡來的。由此可見，要避免人們用來折磨自己的種種災難，辦法只有一個，在自己心中恢復依從上帝的意識，從而恢復自己與自己，與親人的合理而又自由的關係。當前有待於各個自作自受的民族去做的事也正是這樣，即自覺地服從上帝，從而不再犯政權所犯的罪，也不再犯服從政權的罪。不再聽命於人的權力並返歸上帝的律法，其可能性也好，必要性也好，都已被所有的人朦朦朧朧地感覺到，當前俄羅斯民族的感受尤其深切。這種對重新服從上帝的律法、不再服從人的權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朦朧意識，正是當前發生在俄國的這場運動的實質所在。目前在俄羅斯民族中間發生的事，並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是人民為用一個政府取代另一個政府而發動的反政府起義，而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意義也更為深遠的現象。現在撼動著俄羅斯民族的東西，是對任何暴力即一般意義的暴力的非法性和無理性的朦朧意識，是對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一種不是以暴力政權為基礎（在各個民族中間至今仍是這樣）而是以合理而自由的協調一致為基礎的生活的朦朧意識。無論俄羅斯民族是否能完成擺在他面前的這樁偉大事業，是否會走西方民族的老路而坐失良機，讓另一個較為幸運的東方民族去領導擺在全人類面前的解放事業——恢復被人的權力偷換了的上帝的權力，毫無疑問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用自由、合理而善良的生活來代替暴虐、瘋狂而罪惡的生活的可能性，正在被所有的民族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而意識到的東西必將成為現實。人們的意識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現，而上帝的意志必定實現，也不會不實現。十二「但是，難道沒有政權的社會生活是可能的嗎？沒有政權的話，人們會不停地搶劫和互相殘殺。」僅僅信奉人的律法的人們說。這樣的人真心相信，人們所以不犯罪和循規蹈矩地生活，全靠有法律、法庭、警察、行政設施和軍隊，要是沒有政府當局，社會生活就不可能有了。在被政權腐化了的人們看來，既然某些發生在一國之內的犯罪行為受到政府的懲罰，那就說明，正是這些懲罰在控制人們，使他們不再去犯本來有可能還會犯下的罪行。但是政府懲罰了某些犯罪行為，這根本不能證明是法庭、警察、軍隊、監獄和死刑的存在使人們沒有犯他們本來會犯下的罪行。社會上所犯罪行的多寡完全不取決於政府的懲罰活動，這一點的明證是，在一定的社會情緒之下，無論怎樣加強政府的懲罰措施都無法制止那些極其膽大、極其殘忍、對社會治安危害極大的犯罪行為，一切革命中的情況都是這樣，當前俄國的情況更清楚不過地也是這樣。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人們——一個民族的大多數人，即全體勞動人民——並不是由於存在著警察、軍隊和死刑，而是由於存在著一種為大多數人所共有的、由人們共同的宗教觀所規定的並且通過教育、風習和社會輿論而建築在這種宗教觀之上的道德意識，才棄絕犯罪和過著善良的生活。只有這種表現為社會輿論的道德意識才制止人們犯罪，在大都市裡是如此，在生活著大多數人的農村里更是如此。我知道許多俄羅斯農民村社的例子，他們遷居遠東，在那裡生活，安居樂業了幾十年。這些村社自行管理，並不為政府所知，因此處在它的影響之外，在政府密探發現他們之後，他們所遭到的只是各種新的前所不知的災難，產生了新的犯罪意向。政府的活動不但不能控制人們犯罪，而且相反，總是動搖和降低社會道德水平，擴大犯罪的數量。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古往今來一切政府根據其自身的使命，必然要制定各種人為地寫成的、不是為了保證公共福利和公正而是出於種種政治、內務和外交考慮的不公正法律，來取代那一條至高無上的、人人都應奉行的、不是記載在書本上而是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永恆的宗教法規。各國政府現行的各種顯然不公正的基本法都是如此，例如關於少數人對大家公有的土地享有專有權的法律，關於一些人有權占有另一些人的勞動的法律，關於人們有義務交納金錢用於殺人或者自己去當兵打仗的法律，關於麻醉性毒品專賣的法律，關於禁止越過所謂的國界去交換勞動產品的法律，或者關於判處有過並非不符合道德而是對統治者不利的行為的人以死刑的法律等。所有這些法律，這些在暴力的脅迫下讓人們去執法的要求，這些因為有人不執行法律而對他們公開執行的死刑，主要的是，這種讓人們參加戰爭的要求，對打仗殺人和準備打仗殺人的習以為常的讚揚——所有這一切，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社會道德意識的水平，降低了反映這種意識的社會輿論。可見，政府的活動不但不維護道德，相反，很難設想還有哪一種東西對人民的腐化作用會比古今一切政府造成的腐化作用更大。老百姓中的惡人再惡，也絕不會發明火刑、拷打、搶劫、分屍、絞刑、單人牢房、戰爭屠殺、掠奪各族人民等等駭人聽聞的事，而各國政府卻一直在這樣做，而且做得堂堂皇皇。斯堅卡·拉辛和普加喬夫起義[16]乾的那些駭人聽聞的事，只不過是形形色色的伊凡、彼得和比隆曾經干下的以及古往今來一切政府不斷干下的那些駭人聽聞的事所造成的後果，只不過是對這些事稍稍作了一下模仿。如果說政府的活動強行制止了幾十個人犯罪（這一點是大可懷疑的），那麼人們之所以犯下數十萬樁罪行，卻完全是因為有政府的不公正行為和殘暴行為在教他們犯罪。如果說，那些參加政府的人，那些通過不同方式享有政權所提供的種種利益的商人、企業主和市民，他們還能相信政權是有好處的話，那麼農人卻不可能不知道，政府使他們遭受的僅僅是各種各樣的痛苦和損失，對他們來說，政府從來就沒有一點用，它僅僅腐蝕了他們中間那些受它影響的成員。因此，對人民證明說他們的生活離不開政府，說生活在他們中間的盜賊給他們造成的危害要大於政府通過對他們的壓迫和腐蝕經常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給他們造成的危害，就顯得非常不近情理，好比在奴隸制時代對奴隸們證明，當奴隸比當自由民對他們更有利。然而也正像那時一樣，雖然奴隸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地位極為悲慘，奴隸主還是要對他們證明和勸他們相信，當奴隸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如果獲得自由只會更糟（有時候奴隸自己也聽從了勸導而相信了這一套）。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各國政府和那些享有它們的好處的人也力圖證明，搶劫和腐蝕著人們的政府對於人們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於是人們也紛紛相信這種勸導。人們相信這一點，並且不可能不相信它，因為他們既然不相信上帝的律法，就不得不相信人的律法。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人的律法就是沒有任何律法，而不承認任何律法的人的生活是可怕的，因此對那些不承認上帝的律法的人來說，沒有人的權力必定是可怕的，他們不會希望離開人的權力。正是從這種對上帝的律法的不相信中，產生出了那種似乎十分奇怪的現象：所有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從巴枯寧、蒲魯東到雷克呂、麥克斯·施蒂納和克魯泡特金[17]等所有那些博學而聰明的人，雖然都以無可辯駁的理由公正地證明了政權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一開始談論社會生活結構是否有可能離開他們所否定的那種人的律法，就立即變得模稜兩可，廢話連篇，含糊其辭，立即陷入了娓娓動聽然而荒誕不經和毫無根據的假設之中。這就是因為，所有這些無政府主義理論家都不承認那條大家共有的、大家都應該服從的上帝的律法，可是人們若不服從同一律法——是人的律法也好，上帝的律法也好，——人類社會就無法存在。只有在承認對一切人來說是共同的上帝的律法這一條件下，才有可能從人的律法下解放出來。十三「就算當今俄國這種十分原始的農民村社能夠不依靠政府而生活，」人們會說，「那麼千百萬已經拋棄了農業並在城市裡過著工業生活的人該怎麼生活呢？並不是大家都能當農民的呀。」亨利·喬治[18]完全正確地答覆了這種反駁：只有農民是大家都能當的。「但是，如果現在大家都回過頭來去過農耕生活，並且開始不依靠政權而生活，」人們又說，「那麼人們已達到的文明就會毀於一旦，而這將是最大的災難，可見回過頭來去過農耕生活對於人類來說並不是福利，而是罪惡。」有一種方法常被人們用來為自己的謬誤辯解，這種方法就是人們把自己的謬誤看成無可辯駁的公理，把這種謬誤和隨之產生的種種後果歸併為一個概念和一個詞，再給這個概念和這個詞加上一種特殊而又模糊不定的神秘意味。諸如教會、科學、法、國家、文明，就是一些這樣的概念和詞。這樣一來，教會就不復是它本來是的東西，即某些陷入同一種謬誤之中的人的群集，而成了真正抱有信仰的人的群集。法也不復是由某些人制定的種種不公正法規的總匯，而成了種種人們只能生活在其中的公正條件的規定。科學也不復是它本來是的東西，即遊手好閒的人在一定時代得出的偶然結論，而成了唯一的真知。同樣，文明也不再像事實上那樣，只是一種從政權的暴力中產生的、西方民族在那種用暴力解除暴力的謊言欺騙下進行的虛偽而有害的活動，而成了一條通向人類未來福利的康莊大道。「如果說情況真是這樣，」文明的維護者們會說，「即所有那些現在只有富裕階級的人在享用的發明、技術設備和工業產品，現在並沒有為工人所擁有，因此目前絕不能把它們看成全人類的福利的話，那麼其所以會這樣，僅僅是因為所有這些技術設備現在還沒有達到應有的完善程度，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分配而已。到了機器設備變得更加完善的時候，工人就會從資本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各種各樣的工廠就會掌握在他們手中。到那個時候，機器將生產出那麼多東西，所有這些東西又將分配得這樣合理，以至人人都能共享一切，人人都不會有任何匱乏，人人都能大享其福了。」然而，且不說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出這樣的假定，說那些現在不僅為了生存、而且還為生存得更加舒適、愉快和奢侈正在貪婪地相互爭鬥的工人會突然變得那麼公正和那麼富於自我犧牲精神，以至能夠滿足於平分機器給他們提供的種種福利——這一切姑且不說。單是那一種假定，即認為所有那些只在有政權有資本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並且存在的工廠及其機器，到消滅了政權和資本的時候還會保持它們現在的原樣——這樣的假定本身就是隨心所欲地得出來的。假定一切將會是這樣，那就無異於假定說，在一個擁有花園、苗圃、涼亭、家庭戲班、樂隊、畫廊、馬廄、獵具和貯藏室里堆滿各式服裝的豪華的貴族領地里，只要一解放農奴，所有這些福利就會部分地在解放了的農民中進行分配，部分地留給社會公眾使用。顯然易見，在這樣一個貴族領地里，財主沒有一匹馬、一件衣服和一個苗圃會對獲得解放的農民有用，他們不會保留這些東西的。同樣，在工人從政府和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之後，他們也不會保留在政權底下產生出來的東西，獲得了解放的工人不會再到各種只在他們做牛做馬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的工廠里去做工，雖然這些企業可能會給他們好處，可能會使他們愉快。誠然，工人從奴役地位解放出來之後，那些能夠又快又多地織出各種漂亮衣料或者能夠製造出許多精美糖果和鏡子的巧妙的機器將令人非常心疼，可是在農奴解放之後，那許多駿馬、圖畫、玉蘭、樂器和戲班也是同樣令人心疼的。但是，解放了的農奴養起了適於自己這種生活的家畜，種下了自己需要的植物，於是那些駿馬也好，玉蘭也好，就都自行消失了。同樣，從政府和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工人，也會把力量用到與以前截然不同的其他工作上去。「但是，把大家的麵包放在一隻爐子裡烤，總比各人烤各人的麵包要好得多。用提高了二十倍的速度在工廠里織布，總比在家制織布機上織布要好得多。」——文明的維護者們又這麼說。就好像人都是不會說話的牲畜，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有吃，有穿，有住，勞動得不是多一點而是少一點，全部問題就都解決了。澳大利亞的野蠻人明明知道，給自己和妻子只搭一個窩棚比較合算，可是他搭兩個窩棚，以便他和妻子能夠分居獨處。俄羅斯的農民也清楚地知道，和父老兄弟同住在一幢房子裡比較合算，可是他分家，自己蓋屋住，認為窮困總比受家長管束和吵嘴反目要好。「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我想，大多數有理智的人都會寧可自己給自己洗衣服、擦靴子、打水、點燈熄火，也不願意為了服侍各種會做這些事情的機器到工廠去干那種強制性的活兒，哪怕一天只干一個小時也不願意。一旦消滅了暴力，這些不僅會擦靴子和洗碟子而且能挖隧道和軋鋼的機器，未必會留下一點蹤影。獲得了解放的工人必定會毀掉那一切在奴役他們的情況下產生的東西，必定會去製造全然不同的機器設備，讓它們具有另一些目的和另一些規格，對它們進行完全不同的分配。這一點是那樣清楚，那樣明顯，人們倘若沒有被文明的迷信攪昏頭腦，是不可能不看到它的。正因為有這種流行甚廣而根深蒂固的迷信，所以無論怎樣向人們指出西方民族的生活道路的錯誤，無論怎樣試圖把迷途的人們引回合理而自由的生活，這一切不但總是不被人們接受，而且還被看成某種褻瀆或者瘋狂。正因為這樣盲目相信我們給自己安排的那種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一切文明的主要活動家們，即那些國務要人、科學家、藝術家、商人、工廠主和作家，雖然迫使工人來養活他們，讓他們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卻看不見自己的罪孽，深信自己的活動並不是它在事實上是的東西——一種不道德而有害的活動，而相反地是一種非常有益和非常重要的活動。因此，對於全人類來說，他們是一些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益的人物，而所有那些在他們領導下生產出來的無聊、愚蠢和卑鄙的東西，諸如大炮、要塞、電影、神殿、汽車、炸彈、留聲機、電報，以及那些印出大量登滿種種無恥讕言的紙張的高速平版印刷機等，到工人獲得自由的時候，將仍然是同樣重要和有益的東西，將永遠是人類的洪福。然而，不再迷信文明的人一定會非常清楚地看到，如今被西方人稱之為文明的那一切生活條件，無非是執迷不悟的上層統治階級的畸形產物，那些金字塔、神殿、王宮等埃及、巴比倫和羅馬的暴君的產物即屬此類，那些由奴隸為主子置辦起來的宮殿、農奴樂隊、戲班、池塘、花邊、獵具和花園等俄國老爺的產物也是一樣。據說，不再服從政府和返回農耕生活會毀掉人們業已取得的全部工業成就。因此，不再服從政府和返回農耕生活將是一件壞事。但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使人們返回無政權狀態和農耕生活會毀掉那一切真正對人們有益和不需要奴役人的工業成就。如果說，不再服從政府和返回農耕生活將毀掉目前為人類中間相當一部分人所占有的無數無用、愚蠢而有害的東西的生產，將毀掉那些發明出所有這些無用而有害的東西並用這些東西來為自己的不道德生活辯解的遊手好閒者的生存可能，那麼，毀掉這些物品和毀掉這些人並不就是毀掉人類為自己的福利而生產出來的一切。相反，毀掉那一切靠暴力撐腰的東西，將推動和激發人們努力改進一切有益有用的技術，這些技術並不把人變成機器，並不危害他們的生活，而能減輕農民的勞動和美化他們的生活。區別僅僅會是這樣：在人們擺脫政權並返回農耕生活的情況下，藝術產品和工業產品的目的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只是為了供富人娛樂，滿足他們無聊的好奇心，準備殺人，損害有益的生活而維護無用和有害的生活，發明種種能夠使少數工人生產大量物品或者耕作大片土地的機器。到那時，人們將生產的東西僅僅是能使用自己的雙手耕作自己的小塊份地的農民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物品，有助於改善他們的生活而又不使他們脫離土地，不侵犯他們的自由的物品。十四但是，不聽命於人的權力的人究竟會怎樣生活？他們將怎樣管理自己的社會事務？國家會變得怎麼樣？愛爾蘭、波蘭、芬蘭、阿爾及利亞、印度——總之，那些殖民地會變得怎麼樣？各個民族聯合體會變得怎麼樣？提這種問題的人習慣於認為，一切人類社會的生活條件是由幾個人的意志和命令決定的。因此他們又推想，關於未來社會生活將如何組織的知識是能夠被人掌握的。然而，這種知識從來沒有被人掌握過，也不可能被人掌握。假如請教一位聰明絕頂、學識淵博、向來認為塵世生活取決於羅馬元老院和皇帝為幾百年後的羅馬世界作出的決定的羅馬公民，或者，假如這位羅馬公民自己想寫一本像貝拉米寫的那一類書，那麼，可以肯定地說，無論對蠻族還是對封建制，無論對羅馬教廷還是對各民族分化改組成幾個大國[19]，他絕不會有絲毫的先見之明。而形形色色的貝拉米、莫里斯、法朗士[20]等曾以極大的膽略描繪的那些帶有飛行器、愛克斯光、電動機、社會主義制度的二十世紀人類生活圖畫，也都是同樣。人們非但不可能知道未來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而且對他們來說，自以為能夠知道這一點往往還是一件壞事。其所以是壞事，因為正是這種關於人類未來生活的虛假的知識，對人類生活的正確發展道路起著最大的阻礙作用。單個人的生活也好，社會的生活也好，僅僅在於人們和社會都在朝人所不知的方向發展，同時不停地變化。這不停的變化不是由於某些人為應該怎樣變化制定了種種理智的計劃，而是由於人人心中都在不斷追求道德完善，這種道德完善通過億萬人生活中無限多樣的活動都能達到。所以，人們將來的生活條件，人類社會將來的組織形式，僅僅取決於人們的內部特性，而絕不依賴於人們對這種或那種稱心如願的生活形式的預想。然而那些不信奉上帝的律法的人，卻總是以為自己能夠知道未來的社會狀況應該是什麼樣子，他們不只斷定未來的狀況，而且為使人類社會變成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樣子，還做著各種各樣連他們自己都承認是不好的事。別人不同意他們的意見，認為社會生活根本不應該是這樣的，這絲毫不使他們覺得不安。這些相信自己能夠知道未來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人不但作抽象的決斷，而且有具體的行動，他們打仗，搶奪別人的財產，把人關進監獄，殺人，都說是為建立一種在他們看來能使人們得到幸福的社會制度。「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這個該亞法的陳詞濫調[21]對於那些人來說是無可辯駁的。為什麼只殺一個人而不殺幾百幾千個人呢，既然我們堅信這千百個人的死亡會給千百萬人帶來幸福？不信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人不可能不這樣推斷。這樣一些人活著，一味服從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判斷和社會的暗示，從不想一下自己在生活中的使命，想一下人的真正福利是什麼。即使他們想過，也只認為這一切無法知道。這些人對什麼是個人福利一無所知，卻自以為知道、並且毫無疑問地知道社會福利需要有什麼東西。他們自以為知道得那麼確切，因此為得到這種他們所理解的福利，干下許多連他們自己也承認是不好的事，如施行暴力、殺人、處人以死刑。初看上去似乎很奇怪，這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東西的人，怎麼會妄自以為確定無疑地知道全社會需要的東西是什麼？其實，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需要什麼，才認為自己知道全社會需要的是什麼東西。他們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指導，心裡朦朦朧朧地懷有一些不滿，但這不滿的原因，他們卻認為不在於自己，而在於不好的和他們心裡想的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他們一心想改革社會制度，把這看成一種好辦法，以求忘記和擺脫自己的生活不正確的念頭。因此，這些不知道拿自己怎麼辦的人總是特別堅定地知道社會應當怎麼辦。越是不了解自己，就越是堅定不移地了解社會。這樣的人多半是頭腦極其幼稚的青年人，要不就是腐化透頂的社會活動家，如形形色色的馬拉、拿破崙、尼古拉、俾斯麥之流。正因為這樣，各國人民的歷史才充滿了許多最駭人聽聞的暴行。恰是這種對社會應該如何的虛假預見，這類旨在改變社會的活動，給唯一通向真正幸福的社會發展道路造成了最大的障礙。這就是這種預見和這類活動的最大危害。因此，針對各個不再聽命於政權的民族將以什麼方式生活這一問題，我們的答覆是，我們不但不可能知道這一點，而且不應該幻想有什麼別的人能知道這一點。我們不可能知道那些不再聽命於政權的民族將處在怎樣的條件之下，但我們無疑知道，為使各民族將來的生活條件成為最好的條件，我們每個人應該怎麼做。我們無疑知道，為使這些條件成為最好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不做現在政權要求我們去做的種種暴力行徑，同樣，不做那些為建立一個新政權而與現存政權進行鬥爭的人號召我們去做的事，因此應該不服從任何政權。之所以應該不服從，並不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方式將因我們不再服從於政權而變成什麼樣子，而是因為，服從要求我們破壞上帝的律法的政權就是犯罪。這一點我們無疑是知道的。我們還知道，只要我們不違背上帝的意志，不造孽，就不會產生別的什麼結果，而只會是善，無論對於我們還是對於全世界都是如此。十五人們往往樂於相信世界上會發生種種最不可思議的事，相信人可以飛，可以與星球交往，相信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可能性，相信招魂術和許多其他顯然不可能有的東西，卻不願意相信他們和他們周圍的所有人在此時此刻抱有的世界觀是可以變化的。然而，這樣的變化，並且是極為驚人的變化，卻在我們自己身上，在我們的親友身上，在各種社會和各個民族中間不停地發生。正是這些變化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實質。且不說各民族的社會意識在以往各個歷史時期一直在發生變化，就是在眼下的俄國，這種似乎令人震驚的、兩三年前還沒有露出一點跡象的全民族意識的變化，也正在迅猛異常地發生。這類變化所以在我們看來總是發生得很突然，只因為它在精神領域裡的醞釀沒有被我們察覺到。當前正在我們無從窺見的精神領域發生的情況也是同樣。既然俄羅斯民族兩年前還認為，不但不服從政權是不可能的，而且連譴責政權都是不可能的，現在卻不但在譴責政權，而且還準備不服從它，準備建立起一個新政權來取而代之，那麼為什麼不能推想，在俄羅斯民族的意識中，現在又醞釀著另一種變化，要以它特有的方式改變對政權的態度，用合乎道德和合乎宗教的手段把自己從政權下解放出來呢？這種變化為什麼就不可能在任何一個民族中——眼下則是在俄羅斯民族中發生呢？代替現在籠罩著一切民族的那種相互鬥爭、相互恐懼、相互憎恨的憤怒而自私的情緒，代替現在通過報紙、書籍、言論和行為而風靡一切民族的那種對虛偽、不道德和暴力的鼓吹。為什麼就不可能出現一種合乎宗教、人性和理智的仁愛之情，使人們看到繼續服從他們周圍的政權是多麼可怕，看到那種合理、仁愛、沒有暴力也沒有政權的生活具有多麼喜人的可能性？為什麼就不可能是這樣一種情緒同樣充溢在一切民族的心頭，尤其是眼下，同樣充溢在經歷了種種罪孽、痛苦和恐懼的整個俄羅斯民族的心頭呢？為什麼現在能夠這樣，以幾十年一貫的潛移默化釀成了時下這種革命趨向，將來就不可能同樣釀出另一種意識，即意識到有可能並且有必要把自己從政權的罪孽中解放出來，有可能並且有必要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基於相互諧和、相互尊重和相互熱愛的團結一致的關係呢？［…………］十六為什麼要以為，處在上帝全權控制之下的人們，將永遠執著於那種奇怪的謬誤，相信重要的和必須奉行的只是種種變化不定的、偶然的、不公正的、地方性的人的法規，而不是永恆一致的、公正的、大家共有的上帝的律法呢？為什麼要以為，人類的教導者們會永久不變地像現在這樣宣傳，說這種律法是沒有的，不可能有的，說有的只是各個民族和各個教派自己的宗教儀式法規，要不然就是種種所謂科學的法規，種種物質的法規，種種不使人們承擔任何責任的想入非非的社會學法規，再就是種種人們可以自行改變、自行規定的公民法規呢？這種謬誤本來可以是暫時的謬誤，人們通過婆羅門、佛、老子、孔子和基督的教義，都能認識銘刻在自己心中的同一條上帝的律法，但是為什麼要以為，他們最終不會遵循這個能使他們獲得道德滿足、使他們的社會生活變得快樂的一切法規之統一基礎，而將永遠抱定教會、科學和國家的那套邪惡可鄙的混亂學說，在這些學說的誘惑下把唯一有用的東西拋諸腦後，去注意根本無法說明每個人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因而對他們一無用處的東西呢？為什麼要以為，人們會永遠這樣故意折磨自己，讓一些人竭力統治另一些人，讓另一些人懷著兇惡和嫉妒的心情對統治者俯首聽命，同時千方百計地想使自己也當上統治者呢？為什麼要設想，人們引以為榮的進步將永遠在於增加人口，維持生命，而不在於生活的道德完善；永遠在於種種可鄙的、能使人們生產出越來越多無用而有害的腐蝕品的機械發明，而不在於人們相互之間日益增進的團結，在於要達到團結就必須做到的不斷克服自己的肉慾呢？為什麼就不能設想，人們歡喜和為之競爭的將不是財富，不是奢侈，而是樸素、節制和與人為善？為什麼就不能認為，人們心目中的進步將不是越來越多的占有，而是越來越少地取之於人和越來越多地給予別人；不是擴大自己的權柄，不是接二連三地打勝仗，而是人與人之間和民族與民族之間日益增進的和解和日益親密的往來呢？為什麼一定要把人們想像得和家兔一樣，以為他們總是無可救藥地沉迷於肉慾和繁殖，為了養活不斷繁殖出來的後代在城市裡修建一座座生產化學食品的工廠而且生活在這些沒有動植物的工廠中間——為什麼就不能想像出一些純潔無邪的人，他們克制自己的肉慾，與鄰人友好地生活在肥沃的田野、果園和森林中間，馴養著各種肥壯的家畜，他們和現在的不同，只在於他們不承認土地是任何人的私有財產，不承認自己屬於任何國家，不給任何人繳納賦稅，不準備發動戰爭，不和任何人打仗，相反，各民族越來越和睦地相互往來——為什麼不能這樣想呢？要把人們的生活想像成這樣，一點也不需要胡編亂造，不需要在想像中歪曲或者美化我們一向知道的中國、俄國、印度、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埃及、澳大利亞的農人生活。要把生活想像成這樣，並不需要想像出什麼奇巧聰明的制度，只要想像一下那樣的人，他們除了一條大家共有的、同樣表現在婆羅門教、佛教、儒教、道教和基督教中的愛上帝和愛他人的律法之外，不承認任何別的最高律法。要使生活變得這樣，並不需要把人們想像成某種新人——至善至美的天使。人們仍將和現在一模一樣，有他們固有的種種弱點和欲望，仍會犯罪，也許，仍會爭吵，會通姦，會搶奪別人的財物，甚至還會殺人，但這一切都將成為例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習為常規。他們的生活所以會變得截然不同，只因為他們不承認有組織的暴力是善，是生活的必要條件，只因為他們不再受到冒充成善行的種種政府暴行的教育。人們的生活所以會變得截然不同，只因為發揚善良、仁愛，以及對上帝意志的順從精神的宣傳教育再不會遇到障礙，而現在，當要求人們違背上帝的律法，要求把犯罪和邪惡說成法律和善良的政府暴力被承認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時，這種宣傳教育的障礙卻很大。為什麼不能想像，人們受盡種種苦難，有朝一日總會醒悟過來，擺脫使他們受苦已久的那種催眠術的暗示，記起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和奴僕，因此能夠服從也應該服從上帝和自己的良心？這種情形並不難想像，難以想像的反而是不發生這種情形。十七「你們若不迴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22]這話不僅是對個別人說的，而且是對人類社會說的。正如一個人在歷盡各種由欲望和生活中的誘惑造成的災難之後，總是自覺地、帶著成年人的全部豐富經驗和理智返回孩子們無意中所處的那種純樸向善、熱愛一切人的狀態一樣，人類社會由於背離了上帝的律法去服從人的權力，企圖建立一種脫離農業勞動的生活，也已經受了許多災難性的後果，現在同樣應該帶著它在迷途中獲得的全部豐富經驗，自覺地克服人的權力的種種誘惑，放棄把生活建築在工業活動基礎之上的種種企圖，回頭歸順一度被他們拋棄的上帝的最高律法，返回到原始的農耕生活中去。自覺地克服人的權力的誘惑，回頭歸順唯一最高的上帝的權力，這意味著承認自己必須遵循普遍而永恆的上帝的律法，遵循這個同樣表現在婆羅門教、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以及部分伊斯蘭教（巴比派）等各種教義當中、與服從人的權力格格不入的法則。而自覺地去過農耕生活，這意味著承認農耕生活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暫時的生活條件，而是一種使人最容易履行上帝的意志，因此應該說是比任何一種別的生活更符合人們的心愿的生活。包括俄羅斯民族在內的各個東方民族所處的條件，特別有利於他們的復歸，即對政權持自覺的不服從態度和重新去過農耕生活，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對於那些用工業勞動代替了農業勞動、已在改變政權組織形式的虛幻道路上走得很遠的西方民族來說，這樣的復歸是困難的，是要付出極大的努力的。但是，他們的憤怒情緒在不斷增長，他們的現狀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固，這一切，遲早會使他們回到依靠自己的勞動而非剝削其他民族的合理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中來。無論工業的表面成就是多麼迷人，無論生活的外表有多麼美，西方民族的一些最有遠見的思想家們，早已指出這條道路是一條死路，指出必須考慮自己的現狀，改變這種現狀，返回來過農耕生活——它曾經是各民族的最初生活形式，人人都註定了只有過這種生活才能生活得合理和快活。對於包括俄羅斯人在內的大多數東方民族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需要對自己的生活做任何改變，需要做的只是在他們剛剛踏上的錯誤道路上停下腳步，自覺地對政權持否定態度，對他們一向固有的農業持熱愛的態度。我們東方民族應該感激命運將我們置於這樣的地位，使我們能以西方民族為例——以他們為例並不是說要效法他們，而是相反，為的是不重蹈他們的覆轍，不再步他們的後塵，遙遙走在前面的西方民族已從那條毀滅之路向我們迎面返回或者正準備返回。停止在錯誤的道路上行進，指出有可能並且有必要鋪平並引人走另一條比西方民族走的道路更平坦的、充滿歡樂的、符合人類天性的道路，這就是當前這場俄國革命的主要和偉大的意義所在。（1906）宋大圖譯〔據《列夫·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 * * * [1]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義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政論家，青年義大利黨的創始者。 [2]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蘭法學家。 [3]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 [4]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 [5]亞伯和該隱皆《聖經》中人物，見《舊約·創世記》第四章。 [6]中國戰爭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的日俄戰爭；布爾戰爭又稱英布戰爭，是英國於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間發動的第二次旨在奪取非洲南部荷屬殖民地的戰爭；菲律賓於一八九六年爆發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裝起義，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之後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7]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法國處在波旁王朝統治之下；一七九二年召開國民大會，宣告成立法蘭西共和國；一七九五年「熱月政變」後為督政府時期；一七九九年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組成執政府，自任第一執政；一八〇四年拿破崙稱帝，成立法蘭西帝國；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復辟；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後又建立「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浦登基；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恢復了共和制，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同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當選為共和國總統，一八五一年發動政變，次年稱帝（拿破崙第三），是為法蘭西第二帝國；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中，巴黎人民聞訊色當戰敗後爆發起義，建立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這段法國歷史為時不止七十年，在托爾斯泰依次列舉的十一個政權中，「帝國、又是波旁」與「路易·菲力浦」之間的「共和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8]法語：密札，系中世紀法國的一種秘密逮捕狀，帶有國王的簽名和封印，有權勢者可持有空白「密札」，不經審判隨意捕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被國民議會廢除。 [9]「祝您平安」一語中的平安，俄語用「Мир」。「Мир」這個詞又可以表示「和平」。 [10]拉梅內（F·R·de Lamennais，1782—1854），法國政論作家，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國作家，歷史學家；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國作家，評論家；加里森（W·L·Garrison，1805 —1879），美國政論作家；愛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國思想家，作家。 [11]赫爾岑（Aп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國作家，政論家，哲學家，革命者，一八四七年起流亡西歐；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0），英國作家。 [12]《聖經》最初以希伯來文本和希臘文本流傳，公元四五世紀譯成拉丁文。一五一七年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運動，反對教階和聖禮，主張「因信得救」，宣稱每一個信徒都有權讀《聖經》，不需要神甫作中介，於一五二一至一五三四年把《聖經》譯成德文，促進教義的普及。歐洲各種民族語言的《聖經》譯本，大多也在宗教改革前後完成。 [13]基督教於一〇五四年正式分裂為兩派。東派稱東正教，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俄羅斯正統教會屬於此派；與之對立的西派即天主教，以羅馬為中心。所謂「天主教世界」，一般指天主教的分布地區，主要有法、意、西、葡、匈、波、美及拉美諸國。在宗教改革之前，還應包括德、英等國在內，但在此處，托爾斯泰似泛指西歐各國。 [14]路德教和英國國教（即聖公會）都是十六世紀德、英宗教改革的產物，與加爾文教等並稱新教。 [15]指一八九六年底和一八九七年初在俄國赫爾松省相繼發生的四起活埋事件。當時那兒的一些分裂派教徒因為害怕宗教迫害，把自己全家活埋。 [16]拉辛（？—1671）和普加喬夫（1742—1775），均為俄國著名農民起義領袖。 [17]雷克呂（1830—1905），法國著名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政治活動家，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1842—1921）過從甚密；麥克斯·施蒂納（1806—1856），德國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人物之一，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先驅者。 [18]亨利·喬治（1839—1897），美國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對托爾斯泰有很大影響。 [19]這裡指羅馬帝國末期及西歐中世紀早期的一系列歷史變故。羅馬統治者視日耳曼等民族為「化外之民」，後為西方史學家沿用，稱之為蠻族。公元四世紀，日耳曼民族的各支在匈奴人打擊下大舉侵入羅馬帝國境內，四七六年最後摧毀帝國，史稱蠻族入侵。羅馬內部萌芽的封建因素與日耳曼人農村公社的結合，逐漸發展成了西歐的封建制度。七五六年羅馬城主教獲得領地，形成教皇國。同時，日耳曼人與原羅馬境內各族不斷融合，其中最為強大的法蘭克王國一統天下，於八〇〇年建立查理帝國，八四三年帝國三分，奠定近代義大利、德意志、法蘭西三國疆域的雛形。 [20]莫里斯（1834—1896），英國作家，曾著《烏有鄉消息》（1891），描寫二十一世紀的理想社會；法朗士（1844—1924），法國作家。 [21]《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節：「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22]《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