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虎春秋 · 平江不肖生論 （代序）

本文節選自張贛生著《民國通俗小說論稿》。 在民國通俗小說史上，若論起劃時代的人物，便不能不提及平江不肖生，他不僅是推動中國通俗社會小說由晚清過渡到民國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拉開中國武俠小說大繁榮序幕的開路先鋒。 平江不肖生（1890—1957），原名向愷然，湖南平江人。他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其祖父以經營傘店發家，其父向碧泉是個秀才，在鄉裡間頗有文名。向愷然五歲隨父攻讀，十一歲習八股，恰逢清政府廢八股，改以策論取士，遂改習策論，十四歲時清政府又廢科舉，改辦學校，於是向氏考入長沙的高等實業學堂。其時正值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並創辦《民報》鼓吹革命，日本文部省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於1905年11月頒布「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鎮壓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引起留日學生界的強烈反對，同盟會發起人之一陳天華於12月8日在日本憤而投海自殺，以死激勵士氣。轉年，陳天華靈柩運回湖南，長沙各界公葬陳天華，掀起了政治風潮，剛剛入學一年的向愷然就因積極參與這次風潮而被開除學籍，隨後他自費赴日留學。 民國二年（1913），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群情激憤。向愷然回國參加了「倒袁運動」，任湖南討袁第一軍軍法官，討袁失敗後，他再赴日本，結交武術名家，精研武術，這使他成為民國武俠小說作家中真正精通武術的人；同時，他因憤慨一般亡命於日本的中國人之道德墮落，執筆寫作《留東外史》。民國四年（1915），向愷然重又歸國，參加了中華革命黨江西支部，繼續從事反袁活動。袁世凱去世後，他移居上海以撰寫小說謀生，直至1927年返回湖南，他的主要通俗小說作品均在這十年間先後問世。1930年至1932年，向愷然曾再度在上海從事撰著，但這一時期所作均為講述拳術的短篇文章。1932年「一·二八」日寇進犯上海，向愷然應何鍵之請返回湖南創辦國術訓練所。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他隨二十一集團軍轉戰安徽大別山區，任總辦公廳主任，兼安徽學院文學系教授。1947年返湖南，1957年反右鬥爭後患腦溢血去世。 關於「平江不肖生」這一筆名的來歷，向愷然在1951年寫的簡短「自傳」中說：「民國三年因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墮落，一般公費留學生不努力、不自愛，就開始著《留東外史》，專對以上兩種人發動攻擊。……因為被我唾罵的人太多，用筆名『平江不肖生』，不敢寫出我的真名實姓。」此後他發表武俠小說時也一直沿用這一筆名。 至於「平江不肖生」的含義，向氏哲嗣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有人問為何用這『不肖生』？父親說：『天下皆謂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此語出自老子《道德經》。原來其『不肖』為此，並非自謙之詞。」其實這是向氏本人後來提出的一種解釋，不一定真是採用這筆名的初意。《老子·六十七章》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這裡的「不肖」是「不像」「不類」的意思。道是抽象的，道涵蓋萬物之理，而不像某一具體物，從不像、不類、不具體，引申為「玄虛」「荒誕」。這用以反駁某些人後來對《江湖奇俠傳》的批評，頗能說明作者的立場；但在創作《留東外史》時採用這一筆名的初意卻非如此，《留東外史》第一回《述源流不肖生饒舌，勾蕩婦無賴子銷魂》中說：「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來此地，……既非亡命，又不經商，用著祖先遺物，說不讀書，也曾進學堂，也曾畢過業；說是實心求學，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來，祖遺將罄，遊興亦闌。」這段話把「不肖」二字的含義說得很清楚，應無疑義。 向愷然從寫社會小說改為寫武俠小說，是應出版商之請。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說：「《留東外史》……出版後，銷數大佳，於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我要他在《星期》上寫文字，他就答應寫了一個《留東外史補》，還有一個《獵人偶記》。這個《獵人偶記》很特別，因力他居住湘西，深山多虎，常與獵者相接近，這不是洋場才子的小說家所能道其萬一的。後來為世界書局的老闆沈子方所知道了，他問我道：『你從何處掘出了這個寶藏者？』於是他極力去挖取向愷然給世界書局寫小說，稿資特別豐厚。但是他不要像《留東外史》那種材料，而要他寫劍仙俠士之類的一流傳奇小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生意眼。那個時候，上海的所謂言情小說、戀愛小說，人家已經看得膩了，勢必要換換口味，……以向君的多才多藝，於是《江湖奇俠傳》一集、二集……層出不窮，開上海武俠小說的先河。」這段話有助於我們了解向愷然的武俠小說。 向愷然是由晚清的通俗小說模式向新風格過渡的作家之一。因此，在他的小說中就必然存在著新與舊的兩方面因素。從他最初的成名作《留東外史》來看，晚清小說模式的痕跡十分明顯。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到《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晚清「譴責小說」時，曾指出：「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是此類小說的共同特徵。 《留東外史》不僅在內容取材和創作思想上明顯地帶有晚清「嫖界小說」和譴責小說的痕跡，而且在故事的組織形式上也體現著晚清小說結構鬆散的時風，缺乏嚴謹的通盤考慮。我這樣說，並非要否定《留東外史》的藝術成就，而是要表明客觀存在的事實，《留東外史》是具有過渡性質的民初作品，它不可能完全擺脫晚清小說模式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官場現形記》發表於1902—1907年，《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發表於1902—1910年，《海上花列傳》發表於1892—1894年，《海上繁華夢》發表於1903—1906年，《九尾龜》刊行於1906—1910年；當向愷然在民國三年（1914）撰著《留東外史》時，正值上述諸書風行之際，相距最近者不過三四年，《留東外史》與之實屬於同時代產物，假若兩者之間毫無共同之處，那反倒是怪事。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留東外史》之所以能稱為過渡性質的作品，還在於它確實提供了新的東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首先是他如實地描繪了異國風情，中國通俗小說中的外國，向來是《山海經》式的，《西遊記》《三寶太監西洋記》《鏡花緣》等不必說了；林琴南的小說原是翻譯，但他筆下的外國也被寫得面目全非；再看看晚清的其他作品，如《孽海花》中對歐洲的描寫，大都未免流於妄誕。不肖生在《留東外史》中卻能把日本的風土民俗寫得生動、鮮明，這正是此書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的重要原因。但是，這還僅是淺層的新奇；更深一層來看，不論作者是否自覺地意識到要運用西方的創作方法，實際上他已經表現出這種傾向，如上所說之照實描繪異國風情，就是西方文學的「寫實主義」方法，特別是在《留東外史》的某些段落中還顯示了進行「心理分析」的傾向，這些都是從舊模式向新風格過渡的重要跡象。 總之，就《留東外史》總體而論，舊模式的深刻痕跡還是主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所顯示的新傾向之重要意義。兩方面的因素雜糅在一起，是過渡時期的必然現象。處於洪憲復古浪潮中的向愷然，能做到這一步已經難能可貴，不應對他提出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看一看《玉梨魂》《孽冤鏡》等在復古浪潮中極享盛名的扭捏之作，或許更有助於認識《留東外史》的可貴之處。 《留東外史》使向愷然嶄露頭角，但他之得享盛名卻是因為寫了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 《江湖奇俠傳》當年所引起的轟動，今天的讀者或許難以想像得到。這部作品首刊於《紅》雜誌第二十二期，《紅》雜誌為世界書局所辦周刊，1922年8月創刊，至年底發行二十一期，轉年始連載《江湖奇俠傳》。1924年7月，《紅》雜誌出滿一百期，改名為《紅玫瑰》，仍為周刊，繼續連載，至1927年向氏返湘，遂由《紅玫瑰》編者趙苕狂續寫，現今通行的《江湖奇俠傳》一百六十回本，自一百零七回起為趙氏所續。 《江湖奇俠傳》掀起的熱潮一直持續了十年。據鄭逸梅《武俠小說的通病》一文說：「那個付諸劫灰的東方圖書館中，備有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閱的人多，不久便書頁破爛，字跡模糊，不能再閱了，由館中再備一部，但是不久又破爛模糊了。所以直到『一·二八』之役，這部書已購到十有四次，武俠小說的吸引力，多麼可驚咧。」在《江湖奇俠傳》小說一版再版的同時，由它改編成的連台本戲也久演不衰，更加轟動的是明星影片公司改編拍攝的《火燒紅蓮寺》，由當時最著名的影星胡蝶主演。沈雁冰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藝》（作於1933年）一文中說：「1930年，中國的『武俠小說』盛極一時。自《江湖奇俠傳》以下，模仿因襲的武俠小說，少說也有百來種吧。同時國產影片方面，也是『武俠片』的全盛時代；《火燒紅蓮寺》出足了風頭……《火燒紅蓮寺》對於小市民層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開映這影片的影戲院內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戲院裡是不禁的，從頭到尾，你是在狂熱的包圍中，而每逢影片中劍俠放飛劍互相鬥爭的時候，看客們的狂呼就同作戰一般，他們對紅姑的飛降而喝采，並不盡因為那紅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為那紅姑是一個女劍俠，是《火燒紅蓮寺》的中心人物；他們對於影片的批評從來不會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哪樣好哪樣壞，他們是批評崑崙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們，影戲不復是『戲』，而是真實！如果說國產影片而有對於廣大的群眾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燒紅蓮寺》了。從銀幕上的《火燒紅蓮寺》又成為『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實在是簡陋得多了，可是那瘋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滅。」這是一位極力反對《江湖奇俠傳》者寫下的實錄，我認為他所描繪的這幅轟動景象是可信的。 如此轟動一時的《江湖奇俠傳》，它的魅力在哪裡？要說簡單也簡單，不過是把奇聞異事講得生動有趣而已。 向氏初撰《江湖奇俠傳》時，並無完整構思，只是隨手摭拾湖南民間傳說，加以鋪張誇飾，以動觀聽，用類似《儒林外史》的那種集短為長的結構，信筆寫來，可行可止。作者在此書第八回中說：「說出來，在現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了，說不定要罵在下所說的，全是面壁虛造，鬼話連篇。以為於今的湖南，並不曾搬到外國去，何嘗聽人說過這些奇奇怪怪的事跡，又何嘗見過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不都是些憑空捏造的鬼話嗎？其實不然。於今的湖南，實在不是四五十年前的湖南。只要是年在六十以上的湖南人，聽了在下這些話，大概都得含笑點頭，不罵在下搗鬼。至於平、瀏人爭趙家坪的事，直到民國紀元前三四年，才革除了這種爭水陸碼頭的惡習慣。洞庭湖的大俠大盜，素以南荊橋、北荊橋、魚磯、羅山幾處為淵藪。遜清光緒年間，還猖獗得了不得。」就說出了此書前一部分的性質。 總之，《江湖奇俠傳》有其不容忽視的長處，確實把奇聞逸事講得生動有趣；但也有其不容忽視的短處，近乎於「大雜燴」，它之得享盛名，除了它自身確有長處之外，還與當時的環境條件有關，在晚清至民初的十多年間，中國通俗小說幾經變化，公案小說和譴責小說的浪潮逐漸消退，「淫啼浪哭」的哀情小說維持不久已令人厭煩，此時向氏將新奇有趣的風土民俗引入武俠說部，道洋場才子之萬不能道，自然使人耳目一新，其引起轟動也就是情理中應有之事了。 向愷然還寫過一部比較現實的武術技擊小說，即以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為素材的《俠義英雄傳》，這部作品的發表與《江湖奇俠傳》同時，於1923年至1924年間在世界書局出版的《偵探世界》雜誌連載，全書八十回，後出單行本。或許是由於向氏想使此書的風格與《江湖奇俠傳》有鮮明的區別，也或許是向氏集中精力撰寫《江湖奇俠傳》而難以兼顧，這部《俠義英雄傳》寫得不夠神采飛揚，遠不如《江湖奇俠傳》馳名。此外，向氏還著有《玉玦金環錄》《江湖大俠傳》《江湖小俠傳》《江湖異人傳》等十餘部武俠小說，成為二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武俠小說名家。 通觀向氏的武俠小說創作，無論是《江湖奇俠傳》或《俠義英雄傳》，都還未能形成完善形態的神怪武俠小說或技擊武俠小說風格。當然，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苛求，向氏是一位過渡階段的作家，他在民國通俗小說史上屬於開基立業的先行者，他的功績主要是開一代風氣，施影響於後人。正是他的《江湖奇俠傳》引起的巨大轟動，吸引了更多讀者對武俠小說的關注，也推動報刊經營者和出版商競相搜求武俠小說。後起的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王度廬、朱貞木等都是在這種風氣下，受報刊之約才從事武俠小說創作的，就這個意義上說，若沒有向愷然開風氣之先，或許也就不會有北派四大家的武俠名作。另一方面，向氏也的確給予後起的還珠、白羽、鄭證因很大影響，只要看看還珠、白羽、鄭證因早期的作品，就能發現其受向氏影響的痕跡。所以，向氏在民國通俗小說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功績不容貶低，不能只從作品本身來衡量他應占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