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 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
無論人們根據形上學的觀點，對於意志自由可以形成怎麼樣的一種概念，然而它那表現，即人類的行為，卻正如任何別的自然事件一樣，總是為普遍的自然律所決定的。歷史學是從事於敘述這些表現的；不管它們的原因可能是多麼地隱蔽，但歷史學卻能使人希望：當它考察人類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體時，它可以揭示出它們有一種合乎規律的進程，並且就以這種方式而把從個別主體上看來顯得是雜亂無章的東西，在全體的物種上卻能夠認為是人類原始的秉賦之不斷前進的、雖則是漫長的發展。因此，婚姻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生和死亡——在這裡人們的自由意志對於它們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看起來顯得並沒有任何規律可循，使人能夠事先就據之以計算出來它們的數字；然而各大國有關這方面的年度表報卻證明了它們也是按照經常的自然律進行的，正有如變化無常的氣候那樣，我們雖然不能預先就確定氣候的各個事變，但總的說來它卻不會不把植物的生長、河水的奔流以及其他各種自然形態保持在一種均衡不斷的進程之中。個別的人，甚至於整個的民族，很少想得到：當每一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心意並且往往是彼此互相衝突地在追求著自己的目標時，他們卻不知不覺地是朝著他們自己所不認識的自然目標作為一個引導而在前進著，是為了推進它而在努力著；而且這個自然的目標即使是為他們所認識，也對他們會是無足輕重的。
既然人類的努力，總的說來，並不像動物那樣僅僅是出於本能，同時又不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樣是根據一種預定的計劃而行進；因此看起來他們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是像蜜蜂或者海狸那樣的）有計劃的歷史。當我們看到人類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現出來的所作所為，我們就無法抑制自己的某種厭惡之情；而且儘管在個別人的身上隨處都閃爍著智慧，可是我們卻發現，就其全體而論，一切歸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還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惡和毀滅欲所交織成的；從而我們始終也弄不明白，對於我們這個如此之以優越而自詡的物種，我們自己究竟應該形成什麼樣的一種概念。對於哲學家來說，這裡別無其他答案，除非是：既然他對於人類及其表演的整體，根本就不能假設有任何有理性的自己的目標，那麼他就應該探討他是否能在人類事物的這一悖謬的進程之中發現有某種自然的目標；根據這種自然的目標被創造出來的人雖則其行程並沒有自己的計劃，但卻可能有一部服從某種確定的自然計劃的歷史。
這就要看，我們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條這樣一部歷史的線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產生出一位有條件依據它來撰寫這部歷史的人物。大自然就曾產生過一位克卜勒，克卜勒以一種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軌道服從於確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產生過一位牛頓，牛頓便以一條普遍的自然原因闡明了這些定律。
命題一
一個被創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賦都註定了終究是要充分地並且合目的地發展出來的。
對一切動物進行外部的以及內部的或解剖方面的觀察，都證實了這一命題。一種不能加以應用的器官，一種不能完成其目的的配備，—這在目的論的自然論上乃是一種矛盾。因為我們如果放棄這條原則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再有一個合法則的大自然，而只能有一個茫無目的的、活動著的大自然罷了；於是令人絕望的偶然性就會取代了理性的線索。
命題二
這些自然秉賦的宗旨就在於使用人的理性，它們將在人——作為大地之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創造物——的身上充分地發展出來，但卻只能是在全物種的身上而不是在各個人的身上。
一個被創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種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規律和目標都遠遠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並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規劃有任何的界限。但它並不是單憑本能而自行活動的，而是需要有探討、有訓練、有教導，才能夠逐步地從一個認識階段前進到另一個階段。因此，每一個人就必須活得無比的長壽，才能學會怎樣可以把自己全部的自然秉賦加以充分的運用；否則，如果大自然僅僅給他規定了一個短暫的生命期限（就正如事實上所發生的那樣），那麼理性就需要有一系列也許是無法估計的世代，每一個世代都得把自己的啟蒙留傳給後一個世代，才能使它在我們人類身上的萌芽，最後發揮到充分與它的目標相稱的那種發展階段。而這樣的一個時刻，至少在人類的觀念里，應該成為他們努力爭取的目標，因為不然的話，人類自然秉賦的絕大部分就不得不被人看成是徒勞無功而又茫無目的的了；這就勾銷了一切實踐的原則，並且從而就會使大自然——本來在判斷其他一切的安排時，大自然的智慧都必然是要充當基本原則的——犯有唯獨對於人類卻是在進行一場兒戲的嫌疑了。
命題三
大自然要使人類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創造出來超乎其動物生存的機械安排之上的一切東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於本能並僅憑自己的理性所獲得的幸福或美滿而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他的幸福或美滿。
這就是說，大自然決不做勞而無功的事，並且決不會浪費自己的手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她把理性和以理性為基礎的意志自由賦給了人類，這就已經是對她所布置的目標的最明顯不過的宣示了。這就是說，人類並不是由本能所引導著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識所哺育、所教誨著的；人類倒不如說是要由自己本身來創造一切的。生產出自己的食物、建造自己的蔽護所、自己對外的安全與防禦（在這方面大自然所賦予他的，既沒有公牛的角，又沒有獅子的爪，也沒有惡狗的牙，而僅只有一雙手）、一切能使生活感到悅意的歡樂，還有他的見識和睿智乃至他那意志的善良，—這一切完完全全都是他自身的產品。在這裡，大自然仿佛是以其最大的節約在行動著，並且把她對動物的裝備安置得如此之緊縮、如此之精密，剛好夠一個起碼的生存的最大需要而已；就好像是她有意讓人類——當他們從最低的野蠻狀態努力上升到最高的成熟狀態以及思想方式的內在完滿性，並且從而上升到（大地之上儘可能的）幸福狀態的時候——能完全獨自享有這份功績並且只需感謝他們自己本身似的；仿佛大自然把這一點委之於人類理性的自尊，更有甚於委之於人類的安樂似的。因為在人類事物的這一進程中，有一長串的艱辛困苦在等待著人類。可是看來大自然卻根本就不曾做任何的事情來使人類生活得安樂，反倒是要使他們努力向前奮鬥，以便由於他們自身的行為而使他們自己配得上生命與福祉。
這種情形永遠都是令人驚異的：已往的世代仿佛只是為了後來世代的緣故而在進行著他們那艱辛的事業，以便為後者準備好這樣的一個階段，使之能夠藉以把大自然所作為目標的那座建築物造得更高；並且唯有到了最後的一代才能享有住進這所建築裡面去的幸福，雖則他們一系列悠久的祖先們都曾經（確實是無意地）為它辛勤勞動過，但他們的祖先們卻沒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經準備過了的這種幸福。儘管這一點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同時它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們一旦肯承認：有一類物種是具有理性的，並且作為有理性的生命類別，他們統統都要死亡的，然而這個物種卻永不死亡而且終將達到他們的秉賦的充分發展。
命題四
大自然使人類的全部秉賦得以發展所採用的手段就是人類在社會中的對抗性，但僅以這種對抗性終將成為人類合法秩序的原因為限。
這裡的對抗性一詞，我指的是人類的非社會的社會性；也就是指人類進入社會的傾向，而這一傾向又是和一種經常威脅著要分裂社會的貫穿始終的阻力結合在一起的。而這種秉賦顯然就存在於人性之中。人具有一種要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因為他要在這樣的一種狀態里才會感到自己不止於是人而已，也就是說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賦得到了發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種強大的、要求自己單獨化（孤立化）的傾向；因為他同時也發覺自己有著非社會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擺布一切，並且因此之故就會處處都遇到阻力，正如他憑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樣，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傾向於成為對別人的阻力的。可是，正是這種阻力才喚起了人類的全部能力，推動著他去克服自己的懶惰傾向，並且由於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的驅使而要在他的同胞們—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們，可又不能脫離他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一席地位。於是就出現了由野蠻進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來就是人類的社會價值之所在；於是人類全部的才智就逐漸地發展起來了，趣味就形成了，並且由於繼續不斷的啟蒙就開始奠定了一種思想方式，這種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別道德的自然秉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化為確切的實踐原則，從而把那種病態地被迫組成了社會的一致性終於轉化為一個道德的整體。沒有這種非社會性的而且其本身確實是並不可愛的性質，——每個人當其私慾橫流時都必然會遇到的那種阻力就是從這裡面產生的，——人類的全部才智就會在一種美滿的和睦、安逸與互親互愛的阿迦底亞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遠被埋沒在它們的胚胎里。人類若是也像他們所畜牧的羊群那樣溫馴，就難以為自己的生存創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價值來了；他們便會填補不起來造化作為有理性的大自然為他們的目的而留下的空白。因此，讓我們感謝大自然之有這種不合群性，有這種競相猜忌的虛榮心，有這種貪得無厭的占有欲和統治欲吧！沒有這些東西，人道之中的全部優越的自然秉賦就會永遠沉睡而得不到發展。人類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卻更懂得是什麼東西才會對他們的物種有好處；大自然在要求紛爭不和。人類要求生活得舒適而滿意；但是大自然卻要求人類能擺脫這種怠惰和無所作為的心滿意足而投身到勞動和艱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從那裡面牽引出來。這種趨向的自然推動力、這種非社會性的及其貫徹始終的阻力的根源——從這裡面產生出來了那麼多的災難，然而它同時卻又推動人們重新鼓起力量，從而也就推動了自然秉賦更進一步地發展——便很好地顯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並非有某個惡神的手攪亂了他那莊嚴宏偉的布局或者是出於嫉妒而敗壞了它們。
命題五
大自然迫使人類去加以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起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
唯有在社會裡，並且唯有在一個具有最高度的自由，因之它的成員之間也就具有徹底的對抗性，但同時這種自由的界限卻又具有最精確的規定和保證，從而這一自由便可以與別人的自由共存共處的社會裡；——唯有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大自然的最高目標，亦即她那全部秉賦的發展，才能在人類的身上得到實現。大自然還要求人類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到這一點，正如大自然所規定的一切目的那樣；因而大自然給予人類的最高任務就必須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與不可抗拒的權力這兩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結合在一起的一個社會，那也就是一個完全正義的公民憲法；因為唯有通過這一任務的解決和實現，大自然才能夠成就她對我們人類的其他目標。需要迫使得人類進入了這種強制狀態，不然的話，他們就格外要喜愛沒有限制的自由了；並且這確實是一切需要之中的最大需要，也就是那種人類自己相互之間加之於他們自己身上的需要，因為他們的傾向性使得他們不能長時期地在野蠻的自由狀態中彼此共處。唯有在公民的結合這樣一種場合之下，上述的這種傾向性才能由之開始產生最良好的作用；猶如森林裡的樹木，正是由於每一株都力求攫取別的樹木的空氣和陽光，於是就迫使得彼此雙方都要超越對方去尋求，並獲得美麗挺直的姿態那樣；反之，那些在自由的狀態之中彼此隔離而任意在滋蔓著自己枝葉的樹木，便會生長得殘缺、佝僂而又彎曲。一切為人道增光的文化和藝術、最美好的社會秩序，就都是這種非社會性的結果。它由於自己本身的迫使而在約束自己，並且通過強制的藝術而使大自然的萌芽得以充分發展。
命題六
這個問題既是最困難的問題，同時又是最後才能被人類解決的問題。
困難之點就由這個問題的觀念本身而呈現到我們的眼前，那就是：人是一種動物，當他和他其餘的同類一起生活時，就需要有一個主人。因為他對他的同類必定會濫用自己的自由的；而且儘管作為有理性的生物他也希望有一條法律來規定大家的自由界限，然而他那自私自利的動物傾向性卻在儘可能地誘使他要把自己除外。因此，他就需要有一個主人來打破他那自己所固有的意志，並迫使他去服從一種可以使人人都得以自由的普遍有效的意志。然而，他向哪裡去尋找這位主人呢？除了求之於人類之中，就再沒有別的地方了。但是，這位主人也同樣是一個動物，他也需要有一個主人。因此無論他可能想要如何著手，但總歸是看不出他怎麼才能夠找到一位其自身乃是公正的、正直無私的首領來；不管他是求之於一個個別的人也好，還是求之於為此而選出來的由若干人所組成的集體也好。因為其中的每一個人，當其沒有另一個領導者對他自身依法行使權力時，總是要濫用自己的自由的。然而最高首領卻既須其本身就是正直的，而又得是一個人。所以這個問題就成為一切問題之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了。要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確實是不可能的事；像從造就成人類的那麼曲折的材料里，是鑿不出來什麼徹底筆直的東西的。大自然向我們所提出的，也就只是朝著這一觀念接近而已遙它之所以又是最後才能得到解決的問題，則是由於它需要對一部可能的憲法的性質具有正確的概念，需要有經歷許多世事而磨鍊出來的偉大的經驗，並且超乎這一切的則是還需要有準備接受這一問題的善意。然而這樣的三件事是很難得見到集於一身的；並且當其出現的時候，那也只能來得非常之晚，而且是經過了許多徒勞無功的嘗試以後的事。
命題七
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憲法這個問題，有賴於國家合法的對外關係這個問題，並且缺少了後者前一個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
制定一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合法的公民憲法—也就是說安排一個共同體 —又有什麼用處呢？那同一個迫使人們達到這種狀態的非社會性就又成為使得每一個共同體在對外關係上——也就是說在作為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關係上——處於不受約束的自由狀態之中的原因；因此每個國家從別的國家那裡就恰好必定要期待著那種壓迫個人並強迫他們進入合法的公民狀態的同樣災難。於是大自然就再度地利用人們的，乃至於大社會以及國家共同體這類被創造物的不合群性作為手段，以便從他們不可避免的對抗之中求得一種平靜與安全的狀態；這就是說，大自然是通過戰爭、通過極度緊張而永遠不鬆弛的備戰活動、通過每個國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時期也終於必定會在其內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種缺匱而在進行著起初並不會是完美的種種嘗試，然而在經過了許多次的破壞、傾覆甚至於是其內部徹底的精疲力竭之後，卻終將達到即使是沒有如此之多的慘痛經驗、理性也會告訴給他們的那種東西，那就是：脫離野蠻人的沒有法律的狀態而走向各民族的聯盟。這時候，每一個國家，縱令是最小的國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須靠這一偉大的各民族的聯盟（foedus amphictionum），只須靠一種聯合的力量以及聯合意志的合法決議，就可以指望著自己的安全和權利了。無論這個觀念會顯得是何等的虛幻，並且作為這樣的一種觀念會被人譏笑為是一位聖彼得方丈或者是一個盧梭的（也許因為他們把這種事情的實現想得太切近了）；然而這卻是人們彼此之間相處的需要所必不可免的結局，這種需要必定要迫使每一個國家——無論這對於他們來得是多麼沉重—達到野蠻人剛好是如此之不情願而被迫達到的同一個結論；那就是：放棄他們那野性的自由而到一部合法的憲法裡面去尋求平靜與安全。
因而所有的戰爭就都是要——儘管這並不是人的目標，但卻是大自然的目標——建立起國家與國家的新關係的反覆嘗試，並且是要通過摧毀或者至少是瓦解一切國家來形成新的共同體；然而這些新的共同體，或則是在其自身之內或則是在他們彼此之間，卻又變得無法維持，於是就必須再度經受新的類似的革命。直到最後，部分地是由於內部有公民憲法的可能最好的安排，部分地是由於外部有共同的約定和立法，人們才會猶如一架自動機那樣地建立起來能夠維持其自身的、就像是公民共同體的這樣一種狀態來。
究竟我們是不是可以期待著各種起作用的原因能有一種伊壁鳩魯式的匯合，從而國家就好像物質的細小質點那樣，是通過它們之間的偶然相互衝撞而在尋找著各式各樣的結構形態，每一種形態又由於新的碰撞而重新被毀滅，直到最後才由於偶然而獲得了以某種形式可以維持其自身存在的那樣一種結構形態呢？（這樣一種幸運的偶然委實是太難得出現了！）或者，究竟我們是不是更好能認為：大自然在這裡是遵循著一條合規律的進程而把我們的物種從獸性的低級階段逐步地——並且確實是通過其所固有的、雖則是對人類施行強迫的辦法——引向人性的最高階段，並且就在這一表面的雜亂無章之下完全合規律地在發展著我們那些原始的秉賦呢？或者，究竟我們是不是最好肯定：從人類全體的這一切作用和反作用之中根本就不會產生出任何東西來，至少也是不會產生出任何明智的東西來；因而未來就將始終是像既往一樣，所以人們也就無法說清，對於我們的物種來得是如此之自然的那種紛爭，是否終於會在一種如此之文明的狀態之中而為我們準備好一座萬惡的地獄；到那時它也許會又以野蠻的破壞再度消滅這種文明狀態的本身以及全部迄今為止的文明的進步，——這種命運是人們在盲目的偶然性的統治之下所無法抵禦的；事實上，假如我們不給大自然提供一條由智慧所秘密織就的線索的話，無法律的自由就和盲目的偶然性只不過是一回事罷了！——這一點大體上就要取決於如下的問題：承認大自然的安排在部分上的合目的性，但在整體上的無目的性，究竟是不是合理？
野蠻人的無目的的狀態所做的事情，就是它扼制了我們物種的全部自然秉賦；然而它卻終於通過把人類置諸災難之中而迫使他們脫離這種狀態，並走入一種可以使他們全部的那些萌芽都將得到發展的公民憲法。而這也正是已經創立的各個國家之間的野蠻式的自由所做的事情，那就是：由於相互抗衡的武裝耗盡了共同體的一切力量，由於戰爭所造成的破壞，而尤其是由於經常維持戰備的需要，人類的自然秉賦在其前進過程中的充分發展確實是受到了阻礙；然而另一方面，由此而產生的災難卻也迫使我們這個物種去發掘一條平衡定律來處理各個國家由於它們的自由而產生的（而其本身又是健康的）彼此之間的對抗，並且迫使我們採用一種聯合的力量來加強這條定律，從而導致一種保衛國際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狀態。這種世界公民狀態並不是任何危險都沒有，從而人道的力量才不至於沉睡不醒；但同時它對於他們相互間的作用和反作用卻又不是沒有一條相等原則的，從而他們才不至於相互毀滅。在這最後的一步（亦即各個國家的聯合體）出現以前，也就是尚在其形成過程的半途之中，人性就得在表面幸福的欺騙假象之下忍受著種種最無情的災難；因而只要人們尚未達到有待於我們這個物種去攀登的這一最後階段之前，盧梭就不無道理地要偏愛野蠻人的狀態了。
我們由於藝術和科學而有了高度的文化。在各式各樣的社會禮貌和儀表方面，我們是文明得甚至於到了過分的地步。但是要認為我們已經是道德化了，則這裡面還缺少很多的東西。因為道德這一觀念也是屬於文化的；但是我們使用這一觀念卻只限於虛榮與外表儀式方面表現得貌似德行的東西，所以它只不過是成其為文明化而已。但是只要各個國家都把它們全部的力量用在它們那些徒勞而又殘暴的擴張計劃上，從而就在不斷地阻撓著它們的公民們培養其內心思想方式的漫長努力，甚至於還要勾銷在這方面對於他們的一切支持；那就不可能期待這種做法會有任何結果的，因為任何一個共同體為此而塑造它的公民時，都需要有一場漫長的內心改造過程。然而，凡不是植根幹道德上的善意的任何一種善，都無非是純粹的假象與炫惑人的不幸而已。人類就將一直停留在這種狀態之中，直到他們能以如上所述的方式努力使得他們的國際關係脫離了這種混亂狀態為止。
命題八
人類的歷史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項隱蔽計劃的實現，為的是要奠定一種對內的、並且為此目的同時也就是對外的完美的國家憲法，作為大自然得以在人類的身上充分發展其全部秉賦的唯一狀態。
這一命題是出自前一命題的系論。我們可以看到：哲學也可以有其自己的千年福祉王國學說，然而它卻是這樣的一種，僅憑這一觀念的本身—儘管它還異常之遙遠——就可以促進它的來臨，因而也就絕不是虛幻的。問題就只在於：經驗是不是能揭示有關大自然目標的這樣一種進程的任何東西。我要回答說：很少能有什麼東西；因為這個公轉歷程看來需要如此之漫長的時間，才能最後做出結論說：我們根據人類在這方面所曾經歷過的那小小的一部分還是那樣地不可靠，還無法推斷它那途徑的形式以及部分對於全體的關係；就正如根據迄今為止的全部天象觀測還無法推斷我們的太陽及其整個的衛星群在廣闊的恆星系裡所採取的路徑一樣；儘管根據宇宙結構的憲法體系的普遍理由以及根據我們已經觀測到的那微小的一部分，就足以確實可靠地做出有關這樣一種公轉歷程的真實性的結論來。
同時，人性對於其自身又是這樣的：對於我們這個物種所將要遇到的哪怕是最遙遠的時代，它也決不會無動於衷，只要那個時代確實無疑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既然看起來我們可以由於我們自己的合理安排而加速引到這個對於我們的後代來說乃是如此之歡樂的時辰，所以它在我們的這一代就格外不會出現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哪怕這個時代來臨的最微弱的跡象，對於我們也是非常之重要的。現在各個國家彼此之間已經處於這樣一種人為的關係，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降低其內部的文化水平而又不致喪失它對於別的國家的威權和影響；因此即使是不提大自然的這一目的的進展，但至少大自然的這一目的的保存則是由於國家野心計劃的本身而很好地得到了保障的。此外還有：公民的自由現在也就不可能真正受到損害而又不會使得一切行業（尤其是商業）遭受損失了，可是由此也就會使得國家對外關係的力量遭到削弱。然而這一自由卻是逐步前進的。當人們禁止公民以其自己所願意的、而又與別人的自由可以共存的各種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時，人們也就妨礙了一般事業的生命力，從而也就妨礙了整體的力量。因此，對個人行為的限制就日益為人所摒棄，普遍的宗教自由就日益為人所容忍；於是便夾雜著幻念和空想而逐步出現了啟蒙運動這樣一件大好事，它必定會把人類從其統治者的自私自利的擴張計劃之下拯救出來的，只要他們能懂得自己本身的利益。而這種啟蒙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啟蒙了的人們對於自己已經充分理解到的好處所不可避免地要採取的一種衷心的同情，就必定會一步步地上升到王座上來，並且甚至於會對他們的政體原則發生影響的。例如，雖然我們世界的當政者們目前並沒有餘錢用之於公共教育設施以及一般有關人民福利的一切措施，因為全部的金錢都已經預先支付給未來的戰爭了；然而他們卻至少將在不去阻止他們的人民自己在這方面儘管是微弱的而又是漫長的努力之中，發現他們自身的利益。終於，戰爭本身也將逐漸地不僅成為一樁如此之人工製造的、而其結局對於雙方又都是如此之難於把握的行業，而且——由於國家不斷增加無法可望清償的國債（這是近代的一大發明）而感到後患無窮——還會成為一樁如此之可疑的行業。還有，在我們這部分由於它那貿易而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世界裡，國家每動盪一次都會對所有其餘的國家造成那樣顯著的影響，以至於其餘這些國家儘管自己並不具有合法的權威，但卻由於其本身所受的危險的驅使而自願充當仲裁者；並且它們大家就都這樣在遙遙地準備著一個未來的、為此前的世界所從未顯示過先例的、偉大的國家共同體。儘管這一國家共同體目前還只是處在很粗糙的輪廓里，可是每個成員卻好像都已經受到一種感覺的震動，即他們每一個都依存於整體的保全；這就使人可以希望，在經過許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後，大自然以之為最高目標的東西，——那就是作為一個基地而使人類物種的全部原始秉賦都將在它那裡面得到發展的一種普遍的世界公民狀態，——終將有朝一日會成為現實。
命題九
把普遍的世界歷史按照一場以人類物種的完美的公民結合狀態為其宗旨的大自然計劃來加以處理的這一哲學嘗試，必須看作是可能的，並且甚至還是這一大自然的目標所需要的。
要按照這樣一種觀念——即，當世界的行程可以用某種合理性的目的來加以衡量的時候，它那歷程應該是怎樣的——來編寫一部歷史，這確實是一樁奇怪的而且表面上看來是荒謬的企圖；看來仿佛這樣的一種目標只不過能得出一部傳奇罷了。可是如果我們願意承認，大自然即使是在人類自由的演出過程之中，也並不是沒有規劃和目標而在行進著的，那麼這一觀念就可能成為非常有用的了；哪怕我們是那麼近視而看不透它那布局的秘密構造，但是這一觀念卻仍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條指導線索，把一堆否則便只是毫無計劃的人類行動的匯合體至少在整體上勾畫出一個體系。因而當我們從希臘的歷史——都是通過它，其他一切古代的或其同時代的歷史才得以為我們保留下來，或者至少是才成為可以徵信的——而起始的時候；當我們追溯它對於併吞了希臘國家的羅馬民族的國家共同體之形成與破壞所起的影響以及羅馬對於後來又消滅了羅馬民族的野蠻人所起的影響時，下迄我們自己的時代為止；這裡面還應該加入其他民族的國家史作為插曲（我們有關他們的知識正是通過這些啟蒙了的民族才逐步地獲得的）；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這個大陸上的國家憲法是有著一個合規律的進步歷程的（這或許有一天會給其他一切大陸提供法則吧）。同時，如果我們隨時隨地進一步地留意公民的憲法及其法律並留意國家的關係，著眼於這兩者由於它們所包含的好處而提供了一個使各族人民——從而就使他們的藝術和科學也一道——得以提高和繁榮昌盛的時期，然而卻又由於它們所帶有的缺點而重新使得他們傾覆，可是這樣卻總會留下來一個啟蒙的萌芽，這一萌芽通過每一次的革命而愈加發展，並準備好了後來的、更高階段的進步；那麼我相信我們就可以發現有一條線索，這條線索不僅能夠對於如此紛繁混亂的人間事物的演出提供解釋，或者對於未來的種種國家變化提供政治預言的藝術（這種用處是人們早已得之於人類歷史的，儘管人們把它看成好像是一種沒有規律的自由之不相聯屬的作用），而且它還會—不假定有一種大自然的計劃，我們就沒有理由可以希望這一點——展示出一幅令人欣慰的未來的遠景：人類物種從長遠看來，就在其中表現為他們怎樣努力使自己終於上升到這樣一種狀態，那時候大自然所布置在他們身上的全部萌芽都可以充分地發展出來，而他們的使命也就可以在大地之上得到實現。
對大自然的——或者最好是說對天意的——這樣一番論證，對於我們之選擇一種特殊的觀點以進行世界考察來說，絕不是什麼無關緊要的動機。因為在沒有理性的自然界之中我們讚美造化的光榮與智慧並且把它引入我們的思考，究竟又有什麼用處呢；假如在至高無上的智慧的偉大舞台上，包含有其全部的目的在內的那一部分——亦即全人類的歷史—竟然始終不外是一場不斷地和它相反的抗議的話？這樣一種看法就會迫使我們不得不滿懷委屈地把我們的視線從它的身上轉移開來，並且當我們在其中永遠也找不到一個完全合理的目標而告絕望的時候，就會引導我們去希望它只能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裡了。
說我是要以這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條先天線索的世界歷史觀念來代替對於具體的、純粹由經驗而構成的歷史的編撰工作，那就誤解我的觀點了。這僅僅是關於一個哲學的煩惱（當然它也還必須是十分熟悉歷史的）從另外一種立腳點出發所能夠探討到的東西的一種想法而已。不然的話，人們目前編纂自己當代的歷史時所具備的那種令人可敬的詳盡性，就自然而然地會使每一個人都免不了要疑問：我們的後代將如何著手來掌握再過幾百年之後我們所可能遺留給他們的那一份歷史重擔呢。毫無疑問，他們對最古老的時代——有關那些時代的文獻可能是早就佚失了——將僅僅是從使他們感興趣的那種觀點出發，也就是說是從各個民族和各個政體在世界公民的觀點之下所已經成就的或已經失敗的都是些什麼的那種觀點出發，來進行評價的。讓我們就把視線放到這上面來吧，同時也讓各個國家的首腦以及他們手下人員的榮譽心把他們自己擺到唯一能夠給他們帶來最遙遠的後世的崇敬與懷念的那種辦法上面來吧。此外，這也可能就是要做出這樣一番哲學的歷史探討工作的一個小小的動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