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前言

當你回顧過去的作品時，你會驚訝地發現，一些文章能「傲然挺立」，而另外一些則「頹然凋謝」了。我發現其規律是——這個規律也免不了有許多例外——總的來說，比較「硬」的、有諸多事實和主題，或是講親身經歷的文章和報道至今耐讀，而當時用作批評和鼓吹，或基於一時的政治風潮而寫的「觀點型」文章，則光輝不再。它們時日一久就很尷尬，不過，都會有一兩篇例外。 對於把舊文收錄或是踢出本書，我自有一套規矩。有兩篇歷史時刻的親身經歷我本來以為收進這本文集會不錯，但重讀之後我覺得它們並不達標。一篇是我為《聖路易斯快郵報》寫的甘迺迪葬禮的報道，一篇是「六日戰爭」後我為《華盛頓郵報》寫的以色列收復耶路撒冷的報道。他們邀請我寫第一篇報道或許是因為讀到了我在《八月炮火》開篇描述的愛德華七世的葬禮場面，而我接受邀請則是出於好奇而非使命感。我佩戴著媒體工作證，參加了國會大廈圓形大廳中的遺體告別式，次日在拉法耶特廣場跟隨遊行的人流，我看到了前來弔唁的各國首腦，其中有鶴立雞群的戴高樂。我還參加了阿靈頓公墓的追悼會，然後回到賓館，於午夜趕寫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版的評論。但是，整個國家都收看了過去36小時的電視直播，我又該寫些什麼呢？當然不能簡單地重複人們已經看到的東西，必須提供一些更深遠的意義。這對我來說太過倉促，我對神秘的卡米洛特宮[1]並不感冒，那一刻對他的歷史位置和意義也毫無感知，即便隱有所感，也被必須馬上完稿的緊張給沖淡了。最後，我的文章非常冷靜，對於想看到一篇氣貫長虹的雄文的讀者來說，它必定教人失望。 耶路撒冷那一次，科萊克市長不顧反對，撤除了所有鐵絲網和無人區的路障。我當時就在那裡，正陪著一家以色列人去看望他們19年未見的阿拉伯朋友。我看見阿拉伯的街頭小販小心翼翼地趕著羊進入新城（New City），驚訝於眼前的景象，然後找到了可以各自售賣飲料和鉛筆的角落。這是緊張、有趣、戲劇化的一天，但我的報道卻和甘迺迪那篇一樣缺少高潮。這兩篇文章未能收錄於此供讀者評判，但它們佐證了篩選文集的難度：我對其中一篇所描述的事件頗有共鳴，對另一篇則沒有，但這兩篇文章都失之淡然。 怪得很，去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給《星期六晚郵報》寫的報道我現在讀來就很滿意。或許是因為新鮮感，或許是我設想讀者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也無所依戀，所以我希望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傳達這個國家的感情、相關的知識、他們的歷史和這個初生國度的意義。人們不總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他的所有想法，而我相信，這一篇成功了。福爾多出版公司把這篇文章用作他們《以色列遊覽指南》的導言長達數年。 本書後面的一些文章，比如第二部分開篇有關日本的那篇小文，我需要在此說明一下它們是如何產生的。我1933年畢業，在那關鍵的一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之後我在太平洋關係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美國分會工作（只是作為志願者，有報酬的工作在1933年沒有那麼好找）。那是一個國際組織，成員國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國家，英國、法國、荷蘭、美國、加拿大，還有中國和日本。當時學會的會長認為，日本分會代表的是在日本處境艱難的自由派，需要學會全體的鼓勵和支持，所以，東京被定為《太平洋經濟手冊》的編纂地。這是學會當時的一大主要工作。學會的國際秘書長威廉·L·霍蘭也被派去東京的日本分會指導這項工作，我則在1934年的10月成為他的助手。我在東京待了一年，然後在北京暫住了一個月，在1935年年底，我乘西伯利亞鐵路經莫斯科、巴黎回到了美國。 在日本的一年，我為學會的出版物《遠東調查》和《太平洋事務》寫了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不太熱門的主題，比如俄日漁業爭端。不過有一次，我正在為一本寫日本的書寫評論，我驚訝地看到，這位法國作者在給我的信中稱我為「Chère consoeur」（這是confrere的陰性形式，即我們所說的「同人、同行」）。我突然感到我被一個國際的專業圈子所接受。這一點，連同我為《太平洋事務》寫的第一篇稿子所得的40美元稿費（我用來買了一台留聲機和《蝴蝶夫人》選段《晴朗的一天》的唱片），讓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始。 在我回美國的路上，我想寫一寫我對日本人的了解和思考，這篇文章被重新收錄於本書。我不記得它是怎麼被投給了《外交事務》這樣的權威雜誌，但總之很快，我這個24歲新人的名字就變成了鉛字，赫然列於外交部部長和輿論領袖的名字中間。更重要的是，我還結識了雜誌智慧、文雅的編輯——漢密爾頓·菲什·阿姆斯特朗。 與此同時，1936年我開始在《國家》雜誌工作。《國家》是我父親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個興趣廣泛的銀行家——從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手中買下，救其於破產威脅之中。弗蕾達·柯奇韋（Freda Kirchwey）繼維拉德之後擔任主編，和她的新同事馬克斯·萊納（Max Lerner）一起掌管雜誌，她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一開始的工作就是做剪報，整理各種報紙和期刊中包羅萬象的內容；接著，是為《國家》每周的首頁寫出兩段百字的時下新聞摘要。我被要求寫一些我一無所知的題材——包括「累犯不改」「外來勞工」「格奧爾基·契切林之死」「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農業調整法（AAA）」「傑拉德·奈的軍火調查委員會」「蒙特勒海峽公約」，還有「納粹黨代表大會」——我必須搜集有關事實，將其濃縮至200字，加入雜誌的觀點，並按時完工。雖然這些文字的生命短暫至極，但這段經歷對我來說寶貴之至。 受《國家》委派，我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1937年去了巴倫西亞和馬德里，之後就留在了歐洲。歐洲那時狂熱地沉浸在反對「不干涉主義」和「綏靖主義」的活動中。當然，在另一派看來，這只能叫作「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義」。那是一個嚴峻激越的年代，充滿信仰和背叛，有英雄，有希望，還有幻景。我一直認為，讓一個人背負深刻烙印的是他步入成熟的那些年，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我認為我自己是19世紀30年代的孩子。我有信仰，我猜二十幾歲的人都會有（在我那代人中確實是這樣）。我信仰正義和理性最終會獲得勝利。在倫敦，我編撰了一本小書——《迷失的英國政策》，希望能展現為什麼英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原則就是讓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那幾個門戶）遠離大陸霸權（當時是希特勒）的控制。那是一次不錯的研究，但正如一個評論者所說，它「傾向性很強」。我還為一家受政府資助的新聞周報幹活兒，叫「西班牙的戰爭」（War in Spain），但我沒保存我為它寫的文章。 慕尼黑會議前後，我回了美國，繼續研究西班牙，並和美國最博識的西班牙問題記者傑伊·艾倫一起，按年編纂西班牙內戰的起源。1939年共和政府被推翻時，我心碎了，這件事讓我拋棄了幻想，認識到了實力政治（realpolitik）[2]的現實。這成了我成熟的開始。我為《新共和》雜誌寫了一篇文章——《我們看到了民主的陷落》（「We Saw Democracy Fail」），惋惜了西方國家在西班牙戰爭結局中扮演的角色。但考慮到其中一些部分在30多年後會讓我不好意思，所以本書沒有收錄。 1940年6月18日，那天希特勒進入巴黎，我嫁給了萊斯特·R·塔奇曼——一個紐約醫生。他不無道理地認為，世道看不到光明，不適合帶一個孩子來這個世界。一次，我聰明地說，要是等待情況改善，那我們永遠也等不到，如果我們想要孩子，那就現在要，這不關希特勒任何事。那時男性的地位並不像今天女權主義者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至高無上，9個月後，我們的第一個女兒降生。珍珠港事件之後，我丈夫加入了美軍醫療隊，孩子和我跟隨他到了亞拉巴馬州的拉克營（Camp Rucker），當他於1943年年初和他的醫療隊遠渡重洋，我和孩子回到紐約，我開始為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工作。 戰時新聞局在舊金山對遠東廣播美國新聞，而我們紐約這邊則對口歐洲。因為我有在日本待過的親身經歷，我被分到遠東辦公室，對歐洲聽眾介紹太平洋戰爭和美軍在亞洲的活動。我還根據二手材料報道了史迪威在緬甸的戰爭，20多年後，在我把史迪威和他在中國的經歷寫進書里的時候，早年的報道還殘留在我腦中。 不過，我記不得我在新聞局還寫過什麼有趣的東西，除了兩篇預測將來的「背景考察（backgrounder）」——別人是這麼叫的。一篇考察了中國海岸線的歷史和地形如何配合美軍的登陸，還有一篇寫了蘇聯遠東地區對可能的俄國對日作戰的作用。一位編輯——訓練有素的新聞人——對我這樣的工作逐漸失去了耐心。「別查那麼多的資料，」他說，「要是你知道得少一點兒，你的工作就完成得快一點兒。」對一個與截稿期作戰的新聞記者來說確實如此，但這條建議卻大異於我的秉性。不知怎麼回事，戰爭一結束，我就不知道我的「背景考察」去哪兒了。我想再讀一讀它們，可惜同我在新聞局寫的所有文章一樣，它們都不見了。 這本選集裡沒有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中期的文章，這是因為戰爭結束後我丈夫回來了，我們又生了兩個孩子，家務事多了起來，同時我開始了一直以來想做的事——寫書。1948年，我開始寫我的第一本書——《聖經與劍》。這本書我在各種打擾中斷斷續續寫了六七年，然後又更費時地尋找出版社出版。接著，我又寫了《齊默爾曼電報》和《珀迪卡里斯》，後者如果成書則篇幅太短，就改成了一篇短文，也收入本書。 本書收錄的文章從60年代的開始，大概都無須我多加贅言。《平民對軍隊》標誌著我唯一一次在畢業禮（1967年我在女兒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禮的講話不算在內）上的講話失誤。我一般來說都嚴禁自己做畢業講話，我一不知道該對年輕人講什麼，二也無意在這種規定的場合說一些大而無當的話。然而1972年，我接受了威廉士學院的邀請，我感到這次我有了具體的話題可講，我想說一說年輕人大肆叫囂抵制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和兵役的問題，我認為這麼做實在愚蠢無知。我不認為越南戰爭是合法、善意和成功的，但如果我國（美國）的公民就此把髒活兒留給軍隊，自恃與他們不同或比他們高明，我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對我們下一代掌控軍事政策也是有害無益的。我說，如果他們想控制軍官營，那麼就該加入它，然後罷工。此講話經一家壟斷性報紙傳播，被媒體瘋狂轉載。我後來得知，這還引起了威廉士學院老校友的憤怒，他們甚至把對我的抱怨上交到了聯邦調查局。 1971年《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出版後，我隨即又寫了一些美中關係及其對越南影響的文章。但既然主要內容已經在書中出現，那麼在此就不必重刊那些魚蝦小文了。只有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文章是個例外，這篇文章首次揭露了這一事件，是我引以為傲的一次歷史研究。它可喜地登在了《外交事務》50周年刊上，它也是對我36年前第一次「竊居」此刊的一次私人紀念。 還有兩篇文章我很遺憾地未能選入本書。一篇是《書籍》（「The Book」），是1979年我在國會圖書館做的「西爾科克斯」講座；另一篇是我同年寫的《政府長久不智之探源》（「An Inquiry into the Persistence of Unwisdom in Government」）。第一篇並不適合於本書的歷史主題；第二篇則是我將來一本書的核心部分，將會被我雪藏一段時間，直到我讓它破繭而出。 後面的文字是在原來刊出的文章（或發表的演講）的基礎上，修改了錯誤的事實（與天使摔跤的人是雅各，而不是之前所寫的約瑟，這個錯誤直到這次才被發現），刪減了重複的用語，改換了不通的文句，以及恢復了之前出版時編輯更改的標題（這無一例外會造成遺憾）之後完成的。文中的觀點不改。 對於這些選文湊在一起是否提供了某種歷史哲學的問題，我回答起來一直都甚為小心，因為我害怕各種哲學。它們隱藏著歷史學家試圖操控事實以充實自己理論體系的危險，導致歷史強於意識形態，弱於「事實是如何發生的」。我不敢保證，一個長期寫作歷史的人不會遵行某種原理和準則。我想，後面的這些文章展現的是歷史的一種偶然和循環，一種人類行為，就像平靜的河水在無窮無盡的各種田野中流過，時代和人的好與壞交織共存，橫流和逆流交替來回，任何一種簡單的歸納都無法涵蓋。至於應該怎樣，我相信，事實應該早於論點；相信編年敘述（chronological narrative）是骨架和血液，它讓歷史更接近於「事實是如何發生的」，更易於恰當地理解原因和作用；我還相信，歷史應該以當時的所知所識來敘述，而不是帶著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否則結論不足為信。雖然我沒有做原創性聲明，但這些原則都是我自己在多年的技藝習練和職業實踐中發現的。 [1] 卡米洛特宮（Camelot）是傳說中亞瑟王的宮殿，源於甘迺迪被刺後，前第一夫人傑奎琳接受《生活》雜誌的一次採訪，她說：「還會有偉大的總統出現，但卡米洛特宮不會再有了。」美國人於是把甘迺迪任總統的時代稱為「卡米洛特宮時代」。——譯者注 [2] 此處原文為德語。後文楷體處原文均為非英語，不再一一標註。——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