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鏡子 · 附錄

吳晗《歷史的鏡子》

史話（一）元末的軍政元李士瞻《經濟文集·一·上中書丞相書》，指出當時的軍政情形說：承平以來，百年於茲，禮樂教紀，日益不明，紀綱法度，日益廢弛，上下之間，玩歲愒日，率以為常，恬不為怪，一旦盜賊猝起，甚若無睹。總兵者唯事虛聲，秉鈞者務存姑息，其失律喪師者，未聞顯戮一人，玩兵養寇者未聞明誅一將，是以不數年間，使中原震擾，海內鼎沸，山東河北，莽為丘墟，千里王畿，舉皆騷動，而終未見尺寸之效。此無他，賞罰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這是胡元亡國前夕的實況。也可以說是每一個朝代覆亡的前夕的共有的實況，也可以說是因為這樣，才鬧到國亡家破。六百年前的李士瞻很懂得軍政之腐化由於政治之不修，社會風氣之惡化，無紀綱，無法度，大官大貪，小官小貪。上下交征利，只顧個人生活的享受，家族姻戚以至鄉黨的提攜引用，殘民以逞，竭澤而漁，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置之不顧，一旦外寇內患交起，還是以不了了之，還是個人利益第一，自己這集團利益第一，帶兵的將帥儘是政府當局的私人，自家人說得上什麼軍法軍紀！而且所謂將帥還不是銀樣鑞槍頭，說起來有一套，只憑一點門生故舊的因緣，弄得殺人民找大錢的機會，怎麼談得上戰略戰術？又怎麼能談得上軍民一致，軍民合作？「失律喪師者未聞顯戮一人，玩兵養寇者未聞明誅一將。」又怎麼不應該？只是可惜，照規矩胡元的中書丞相必定是蒙古或者色目人，蒙古、色目人不懂得漢文，這意見白糟蹋了。（二）撒花彭大雅《黑韃事略》記蒙古軍隊搶劫情形說：「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跟著宋謝太后和小皇帝被俘到北邊的詞人汪元量，在他的名著《水雲集》里，有一首醉歌：「北軍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撒花」這一名詞，可以作為今典。（三）兩道檄文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八月朱元璋傳檄姑蘇，在數張土誠罪狀以前，先指斥當時的胡元政府說：「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台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舉出：一、政出權臣，二、政治腐敗，三、賄賂公行，四、刑賞顛倒，五、剞貧優富，六、組織擴大，七、通貨膨脹。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李自成數檄明廷罪狀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官宦，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四）黃菜葉《明太祖實錄》二十五：「初張士誠用事者黃參軍、蔡參軍、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吳中童謠云：『黃菜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干蹩。』」按《明史·五行志》載此謠作：「吳王作事業，專憑黃菜葉，一夜西風來，干蹩。」這兩個記載把一世梟雄張士誠的滅亡，歸罪於三個迂闊書生，初看似乎不很合理，迂闊何能亡國！檢《明史·張士誠傳》，原來這三人並不迂闊，相反的倒是搜括聚斂、貪污的能手。《士誠傳》說：士誠以弟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為腹心，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既據有吳中，吳中承平久，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古書法名畫，無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娛。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不絕。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軍務為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已復用為將，上下嬉娛，以至於亡。在六百年前，沒有對外交通，雖然不怕封鎖，可是外匯走私和囤積器材以至糧食這類辦法也無從發明，金玉珍寶法書名畫等等便成為達官名將所注意聚斂的對象了，貪污聚斂不問，喪師失地不問，終至地喪盡到無可喪，民剝盡而無可貪，跼躅姑蘇城中，被朱元璋所困死。如此政治，如此軍官，不亡才是奇蹟！迂闊只是不合現實，貪污才是當前的現實的問題。（五）人生五計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上說：「朱平涵（國楨）有五計之說亦可喜。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鶩聲名若逐膻，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慾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名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眾，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趨於鬥爭之場，享塞於險巘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衰，齒髮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手。閱頤未艾，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大概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過了三百多年，時代變了，人的腦子也變了，當今士大夫的五計，十歲以前，被訓被塞，識了之無，頭腦沒得，其名曰填鴨子計。十至二十，中學大學，獎金貸金，利誘威嚇，其名曰塑猢猻計。廿至三十，留學情殷，護照奧援，是經是營，其名曰良心病計。（參看××日報蔡×女士談話。）三十以還，學成名遂，博士頭銜，摸魚心肺，狗掯骨頭，留心蝦米，文化班頭，為人狂吠，其名摸蝦米計。五十左右，兒女鍍金，岸然道貌，青年所矜，官方講演，道統留心，發為文章，值錢半文，其名曰冷豬肉計（準備進新孔廟也）。過此以往，後台無人，名為利累，生為世輕，死灰枯木，焚香誦經，老而不死，急急如律令，其名曰活死人計。大概士大夫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六）特權階級與禮為了維持統治權的尊嚴，歷代以來，都會費心思規定了一大套生活服用的限制，某些人可以如何，某些人不可以如何如何。可以不可以，全憑人的身份來決定。這些決定，美其名曰禮，正史里每一套都有極其囉唆、乏味的禮志，或者輿服志、儀衛志之類，看了叫人頭痛。其實說穿了，正有大道理在。原來上帝造人，極其平等，雖然有高短肥瘦白黑美醜之不同，原則上，作為具備「人」的條件卻是相同的，不管你是地主或農奴，皇帝或小兵，都有鼻子眼睛，都有牙齒耳朵，也都有兩條腿，以及其他的一切。脫了衣服，大家都光著身子，一切的階級區別便會蕩然無存，沒有穿衣服的光身皇帝，在大街上撿一塊破蒲包，遮著身子，立刻變成叫化子。因之，一些特殊的人物為了矯正這天然的平等，便不能不用人為的方式來造成不平等，用衣服冠履，用宮室儀衛，來造成一種尊嚴顯赫以至神秘的景象，使另外一些人感覺不同，感覺異樣，以至感覺羨慕、景仰。以為統治者果然是另一種人，不敢生非分之想，一輩子，而且子子孫孫做奴才下去，如此，天下便太平了。平心而論，做一個皇帝，戴十二旒的冕，累累贅贅地拖著許多珠寶，壓得頭昏腦漲，穿的又是五顏六色，多少種名目。上朝時規規矩矩坐在大殿正中死硬正方或長方的蟠龍椅上，實在不舒服。不能隨便出門，見人也得板著臉孔，不能隨便說笑。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可愛可享樂處，他都被剝奪了。然而，他還是要耍這一套，為的是，他除開這一套，脫了衣服，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上帝所造的人。禮乎禮乎，衣服云乎哉，禮乎禮乎，宮室云乎哉！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如今不管什麼機關，即使是什麼部的，什麼局的第幾軍需處的第幾服裝廠的第幾針織部，門口都有一個荷槍的衛兵在守衛著的緣故了。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古代許多陵，埋死人的墳，為什麼花這麼多錢的理由，也可以明白在北平在上海，闊人們的大出喪，以至公務人員每七天都要做的那一套，以至看電影前那一些不諧和的情調的由來了。（七）刑與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大夫與庶人是兩個階級：一個是勞心者，是君子，也就是貴族；一個是勞力者，是小人，是野人，也就是老百姓，有義務而無權利的老百姓。天生著貴族是為治理小民的，該老百姓養他，天生著老百姓是做粗活的，種田鋤地，飼蠶餵豬，養活貴族。刑是法律，法律只是為著管制老百姓而設，至於貴族，那是自己人，自己人怎麼可以用法律對待，「本是同根生」，共存共榮，自己人只能談禮，除非是謀叛，那又作為別論。貴族也會做錯事，萬不能照對付老百姓的辦法，於是乎有八議，議什麼呢？第一是議親，第二是議故，第三是議賢，第四是議能，第五是議功，第六是議貴，第七是議賓，第八是議勛。一句話，和統治者有親，有故，有功，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制裁，親故功都說不上，還有貴，官做大了就不會犯罪，再不，還有賢啊，能啊，勛啊，總可以說上一個，反正賢能無角無形，只要說是，誰又能反駁呢？於是乎貴人不死了。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什麼什麼以來的道統，允執厥中的我中華民國，忝列為世界五強之一，憑的是，就是這個「道」。而且，過去的議賓，只是很少數的例外，前朝的統治者家族早已殺光，無賓可議（只有宋朝，優待柴世宗子孫，《水滸傳》上的「小旋風」柴進家藏免死鐵券，是個例外，還有民國初年的溥儀）。而現在呢，把它解釋為外國使節的駐外法權，不更是為有經有據嗎？就「刑不上大夫」這一古代的歷史事實，來了解當前的許多問題，也許不是白費精力的吧！（八）庶民服飾在過去，雖然有貴賤尊卑的等差，雖然有貴族庶民的分別，生存的機會倒還算平等。皇帝得活，老百姓也得活，而且，統治者們縱然昏庸腐爛到了極點，至少還剩一點小聰明，他們的生活是建築在對老百姓的剝削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慢慢地一滴滴地享用，打個長遠算盤，竭澤而漁，殺雞求卵，取快一時，遺臭百世的短命辦法，他們是不願而且也不敢採取的。因此，歷代以來的重農政策，歷代以來的救荒賑災政策，以及士大夫不許與民爭利的法令，小恩小惠，以及治河渠、修水利、貸種子、撫流民種種治國鴻猷，多多少少為老百姓保障一點生存的權利。剝削老百姓有個分寸，是漢唐宋明以及其他朝代之所以歷年數百的主因。末葉的不肖子孫，剝溜了手，分寸也忘了。官逼民反，是漢唐宋明以及其他朝代之所以崩潰覆滅的原因。因為有個分寸，老百姓還剩得點飯吃，他們以無比的勤勞刻苦，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少有點積蓄，也就不免潤屋潤身，裝點一下。然而，這一來，又不免使統治者頭痛了，他們以為章服居室輿從是所以別貴賤、限尊卑的，一切中看中吃中用的東西都應該為貴者尊者所專利，老百姓發了跡，居然也耍鬧排場，「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孔子尚在惜繁纓，自命為尊奉孔子道統的君王巨卿，又豈敢不誠惶誠恐地遵守，自絕於名教！以此，歷代史乘上不許老百姓這樣、不許老百姓那樣的法令也就層出不窮了，試舉一例，《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五》：洪武三年（公元1370）八月庚申，省部定議，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並不得用金繡錦綺絲綾羅，止用綢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卷七十三》：洪武五年三月乙卯，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鴉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六百年後的今天，貴賤尊卑的等差固然被革命革除，可是，附帶的最低的一點老百姓生存的權利也跟著革掉了，跟著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地主和軍閥資本的發展，社會上顯然只剩兩個集團，一個有錢有勢的，一個無錢無勢的。靠著戰爭的賜予，有的愈有，無的愈無；一面是朱門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凍死骨；一面逃囤資金於國外，一面是肘穿踵露，兒女啼飢號寒；一面是荒淫無恥，一面是流徙四方。不但金繡錦綺絲綾羅，被有的集團所專利，就連綢絹素紗也被囤積了，不但金玉珠翠，被有的集團所專利，連銀子也運到外國去了，老百姓所剩下的唯一財產是一條不值半文錢的命。錢的有無和多少決定了新的社會階層，造成對立的兩個階級，也決定了道德名譽人品以至一切的一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在當前的新趨勢、新社會風氣之下，像明太祖所頒發的這一類法令，看來真是多事。政簡刑清，國以大治！（九）阮圓海提起了明末的詞人，風流文采、照耀一時的阮圓海，立刻會聯想到他的名著《春燈謎》《燕子箋》。雲亭山人的《桃花扇》，逼真活現，三百年後，此公形象如在目前。阮圓海的一生，可以分為若干時期。第一時期聲華未著，依附同鄉清流東林重望左光斗，以為自重之計。第二時期急於做官，為東林所擠。立刻投奔魏忠賢，拜在門下為乾兒，成為東林死敵。第三時期東林黨人為魏閹所一網打盡，圓海的官也大了，和乾爹相處得很好，可是他絕頂聰明，看出場面要散，就預留地步，每次見乾爹，總花錢給門房買回名片。第四時期，忠賢被殺，閹黨失勢，他立刻反咬一口，清算總賬，東林閹黨混同攻擊，可是結果還是掛名逆案，削官為民。崇禎一朝十七年，再也爬不起來。第五時期，南方諸名士締盟結社，正在熱鬧，圓海也不甘寂寞，自托為東林人物，談兵說劍，想藉此翻身，不料惹了復社名士的公憤。出了留都防亂揭，指出他是魏璫乾兒，一棍打下去。第六時期，北都傾覆，馬士英擁立弘光帝，圓海又勾上馬士英，重翻舊案，排斥東林，屠死端士，重新引起黨案，招引逆案人物，組織特務，準備把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朝政濁亂，賄賂公行，鬧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職方有點像現在的軍政部軍政司長，都督相當於總司令），把南京政權斷送了。第七時期清兵南下，圓海叩馬乞降，終為清軍所殺。總算圓海一生，前後七變，變來變去，都是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明末三十年是東林黨和閹黨對立，一起一伏，互相傾軋排陷，變幻莫測，陸離光怪的時代，圓海算是經過所有的風波，用左制右，附右排左，有時不左不右，自命中立，有時不管左右，一味亂咬，有時以東林孽子的道貌求哀於正人，有時又以魏璫乾兒的色相求援於閹寺，「有奶便是娘，無官不可做」。於是扶之搖之，魏璫時代他做到太常少卿，馬士英時代他做到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最後是做了降敵的國賊，原形畢露。明末三十年黨爭黑暗面的代表是阮圓海，和阮圓海形跡相類的還有幾千百人。這一類人可名之曰阮圓海型。三百年後的歷史和三百年前當然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如今是人民的世紀，黑白不但分明，而且有人民在裁判。然而，阮圓海型的正人君子們還是車載斗量，朝秦暮楚，南轅北轍，以清流之面目，作市儈之營生：一變兩變三變都已記在歷史上了，最後的一變將由人民來判決。阮圓海名大鋮，安徽懷寧人，《明史·卷三百八·奸臣傳》有傳。（十）債帥「債帥」這一古典名辭，始見《舊唐書·卷一六二·高瑀傳》：「自大曆（唐代宗年號，公元766至779）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行賕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雖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高瑀之拜（忠武節度使，治河南許州）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韋公（處厚）作相，債帥鮮矣。」到地方做掌軍權的節度使，事先必須用錢報效禁軍統帥由宦官充當的神策中尉，即使你資歷、才能都合格，即使你清廉到兒女啼飢號寒，你沒有錢，還是不濟事，反之，只要有錢行賄，力可通神，資格、才能都可不問，中尉一笑，旌節上門。因之，貪污的軍官，由此道而升官統兵，可以大展搜括之鴻猷。不貪污的軍官難甘寂寞，也只好向人借債，到任之後，再括軍士括地皮還債。使貪者更貪，不貪者也非貪不可。鬧得軍士餓病，逃亡，鬧得軍紀掃地，軍氣消沉，鬧得軍隊和人民對立，鬧得民窮財盡，國亡家破。唐代後期之國威不振，紀綱蕩然，以至亡國，由於債帥，債帥之所以造成，決不是軍事的，而是基本的政治的原因。撫今懷古，不免對「債帥」一詞低徊惋悵，想望韋處厚風采。（十一）小民和巨室明代中葉，一位很懂得政治道理的學者謝肇淛，在所著《五雜俎·十三·事部》論小民和巨室說：今為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使吏治之善，安可得哉。晚近得一精抄本，文字和刻本多有不同，這一段抄本作：今之士大夫，應結歡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人民，無得罪於巨室。結歡朝廷者可得召見之榮，得罪人民者可膺茅士之賞。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入營矣。欲使吏治之善，安可得哉！（十二）□員論家藏顧炎武《亭林文集》。蟲蛀破損，卷一有三篇《□員論》分上中下，□字都蛀損了，不能找得善本補正。《□員論》中有一段妙文，足以發人深省，迻錄如下：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為□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之費，猶皆取派於民。故病民之尤者□員也。文中有幾個地方需要注釋：「復戶」是享有特權免除公民義務，例如工役、軍役以至完糧、納賦等義務。「雜泛之差」指人民的額外負擔，例如運輸買辦、迎接以及款待官府、供應軍隊之類。「詭寄」的現代術語是「轉嫁」，地主把自己應輸的糧、應服的工役或兵役，用特殊方法派給小民負擔，自己則置身事外，叫作「詭寄」，「詭」是用不正當的方法，「寄」是叫別人負擔。「關節」是賄賂以及人情的雅稱。□□□□之費，似乎可以解釋為運動選舉之費。（十三）衍聖公和張天師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記明憲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中國兩個最有歷史、最受朝野尊敬的家族族長的故事。第一個是孔子的嫡系子孫衍聖公孔弘緒：三月癸卯，衍聖公孔弘緒坐姦淫樂婦四十餘人，勒殺無辜四人，法當斬。以宣聖故，削爵為民，以弟弘泰代官。第二個是張道陵的嫡系子孫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元吉：四月戊午，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元吉坐僭用器物，擅易制書，強姦子女，先後殺平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坐法當凌遲處死。下獄禁錮。尋杖一百，戍鐵嶺。而子玄慶得襲。元吉竟以母老放歸。一個在山東，一個在江西，生在同一時代，同一罪名，姦淫殺人，而且判決書上還寫著殺的是無辜平民。都因為有好祖宗，不但不受法律處分，連官也不丟，一個給兄弟，一個給兒子。這叫作法治？這叫作中國式的民主？沒有好祖宗，得硬攀一個。再不然，也得結一門好親戚，此之謂最民主的國家之「國情有別」。這兩個故事也被記載在《明史》，不重引。（十四）班祿懲貪《通鑑·一三六》：太和八年（公元484）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枉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贓謂人私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仍分命使者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恆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魏顯祖、高祖皆李氏出），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余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絕。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文明太后召群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 …… 十三年六月……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楨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耶？當滅親以明法耶？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太和是北魏的盛世，細究上引兩條史料，便可明白太和之所以治，是因為有一個法度，在這個法度之下，外戚犯法，處死刑，皇族犯法，則奪官爵，禁錮終身。雖然限於時代，限於議親議貴的八議，畢竟親也罷，貴也罷，還得照治親治貴的法來辦！存親呢？毀法。明法呢？只得滅親。一般阿諛無恥的小人雖然一味巴結，勸人主毀法，結果還是法度第一。此北魏太和之所以治，也是歷代末葉之所以不治的主因。次之，兩件案子的主角都是貪污，而且主角都是皇親皇族。在枉法無多少皆死的大法之下，主角都受明刑處分。而且，法從上始，先從頂尖頂上的紅人大員開刀，風行草偃，自然可以辦到賕賂皆絕的地步！次之，北魏在嚴刑懲貪之先，先有一個預備步驟，調整公務人員的薪給，使每一等級的官吏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規定以前的舊賬不算，以後，一發現貪污，立刻以大法從事，令出法隨，毫不姑息。假如歷史也有點用處，一千五百年前的兩件舊案子，不妨讓人民多多研究。要辦貪污，不必挑出科長科員頂缸，而且和一千五百年前有點不同，現在的法律一律平等，八議談不上。只要能行法從上始，殺一兩打高高在上的主角，沒收他們的家產作全國公務人員的生活補助費用，我們相信，今人不一定不如古人，也一定可以辦到「綱紀修飭，賕賂殆絕」！（十五）言官與輿論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方宗誠在《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茂蔭）神道碑》中曾指出咸豐朝的政治情形說：時天下承平久，吏治習為粉飾因循，言官習為唯阿緘默，即有言多瑣屑，無關事務之要。其非言官，則自以為吾循分盡職，苟可以寡過，進秩而已，視天下事若無與於己而不敢進一辭，釀為風氣，軍國大事，日即於頹壞而莫之省。言官是過去歷史上一種特殊制度，代表著士大夫——統治集團的輿論，專門照顧主子和這一集團的共同利益，從舊制度崩潰以後，代替皇帝做主子的是人民，代替言官的任務的是報紙，對象改變了。自然，報紙所發揚的輿論應該是照顧人民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形依然和咸豐朝一樣，方宗誠的記載依然適合，試轉為今典：時天下亂離久，吏治習為粉飾因循，官與民爭利，軍需民為衛，幅壤日窄，而衙署日多，誅求之術，日精月進，梏桎之法，如環無端，鈔幣日增，民生日困，而報章習為唯阿緘默，巧為圓融傅衍之說，即有言多瑣屑，無關事務之要，其甚者則移於賕賂，惕於刑誅，不惜自絕於民，以逢迎彌縫諂媚搖尾應聲之態，為妻子兒女稻粱衣食之謀，敷粉弄姿，恬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非任言責者，則自以為吾循分安命，明哲保身，俯仰隨人，沉浮自適，視國家民族幾若無與於己，拔一毛而不為，不願進一言，不敢進一辭，釀為風氣，軍國大事，日即頹壞而不之省。嗚呼！（十六）家天下過去國家的主人是皇帝，如今國家的主人是人民。過去皇帝擁有大量的財富，人民挨餓。而今，人民中的少數特殊分子，擁有大量的財富，最大多數的人民挨餓。過去是皇帝家天下，而今是少數特殊分子家天下。「家天下」的解釋是：「我的不是你的，你的都是我的。」因為不論皇帝，不論少數特殊分子，所有財富的來源都是取之於民，然而，都不肯用之於民。皇帝的故事，試舉一例。 1618年，建州族努爾哈赤起兵，政府無錢增兵，《明史》說：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只好取之於民，普加全國田賦，畝加三厘五毫，第二年又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通前後增加九厘，增賦銀五百二十萬兩。 1619年軍事局面危急，政府負責人楊嗣昌向皇帝呼籲：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直省地方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議挪借，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矣。有法不尋，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也。至於法已盡，路已尋，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辛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國庫），聽戶部差官星夜齎赴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已失，急救山海關等處。除此見著急著，再無別法。(1) 話說得懇切到家，聲淚俱盡，可是結果還是「我的不是你的」，遼陽、廣寧等軍略據點相繼失守。三百三十年後的中華民族的主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最窮最苦的人民都已盡了最大的財力的、人力的貢獻，公務人員的收入，照比例已經貢獻給國家百分之九十六了。然而，富人地主，以及資本家呢？三萬萬美金以及更多的南美洲的存款和產業呢？取之於民而不肯用之於民的歷史教訓，1644年的朱明政權傾覆，和當時朝官顯宦勛戚富人的被夾棍、板子擠出幾千萬匹馱馬的金銀，終於不免一死，得罪子孫，貽羞青史，是值得穿針孔的人們多想想的。（十七）主奴之間一奴才有許多等級，有一等奴才，有二等奴才，也有奴才的奴才，甚至有奴才的奴才的奴才。我們的人民，自來是被看作最純良的奴才的，「不可使知之」，是一貫的對付奴才的辦法，就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套話，雖然曾被主張中國式的民主的學者們，解釋為民主、民權，以至民本等等，其實拆穿了，正是一等或二等奴才替主人效忠，要吃蛋當心不要餓瘦，或者殺死了母雞，高抬貴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圖一個長久享用的毒辣主意。證據是「有勞心，有勞力，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老百姓應該養貴族，沒有老百姓，貴族哪得飯吃！老百姓是該貢獻一切，餵飽主人的，其他的一切，根本無權過問，要不然，就是大逆不道。六百年前一位爽直的典型的主子、流氓頭兒朱元璋曾毫不粉飾地說出這樣的話，《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十一月丁卯，上命戶都榜論兩浙江西之民曰：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近來兩浙江西之民多好爭訟，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輸租，有丁而不應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觀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興詞訟，不代人陳訴，惟知應役輸租，無煩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較彼，善惡昭然。今特諭爾等，宜速改過從善，為吾良民，苟或不悛，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分」譯成現代話，就是義務，納稅力役是人民的義務，能盡義務的是忠孝仁義之民。要不，刑罰一大套，你試試看，再不，你不怕國法總得怕天，連天地也不容，可見義務之不可不盡。至於義務以外的什麼，現代人所常提的什麼民權，政治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等等，不但主子沒有提，連想也沒有想到。朱元璋這一副嘴臉，被這番話活靈活現地畫出來了。朱元璋為什麼單指兩浙、江西的人民說，明白得很，這是全國的穀倉，人口也最稠密。拿這個比那個，也還是指桑罵槐的老辦法。其實，中原之民也不見得比東南更奴化，不過為了對襯，這麼說說而已。（十八）主奴之間二在古代，主子和奴才的等級很多，舉例說，周王是主子，諸侯是奴才。就諸侯說，諸侯是主子，卿大夫又是他的奴才。就卿大夫說，卿大夫是主子，他的家臣是奴才。就家臣說，家臣是主子，家臣的家臣又是奴才。就整個上層的統治者說，對庶民全是主人，庶民是奴才，庶民之下，也還有大量的連形式上都是奴才的奴隸。主奴之間的體系是剝削關係，一層吃一層，也就是一層養一層，等到奴才有了自覺，我憑什麼要白養他，一層不肯養一層，愈下層的人愈多，正如金字塔一樣，下面的礎石不肯替上層馱起，嘩啦一下，上層組織整個垮下來，歷史也就走進一個新階段了。這時期主奴關係的特徵，除了有該盡義務的庶民和奴隸以外，上層的主子（除王以外，同時又是奴才），全有土地的基礎，大小雖不等，卻都有世世繼承的權利。跟著土地繼承下來的是政治，社會上法律上的特殊的固定的地位。因之，所謂主奴只有相對的區分，都是土地領主，主子是大領主，奴才是小領主。也就是世仆。一層層互為君臣，構成一個剝削系統。維護這個剝削系統的理論，叫作忠。一層服從一層，奴才應該養主子。在這系統將要垮的時候，又提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子永遠是主子，奴才永遠是奴才。又提出尊王，最上層的主子被尊重了，下幾層的主子自然也會同樣被尊重，他們的利益就全得到保障。用現代話說，也就是維持階級制度，維持舊時的剝削系統。在這系統下，互為主奴的領主，在利害上是一致的，因之，主奴的形式的對立就不十分顯明。而且，這金字塔式的系統，愈下層基礎就愈寬，人數愈多，力量愈大，因之，在政治上，很容易走上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和王對立，卿大夫和諸侯對立，家臣和卿大夫對立的局面。假如我們拋開後代所形成的君臣的觀念，純粹從經濟基礎來看上古時代的剝削系統，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就是那時代的主奴關係，是若干小領主和大領主的關係，大小雖然不同，在領主的地位上說是一樣的。而且，因為分割的緣故，名義上最大的領主，事實上反而占有土地最少。因之，他所繼承的最高地位只是一個權力的象徵，徒擁虛器。實權完全在他的奴才，分取他的土地的卿大夫手上，家臣手上。因之，主奴又易位了，奴才當家，挾天子以令諸侯，陪臣執國政，名義上的奴才是實質上的主人。出主入奴，亦主亦奴，是主而奴，是奴而主，奴主之間，怕連他們自己也鬧不十分清楚。舊史新談（一）糊塗和卑鄙這個有趣的談話，談的人是子思和衛侯，地點在衛國的都城，時間是紀元前377年。有一天，衛侯出了一個不合適的主意，話猶未了，左右群臣齊聲稱頌，說了一大堆恭維話。子思說：「看樣子，衛國真合著老話：『做主子的不像主子，臣下的不像臣下！』滿不是那回事！」有人聽了就反駁：「你說得太過火了！」子思說：「你不明白這個道理，大凡一個做主子的自以為了不得，人家就不敢替他出好主意。即使做對了，自吹自擂一陣，也要不得，何況做錯了，還受人亂恭維！看不清事情的是非，一味喜歡恭維附和是糊塗，認不明道理的所在，只是阿諛巴結是卑鄙。在上的糊塗，在下的卑鄙，這樣的政府是不會得民心的，長此不改，必然亡國。」子思想了又想，忍不住，直對衛侯說：「你的國家有危險了！」衛侯問：「為什麼？」子思老實不客氣，說出一番話：「道理很明白，你說出話自以為是，群臣左右沒有人敢說錯，文武大臣也自以為是，老百姓沒人敢說錯，你們都自以為是不錯，底下人又恭維你們不錯，說好捧場，順而有福；喝倒彩，逆而有禍，如此這般，怎樣能做出好事？做不出好事的政府，怎麼不危險！」衛侯聽了大不高興。過了幾天，子思只好淒悽惶惶，捲起鋪蓋，離開了衛國。（二）桓靈和晉武帝公元282年正月，晉武帝親自舉行了祭天大典，好容易把一切禮節都合合式式表演完了，滿腔得意，嘆一口氣，問在左右的大官司隸校尉劉毅說：「我可以比漢朝的哪個皇帝？」劉毅答：「桓帝和靈帝。」晉武帝臉都白了：「何至於此？」劉毅答：「桓靈二帝賣官錢入官庫，你的呢？填私房。這樣比來，你還不如呢。」晉武帝碰了釘子，只好大笑：「桓靈的時候，聽不到這話。我有你這樣的直臣，還比他二位強一點。」（三）拍賣行 6世紀初年，北魏有兩個大官，一個是侍中盧昶，一個是侍中領左衛將軍元暉，都得北魏主的寵任，都貪污放縱，人民給這兩個人外號，盧昶叫「飢鷹侍中」，元暉叫「餓虎將軍」。餓虎將軍後來升了官，做吏部尚書，定下市價，大地方郡守絹二千匹，中下等依次對摺，其餘的官也各有定價。人民又給這機關一個外號——拍賣行。 ——《資治通鑑·卷一四六》（四）墨敕斜封李唐的制度，人主的命令必須經中書省的審議，門下省的副署，然後交由尚書省執行，「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敕令用黃紙書寫，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才發生效力。反之，只是用人主的名義發令寫敕，直接交當事機關執行的，叫作「墨敕斜封」，雖然生效，輿論都抗議以為違法，由斜封得官的人稱為「斜封官」，雖然得勢，卻無人看重，不得與於士大夫之列。《唐會要·六十七》：「景龍二年（公元708），長寧宜城定安新都金城等公主及皇后陸氏妹郕國夫人、馮氏妹崇國夫人，並昭容上官氏與其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咸共樹朋黨，降墨敕斜封以授官。」《舊唐書·卷五一·韋庶人傳》：「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新唐書·卷八十三·安樂公主傳》：「安樂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不到五年工夫，開元皇帝即位，刷新政治，這些斜封官依舊回去做酒店掌柜屠肆掌刀，只是死後的銘旌上落得多添一道官銜，歷史上留下一點污漬。（五）官商合一紀元前140年，大儒董仲舒提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給政府以警告，他指出一般官僚和貴族，平時盤踞政府高位，錢夠多了，生活夠舒適了，卻憑藉他們的勢位，做買賣，做生意，和小民爭利，小民怎能相比，成天成年被剝削，颳得精窮。一邊荒淫無恥，一邊呢，窮急愁苦。小百姓反正活著無趣，又怎能不鬧事！刑罰因之日多，危機也因之日重了。由此看來，官商合一，由來久矣！ ——《資治通鑑·卷十七》（六）報功文書建安十七年（公元212），一個中級軍官向他的統帥曹操上報功文書，照規矩紙上的數目應該比實數增加十倍，以一報十，為的是誇大武功，嚇住老百姓。這軍官居然反常，只照實數報告，惹得曹操驚異，大大誇獎了一頓。這是一個秘密，一個尺度，歷史上所有記載戰功的數字，都可以用這個尺度去衡量。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七）空談和實踐靖康之變（公元1127），金人長驅深入，開封的大臣們，正在雍容商討，有的主張抗戰，有的主張講和，有的主張遷都，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大家搶著說話，誰也不能做事，弄得戰的準備沒有，和的準備沒有，連逃的準備也沒有，卻又一面在敷衍作戰，一面在遮遮掩掩地講和。議論未定，金人已經渡河，開封已經被包圍了。宋人張端義《貴耳集》里有一段很沉痛的話：「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度，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罰，漢尚才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光從文字上形式上講究，滿意於紙面的空談，靖康之變是最現實的一例。（八）冗兵冗吏北宋這一個時代，就內政說，算是比較像樣子的，有見識的政治家都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批評政府，指摘的題目之一是冗兵冗吏。至道三年（公元997），有一個在政治上失勢，被趕到外郡去的地方官，知揚州王禹偁寫信給皇帝，指出冗兵冗吏的弊端說：「過去三十年間的一切，就我所親見的說，國初疆域，東未得江浙福建，南未得兩湖兩廣，國家財賦收入不多，可是北伐山西，御契丹，財政不困難，兵威也強。道理在哪裡？明白得很，第一，常備兵精而不多，第二，所用的大將專而不疑。其後，盡取東南諸國，山西也收復了，土地增加，收入增加，可是財政反而困難，兵威反而不振，道理在哪裡？也明白得很，第一，常備兵多而不精，第二，所用的大將也多而不專。如今的辦法，要國富兵強，只有學以前的辦法，採用精兵主義，委任好將官，用全國的財力，培養數目不大的精兵，國富兵強自然不成問題。」接著他舉出冗官的實例，他說：「我是山東濟上人，記得未中進士時，地方只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十年以來，政府不曾添過人，地方上也沒有什麼事辦不了。以後又添了一個團練推官。到我中進士回鄉時，除了刺史，又有通判，有副使，有判官，有監庫，有司理，管賣酒收稅的又有四個官，衙門天天增加，官的數目自然也多，可是算算地方收入，比過去反而減少，逃亡的人民呢，反而比過去增多。一州如此，全國可知，冗吏在上消耗，冗兵在下消耗，兩頭吃國家，國家如何能不窮！」五十年後，戶部副使包拯也告訴皇帝說：「五十年前文武官的總數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在是一萬七千三百餘員，這數目不包括未管差遣京官使臣和候補官在內。比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全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平均算來，照定額不過五六千個官就夠辦事，如今的數目恰好多了三倍。而且三年一開貢舉，每次考取二千多人，再加上中央機關的小吏，加上大官的兒孫蔭序，再加上出錢買官的，總共算來，逐年增加的新官又不止三倍！做官的一天天增多，種田的一天天減少，國家如何能不窮，民力如何能不竭！」在承平時代，有如此公開的指摘，過了九百年，到了我們的時代，有史以來國難最嚴重的時代，我們讀了這兩個文件，有點惘然！ ——《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二、卷一六七（九）書帕明代後期賄賂之風盛行，官官相送，講究用新刻書，面子上送書，底子裡送黃的金子，白的銀子，落得好看。一時東也刻書，西也刻書，趕刻得快，便顧不得校對，錯字脫簡，一塌糊塗。大凡那時地方官府所刻書，序文上寫著「捐奉繡梓，用廣厥傳」的，例如弘治時溫州知府黃淮重刻陳埴《木鐘集》，和州知州黃桓所刻都穆《南濠詩話》一類雜書，都是為著送大官的人情的點綴品。明代後期書刻得不好，這是一個原因，我們現在還有許多明版書可讀，這也是一個原因。 ——蔣超伯：《南滣楛語》（十）貪污史例之一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為蒙古、色目人渾渾噩噩，根本不懂「廉恥」是什麼意思。這一階級向人討錢都有名目，到任下屬參見要「拜見錢」，無事白要叫「撒花錢」，逢節有「追節錢」，做生日要「生日錢」，管事而要叫「常例錢」，送往迎來有「人情錢」，差役提人要「齎發錢」，上衙門打官司要「公事錢」。做官的賺得錢多叫「得手」，鑽缺叫「好地」，補得要缺叫「好窠」。至於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則一概「曉勿得」！劉繼莊說：「這情形，明朝初年我知道不清楚，至於明末，我所耳聞目見的，又有哪一個官不如此！」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十一）貪污史例之二明代中期，離現在四百多年前，一個退休的顯官何良俊，住在南京，告訴我們一個故事：南京也照北京的樣子，設有六部五府等機關，原來各有職掌，和百姓並不相干。這些官家裡需用的貨色，隨時由家奴到鋪子買用，名為和買。我初住南京的頭幾年，還是如此，不過五六年光景，情形漸漸不妙，各衙門裡並無事權的閒官，也用官府的印票，叫皂隸去和買了，只給一半價錢，例如值銀兩錢的扇子只給一錢，其他可以類推。鬧得一些鋪戶叫苦連天。至於有權有勢的御史，氣焰熏天，更是可怕。例如某御史叫買一斤糖食，照價和買只要五六分銀子，承買的皂吏卻乘機敲詐了五六兩銀子，他在票面上寫明本官應用，要鋪戶到本衙交納，第一個來交納的，故意嫌其不好，押下打了十板，再照顧第二家，第二家一算，反正來差要錢，門上大爺又要錢，書辦老爺還是要錢，稍有不到，還得挨十下板子，不如乾脆拼上兩三錢銀子，消災免禍，皂隸順次到第三、四家一樣對付，誰敢不應承，於是心滿意足，發了一筆小財，夠一年半載花銷了。南京某家買到一段作正梁的木料叫柏桐，很是名貴，巡城御史正想制一個書桌，聽說有好材料，動了心，派人去要，這家捨不得，連夜豎了柱，把梁安上，以為沒有事了。不料巡城御史更強，一得消息，立刻派皂隸夫役，一句話不說，推翻柱子，抬起大梁，揚長而去。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十二）貪污史例之三明末的理學家劉宗周先生指出這時代的吏治情形說：如今吏治貪污，例如催錢糧要火耗（零星交納的幾分幾錢銀子，鎔鑄成錠才解京，鎔鑄的虧蝕叫火耗，地方不肯擔負這損失，照例由納糧的人民吃虧，額外多交一兩成，積少成多，地方官就用這款子來肥家），打官司要罰款，都算本分的常例，不算外水了。新辦法是政府行一政策，這政策就成敲詐的藉口，地方出一新事，這一新事又成剝削的機會，大體上是官得一成，辦事的胥吏得九成，人民出十成，政府實得一成，政府愈窮，人民愈苦，官吏愈富，以此人民恨官吏如強寇，如仇敵，突然有變，能獻城就獻城，能造反便造反，當機立斷，毫不躊躇。舉縣官作例吧，上官有知府，有巡道，有布政使，有巡撫，有巡按，還有過客，有鄉紳，更有京中的權要，一層層須得應付、敷衍，面面都到。此外鑽肥缺，鑽升官，更得格外使錢，當然也得養家，也得置產業，他們不吃人民吃什麼？又如巡按御史吧，饒是正直自好的，你還未到任，地方大小官員早已湊好一份足夠你吃幾代的財寶，安安穩穩替你送到家裡了。多一官百姓多受一番罪，多派一次巡按，百姓又多受一番罪，層層敲詐，層層剝削，人民怎能不造反？怎能不拚命？ ——劉宗周：《劉子文編·卷四·敬修職掌疏》 ———————————————————— (1) 《楊文弱集·卷一·請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