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書信集 · 致費正清　費慰梅

一 ∗∗　1934年，沈從文曾陷入一場感情危機，他像對長姊一樣向林徽因傾訴自己的苦惱—— 要是我寫一篇故事，有這般情節，並（像他那樣）為之辯解，人們會認為我瞎編，不近情理。可是，不管你接不接受，這就是事實。而恰恰又是他，這個安靜、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堅毅」的人，一位小說家，又是如此一個天才。他使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感情糾葛，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事陷於絕望。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衝突茫然不知所措，這使我想到雪萊，也回想起志摩與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覺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麼的迷人和討人喜歡！而我坐在那裡，又老又疲憊地跟他談、罵他、勸他，和他討論生活及其曲折，人類的天性、其動人之處及其中的悲劇、理想和現實！ 過去我從沒想到過，像他那樣一個人，生活和成長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會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別的景況下我所熟知的同樣的問題所困擾。這對我是一個嶄新的經歷，而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普羅文學毫無道理的緣故。好的文學作品就是好的文學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識形態如何。今後我將對自己的寫作重具信心，就像老金一直期望於我和試圖讓我認識到其價值的那樣。萬歲！ 二 ∗∗　1935年，林徽因在北京香山養病期間—— 聽到一段當我還是個小姑娘時在橫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樂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熱帶星空和海風又都湧進了我的心靈，而那一小片所謂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輕快而短暫的一瞬，幻影般襲來，半是悲涼、半是光彩，卻只是使我茫然。 三 ∗∗　同年，林徽因同父異母弟弟林恆來到北京，住在梁家。引起林的生母與這個「兒子」之間的一場危機—— 三天來我自己的母親簡直把我逼進了人間地獄。這話一點也不過分。頭一天我發現母親有點體力不支，家裡有種不祥的氣氛。我只好和我的異母弟弟深談過去，以建立一種相互了解並使目前這種密切來往能夠維持下去。 這搞得我筋疲力盡並深受傷害，到我臨上床時真恨不得去死或從來沒有出生在這麼個家庭里過……我知道自己其實是個幸福而走運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戰爭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創傷，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點殘痕重現。就會讓我陷入過去的厄運之中。 四 ∗∗　1935年末，日軍全面侵略已近在眉睫，梁、林準備南遷—— 思成和我已經為整理舊文件和東西花了好幾個鐘頭了。沿著生活的軌跡，居然積攢了這麼多的雜七雜八！看著這堆往事的遺存，它們建立在這麼多的人和這麼多的愛之中，而當前這些都正在受到威脅，真使我們的哀愁難以言表。特別是因為我們正悽慘地處在一片悲觀的氣氛之中，前途渺茫…… 如果我們民族的災難來得特別迅猛而凶暴，我們也只能以這樣或那樣迅速而積極的方式去回應。當然會有困難和痛苦，但我們不會坐在這裡握著空拳，卻隨時讓人威脅著羞辱我們的「臉面」。 五 ∗∗　1935年聖誕節，費氏夫婦離開北京回國。他們走後收到林的第一封信—— 自從你們兩人來到我們身邊，並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對生活以及總體上對未來的新看法以來，我變得更加年輕、活潑和有朝氣了。每當我回想起今年冬天我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我自己都會感到驚訝並充滿感激之情。 你們知道，我是在雙重文化的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雙重文化的接觸與活動對我是不可少的。在你們倆真正在（北總布胡同）3號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我總是覺得若有所失，缺了點什麼，有一種精神上的貧乏需要營養，而你們的「藍色書信」充分地補足了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歲大，比我老成。他們提供不了多少樂趣，反而總是要從思成和我身上尋求靈感和某些新鮮東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騎馬（還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個世界煥然一新。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我如何能熬過我們民族頻繁的危機所帶來的緊張、困惑和憂鬱？騎馬也有其象徵意義。在我總認為都是日本人和他們的攻擊目標的齊化門[48]外，現在我可以看到農村小巷和在寒冬中的廣袤的原野，散布著銀色的纖細枯枝，寂靜的小廟和人們可以懷著浪漫的自豪偶爾跨越的橋。 六 ∗∗　慰梅，慰梅，慰梅 （信封上我得寫給費正清，因為這對於白莉奧[49]來說更合適些） 自從收到你上封讓人高興的信以來，我一直情緒高漲，現在又來了一封，我必須馬上回你。很長時間我沒有（或不能）給你們寫信，因為這中間有個「時間差」，那是因為你們的信不是經西伯利亞郵來的，以致一封信要走五十天（只有後來的一封稍為快一點）。所以好些事弄得讓人非常掃興。我們特別喜歡那些關於各種各樣事情的「打字報告」，只是感情上還有點不夠滿足。 看來你對我的生活方式——到處為他人作嫁，操很多的心而又缺乏鍛練等等——很擔心。是啊，有時是一事無成，我必須為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操勞和浪費時間，直到——我的意思是說，除非命運對我發慈悲而有所改變。看來命運對於作為個人的菲麗絲[50]不是很好，但是對於同一個人，就其作為一名家庭成員而言的各個方面來說，還相當不錯。天氣好極了，每間屋子都重新裱糊過、重新布置並裝修過了，以期日子會過得更像樣些。讓我給你畫張圖，告訴你是怎麼回事[51]。 慰梅，慰梅，我給你寫什麼新聞還有什麼用——就看看那些床吧！它們不叫人吃驚嗎！可笑的是，當它們多多少少按標出的公用地點擺放到一起之後，他們會一個接一個地要吃早點，還要求按不同的樣式在她的或他的房間裡喝茶！下次你到北京來，請預訂梁氏招待所！ 我要開始另一頁了。 此刻孩子們從學校回來了，他們非要看這張「床鋪圖」，還要認出他們自己的床等等等等。寶寶總是挑剔她的衣服，因為天氣已經熱了。海倫的襯衫已經有點過時。從誡從道麗的綠衣服里得到一條短燈籠褲，很帥。 不，不，不，我不能讓你認為我已陷入了家務瑣事之中——我想，當「Joie de vivre」[52]占據了我的身心時，我還有別的方面。雖然這種情況不多，但還是有的！ 是的。我當然懂得你對工作的態度。我也是以這種態度工作的，雖然有時候和你很不一樣。當那是「Joie de vivre的純粹產物」時，我的成績也最好。最認真的成績是那些發自內心的快樂或悲傷的產物，是當我發現或知道了什麼，或我學會了去理解什麼而急切地要求表達出來，嚴肅而真誠地要求與別人共享這點秘密的時候的產物。對於我來說，「讀者」並不是「公眾」，而是一些比我周圍的親戚朋友更能理解和同情我的個人，他們急於要聽我所要說的，並因我之所說的而變得更為悲傷或更歡樂。當我在做那些家務瑣事的時候，總是覺得很悲哀，因為我冷落了某個地方某些我雖不認識，對於我卻更有意義和重要的人們。這樣我總是匆匆幹完手頭的活，以便回去同別人「談話」，並常常因為手上的活老乾不完，或老是不斷增加而變得很不耐煩。這樣我就總是不善於家務，因為我總是心不在焉，心裡詛咒手頭的活（儘管我也可以從中取樂並且幹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寫作或做類似的事，而同時意識到我正在忽視自己的家，便一點也不感到內疚，事實上我會覺得快樂和明智，因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來生了病或體重減輕時我才會感到不安，半夜醒來會想我這麼做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我的英文越來越糟糕和荒疏。我要停筆了，等到下一次「Joie de vivre」降臨和我的英文真的利落一點的時候再寫。 寶寶給你寫了無數的信，現在寄給你一封。 告訴費正清，我的文章老也寫不成，上帝才知道為什麼我還在想完成它。先別生我的氣，為我祈禱吧。 愛你、愛你、愛你 菲麗絲 1936年5月7日 你們倆要多寫中文，只要你們提出要求，我們都會幫助的。 七 ∗∗　1936年初秋，梁、林同往洛陽龍門和山東調查 我徑坐在龍門最大的露天石窟下面，九尊最大的雕像以各種安詳而動感的姿態或坐或立地盯著我看（我也盯著他們！）……我完全被只有在這種巨大的體驗中才會出現的威懾力給鎮住了。 …… 我們再次像在山西時那樣輾轉於天堂和地獄之間。我們為藝術和人文景物的美和色彩所傾倒，卻更多地為我們必須賴以食宿（以便第二天能有精力繼續工作）之處的骯髒和臭氣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懶。我老忘不了慰梅愛說的名言，「惱一惱，老一老」——事實上我堅守這個明智的說法，以保持我的青春容貌……這次旅行使我們想起我們一起踩著爛泥到（山西）靈石去的歡樂時刻。 八 ∗∗　抗日爆發後，1937年11月梁家在南遷途中，暫住長沙—— 在日機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就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十五碼的地方，在這所房子裡我們住了三間。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沒人知道我們怎麼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於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裡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玻璃的門窗、隔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衝出旁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當我們往聯合大學的防空壕跑的時候，又一架轟炸機開始俯衝。我們停了下來，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去承受那悲劇。這顆炸彈沒有炸，落在我們正在跑去的街道那頭。我們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多了——都是從玻璃碴中撿回來的。眼下我們在朋友那裡到處借住。 每天晚上我們就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到處串門，想在那些妻兒們也來此共赴國難的人家中尋求一點家庭溫暖。在空襲之前我們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飯館，而是在一個小爐子上欣賞我自己的手藝，在那三間小屋裡我們實際上什麼都做，而過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棟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我們交換著許多懷舊的笑聲和嘆息，但總的說來我們的情緒還不錯。 我們已經決定離開此處到雲南去……我們的國家仍沒有組織到可使我們對戰爭能夠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們還只是「戰爭累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裡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指昆明）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九 ∗∗　在從長沙前往昆明途中，林徽因病倒在湘貴交界的晃縣，高燒四十度，兩周後勉強退燒…… 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到早上十點這輛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二十七名旅客。這是個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十 ∗∗　1937年12月24日深夜，他們所乘的長途汽車在土匪出沒著稱的「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之後…… 又一次，奇蹟般地，我們來到峭壁邊上的一片房子，讓我們進去過夜……此後，又有關於這些破車、意外的拋錨、臭烘烘的小客棧等等的一個又一個插曲。間或面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玉帶般的山澗、秋山的紅葉和發白的茅草，飄動著的白雲、古老的鐵索橋、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國小城，這些我真想仔細地一樁樁地告訴你，可能的話，還要註上我自己情緒上的特殊反應。 十一 ∗∗　到昆明後。梁、林在晃縣邂逅的那批飛行員從航校畢業。開始正式在空軍服役。其中一位座機在一次空戰中迫降在廣西邊境…… 直到第三天早晨，他才乘一趟慢車回到昆明。在他失蹤的兩天夜裡我們都睡不好覺，但又看到他，只是下巴受了點輕傷，真是喜出望外。了解到這次空戰的一手消息和結果，而全城對此都還渾然不知。 這八個孩子士氣很高、心地單純，對我們的國家和這場戰爭抱著直接和簡單的信心，他們的身體都健康得叫人羨慕。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讓他們在需要時能夠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並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個個都沉默寡言。 不知怎麼，他們都以一種天真的孩子氣依戀著我們。我們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親情。他們來看我們或給我們寫信，好像是他們的家裡人。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線，有的則在昆明保衛著我們的生命。有一位我告訴過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別可愛。最近決定要結婚了。不要問我如果他結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會怎樣。我們就是無法回答這類問題。 十二 ∗∗　親愛的慰梅和費正清： 讀著你們8月份最後一封信，我熱淚盈眶地再次認識到你們對我們所有這些人的不變的深情，這深情帶有你們的人格特點，而我們，經過這麼長久的沉默，又如此天各一方，真覺得自己配不上這份情意。種種痛苦、歡樂和回憶泉涌而來，哽在我的眼底、鼻間和喉頭。那是一種欣慰的震撼，卻把我撕裂，情不自禁地淚如雨下。我甚至不能像愛麗絲那樣在自己的淚水裡游泳。如果那裡面有一股感傷的潮流，淚水就會把我淹死。 我趕巧生病了，或者說由於多日在廚房裡奮鬥，我頭疼欲裂，只得臥床休息。老金把你們的信從城裡帶來給我，他不經意地把信在我面前晃了晃。天已經快黑了，我剛讀了第一段，淚水就模糊了我的視線，我實在忍不住。我的反應是：慰梅仍然是那個「慰梅」。不管這意味著什麼，我無法表達，只能傻子似的在我的枕頭上哭成一團。老金這時走進已經暗下來的屋子，使事情更加叫人心煩意亂。他先是說些不相干的事，然後便說到那最讓人絕望的問題——即必須立即做出決定，教育部已命令我們遷出雲南，然後就談到了我們尷尬的財政狀況。我根本沒有明白他在說些什麼，直到說起他不知怎麼有了一百美元，而這筆錢我們——梁家可以用等等。思成立即問他是不是因為寫了一篇英文文章得到了這筆錢，他不承認。到此我已猜出了真相。他從來不善說謊或搞什麼陰謀。我們很清楚你們兩人能夠為我們做什麼。所以我立刻明白了這陰謀之所在。於是我禁不住像愛麗絲一樣嚎啕大哭起來。既然如此，那你也就得聽我講講我那辛酸的故事。 在我繼續往下講之前，你們得先明白兩點。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你和費正清首先絕對是少有的最親近和最親愛的那種人，第二，你們的禮物來得正是我們最最需要它的時候，這使我們更加心情激動並特別特別感激。你們怎麼會為我們想得這麼周到。在大洋此岸的芸芸眾生之中，作為受惠者我們覺得自己是多麼微不足道。淚水不足以表達我此時的感受。我只因為無力表達所有積在心中使我窒息的感受而感到麻木和極度疲倦。如果有什麼能向你們表達，那就是——無言。 讀了你們最後的來信，我想，我最近給你們的信是不是無意中太無條理、太輕率了。如果是這樣，請原諒我。我想不論告訴你們什麼事都保持一種合理的歡樂語氣，而我又並不是對什麼事都那麼樂觀的，儘管有些事並不乏某些喜劇色彩，其結果可能就使得我的信有一種不協調的輕浮和無條理。現實往往太使人痛苦。不像我們親愛的老金，以他具有特色，富於表現力的英語能力和豐富的幽默感，以及無論遇到什麼事都能處變不驚的本領，總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為朋友們保留著一片溫暖的笑。我很怕如果放任自己這樣寫下去，這封信將會災難性地變得又長又枯燥，塞滿生硬的細節而無法解脫。 很難言簡意賅地在一封信里向你們描述我們生活的情景。形勢變化極快，情緒隨之起伏。感情上我們並不特別關注什麼，只不過隨波逐流，同時為我們所珍惜，認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某些最好的東西感到朦朧的悲傷。這種感覺在這裡是無價的和不可缺少的。在我們談話時總是不經意地提到慰梅和費正清，並把他們放在顯著的地位。 你們這封信來到時正是中秋節前一天，天氣開始轉冷，天空布滿越來越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氣中飄滿野花香——久已忘卻的無數最美好的感覺之一。每天早晨和黃昏，陽光從奇異的角度偷偷射進在這個充滿混亂和災難的無望的世界裡人們仍然意識到安靜和美的那種痛苦的感覺之中。戰爭，特別是我們自己的這場戰爭，正在前所未有地陰森森地逼近我們，逼近我們的皮肉、心靈和神經。而現在卻是節日，看來更像是對邏輯的一個諷刺（別讓老金看到這句話）[53]。 老金無意中聽到了這一句，正在他屋裡咯咯地笑，說把這幾個詞放在一起毫無意義。不是我要爭辯，邏輯這個詞就應當常像別的詞一樣被用得輕鬆些，而不要像他那樣，像個守財奴似的把它包起來。老金正在過他的暑假，所以上個月跟我們一起住在鄉下。更準確地說，他是和其他西南聯大的教授一樣，在這個間隙中「無宿舍」。他們稱之為「假期」，不用上課，卻為馬上要遷到四川去而苦惱、焦慮。 我們正在一個新建的農舍中安下家來。它位於昆明市東北八公里處一個小村邊上，風景優美而沒有軍事目標。鄰接一條長堤，堤上長滿如古畫中的那種高大筆直的松樹。我們的房子有三個大一點的房間，一間原則上歸我用的廚房和一間空著的用人房，因為不能保證這幾個月都能用上用人，儘管理論上我們還請得起，但事實上超過了我們的支付能力（每月七十美元左右）。這個春天，老金在我們房子的一邊添蓋了一間「耳房」。這樣，整個北總布胡同集體就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這裡，可天知道能維持多久。 出乎意料地，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訴我們的高三倍的錢。所以把我們原來就不多的積蓄都耗盡了，使思成處在一種可笑的窘境之中（我想這種表述方式大概不大對頭）。在建房的最後階段事情變得有些滑稽，雖然也讓人興奮。所有在我們旁邊也蓋了類似房子的朋友[54]，高興地互相指出各自特別囉嗦之處。我們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最後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乃至每根釘子而奮鬥。為了能夠遷入這個甚至不足以「蔽風雨」——這是中國的經典定義，你們想必聽過思成的講演的——屋頂之下，我們得親自幫忙運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已經完全住進了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頗有些美觀和舒適之處。我們甚至有時候還挺喜歡它呢。但看來除非有慰梅和費正清來訪，它總也不能算完滿。因為它要求有真誠的朋友來賞識它真正的內在質量。我必須停下了，將把其餘的八頁手寫稿打出來。因為老金等著要把他給道麗的信寄走。我沒有機會給她寫信了，但我很想寫。 向在美國，特別是在溫絲羅普街[55]的朋友們致以我最真誠的愛……[56]等你下次來信時我也許已不在這所房子，甚至不在這個省里了，因為我們將乘硬座長途汽車去多山的貴州，再到四川。 愛你的　菲麗絲 1940年9月20日　昆明 十三 ∗∗　最親愛的慰梅和費正清[57]： 九月間我給你們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其中一半是打字的並已經寄出。後來又有一封短箋，介紹某位卞先生，他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想請你們幫助。這些天我始終有一種要給你們寫信的衝動，但總是忙於一些你們按我過去的生活所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所以總是拖了下來。這讓我非常傷心。有那麼多的事值得向你們講，不是關於我們自己，而是關於各種各樣的朋友的，他們有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和新的生活境遇。現在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你們很難想像這意味著什麼。 我的心依然強烈地和在美國家中的你們聯繫在一起，我們這樣長久地分離有時真叫人難以忍受。儘管我們對所收集到任何一點報紙消息滿懷希望，但是看來這場可怕的戰爭離結束還很遠。日本鬼子消耗得差不多了，但還沒消耗到能讓我們高興的程度。我不是一個老往後看的人，即便這樣我現在也總是想家，而我們現在要到四川去了！那會不會又是兩三年的事呢？時間好像在拖延。 轟炸越來越厲害，但是不必擔心，我們沒有問題。我們逃脫的機會比真的被擊中的機會要多。我們只是覺得麻木了，但對可能的情況也保持著警惕。日本鬼子的轟炸或殲擊機的掃射都像是一陣暴雨，你只能咬緊牙關挺過去，在頭頂還是在遠處都一個樣，有一種讓人嘔吐的感覺。可憐的老金[58]每天早晨在城裡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而還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就開始了，然後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整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生活。喬治[59]蠢到會為了家事跑回上海，結果被日本鬼子抓了起來，在監獄裡挨了打，經歷了可怖的事。他的妻子還在這裡，我們剛把她送往香港。喬治已被釋放，但在監視之下什麼時候能回到這邊還很難說。這也是生活。但是朋友「Icy Heart（冰心）」卻將飛往重慶去做官（再沒有比這更無聊和無用的事了），她全家將乘飛機，家當將由一輛靠拉關係弄來的註冊卡車全部運走，而時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職務的人卻因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對我們國家一定是太有價值了！很抱歉，告訴你們這麼一條沒勁的消息！這裡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堅毅的，也有讓人十分掃興和無聊的。這也是生活。 我們將乘卡車去四川，三十一個人，從七十歲的老人到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擠一個車廂，一家只准帶八十公斤行李……[60]而我將離開這些認識了十年的朋友，這太…… 1949年11月 十四 ∗∗　1941年8月，蟄居川西小鎮李莊的林徽因眼見大隊日機凌空飛過—— 儘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絕對不會往李莊這個邊遠小鎮扔炸彈，但是，一個小時之前這二十七架從我們頭頂轟然飛過的飛機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種隨時都會被炸中的異樣的恐懼。它們飛向上游去炸什麼地方，可能是宜賓，現在又回來，仍然那麼狂妄地、帶著可怕的轟鳴和險惡的意圖飛過我們的頭頂。我剛要說這使我難受極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經病得夠難受了，這只是一時讓我更加難受，溫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遠離戰爭。不管我們是不是在進行實際的戰鬥，也和它分不開了。 ……我們很幸運，現在有了一個農村女傭，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輕而且好脾氣，唯一缺點是精力過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個枕套和相應的不同大小和質地的床單，而白布在市場上又和金箔一樣難得，你就會在看到半數的床單和兩個枕套在一次認真的洗滌之後成了布條，還有襯衫一半的扣子脫了線，舊襯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驚失色。這些襯衫的市價一件在四十美元以上。在這個女傭人手裡各種家用器皿和食物的遭遇都是一樣的。當然我們儘可能用不會打碎的東西，但是看來沒有什麼是不會碎的，而且貴得要命或無可替換……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沖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裡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干擾，卻總能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金岳霖附言： 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裡卻實實在在地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會把它們兩個搞混。 梁思成在信的末尾寫道：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鐵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61]，從我下面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十五 ∗∗　1943年春，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來到李莊訪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國營造學社 李約瑟教授剛來過這裡，吃夠了炸鴨子，已經走了。開始時人們打賭說李教授在李莊時根本不會笑。我承認李莊不是一個會讓人過分興奮的地方，但我們還是有理由期待一個在戰爭時期不辭辛苦地為了他所熱愛的中國早期科學而來到中國的人會笑一笑。終於，在這位著名教授和梁先生及夫人（當時臥病在床）見面時露出了笑容。他說他非常高興，因為梁夫人的英語竟有愛爾蘭口音。而我從不知道英國人對愛爾蘭還有如此好感。據說最後一天下午，在中央博物院的院子裡受到茶點招待時他更為活躍。可見英國人愛茶之甚。 以下寫到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時有隙的兩位中研院著名學者陶孟和與傅斯年在李約瑟的講演會上當眾握手言和，有人開玩笑說梁應當獲諾貝爾和平獎…… 在讀了托爾斯泰關於1812到1815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間的各色人等的詳盡描寫之後，我必須承認，在1922和1943年之間，李莊、重慶或昆明或北平或上海的各種人物，與《戰爭與和平》中所描寫的一個世紀以前，甚至在遙遠的俄羅斯的人們是何等地相似。所以，為什麼不讓他們都和解呢——我是一般地指生活和人們。 順便說起，我讀的書種類繁多，包括《戰爭與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傳》《維多利亞女王》《元代宮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宮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築》《洪氏年譜》《安那托里·費朗西斯外傳》《卡薩諾瓦回憶錄》、莎士比亞、紀德、薩繆爾·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們愛讀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譯本。 十六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1月林徽因自重慶致信費正清——[62]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一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覺察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閒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麼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十七 ∗∗　1946年2月，林徽因帶病重訪昆明。當時費慰梅在重慶美國使館新聞處工作，林在給她的信中寫道——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件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氣晴朗、薰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但並非最不關重要的，是和我的老朋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件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想。這次重逢所帶給我的由衷的喜悅，甚至超過了我一個人在李莊時最大的奢望。我們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莊這種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種瑣碎的情況弄清楚，以便現在在我這裡相聚的朋友的談話能進行下去。但是那種使我們得以相互溝通的深切的愛和理解卻比所有的人所預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來。兩天左右，我們就完全知道了每個人的感情和學術近況。我們自由地討論著國家的政治形勢、家庭經濟、戰爭中沉浮的人物和團體，很容易理解彼此對那些事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感覺和想法。即使談話漫無邊際，幾個人之間也情投意合，充溢著相互信任的暖流，在這個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滿懷感激和興奮…… 直到此時我才明白，當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時代的詩人們在遭貶謫的路上，突然在什麼小客棧或小船中或某處由和尚款待的廟裡和朋友不期而遇時的那種歡樂，他們又會怎樣地在長談中推心置腹！ 我們的時代也許和他們不同，可這次相聚卻很相似。我們都老了，都有過貧病交加的經歷，忍受了漫長的戰爭和音信的隔絕，現在又面對著偉大的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 此外，我們是在遠離故土，在一個因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住下來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們曾度過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長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樣。我們遍體鱗傷，經過慘痛的煎熬，我們身上出現了或好或壞或別的什麼新品質。我們不僅體驗了生活，也受到了艱辛生活的考驗。我們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但我們的信念如故。現在我們深信，生活中的苦與樂其實是一回事。 對張奚若為她安排的住處唐家花園，林徽因描述道—— 所有最美麗的東西都在守護著這個花園，如洗的碧空、近處的岩石和遠處的山巒……這是我在這所新房子裡的第十天。這房間寬敞、窗戶很大，使它有一種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設計的效果。甚至午後的陽光也像是聽從他的安排，幻覺般的讓窗外搖曳的桉樹枝丫把它們緩緩移動的影子映灑在天花板上！ 如果我和老金能創作出合適的台詞，我敢說這真能成為一出精彩戲劇的布景。但是此刻他正背著光線和我，像往常一樣戴著他的遮陽帽，坐在一個小圓桌旁專心寫作。 這裡的海拔或是什麼別的對我非常不利，弄得我喘不過氣來，常覺得好像剛剛跑了幾英里。所以我只能比在李莊時還更多地靜養。他們不讓我多說話，儘管我還有不少話要說。可是這樣的「談話」真有點辜負了那布景。 昆明永遠那樣美，不論是晴天還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後顯得特別動人。在雨中，房間裡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浪漫氛圍——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來，一個人在一個外面有個寂靜的大花園的冷清的屋子裡。這是一個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十八 ∗∗　1946年7月末梁、林全家回到他們思念已久的北京。不久，梁思成受到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的邀請，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其間並受聘為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大廈的設計工作。1947年夏，林徽因病情突然惡化，須做腎切除手術。梁思成匆匆趕回北京。在給費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描寫了梁思成帶給她的禮物—— 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帶回的那些可以徹底拆、拼、裝、卸的技術裝備。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調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著可以調節的讀寫小桌，外加一台經過插入普通電源的變壓器的錄音機，一手拿著放大鏡、另一手拿著話筒，一副無憂無慮的現代女郎的架式，頗像卓別林藉助一台精巧的機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關於那錄音機—— 我們確實聽到了錄在磁盤上的各種問候。但是全都不對頭了，思成聽起來像梅貽琦先生，慰梅像費正清，而費正清近乎保羅·羅伯遜。其中最精彩的是阿蘭的，這當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專業藝術家的「廣播」錄音。不過迄今我還沒有按這機器應有的用途來做什麼，只是讓孩子們錄些鬧著玩的談話。我覺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進貢的外國鐘錶。我敢說他准讓嬪妃們好好地玩了一陣子。 十九 ∗∗　1947年10月：林徽因入院做術前檢查—— 我應當告訴你我為什麼到醫院來。別緊張。我只是來做個全面體檢。做一點小修小補——用我們建築術語來說，也許只是補幾處漏頂和裝幾扇紗窗。昨天下午，一整隊實習和住院大夫來徹底檢查我的病歷，就像研究兩次大戰史一樣。我們（就像費正清常做的那樣）擬定了一個日程，就我的眼睛、牙齒、肺、腎、飲食、娛樂和哲學建立了不同的分委員會。巨細無遺，就像探討今日世界形勢的那些大型會議一樣，得出了一大堆結論。同時許多事情也在著手進行，看看都是些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用上了所有的現代手段和技術知識。如果結核菌現在不合作，它早晚也得合作。這就是其邏輯。 ……（這醫院）是民國初年建的一座漂亮建設：一座「袁世凱式」、由外國承包商蓋的德國巴羅克式四層樓房！我的兩扇朝南的狹長前窗正對著前庭，可以想像1901年時那些汽車、馬車和民初的中國權貴們怎樣裝點著那水泥鋪成的巴羅克式的台階和通道。 二十 ∗∗　此後，林徽因情況略有好轉，她終於遊了一次頤和園—— 在頤和園裡面，我不得不花七萬元[63]雇了一頂可以往返的滑竿，一直來到宮殿後面的山頂。這是我最愛的地方，當年曾帶史坦因夫婦去過。這是一次大成功。夜雨之後，天氣好極了。可以看到四周圍幾英里的地方。孩子們走路陪著我，高興極了。看見他們前呼後擁，我覺得自己像個大貴族。老金和思成特別好，替我們看家。……你看，我從深淵裡爬出來，來幹這些可能被視為「不必要的活動」；沒有這些我也許早就不在了，像盞快要熄的油燈那樣，一眨、一閃，然後就滅了！ 二十一 ∗∗　同年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腎切除，進手術室前，她向慰梅訣別—— 再見，最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 二十二 ∗∗　在林出院後的一封信中，少有地發表了她的一些政治見解——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對思想的刻意操縱足可以讓人長時間地沉思和沉默。我們離你們國家所享有的那種自由主義還遠得很，而對那些有幸尚能溫飽的人來說，我們的經濟生活意味著一個人今天還腰纏萬貫，明天就會一貧如洗。當生活整個亂了套的時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無意義。 二十三 ∗∗　1948年12月上旬，林徽因收到費正清的新著《美國與中國》後，給費慰梅寫了最後一信—— 現在我覺得我們大概只有一兩個月能自由地給在美國的你們大家寫信了，也許是因為不能通郵或別的什麼障礙，我覺得憋得喘不上氣、說不出話。即使是這封信，我希望它能在聖誕節前或過節時寄到。 謝謝你們寄來的書，特別是其中最後一本，費正清自己的傑作，多好的書啊！我們當然欣賞、欽佩、驚奇和進行了許多討論，大家都對這書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有時我們互相以熱情讚美的話說，費正清顯然是把握了我們華夏臣民的複雜心態，或知道我們對事物的不同感覺，所以，這不是那種洋鬼子的玩意兒；此刻對於一個現代中國人來說，它一點兒也不是。張奚若熱情地說，他喜歡費正清的書，「沒有一處是外人的誤解……他懂得的真不少」等等。老金說這是對我們的一個「合理而科學的」總結，費正清「對有些事有著基本的理解，他和別的外國人真是不一樣」。而我和思成非常驚訝，它真的全然沒有外國人那種善意的誤解、一廂情願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賞費正清能夠在談到西方事物時使用西方詞彙，談中國事物用中國詞彙，而同一個西方語言卻既能讓美國讀者以自己的語彙來讀關於中國的事，又能讓中國讀者用另一種語彙來讀關於自己國家的事。我們對這一點都特別欣賞。 此外，我們還常常以最大的欽佩而且毫不感到羞恥地互相指出，有許多關於中國的事實我們竟是從他這裡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例如，有趣的是，我從不知道玉米和白薯是這麼晚才來到中國的；還有特別是那些關於中西方關係的事件。 換句話說：我們都極為讚賞費正清的這本得意之作。自從費慰梅重建武梁祠以來，梁氏夫婦還沒有這麼高興過呢。 我唯一的遺憾，如果說有的話，是在這本總結性的著作中沒有涉及中國藝術，儘管我也看不出藝術與國際關係何干。即便如此，藝術是我們生活中那樣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一般地談論我們的話，藝術也是不可少的，那是我們潛意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我提到藝術的時候，當然也指詩，但可能也指由我們的語言，我們特有的書法、構詞、文學和文化傳統所引發的情感和審美情趣。我們特殊的語言實際上由三部分組成：修詞、詩，只有一部分才是直截了當的言語……我想說的也許是，正是這種內涵豐富的「語言——詩——藝術的綜合」造就了我們，使我們會這樣來思索、感覺和夢想…… 簡言之，我認為藝術對我們精神的塑造和我們的飲食對我們身體的塑造一樣重要。我深信，我們吃米飯和豆腐會不可避免地使我們同那些大塊吃牛排、大杯喝牛奶，外加奶油蛋糕或餡餅的人有所不同。同樣，坐在那裡研墨，耐心地畫一幅山水畫的人，肯定和熟悉其巴爾扎克風格或後印象主義畫派和晚期馬第瑟和畢加索，住在巴黎拉丁區的叛逆青年（或專程到墨西哥去旅行以一睹墨西哥壁畫的年輕人）全然不是一個類型…… 以上全是我自己私下裡的一點書評，不過是為了想爭論一下，而費正清對善意的爭論總是很來勁的。寄這封信得花我一大筆錢了！ 說到政治觀點，我完全同意費正清。這意味著自從上次我們在重慶爭論以來我已經接近了他的觀點——或者說，因為兩年來追蹤每天問題的進展，我已經有所改變，而且覺得費正清是對的。我很高興能夠如此。順便說一句，因為我對許多事情無知，我非常感謝費正清對中國生活、制度和歷史中的許多方面的高瞻遠矚、富有教益的看法。因其對自己的事很熟悉，我常不願去做全面的觀察或試圖把它鬧清楚。所以讀費正清的書對我們極有吸引力，我們也要讓年輕一代來讀它。 也許我們將很久不能見面——我們這裡事情將發生很大變化，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變化，是明年還是下個月。但只要年輕一代有有意義的事可做，過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