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說成都 · 說稱號

成都城也有別號 （古代） 一人一名。這是近幾年來，因了編制戶籍，尤其因了在財貨方面的行為，便於法律處理，才用法令規定的。行得通否，那是另一問題。 中國人從「書足以記姓名」起，每一個人的稱謂，就不止於一個。例如趙大先生，在他的家譜上是初字派，老祖宗在譜牒上給他的名字叫初春，字元茂。到他學會八股，到縣中小考時，自嫌名字不好，遂另取一名叫德基，是謂學名，或稱榜篆，除譜字元茂外，又自己取個號，叫啟成。後來進了學堂，並且還到日本東京留了八個月的學，人維新了，名字當然不能守舊，遂廢去德基、元茂，以肇成為名，另取天民二字為號，同時又取了兩個別號，一曰嘯天，一曰魯戈。後來作了縣知事，還代理過一任觀察使，覺得新名字和別號都過激了一點，於是呈請內務部改名為紹臣，號純齋。中年以後，轉入軍幕，寄情文酒，做官弄錢之外，還講講學，寫寫字；講學時，學生們呼之為純齋先生，寫字落款，則稱樂園，樂園者，其公館之名也。據說，公館的房子倒修得不錯，四合頭而兼西式，但是除了前庭後院有幾株花樹外，實在沒有園的形跡。近年，趙大先生漸漸老了，產業已在中人之上，聲譽著於鄉里，兒子們不但成立，還都能幹，大家更是尊敬他，稱之曰純老，純公，或曰樂園先生。總而言之，統趙老大一生而計之，除了寫文章用的筆名，除了不歡喜他的人給他的諢名而外，確確作為他的正經的名稱，可以寫上戶籍，以及財產契約上，以及銀行來往戶頭上的，便有趙初春、趙元茂、趙德基、趙肇成、趙天民、趙嘯天、趙魯戈、趙紹臣、趙純齋、趙樂園，足足十個，還不必算入他的乳名狗兒、金生兩個，與夫三個乾爹取的三個寄名。 中國人名字太多，遂有認為是中國人的惡習。我說，不，中國人的惡習並不在名字之多，而在生前之由於崇德廣業，以地名人，如袁世凱之稱袁項城，馮國璋之稱馮河間，和以官名人，如李鴻章之稱李宮保，或李傅相，如段祺瑞之稱段執政，甚至如章士釗之在《新甲寅雜誌》上之寡稱執政；至於死後之易名，只稱諡名，無數的文忠，無數的文正，無數的文襄，這才是俗惡之至。 名字多，倒不僅只中國「人」為然，一座城，一片地，一條街，也如此；有本名，有別名，有古名，有今名，還有官吏改的雅名，還有訛名。 成都南城，由老半邊街東口通到學道街的一條小巷，本名老古巷，一音之轉，訛成了老虎巷；從前的成都人忌諱頗多，陰曆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天大清早晨，忌說老虎鬼怪，不得已而言老虎，只好說作「貓貓兒」，而土音則又念作「毛毛兒」；原來叫老虎巷的，一般人便喚之為毛毛兒巷。東門外安順橋側的毛毛兒廟，其實也就是老古廟。少城內有一條街，在辛亥革命以前，少城猶名為滿城時，此街叫永安胡同，革命後把胡同革成了巷，改名叫毛毛兒巷（即貓貓巷），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四川督理楊森尚未經營「蓉舍」以前，曾卜居此巷，於是隨員副官和警察局員都緊張了，他們聯想力都很強：毛毛巷即貓貓巷，即老虎巷：楊、羊同音，楊督理住在毛毛巷，等於羊入虎口，不利，幸而楊森那時還帶有一個什麼威字的北洋政府所頒賜的將軍名號，於是才由警察局下令將巷名改過，並升巷為街，改為將軍街焉。 一條街，有本名，有別號，而且也有其原委。一座挺大的城，難道就不嗎？當然，城，也如此，有它的別號，例如成都。 成都，這名稱，據《寰宇記》講來，頗有來歷。它說：「周太王遷於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意若曰，成都這城，建立不久居民就多了起來。這名字是否該如此解，暫且不管它，好在它與人一樣，本名之外，還有幾個別號，讀讀它的別號，倒滿有意思。 目前頂常用的一個別號叫芙蓉城，簡稱之曰蓉城，或曰蓉市，一如今日報紙上常稱廣州為穗城，或穗市一樣。 芙蓉，本應該喚作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猶木棉一樣，用以別於草本芙蓉，和草本棉花。草本棉花之為物，我們不待解釋即知，而草本芙蓉，大約已經沒有更多的人知道即池塘中所種的荷花是也。荷花的名字頗多，最初叫芙葉，一曰芙蓉，古詩云：涉江采芙蓉，即涉江采荷花；唐詩云：芙蓉如面柳如眉，即是說楊玉環之臉似荷花，也如說四川美人卓文君的美色一般。大約即自唐代起，才漸漸把木本芙蓉叫做芙蓉，草本芙蓉便直呼之為荷花，為蓮，為藕花，為菡萏去了。 芙蓉城的來歷如何呢？據宋朝張唐英的《蜀#杌》說，則是由於五代時，後蜀後主孟昶於「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這隻敘述芙蓉城的來源。另外一部宋人趙?的《成都古今記》，就稍有渲染的說：「孟蜀後主於成都城上遍種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 木芙蓉一名拒霜，葉大叢生，雖非灌木，但也不是喬木，其壽不永，最易凋零；在孟昶初種時，大約培植得還好，故花時如錦，高下相照，但是過些年就不行了。明朝嘉靖時陸深（子淵）的《蜀都雜鈔》便說：「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同時另一詩人張立，詠後蜀主孟昶故宮的一首七言絕句，也說：「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豈不顯然說明在南宋時，城上芙蓉已經是一年不如一年？自此而後，所謂芙蓉城，便只是一個名詞罷了。大約這種植物宜於卑濕，今人多栽於水邊，城牆比較高亢多風，實不相宜，故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總督李世傑曾經打算恢復芙蓉城的舊觀，結果是只在四道瓮城內各剩一通石碑，刊著他的一篇小題大做的《種芙蓉記》；民國二十二年拆毀瓮城，就連這石碑也不見了。幸而文章不長，而且又有關於城牆歷史，特全鈔於下，以資參考。 李世傑《成都城種芙蓉碑記》：「考《成都記》，孟蜀時，於成都城遍種芙蓉，至秋花開，四十里如錦繡，因名錦城。自孟蜀至今，幾千百年，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殆盡，蓋名存而實亡者，久矣。今上御極之四十八年，允前督福公之請，（按：福公即福康安，在李世傑之前的四川總督。）即成都城舊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適公召為兵部尚書。余承其乏，乃督工員經營朝夕，閱二年而蕆事。方欲恢復錦城之舊觀，旋奉命量移 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余復來制斯土，遂命有司於內外城隅，遍種芙蓉，且間以桃柳，用畢斯役焉。夫國家體國經野，繕隍浚池，以為倉庫人民之衛，凡所以維持而保護之者，不厭其詳；而況是城工費之繁，用幣且數十餘萬，蒞斯土者，睹此言言仡仡 ，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圉，以副聖天子奠定金湯之意！然則芙蓉桃柳之種，雖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樹木之計，則此時弱質柔條，敷榮競秀，異日蔥蔥鬱郁，蔚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畫圖，而風雨之飄搖，冰霜之剝蝕，舉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圍繞，如屏如藩，則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為記。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 另有一個別號以前常用，現在已不常用，錦官城是也，簡稱之曰錦城。這也和廣州的另一別號一樣，以前叫五羊城，簡稱之曰羊城，而今也是不常用之。 錦官城原本是成都城外相去不遠的一個特別工業區的名字。據東晉蜀人常璩的《華陽國志》說，夷里橋直走下去，「其道西，城、故錦官也。」另一東晉蜀人李膺的《益州記》說得更為清楚：「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江流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墉猶在。」益州，查系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分$%郡的一部分加於蜀，故謂之益，益者加也，一曰益者隘也，現在由陝西寶雞縣南渡渭水，相距四十華里之益門鎮，古稱隘門，即就一例雲。漢晉之益州即今日之成都，「在益城南」即在成都之南。所說錦城方位，與《常志》同。略異者，只《李記》說是在笮橋東，《常志》說是在夷里橋南。笮 橋是古時成都西南門外有名的索橋，夷里橋則在南門外，此二橋都是李冰所建的七橋之二，早已無跡可尋，不過此二橋皆跨於大江之上。大江即錦江，一名流江，故林思進所主修的《華陽縣誌》，以為李膺《益州記》所說的「江流南岸」，實即「流江」之誤，這是很合理的。 成都在古時李冰治水之後，有兩條江繞城而過，一曰流江，一曰沱江。以前代記載看來，這兩條江並不像現在的樣子：一由西向北繞而東南，一由西向南繞而東南，這樣的分流，是在唐僖宗時高駢建築羅城後始然。之前，這兩條江都是平行並流，都是由西向南繞而東南流去，故左思的《蜀都賦》才有這一句：「帶二江之雙流」，言此二江併流，如帶之雙垂也。同時劉逵為之注釋亦曰：「江水出岷山，分為二江，經成都南東流經之，故曰帶也。」 我們必須知道流江、沱江是平行而並流，才能明白《華陽國志》所說：「錦工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它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所謂濯其中者，乃濯於流江之中，所謂濯它江者，即指其並流之沱江也。魏酈道元的《水經注》，雖引《常志》，而就老實這樣說了：「夷里道西，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照林修《華陽縣誌》，實應寫作流江，已見前。）而錦至鮮明，濯以它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里也。」倘若沱江在城北繞東而南流，那嗎，錦工在城南江邊織錦，無論如何，也不會特別跑到城北或城東去洗濯，而又批判他不好。即因流江適於濯錦鮮明，所以此一長段流江，也才稱為濯錦江，簡稱之曰錦江、曰錦水。此一片地方，即名錦里。錦工傍流江而居，特設一種技術官員來管理之，並在工廠周遭築上一道挺厚的牆垣，一用保護，一用防閒，這就叫錦官和錦官城，簡稱錦城。 如此說來，錦官城實在成都之南，夷里橋大道之西的流江之濱。在西漢以後，這種組織已廢，錦工們便已散處成都城內，故《常志》、《李記》說起這事，才都作故事在講。然而何以會把成都傅會成錦官城呢？說不定在隋朝蜀王楊秀擴展成都時，舊的錦官城故址竟被包入，或者擠進郊郭，混而為一，因而大家才把成都城用來頂替了這個特區的名字。林修《華陽縣誌》以為由於宋朝歐陽?的《輿地廣記》有成都舊謂之錦官城，一語之誤，則是倒果為因，於理不合了。 錦官當然是管理織錦的一種專賈，像這類的官，漢朝相當多，猶之抗戰中間，孔祥熙這傢伙在四川所設的火柴官、糖官等等一樣。漢朝的四川，除了錦官外尚設有工官、鐵官、錦官、橘官、鹽官，但皆不在成都附近，可以不談。在成都城外，接近錦里左近的尚有專門管理造車的官，叫做車官，而且也像錦官樣，有一道挺厚的牆垣，以為保護防閒之用，叫做車官城。《華陽國志》說：「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看來，規模比錦官城大得多。當時四川初通西南夷，而車道通至夜郎國外，平常交通以及軍戎大事，無不以車，故漢時在成都造車，確是一樁大工業。不過車，畢竟是普通工業，不如錦之特殊，其後湮沒了終於就湮沒了，所以不能如錦之保有餘輝者，即普通與特殊之判別故也。 織錦是成都的特殊工業，其所以致此者，由於成都在古代有這種特產：蠶絲。此事且留待後面說到蠶市和蜀錦時再詳。現在我要告訴大家的，即是這種特殊工業已沒落了，雖然在歷史上成都曾被南詔蠻人圍攻過幾次，並擄走過若干萬巧工，但是終不如張獻忠在清順治三年由成都撤走時，把所有的技工巧匠剿殺得那麼罄盡，故丹?遵泗的《蜀碧》乃說：「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制也。」 《蜀碧》系清嘉慶十年（公元後一八六!年）出版的，所謂今之「通海緞」，不知是指清初而言嗎，抑指嘉慶年間而言？總之，「通海緞」絕跡已久，無可稽考。 豈止「通海緞」絕跡，即光緒年間曾經流行過一時的「巴緞」，和民國初年猶然為人所喜愛的「芙蓉緞」，也絕跡了。迄今尚稍稍為人稱道的，僅止作為被面的一種十樣錦緞，以及行銷西藏的一種金線織花大紅緞，然而持與偶爾遺留的宋錦比起來，則不如遠甚！ 蜀錦已落沒了。關於錦官遺蹟，只有東門外上河壩街還有一個錦官驛的名稱，大約再幾年，連這名稱也會澌滅了。成都縣衙門側近的錦官驛，不是早隨驛站之裁撤，而連名稱都沒有了嗎？ 此外，成都尚有一個不甚雅致的別號，叫龜城。龜本來是個好動物，中國古人曾以龍鳳麒麟配之，尊為四靈；又說龜最長壽，與白鶴相等，故祝人之壽，輒曰「龜鶴遐齡」；並且以龜年，龜壽取名者也不少，明朝人尚有以龜山為號的。大約自明末起，規定教坊司 只能戴綠頭巾，著豬皮靴，騎獨龍棍，到處縮頭受氣，被人形容為龜之後，這位四靈之一，於是方被世俗貶抑得不屑置諸口吻。我說，這未免太俗氣了！ 謂成都為龜城，始於揚雄的《蜀本記》。此書已失傳，惟散見於各家記載所引，其言曰：「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有頹壞，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跡築之，既而城果就。」到宋朝樂史作《太平寰宇記》，便演化得更為具體了，大概後來的傳說都根據於此。他說：「成都城亦名龜城。初，張儀、張若城成都，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出於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伏其中。」這種傳說，在古代原極平常，因為築城乃是大事，如其不能一次成功，其間必有什麼原由，而在屢築屢壞之餘，忽然又築成了，這其間必又有什麼神助。比如胡三省注《通鑑》引晉《太康地記》說馬邑之所以名為馬邑一樣：「秦時，建此城，輒崩；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周依次築城，遂名馬邑。」馬邑是山西之北、雁門關外，由大同到朔縣鐵路旁邊的一個小城，現在雖不重要，但在歷史上倒是一座名城。北方是乾燥的黃土高原，故於築城不就，雲得其助者為馬；成都澤洳多水，雲得其助者，便是龜了。馬邑、龜城，情形相同，恰好又可作對聯。 龜城又稱龜化城，一寫作龜畫。揚雄所言，是否可信？我以為只是故神其說而已。五代時，李昊作《創築羊馬城記》有云：「張儀之經營版築 ，役滿九年」，成都城之初築，雖不見得就費了九年之久，想來一定花費了不少時間。為什麼呢？就因為成都當時在李冰治水之前，滿地尚是洳澤，土質疏劣，築城極不容易，屢築屢壞，便因此故。唐僖宗時，王徽作《創築羅城記》，就曾說道：「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磽确 ，版築靡就。」這是實情。至何以會說到龜的身上？王徽《記》上比較說的頗近情理，他說：「蜀城即卑且隘，像龜形之屈縮。」這更明白了，換言之，即是說成都城雖建築在平原上，卻為了地形水盪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上那等東南西北的拉得等伸而又廉隅 ，卻是彎彎曲曲，弄成一種倒方不圓，極不規則的形勢，很像龜的模樣，故稱之曰龜城。龜城者，像龜之形也；再一演繹，便成為「依龜行跡」，於是龜就成為城的主神了，似乎成都城之築成，全仰仗了烏龜的助力。 先是傅會一點烏龜懂得築城術，倒沒什麼要緊，頂不好的就是還要在龜的身上，傅會出一些禎祥災異的色彩，那就未免無聊。例如通江李馥榮在清康熙末年所著的《灩&囊》，敘到流寇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和張獻忠將要屠殺四川時，便先特提一筆說：「崇禎十七年，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出，約五丈為圓，小龜數百相隨，三日後入水不見。」同樣，在敘到吳三桂將要反叛清朝，派兵入川之年，又先特提一筆說：「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現，大如車輪，見背不見首；有小龜數百，浮於水面，三日後乃不見。」 如果《灩&囊》所記二事都確切可信的話，那就太稀奇了！三十年間，同樣大小的綠毛龜，帶著幾百隻龜子龜孫，特為向大家告警，不上不下，偏偏在東門大橋的頂淺而又頂湍激的水中浮上來，也不怕喜歡吃補品的人們將其弄來紅燒清燉，居然自行示眾三天，悠然而逝，這豈是物理？也不近乎人情！大約只是由於成都原有龜城之說，不免把龜當做了成都的主神，認為主神出現，便是這一地方有刀兵的先兆。但李馥榮也並非故意造謠，說大龜出現，本亦有據，王士禎的《隴蜀余聞》，就有一條同樣記載說：「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 ，不易見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時曾一見之。」按王士禎即清初有名詩人，號貽上，別號漁洋山人者，是也。此人曾兩次入川，第一次是康熙十一年，奉命到成都來當主考，是時成都才被清兵收復不到十三年，城郭民舍都還在草創之際，他作了一部《蜀都驛程記》，描寫當時大亂後的情形，頗為翔實；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奉命到陝西祭華山，到成都來祭江瀆祠。這時是在平定吳三桂之後，四川業已步入承平階段，他作了一部《秦蜀驛程記》，描寫成都，較第一部遊記為詳。此外，他又寫了三部筆記：一曰《香祖筆記》，一曰《池北偶談》，一曰《隴蜀余聞》，都有關於四川的耳聞目睹的記載。尤其最後一部，記得更多，上面所引記大龜那段，便是一例。 可見成都東門外，在康熙十二年癸丑，出現主神大龜一事，實在由於故老傳說。《隴蜀余聞》尚能比較客觀的說是出現在江岸間，不過太大了，是否有關災異，他還未曾確定，只是說明其與成都號稱龜城為有關聯而已。事隔二十餘年，到李馥榮的筆下，於是就由一次出現，演為二次；由泛泛的江岸間，演為確指的東門大橋之下；由與龜城的偶合，演為主神的預兆。我說，《灩&囊》的話，誠然不可靠，《隴蜀余聞》的話，其可靠也只有一半，即是說，成都城外江水中或有幾頭較尋常所見為大的大烏龜，偶爾浮游水上，但是絕不能大如夏屋，大如車輪，大至周圓五丈；如其不在流水中的老龜，或許背殼上生有一些苔蘚之類的東西，乍眼看來，好像是綠毛，但若潛伏在湍激的水中，尚未必然，則綠毛之說，顯為傅會，至於前後兩次都在水面自行示眾三天，那更說不通。 總而言之，龜是尋常介類，到處可見，即令大如夏屋，也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東西。若說它與成都城有關係，則是古人有意傅會，至於引經據典，像一般野老樣，說成都人動輒罵人為「龜兒子」，便由於成都初築城時，是憑了龜鱉之故，那嗎，重慶人之開口老子，閉口老子，則又如何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