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人筆記 · 希格雷縣的哈姆萊特
我一次在外地打獵和遊玩時，一位富有而又愛好打獵的地主亞歷山大·米海雷奇·格×××邀請我前去他家赴宴。他住的村子距我當時所在的小村約有五六俄里地。我穿上燕尾服（凡是外出，即便是出去行獵，最好都穿上它），便前往亞歷山大·米海雷奇的府第。宴會原定於六點鐘開始；我於五點鐘到達，那裡已經來了好多穿禮服的、穿便服的以及穿其他難以定名的服裝的貴族。東道主盛情地迎接了我，可是他即刻就跑到餐室管理員的房間裡去了。他在等候一位顯要的官員，顯得有幾分激動，這與他在社會上所享有的不依賴人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太不相稱了。亞歷山大·米海雷奇一直打光棍，他不愛女色；與他交往的也都是些單身漢。他的日子過得相當闊氣，把祖傳的大宅大加擴建，裝飾一新，年年從莫斯科定購價值約一萬五千盧布的美酒，總而言之，他是極受尊敬的人。亞歷山大·米海雷奇老早就退職了，未曾得過什麼光榮稱號……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他死活要請那位顯赫的貴賓前來賞光，並且在盛宴之日一大早便那樣激動呢？這就如我所認識的一位司法檢察官，當別人問他收不收自願贈送的賄賂時所回答的那樣：不得而知。
主人走開去之後，我便到各個房間裡隨便走走。幾乎所有的賓客都與我素昧平生；有二十來個人已經坐在牌桌旁了。在這些普列費蘭斯牌的牌迷中，有兩位氣度不凡而略顯衰老的軍人；有幾位文官，領帶打得又緊又高，蓄著下垂的染色的小鬍子，像這樣的小鬍子只有那些果斷而善心的人才會有的。（這些善心的人在鄭重其事地理牌，也不轉頭，只是用眼睛斜視一下走近的人）；有五六位縣裡的官員，肚子圓滾滾的，肥肥的手汗津津的，腿腳安分地擺著不動（這些先生聲音柔和，朝四方親切地微笑，把紙牌拿得靠近胸衣，出牌的時候也不敲響桌子，相反，他們以波浪形動作把牌扔在綠呢桌毯上，在吃牌的時候，也只弄出極為謙遜有禮的輕微聲響）。其他的貴族有些坐在沙發上，有些三五成群地擠在門邊或窗旁；有一位已不很年輕而外表像女人的地主站在角落裡，打著哆嗦，紅著臉，局促不安地玩弄著腰間表墜上的小印章，雖然沒有人去注意他；還有幾位紳士，他們穿的是莫斯科裁縫——高級縫紉師菲爾斯·克柳欣——縫製的圓形燕尾服和格子紋褲子，肥胖而光溜的後腦勺隨便地轉動著，在一邊無拘無束地、熱情奔放地大發議論；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高度近視，一頭淡黃髮，上下穿的是一套黑色衣褲，貌似靦腆，然而在一邊尖酸地微笑著……
我開始感到有些無聊，突然有一個叫沃伊尼岑的人過來同我做伴了。他是一個沒有完成學業的年輕人，寄居在亞歷山大·米海雷奇家裡，算是一個……到底算是什麼身份，很不好說。他的槍法異常高明，又善於馴狗。我早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認識他了。他屬於那樣一類的青年人，他們每逢考試往往就「裝木頭人」，就是說，教授無論問他什麼問題，都隻字不答。為了聽起來悅耳，就把這些學生稱之為「蓄連鬢鬍子的」（諸位都明白，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常常出現這樣的事：比如，考試時在考場裡等待應試，沃伊尼岑在沒有叫到他的名字之前挺直身子一動不動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從頭到腳全身冒著熱汗，眼睛緩緩地但心不在焉地東張西望，一聽到叫他的名字，就站了起來，急急忙忙地把制服扣子全扣好，側著身子慢吞吞地走到考試席前。「請抽一張考簽。」教授和和氣氣地對他說。沃伊尼岑伸過手去，哆哆嗦嗦地用手指去摸一大堆的考簽。一個由外系來的參加監考的教授，一個愛生氣的小老頭，突然對這個倒霉的蓄連鬢鬍子的學生生氣了，用氣得發顫的嗓音說：「請不要挑挑揀揀！」沃伊尼岑只好聽天由命地抽了一張，給主考老師看了考簽的號碼後，便走到窗前坐下來，等待前邊的考生答完考題。沃伊尼岑坐在窗前，眼睛直瞪著考題，至多只像剛才那樣緩緩地東張西望一下，不過身體仍保持一動不動。前面的考生考完試後，老師們對他說：「好，你去吧。」或者說：「好，很好。」這要看他們的考試成績而定。輪到叫沃伊尼岑前去答題了；沃伊尼岑站起來，邁著堅定的步子走到考席前。「請念一下考題。」老師們對他說。沃伊尼岑雙手把考題捧到鼻子邊，慢慢地念著，手也慢慢地垂下去。「好，請答題吧。」那位教授懶洋洋地說，身子往後一仰，兩手交叉在胸前。接下是一陣墳墓般的沉默。「您怎麼啦？」沃伊尼岑默不作聲。外系來的那小老頭有些惱火了。「總得答一點吧！」這位沃伊尼岑仍不吭聲，好像呆了。他那剃光了的後腦勺迎著所有同學的好奇眼光木然不動地直挺挺地戳著。那外系來的小老頭的眼睛差點蹦了出來，他對沃伊尼岑氣得要命。「這真是奇怪，」另一位監考老師說，「您怎麼像個啞巴呀？您回答不了是嗎？那就說嘛。」「請允許我另拿一張考簽吧。」這個倒霉蛋低沉地說。教授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好，您拿吧。」主考人揮一下手，說。沃伊尼岑重新拿一張考簽，重新走到窗前，重新回到考席前，又是像死人一般不吭聲。外系來的小老頭恨不能把他活活地吃了。最後趕了他出去，給他打個零分。您以為這時候至少他會走了吧？才不這樣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仍然一動不動地坐著，直到考試結束；走的時候還喊道：「真可氣！題太難了！」過後這一整天就在莫斯科街上東遛西逛，有時抱著頭，痛心地咒罵自己的不走運。用不到說，書本他是不會去啃的，到第二天早晨又是故技重演。
就是這個沃伊尼岑活寶來和我做伴了。我跟他聊一會兒莫斯科，聊一會兒打獵。
「要不要我來給您介紹一下這裡的一個最會逗趣的人？」他突然悄悄地對我說。
「好呀，請吧。」
沃伊尼岑把我領到一位小個子跟前，此人長著高高的額發，蓄著小鬍子，穿深棕色燕尾服，系花領帶。他那急躁的機靈的外貌的確流露出聰明和刻毒勁。那飄忽的譏刺的微笑不斷扭曲著他的嘴唇；那眯縫著的黑色小眼睛在長短不齊的睫毛下顯出果敢的神色。他的身旁站著一個身軀寬闊的地主，有一股軟綿綿甜滋滋的勁兒，真可謂是塊蜜糖，而且還是個單隻眼。他沒等這位小個子說俏皮話就先笑著，好像高興得要化了。沃伊尼岑把我介紹給這個愛逗趣的人，他的大名是彼得·彼得羅維奇·盧皮欣。我們認識了，初次見面，互相客氣了幾句。
「請允許我給您介紹一下我的這位好朋友。」盧皮欣抓住這個甜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嗓音說。「別躲躲閃閃嘛，基里拉·謝利法內奇，」他又說，「人家不會吃掉您的，來吧。」他繼續說著話，這時候一副窘態的基里拉·謝利法內奇拘束地鞠著躬，仿佛他的肚子老往裡縮似的。「來，我來介紹，這是一位了不起的貴族。他在五十歲以前身體一直很棒，可突然心血來潮，要治一治自己的眼睛，結果便變成了獨眼龍。從那以後他替自己的農人醫治也獲得同樣的成功……當然囉，那些農人也具有同樣的真誠……」
「瞧您這張嘴呀。」基里拉·謝利法內奇喃喃地說，並笑了起來。
「往下說呀，我的朋友，唉，往下說呀，」盧皮欣接過話說，「您哪，可能會被選做法官，一定會選上的，瞧著吧。當然囉，到時候會有人，比如說陪審官，替您動腦筋的；可不管怎樣，總得要說話嘛，哪怕會說出別人的見解也好嘛。說不定省長來了，問道：『為什麼這個法官說話結結巴巴的？』別人會回答說：『他得了麻痹症。』省長會說：『給他放放血吧。』在您的地位上這就不體面了，您自己也明白。」
甜蜜蜜的地主放聲大笑。
「瞧他那個笑，」盧皮欣刻毒地瞅著基里拉·謝利法內奇的顫悠悠的肚子，繼續說道，「他怎麼能不笑呢？」他又轉身對我說，「他吃得飽，身體好，又沒有孩子，也沒有把佃戶抵押給別人——他還替他們治病呢——他那位夫人又傻頭傻腦的。（基里拉·謝利法內奇稍稍扭過身去，裝作沒有聽見，繼續哈哈地笑著。）我也笑嘛，我老婆跟一個土地測量員私奔了。（他齜了齜牙。）您不知道這件事吧？可不是！她就這樣一下跑了，還給留下一封信，信上說：『親愛的彼得·彼得羅維奇，請原諒吧；我被愛情迷住了，就跟我的心上人走了……』這個土地測量員之所以得手，就是因為他不剪指甲，又穿緊身褲。您覺得奇怪嗎？您會說，這個人真坦率。我的天哪！我們這些鄉巴佬說的就是大實話。不過，咱們還是到一邊去吧……咱們幹嗎老在未來的法官身邊站著呢？……」
他拉起我的手，我們走到窗前。
「這兒的人都認為我愛說俏皮話，」他在談話中對我這樣說，「您別信這個。我這個人只不過怨氣盛，常出聲罵人，所以我顯得很放肆。說實在的，我幹嗎要斯斯文文呢？無論什麼人的意見我都看得半文不值，我也不求什麼；我是惡人，這有什麼呢？惡人至少不需要費腦筋。做惡人挺痛快的，您大概不信吧……喏，比如，您就瞧瞧咱們這位東道主吧！他何必這般東跑西跑，時不時地看錶、微笑、冒汗、裝出正經八百的樣子，而讓我們餓著肚皮呢？一個達官貴人——有什麼稀罕！您瞧，瞧，他又在跑了，還一瘸一拐的，瞧瞧呀。」
盧皮欣尖聲地大笑起來。
「只是有一個缺憾，沒有太太們在場，」他深深嘆口氣，接下說，「一個光棍的宴會——不然的話，我們這夥人就熱鬧了。您瞧，您瞧，」他猛然喊了一聲，「科澤利斯基公爵來了——就是那個個子高高的漢子，留大鬍子、戴黃手套的。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出過國的……他一貫姍姍來遲。我對您說吧，他是一個很笨的傢伙，一個人能抵兩匹商人的馬。您可能會看到的，他對我們這些人說話可傲氣了，但面對我們的太太小姐們的親熱殷勤，他會露出大度的微笑……他有時也說俏皮話，雖然他只是順路到這兒住幾天的；他是怎樣說俏皮話的呀！簡直像鈍刀割縴繩。他很不喜歡我……我去向他打個招呼。」
於是盧皮欣就跑去迎接公爵了。
「我的一個冤家對頭來了，」他突然回到我跟前說，「您看見那個褐色臉皮，頭髮硬如鬃毛的胖子了嗎？也就是那個手裡抓著帽子、貼著牆走路，像狼一樣東張西望的傢伙。我賣給他一匹值一千盧布的馬，他只付我四百盧布，這個不哼不哈的傢伙如今倒滿有理由瞧不起我了；其實，他非常缺乏理解力，尤其是在早晨，在喝茶之前，或者剛吃過飯之後，如果對他說『您好』，他就反問：『什麼呀？』……瞧，有個文官來了，」盧皮欣繼續說，「一個退職的大文官，破了產的大文官。他有一個甜菜糖的女兒，有一座生瘰癧病的工廠……對不起，我說反了……不過您會明白的。啊！那建築師也來了！是個德國佬，留著小鬍子，業務上一竅不通，真不可思議……話說回來，他幹嗎非得懂行呢？只要有賄賂可拿，替我們的柱子貴族多豎些柱子不就得了！」
盧皮欣又哈哈大笑起來……驀然間整個房子裡瀰漫著一種激動不安的氣氛。那位顯貴人物光臨了。東道主急急忙忙奔到前廳。跟著他跑去的還有幾個忠實的家人和熱心的賓客……喧鬧的談話聲變成了輕柔歡快的絮語，仿佛春天裡的蜜蜂在自己的蜂房裡嗡嗡歡鳴。唯有一隻喧鬧不休的黃蜂——盧皮欣和一隻神氣活現的雄蜂——科澤利斯基沒有降低嗓門……終於蜂王進來了——顯貴進來了。一顆顆心都飛過去歡迎他，坐著的人都站了起來；就連那個以廉價買下盧皮欣的馬的地主也把下巴貼到了胸前。那位顯貴威風十足，頻頻向後晃著腦袋，仿佛在點頭致意，他說了幾句讚許的話，每句話前頭都帶一個「啊」字，而且是以拖長的鼻音發出的；他帶著極其生氣的神色瞥了一下科澤利斯基公爵的大鬍子，並向那個有工廠和女兒的破了產的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他把自己因沒有來遲而深感高興的話說了兩遍，然後大家都朝著餐廳走去，要人們走在前頭。
有些細節就不必向讀者贅述了，比如，如何請這位顯貴坐在大文官和省貴族長之間的那個首席上（這位省貴族長是個帶有灑脫而尊嚴表情的人，跟他那漿得很挺括的胸衣、肥大的坎肩和裝著法國菸絲的圓形煙盒相稱之極）；主人如何張羅、奔忙、敬客，在經過顯貴身邊時如何朝他的脊背微笑，如何像小學生似的站在角落裡，匆匆地喝點湯或吃塊牛肉；僕役頭如何端上一條嘴裡插花的一俄尺半長的魚，穿著號衣的僕役們如何神情嚴肅，板著臉把酒端給每個貴族，有時端上馬拉加酒，有時端上馬德拉酒；幾乎所有的貴族，尤其那些上了歲數的貴族如何像盡義務似的一杯一杯地喝；如何砰砰地打開一瓶瓶香檳，如何舉杯為健康祝酒——這一切讀者大概都非常熟悉。不過依我看，那位顯貴在全場歡快的肅靜中講的一段趣話倒特別值得提一提。有一個人，似乎是那個破產的大文官吧，他對新文學知道得不少，他談起了婦女的普遍影響，尤其是對青年人的影響。「是呀，是呀，」那顯貴接過話說，「的確如此；對青年人得嚴加管束才是，要不然他們一見女人的裙子就會發瘋的。」（全體賓客的臉上掠過孩子般快樂的微笑；有一個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露出感激的神色。）「因為青年人很蠢。」（這位顯貴可能是為了表示莊重吧，有時就改變一些詞的重音。）「就拿我的兒子伊萬來說吧，」他繼續說，「這傻小子剛到二十歲，有一次就突然對我說：『爸，讓我結婚吧。』我對他說：『傻瓜，先去服役……」於是他就垂頭喪氣，哭鼻子……可是我……』就不理那個……」（顯貴說「就不理那個」這話時，似乎不是用嘴說的，而是用肚子說的；他沉默了一下，神氣地瞥一下鄰座的大文官，而且把眉毛揚得老高，高得出人意料。那文官愉快地把腦袋稍稍向旁邊側了側，把對著顯貴的那隻眼睛異常迅速地眨巴起來。）「結果怎麼樣呢，」顯貴又說了起來，「如今他自個兒給我寫信說：『爸，謝謝你教育！我這傻瓜……』這種事就得這樣處理。」不用說，全體賓客完全贊同這位顯貴的高見，而且似乎由於獲得快樂和教益而興奮活躍起來了……宴席散後，大家站起身來，帶著更大的，但仍然合乎禮貌的，仿佛是這種場合所允許的喧鬧聲擁向客廳……接著坐下來玩牌。
我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吩咐自己的馬車夫在第二天早上五點鐘給我套好車，就去安歇了。可是就在這一天裡我註定還要認識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由於來的賓客甚多，誰都沒法單獨睡一個房間。亞歷山大·米海雷奇的僕役頭領我到一個潮乎乎的綠色小房間裡，這兒已經睡進一位客人，衣服都脫了。他一看見我就一出溜鑽進被窩裡，把被子一直蓋到鼻子，在鬆軟的羽絨褥子上翻騰了一會兒就靜下來了，從他那布睡帽的圓邊下以敏銳的目光打量著我。我走到另一張床鋪（房間裡共有兩張床鋪）前，脫了衣服，躺在發潮的床單上。那位客人在他的鋪位上輾轉反側起來……我向他道了晚安。
過了半個小時。不管我怎樣設法入睡，可怎麼也睡不著：一些無用的模糊的念頭，排成見不到頭的長列，固執而單調地，一個接一個地移動過來，宛如水車上的一個個水斗。
「您看樣子沒有睡著吧？」與我住同室的客人說。
「可不是，」我回答說，「您也沒有睡著？」
「我一向都不想睡。」
「怎麼會這樣？」
「就是這樣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躺著，躺著，然後才睡著。」
「既然還不想睡，為什麼就上床了呢？」
「那讓我幹什麼呢？」
我沒有回答他的問話。
「我覺得很奇怪，」他沉默了片刻之後繼續說，「為什麼這兒沒有跳蚤。那麼，跳蚤會在哪兒呢？」
「您似乎對跳蚤挺憐惜呀。」我說。
「不，不是憐惜；不過我喜歡一切都合乎情理。」
「瞧瞧，」我心想，「他怎麼會用這樣的字眼。」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
「您願意跟我打個賭嗎？」他突然用很響的聲音說了起來。
「為什麼事打賭呢？」
這位老兄開始讓我感到挺有趣。
「哼……為什麼事嗎？就為這個：我敢斷定，您把我當作傻瓜。」
「哪能呢。」我驚異地喃喃說。
「把我當作鄉巴佬，當作大老粗……請您說實話……」
「我還沒有結識您的榮幸呢，」我回答說，「您憑什麼可以斷定……」
「憑什麼？單憑您說話的聲音就可明白；因為您是這樣隨隨便便地回答我的……可我完全不是您所想的那樣……」
「請聽我說……」
「不，請您聽我說。第一，我的法語講得不會比您差，德語講得甚至更好；第二，我在國外待了三年：單在柏林就住了八個月。我研究過黑格爾的著作，先生，我會背歌德的作品；除此之外，我曾長時間地鍾情於一位德國教授的女兒，回國後娶了一位生肺病的小姐，她的頭髮都掉光了，可人品頂好。所以說，我和您是同一檔次的人；我不是您所想的那種鄉巴佬……我也常進行反思，我身上毫無直率可言。」
我抬起頭，倍加細心地端詳著這位怪人。在幽暗的燈光下，我勉強看清他的面容。
「您這會兒在打量我，」他整了整自己的睡帽，繼續說，「大概您在自問：『今天我怎麼就沒有注意到他呢？』我就告訴您為什麼您沒有注意到我吧，因為我躲在別人的背後，站在門外邊，沒有跟任何人交談；因為那個僕役頭端著盤子經過我身邊的時候，早就把胳膊肘抬得跟我的胸一般高了……這一切都是因為什麼呢？原因有兩個：一是我窮，二是我安於冷落……請說實話，您沒有注意到我吧？」
「我的確未曾有幸……」
「就是呀，就是呀，」他打斷我的話說，「我知道是這樣。」
他坐了起來，交叉起兩隻胳膊；他那睡帽的長長影子從牆上彎折到天花板上。
「請照實說，」他忽然瞟了我一眼，繼續往下說，「您一定覺得我是一個大怪人，是一個所謂的獨特的人，或者也許是一個更差勁的什麼東西，也許您以為我是裝作怪人的吧？」
「我應該對您再說明一遍，我還不認識您呀……」
他低了一會兒頭。
「為什麼我同您，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這樣唐突地聊起話來——那只有天知道！（他嘆了一口氣。）不是由於咱們的心靈相通吧！您和我，咱倆都是正派人，也就是自我主義者，無論您跟我，我跟您都互不相干，不是嗎？不過咱倆都睡不著……為什麼不可以聊聊呢？我這會兒來了精神，這在我是很少有的。您看出了沒有，我很膽怯，我膽怯並不因為我是外省人，沒有一官半職的人，窮光蛋，而是因為我是一個自尊心強得要命的人。可是有的時候，在我的一些既無法確定也無法預見的良好情況或偶然機會的影響下，我的膽怯會消失得無影無蹤，譬如眼前就是這樣子。這一會兒哪怕讓我跟達賴喇嘛面對面——我也敢向他要點鼻煙聞聞。不過，您也許想睡了吧？」
「恰好相反，」我急忙回答說，「我很高興跟您聊聊。」
「您是想說，我讓您開心……那更好了……這樣吧，我先對您說明一下，這兒的人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就是說，有些人在閒扯旁的無聊事中偶然提到我的名字時，就這樣稱呼我。『我的命運太沒有人關心。』他們無非是想刺痛我……我的天！他們若能知道……我之所以潦倒，就是因為我一無古怪之處，除了有時有點冒失，像我眼下跟您這樣聊天，可是這種冒失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是最廉價最低級的一種古怪。」
他轉過臉對著我，並擺了擺雙手。
「先生！」他喊了一聲，「我認為總的說來只有古怪的人才能活在世上；只有他們才有生活的權利。有人說：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瞧見嗎，」他低聲插了一句，「我的法語講得多地道。我覺得，即便你的腦袋大，裝的東西多，你知識淵博，無所不知，緊跟時代——然而沒有一點你自己的、獨特的、個人的東西，那你就是一無所有！只不過是世上多了一個儲藏普通物品的地方而已——誰又能從這裡得到什麼滿足呢？這可不行，哪怕你蠢，也得有自己的蠢法！要有自己的味兒，自己的原味兒，這樣才行。您別以為我對這種味兒要求很高……決不是的！這樣的人多得很：無論你朝哪兒瞧——都有古怪的人；任何一個活人都是古怪的人，可我不在其內！」
「其實，」他稍稍沉默了一會兒後繼續說，「我在年輕的時候曾是壯志凌雲呀！我在出國之前以及回國之初，自己曾經多麼的自負呀！在國外時我非常謹慎，總是獨往獨來，我們這種人應該如此，可是我們這種人總是在鑽研，鑽研，而到頭來什麼也沒弄明白！」
「古怪的人，古怪的人！」他帶著責備的神情搖搖頭，又接下說……「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可實際上這世上沒有比我更不古怪的人了。我大概生來就是要模仿別人的……真是！我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在模仿我讀過其作品的各種各樣的作家，我活得累極了；我過去學習、戀愛，後來結婚，似乎都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似乎是在履行一種義務，或者像在學功課——誰分得清呢！」
他摘下頭上的睡帽，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一生講給您聽聽？」他用若斷若續的聲音問我，「或者就講講我一生中幾件有特色的事豈不更好？」
「請講講吧。」
「要不，我還是對您講講我是怎樣結婚的事吧。結婚嘛本來是件大事，是一個人的試金石，婚姻就像一面鏡子，可反映出……可是這種比喻太陳腐了……對不起，我得聞一下鼻煙了。」
他從枕頭下摸出鼻煙盒，打了開來，又說起話來，一邊搖晃著打開了的鼻煙盒。
「先生，您就設身處地去想想我的情況……您判斷判斷，我能從黑格爾的百科全書中得到什麼樣的，喏，什麼樣的，您說說，什麼樣的好處呢？您說說，這種百科全書與俄羅斯生活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呢？讓我怎樣能把它運用到我們的生活上來呢？而且不光是這種百科全書，還有整個德國哲學，甚至說，整個德國科學，怎樣能運用過來呢？」
他在床上蹦了起來，氣得直咬牙，並低聲嘟噥說：
「唉，本來嘛，本來嘛……那麼，你幹嗎要跑到外國去學呢？幹嗎不坐在家裡就地研究你周圍的生活呢？這樣，你倒可能認清生活的要求，認清未來，也可能認清自己的所謂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換了一種語調繼續說，似乎在替自己辯護，而且有些膽怯，「還沒有一位智者寫進書里的東西，讓我們這種人上哪兒去研究呀！我倒是很樂意向它——向俄羅斯生活——學習的，可是它，我的寶貝，卻不吭聲。那樣子是說，你就這樣來理解我吧；可我哪有這樣的能力呀：你們就給我一個結論，給我提供一個斷語吧……一個斷語？——他們說，這就是提供的斷語：你聽聽我們莫斯科人的說話吧——像不像夜鶯？而糟就糟在他們說得像庫爾斯克夜鶯一般動聽，可是說得不像人話……於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覺得科學到處是一樣的，真理也是一樣的，所以我決定前往異國，到異教徒那邊去……有什麼辦法！——年輕氣盛嘛。要知道我不願過早地發起福來，雖然有人說肥胖意味著健康。不過天生不長肉的人，怎麼也胖不起來！」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著說，「我似乎說過要給您講講我是怎樣結的婚。您就聽聽吧。一、我告訴您，我的妻子已經不在人世了，二、……這二嘛，我覺得需要把我青年時代的情況對您說說，不然您會什麼也搞不明白……您還不想睡吧？」
「不想，不想睡。」
「那好極了。您就聽聽吧……隔壁房間裡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嚕打得真夠嗆！我是不很富裕的雙親所生的——我說雙親，是因為，據說，除了母親之外，我也曾有個父親。我記不得他了；據說，他是個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臉的雀斑，紅頭髮，用一個鼻孔吸鼻煙；在我母親臥室里掛著他的肖像，穿一身紅色制服，黑黑的衣領貼到耳朵，儀表很不雅觀。我常常被拉過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這種情形下母親總是指著他的肖像說：『要是你爹還活著，還要把你揍得更厲害呢。』您想想看，這對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無兄弟，也無姐妹；或者說確切點，我有過一個身體很差的弟弟，生有軟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這樣的英國病為什麼會傳入庫爾斯克省希格雷縣呢？但問題不在這裡。作為一個鄉村女地主的母親滿懷急切的熱情培養我，從我初臨人世的頭一天她就開始對我進行教育了，直至我滿十六歲……您是在聽我講嗎？……」
「當然，請往下講吧。」
「那好吧。當我年滿十六歲時，我母親便毫不猶豫地辭退了我的法裔家庭教師——從涅仁的希臘人住區來的一個德國人，名叫菲利波維奇；母親把我帶到莫斯科，給我在大學裡注了冊，就把靈魂交給萬能的上帝了，而把我留給我的親叔叔照管。這位叔叔名叫科爾通·巴布拉，是一個司法檢察官，不單是名聞希格雷縣。我的親叔叔，司法檢察官科爾通·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財產掠奪一空……但問題也不在這裡。我進大學時——應該為我母親說句公道話——已經具備良好的素養；但是那個時候在我身上已顯得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其他青年人的童年一無不同之處：我也像是在羽毛褥子下傻乎乎地、蔫不唧唧地長大的，從很小就開始死背詩書，同時也漸漸變得萎靡不振，說是喜歡幻想……幻想些什麼呢？——咳，幻想美……我在大學裡也沒有另闢蹊徑：我很快就加入了小組。那個時候跟現在很不一樣……可是您也許不清楚小組是怎麼回事？」記得席勒在某首詩里說道：
Gef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ahn，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ken—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
我對您敢肯定說，席勒他要說的不是這個，他想說的是Das ist ein『小組』……in der stadt Moskau！
「您認為小組有什麼可怕之處呢？」我問道。
我的鄰人抓過睡帽一戴，把它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認為有什麼可怕之處嗎？」他喊了起來，「我認為是這樣：小組就是對各種獨立發展的毀滅；小組就是對社交、女性、生活的無恥的替代；小組……哦，慢著，我來告訴您吧，小組是什麼玩意兒！小組就是把懶惰和頹廢合在一起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卻被賦予合理事業的意義和形式；小組用議論取代交談，使人習慣於毫無意義的空談，使人脫離獨立的有益的工作，使人染上文學的疥瘡；最終使人喪失朝氣和純真堅強的靈魂。小組就是借團結友愛之名，行庸俗無聊之實，以真誠和關心為由而搞傾軋和野心的結合；在小組裡每個成員都有權在任何時刻把自己骯髒的手指直捅進同伴的心窩，沒有一個人的靈魂保持有一處純潔和沒有創傷的地方；在小組裡所崇拜的是誇誇其談的空談家、愛面子的機靈鬼、未老先衰的小老頭，所吹捧的是平庸無才而徒具『隱秘』思想的詩人；在小組裡，十六七歲的年輕小伙就會風雅而玄奧地大談女人和愛情，可是到了女人面前卻說不出話，或者跟她們談話如同跟書本談話一樣，再說談的又是什麼呀！在小組裡吃香的是詭辯和花言巧語；小組裡互相監視不亞於警官……哦，小組！你不是小組，你是個怪圈，在你那裡毀掉了多少正派的人呀！」
「唉，請允許我說一句，您這是太誇張了。」我打斷他的話說。
他默默地瞅了我一眼。
「也許是的，天知道，也許是的。可是要知道，我們這類人只剩下一種樂趣了，那就是誇張。我就是這樣在莫斯科度過了四個春秋。先生，我的確難向您形容這段時光過得多麼快，真是太快了；一想起來便感到傷心、懊惱。早上一起來往往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似的……睜眼一瞧，已經滑到山腳了；已經到黃昏了；一個昏昏欲睡的僕人來給你套上常禮服——你穿好了衣服，便慢慢地去到朋友那裡，抽著煙，一杯杯地喝著淡茶，海聊德國哲學、愛情、永恆的精神之光，等等，真是海闊天空。不過我在那裡也遇到過一些頗有特性和獨立個性的人：有些人不管怎樣糟蹋自己、扭曲自己，仍然不改其本性；唯獨我這個倒霉蛋像捏一塊軟蠟似的把自己捏來捏去，我那可悲的本性卻不做半點的反抗！這時候我已年滿二十一了。我接管了留給我的遺產，或更正確地說，接管了該我繼承的家產中我的保護人認為有必要留給我的那一部分，隨之就把全部領地交託給一個已經贖了身的家僕瓦西里·庫德里亞舍夫去經管，以後便出國了，去到柏林。我在國外，正如我有幸對您說過的，待了三年。又怎麼樣呢？在那裡，在國外，我依然是一個無獨特可言的人。首先，不必說，我對歐洲本身、對歐洲的生活毫不理解，我不過是在德國本土聽德國教授的講課，讀德國的書而已……也就是有這個差異。我像修道士似的過著孤獨的生活；我與幾個退伍中尉倒很投緣，他們也像我一樣渴望知識，並為此而苦惱，不過他們的腦子卻遲鈍極了，又缺乏口才；我還結交了從平扎省以及其他產糧省份來的幾戶人家，他們也都是些笨腦瓜；有時我上咖啡館坐坐，有時看看雜誌，晚上去劇院看看戲。我和當地的人很少來往，跟他們交談似乎有些緊張，他們也沒有人來看望我，除了兩三個挺纏人的猶太裔的壞傢伙，他們常跑來向我借錢，他們覺得der Russe容易騙。終於有一個奇異的機會把我帶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家裡。事情是這樣的：我上他那裡報名聽一門課，他忽然興之所至邀請我去參加他家的晚會。這位教授有兩個閨女，都二十七八歲了，天知道怎麼都長得那樣矮壯，鼻子可好看了，都有一頭鬈髮，淺藍色的眼睛，紅潤的雙手，白白的指甲，一個叫林亨，另一個叫明亨。我開始常到這位教授家裡去。應該說，這位教授並不算笨，可似乎受過點精神創傷：講起課來有條有理，但在家裡說話發音不清，而且老把眼鏡架在額門上；不過他是一個頂有學問的人……後來怎麼樣呢？我忽然覺得我愛上了林亨，整整六個月里我都有這樣的感覺。我跟她說話的確很少，主要是凝神瞧著她；可是我常常給她朗讀各種動人的作品，偷偷地握她的手，晚間與她在一起幻想、凝望著月亮，或者只是抬頭仰望。她煮咖啡可拿手啦……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可有一點讓我發窘：就在這種所謂難以形容的幸福時刻，我不知道為什麼老是心口發疼，胃裡掠過一陣陣又悶又冷的顫抖。我終於受不了這樣的幸福而逃跑了。這以後我還在國外待了整整兩年：我到過義大利，在羅馬觀賞過《基督變容》，又在佛羅倫薩欣賞過維納斯雕像；我突然感到欣喜若狂，像中了邪似的；每天晚上我就寫詩，記起日記；總之，我做得跟大家一樣。可您瞧，就這麼容易地成了獨特的人了。比如，我對繪畫和雕塑一竅不通……我對這一點是會直言不諱的……不，怎麼可以呢！得找個導遊，去看看壁畫……」
他又垂下頭，又摘下睡帽。
「終於我回國了，」他以疲憊的聲音繼續說，「我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在國外時我多半是沉默寡言的，可是在這裡我突然變得口齒伶俐，能說會道了，同時，不知為什麼覺得飄飄然，自以為了不起。有一些謙卑的人幾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們興趣盎然地聽我高談闊論；可是我不善於高高地保持自己的聲望。有一天早晨，傳出了一種中傷我的流言蜚語（是哪個傢伙瞎編的，我無從知道，也許是某個性格男性化的老處女乾的，這樣的老處女在莫斯科可多了），流言一出，就像草莓似的分櫱抽須。我被纏進去了，我想跳出來，扯斷這些纏在身上的線——可談何容易呀……我只好一走了之。您看，我在這種事情上就顯得糊塗；我本應該泰然地等待這種攻擊過去，就像得了蕁麻疹一樣，忍一陣就會過去的，那些謙卑的人就會張開懷抱重新歡迎我的，那些女士們又會笑吟吟地傾聽我的高論……可糟糕的是，我不是個獨特古怪的人。要知道，我的良心忽然甦醒了：我不好意思再胡說八道，沒完沒了地胡說八道，昨天在阿爾巴特街，今天在特魯巴街，明天在西夫采夫·弗拉日街，說來道去老是這一套……要是有人就要聽這一套呢？那您就瞧瞧這一場面上的那些真正的鬥士吧：他們對這個滿不在乎；相反，他們需要的就是這個；有的人就靠那不爛之舌混了二十年，而且總是說的老一套……這就表明他們有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過自尊心，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失掉……我又要說，壞就壞在我不是一個獨特古怪的人，我老停在不好也不壞的中間狀態。造化應該要麼給予我更強的自尊心，要么半點不給。但在開頭那些日子裡，我的確一籌莫展；再說旅居國外時把財產已耗個精光，要我跟一個年輕而身子骨已軟得像果子凍的商人女子成親我又不願意，於是我便遠遠地躲到自己的村子裡去了。」他又瞟了我一眼，補充說，「至於對鄉村生活的初期感受、大自然的美、孤獨生活中清幽的魅力，等等，我可以略而不談了吧……」
「好的，好的。」我回答說。
「況且，」他繼續說，「這些全是瞎說，至少我的感觸是這樣。我在鄉下感到很無聊，像一隻被關起來的小狗，雖然，說實話，春天裡我在回家路上頭一次經過那片熟悉的白樺樹林的時候，我的腦袋都暈了，心裡由於產生模模糊糊的甜蜜蜜的希望而怦怦地跳。但是您知道，這種模模糊糊的希望是永遠實現不了的，相反，你所不希望出現的事卻都來了，比如，獸疫啦，欠租啦，拍賣啦，等等，等等。我依靠總管雅科夫的協助一天天地湊合著混日子；雅科夫是接替原先的管家的，到後來他也大撈起油水，如果說他撈得不比前任的多，那至少也是一樣，再說他那雙塗柏油的長筒靴的氣味還毒害我的健康呢。有一次我想起了鄰村的一戶相識的人家——一個退伍上校的夫人和她兩個閨女，於是便吩咐備車，前去拜訪。這一天應該是值得我永遠紀念的日子，因為六個月過後，我就同上校夫人的第二個女兒結婚了……」
講述者低下了頭，把兩手往上一舉。
「不過，」他很激動地往下說，「我不願讓您對這位已故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不願這樣！她是一個頂高尚頂善良的人，一個懂得愛的、能做出任何犧牲的人；不過我對您應當說實話，假如我不是不幸地失去了她，我今天大概就不能在這裡跟您聊天了，因為我家庫棚里的木樑至今還在，我好幾次想在那裡懸樑自盡呢！」
「有些梨子，」他稍微沉默了一會兒又說起來，「要在地窖里放上一段時間，所謂真正的味道才出得來；我的亡妻看來也是屬於這一類的造物吧。只有到現在我才為她說句完全公道的話。只有到現在，比如說，我回想起結婚之前與她一起度過的那些黃昏，不僅不會引起我絲毫的痛苦，相反，會使我感動得幾乎掉淚。她們的家境不算富裕；她們的房子也舊得很，是木結構的，但很舒適，建築在一座山上，在荒蕪了的花園和雜草叢生的院子之間。山下有一條河，透過茂密的樹葉，可隱約看見河水。一個大涼台從房子通向花園，涼台前有一橢圓形花壇，開滿了薔薇，艷麗奪目。花壇的兩端各有兩棵金合歡，已故的主人在它們還稚嫩的時候就將其盤成螺旋狀。稍遠處，在無人照管的野生馬林果樹叢里有一個亭子，亭子裡邊已精心裝飾過了，可外部已經破舊不堪，瞧起來都感到可怕。涼台上有一扇玻璃門通往客廳；客廳里好奇的人可以看到的是：各個屋角都砌有瓷磚爐子，右面有一架寒酸的鋼琴，上邊堆放著手抄的樂譜；一張長沙發，罩著帶白色花紋的褪了色的淺藍色花緞；一張圓桌；兩個擺著葉卡捷琳娜時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球玩具的陳列架；牆上掛有一幅著名的肖像畫，畫著一個淺黃髮少女，胸前抱著一隻鴿子，舉目仰望；桌上擺有一個插著鮮薔薇花的花瓶……您看，我描述得多麼細緻。我的愛情的整個悲喜劇就是在這個客廳里，在這個涼台上演出的。這位上校夫人是個厲害的婆娘，說話時喉頭老發出兇狠的嘶啞聲，顯得蠻橫，愛挑眼；兩個女兒中有一個叫薇拉，跟普通的縣城小姐沒什麼不一樣，另一個叫索菲婭，我愛上的就是索菲婭。姐妹倆另有一個房間，那是她們的共同臥室，室內有兩張單人木床，有淡黃色的紀念冊，有木犀草，有用鉛筆畫得很差的男女朋友的肖像畫（其中一位先生顯得神采奕奕，很引人注目，其簽名更顯剛勁有力，他年輕時曾被寄以厚望，可到頭來跟我們大家一樣——一事無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書、乾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一些紀念品。而這個房間我很少進去，也不喜歡進去，因為在那裡我不知為什麼感到悶氣。而且，真是奇怪！當我背對索菲婭坐的時候，或者，當我在涼台上，特別是在黃昏時分，想著或者幻想著她的時候，就覺得她可愛極了。這時候我望著晚霞，望著樹木，望著那些已經發暗，但在玫瑰色天空下仍顯得截然分明的一片片小綠葉；在客廳里，在鋼琴旁，坐著索菲婭，她在不停地彈著她所喜愛的貝多芬作品中一個充滿熱情沉思的樂句；那一副兇相的老太婆坐在沙發上泰然地打著呼嚕；在灑滿夕陽紅光的餐室里，薇拉正忙著煮茶；茶炊奇妙地噝噝響著，好像有什麼高興事兒；掰脆餅時發出的歡快的斷裂聲，勺子碰著茶杯叮噹作響；金絲雀拚死勁地啼叫了一整天，忽然靜了下來，只是偶爾又啾啾地叫幾聲，仿佛要問什麼；清澈而輕柔的雲層里有時掉下稀稀的雨點……我坐著，坐著，聽著，聽著，瞧著，我的心漸漸開朗了，似乎又覺得我是愛她的。就是在這樣黃昏氣氛的影響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請求娶她的女兒，大約過了兩個月，我就結婚了。我似乎覺得我是愛她的……而且現在總該知道了，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愛不愛索菲婭。她是一個善良、聰明、寡言少語的人，她有一顆暖人的心；然而天知道因為什麼，是不是因為長期住在鄉下，或者有別的什麼原因，在她的心底（假如有心底的話）隱伏著創傷，或者不如說，有傷口在淌血，這種傷口是無藥可治的，無論她或者我都不知道這種傷叫什麼。當然，我是在婚後才猜想到這種創傷的存在。不管我怎樣盡心盡力去醫治它，全無濟於事！小時候我養過一隻黃雀，它有一次被貓抓住了；它被救了出來，給它治好了傷，可是我那可憐的黃雀再也沒有以前的生氣了；它鬱鬱不樂，提不起精神，也不唱歌了……後來，有一天夜裡，一隻大老鼠鑽進那開著的籠子，咬掉了它的頭，因此它終於徹底死去了。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貓也抓住過我的妻子，所以她也是鬱鬱不樂，提不起精神，像我那隻不幸的黃雀一般。有的時候她本人顯然也想振作起來，在新鮮空氣里，在陽光下，在自由天地里雀躍一番；她試了試，又蜷成一團了。要知道她是愛我的，她曾好幾次對我說，她已知足了，無有它求——真見鬼！她那雙眼睛依然是那麼暗淡無光。我想，她在過去是不是出過什麼事？我經過調查，什麼也沒有發現。唉，現在您來說說：如果是一個古怪獨特的人，可能會聳聳肩膀，嘆兩口氣，便照舊去過自己的日子；可是我不是一個古怪獨特的人，所以就想要懸樑自盡。我妻子的骨髓里已經浸透老處女的種種習慣，比如喜歡貝多芬樂曲、夜間漫步、木犀草、和朋友們書信往來、紀念冊，等等，因此她對於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對於家庭主婦的生活怎麼也習慣不了；可是對於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子來說，整天沉在無名的煩惱里，天天晚上唱著『你不要在黎明時喚醒她』，豈不可笑。」
「就這樣，我們共同幸福地生活了三年；到了第四年，索菲婭因頭產就難產死了，而且說來奇怪，我似乎早有預感，她是不可能替我生個女兒或兒子的，不可能給大地添一個新居民的。現在我還記得她殯葬時的情景。那是在春天。我們那教區的教堂不大，又很舊，聖像壁發黑了，牆灰都脫光了，有幾處地磚也缺損了；每個唱詩班席位上都有一個古老的大聖像。棺材抬進來了，放在聖幛正門前的正當中，蒙上褪色了的罩單，周圍擺著三個蠟燭台。葬禮開始了。一個腦後扎著小辮、低低地繫著一條綠腰帶的衰老的教堂執事，在讀經台前悲痛地讀著經文；神甫也是個老頭，面相慈善，視力不佳，穿著黃花紋紫色法衣，既做司祭又兼助祭。在敞開著的窗子外邊，白樺垂枝上的新鮮嫩葉在搖曳著，簌簌發響；從院子裡飄來陣陣草香；蠟燭的紅紅火焰在歡樂的春光里顯得淡然失色；整個教堂里響徹著麻雀的啁啾聲。一隻飛進來的燕子不時地從圓屋頂下發出響亮的喊聲。不多幾個農人那淡褐色的腦袋靈活地一起一伏，熱心地為死者祈禱；香爐的孔眼裡冒出一縷縷青煙。我望著妻子那僵死的臉……我的天哪！死亡，就連死亡也沒有使她獲得解脫，也沒有治癒她的創傷：依然是那副痛苦、膽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裡也還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個多好的人呀，可是對於她自己來說，還是死了好！」
講述者的兩頰通紅了，眼睛黯然無光。
「終於，」他又往下說，「我擺脫了因喪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緒，又想去干一番所謂事業了。我在省城裡謀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機關的大辦公室里我老感到腦袋發疼，眼睛也不好使喚；正好又出現了其他理由……我就辭職不幹了。本來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來錢不夠，二來……我已經對您說到過，我變得淡漠了。我這種淡漠情緒既來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可是我的頭還不肯低下。我認為我思想感情上的謙卑情緒是受鄉村生活和不幸經歷的影響……從另一方面說，我早就發現，我的幾乎所有的鄉親，不論年輕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學問，出過國，以及我的教養方面的其他優越處嚇住了，後來不僅對我完全看慣了，而且開始對我有些粗魯，有些怠慢，沒興趣聽我發議論，跟我說話時也不再用敬重的詞語了。我還忘了告訴您，在我婚後頭一年裡，我由於無聊而嘗試過寫作，還給雜誌社寄去過一篇作品，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一個中篇小說；但過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編輯的很客氣的信，而那信里說，無可否認我很聰明，但是缺乏才氣，而搞文學需要的就是才氣。此外，我還聽說，有一個過路的莫斯科人，是個頂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長家的晚會上順便提到我，說我是個腹內空空、沒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願地繼續裝糊塗：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終於在一天早晨我睜開了眼睛。事情是這樣的：縣警察局長來到我家，是要讓我注意到我領地上的一座塌壞了的橋，而這座橋我是根本修不起的。這位寬宏大度的秩序維護者一邊用鱘魚乾就酒，一邊以長者口吻責備我的疏忽，同時也體諒我的境況，勸我吩咐農人填些糞土上去就行了；接著他抽起煙來，談起即將舉行的選舉。那時候有個名叫奧爾巴薩諾夫的人正在謀求省貴族長的榮譽頭銜，他是一個空談家，還加上會貪污。再說，他也不是特別有錢，特別有名望。我說了說自己對他的看法，說得甚至很不客氣。說實話，我很瞧不起這位奧爾巴薩諾夫先生。縣警察局長瞧了瞧我，親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說：『唉，瓦西利·瓦西利葉維奇這樣的人可不是我們可以議論的——咱們算老幾？……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氣惱地頂他一句，『我跟奧爾薩巴諾夫先生有什麼差別呀？』警察局長從嘴裡拔出菸斗，睜大眼睛，撲哧大笑。『哈，您真逗，』最後他帶著笑出的眼淚說，『竟開這樣的玩笑……啊，你怎麼啦？』他在離去之前，一直在嘲諷我，有時還用胳膊捅捅我的腰側，說話時也改用『你』來稱呼我了。他終於離開了。就差這一下，我心裡翻騰開了。我在房間裡踱了好幾個來回，站在鏡子前，久久地望著自己發窘的臉，慢慢地伸出舌頭，帶著苦笑搖了搖頭。幕布從我眼睛上掉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鏡子中的臉更清楚地看到，我是個多麼空虛、微不足道、百無一用的人，毫無獨特可言的人！」
講述者沉默了一會兒。
「在伏爾泰的一齣悲劇里，」他沮喪地繼續說，「有一位貴族為倒霉之極而高興。雖然我的命運中沒什麼悲劇性的東西，不過老實說我體驗過這類心境。我領略過心灰意冷時出現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經從容不迫地躺在床上，整個早晨都在詛咒自己的生不逢時，心裡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對什麼都淡漠。其實，您想想看；我由於錢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鄉下；無論財產、官職、文學都跟我無緣；我討厭那些地主老爺，也討厭去啃書本；那些晃著鬈髮、熱狂地叨咕『人生』二字、身體臃腫而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們，自從我不再胡謅亂扯、不再誇讚她們以來，她們對我就毫不感興趣了；我不善於也不可能完全冷冷清清地過日子……我就開始，您猜怎麼著？我就開始常到鄰居們那裡去閒逛。我似乎很醉心於自輕自賤，故意招來各種無謂的侮辱。斟酒添菜時落下我，接待我時又冷淡又傲慢，到後來根本不理我了；大家談話時甚至不讓我插嘴，我就常常故意躲在角落裡對隨便一個愚蠢透頂的饒舌鬼唯唯稱是，像這樣的傢伙當年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腳上的塵土或者我的大衣邊都會欣喜若狂的……我甚至不讓自己去想，我怎樣沉醉於諷刺帶來的苦澀的滿足……算了吧，孤孤獨獨的，還談什麼諷刺！我就這樣過了好幾年，而且至今還是這樣過……」
「這太不像話了，」坎塔格留欣先生在隔壁房間裡用剛睡醒的聲音嘰嘰咕咕說，「哪個傻瓜三更半夜還聊大天？」
講故事者一出溜就鑽進了被窩，膽怯地朝外瞧著，用一個手指警告我。
「噓……噓……」他小聲地說，而且像是朝著坎塔格留欣話音來的方向賠禮道歉似的，謙恭地說：「知道了，知道了，對不起……」接著又低聲對我說：「該讓他睡覺，他需要好好地睡，他需要養精蓄銳，至少為了明天有好胃口去大飽口福。我們沒有權利打擾他。再說，我要講的似乎對您都講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講故事者猛一下轉過身去，把頭埋進枕頭裡。
「至少請您告訴我您貴姓……」我說。
他敏捷地抬起頭來。
「不，看上帝的分上，」他打斷我的話說，「請別問我的姓名，也別去問別人。讓我成為您永遠不知根知底的人，受命運傷害的瓦西利·瓦西利葉維奇吧。何況我又是一個不足為奇的人，我不配有獨特的名字……要是您一定要給我一個稱呼，那您就管我叫……管我叫希格雷縣的哈姆萊特吧。這樣的哈姆萊特在每個縣裡都多的是，不過，您也許沒有碰到過其他的哈姆萊特……請原諒。」
他又鑽進羽絨被子裡去了，第二天早晨有人來喚醒我的時候，他已經不在房間裡了。天沒亮他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