骷髏自傳 · 郵戳：莫斯科

第一封信 親愛的朋友，遲來的信件的命運是眾所周知的：它們本來被期盼著，之後不再被期盼。我知道，我那隻蓋有莫斯科郵戳的信封如今已毫無用處，但也只能如此了：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隻密封的信封里，現在倉促地爬出來了。兩年，就像算盤珠一樣咔嗒過去了。我身後，躺著一隻空紡錘。親愛的朋友，您會諒解這些的，因為您是……一位親愛的朋友。 但是您能原諒我讓你失望了嗎？當您發現在我的莫斯科郵戳下面什麼都沒有，除了對於蓋著莫斯科之印的郵戳的沉思。對我來說，這個主題具有直觀性和重要性。對於五百英里開外的您來說，它是陌生的，也許，還是枯燥的。但我只能寫下我能寫的：我完全被關於郵戳的問題吸引了，忙碌於研究那個「特別的印記」（引用格里鮑耶陀夫的話[亞歷山大·格里鮑耶陀夫（Aleksandr Griboyedov）：俄羅斯外交官、劇作家、詩人，在其《聰明誤》（Woe from Wit，1822—1824）一劇中，角色法穆索夫（Famusov）評論道：「所有莫斯科人都有一個特別的印記。」]），儘管它有點古怪，但它區分並標記著我周圍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也不會再提出其他更有趣、對你更有吸引力的主題了。 每天早上九點四十五分，我把自己扣入大衣，出發去探尋莫斯科。是的：兩年前有一列火車——我記得它晚點了十三個小時——只是將我帶到了布良斯克[布良斯克車站：今基輔站。]的車站，離莫斯科的意義還有一段長路。 那之後，每天早上我都會大步從一條邊街跨入另一條邊街，任由十字路口改變我的方向，以便我一路珍藏莫斯科。如果我半轉過臉，會看到商店櫥窗里有一個身材高大、有點駝背的男人大步走在我旁邊，他的臉被黑色帽檐遮住了。我倆一起走著，偶爾交換目光，去尋找我們的意義。 我甚至覺得很奇怪：第一天，拽著沉重的行李箱，我從多羅戈米洛夫橋望著萬家燈火之中的建築群，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那龐大的群落會橫跨我的思想，像一個棘手的問題。 當然，別人也會為這個或那個問題絞盡腦汁。每一副額骨下都存在一些問題，擾亂著心靈並折磨著那個「我」。儘管如此，我還是羨慕其他人：他們可以把他們的問題隱藏入筆記本，鎖入實驗室，將其包含在數學符號里。他們至少可以暫時遠離難題，擺脫它，讓思想喘口氣。但是我從未能躲開我的主題：我就住在它裡面。我所經過的建築的窗子以一種特定的表情凝視著；每天清晨，我幾乎還未睜開眼睛就能看到對面房子的紅磚：一定是莫斯科。於是「莫斯科」這個念頭升起。我的問題突然出現，在我周圍匍匐擠滿了一千個石頭盒子，從我腳下長出一千條彎曲、破敗的街巷——而我，一個奇怪的傢伙，探究著去往「何處」，然後直接步入它，像一隻老鼠鑽入捕鼠器。 我首先經過一棟被CCRCP（B）[CCRCP（B）：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f Bolsheviks）縮寫，「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爾什維克）」。]的縮寫符號追逐的、褪色的黃色建築，半小時後，來到小拱橋旁九聖殉道者教堂[九聖殉道者教堂（Church of Nine Martyrs）：一座建於18世紀30年代的石頭教堂，其第3層的鐘樓於1844年加蓋。]歪斜的鐘樓下，我忍不住做了個絕望的嘗試，想找到一個共同的分母。我大步經過書店櫥窗，裡面擺放著經常更換的封面：這是莫斯科。我經過乞丐們伸出的手，它們攔住我的去路：這是莫斯科；經過一捆捆帶有新鮮印刷墨跡的報紙，上面生硬的黑字寫著《真理報》（PRAVDA）：這是莫斯科。 莫斯科被太多人踩踏了，它的鵝卵石路面和瀝青路面上積聚了太多的足跡。如我一樣的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環繞廣場、經過教堂、市場，被城牆圍繞，被禁錮於這念頭：莫斯科。腳印之上覆蓋更多的腳印，仍在疊加；轉念之間是更多的念頭，仍在聚集。太多東西被拋入這卡莫—科爾尼基土堤[卡莫—科爾尼基土堤（Kamer—Kollezhsky Val）：19世紀中期莫斯科周圍23英里長的土堤，有18個路障，標誌1742年至1917年的莫斯科城市範圍。]之環內了。而我，無論如何，只能用一個曖昧卻不斷侵襲的符號來衡量這一切：莫斯科。 位於尼基茨基大道7b處的白色豪宅陰沉沉地斜對喧囂的大街，關於這幢樓里曾經的一位住戶[指果戈理，他的最後一個冬天是在這座房子一樓的房間裡度過的，在此他完成了《死魂靈》第二部分。]，它顯然比申洛克[弗拉迪米爾·申洛克（Vladimir Shenrok，1853—1910）：俄國文學史家和著名的果戈理專家。]告訴我的更多。 如今，報紙專欄熱衷於喋喋不休那個半死之詞：「泛斯拉夫主義」（Slavophilism），但對於那些在星期日兩點到四點之間出發去索巴奇亞廣場，觀看霍米亞科夫[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Aleksei Khomyakov，1804—1860）：19世紀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信徒，1844年開始住在阿爾巴特附近的房子裡直到去世。]那座搖搖欲墜的房子的人來說，位於角落的那個房間即所謂的會客廳，更能清楚準確地解釋一切。緊靠著它無窗的牆那邊，是一個破舊的、可以坐五六個人的皮質沙發；角落裡放著一個土耳其菸斗的支架，就這些。在那個封閉的、黑暗狹窄的房間裡，泛斯拉夫主義者們促膝而談，無話不說。 一直開到諾沃德維奇[諾沃德維奇（Novodevichiy）：一座16世紀的修道院，索洛約夫埋葬於此。索洛維約夫（Vladimir Solovyov，1853—1900）：俄國宗教哲學家、詩人和批評家，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信徒，曾設想建立一個「普世教會」。]的17路電車，比很多書更好地向你展示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這個名字。他的名字用細小難辨的黑色字體寫在一塊白色橫木上，在不同教派的小聖像之間[索洛維約夫葬禮後不久，有人將兩個聖像放在他的墳墓上，一個是出自古耶路撒冷的復活標誌，上面刻著希臘文「基督從死里復活」；另一個是奧斯托布拉姆（Ostrobram）的聖母像，上面刻著拉丁文：「義人將被永遠銘記」（In memoria aeterna erit Justus），無論聖像，還是索洛維約夫原來的墓碑都沒有留存下來，被毀於20世紀30年代。]。湊近細看那些褪色的字母，低點的那一個，只能辨出一個字「將」（erit）。 他的名已永存。來翻騰這凌亂的一堆吧，拉出一根線，帶出整個巨大的、糾結成一個亂麻球的莫斯科。你肯定在想：所謂「我的問題」是如何被強加於我的？我是如何開始徘徊在莫斯科的意義中的？ 很簡單。我的房間面積略小於54平方英尺。你知道我的老習慣——在思考某些事或琢磨一個想法時，我會從一個角落踱到另一個角落。這房間的角落相距得太近了。我試過：如果我把桌子靠在窗口，把椅子放到床上，能騰出縱向三步、橫向一步半的空間。你根本無法踱步。所以，當某個想法在我腦海里逡巡而我想做同樣的事情時，就鎖上三步寬的房間衝到街上，沿著彎曲的長街走下去。 想要保護你藏在兩鬢之間的生命不受四周圍繞著你的生活影響是不可能的，在一條街上凝思而不去看那條街也不可能。如我這般儘量凝神於頭腦中的意象，讓自己的思緒不受襲擾，這也是不可想像的。街道總是侵入：它在我低垂的眼皮下推擠，衝壓我的耳膜，它的鵝卵石亂撞我本就磨損的鞋底。唯一能從莫斯科大街上逃離的辦法是走下一條小街，從一條小街進入一條死胡同。然後，一切重新開始：這座城市叮噹著、嗡鳴著，詞語被撕碎成字母——一切都在擊打你的大腦，突然湧入你的腦海直到把它塞滿，直到它成為一頂綴滿閃爍碎片的、虛張聲勢的皇冠。 毫無疑問，我很被動。起初我還抵抗，隨後我便放棄了：讓這個城市進入我的內心。當我走著，在長街上敲擊、點畫我的腳步，我有時覺得這點畫匯集成一條線，與街道的線條重合。有時，我站在一個空蕩的十字路口，能清晰地聽到莫斯科在我的太陽穴之間的轟響與彈奏。別的時候，很奇怪，我會從一條小街遊蕩到另一條小街，在一個思緒陡然停頓的時刻環顧四周，突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條石頭砌成的死胡同，兩邊房屋的小窗上掛著帘子，便道上立著曲臂的街燈。是的，我常常帶著特別的喜悅發現我的思路與這座城市的線譜相吻合——轉彎隨著轉彎，變向緊跟變向，曲線迎著曲線——具有幾何圖般的精確。 漸漸地，我沉醉於這靈魂與空間的遊戲。晚上，我喜歡沿著一連串的路燈漫步，同時回看我的影子。每當靠近一根燈柱時，我都會放慢腳步，因為我知道這一刻，我的影子會突然悄無聲息地趕上我，它會奇怪地抽搐著滑到我前面。我邊走邊左右張望，順著藍色或白色門牌號走下去：1、3、5、7……2、4、6、8……好吧，我得停下來。照這樣寫下去，兩枚郵票也不夠。 我展開一張莫斯科地圖。我認為現在應該凝視這個斑駁的、圓如郵戳的大斑點，它在萌生彩色的新芽：不，它別想逃離我。我將用一個鋼圈捕獲它。 第二封信 發生了件古怪的事：當初我只是把第一封信投入了一個黃色郵箱，而如今，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會發現，幾乎每堵牆上都有那種錫鐵盒子探出來。它們咧著黑色的長方形嘴巴，等待更多的信件。好吧，它們會如願以償的。順便一提，莫斯科每天都會把無數的詞語塞入那些盒子裡。早上八點和下午五點，帆布包裹的文字會一摞一摞地被放入板條箱裡，堆疊在郵車上顫動著，然後莫斯科會用郵戳猛擊這些文字，它們沿著弧線被拋投下去：去各處——所有的——全部去。正如我手中的一摞。隨它去吧。 初到莫斯科的那幾天，我感到自己陷入了混亂的詞語渦旋中。那些演出布告柱上、張貼的海報上和彩繪錫盤上的字母瘋狂地繞著我旋轉。那些開篇與結語的詞語從報童的報紙捆中溜脫，揉搓著我的耳朵。巨型字母——黑色的、紅色的、藍色的——在我眼前昂首闊步，或是從橫跨街道的橫幅上發出嘲笑。我的瞳仁先是放大，然後疲憊地從紛亂的字母中退縮，試圖穿越它們，但是那些厚顏無恥的字母不停地拉扯我的眼皮，在我的睫毛下無盡地流淌著墨跡的反光。夜裡，當我關掉燈，試圖將我的眼睛藏入眼皮時，字母漂浮物會在我的瞳仁里煩躁不安、拒絕睡覺，它們還會雜亂潦草地滾到白色的枕套上，在我眼前動來動去，抓我的睫毛，不讓我閉眼。 奇怪的是，我在莫斯科最初的噩夢是樓群在我之上無聲地倒塌；我驚慌失措（也疲乏至極）地衝下混亂的街道，而所有的街道都一再地擰向同一個彎曲的十字路口；這些沉悶荒涼的小街，將我帶到一個熙熙攘攘的大廣場，這只是為了回到黑暗和死寂中——所有這些噩夢，我認為，實際上是我與莫斯科的第一次夢魘格鬥，是我的初次掌控、融入的嘗試，無論這有多麼荒謬且無意識。 讓我吃驚的是，我清醒時得出的結論與噩夢的黑色邏輯並無太大的衝突。起初，即使是進入我的「我」，這個最陽光、最日常的現實，也讓我感覺像是剛走下飛轉的旋轉木馬，並目睹那些仍沿弧線旋轉滑行的樹木、雲彩、步行道和人群。我經常跳上A路或B路有軌電車，還有V路，它會沿著一個長長的半徑搖擺著轉圈（一種奇怪的巧合）。路牌閃過，上面的字母如水般漂走；人群滑下人行道的條紋，走向轟響的車輪和出租馬車。同時，在荒涼偏遠的廣場上，經過我那鏗鏘作響的字母V，沿著平行路軌飛馳的，是許多疲憊的、被雨淋得褪色的旋轉木馬，它們幾乎一動不動。回看它們，我想：就是這裡了。 我清楚地記得一根破舊的貼戲單的柱子，好像是在克哈皮諾夫卡（Khapilovka）的某處，或那附近，那些詞語層層堆疊，掛在一層層從金屬柱上脫落下來的、雜七雜八的、髒兮兮的紙條上，看上去荒謬可笑。我用手掌壓在那些爛了一半的字母上，詞語的旋轉木馬生鏽般吱吱作響，轉了半圈。有時，我筋疲力盡，眼皮耷拉著走啊走啊，也不看人，只感覺到他們的胳膊肘在撞擊我的胳膊肘。然後我能看到的只是鞋尖：有些是方頭，有些是尖頭，有些拋光擦亮，有些打著補丁。有條不紊的腳趾們在人行道上沉重乏味地走著，被翻起的磚塊磕絆，完全冷漠且機械，好像從鞋到眼睛的距離不是五六英尺而是……抬起頭，讓我驚訝的是，我既看不到他們的臉也看不到眼睛，卻看到斑駁的房屋斜頂，在屋頂之間，灰藍色天空如洗淨的印花棉布，上面還綴著白色雲斑。有一天，我走進尼古琳娜亞街的「短語」（Phasis[Phasis：希臘文，意為「短語」，列寧曾使用這個詞語。]）啤酒屋（瞧，這個詞兒都漫遊到哪兒了！），服務員正從桌子上擦去一個豌豆莢（「來個小瓶的？」），他以一種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下，讓我好一段時間害怕照鏡子。如果帽檐下面，本該是臉的地方什麼也沒有。 另一天，我穿過腐臭的約加河（Yauza）上的高橋時，突然想到它的發音與「Ya—uzy」（我是自己的鎖鏈）相近。我以前從未做過這種聯想。您知道為什麼嗎？這兒，在這座城市裡，聯想奇怪地趨向於統一：相似性（特別是內在的、本質的相似性）之間的聯想是罕見的，幾乎無法實現。這裡，理髮店修剪的鬍鬚樣式都是一樣的，服裝店把女人扣入同樣的風格，書店櫥窗里展示相同的書籍封面——都宣稱是最新的！每天早上從九點到十點鐘，這座城市中五分之四的眼睛都藏在報紙後面，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盯著最後的印刷錯誤。不，在這個城市裡，如果你想通過相似性建立聯想，必然會混淆一切（熟悉的與陌生的、今天和昨天），你會因此變憂鬱，甚至發瘋。 本地人，城市人（Homo urbanus），通過相鄰性來生成聯想：這座城市特有的布局和建築教給身在其中的人以何種方式、且只能以那種方式構建並關聯他們的言論和思想。無論你看向哪裡，所有的事物都一字排開：一座七層高的建築緊挨一個三扇窗的木屋，一座華麗的L形宅邸與之緊鄰，其圓立柱十步之外就是一個露天市場；再遠點，是污臭的公共廁所；再遠一點，是一座有著白色台階的帳篷形屋頂的鐘樓，它那帶流蘇的圓頂塔伸入藍色天空；還有，高聳在那個小教堂之上的，是另一座油漆未乾的閃亮的大樓。莫斯科是一個彼此完全不相干的（從邏輯和光學角度來看）、雜亂無章的建築群的大合唱，塞滿了大大小小的房子，辦公室夾雜著公寓，從地窖一直擁擠到屋檐。人們分開居住，爭執不休，彼此間只有薄薄的牆板將他們隔開——通常是膠合板，甚至都沒抵到天花板。在莫斯科，人們和他們的隨身物品彼此靠近，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很親近，而是因為他們不得不緊挨著，這就是說，用詹姆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在其《與教師談心理學》（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一書中描述了「鄰近」和「相似」的定律。]和貝恩[亞歷山大·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蘇格蘭哲學家、心理學家，著有《感官與智力》《情感與意志》。]的話來說，是「相鄰」（contiguous）。在莫斯科的旋渦中，人和人相遇，有時還會成為朋友，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似，而是因為道旁的長椅不只為一個人而設，馬拉出租車的座位是兩個。在這個城市混亂交錯的八百條小街中，在一條街的盡頭有一座白色的普汀克耶穌誕生堂[普汀克耶穌誕生堂：位於莫斯科馬來亞·德米特里夫卡街4號，1649年由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命名。]。它由三座緊鄰的建築組成，聖祠挨著聖祠，第三座聖祠是後來加蓋的。經過一個世紀的猶豫，又有一座飯廳突然擠入了第三個聖祠的旁邊。 相鄰性的聯想建起了十七世紀莫斯科附近的伊茨麥洛娃莊園[伊茨麥洛娃（Izmailovo）莊園：位於莫斯科東部，為貴族羅曼諾夫（Romanov）家族土地，由沙皇米哈伊洛維奇於1654年繼承。]；科羅緬斯克莊園[科羅緬斯克（Kolomenskoye）莊園：位於莫斯科東南處的一座皇家莊園，1649—1667年間由沙皇米哈伊洛維命令加增木製建築。]也是以這種方式建起的，這是鳥築巢的方式，沒有計劃，全憑本能；木頭宅邸鄰著木頭莊園，沒有任何邏輯聯繫，僅僅依據基本的相鄰原則。十八世紀藝術家伊萬·祖博夫（Ivan Zubov）建造了一座古老的「遠景」，提供了這些舊沙皇時期莊園遺失的殘片，同時也完全出乎意料地糾正了建築思維：在重建只剩下一些零散殘骸的伊茨麥洛娃莊園和科羅緬斯克莊園時，相似性的統一標記是絕對無用的。在我看來，所有那些久已腐爛的木製框架、冷藏室、儲藏室以及胡亂堆疊的四邊形和八角形，它們以木頭或板料鬆散地黏合或榫接起來——雖不能像西方建築那樣傳遞城市的全部重量和規模，但能更為持久和明確地表達了一個城市的本質（外表總是混亂，沒辦法在一個小範圍內建立邏輯聯繫）。所有那些西米諾夫、皮特史克、波塔波夫和波斯特尼克[西米諾夫（Smirnoy-Ivanov）：米哈伊洛維奇統治期間的大師級木匠；波塔波夫（Pyotr Potapov）：一位因精心設計了波克羅夫卡街的十三圓頂教堂（1699）而聞名的建築師；波斯特尼克（Postnik Yakovlev），紅場上的聖巴西爾大教堂的建造者。]，可能並沒有必要的材料或並不具備適當的技術，但他們關於城市規劃的觀點是對的，他們知道如何正確地建造一座城市。 莫斯科最短的兩條街道是萊尼維卡街（Lenivka[Lenivka：俄語，意為「懶骨頭」。]）和彼得維斯基路（Petrovskie Linii[Petrovskie Linii：俄語，意為「彼得之線」。]）。萊尼維卡街很短，街上有三四棟角度奇怪的矮房子——因為它太懶了，不能再長了。彼得維斯基路是筆直的，卻被截斷了，結果就失去力量，因為儘管彼得大帝下令街道要沿直線建造，但這條直線在混亂的街道中立刻陷入了麻煩，在一片由小巷、死胡同、十字路口和彎道構造的陷阱里沒能走出一百步。莫斯科街巷的迷宮迅速幹掉了這條直線。令人困惑且不可理喻的是，這迷宮引你向右走的路是為了左轉，它極度擾亂了我來莫斯科的第一周的思緒。我雖然磨壞了兩雙鞋底，但還是沒能弄清楚這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我無法解開莫斯科的結，是因為這結太緊，還是因為我的手指太乏力？我的手指必須更有力氣、更快、更敏捷。於是，我開始有條不紊地做這件事。 第三封信 當我抵達莫斯科時，我那隻緊緊捆綁著的行李箱裡有三件替換的內衣、康德的三大批判、索洛維約夫《俄羅斯哲學家文集》中的一卷、一些單身漢的雜物以及大約半磅重的介紹信。這些信件用麻繩捆著，一旦拆開，我就成了「此信持有人」，遊蕩於一個門鈴到另一個門鈴之間。那些門把手旁邊通常有一個提示：如果是找某某人，按兩聲長鈴，一聲短鈴；如果是別的人，則三聲短鈴。我按照提示按鈴，無論長短，皆仔細數著手指頭按——總是一樣的結果：收信人打開信封，瞄一眼信，然後對我干同樣的事——打開、打量。他們的打量既漫長又短暫，常常一開始長時間端詳，然後簡短地打量。他們的瞳仁就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探究我，一次、兩次、第三次，沉吟，眯起眼——先是看我，然後看透我、穿過我。 在聽到門鎖的輕微響動時，我會暗中數著樓梯上走下來的沙沙的腳步，尋找那裡面的隱喻。我很快就厭倦了磨損的門鈴的意象。有一天，我走進市場，發現了更好的東西：在市場的托盤和籠屜間推搡的人們，非常清楚小圓麵包是什麼，就是那種由頑童們出售的普通的小圓麵包，滿心懷疑的顧客會檢驗後再買。一堆溫暖而飽滿的小麵包蓋在帆布下面。但在帆布上面，總有一個小麵包充當試驗品。夾著公文包、提著網兜和袋子去上班或跑腿的人們匆匆而過，他們抓起孤零零的小圓麵包——先快速擠壓、接著長時間沉吟著揉捏，然後把它放回帆布堆上，讓它在那裡獨自戰慄。金色麵包皮不再鬆脆，而是向內塌陷；它不再飽滿溫暖，而是變冷、布滿了試探的凹痕。 我記得，當我抽到一封地址為扎特塞普斯基街（Zatsepsky Val）14號的推薦信時，出於某種原因，我猶豫片刻。我抓起帽子，又把它放回去，然後，我展開地圖。與一長串字母「Z-a-t-s-e-p-a[Zatsepa：俄語，意為「鉤子」，這條街位於扎特塞普斯基街附近。]」相垂直，「Shchipok[Shchipok：俄語，意為「擠捏」，這條街位於「鉤子街」附近。]」這個詞突然躍入我眼帘，看上去挺眼熟。我快速翻找：首先是在扎柏林[伊萬·扎柏林（Ivan Zabelin，1820—1908）：俄國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著有《莫斯科城的歷史》（1905）。]（Zabelin）的書里——不，沒找到，然後是馬丁諾夫[阿列克謝·馬丁諾夫（Aleksei Martynov，1820—1895）：莫斯科考古學家，著有《莫斯科街道、小巷名稱以及歷史解釋》（1881）。]的《莫斯科街道小巷》，最後是斯涅基奧夫[伊萬·斯涅基奧夫（Ivan Snegiryov，1793—1868）：俄國歷史學家、人種學家和民俗學家，著有《莫斯科：歷史及考古學描述》（1865）。]。啊哈，找到了：「Shchipok」這個詞源自古老的莫斯科詞shchupok，它對應的是一種帶鐵鉤的長杆，用來戳拉莫斯科城門附近的一車車貨物。我必須承認，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莫斯科人對這種靈巧的工具進行了很大的改進：他們在改善其功效的同時，也讓它不那麼顯眼了。 老莫斯科的歷史就是它的築牆的歷史。 18世紀，當這裡和西方的所有城市都早已推倒他們所有的牆、如扔舊衣服一樣把它們扔掉時，莫斯科仍把它結實豐滿的形體包裹在城牆和壁壘後面。 直到19世紀，莫斯科還生活在路障和防柵之間，躲在每一扇大門後，以多疑、半閉的眼神瞥看來自外部、外省的一切，緩慢地為城外人抬起它那漆過的柵欄。 當然這些已成往事，但這一切都消失在過去了嗎？ 在莫斯科的六個車站，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火車卸下湧入的旅客，人們被綠車皮運進來，而紅車皮里則裝著木材、麵粉和裝滿基輔雞蛋的長條板箱。 雞蛋被一個一個拿起來對著光線、透過特殊紙筒查看其脆弱的外殼。而人呢，卻……沒人管。但即便如此，他們先是腰背挺直，大跨步，粗聲大嗓（鄉下人的習慣），但很快他們就會減弱聲調，安靜下來，仿佛他們也被探究和注視了：一天又一天，他們的步伐越來越小、越來越安靜；他們的手臂癱軟；外地人很快學會走在街道陰暗的一面，避開相互交錯的視線，躲開鉤子和試探。 我親愛的朋友，莫斯科僅僅通過信件、古怪的日記、隨意的書籍就能找到您。那些圓形的莫斯科郵戳難道不是像睜大的深藍色眼睛一樣盯著您嗎？這些書怎麼樣？難道您不覺得它們的字行在試探嗎？ 莫斯科文學是複雜的，有很多分支，多種多樣。儘管如此，我一直想用一種簡潔的意象（或是公式），而不是拐彎抹角的文字，來捕獲這令人惱火的、龐雜的紙堆，但還沒有找到任何意象。 還沒有。 第四封信 我找到它了：瑞伽蒂絲。一個古老的民間的防發熱符咒曾提到聖西西尼烏斯和十三個發燒姐妹[十三個發燒姐妹：出自俄羅斯民間故事，每年1月2日，醜陋的、長著翅膀的發燒姐妹們為了躲避嚴寒，飛出她們的地下洞穴，她們會躲在溫暖的木屋裡攻擊「有罪的人」。這個異教傳說後來與基督教里關於殉道的聖西西尼烏斯（Saint Sisinnius）聯繫在一起，人們在早春時節（3月9日）紀念聖西西尼烏斯，因為這是容易發燒的季節。]，她們中的一個就是瑞伽蒂絲。 在莫斯科這座城市裡，我們沒有赫利孔山[赫利孔山（Helicon）：希臘神話中繆斯的家園，屬帕納蘇斯山。]，也沒有帕納蘇斯山[帕納蘇斯山（Parnassus）：德爾斐附近的一座山，有兩座山峰，其中一座被奉獻給阿波羅和繆斯。]，只有七個低地圓丘和淤泥——莫斯科七座古老的山丘；替代蟬歌的是瘧蚊的叮咬；取代九個繆斯的，是十三個發燒姐妹。 繆斯傳授一種具有均勻脈動、披戴韻律和節奏的詩篇；發燒姐妹們知道如何瓦解、擾亂一行詩——和她們在一起，你總是在發燒，還會神經質地漏掉字母。咒語無法擊潰姐妹們。她們仍活著。近在咫尺：就在這兒。與她們相遇是危險的。最危險的是瑞伽蒂絲。瑞伽蒂絲只會凝視，也只教給人凝視。人們的眼窩並不是空的，但眼窩裡的眼睛卻時而空洞、時而盈滿；時而看見，時而視而不見；時而把光線撕碎，時而又將它們重新交織在一起；人們時而閉上眼皮做夢，時而睜開眼回到現實。但瑞伽蒂絲的眼睛是無遮攔的：她的眼皮被撕掉了。 對於別人來說，黎明漸逝而天光大亮；天空時而呈現藍色，時而點綴著一些星辰；萬物逐漸隱入黑暗，又再度出現在太陽的鞭笞之下。但是對於瑞伽蒂絲來說，沒有止息，沒有睡眠，沒有夜晚；她的視線無休止、無間斷，綿延不盡。那些感到羞恥的人會垂下眼皮，瑞伽蒂絲沒有可以低垂的。 那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說她無恥。確實，這位發燒姐妹不太害羞：她以那均勻的不眨眼的凝視——仰視藍天的閃爍，也俯瞰廁所的糞坑；凝視可恥的，也凝視純潔的；凝視醜惡與神聖。但瑞伽蒂絲是純潔的，因為她知道視力的巨大折磨；太陽鞭打她無遮攔的眼睛，光線接著光線，意象接著意象，無任何間隙或停頓，然而瑞伽蒂絲並沒有要求蔭蔽；她毫無怨言地承受著這可怕的視力負擔。如果在夜晚漫遊城市街巷時，她不會避開《莫斯科酒館》[《莫斯科酒館》：俄國著名詩人葉賽寧（Sergei Esenin）出版於1924年的一本詩集，主要描寫妓女、流氓和梅毒手風琴家。]，那並不是因為在那些莫斯科的小酒館裡的人們嗜酒貪金，而是因為他們從不睡覺——他們知道如何履行她的無眠誓約。 意象派[意象派（Imaginists）：1917年俄國革命後興起的一場先鋒派詩歌運動，發起者為葉賽寧、阿納托利·馬里安戈夫（Anatoly Mariengof）和瓦蒂姆·舍施尼維奇（Vadim Shershenivich）。意象主義者提倡「專注於意象本身」，力圖清除「內容的塵埃」，認為藝術唯一且不可比擬的方法乃是通過意象和意象之韻律揭示生活。]早已被忘得精光，但他們卻是第一批忍受瑞伽蒂絲凝視之人。今天，這個流派只能自囚於他們逼仄的《美的旅店》[《美的旅店》（Hotel for Travelers in the Beautiful）：意象派於1922年至1924年間出版的文學雜誌，也是他們經常發表互相矛盾的觀點和激進言論的論壇，一共出了四期，科爾扎諾夫斯基撰寫了其中兩個故事。]里，但在革命時期，這些瑞伽蒂絲的理論家們居然占領了莫斯科所有的書店櫥窗，甚至書攤。意象派作家的視力是無遮掩的；意象塗刷著他們的眼，封堵他們瞳孔的裂縫。他們關於「自由意象」的理論唯獨解放了意象，它可以對不設防的眼睛為所欲為。 老套話「荷馬也會打盹」[「荷馬也會打盹」：最出色的人也難免有失誤。語出賀拉斯《詩藝》：「大詩人荷馬打瞌睡的時候，我也不能忍受，不過，作品長了，瞌睡來臨，也是情有可原的。」]的意思是，那些意象就像人一樣，一會睜開眼，一會閉上眼；意象之間是視覺的停頓；太陽發出光線，又收回光線；色彩時而打盹，又醒來；詩行時而運行，時而停頓。 新教條「意象是自由的」意味著：打倒視覺停頓！打倒乾枯色彩！讓太陽永遠處於它的頂點——眼睛不再被眼皮遮護。意象派的法則活躍在莫斯科所有文學流派里。它驅策著所有本地詩人和作家的詩節及短語中的意象。 要解釋莫斯科的詩學，列日涅夫[列日涅夫（Lezhnev）：俄國社會文學雜誌Rossiya的編輯。《真理報》稱列日涅夫為「雙面神亞努斯」，因為他發表非共產主義者的作品，包括科爾扎諾夫斯基的《郵戳：莫斯科》和布爾加科夫的《白衛軍》。]提出的「獨眼」甚至是「雙眼」式的警惕性是不夠的：無瞼之眼般的警惕性才至關重要。 馬雅可夫斯基假裝他還有眼皮，他睜大眼盯視一切（那是他帕里斯尼亞時期的習慣），因為他渴望那樣。但是他那些被張貼出來的詩歌與懸掛在街道間的韻文攻擊著路人的眼睛，拒絕藏在裝訂物內，就讓人感覺如某種復仇。它們似乎在說，受苦吧，繼續受苦，至少受點苦，你也是。我不能不看——所以我也不會讓你不看。 至於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很簡單：我向你推薦朱科夫斯基[朱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1882—1969）：俄國詩人、翻譯家和評論家。]的評論，他住在彼得堡，從那個距離，他肯定看得更清楚。朱科夫斯基寫道：「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只是在看，但他並不思考。」 威廉士·哈迪森先生，D.E.信託公司的股東之一[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1881—1967）的一部諷刺作品（1923），描述了美國信託機構對歐洲的毀滅。石油巨頭之子哈迪森先生希望在「一個真正的無人的沙漠裡」度蜜月，於是以巨資毀滅了歐洲。]，將數百萬人從歐洲表面抹去，以免他們妨礙他的視線。我不清楚愛倫堡與哈迪森先生有何共同之處，但在他那一大堆包含了大部分古老歐洲的意象裡頭，你很難找到兩三個「因為」，以及一個「為何」。 至於皮爾尼亞克[皮爾尼亞克（Boris Pilnyak，1894—1938）：著有內戰小說《裸年》（1922），為蘇聯文學主導性人物。他的小說堪比由不協調之圖像、雜亂場景和相互衝突之觀點組成的拼貼畫。]的小說，哪怕他自稱是「素材」，也像是一間塞滿各色舞台布景和道具的倉庫，在其中翻找的——唉！——是一位普通的舞台雜工。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蘇聯著名詩人、作家。1912年，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莫斯科大學哲學專業的學生，前往德國師從赫爾曼·科恩（Hermann Cohen）學習新康德主義之馬堡學派。他剛抵達馬爾堡時就意識到，該城市只令他有美學興奮，而非哲學的愉悅，他來這裡並非從事哲學，而是為了告別哲學。]徒勞地從莫斯科前往馬爾堡，尋找不可見之物（Unsichtbar），簡單說，是去找一副德國製造的能迅速閉緊的眼皮——這並不適合莫斯科。 莫斯科太多樣化、太廣闊，它的意象對生活於其中的、沒有眼皮的人來說太震撼了，他甚至不能護住他頭骨內的一小角或大腦里一片褶皺不受翻滾的影像洪流之衝擊。於是有莫斯科頭腦中可怕的崩潰；正如在後台雜物間，所有的東西都被埋在彩繪的背景下，連藝術家本人也難以呼吸；意象疊加著意象，更多意象堆在上面；思想沒有任何空間：它們被附帶著以某種方式構想出來，如三明治被夾在歡快的場景中。眼睛無處可逃。眼睛唯有盡其可能地觀看。 瑞伽蒂絲不僅造訪詩人，她還常駐克里姆林宮。正是她告訴吉洪諾夫[尼古拉·吉洪諾夫：（Nikolai Tikhonov，1896—1979）：蘇聯詩人、作家及文學官員。他在一首詩《藍色包裹之歌》（1922年）中寫道：「然而，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從不睡覺。」]：「克里姆林宮裡的人從不睡覺。」沒有眼皮的發燒姐妹在夜間的克里姆林宮牆邊徘徊，一幅永遠警惕著的形象；她呼喚失眠的哨兵，凝視克里姆林宮永遠放光的窗戶。 瑞伽蒂絲「為革命帶來巨大的益處」。如果麥克白在殺害國王時，「把睡眠也謀殺了」，那麼一場革命必須首先廢除睡眠，然後再將手伸向國王。群眾暴動是集體的覺醒；因為睡眠可能很深，所以喚醒也須很深，要與現實整個地、長久地發生關係。當生活變得緊張、徹底無眠時，這也是對神經系統的一種磨鍊。 革命者永不睡覺；甚至在睡夢中，他們焦慮的大腦也會捲入電話線的嗡嗡聲，其神經纖維不斷振動，被警惕性滲透、擊穿——他們從不讓眼皮完全閉上，大腦興奮地思考著，好像眼皮不存在。 只有通過清算夜晚，通過流放貧瘠的黑色睡眠之間歇，將白晝與白晝融合，並將生命變成一個不斷成倍放大的漫長的十月，革命方能成功。瑞伽蒂絲的作用絕不能被貶低。 如果一個眨眼的人無法理解那些眼皮被撕開的人，那他就糟糕了：讓他學會耷拉眼皮吧。 大約六個月前，一位列寧格勒的——不，彼得堡的作家來到莫斯科，他從觀念之城來到意象之城，隨身帶來一份手稿。在被莫斯科人環繞時，他開始閱讀這份手稿。在我們（「我們」在這兒是個錯誤的詞：我是一個外來者，不是莫斯科人）看來，這手稿仿佛是褪色的、無形體的爬行斑塊，人眼無法捕捉到它。閱讀結束後，一場爭論開始了：莫斯科人堅持認為那位彼得堡人沒看見任何東西，而對於這位彼得堡人來說，莫斯科人什麼都不懂。在這一點上，我們分道揚鑣了。 時間已晚。我在入口處按了四十分鐘的門鈴，我想，或者，我在腦海中看到了一首相當著名的敘事詩，接著是一本古老的《莫斯科概覽》中的一行文字，我猜，您也許未必知道： 在一片荒涼的海岸上 他站立，高貴而肅穆地冥想 以及： 希臘人瓦西里對王子說：「我有一個願景：在這個地方建造一個偉大而古老的城市……它將被稱為莫斯科。 第五封信 保羅·孟祿[保羅·孟祿（Paul Monroe）：曾在中國工作的美國教育家，主編有五卷本《教育大百科全書》（1910—1913）。]提到了翰林院。在漢語中這名字含有「鉛筆森林」的意思。關於這個賜名，我不清楚是何時起的，這是皇庭下令給中國最好的作家、詩人和學者們居住的一種有十到二十個竹屋頂的小宅院。 在莫斯科很時髦的「中國茶樹」已送出！——啊哈！——它們被碾碎了，裝入小茶櫃或郵包里。但我們的確有自己的「鉛筆森林」。 最初，也就是一個世紀之前，它是一個稀疏的小種植園，一個不太顯眼的小樹林，只有十幾二十支上漆鉛筆，它們的筆尖還很遲鈍。但嫩芽長出，長壯了。黑鉛開始從平頭上戳出來，逐漸變尖利。小鉛筆成為成熟的大鉛筆。於是在城牆內，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文學。 漸漸地，在周日傍晚驅車前往索科爾尼基[索科爾尼基（Sokolniki）：莫斯科東北部一片古老的松樹林，與許多作家有聯繫，例如恰達耶夫在那裡撰寫《第三哲學書簡》，托爾斯泰將《戰爭與和平》中一場決鬥場景放在那裡。]，在「鉛筆森林」中悠閒地進行文化漫步成了風尚。但就在筆林生長時，它那塗了漆的、圓形或六面體的、紅色或黃色的樹幹大量繁殖，這森林就占據了越來越多的紙上空間、越來越大片的時間。所以直至今日，人們並不知道莫斯科本地人以什麼更為驕傲：是索科爾尼基的森林呢，還是「鉛筆森林」。莫斯科文學確實是一種鉛筆文學，不是出自鋼筆，而是出自易碎的石墨芯。在西方，還有彼得堡，他們是用鋼筆寫作；在這兒——不是。 鋼筆是靈活的，也堅硬、準確、精確；它是圓圈和花體字的情人，它在前往墨水池與返回字行的途中情不自禁地沉思。而一支鉛筆會不停氣地寫；它緊張不安，草率，鍾愛草稿：它沙沙作響，潦草疾書，復又沙沙作響，然後在一個句子中途——在短語中——咔嚓斷了。 一位吹毛求疵的外國人曾在19世紀20年代到訪莫斯科，他後來抱怨說：「在莫斯科，我發現了第五元素：泥。[語出拿破崙，但他指的是波蘭。1806—1807年，拿破崙與俄軍作戰時說：「除了水、氣、土和火，上帝還創造了第五元素：泥。」]」莫斯科的眼睛已熟稔了四個要素：它是瑞伽蒂絲的一個門徒，它能看到整個地平線，能將一切盡收眼底，從星辰到塵埃微粒。這眼中的世界像地球一樣分層，像水一樣流動，像空氣一樣無影無蹤，像火一樣焚燒。但是在四元素之上還有一個「第五」元素——正如那位外國人所言——它用一種髒兮兮的灰色薄膜，一種渾濁的石墨粉塵覆蓋了所有的東西。莫斯科人看得很清楚，但寫得很渾濁；眼睛抓住了，手指卻是張開的。 在我的鉛筆盒裡幾乎都是莫斯科鉛筆。我打開蓋子，將裡面的東西翻倒在桌子上。那裡：是一支粗粗的、有棱紋的雙色鉛筆，它擁有與鋼筆同樣的權利，但是……兩種顏色都可以寫作：藍色的這樣寫，紅色的那樣寫；一條脆而鋒利的石墨芯，護有金屬帽；一根圓形的、擦不掉的鉛筆，塗有滑溜溜的蟲膠清漆，它擁有鋼筆的權利，但是……還有一包尚未削尖的初出茅廬的鉛筆；幾個被紙張完全磨損了的粗短鉛筆頭。[藍色筆（編輯）；紅色筆（審查官）；擦不掉的鉛筆（官員）；脆而鋒利的石墨芯（寫作中的作家）；尚未削尖的鉛筆（未來的作家）；短粗筆頭（完蛋的作家）。] 我認為這就是全部了。但這就夠了。在它的眼皮底下，我把我的文學放回去。祝您一切順利，我遙遠的朋友。 第六封信 一個世紀前，在多邊形的阿爾伯特廣場曲折的拐角中央有一座木製的大型劇院[該劇院由卡洛·羅斯（Karlo Rossi）於1807年建造，被同時代人稱為莫斯科的帕台農神廟，1812年被大火燒毀。]。其圓形穹頂懸在一個白色柱廊上面，一群一群的莫斯科戲劇愛好者們每晚都在此聚集，爭論哪一位女演員更出色：是喬治小姐還是年輕的謝苗諾娃[喬治小姐（Mademoiselle Georges，1786—1867）：法國著名女演員，曾活躍於拿破崙入侵俄羅斯之前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後成為拿破崙的情婦；謝苗諾娃（Ekaterina Semyonova，1786—1849）：一位非常漂亮、但所受教育不佳的俄羅斯女演員，擅長演古典悲劇。普希金喜歡「超凡脫俗」的謝苗諾娃勝過了「毫無生氣」的喬治小姐。]。 這座劇院早已燒毀，辯論者也都躺入上好的棺柩進了墳墓，曾經是舞台的地方如今覆蓋著平板石。仿佛是為了完成某種漫長而乏味的群眾場景，人們在那石板上川流不息，然而，有一個奇怪的、遲遲不去的觀眾仍拒絕離開他那前排的青銅座位[這是一尊果戈理銅像，坐落於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如今的果戈列夫斯基大道，對面是阿爾巴特廣場。1952年，史達林把銅像轉移到附近一個院子裡。]。他的眼皮低垂，如果你用一根想像的鉛垂線從那裡垂落下來，它就會撞到正方形底座上的腳尖。冬天的雪很美，像一張乾淨的紙，輕柔地落在這位觀眾的膝蓋上。但現在是炎熱的七月——白色手稿很久以前就融化了——麻雀在青銅巨人的膝蓋上唧喳打鬥。 令人睏倦的夏日來臨，就連我也厭倦了沿大道兜圈、在熔化的瀝青上灼烤我的鞋底。這個時候大步穿過莫斯科意味著強迫自己穿過鉛一般沉悶的空氣，毛孔里滿是灰塵。你得踩過專注的孩子們用粉筆畫的正方形，他們在那些格子裡面玩耍；你得經過等待「注重健康」（就如標語所說）的顧客光臨的體重計，還得經過小販們盛著爛癟桃子的鉛灰色托盤。 我不會打擾在人行道中間沉浸於天真遊戲中的孩子們（他們也不會打擾我），我討厭干桃子，我並不「注重健康」，因此，我只走了一兩個街區，就坐到青銅雕像對面的一張長椅上，伸展雙腿，學他低垂眼目不去觀看。有時，我緊閉著眼睛，抬起臉迎向天頂的光芒（去克里米亞半島度假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也很難向朋友解釋，我為何沒被曬黑）；另外有時，我會在胳膊下夾著一堆新書，將眼睛藏入它們的封面。上個月，我迅速翻閱了數千頁書，每當我試圖發現並向自己解釋這堆新鮮印刷物的要點時，一種奇怪的感覺就會向我襲來。 可以說，所有這些具有社會意識的小說家（他們占當代小說家的90%），其「意識形態」就像某些鄉巴佬一樣在三支鉛筆的森林裡迷了路；他們的主題不是從起點開始，而是從工作檯開始，從《格拉納特百科全書》[《格拉納特百科全書》（Granat's Encychopedia）：20世紀初俄羅斯出版的一部百科全書，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參與了此書的撰寫，載有列寧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長篇文章。]中現學現用來的。 所有這些誇張的彩色封面都這樣：他們給空洞穿上衣服，至少得穿件皮夾克吧，但當他們扣上所有空洞的扣子之後，就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了。即使是最有才華、文筆最嫻熟的小說家，也總是讓秘密警察愛上白軍女孩，白軍軍官愛上女革命家，如此這般讓人眼睛發蒙。我再說一遍：他們的鉛筆鋒利，他們的目光敏銳，日常生活被置於最嚴格的可寫性監控之下，被打上強光，與其說是記錄，不如說是被抓捕、強行塞入了字裡行間。 然而，所有這一切本質上都如此複雜、盤根錯節，抗拒精確的分析。如果不是昨天出現的一個極其簡單、清晰的事件突然中止了我的閱讀，我可能還在繼續這種可讀性實驗，這中斷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那是一個傍晚。我坐在果戈理銅像的背後，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的第一張長椅上。我剛看完阿羅舍夫[阿羅舍夫（Alexander Arosev，1890—1938）：蘇俄官員、作家，著有故事集《白色樓梯》（1923）。]寫的很薄的一本白皮書，一抬頭：在我對面，一個小女孩在沙子上玩耍。她的旁邊是一棵樹杈的黑影。她用胖乎乎的膝蓋爬行，正在嘗試——不是用鉛筆，不，而是用一根短粗的小木棍描繪樹影的黑斑。但是夜幕降臨了，陰影躡手躡腳地爬得很快，她根本不可能在沙子上從頭至尾畫下它的輪廓，影子一會兒就超出了。她的保姆一直拉著她的手，說該走了。但是小女孩，我承認，還有我，都全神貫注——她專注於捕捉陰影，我則專注於觀察，這幾乎是一次閱讀性的消遣了。當孩子和她的保姆終於離開時，我甚至感到有點失落。 哦，現在我理解了我手裡的小白書：它以及所有這類書，最多也只能試圖勾勒移動的影子。但這些被剪掉實體的影子——被剪除了存在（bytiye）的日常生活（byt）——無力且虛幻。我再說一次，如果事物的影子必須被剪除，即從bytiye中抹掉byt，那麼你就不該半途而止，而應該把byt拿過來砍掉那遲鈍的t：只剩下by（似乎）這純粹的虛擬語氣，它融合了亞歷山大·格林所鍾愛的那類自由的幻影。這是走出影子世界，進入奇妙的浪漫主義世界的第一條路。存在（bytiye）這個詞——它包含了日常生活（byt）這個音節或者說元素——是走出「陰影居住地」的第二條路。我認為只有安德烈·別雷[安德烈·別雷（Andrei Bely，1880—1934）：象徵主義詩人、作家。20世紀20年代初，別雷在柏林短暫而不幸地生活了一段時間，在一本名為《影子王國的居所之一》（1924）的書里描述了他對這個「歐洲一角」的印象。]才知道這條路。 好吧，請原諒這也許很難弄懂的代數。我得停下來了。這56平方英尺已熱得無法忍受，令人窒息。我得去別處，但是無處可去，無人可會。 第七封信 現在，我正忙於在圖書館書架上尋找莫斯科。如果不是非常好心且學識淵博的彼得·尼古拉耶維奇·米勒[彼得·尼古拉耶維奇·米勒（Pyotr Nikolaevich Miller）：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老莫斯科博物館館長。]的神秘抽屜，我不可能找得到；這個抽屜里塞滿了小小的方形卡片：不管你抽出哪一張，它都標記著「莫斯科」。我連續三個禮拜坐在歷史博物館頂層通風的閱覽室里，拂去關於莫斯科的舊書上的塵埃。你可能會問我在這些灰塵中發現了什麼。灰燼。 是的，我們都住在四十層厚的灰燼之上，在四十層灰燼之上，我們走路或騎行。 我還沒完成我的工作，但我已可以斷言，莫斯科是被僅值一戈比的蠟燭逼著穿上磚塊和石頭的。這支微不足道的蠟燭毫不留情地、一次又一次地焚燒莫斯科，年復一年，直到整座城市躲進石頭裡藏起來。那些把城市燒成灰的——戈比蠟燭，那些讓成千上萬人積累的勞作化成灰的可憐的貧民窟的故事，也許只剩下了乾巴巴的數字。舊的官方記錄，更古老的編年史，後人的回憶錄，還有最近的警方報告提供了並不完整但相當可靠的統計數據。下面有一些數字：1365年的萬聖節大火[萬聖節大火：因它始於萬聖堂而被命名，大火在幾小時內摧毀了整個莫斯科市。]；之前，1354年有過一次；1451年，克里姆林宮和相鄰的商業區幾乎被韃靼人焚燒得只剩地面；1472年、1475年、1481年、1486年的一連串火災；16世紀後期，從1572年到1591年莫斯科一直在燃燒；17世紀，1626年、1629年、1648年、1668年火災；還有1701年、1709年、1737年、1748年、1754年火情，等等。我只提到「全城範圍」的大火，這些大火摧毀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住宅和非住宅建築。這些火災被賦予了特殊的名字：萬聖節之火、偉大的三位一體之火、小三位一體之火，等等。幾個世紀以來，戈比蠟燭不歇氣地完成了它的工作：最初，火苗會在一些小教堂里悶燒，點燃一個聖像架，然後沿著通道蠕動，上升到椽子，從一個棚子到另一個棚子，從屋頂向屋頂投擲火焰；它火紅的舌頭將跳過克里姆林宮的石牆，滑到塔樓和鐘樓的帳篷形屋頂，使其鐘聲大作，向下迴蕩，人群不斷壯大，人聲鼎沸。接著是冷卻的灰燼，然後是另一個持續五六年的蜂擁的建築狂潮。因為在五到六年內，戈比蠟燭將再次發揮作用。 這支蠟燭迫使街道、十字路口、地區和廣場以其榮譽命名：火（紅場的舊稱）；燒焦的廢墟（Scorched Ruins），這也是基泰格羅德在17世紀的稱號；燃燒的沼澤（Burnt Swamp），彼得羅夫斯基修道院現在所在的地方；火巷（Fiery Lane），現已消失在新命名的街道中間；燒焦街（Sear Street）等等。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樣，這根蠟燭表達自己的方式千篇一律。 一切都被燒毀了：1571年，沙皇禁苑宮殿被焚；1845年，《死魂靈》的手稿被毀。過去的莫斯科居民是專業的「在火中失去一切的人」（pogoreltsy）；他們生活在從一場火到另一場火的中途；他們的建造，與其說取悅自己，不如說為了取悅那根戈比蠟燭。他們草草搭建房子，與裡面的生活方式，就像不是為了讓人們可以住在裡頭，而是為了它們可以隨意徹底地燃燒，以便他們和所有東西可以在任何時刻毫無阻力地變成灰燼。在16世紀，莫斯科商業區的居民恰當地稱這些馬虎的結構為「快手房」（skorodom）或「糙點子」（skorodum）。沒有必要在建築形式上費時費力，沒有必要加固牆壁或挖深地基；——戈比蠟燭仍有最後的發言權。一位來訪的外國人約翰·格奧爾格·寇伯[約翰·格奧爾格·寇伯（Johann Georg Korb）：1698—1699年間為神聖羅馬帝國駐俄國大使館的秘書。寇伯的莫斯科日記最初在維也納出版，名為《莫斯科漫遊錄》（Diarium itineris in Moscoviam），俄語版於1866年面世。]於1698年寫道：「幾乎每一年，莫斯科最重要的節日都伴隨著大火，使人們痛苦不堪。這些火災幾乎總發生在夜晚，有時會將幾百個木屋變成灰燼。在最近一場大火中，涅格林納亞河這一側焚毀了六百所房屋，幾名德國人跑來幫助滅火卻遭到痛毆，竟被投入大火之中。」後來，彼得·謝列梅捷夫[彼得·謝列梅捷夫（Pyotr Sheremetev，1713—1788），一位俄國貴族，個性古怪，對藝術狂熱且擁有難以想像的財富。他將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夏日莊園變成了一個小凡爾賽宮。]喜歡在莫斯科附近的莊園裡招待客人，花園周圍畫有精美的「彩繪火焰」，他被認為是莫斯科傳統的守護者並非沒有道理。甚至當莫斯科已開始脫掉它的木頭換成石頭時，葉卡捷琳娜大帝還寫信給伏爾泰：「歐洲沒有任何地方如俄羅斯（指莫斯科）這般急躁地建造。」但有時候事情就這樣發生了：簡易房在灰燼中修建起來；在那些簡易房子裡，草率思忖、懼怕新的災難與遷徙的焦慮的人們堆疊著生活在一起；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戈比蠟燭延遲了——一場預期的火災沒有發生。倉促建起的小房子沒過五六年就開始凹陷，出現裂縫。它們懶散地傾斜，迫不及待地等著火，卻仍沒有火情，因此日常生活變得讓人焦慮困惑、不知所措。 但火災還是發生了。 如今，替代了歪歪斜斜的木頭房子的（其平坦的松木屋頂低低地壓在他們的眼睛上），是筆直的五六層的石頭盒子；取代狹窄的木頭巢穴的，是柱子支撐的巨大天花板和拱頂。那是從外面看。在裡頭，你會發現同樣擁擠、狹窄的木製莫斯科，依然是恐慌的生活、倉促的考慮和想要挪動的惶恐不安。古老的木製莫斯科仍然活著，但藏在石頭牆後面，藏在虛假的紀念碑風格和不可侵犯性後面。細觀17世紀晚期，特別是18世紀的建築，你會看到如原木一樣互鎖的石塊：它們的建築設計是木質的，而它們的石頭裝飾讓人想起古老的木製的回紋細工。在厚厚的磚牆和大方窗後面，生活依舊——從火到火，從革命到革命，從災難到災難。 所有的人，以及他們的房屋、追求、觀念，一旦開始活躍，就需要且欲望將自身耗盡，但——戈比蠟燭反對：它想要更多，越來越多，它馬不停蹄地在莫斯科之上重建莫斯科。這就是為什麼在這裡，沒有一個人或一樣東西、一個觀念，能讓自身完全耗盡。只有——戈比蠟燭，能燒到最後。 但是，不管怎樣，任何還未耗盡就死掉的東西，甚至在死亡中也不得安息。這就是莫斯科的根本悖論：死者並不能完全死去，活人並不完全活著，因為誰能活在成千上萬的死者中間，活在無數非屍體狀的屍體中呢？它們雖已熟睡，卻仍在草皮毯子底下輾轉反側。莫斯科是一個關於生命與死亡之水[生命與死亡之水：俄羅斯民間傳說中，死亡之水（也稱為治療之水）能治致命傷口，能將屍體的被切斷部分連接在一起，但不能使其復活，復活則還需要生命之水。]的古老的民間故事，但是講故事的人卻弄顛倒了：生者被灑上了死亡之水，死者被灑上生命之水，再不能分辨誰活著、誰死了，誰該埋葬誰。 有一種偏見：莫斯科是保守的。純屬荒謬。如今，即使帶有綠色鏽蝕的老銅管樂器也在向著未來唱讚歌：《國際歌》。是啊，往事已矣，再就是灰燼，然後連灰燼也冷了。如今那些僅存於昨日的往昔生活的殘片，像是幾條在院子裡吠叫的老狗，因為它們曾經被訓誡過要對穿破舊衣服的人咆哮。只有它們，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 第八封信 是的，我的朋友，鑽頭和磁針證實：莫斯科坐落在空無之上。莫斯科有房屋，房屋之下是泥土，泥土下面是心土，而心土層之下是一個巨大的泥土泡，三倍大於莫斯科的一個圓形的空無。 一個禮拜之前，一場傾盆大雨趕著我沿一條坑坑窪窪的街疾走，從尼克斯卡亞大街走到特維斯卡亞大街。我邊走邊想：就是在那兒，在那片金合歡後面的宅第里，斯坦科維奇[尼古拉·斯坦科維奇（Nikolai Stankevich，1813—1840）：俄羅斯哲學家、思想家和詩人，在莫斯科知識圈內發起著名的哲學和倫理討論。斯坦科維奇認為，俄羅斯知識界的主要任務是促進人文啟蒙。他於27歲死於結核病。]躺在那兒思考並死去，就在那十字路口，有個賣餡餅的人曾叫賣過傳統的「圈餅」[圈餅：puffs of naught，字面意為「虛無的泡芙」。]。 突然，我清楚地感覺到了它：粘在我鞋底上，一個巨大的水泡般的圓形虛空在我們身下肆無忌憚地懸浮。一個錯誤的步伐，一個錯誤的想法——哦……不，省省你的廢話吧。我回頭看：雨水正沖刷光滑的牆。在水坑裡，在斷續的雨滴之漣漪中，莫斯科傾覆的房頂在波動。一個男人迅速經過我，頭藏在防水兜帽里，我被從他雨衣下面凸出來的公文包撞了一下。 我轉身回家。在家裡，我緊閉雙眼，雙手撫著頭，再次回到幻想中的否者國度。 你我經常爭論這片不存在者的土地是否存在。畢竟，每一個今天都有點庸俗；所有的「是者」都膨脹自大。質疑柏拉圖靈魂不朽性證明的那個肥皂泡，不大可能會相信它自己破裂後，其表面的斑斕虹彩還會存留。 然而，這個肥皂泡錯了：如果你吹它，反光雖然消失，但在其光滑曲面上被映射的事物將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此外，在映象消失時，喜愛映象遊戲的眼睛，會被迫去事物自身里而非氣泡里尋求那些東西。 請記住，阿特羅波斯[阿特羅波斯（Atropos）：希臘神話里三命運女神中最年長的一位。克洛特（Clotho）旋轉生命線，拉克西斯（Lachesis）測量其長度，阿特羅波斯則用「可憎的剪刀」剪斷它。]的剪刀不會測量那根生命線，它們只是剪斷它。舉個例子，對一個詩人而言，名字——事物的名稱，就是那事物自身，它是真實可觸的，每一個音節或半個音節都具有物性。那些所謂的事物對他來說不過是些彩色泡沫而已，唯當那些事物的反光消失、從生命中墜落下來時，事物的名字才開始渴望它們的本體，並向著否者之地朝聖。是的，為了開啟在字行和詩節之間的存在，事物必須終止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存在：名稱僅僅提及那些不再存有的事物。 否者之地召喚我很久了。我從不能抗拒它的魅力。我曾企圖離開否者，加入是者，但現在不行了：古老的灰燼溫暖著我，我卻感覺冰涼刺骨。 昨天，我碰巧讀到別雷的《阿爾巴特》[別雷的《阿爾巴特》：指別雷關於阿爾巴特街的回憶錄。他記錄了19世紀末他在這條位於莫斯科中心的大街上成長的日子。科爾扎諾夫斯基於1922年開始住在阿爾巴特。]，在文中，他談到不久的過去，談到不久前還存在的事物。但是，當我腦海中仍活躍著他描述的阿爾巴特，走到真正的阿爾巴特街時，我馬上就發現，想找到那些已終止存在之物的一丁點印記都是不可能了。我感到很惱火。到頭來，那些「是者」的石頭也不比蠟更堅實；三十年過去，一切都被重新改造了。 詞語更為堅韌。我只舉一個例子：在馬洛塞卡街，現在夾在高樓之間的，是奇蹟創造者聖尼古拉小教堂（Church of St. Nicholas），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教堂。很久從前，當它不是被磚砌建築而是被楓樹林包圍時，它被稱為「楓林中的尼古拉」（Nikola v Klennikakh）；後來於1504年，人們砍倒了所有的楓樹，為造刀劍而建起兵器庫，此教堂就被稱為「劍刃中的尼古拉」（Nikola v Klinnikakh）；最後，取代廢棄的兵器庫的是一個煎餅屋，尼古拉擺弄這些字母，開始稱自己為「煎餅中的尼古拉」（Nikola v Blinnikakh）。因此這個名字的字母步調一致，帶著它的詞根穿過了五個世紀而不改變節奏（klenniki，klinniki，blinniki），只是稍微變換髮音。 我是多麼熱愛莫斯科郊區那些有帳篷形屋頂的鐘樓和小木頭教堂，比如所羅門拿亞·斯朵洛茲卡（Solomennaya Storozhka）的那座，或坐落於巴斯瑪茨金的童貞女祈禱堂：它們都在一定距離之外，遠離生活，如今已不復存在，但它們那精雕細刻而成的帳篷式圓頂，仍伸向空無一物的天空。它們比那些擠在四圍的、知道如何存在的事物更清楚：如何以其不存在而更持久地存在。 我最喜歡的是屋頂陡峭的克魯提斯基塔[克魯提斯基塔（Krutitsky Tower）：一座17世紀的塔樓，表面貼有兩千餘種不同顏色的琺瑯瓷磚。1788年，葉卡捷琳娜大帝廢除了克魯提斯基教區，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它主要用作軍營。]。它很不容易被發現。靠近卡莫—克萊茲斯基街，在混亂的卡門斯契卡街和克魯特斯基幾個巷陌之間一條狹窄的小巷盡頭，它造型纖巧，其表面帶裂紋的釉下面是褪色的荷蘭式瓷磚，塔身懸浮在一個拱門的雙層圓弧之上。在左邊，沿著高牆的是一些白色球胸鴿型廊柱，支撐著曾經連接克魯提斯基塔和五圓頂的聖母升天堂的廊頂。 我永遠不會厭倦在頓斯科伊（Donskoi）、丹尼洛夫斯基（Danilovsky）和拉扎瑞斯基（Lazarevsky）公墓的十字架和墓碑之間徘徊，讀取那些古老的發霉的文字。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莊園庫什克沃（Kuskovo）的幾十英畝土地上，最讓我感動的是一個古老的大理石基座（位於房子左側的路邊），上面刻的是「維納斯」。然而基座上並沒有維納斯——雕像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毀了——只剩下一隻大理石腳和她腳趾的精緻輪廓。這就是那兒的全部，但我記得，我佇立了很久，冥想著不在那兒的東西。 否者之地每天都在擴張；教堂怯怯的鐘聲響亮，時不時地與城市的叮噹聲和隆隆聲交織在一起，提醒我們，這個並不存在的國度里最為缺無者是誰：上帝。走過教堂，我有時會覺察到某個人偷偷摸摸的目光，然後他怯生生地輕觸他的帽子，他的手從前額滑過胸口、肩膀：我們就這樣向可憐的親戚們致意。 多爾茲[多爾茲（Viktor Dolidze，1890—1933）：出生於喬治亞的俄國音樂家。]現在居住的特沃斯卡亞街29號曾經是卡拉姆津[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1766—1826），俄國詩人、短篇小說作家、歷史學家。著有感傷故事《可憐的麗莎》，講的是一個善良的農家女孩被一位誠摯卻軟弱的貴族誘惑又拋棄，最後自盡的故事。]的家，後者創作了《可憐的麗莎》，28路電車能把任何想去里茲諾貨運站的人帶到距麗莎的池塘不到幾百步的地方：就在那兒——還記得嗎？——她死了。 我跳上了28路電車，很快就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臭氣熏天的池塘旁，它如一個圓形的黑污漬沉入蜿蜒的岸。這就是麗莎的池塘了。五六個矮木屋背對池子，有人將污水直接潑進去，污穢不堪。我轉身走了：不，不，我必須回到否者之地。 第九封信 親愛的朋友，昨天我想寫信給您——但沒能寫。即使此刻，我也無法召集詞語。我知道莫斯科會魔住人，但它居然鉤住了我，我承認，這真讓人始料不及。 所有的事都發生在昨天，一瞬間——在下午兩三點之間。之前有很多次，在去伊帕特耶夫斯基巷的路上，我會走下這條小街，想去欣賞位於尼基特尼基的那座建於17世紀的喬治亞的聖母堂：它高聳的、比例勻稱的帳篷式圓頂上帶有石頭裝飾的天窗，就像洞察之眼；矮小的走廊上飾有童話浮雕；大膽的四邊形構造，牆面有古怪的石頭裝飾。但是無論我什麼時候經過教堂，它都是鎖著門的——它總是關閉的，台階荒寂——空無一人。自從我知道那裡有莫斯科最後的聖像畫家西蒙·烏沙科夫[西蒙·烏沙科夫（Simon Ushakov，1626—1686）：俄國聖像畫家，他以一種非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方式來對待傳統的主題。]的畫作：《聖頌天使報喜》（1659）及《樹旁聖母》（1668），我就嚮往已久。 在得知管理員開放教堂的時辰後，我趕緊去伊帕特耶夫斯基巷，以便在三點鐘抵達。但是當我到了特維斯卡亞大街時，路被堵住了。我忘了（我很少讀報紙），這是莫斯科頻繁舉行政治遊行的時間。望不見首尾的人流伴隨著管弦樂隊一隊隊肩並肩行進，切斷了我的去路，我不得不等。 說實話，我很惱火。當然，之前我遇到過這類莫斯科遊行，我知道，它會耗很長時間。我掏出懷表：分針一格一格滑過，我會遲到的。但也沒辦法。時間過去了，人流還在涌動。我瞥了一眼人群的頭頂（我討厭群眾，成百上千雙腳的重踏讓我懊惱），但在人群之上是另一種奇異的、明亮而一致的生活。成千上萬的字母排列在橫幅上，以金色隊列向我直衝過來。您還記得我曾寫過的字母瘋了的那封信嗎？就是那些擠在莫斯科的牆上和柱子上的混亂的字母。這兒，字母是完全不同的：它們排列規則、有節奏、虛張聲勢，是一種莊嚴的印刷符號在遊行；它們意識到了隱藏在自身中的能量，不斷在人群中行進、行進，就像軍隊頭頂上的另一支軍隊。 我放低目光，直到現在我才看清那些面孔：有老年人也有莽撞的青年，但奇怪的是，雖然他們年齡各異，但他們的眼睛都因同一個年輕的——哦，說不上年輕——同一個乳臭未乾的新世界而放光。我耳朵嗡嗡直響，無法聽清那些詞，我也沒功夫去讀那些印在紅條幅上的金色標語，但主要內容我是知道的。是的，我知道。 漸漸地，隊伍變得稀薄了，最後一支管弦樂隊的六隻喇叭和一個鼓自以為是地尖叫著——道路暢通了。 我機械地繼續前往伊帕特耶夫斯基巷。但是，當老看守人帶著晃來晃去的鑰匙為我打開聖母堂的門，然後那些金色和赭色的面容從半昏暗中向我游過來時，我突然明白，我不再需要這些了。我把一枚硬幣塞入那位老人僵硬的手指，迅速走下台階。在我身後，一隻沉重的掛鎖咔嚓鎖上。 是的，都過去了。 第十封信 最初，十字架是用來釘死人的：據說在被釘死的人中，一個偶然的神出現了。後來，十字橫木上的血被鍍金，十字架被吊起放置到圓拱的頂端。人們不得不仰臉，才能看到它們。一開始，人們還仰望，後來就不抬頭了，因為沒有時間。人人都知道那些金屬符號不能再彌合萬物了，它們無法將形形色色的生活統一為獨一的生命了。愛，仍是一如既往的混亂且業餘。 很快，甚至那些在襯衫里藏著一個小十字架的人，也學會了雖住在十字架附近，卻忽視它。 一個人只有被埋入土，他帶黑框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時，他的名字才會與十字架重逢。然而現在，它不再被稱為十字架了（老排字工們都知道這一點），它只是一個「死亡標誌」。革命前的最後幾年，死亡標誌被禁錮在鉛字盤的方形隔間裡，好像很羞愧，將它小小的黑色橫樑藏進括號的掌心。像這樣：（†）。但後來，括號也被關閉，鉛字盤小隔間的中間排空了：「死亡標誌」死了。 現在，懸浮在莫斯科之上的是一個奇怪的空中墓地：兩千個死亡標誌，它們的橫木陰鬱地跨越在一座要麼忽視它們、要麼遠離它們的城市。 基泰格羅德有許多非常奇怪的教堂，例如尼古拉大十字教堂，或前面提到的喬治亞的聖母堂。這些教堂分兩層建造：上面一層是巨大的石帽形狀，做教堂用；底層是一個普通的貨物地下室。建築者需要一個堅固安全的倉庫來儲存貨物，以保護它們「遠離邪惡」（如17世紀後期的法案所記錄的），就用一座教堂來罩住。他的推定是：敬畏上帝的小偷，不會從敬畏上帝的教堂倉庫的建造者那裡偷東西。於是，那天上的「彼」就被造出來為地上的「此」提供方便。 我的朋友啊，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古怪的問題：我們的心靈把它面前的事物分成「那些」和「這些」，分成感官官能之外的東西和感知之內的東西；「這些」是內在於生活的東西，而「那些」是超越的東西；「這些」是清楚的、活生生的近景；「那些」是模糊的、不可及的遠景。 對人的頭腦進行分類，你會發現它們常常以相反方式運作，這取決於它們的紋路。某些腦子會努力將事物從「那些」轉化到「這些」，而別的腦子會從「這些」挪移到「那些」。如果我稱那些試圖把「那」轉變為「這」的人為「由彼入此者」（that-into-thisers），稱那些把「這」變為「那」的人為「由此入彼者」（this-into-thaters），命名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 再說說莫斯科吧：莫斯科一直關注於「此」，即它圍城裡的生活；「此」是它唯一的建造，它只用「彼」來罩住它以驅邪；它的寫作總是關於「此」，現在如此，以前如此。莫斯科作家中最具莫斯科性的作家亞歷山大·奧斯特羅夫斯基[亞歷山大·奧斯特羅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1823—1886）：俄國劇作家、散文家，俄國現代劇院的創建者。]，當他住在河畔區[河畔區：指莫斯科河南岸、克里姆林宮對面的一大片土地。19世紀，居民主要為商人和小公務員。奧斯特羅夫斯基在他的《河畔區筆記》（1847）中為自己發現了一個未知地而歡欣，他記下它的名字和位置：「就它的居民而言，也即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語言、舉止、風俗和教育水平，一切都籠罩在神秘中。」]（Zamoskvorechye）時，他為自己發現了一個新的地方而驕傲——河畔區。 所有的莫斯科人都是天生的「由彼入此者」，就連卡莫夫尼車斯基巷21號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們也都還不是「由此入彼者」。[托爾斯泰主義者們（Tolstoyans）：指從托爾斯泰思想中誕生出的一個理性主義派別，強調如何在淡化宗教的情況下過一種理智的德行的生活；卡莫夫尼車斯基巷21號：1882—1901年間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住所。] 所有的普魯塔克們的尖筆和鋼筆通常偏愛「由此入彼者」——他們乃是英雄人物，蠻有力量以唾手可得的「此」換來遙不可及的「彼」。 但如果有人想為始終如一的「由彼入此者」立傳，他應該從拜訪謝苗諾夫斯科耶公墓（Semyonovskoye Cemetery）開始。在大路附近，你能看到一座墳墓，它彎曲的黑色墓碑上刻著這樣的文字： 吃有益健康的食物， 在新鮮空氣中鍛煉身體。 該安歇的時候，也就是晚上， 要在大開的窗下入睡。 停止自我治療。 投入大自然懷抱， 善哉。 我尊重一切完滿的東西：我站在彎拱的黑墓碑旁，脫下帽子。 第十一封信 難怪聽沙皇告解的老莫斯科的牧師西爾威斯特（Sylvester）ter）說，「人必須照神意活著。」莫斯科虔敬地遵守這一訓誡：在它的石殼內，它擁有所需要的一切；它的「為了全世界」（orbi）也只是「為了這座城」（urbi）[教皇的祝福Urbi et Orbi，意為「為了這座城（羅馬）和整個（天主教）世界」。]；甚至那些一般理論，比如唯心論和唯物論，也都在莫斯科的殼中被莫斯科化了，從「那些」變為「這些」。 例如，有人已經討論過「莫斯科唯心派」[莫斯科唯心派：其最具影響力的成員有索洛維約夫（1853—1900）、謝爾蓋·特魯貝茨科伊（1862—1905）和列夫·洛帕廷（1855—1920）。]。然而，我現在感興趣的不是莫霍瓦亞街上的建築，而是古老的克里姆林宮及其商業區；不是晚近的浸染日耳曼主義的哲學理論，而是從卡利塔[卡利塔（Ivan Danilovich Kalita，1304—1341）：莫斯科王子，弗拉基米爾大公，史稱「俄羅斯土地的第一位收集者」。]和聖塞爾吉烏斯[聖塞爾吉烏斯（Saint Sergius，1314—1392）：莫斯科附近謝爾吉耶夫鎮的聖三一修道院的創始人和神父。]、伊凡四世和蒙福的巴茲爾[蒙福的巴茲爾（Basil the Blessed）：又稱聖愚人巴茲爾，安葬於莫斯科紅場的聖巴茲爾大教堂，約在1580年被正式封為聖徒。]時代開始的原始的觀念論和唯物論。 在克里姆林宮及基泰格羅德城牆的橢圓形環抱中，這片雛形莫斯科的狹小空間被克里姆林宮東牆分成為二個小城區：克里姆林宮及其商業區基泰格羅德。在克里姆林宮，人們建造了教堂和軍營；基泰格羅德則建起了商店和倉庫。在克里姆林宮，士兵們會見神父；在基泰格羅德，則是商人與顧客會面。 我始終認為，對於士兵們，永生的信念是絕不可缺的，這樣以「此岸」之生命換取「彼岸」之永生才比較容易。誠然，在精密而成熟的頭腦看來，為自己的事業（它比為之捐軀的人活得更久）而戰的想法，是可以代替個人永生信念的。但對於職業賣命的德國僱傭兵，或註定要為別人的事業而死的莫斯科軍人來說，這一切還不夠。 這就是為什麼要在臨近營房的地方，幾乎是牆挨牆地建造教堂；這就是為什麼革命前的俄羅斯士兵會得到七十五個戈比，以及永生的保證。 難怪帝國的統治需要組織士兵服役，還需要一種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也可以解釋獨特的克里姆林宮唯心論的出現（我只給你一個粗略輪廓罷了）。 但是就在它的旁邊，越過這堵牆，幾個世紀以來，這裡生長出一種典型的、基泰格羅德式唯物論：如果某個士兵確信自己堅不可摧，靈魂不朽——這信念如一個觀念升起，背後拖著整個唯心論的三位一體（靈魂不死、自由意志、上帝）——那麼，商人則堅信實物，相信那些決定一個商人價值的純粹的物質前提。據一些外國人的說法——比如奧爾魯斯[奧爾魯斯（Adam Olearius）：德國學者、旅行者，霍爾斯坦公爵派往駐俄國的大使秘書，於1647年出版俄國紀行。]、赫伯斯坦以及寇伯——基泰格羅德六七百家可憐的小商店的老闆生來就是商人或中間商；他們是「貨郎」（thing people），擅長兜售和銷售這樣或那樣的物品，即使是最好的外國商人也難以與他們競爭。基泰格羅德巨大的厚壁倉庫不是為了「精神現象」「影子」或是「精神的他物」（唯心論者這樣定義物質）而建造的，而是為了那最真實的物質，它已被分解成各式各樣的貨物。沒有人能把「精神現象」關在沉重的雙重鎖鏈之下。 這對我來說很清楚：基泰格羅德的商店櫃檯是基泰格羅德特有的唯物論的第一個講壇。 第十二封信（明信片） 這封信是我的最後一封了。我只需喚醒我的詞語，它們此刻正折磨我。大約一個月前我注意到，我的主題在信封中感覺擁擠：它在我筆下不斷繁殖，就像莫斯科一樣擴張，生出新的枝條。 我不得不訴諸厚厚的筆記本：我已經寫滿了兩個本子。這項工作幾乎占據了我所有的時間，更重要的是，還占有了我全部的意願。 那麼——停下來吧。您不要生氣：您知道，我的脾氣一直如此。 第十三封信 親愛的朋友，您讓我多麼吃驚！我正伏案工作時，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信：您的筆跡，您的簽名，除此之外，都不像您的風格。您平靜地告訴我，您已經列印了我的十二封信，並把它們轉寄給莫斯科的一個編輯部。我很氣憤：您，居然這樣做！ 我必須快點，一分鐘都不要浪費，我立刻狂奔去編輯部取回我的信件。我當時肯定焦慮壞了，因為我順著林蔭大道飛奔時，我的心臟開始劇烈跳動（我有心臟雜音），我不得不坐到長椅上。 安靜的人們安靜地經過。孩子們忙著在秋天寒涼的沙子裡挖東西。我的緊張消退了。我紛亂的思緒變向了，我只能相信它們。 首先，我的想法告訴我：你究竟有何損失？一些紙片罷了。最重要的東西都在你的筆記本里。 此外，編輯別人思想的人，有他自己特別的探針，他們永遠不會在你的隻言片語間找到他們的莫斯科，他們不會為一個外來之人的外來的思想而煩惱：他們會忽視它，像忽視別的東西一樣。 但是，我的想法又補充道：你已經三十七歲，幾乎算是一位老人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像往常一樣繼續生活，在沉默中咬緊牙關。你可以的。只需記得，很快，你就沒有什麼可咬了。 隨後我的思緒走遠了，我獨自一人留在寒冷的秋天大道上。暮色漸濃。我這樣坐了很久。 它們又冒出來：是時候了，該是你成為莫斯科人的時候了！至少部分地。這裡，每個人的話語都敞開著。去成為莫斯科人吧！難道你害怕瑞伽蒂絲的眼睛？ 我站起來，拖著沉重步伐離開：不是去取信，而是遠離它們，回家。 現在，我給你寫信。 作為一次經歷（Pratica）：既然你以你的書信（或我的書信——我不再能區別兩者）開始這場冒險，你就得完成它。我只請求：刪除日期和我的名字。 好吧，也許這樣最好；詞語一旦從你的筆下掙脫，就會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如孤兒——它們自有其命運。如果這些詞語能轉一個一千英里的圈，又回到莫斯科，那麼這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我們——詞語和我——都是外來者、外省人。 我剛剛想起一些事：尤克維奇[尤克維奇（Pamfil Yurkevich，1827—1874）：唯心主義哲學家、莫斯科大學哲學教授、索洛約夫的導師。]教授，一位久居莫斯科的人，與當時還是哲學講師的索洛維約夫一起走過迷宮般的街道。這位老教授用他那根多節的手杖敲打一塊富有教育意義的馬刺石，說道：「年輕的朋友啊，當康德說棍子是一個自在之物時，不要信他，不，棍子是為他人準備的。」 好吧，也許他是對的。我琢磨，明天我該不該把我的康德拖到蘇哈烏卡[蘇哈烏卡（Sukharevka）：莫斯科一個有名的舊貨市場。1812年莫斯科大火，拿破崙軍隊撤退之後，莫斯科總督宣布了一項法令：發現者即是所有者。無論誰在哪裡找到了什麼，都可以保留或賣掉，但只在周日、在蘇哈烏夫塔旁的廣場上。該市場在1925年被關閉。]。您認為如何，會有人買嗎？ 上述信件的收件人生活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請求我為這些信件找個出版商。 在告知了我的通信人已接稿《郵戳：莫斯科》的編輯部的地址後，我又問了一些關於書信作者的細節，包括他來莫斯科之前的居住地。 作為回復，我只收到第十三封信（明顯是我們結束通信的那封信），上面沒有任何評論或解釋。 因此，那個發明了「由彼入此者」和「由此入彼者」的頗為奇怪的分類法的人，他自己究竟屬於前一類還是後一類——這對我而言仍懸而未決。 ---S.科爾扎諾夫斯基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