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孔學與經史之學

一 治《論語》者，不僅可以知孔子之學，抑亦可以知孔子之所由學與其所為學。司馬遷有言：「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詳矣。」孔子亦自言之，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此即孔子之所由學與其所為學也。試觀《論語》，自堯 舜以來，迄於吳泰伯、伯夷，下及子產、晏嬰之倫，可不謂詳乎？自孔子以前，學在貴族，古者謂之「王官之學」。孔子始以王官之學傳播於社會，於是而有「百家之言」。「家言」與「官學」相對而稱。家言者，一家之私言。以近世語述之，當稱為平民學。劉歆謂「王官之學散而為百家」，此蓋謂古代學術，乃由貴族學轉而為平民學。換言之，古代學術，乃由貴族階級下降而散播於平民社會。而孔子則掌握其轉變之樞機。故論百家，必先及於儒，而儒學則創始於孔子。孔子乃「家言」之開山，亦即古代「王官之學」之傳播人。 《史記》謂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而作《春秋》」。在孔子以前，已有「魯春秋」，有「百國春秋」，故孔子之作《春秋》，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亦日「述而不作」。則孔子之前，先已有經籍，為孔子之所學。漢人稱之曰「六藝」，又曰「六經」。然漢人之《六經》，其遂果為皆孔子以前之舊籍乎？自漢以後，已迭有知其非者。此姑勿深論。但謂孔子以前已有經籍，則斷然無可疑。而後人又謂「《六經》皆史」。清儒章學誠備論其義，謂《六經》皆掌於古之史官，史官猶如後世之書吏；史官所掌，乃略類於後世衙門之檔案。「《六經》皆史」，在章氏之意，謂《六經》即略有類於當時各衙門官方之檔案耳。《六經》既為其時之衙門檔案，故遂綜之曰王官之學。惟孔子則研求此種檔案而深思獨見，有以發揮其所涵蘊之義理，宣揚其大道，自成一家之言。後世推尊孔子，乃推尊及其所研習，而崇其名曰「經」。故就實言之，則「經學」即「史學」也。明白言之，「史學」即「官學」也。則章氏之所謂「《六經》皆史」，乃指古代之官學言，其所指並不恰當於後世之所謂史。章氏《文史通義》特有《史釋》一篇，闡明此意。彼所謂「《六經》皆史」者，其義專有所指，實不遽類於後世之所謂史籍之史也。 然「《六經》皆史」，其語亦不始於章氏，蓋上承明代王陽明之所言。而陽明之所謂「《六經》皆史」，則並不如章氏之嚴格。其義蓋泛謂經學即史學。其所謂史，殆僅指古籍言，治古籍即猶之治史學矣。孔子之學，非宗教，故不上求之於天神。非科學，故不旁究之於萬物。孔子之學，蓋本原於人文社會之演進，專就人事而推尋其義理。雖非狹義之史學，然亦非狹義之官學。用今語述之，當稱之為人文學，庶乎近是。孔子乃就古代典籍，就其歷史演變，而推尋研求人文社會之一切義理之學。故曰「好古，敏以求之」。然孔子之注意於古典籍，仍復有其注意之特點。孔子固非僅務見聞之博，記誦之廣，而惟古之求。孔子乃於古典籍中，就於歷古之仁聖賢人，闡明其所言論，所作為，而求有以會通發見於人文社會之大道。故孔子之所為學，以今語述之，固不妨稱之曰「史學」。惟孔子之史學，乃屬廣義之史學，乃泛指一種全體的人文學而言。故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固史籍也，惟此為孔子生平惟一之著作。孔子有志於此人文社會之整體，故曰「志在《春秋》」。其私人踐履之所由始，則始於為子弟之事其父兄者，故曰「行在《孝經》」。 二 然孔子之道大，孔子欲其弟子知所以扼要統宗而求之，故其告子貢、曾子，皆曰：「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曰：「顏淵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因遂自謂不如。推子貢之意，乃欲就獲聞於孔子之所言，而推類引伸，以及於更廣大更泛博，而增益其所不知。此顯為未得孔子「一貫」之旨者。而曾子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後人遂謂曾子傳孔子之《孝經》，未嘗謂曾子傳孔子之《春秋》，其語殆非無本。曾子之學傳而為孟子。孟子之學，規模較曾子為博大。然孟子亦知就於一貫之旨，以上窺孔子之所學者。故孟子能發明「性善」之旨，而大有功於孔門。 孟子之後有荀卿，其學非孟子而主「性惡」。孟子主性善，故偏言「仁」；荀子主性惡，故偏言「禮」。此皆有得於孔子之一偏。而荀子又有「法先王」「法後王」之辨。法先王必遠溯之於上古，法後王則僅自限於當世。就人性論，苟能遠以求之，就其永恆之流變與趨勢之大歸而觀，則人性之終極向善，易於證見。若專就當前現實，就短時期之演變論之，則常易使人陷入於悲觀，每僅見於人性之黑暗與人性之惡。此荀學之所由與孟異。故荀子之學，不免偏重於禮法，而忽略於教化。若就其大體論之，則孟子、荀子皆為「史學」。惟孟子直溯遠古，而荀子則偏重近世。然荀子亦言之，曰：「知通統類。」又曰：「明百王之道貫。」豈不以治史學者必溯流而窮源，始有以明其統類，得其條貫？而荀子之教人，則偏重於「知今」，而較輕於「窮古」。孔子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鬱郁乎文哉！我從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此即孔子之法後王，此實為荀子之所承。孔子亦何嘗不重當世？然孔子之學，則殊不盡於此而止。學孔子者，必知周公以前尚復有堯、舜、禹、湯、文、武，然後乃知孔子之學之所由來。荀子生當諸子競鳴之際，憂其言無統類，各就所知所見以為言，而求有以建其宗主，而為之限斷；故宗主之於孔子，亦限斷之以孔子。在荀卿之意，若復由孔子而上溯，既如墨者之言大禹，莊 老之言黃帝，知不通於統類，則將泛濫而無所歸宿。荀子乃急切以求，斬割以言。然而不能謂其不有流失於孔子之學統。 然孟、荀皆儒家，要皆知就古以求，而其他諸家，則不復盡然。蓋皆自我而作古。墨子較先出，尚亦知稱道《詩》《書》，上法大禹。墨者後學則不復治史。兼愛之說，流衍而為名辨。引而上之，則復遠本之於天志。其言頗近於西方之所謂「哲學」與「宗教」者，而於「史學」為無當。道家寓言無實，就堯 舜而上推之於黃帝，益荒唐玄遠，其去史實益甚。道、墨而外，等諸自《鄶》。或主管仲，或主晏嬰。孟子曰：「子誠齊人也，則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更引而近之，主商鞅，主申不害。此亦一法後王，亦何嘗不切己當身？此等人之於當時，如管、晏、申、商，其言論行事，亦何嘗不見有一時之實效？何嘗不足以為人所師法？然而「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百家之言，因其背於「史」而亦離於「經」，於是《詩》《書》古典籍，遂不為彼輩之所重。此又當時學術界一大分野。趨於極則終至於有韓非。韓非從學於荀卿，則知荀卿之即以後王為限斷，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然其時則復有專就古籍以為直接孔學之真統者。鷦鷯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於是或治《詩》，或治《書》，或治《春秋》，或治《禮》《樂》。彼不知孔子之所學在是，而孔子之所得則不復在是。求古而自限於古，不復足以通之今；此荀子之所為欲「隆禮樂而殺《詩》《書》」者，亦有慨於此輩而然。此輩姓名不盡傳於後世。雖其聲名湮沒，然其潛力之在當時，則亦研治學術史者所不當不知也。 三 秦之衰，漢之興，當時之學術界，大略而言，其服務於政府者，知有法律而已。法律何自來？則沿襲之於秦。其號為深遠莫測者，則高談黃帝、老子。黃帝、老子何所語？曰：莫大於「無為」。無為而不可不為則奈何？曰「一仍舊貫」。若是，則仍守後王之法，仍知循秦人之舊而已。於是荀卿、韓非、老子，乃匯而為一流。其游食於諸侯王者，有文學，有縱橫，有神仙。彼輩之所見聞，上之曰陸賈，下之曰蒯通；上下之所通，則曰安期生，曰海上仙人。彼輩莫不指天劃地，睥睨於朝廷王國間，幾幸天下之一旦有事，而置身於青雲。否則夸宮室之壯麗，導男女之淫樂，耀藥物之珍秘，競辭賦之奢大，以圖當前游食之驕逸。彼輩蓋不得志於朝廷，因亦不安於秦舊，而上覬戰國晚世之所有，心期諸王為燕昭，築黃金台，而自居於郭隗死馬之列。蓋如是焉而止。故漢廷之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實起意於「復古更化」。「更化」者，化此晚周亡秦之覆轍。「復古」者，復於三代 堯 舜之前軌。故《詩》《書》之在當時，見稱曰「古文」。必上窺古文，始知歷史淵源。必知歷史淵源，始可以矯挽此晚周亡秦近世之頹波。則漢廷之宏獎經籍，實亦宏獎史學也。今試游心而思之，若果漢廷不宏獎《六藝》，一如秦廷之禁錮《詩》《書》，惟留黃、老、申、韓，下及枚乘、司馬相如之徒之辭賦；則中國之古史，亦將何所憑藉以復傳於後世？故漢廷之「經學」，就其實而論之，即當時之「史學」，而董仲舒、司馬遷為其選。 董、馬皆治《春秋》，皆史學也。董子之學，見之於漢廷之制度。馬遷之學，則見之於國聞之整理。其均為史學甚顯。其他諸儒，亦莫不曰「通經致用」。「通經」則溯諸古，「致用」則施之今。此不得謂其無當於孔學之一端。而流弊所趨，則有兩歧。一曰「專經」，一曰「比附」。何以謂「專經」之弊？經學必稱六籍。以近代觀念繩之，若《易經》屬哲學，《尚書》《春秋》屬史學，《詩經》屬文學，《禮》《樂》屬政治制度乃及社會風教，亦史學也。如是則支離破碎，無當於孔學之所求。孔子之所用心，則在人文社會之整體。必求於人文社會整體大道有所見，則必會通此諸端者而始有以見其全。故孔門所治，非哲學，非文學，非史學，非政治社會學。乃求會通此諸學，必上溯之上古，必下通之當代，直上直下，而發見夫人生之大道，以求實措之於當身。此「孔學」之所宗主也。若專經則割裂，知其一不復知其二。離於「史學」而言經，既非孔學之真旨；即復「聞一知二」乃至「聞一知十」，多學而識，終非一以貫之。此所謂專經之弊也。何以謂之「比附」之弊？上治古籍，有以窺見於歷古仁聖賢人之用心而實措之於當世，斯為明體而達用。不此之務，而徒援據偏辭，張皇只義，強求會通，此乃平津侯之曲學阿世。其流弊所及，則有如京氏之《易》、齊之《詩》、公羊之《春秋》，莫不上尊孔子，儕之為神，而下伍儒生於巫覡。此之謂比附之弊。於是物極必反，乃有東漢 馬、鄭之所謂「古文經學」者起而代之。 馬、鄭之學，其長在能有意於篤守經籍之本真。非通諸經則不足以通一經，故不專治。淡於用世，故不比附。雖怪誕未盡，而虛華已謝。其弊則忽忘於經籍之大用。王充氏已誹之在前矣，曰：「知古而不知今，是謂陸沉。」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使馬、鄭復立於孔門，亦極於為游、夏之徒而登峰超極矣。馬、鄭之「述而不作」，非復孔子之「述而不作」。其貌似，其神非。於是「經學」「史學」乃相離以為學。班固、蔡邕為一流，馬融、鄭玄為又一流。經、史之分，將如河、漢之不可複合，是則東漢儒者之鄙也。 四 魏 晉以下，南朝則史勝，北朝則經勝。史勝者，似文而實質，以其自沉溺於當世之事變，不能超越現代而游情於古昔。經勝者，似質而實文，以其上窮往古，可舉以與當世現實相繩竅，而有以見當世之不儘是；有所想望參比，而求有以一變當身之卑近。於是有蘇綽、王通之徒，而下啟隋 唐之光昌。 唐制襲於隋，隋襲於北周，此皆宇文泰、蘇綽之緒餘；而唐代諸賢，顧不尊蘇綽而好揄揚及於河汾之王氏。此何故？曰：蘇綽本於經而向下引致之於史，王通達於史而向上推致之於經。蘇綽之所建樹，盡於現實而止。而王通之所思慮言論者，則每每脫出於當代，寄情於玄古。經、史之末流，既一分而不可複合，則蘇綽偏近史，王通偏近經。貞觀一朝諸賢，討論政教措施，不甘長自隱於周 隋之脅下，而必上承兩漢，遠跡三代；則政法規模，雖近襲之蘇綽，而風教理據，必仍遵於王通。此亦唐人之卓識，所以成其為一代之宏制者，固非偶爾而然也。 顧自魏 晉以來，佛學東播；當時之學術界，擴而論之，不僅經、史異塗，抑且理、事分席。貞觀諸賢，伉直如魏徵，其於諍論所及，就當時之見解論之，亦極於就事論事而止。若必上窺邃理，窮探幽深，非如房玄齡，殆不堪當。故有唐一代，可以有「史學」，而不能有「經學」。可以有政事，而不能有教化。教化之與經學，當求之於浮屠，當求之於梵唄；而孔穎達之《五經正義》，遂終不為唐賢所重。唐人著作，如劉知幾之《史通》，杜君卿之《通典》，其卓卓者，皆史學也。而經學大儒，則蔑焉無聞。而遂有昌黎 韓愈氏者出。 昌黎之學，非經非史。經學非其所長，史學非其所願。乃曰「所願則在孟子」。必挽理而歸於事，必崇事而會之理。其自道所學，則曰「好古之文，因以好古之道」。「道」則貫通古今，雖非經非史，而亦經亦史。經史之所會歸，亦會歸於「道」而止。經史之所本原，亦本原於「道」而止。然而此非韓愈氏一人之所能肩之而趨者。於是而下開宋儒。 五 宋儒之學，有偏於經者如王荊公，有偏於史者如司馬溫公。荊公、溫公新舊之爭，不僅爭在政，亦爭在其所學。荊公論政，必上追三代，偏於重理想。溫公論政，則依循漢 唐近效，偏於重現實。現實與理想之分，即「史學」與「經學」之分。蘇氏 蜀學近溫公，程氏 洛學近荊公。蔡京擅權，其時則尊荊公，抑溫公。南渡易轍，其時則尊洛學，抑新學。要而論之，有宋一代之學，經勝於史，是其大趨。故唐人科舉考詩賦，而宋自荊公以下，易之以經義。此雖溫公不能違，可以覘時代之嚮往焉。 顧就本原論之，則「經學」實「史學」也。偏陷於近代，偏陷於現實，雖曰是史學之恆趨，實非史學之上乘。偏陷於古典，偏陷於舊籍，雖曰是經學之共向，亦非經學之真際。王安石自為《三經新義》，頒諸學宮，懸為功令。其所以必造新義者，夫亦曰：經學貴通今而致用。西漢之伏、董，東京之馬、鄭，其義已不足以會通之於宋世，則在宋而治經學，必賦以新義無疑。新義何自來？曰：新義雖仍一本於經，而亦緣起於世變。必不昧於世變，而又能會通之於舊統，有以見於古今百世之道貫者，而後經學之新義始立。然則經學之新義，豈不將仍求之於史學乎？荊公抱匯古宏今之大願，而有志于勒成一家言，以一新經學之面目，固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而惜乎當時之趨勢附時者，不能通荊公之所通，不能志荊公之所志，則本欲變學究為秀才，轉變秀才為學究。此荊公及身之自嘆，不徒可以見荊公之心事，亦以見治經而不能見其大，不能求其通，仍必自陷於漢人之專經比附與夫章句訓釋之舊阱，而莫能自拔也。 顧荊公本身，亦自有其偏蔽。荊公創《三經新義》，實偏重於《周官》。求荊公之用心，極其所至，亦仍猶夫荀卿之「隆禮樂而殺《詩》《書》」。荊公亦僅知會通於古今之政制，而未能重定一世之事理。論荊公之學統，近之則不越歐陽永叔《本論》與《新唐書》諸志之所陳，遠之亦仍沿北周 蘇綽之遺轍。故荊公晚年，政治趣味既衰，卜居金陵，轉依釋氏以自娛。是荊公雖遠希上古，其造詣亦殊未能卓絕唐賢，如房玄齡、裴度諸人之所養。其本原既非，而高論創製變法，宜不為溫公、東坡諸賢所悅服。故循昌黎之所想望，其先必達於盧陵與臨川；而繼此益進，又必止夫伊川與考亭。此有宋一代學術趨向所必然應有之大勢。自今論之，其軌轍蓋甚顯也。 六 蓋政制僅事理之一端，而人文社會之事理，必通觀之於人文社會之整體，乃始有以見其所以然。欲識人文社會之整體，固不能昧於古昔，專據現代；故治史者必上通之於經；而經學精神則仍必向於史而止。必待夫「史學」之窮本探源而乃始有所謂「經學」者，其意至於晦庵 朱子而始定。朱子平生努力，重於「述」，不重於「作」。而其述古之尤大者，則在其《四書集注》。自今論之，朱子之《四書集注》，即猶王荊公之《三經新義》，皆不過求為經學下新注耳。唯漢儒治經，側重於孔子之所由學、所為學，而未能真窺見於孔子之學之所得。若論孔子之學之所得，則既大備於《論語》。而《論語》之在兩漢，僅為治經籍者幼學之階梯。是漢儒治學，實乃由孔以窺經，非能循經以見孔。漢儒雖尊孔，而未能以孔尊孔，實以尊經者為尊孔也。故漢儒之學，實「經學」，非「儒學」。朱子盡精竭瘁為《論語》作注，殆是探驪得珠妙手。然《論語》精妙非可驟見，故朱子教學者由《論語》而下求之；於是有曾參氏之《大學》、子思氏之《中庸》、孟軻氏之《孟子》，合《論語》而定為《四書》；以為由是而尋之，庶乎可以窺見《論語》之真趣。故朱子之《四書》，自兩漢學者目光論之，實「儒學」，非「經學」。然儒學之在漢代，則殆非所重。而自晦翁以來七八百載之遙，學者遞有探索，又知《大學》非曾參作，《中庸》非子思作。其所創穫，若既超越於晦翁之上。而晦翁之意，則若謂學孔子者，當學之於孔子之後學，不當學之於孔子之前賢；學術所重，當重於孔子所創之儒學，而不當仍重於孔子所從學之經籍；則遙遙千古，仍少解人。故若以兩漢所治為「經學」，則宋人所求，實為「儒學」。而其間分別，必至朱子而後定。故欲尊孔子，必通朱學。朱子之學，蓋不尋之於《六經》，而直尋之於孔氏。此朱子一特識也。其尋之於孔氏者，不僅尋之於孔子之當身，而遍尋之於孔子之後學與繼起。此又朱子一特識也。故朱子於《四書》之後，又特提西漢 董氏、隋之王通氏、唐之韓氏，而下及於宋代濂溪 伊 洛諸賢。此猶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之遺意。由是論之，朱子之學之最要精神，仍亦一種「史學」。朱子蓋亦一種由史以通經之學。 論儒學之精神，必知孔子之所謂「好古敏求」，不自我而作古。何以謂之自我作古？如治墨學，必推極於墨子。於墨子以前，雖若猶有所尊，則曰大禹，然大禹之所以為大，則既荒遠而難稽；治墨學者又必上推之於天志，天志則更渺茫而無著。如治莊 老道學，必推極於莊 老。莊 老而上，則別無可尊矣。曰黃帝，曰神農，伏羲，其為荒遠也益甚。曰自然，則已非人文社會以內事。治縱橫則祖蘇、張，治法術則祖管、商、申、韓，治名辨則祖惠施、公孫龍。此數子者，皆可謂之自我作古。「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真理既在我，則何妨由我而作始哉？獨孔子之為學則不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自述所得，乃得之於前人，而非得之於本己。故學古學者必治史，必不自我而作始。亦不當以孔子為限斷。故朱子雖推尊《四書》，而《四書》之上，仍不能不有《五經》。而朱子之於《五經》，其見解又獨為超越。 朱子曾自注《易》矣，而曰：「《易》為卜筮之書。」朱子曾自注《詩》矣，然於《詩》之《風》則曰「此男女淫奔之詩也。」朱子於《詩》《易》，自許能推翻前人窠臼，直探《詩》《易》之本真。其於《書》，朱子曾疑《古文》，又知《尚書》特史之一種，其間多天文、地理、算數、名物，當詢之於史學專家，故委其弟子蔡沈氏為之注，蓋未親自致力。其於《春秋》，蓋謂孔子作《春秋》，乃孔子當時所見、所聞、所傳聞之近代史實。學孔子者，亦當各自注意於其本身當時所見、所聞、所傳聞之近代，始有當於孔子作《春秋》之遺意。故欲就溫公《通鑑》創為《綱目》，即此以為《春秋》矣。昔司馬遷學於董仲舒，得《春秋》微旨而作《史記》。後世通其意者殆為朱子。溫公則直接《左傳》而成《通鑑》。溫公之用心，重史不重經。故朱子必欲就《通鑑》而作《綱目》者，其微旨正在此。其於禮樂，則謂禮樂當隨世而變，不得位則無可制禮而作樂；故僅寫為《家禮》，曰以傳其子孫。故朱子於《五經》，其見解之通達透闢，上較荊公，已超出甚遠。元 明以來，遂一尊朱子，即以朱子之《四書》《五經》懸為制舉之功令，而盡舍荊公，不復采其所謂《三經新義》者，是亦不得謂後世人無別擇也。 孔子又有言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然則吾儕逆推朱子當時之意，豈不亦曰：我欲了解孔子，與其了解之於孔子以前之古經籍，尤不如了解之於孔子以後治孔子學者之思想遞變之史跡之為更有據、更可憑，為更深切而著明乎？則朱子之學，豈不亦可謂其重視「史學」尤甚於重視「經學」乎？曰：是則又不然。朱子之於當時，則既盛推洛學，而輕視溫公。其於荊公，猶多推挹之辭，獨於蘇氏 蜀學更多鄙斥。即在其交遊朋友間，亦極推南軒，而深戒東萊，謂其「以史學授後進，乃將教壞了後學之心術」。則朱子之學，若又明明重「經」不重「史」。陳龍川與朱子往復辨難，更可以征「史學」與「經學」之分際所在。蓋史偏於事，經偏於理。在朱子之意，吾儕之所欲了解於孔子者，在求能了解孔子所明之理。在孔子則就其當時之事而見理，在吾儕則貴能各就吾儕當身所遇之事以求理。故朱子繼伊川而言「格物窮理」。在伊川、朱子當時之所爭，蓋尤用力於爭儒、釋之疆界。儒、釋所爭在理不在事，故必能深造于格物窮理之學，乃能挽回魏 晉以來佛學之囂張，而重返之於孔子之真。然格物窮理，實非初學急切所能冀。在朱子之意，若謂吾儕今日所求之理，其大體仍將不背於孔子當時所明之理。何者？此人文社會之整體，既未有所大不同於孔子與今日之間，則孔子當時所發明於此人文社會之理，豈不將仍通於今日？我儕之所務，既在就人文社會之整體而研尋其事事之理，則格物窮理固不妨與讀書明理兼途而並進。故宋儒之學，至於程 朱，就實正名，當曰「理學」。理學者，因其主於就人文社會而求其事事之理。宋儒乃因於重視尋求人文社會事事之理而尊孔，非即奉孔子以為人文社會一切事理之準則。故於讀書明理之外，尤主格物窮理。惟孔子以來，儒家之學，固無不重視於尋求人文社會事事之理者；而此所謂理，雖因社會之變而有其變，亦因社會之同而有其同；故程 朱雖主格物窮理，亦無害於其又主讀書明理之相輔而為學。惟專就讀書言，則程 朱之意尤重視夫《四書》。程 朱之於《四書》，蓋不啻兩漢諸儒之於《六經》。故縱謂《四書》乃宋儒程 朱一派所尊奉之新經典，亦無不可。然則孔子尊《六經》，而程 朱尊《四書》，謂其貌離而神合，亦無所不可矣。 七 然即由此而復啟宋儒之爭點，是為陸 王與程 朱之爭，亦即後人所謂「心學」與「理學」之爭。宋儒之學，既重在求明夫人文之理，既重在沿孔子之成規而求明夫此人文之理，則試問孔子之所明於此人文之理者，今又當於何而求之？曰：孔子則求之歷古之仁聖賢人，求之歷古仁聖賢人之言論與行事，就其言論行事而得其用心之所在，而有以深見夫彼歷古之仁聖賢人者，其用心乃有其條貫，有其大同。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無亦曰即貫之於我之此「心」之與歷古仁聖賢人之「心」之大同，而成其為條貫者。此在孔子則謂之「仁」，曾子則謂之「忠恕」，孟子則謂之人心之「敬」與「愛」，謂之人性之「善」，而人文社會種種之理則胥由此而出。然而今人之心則猶古人之心。愚夫愚婦之心，則猶古之仁聖賢人之心。故陸 王乃主反身求之，即心即理。於是「《六經》皆我註腳」，是不啻謂「經學」即「心學」矣。 孔子之學，本主「好古敏求」，固未嘗謂反身而求之於吾心而即得。然孔子言仁，言一貫，其所得者固不出於吾心。曾參、孟軻乃由此而暢發之。則陸 王固不可謂其無當於曾參、孟軻之所傳。曾子之言「忠恕」，孟子之言「敬愛」，豈不猶如象山之言「吾心」，陽明之言「良知」乎？然而陽明又言「《六經》皆史」者則何居？豈不為歷史不外乎人事，而人事全本於人心？無此心即不復有此事。故治「史學」當以「心學」為主。人心之積而為史心。無所見於人心，而謂有所見於史心，天下無此理。無所見於史心而治史，則史者一堆堆之事變，亦曰陳人之陳跡而止耳。故陸 王之心學，必主於人事與世變。象山重篤實踐履，陽明重事上磨鍊，此皆偏重於人事與世變，其實則猶之伊川、晦翁之格物而窮理。惟陸 王之意，格物窮理乃其末，反求之人心者乃其本。必先有見於此心，而後可以運此心以格物而窮理。如是則陸 王之所側重，雖在於人事與世變，而不主遠求之於往古；乃主反身切己，即求之於當前本身之所遇。如是則孔子以前之《六經》，乃更非陸 王之所重。故陽明曰「《六經》皆史」，其意亦不啻謂：《六經》之所載，亦皆古人之所得於其當身之人事與世變之學耳。 然而孔子固未嘗謂人事世變之理，一一可以即求之吾心而遽得。惟孔子既言「一以貫之」，而貫之者實惟人心之「仁」與「忠恕」與「敬愛」。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亦言之：學者必由博而返約，約則必歸於吾心。陸 王單刀直入，即以「心學」為宗主，此不得不謂陸 王之有所見於孔學之精微；然而終亦不得不謂陸、王之有所失於孔學之博大。然陸、王之言「吾心」與「良知」，要之皆近於孔子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之教。而終亦不可謂之為孔學之本真。於是復有晚明諸儒起而矯其偏，救其弊。而晚明諸儒之所得，則若於「史學」為尤近。 八 言晚明諸儒，則必以顧亭林氏為之巨擘焉。亭林之言曰：「經學即理學也。」然隸亭林於「經學」，終不如謂是「史學」之尤允。梨洲、船山皆史學湛深。史學固必博稽之於遠古而窮其源，然史學亦終必切證之於當世而見其實。而其時則適滿清入主，文網之嚴，使學者不敢昌言近代當身事以賈禍。故晚明史學終不昌，其末流則曲折以匯於乾 嘉之考證。考證則僅史學之一端。訓詁、校勘，皆考證所有事。以訓詁、校勘、考證為經學，極其所止，則鄭玄氏而止，許慎氏而止，終不出於東漢諸儒之樊籬。然而其所以為考訂之方法則甚精甚密。乾 嘉之學，蓋以治史之術治經。故所謂乾 嘉經學者，就實言之，誠亦「史學」也。惟僅為一種狹義之史學，而且為狹義史學中之微端與末節，而無當於史學之大義。其在當時之所自詡，則曰「實事而求是」。不知古書乃前人之糟粕，既不得謂之為「實事」；求古書之真是，亦非即求人生社會事理之真是。訓詁、校勘、考據，可以治古書；而非所以治人生，明事理。清儒之「求是」，乃自限於求古經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會大道之是；非能求當身事為之理之是；亦未可謂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當身之事為，舍乎人文社會之大道，更何所謂「實事」？然乾 嘉學術之偏陷，亦誠出於不得已。道 咸以降，清室文網既弛，學者遂復從東漢 許、鄭返尋而上，溯及西漢，而有意於董子與公羊。此即求為一種通經致用之學，其意已非訓詁、考訂而止矣。然董子、公羊之於西漢，雖不失為通經致用；而用之於西漢者，未必即能用之於晚清。在西漢人之所謂「通」，亦非即是晚清人之所欲通。通於西漢，大可不通於後世。所謂「通經致用」者，貴在於本諸當身近世而求其通；而晚清學人，則仍不免本之西漢之所通以為通。於是龔、魏以下，迄於康有為之徒，乃自成其為一種非經非史、非漢非宋之學，無當於事理，無當於人心，而徒自揭櫫之曰：「此經學也，此孔子之真傳也」。是乃晚清末流之學病。然若不察於此，即以晚清之學病病經學，即以晚清之學病病孔子，則又別自成為又一種不通之見矣。 九 當乾 嘉之時，經學方盛，亦有重倡「《六經》皆史」之說者，是曰章學誠。章氏之意，本在針砭當時嫥經媚經之學病，而真有冀夫實事而求是。章氏自述學統，由梨洲上溯陽明，蓋有得於期由「史學」而通「心學」者。章氏論學，力求不持門戶偏見，其論學派，自承為浙東之薪傳，而亦不菲薄浙西之所長。故亦盛推顧亭林之博古通經，而謂乾 嘉經學，則僅得亭林之緒餘，而已昧失亭林之本原。章氏自謂不失為持平之見。故謂：「朱 陸之異同，乃千古不可無之異同。」就其所分析，朱子蓋由「經學」而上進於「理學」，陸 王則由「心學」而下逮於「史學」也。 清末廣東有朱次琦，頗有意會通漢、宋。浙人朱一新，亦明夫經學、史學之分合流變。南海 康氏既師事次琦，又獲交於一新，其初講學番禺 萬木草堂，為梁啓超、陳千秋開示治學新軌，獨標「心學」「史學」為學術兩大塗轍。若循此以為學，庶亦可以上承陽明，下通實齋，尚無背於「經學即史學」之宗旨。而南海信道不篤，持守不堅，誤信蜀人廖平氏之荒言，剿襲其說而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此兩書者，非研經，乃辨史。顯已由經學而轉為史學矣。此亦途窮思變，為大勢之所趨。而惜乎康氏不自知，猶守經學之門戶，猶旁漢人家法之藩籬。於是以主觀之成見，而貌襲考訂之矩矱。其所主張，無一而是。而於是其所謂「孔學」者非孔學，所謂「經學」者非經學，所謂「史學」者亦非史學，而「理學」「心學」皆置不問。狂流所趨，至於挽近世之學絕道喪。罪魁禍首，康氏實不得辭其咎。 康氏顧獨大聲疾呼曰「我尊孔」，曰「我欲復興孔教」，而復傲然以當代之「新孔子」自居。蓋康氏之學，其用心固亦欲上溯之於孔子與《六經》，而近通之於近代與當世。惜乎其志大而才疏，其深中痼疾之癥結，乃在於急功近利，一切惟以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為迫不及待之倉皇，而不復深求之於古人之真相，抑亦不復求之於古人之真得；遂欲憑藉《六經》以為一己號召之註腳。跡近於陸 王而實不能為真陸 王，貌似於乾 嘉而又心不屑為真乾 嘉；極其所能至，仍不出荀卿之「隆禮樂而殺《詩》《書》」之意見。然固遠不足以仰望荀氏之項背。而康氏以來，乃竟未有能糾正康氏之失者。 民初「新文化運動」以還，學術界遂有疑古之新趨。其淵源所自，實出康氏。而「打倒孔家店」之呼號，亦不得謂非由於康氏尊孔創教之妄說有以相激相盪而使然。物極則必反，矯枉者過正。有所爭，而所爭者非學術。有所持，而所持者非實事。有所見，而其所見實昧吾心以為見。學術之變而為意氣，為流俗；學術之積敝，其害極於人心之喪亡而失真。此已非言辭之所能為力，所堪以挽此狂瀾於既倒矣。 一〇 然而反觀既往，孔子既為中國人傳統所尊，《六經》亦為中國人傳統所重。若天不喪中國，中國人猶有遺胤，再復得生長食息於此霄壤間，引而遠之以極於無限，我固無所知；若就近以觀，百年、二百年乃至於五百年之內，謂孔子遂可以亡失於中國之人心，《六經》亦可以棄絕於中國之學界，斯吾所未能信。苟稍有能平心以思之者，殆亦將莫之信。 然僅就學弊而言，則西漢人之尊經，乃上儕孔子於天神；此決非孔子之真相。東漢人之尊經，乃斤斤於章句之與訓解；此亦非孔門之教法。清代乾 嘉時人之尊經，經籍僅為其時所獨擅之校勘、訓詁、考訂之學之材料，人人埋首於故紙堆中，惟字形、字音、字義之是求；此亦決非孔學之宗主。晚清 康、廖諸人之尊經，其意惟在於疑經，在發經之偽，在臆想於時代之所需要而強經以從我。蓋經學至於是，已墮地且盡。康、廖之弊頗似於西漢，其意皆欲本世用，奴經術。惟西漢蒙其害，亦獲其利，故猶能維持於數百年之久。東漢 馬、鄭之徒目擊其敝，而無真知大力以為挽回；故僅不失為一經生，而猶獲稍存經籍之真相，以期待於後世。乾 嘉諸儒則不得已而為之，其於古書有貢獻，於經術無發明。論其得失，如是而止。 今若有志於孔子之學，則洵非「經學」所能盡。然孔子固曰「好古敏求」，孔子既不自我而作古，學孔子者亦決不以蔑經為尊孔。有所謂「理學」焉，有所謂「心學」焉，雖與經學相通，亦非經學之所能範圍。今人則積非成是，談古色變。一若古之不絕，則今之必亡。古今成為水火，則不僅《六經》為古書，孔子為古人，乃至吾父、吾祖而上，已莫不為古人。昔孔子《論語》，「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而「好古敏求」，以自成其所學。而若今人之意，則人之既古，斯必不仁不聖不賢，可以一概而棄絕。縱或為仁為聖為賢，亦當淡然而旁置。惟古乃為不祥之尤。而惜乎言之不可若是其幾也。今人之自詡為新學者，就詢其所學，則固無一而非古人之所遺。古今之間，又何從立此一限斷？其實今人之所主為「古今」之辨者，夫亦曰「中外」之辨而已。學於外者，雖古而皆珍，又何嘗惟古之是棄乎？故我知孔子之學，終亦必仍存於中國之人心也。 惟孔子之道大，未可一端而窺。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爰敢就其所知，略陳孔門弟子以下，孟軻、荀卿之徒，下及近世，其有志於孔子之學而從事焉者，為之辨其流變，論其得失。是亦一種「史學」也。是亦孔子「論列古之仁聖賢人」之遺意也。敬以為孔子二千五百又二年之誕辰作紀念。知我罪我，是在讀者。 （原題《經學與史學》，一九五二年九月紀念孔誕作，載香港《民主評論》三卷二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