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傳 · 附錄（一） 讀胡仔《孔子編年》
胡仔字元任，嘗輯詩話，所謂苕溪漁隱者是也。其為孔子編年，乃奉其父舜陟汝明之命。舜陸序其書在紹興八年，有曰：
孔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者，雜出於《春秋》三傳、《禮記》、《家語》與夫司馬遷《世家》，而又多偽妄，惟《論語》為可信，足以證諸家之是非。予令小子仔採摭其可信者而為《編年》。
《四庫提要》論其書則曰：
自周秦之間，讖緯雜書，一切詭異神怪之說，率托諸孔子，大抵誕謾不足信。仔獨依據經傳，考尋事實，大旨以《論語》為主而附以他書，其採摭頗為審慎。惟不免時有牽合，尤失於穿鑿。然由宋以後，纂集聖跡者，其書眾多，亦猥雜日甚。仔所論次猶為近古，故錄冠傳記之首，以見濫觴所自。
余讀其書，採摭頗廣，而考訂則疏。其所引皆不舉其出處，厥為一大疏失。先秦古籍，其可信與不可信，往往相差甚遠。睹其書名，即可逆揣其可信之程度。胡氏書既將所引書名全略去，又有所引異書而綴之同條之下，其為牽合穿鑿尤甚。並僅有編次，不加考訂，更見其疏。蓋自《史記 孔子世家》以下撰寫孔子傳者，惟此為第一部。自朱子出而學術界考訂之功遂日臻精密。胡氏書在朱子前，可見濫觴所自，固不得以後人著述體例相繩也。
又其書雖以《論語》為主，而編入《論語》諸章亦備見疏失。舉其易見者：如《論語 八佾》篇子入太廟章，胡氏書編入魯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孔子之始入魯太廟，決當在此以前，並當在年少時，故或人譏之曰鄹人之子。若在孔子五十一歲之年，已在魯為顯仕，或人固不當以鄹人之子譏之。此則細誦《論語》原文而可知其非矣。
又如《論語 先進》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胡氏書編入魯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今按本章當編次於孔子五十歲前初期講學時，則情辭宛符。今編次於孔子晚年後期講學之時，則顯與《論語》本章原文不合。孔子之問四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知其時四子皆未獲用於時。及孔子仕魯，行乎季孫，子路已為季氏宰。及孔子晚年反魯，冉有亦已為季氏宰，方大見任用。孔子何為在其後又有如或知爾之問？子路冉有之對，核之在魯哀公十二年時兩人之仕歷與地位，遙為不稱，此亦細誦《論語》原文而可知其非者。
又如《論語 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章，胡氏書編入魯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此可謂大背情實。此時孔子尚未出仕，子路、冉有方從學於孔子門下，無由先與季氏有緣。何為季氏將伐顓臾，而兩人為之先容於孔子。且季路、冉有兩人相差二十年，故四子言志，子路序列在冉有之前，而此章冉有轉列子路前。又孔子獨責冉有，曰：「求！無乃爾是過與？」下文亦冉有獨答，可見此事應由冉有負責。若以移列孔子晚年歸魯，冉有為季氏宰，見信用事，而子路亦同時仕於季氏，則情事適切矣。
又如《論語 子張》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及叔孫武叔毀仲尼兩章，胡氏書皆以編入魯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時孔子始出仕，尚未顯用，叔孫何為遽公然毀之於朝？抑且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孔子五十一歲時為魯司寇，子貢方年二十，今年尚僅十九歲，疑尚未從學於孔子。而叔孫之言曰：「子貢賢於仲尼」，可知此章當在孔子晚年，子貢見用於魯，於外交上屢著績效，聲譽方隆，故叔孫疑其賢於孔子也。
以上皆引用《論語》原文，未經細考，而可顯見其誤者。亦有引用他書，不旁參之《論語》而誤者。如季康子召冉求，胡氏書編入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此據《史記 孔子世家》。然《論語 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是冉有乃從孔子自陳反衛，必無自陳反魯之事。冉有之歸魯，當在反衛之後，不在季桓子甫卒之歲。據《論語》而《史記》之誤自顯。胡氏父子知諸家書記孔子行事多偽妄，惟《論語》為可信，而又不本《論語》以證諸家之是非，何耶？
又如孔子與於蠟賓，言偃在側，胡氏書列此於魯定公十一年孔子年五十三。其年其事，胡氏本之《孔子家語》及《小戴記》之《禮運》篇。然考《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則孔子五十三歲時子游年僅八歲。孔子五十五歲去魯，子游年十歲，其時尚未從游。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游年亦僅十六，決不遽以文學稱。孔子反魯，子游年二十三，其從游應在孔子反魯之後。《論語 先進》篇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章，下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十哲，則斷非孔子當時之語。若記孔子當時語，則十哲應稱名，不稱字。即此可證四科十哲乃《論語》編者所附記。子游決不在相從陳蔡之列，更何從侍孔子為司寇時與於蠟之祭乎？至言大同小康，所關何等重大，既不見於《論語》，則《禮運》篇亦屬可疑，此不詳論。
又如《左氏傳》魯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一長篇，下附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胡氏書引以編入孔子二十二歲時。《論語 顏淵》篇顏淵問仁章，孔子答以克己復禮為仁，明是孔子自己語，非稱引前人語。孔子以仁為教，乃孔子之最大教義，亦由孔子最先主張。仁禮並舉，《論語》屢見，若克己復禮為仁一語乃孔子稱引前人語，孔子為何抹去此前人名字不提？又孔子自所發明之重要主張又何在？王應麟《困學紀聞》據《論語》疑《左傳》是也。胡氏書引《左傳》此條，則何以解《論語》？此乃有關考論孔子學術思想之最大要端，較之何事在何年之編排，其重要性超出遠甚，而胡氏不能辨，則其書他處之不能獲得孔子生平言行之要領亦可知矣。
胡舜陟序列舉《春秋》三傳、《禮記》、《家語》及司馬遷《世家》，獨不及《孟子》。《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其去孔子為時不遠，又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故孟子述及孔子，其重要性應尤在《左傳》諸書之上。胡氏書殆因《孟子》書中語若無關於其逐事編年之具體需要，遂忽棄不加注意，是亦一大缺失。
《孟子 萬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又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此兩條發揮孔子進退出處行止之義，大可闡發。胡氏書有稱引，無考訂，無闡發，此為其書缺失所在。據《孟子》語，孔子在齊未仕，又其去也速，則斷無久淹在齊達於七年之久之事。胡氏書編列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至齊，魯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年四十一去齊反魯，前後共七年，其誤顯然。
孟子語最費研討者，為「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一語。胡舜陟序謂：「孔子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者一，而復自衛反魯。」此據《史記 孔子世家》，而實為孟子「未嘗終三年淹」一語所誤。實則孟子語當通讀其上下文，乃指孔子之出仕而言。其先在衛當逾四年，而受祿出仕則不足三年。其在陳亦逾三年，其受祿出仕亦當不足三年。及其再反衛亦滯留逾四年，其受祿而仕果亦不出三年與否，今已不可詳定。豈其於衛孝公僅公養之仕，雖亦受祿，與靈公時際可之仕不同，故孟子未嘗終三年淹之語，獨於其仕衛孝公不嚴格繩之乎！至於適葉、適楚乃屬一事，而胡氏書亦分別編年，其誤更不必辨。
要之，胡氏書僅知稱引，逐年編列，無考訂，無闡發，牽合穿鑿，一若全成定論，使讀其書者全不見有問題曲折之所在，此其所以採摭雖勤，縱若審慎，果以後起之著述繩之，終為相差猶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