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索爾的最後夏天 · 喬遷時的遐想

張佩芬　譯 喬遷不僅是意味著某些新事物的開始，而且是意味著拋棄了某些舊事物。如今在我遷入新居之際，真要衷心感謝那位好心幫我建成此屋的朋友，由於他和其他幾位朋友的大力協助，房屋才終於落成，我只能一再對他們的友誼致以謝意。 關於這幢新屋我沒有很多話可說，目前就要我對它盡情描寫、讚譽和歌頌，我覺得自己實在是辦不到，因為一件新事情剛剛邁出第一步，怎麼能夠大肆加以讚美呢？難道黃昏還不曾來臨就能夠對一整天加以稱讚嗎？當然，我們在舉行新屋落成典禮時，心裡可以抱著種種願望，也可以讓朋友們對新居的未來和我們的生活暗暗抱有種種期望。至於對新屋本身發表什麼意見，甚至作出什麼切實的報道，講述和提供自己的體會和看法，那麼還需要等待一個時期。 然而在我遷入新居時，我認為有必要追念一下我從前住過的其他房屋，這些屋子在我一生以往不同時期中給了我棲身之處，保護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感謝我住過的每一幢房子，我對每一幢房子都保存著數不清的回憶，每一幢房子都幫助我回憶起我在那裡住過的年代，給予它們各自獨特的面貌。因而，在舉行這等難得的家庭慶典時，總要先回憶往昔，追念已故者，我今天就是要回憶我們美好家庭的所有先輩，重新喚起他們在我頭腦中的形象，並且向朋友們細細述說他們的故事。 儘管我生長在充滿古老特徵的家庭里，我的青年時代卻並不缺乏教養，首先他們對我作了很多訓練，所以我始終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家庭和住所充滿了關心和愛。我對自己寓所的外貌看得並不重，我當時裝飾我居室的外表僅僅因為讓它適合自己的需要。使我感興趣和令我喜歡的並不是房間的大小，也不是牆壁、角隅、高度、色彩、地板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外表。我感興趣的只有我自己帶進房間的東西，我親自安放、懸掛和擺設的東西。 一個充滿幻想的十二歲的孩子布置第一間自己單獨居住的房間並不是根據任何欣賞趣味和裝璜藝術；原始的趣味卻比所有一切裝璜藝術更為深刻得多。就這樣，我十二歲那年，自豪地在我父親的寬大住宅里第一次分得一間屬於我個人的房間，我簡直沒法安排這間又高又大的房間，我並沒有嘗試用顏色或家具把房間布置得漂亮而舒適，而是先考慮床鋪和衣櫃的位置，其他諸如此類的家具就難以照顧了。相反，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屋子裡的幾處地方，它們並非有什麼使用價值，而是我視它們具有神聖的意義。那些擺設中最主要的是我的斜面寫字桌，我早就想有這麼一張寫字桌，現在終於得到了。最重要的是這張寫字桌的斜面蓋板下有一個空間，這是我的寶庫，裡面收藏著許多我努力奮鬥才得來的秘密戰利品。這是一些別人不需要的東西，沒有人肯花錢購買它們，它們對任何人都毫無意義，對我卻具有紀念價值，甚至其中的一部分還具有魔術意義。這批收藏中有一個小小的動物頭蓋骨，我也弄不清它的出處何在，還有一些乾枯的樹葉，一隻兔子的腳爪，一片厚厚的綠玻璃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玩意兒，它們靜靜地躺臥在斜面蓋板下幽暗的洞穴里，除了我沒有人見過它們、知道它們，它們是我的財產，我的秘密，它們對我來說比任何其他財富更具有重要意義。 僅次於這個秘密倉庫的地方是斜面書桌上端那一小塊平面，這裡經過我一番裝飾已不再顯得特別狹窄，但卻流露出一些炫耀做作的味道。對這塊平面，我不想加以掩飾，而是要賣弄一番，因為這裡必須壯麗美觀，除去鮮花和大理石裝飾品之外，還必須放上照片和其他畫像，而我最熱切的願望是在這裡安放一座雕像，不管什麼樣的雕像都行，抑或只是一座只有三寸高的雕塑也可以，不管是人體像，還是頭像都行，我這個願望如此強烈，以致有一天我終於偷了一個馬克，花了八十芬尼買了一座小小的胸像，一座陶製的威廉皇帝青年時代的半身像，這是一件毫無價值的粗製產品。 我十二歲時所具有的欲望直至我二十歲時還仍保存在身上。因此我生平第一次自己掙錢，也就是我在蒂賓根當書店學徒時所得的報酬，便全部用來購了一座由普拉希特利斯雕刻的海爾米斯(1)的雪白的石膏像。若是在今天，我絕不會把這樣一座胸像放在房間裡作擺設的，而在當時我對它懷有強烈的感情，同我兒童時代對那座陶土的皇帝胸像的感情一模一樣，它是一座富有肉感的、具體的、可以摸得著的自然仿製品，似乎具有一種原始的魔力。雖然海爾米斯的石膏塑像比那座皇帝的胸像看來更為華貴，但是從欣賞趣味來看，卻實在無法證明它具有什麼根本性的進步。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說明，我在蒂賓根當學徒的四年中，對於房子和居室仍然是一貫地毫不在乎。我的蒂賓根寓所在海倫貝格街，四年里我一直住在那裡，那是我父母親在我抵達那裡時為我安排好的。 房子坐落在一條毫無吸引力的街上，我住的那間冷清清、空蕩蕩的房間是在這幢沉悶難看的房屋的底層。雖然我喜愛美好事物，但是住在這種住宅里倒也無所謂了。其實那裡也談不上是什麼「寓所」，因為我從早到晚始終都在外邊，在書店裡，等我回家時，天色大都已經昏暗了。我只求一個人清靜、自由地讀書和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此外便無所需求了。當時我也不懂什麼樣才是「美麗的」房間，只知道經過裝飾就算是美麗的了。至於裝飾品，我倒有很多。牆上釘著許許多多大照片和從各種畫報或出版廣告上剪下來的小圖片，至少有一百多張男人的畫片，這些都是在某一方面令我崇拜的人物，那幾年我始終沒有停止這一收集工作；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為了選購一幀蓋哈特·豪普特曼的畫像，如何嘆著氣付出一筆當時看來很大的價錢。那時我剛剛讀完他寫的《漢奈蕾升天記》；此外還有兩幀尼采的照片，一張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鬍子相片，目光向上凝視著；另一張是油畫原作的照片，是尼采病重時畫的，兩眼深陷，神情茫然若失，蜷縮在一張戶外的軟椅上。當時我經常站在這幅畫像前。再有便是方才已經提到的海爾米斯像以及一張蕭邦的放大照片了。除了這些裝飾，我在沙發上端的半面牆上，還照學生的樣子排列整齊地、對稱地掛了兩排菸斗。這裡也放了一張斜面書桌，在它那黝暗的洞穴里仍是一些不值錢的東西、機密的東西，它也是我的寶庫，是我從平淡的人間世界逃避進來的魔術王國；唯一的區別在於其中不再是頭蓋骨、兔子爪、挖空的七葉樹果和玻璃片，而是各種本子和零散的紙張，上面寫滿了我創作的詩歌、幻想故事和論文雜感。 一八九九年秋天，我那年二十二歲，我從蒂賓根來到巴塞爾，首次開始嚴肅而熱情地從事造型藝術工作：我在蒂賓根時期的空閒時間，全都貢獻給了文學和文化工作，尤其對於歌德和尼采作品的研究簡直是達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到巴塞爾後，我的眼界更開闊了，我開始注意建築藝術和美術作品，並很快成了行家。當時在巴塞爾接待我，並且幫助我提高修養的那一小部分人中，尤以雅各布·布克哈特(2)對我的影響最深，布克哈特已於不久前去世，他在我後半生中逐漸取代尼采而占據重要地位。我居留巴塞爾的幾年中也首次開始嘗試把臥室布置得美觀和諧，那時我在巴塞爾老城租賃了一幢奇特房屋的一間原本十分漂亮的房間，房裡有一個很大的老式釉磚壁爐，一副古色古香的氣派。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而滿足。房間確實很漂亮，卻從來沒有暖和過，儘管在那個大壁爐里燃燒著大堆的木材。窗下那條看來很僻靜的街道自清晨三點鐘起就有許多牛奶車和運貨車從阿爾班門方向駛來，轟隆轟隆地駛過石板路面，奪走我的好夢。因而不久之後，我便逃出了這個漂亮的房間，搬遷到現代化的郊區去了。 從這時起才開始了我一生的新時期，我不再經常輕易地搬家，而是定居在這所我喜歡而且覺得對我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房子裡。這些年中，從我一九〇四年第一次結婚，到我一九三一年遷居卡塞·布特梅爾，我一共住過四幢住宅，其中有一幢還是我自己建造的。我今天還一直在思念著它們。 如今我不會再搬遷到一幢討人嫌或者說是不起眼的屋子裡去了。我已見識過許多古老的藝術，我曾到過義大利兩次，因此也改變和豐富了我的生活。我辭別了以往所擔任的職務而結婚了，我同時還決定將來要完全定居在鄉下。對於這些決定：選擇居住地點，選定我們將來居住的房屋等等，我的第一位太太起了很大的作用。她認為最有意義的是過一種簡樸的、鄉村式的、健康而又儘量清心寡欲的生活，同時在一切簡陋之中卻又要住得非常舒適，也就是說房子必須坐落在美麗的環境中，可以看到美麗的風光，但這種美麗又必須十分富於特色和高貴，而不是平平庸庸的。她的最終理想就是一幢半是農家、半是華貴的鄉村別墅，屋頂鋪著青苔，房間寬暢，周圍都是古老的樹木，大門前儘可能要有一道潺潺流動的泉水。我也完全有同樣的想法和希望，這當然是受了太太的影響。 於是我們便去尋找這幢已設想好的房子。最初我們在巴塞爾附近尋找了一番，因為這裡到處都是美麗的村莊，接著我們在第一次拜訪住在愛密斯霍芬的艾米爾·斯特勞斯(3)時，第一次看見了博登湖，最後我太太在巴登的恩特湖畔一個叫蓋恩霍芬的村子裡發現了一幢空著的農舍，農舍面對一座鄉村教堂，中間隔著一個幽靜的小廣場。當時我正住在卡爾夫老家，和父親、姐妹們住在一起，正在寫作長篇小說《在輪下》。我同意妻子的選擇，我們租下了這座農舍，每年租金是一百五十馬克，當時在我們看來是極便宜的。我們從一九〇四年秋天開始布置新居，開始時碰到很多困難，讓我們非常沮喪，從巴塞爾託運的家具、床鋪遲遲不到，我們等了又等，每天都到湖邊去等候從肖夫霍森開來的早班輪船。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了，等得我們心急如焚。我們把二樓那些房間裡粗大的屋面梁漆成深紅色，把樓下兩間最漂亮的房間貼上了本色的松木護壁板，牆邊那座堅固的火爐就是所謂的「藝術傑作」：這是一堵用綠色舊釉磚砌成的牆，上端呈一條粗糙的長凳形的台座，從廚房裡通過來的灶火使它變得很暖和。這裡成了我們餵養的第一隻貓的窩兒，我們管這隻美麗的雄貓叫加塔梅拉塔。 總而言之，這是我的第一個家。確切地說，我們只租用了這幢房子的一半，另一半是倉房和牲口廄，還都由那個農家自己使用著。這幢木架房屋的居住部分的底層是一間廚房和兩間住房，有巨大釉磚火爐的那間比較大，是我們的起居室和餐廳，我們沿著半邊牆壁擺了一溜粗糙的長板凳，背靠木板壁坐在那裡是很暖和、很舒適的。隔壁那間比較小的房間是我太太的領地，放著她的鋼琴和書桌。一架很粗糙的木板梯子可以通到二樓。上面那個大房間相當於樓下的起居室，開著兩個成對角的窗戶，望出去可以看見教堂和湖濱景色的一角，這間便是我的書房，裡面放著一張大書桌，是我當時定做的，也是留存至今的那些年代裡的唯一物品，當然這裡也少不了一張斜面書桌，房間四周堆滿了書籍。進門時要當心那高高的門檻，一不小心就會在低矮的門框上撞痛腦袋，這樣的事故已經發生過多次。年輕的史蒂芬·茨威格來訪時，一進門至少躺了一刻鐘才緩過氣來，他情緒過於激動，走得太急，使我根本就來不及提醒他注意門檻。二層樓還有兩間寢室，再上面就是大閣樓。房子周圍並沒有花園，只有一小片草地，草地上栽有兩三棵小果樹。我在房前挖了一溜花壇，種下一些醋栗樹和幾種花兒。 我在這幢房子裡住了三年，我的大兒子出生於此地，我的許多詩歌和短篇小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的。在《圖畫書》和一些其他著作中都對我們當時的生活作了一些描寫。後來我們所住的一些房子就沒有再像這所農舍那麼討我喜歡，因為它畢竟是我的第一個家啊！它是我們新婚夫妻的第一個隱蔽所，是我從事專業寫作的第一個正式工作室，它使我第一次獲得定居的感覺，當然同時也不時產生被俘虜、受規矩限制和約束的感覺。這裡是我自己選擇作為家鄉而第一次沉入美麗夢境的地方。我在這裡創作和奮鬥。而一切只是花了極少、極儉樸的代價。房間裡的每一枚釘子都是我親手釘下的，而且都不是花錢買來，而是從我們託運行李的木箱上起下的，我把它們一枚一枚在房前的石階上敲直了。我用麻屑和紙張把二層樓牆壁上的裂縫都嵌平了，然後在上面漆上紅漆，為防止住房四周那些低劣的土壤板結，為使剛栽下的花兒不被曬死，我費盡了心血。我們竭盡青年時代的全部熱情安排這座住宅，對自己的行為充滿了責任感，為此我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進去了。同時我們也曾經嘗試讓自己在這幢農民住宅里過一種鄉村的、自然的、單純坦率、沒有城市氣息和不時髦的生活。這種思想和理想引導我們的生活變得像羅斯金和莫利斯(4)的生活，也像托爾斯泰的生活。我們的嘗試一部分成功了，也有一部分失敗了，可是我們兩人都做得非常認真，一切都是懷著真誠和犧牲精神去做的。 每當我想起這幢房子，想起在蓋恩霍芬村的那幾年生活，就有兩幅景象、兩次經歷清晰鮮明地出現在我眼前。第一幅景象是一個溫暖的、陽光燦爛的夏日清晨，也就是我二十八周歲生日那一天的清晨。一清早我就被一陣驚人的聲音吵醒了，我慌忙穿上襯衫跑到窗口，只見窗下站著我的朋友路德維希·芬克赫，他召集鄰村一幫人組成了一支鄉村吹奏樂隊，正在演奏一首進行曲和一支讚美詩，號角和單簧管在陽光下金光閃閃。 這是我想起蓋恩霍芬故居時必然聯想起來的第一幅景象。第二幅景象也同樣和我的朋友芬克赫有關係。這一次我也是從睡夢中被嚇醒的，不過是在半夜裡，窗下站的不是芬克赫，而是布希勒，他通知我說，路德維希·芬克赫為自己的新娘購買的小房子不幸失火了。我們沉默地穿過了村莊，看到火光映紅了天空，眼巴巴地望著這所小巧別致、剛剛造好、油漆過、布置妥當的小房子，在頃刻間化成了灰燼，房子的主人正蜜月旅行在外，明天一早就要偕同太太歸來。瓦礫堆在冒煙，餘燼還在閃著火光，我們卻不得不上路了。我們得去接芬克赫夫婦，向他們敘述這場災難的實況。 我們和這所農舍告別雖然花去了很多時間，但還算是輕鬆的，因為我們早就決定了自己蓋一幢房子。這方面各種各樣的理由是很多的。首先是我們可以和外界少接觸，過簡單儉樸的日子，使我們每年都能儲蓄一些錢。其次因為我們很久以來就盼望有一所真正的花園，而且是建立在比較開闊、比較高的地帶，可以讓我們眺望遠處的景色。還因為我太太體弱多病，加之如今又有了一個孩子，以致浴池、燒水鍋爐之類的奢侈裝置也不像三年之前那麼無關緊要了。我們考慮過、討論過，倘若我們的孩子要在這地方長大，那麼讓他們在自己家的地板上、自己的房子裡、自己家的樹蔭下生長是最為美好和妥當的。我不知道我們兩人是如何形成這種看法的，不過我們夫婦對這一看法確實非常認真。也許這僅僅是濃厚的小市民家庭觀念，雖然我們兩人對這種看法並不很強烈——其結果是我們敗壞了那幾年獲得的豐富果實；或者這也是由於農民意識在其中作祟吧？我自認為我的農民意識其實並不很牢固，即使當時也是如此，可是自從托爾斯泰以來，也自從耶勒米阿斯·高特海爾夫以來，早在當時德國就已展開了頗為活躍的從城市逃避到農村去的運動，這些人要求在農村過一種以道德和藝術為基礎的生活，而這個美麗的信念也在我的腦子裡模模糊糊地形成了，並在我的小說《彼得·卡門青特》中得到表現。我已記不清自己當時對「農民」一詞作何理解，就連今天我相信自己也不會解釋清楚。我恰好是和農民相反的人，也就是說（按照我的天性），我是一個流浪漢、獵人，一個沒有住地的人和一個孤獨者。是的，我當時所想的從根本上來說和今天所想的並無多大不同，如今我把「農民——流浪漢」視為對立，而當時是把「農民——城市人」看作對立的，我對農民氣質的理解是：不單是遠離城市，而且首先是接近自然，準確地說，這種氣質引導人們去過一種並非按照理智，而是順從本能的生活。至於我的農村意識，僅僅只是理智這一事實，對於我本人並無任何妨礙。我們的愛好常常具有一種驚人的偽裝才能，也給自己的世界觀套上一層假面具。我在蓋恩霍芬生活階段的錯誤並非在於我對農民氣質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抱有錯誤的觀點，而是由於我的一部分思想意識引導我所努力從事的事情和我本人的真實欲望完全不相符。我太太的意識和願望究竟對我抑制到什麼程度，我也說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在最初幾年中，我得承認她的農民意識比我更強。 總而言之，我們作出決定購買土地，計劃蓋一幢住宅。一位從巴塞爾來的建築師，我們家的朋友興德曼先生承擔了興建事務，大部分建築款項是從我岳父母處借來的。當時土地很便宜，我記得，每平方米只要兩三個銀幣。就這樣，我們在博登湖畔的第四年上終於買下一塊土地並蓋起了一幢美麗的住宅。我們選中了離村莊較遠的一塊地方，可以一覽無遺地眺望恩特湖的風光。我們可以望見瑞士河岸、賴興瑙島、康斯坦茨教堂的鐘樓以及遠處的山巒。新住宅比原來的農舍更舒適更寬大，還專門為孩子、女僕和客人設了房間；還定做了衣櫃和箱子，用水也不必像從前那樣從水井裡汲取，而是裝上了自來水管，底層還有儲藏酒類和水果的地下室，還有一間專為我太太洗印照片用的暗房，此外還有這種或那種漂亮和舒適的設備。我們搬進新居後也碰到了一些叫人頭痛、讓人心煩的事。下水道經常堵塞，廚房水槽里的髒水非但排不下去，還有溢出來的危險，一直等到我和喊來幫忙的建築師兩人肚子貼地地躺在住宅前，用竿子和鐵絲重新挖通了排水管道，才免除了危險。不過總的說來我們的日子過得還愉快，我們的日常起居和從前一樣簡樸，不過多少有點兒小的奢侈品，這是我過去連做夢都從未想到的。我的書房裡建起了一個藏書室，新添了一個大書櫥。四面牆上掛滿了畫。我們現在結識了許多藝術界的朋友，這些畫中一部分是我們自己買的，另一部分則是朋友們饋贈的。馬克斯·布希勒離開後，這年夏天我們的客房裡住進了兩位慕尼黑來的畫家：布羅邁爾和雷納爾，我們很合得來，至今還是好朋友。 我很想把書房裡的火爐改裝得講究些，於是砌起了一個巨大的綠釉磚爐子，這樣就可以不停地添煤燃燒了。我們為這隻火爐費了不少勁，建造過程中，有一次我還將整整一車釉磚退回給工廠，因為這些釉磚上的綠釉沒有我訂購時所見到的那樣綠和漂亮。不過恰巧就是這個火爐給我們顯示了一切舒適設備的陰暗面和技藝的精美：這傢伙確實很暖和，但是稍微有點兒南風便會有煤氣漏出來，簡直無法加以驅散。有一天爐子裡面突然爆炸了，那一聲巨響我至今還記憶猶新，當時書房裡頓時滿是煤氣、煙霧和煤屑，大家趕緊把爐子裡的煤塊撥出來滅掉，然後趕到兩小時路程外的拉多夫采爾去喊爐匠，接著便有好幾天不能使用爐子和書房。這種事連續發生了三四次，有兩次我在事故發生後立即出門旅行去了，幾乎是沒等爆炸聲和煙霧消盡，我就拿起手提箱跑開了，我在拉多夫采爾請好爐匠，便動身赴慕尼黑，我是那裡一家雜誌社的出版者之一。總而言之，這種越出常規的事情是時有發生的。 和房子幾乎同樣重要的事情對我來說便是花園了。我還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花園，於是我在屬於自己的地基上修了一所花園，園內的草木全都由我自己安排、種植和照料，這種事我過去也已干過多年。我還在花園裡修建了一間用來堆放劈柴和園藝工具的棚屋，花園中的小徑和花圃的位置是我和一個老農的兒子共同商量規劃的，我們栽了一些樹木，其中有栗子樹、一棵菩提樹、一棵桃樹和一棵山毛櫸樹，還種了一些醋栗和好看的果樹。果樹苗在冬天時受到兔子和小鹿的啃食而毀壞殆盡，其他樹木則都長得很茂盛美麗。當時，我們花園裡的草莓、覆盆子、菜花、豌豆、萵苣豐盛極了。此外我還種了許多天竺、牡丹，而在那條長長的林蔭道兩側，我種了數百枝極大的向日葵，在它們腳下則是上千棵呈現不同層次紅、黃相間的金蓮花。我至少在蓋恩霍芬和伯爾尼居住了十年，這期間我獨力種植、照料著我們的蔬菜和花卉，給苗圃施肥、澆水，清除路上的雜草，甚至連全家需用的柴火都是我自己鋸斷和劈開的。這些都是很美好的和富有教益的工作，可是到最後總是都變成了沉重的奴隸勞動。如果把農務勞動當作遊戲，那麼這些農活卻都是很不錯的，但是當它們成為習慣和責任時，樂趣便消失了。霍哥·巴爾(5)根據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材料所寫的書，對我這一段蓋恩霍芬時期的曲折道路作了十分詳盡的描繪，儘管它們稍稍過於直率，並且對我那位朋友芬克赫有點不敬。我在這裡確實獲得了極多的溫暖，並且較他所想像的具有更多的情趣。 此外，那周圍的環境景象制約、歪曲，甚至糾正我們的想像，同時給我們內心深處對於生活的印象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以致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羞於回憶我們在蓋恩霍芬的第二所住宅。直到今天我還能極清晰地描繪出花園的面貌，我可以清楚地說出我的書房以及書房外寬闊陽台的每一個角落，可以指出當時每一本書所放的位置。對其他房間裡的情況，由於事隔二十年，我就難以敘述清楚了。 我們當然都確切地記得我們這一安居樂業階段時的生活環境，我們房前有一棵寧靜的、獨一無二的大樹，它也是我們家的，這是一棵蒼老挺拔的梨樹，我特地在樹下安放了一條長凳，我勤勞地耕耘、修整、裝飾我們的花園，不久我的大兒子就拿著小鏟子跟著我在花園裡嬉戲了。可惜我們認為是永久的東西卻未能恆久保存。我為蓋恩霍芬耗盡了精力，卻覺得它對我已不再具有什麼生活意義，我開始經常出門作短期旅行，外面的世界如此廣闊，我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夏天旅行到了印度。當今的心理學家們認為熱心於放蕩不羈是一種所謂的「逃避」，當然對於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也是一樣。不過我這樣做也是一種嘗試，以便能獲得雞零狗碎的體驗。一九一一年夏天我動身去印度，直到年終才回到家裡。不過這一切仍未能令我滿足。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不滿足從內在的緘默發展到了外表，這種情況在男人和女人間本來是很容易發生的。我們已經生了第二個、第三個兒子，我們的大兒子也到了上學年齡，我太太不時想念著自己瑞士的故鄉，還想搬到城市附近去住，這樣可以多接觸朋友和音樂，於是漸漸地我們經常想到出售這所住宅，讓我們在蓋恩霍芬時期的生活成為一段插曲。一九一二年，時機終於成熟，有一個人想購買這幢房子。 我們在蓋恩霍芬生活了八年後，要搬到伯爾尼去了。我們當然不會搬到鬧市區，否則就未免太過於叛離我們的理想了。我們希望在伯爾尼附近找到一所安靜的鄉村式的房子，類似我的畫家朋友阿爾培特·威爾第幾年來所居住的那幢特別美麗的古老莊園。我從前曾去過幾次伯爾尼，每次都去看他，他那幢坐落在伯爾尼附近的漂亮的、稍顯凌亂的房屋和花園實在是中我的意。總之我太太一直想念她青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對伯爾尼和伯爾尼的習俗，甚至伯爾尼的莊園都非常喜愛，至於我的情況呢，看到那裡有威爾第這樣的朋友，於是也就同意遷到伯爾尼去了。 當我們果真從博登湖畔搬到伯爾尼後，一切情況遠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在我們遷居伯爾尼前幾個月，威爾第和他太太相繼得病並很快就去世了，我到伯爾尼參加了他們的葬禮。這時便形成了這種局面，倘若我們想遷居伯爾尼，那麼最好就是接收威爾第的住宅。我們心裡都不大願意這麼做，因為那裡剛死了人，未免太晦氣了。我們想方設法在伯爾尼附近另找一幢，但是總找不到符合我們心意的房子。威爾第的住宅並不是他的私產，產權屬於伯爾尼一個顯貴家庭，我們可以接替威爾第續租，連同屋裡的一些家具，威爾第家的狼狗朱西，我們也可以一併留下。 房子坐落在伯爾尼的梅爾辛布爾路，就在維第希柯芬宮的上方，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都是我們這類人的最理想的住宅，也正是我們自從巴塞爾時期以來久已有之的想法的實現。這是一座純屬伯爾尼風格的鄉村別墅，有著圓圓的伯爾尼式的山牆，一種強烈的不規則性給這座房子增添了一種特殊的吸引力，我們覺得這座房子混合著農民和貴族的特徵，給人以舒適的感覺，它就像我們自己設計的那樣，樸素和高雅參半，是一幢典型的十七世紀的建築，側屋和內部結構則具有拿破崙帝國時代的藝術風格，庭園裡古樹森然，其中一棵巨大的榆樹幾乎把一幢房子整個兒地罩住了，那是一幢充滿奇妙的角隅和空地的房子，這些角隅和空地有時候令人愉快，有時候卻讓人感到似乎有鬼魂在飄遊。別墅還附帶一大片農田，農田分配給一家佃戶照管著，我們的牛奶和種植花草的肥料就是這家農戶供給的。花園位於住宅南端，兩排石頭台階對稱地坐落在花園平台的兩側，花園裡有許多美麗的果樹，此外，離住宅二百步左右處有一片被稱之為「叢林」的小樹林，那兒長著幾十棵老樹，其中有些極漂亮的山毛櫸樹聳立的小小的山丘上，似乎是在居高臨下地轄制著周圍的環境。屋後有一座美麗的石頭井台，水聲潺潺。朝南延伸的大遊廊纏滿了縱橫交錯的紫藤，站在遊廊里可以縱覽附近的風光和遠處樹木蔥蘢的山峰，只見一座山頭聯結著一座山頭，從透納福貝爾到維特霍恩，像一條鎖鏈似的一覽無餘，中間是巨大的少女峰群。我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夢中之屋》里，有一段描寫同這幢住宅和附屬的花園非常近似，這部未完成作品的書名是為了紀念我的朋友阿爾培特·威爾第，因為他有一幅極富特色的畫用的也是這個題目。住宅內部還有許多極其有趣而珍貴的東西：美麗的老式壁爐、家具和種種裝飾品，極雅致的帶玻璃罩的法國座鐘，高高的綠玻璃古鏡，你往鏡前一站便像看見了自己的一位祖先，還有一座大理石壁爐，每年秋天黃昏我都要坐在這座爐邊烤火。 總而言之，這裡的一切比我事先想像的更為好些——儘管從一開始它就蒙上了陰影和不幸。因為我們新生活的開始正好是威爾第先生和太太的死亡之時，所以原來是有一個不祥的預兆的。然而我們遷居初期還是大大享受了這所房子的種種長處，那些無與倫比的景色，汝拉山脈的夕照，美味的水果，伯爾尼的舊市區，我們有一些朋友住在舊市區，可以到他們家聽聽美妙的音樂，可惜這一切後來我們便慢慢捨棄了，變得興味索然了。幾年之後的一天，我太太才告訴我，她一開始雖然和我一樣對這幢古屋十分著迷，卻常常感到恐懼和不安，害怕自己會突然死去，害怕有鬼魂出現。後來，壓力慢慢來臨，我改變了我迄至那時為止的生活，其中一部分還受到了徹底摧毀。在我們遷居伯爾尼還不到兩年，世界大戰爆發了，它摧毀了我的自由和獨立，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危機，迫使我重新建立自己的全部思想和全部工作，造成了我的小兒子——三兒子——長期纏綿於病榻，給我的太太帶來了精神病的徵兆。由於戰爭，我的工作過度緊張，精神上也越來越感到絕望，我以前感到幸福的一切東西也漸漸地破碎了。戰爭後期，我這偏僻的房子裡連電燈也沒有了，我常常只好黑燈瞎火地閒坐著。我們的錢慢慢地用完了，經過長期艱難的生活後，我太太的病終於發作了，不得不長期住在療養院裡；我們這個具有過於寬敞而荒蕪的伯爾尼住宅的家庭幾乎難以支撐下去了，我不得不把孩子們送進寄宿學校，一連幾個月，我和一個忠心耿耿留在我家的女僕孤孤單單地呆在荒涼寂寞的房子裡，倘若沒有我的戰時職務，我恐怕早就遠走高飛了。 到一九一九年春天，我這個職務也終於完結了，我又成了自由的人。我離開那座自己住了將近七年的著了魔的房子。我發現自己在和伯爾尼告別時心裡毫不難受。我看得很清楚，只有從事精神工作，我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一切工作中我首先考慮的是我的文學工作，我只依靠文學生活，既不怕家庭解體，也不考慮手頭拮据，甚至把一切置之度外。這項工作倘若不成功，我也就完了。我坐火車前往盧加諾，在索倫哥呆了幾星期，到處尋找房子，最後在蒙太格諾拉村找到了卡薩·卡摩采別墅，並於一九一九年五月遷進了這座別墅。我只從伯爾尼運來書桌和全部書籍，因為其餘家具全都是租賃的。這裡是我迄今所住房子中的最後一幢房子，一共住了十二年，最初四年是整年居住，後來就每年只在溫暖的季節里來住。 如今我又要和這幢漂亮得驚人的房子告別了，這幢房子對我有重要的意義，從某些方面來說，它是我生平居住過的房子中最別致、最漂亮的房子。其實我在這裡一無所有，我也沒有占用整幢房子，只租用了四間房間中的一間小的，因為我現在不再是房屋主人和一家之長了，既沒有房產、孩子，也沒有僕人了，不再需要呼喚狗和照料花園了。我現在是一個可憐的、一貧如洗的文人，一個衣衫襤褸、令人生疑的陌生人。我依靠牛奶、米飯和通心麵為生，衣服也都破了，秋天時，從樹林裡采些栗子等果實回家當作晚餐。但是很幸運，這次嘗試是成功的，儘管這些年代生活十分困難，卻過得很美好，有成果。我好似從噩夢中覺醒過來——前幾年的生活真是一場持續很久的噩夢——我盡情吸取自由、空氣、陽光，享受孤獨和工作的樂趣，第一個夏天裡我就寫了《克萊因和瓦格納》以及《克林格梭爾》，解除了內心的緊張不安，使我得以在冬天時開始寫作《悉達多》。就這樣，我沒有消沉下去，我再度振作起來，全力投入工作，證明了自己還有工作和集中精神的能力。這一場戰爭並沒有如我自己所害怕的那樣，把我的精神搞垮。戰爭的幾年中，倘若沒有許多朋友一直忠誠地給予援助，我也許在物質上不能維持很久，工作也會無法開展。沒有溫特圖爾那位朋友的支持，沒有親愛的西阿邁森一家人的幫助，我的情況將會更糟，柯諾·阿米特對我的交情更是深厚，他收留了我的兒子布魯諾。 於是我在卡薩·卡摩採住了十二年，關於這座房子和花園的情景，我在《克林格梭爾》和其他作品中都作了描寫。我曾十多次替這所房子畫素描，我腦子裡一直在探索它那複雜而奇特的外形。特別是在最後兩個夏天，我為了向它告別，曾從遊廊、窗口、陽台各個角度描繪了它的各種景色，尤其是一些美得驚人的角隅和花園裡的矮牆。這座豪華的住宅是摹仿巴洛克式獵宮建築的。七十五年前由一位台新納爾州的建築師所設計，除我以外還有許多人租用過房間，可是沒有人像我住得這麼久，我還相信，沒有人像我這麼愛它，對著它微笑，並且把它看成是第二故鄉。整個建築充滿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活潑生動的趣味，它克服了許多地形上的不足，使自己這座既莊嚴、又滑稽的住宅具有豐富多彩的外貌。房屋正門前有一道富麗堂皇的、具有舞台色彩的華貴石階通往花園，花園裡有許多平台，其間點綴著台階、斜坡和矮牆，一直向下深入到一個峽谷里。花園內所有的南方樹木都長得極其茂盛，它們盤根錯節，身上爬滿了紫藤和松蘿。住宅本身幾乎完全為村莊所掩蔽。從山谷往上看，它那台階形的山牆和小鐘樓高高聳立在寧靜的林脊上，完全就像是艾興多夫小說中的一所鄉村宅邸。 十二年中，這裡也有些變化，不僅是我的生活，而且連屋子和花園也有所變化。花園深處那棵莊嚴的老洋蘇木，是當時我所見到的最大的樹木，每年的五月上旬到六月間它總是繁花似錦，而在秋、冬兩季則以紫紅色的莢子呈現出一派奇特的風貌，這麼一棵大樹卻在一個深秋的夜裡為颶風吹倒了。我在《克林格梭爾》中寫到的那棵巨大的夏木蘭樹就生長在我的小陽台前，它那幽靈似的白花幾乎伸進了我的房間，有一年卻在我離家外出時被砍伐了。當我隔了很長時候，從蘇黎世轉回家時，發現我家原來那扇頂呱呱的大門真真實實地不見了，卻築起了一堵矮牆，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好似在夢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他們事先也不和我打個招呼，便作了上述改建工作。不過這一改動倒也了卻了我的煩惱，我進出自由，比從前更為方便了，因為我不是這裡的主人和家長，而只是一個單身漢而已。我在經歷了巨大的災難後，在這裡度過了痛苦的艱難歲月，有時候我常常完全忘卻自己的職務，許多年中我聽任自己沉溺於孤獨的最深處，也忍受著孤獨帶來的痛苦，我寫了許多詩，繪了許多畫，吹著自我安慰的肥皂泡，就像我青年時期遇到麻煩而別無其他辦法時所做的那樣。為了向這幢房子表示感謝，我常常歌頌它，為它畫像，想方設法地報答它，報答它過去所贈給我的。 倘若我永遠停留在孤獨狀態之中，我就不可能再找到一個生活伴侶，那麼我大概也永遠不會再離開這座卡摩採住宅了，儘管這所房子對一個年事漸長、身體漸弱的老人來說有許多不便之處。我曾在這所童話般的房子裡忍受過嚴酷的寒冷和其他種種痛苦。因而後來幾年中我腦子裡常常出現下列想法，卻從未真的下決心去做：我要不要再搬一次家，再買一幢房子，或者租一幢房子，或者乾脆自己再蓋一幢，新房子可以讓我的老年過得更為舒適、更為健康。但是這些僅只是希望和想法而已，從沒有付諸實施。 這時這個美麗的童話般的奇蹟發生了：一九三〇年一個春天的黃昏，我和一些朋友坐在蘇黎世的「拱門」里閒聊，話題轉到房子和建築問題時，我也提到了不時出現的關於房子的想法。這時B先生突然笑著對我說道：「你是該有房子啦！」 我當時認為這不過是一句笑話，是酒喝多了以後的一個善意的笑話。但是這個笑話後來卻成了真事，我們當時認為開玩笑、夢幻似的房子現在已告落成，房子又寬敞又美麗，足夠我後半輩子享用。我精心安排，反覆布置，以供我終身之用，這個「終身」這回大概可以肯定無疑了。 有關新屋的故事要留待以後再寫，因為現在才住進去。今天還輪不到描寫它。我們要和大家碰杯，我們要用目光向所有給予我們幫助的朋友表示謝意。我們要為他們，也為我們的新屋乾杯。 * * * (1)　普拉希特利斯（Praxiteles），四世紀希臘雕塑家，《海爾米斯和酒神的嬰兒》是他的著名作品，這裡描寫的塑像當然是複製品。 (2)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歷史學家，尤以關於文化和藝術史的研究著作聞名於世。 (3)　艾米爾·斯特勞斯（1845—1903），瑞士書商和出版商，黑塞的私人朋友。 (4)　約翰·羅斯金（1819—1900）和威廉·莫利斯（1834—1896），均為英國作家，改良主義者，主張建立理想社會。 (5)　霍哥·巴爾（1886—1927），德國作家、批評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曾避居瑞士，成為黑塞的好友。這裡說的是巴爾寫的一本書《赫爾曼·黑塞，他的生活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