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錄 · ●訥筆談卷一

○《書經》辨說 △《書序》不知出於何時 《書序》不知出於何時。《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則是司馬遷之時已有之矣。故《史記》多采《書序》入本紀世家。然伏生《書》二十八篇無之。後世因孔安國《尚書序》言之，遂謂得之壁中，實不知果否。孔壁所出十六篇，人皆不見，而獨傳此序耶？今《史記注》所引馬融、鄭康成之說，蓋皆解《序》者也。 △今本《虞》、《夏》、《商書》之分不知何本 今《虞書》、《夏書》、《商書》之分，不知本之伏生所藏耶？抑本之孔壁耶？抑自東晉梅賾上《古文尚書》始若是耶？與古書所引不同。或謂孔子所定。然《說文》所引亦以《周書》為《商書》，則是後漢時尚非如今書所定也。 △《堯典》、《舜典》本系一篇 《堯典》、《舜典》本系一篇。合舜於堯者，堯舉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堯之天下，二帝一體也。史臣敘事，正如《史記范睢蔡澤列傳》，其事相因，不假強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敘堯治天下之事；「帝曰欽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舉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記舜攝位之事；「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則堯崩而舜攝位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則記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脈聯貫，如人之形體，不可增減移動。姚方興分而為二，以二十八字強增入之，如支蔓贅瘤；梁武帝駁之，最為有理。而後世終用之，使《堯典》無尾，豈復成文體乎！《史記五帝本紀》全載今《堯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會見古文而所載如此，則古文《堯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無所本可知也。況《孟子》所引，尤其明證。 △《堯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書序》之可疑者，無若《堯典》、《舜典》二序。本系一篇，何以二序？其辭語亦淺率遺漏。吾寧信經，不敢信《序》也。 △由「異哉」之解可見《孔傳》之偽 「異哉」，《孔傳》、孔《疏》俱解異為退，謂異從「巳」也。不知此字乃從「[C053]」；[C053]，用也。故蔡《傳》謂為強舉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為憑，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見《孔傳》之偽，必嘆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節與前後文不類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達四聰」，俱系敘事；而「象以典刑」一節與前後文不類，明系告諭之詞，當屬錯簡。（明楊守陳有是說） △《大禹謨》掇拾《左傳》缺語作經文 《左傳》缺引《夏書》，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四句。「九功」以下皆解《書》之辭。而今《大禹謨》乃雲「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明系掇拾缺語。後世盡為所欺。不知《書經》若果說明，缺又何必費解？缺何不全引《書》文，而乃隱其詞而詳解之乎？ △《大禹謨》鈔襲《論語堯曰篇》使有韻者無韻 《論語堯曰篇》堯命舜數言系韻語。今《大禹謨》抄襲之，卻又離而為三，用他語增飾之，使有韻者無韻，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遲，「龜筮協從」乃後世語 畫卦雖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見於《洪範》。虞、夏之際未有言筮者。《世本》謂巫咸始作筮，雖未必然，然「大龜」見於《禹貢》，「卜稽」見於《盤庚》，「元龜」見於《西伯戡黎》，而筮無聞焉。「龜筮協從」，乃後世語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馴。（《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受命於神宗」語謬 《舜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為堯，是時已歿，則禹安得受命於堯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與《尚書》他篇所言不類 《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等語，皆想像郛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即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蓋仿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闊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與《皋陶謨》不可強分為二 《益稷》與《皋陶謨》本一篇，而強分為二。蔡氏從而為之辭，謂「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範》、《禹貢》字數皆多於《皋陶謨》，而《康誥》、《呂刑》字數與《皋陶謨》相埒，皆未嘗以簡多而分也。獨分《皋陶謨》，何歟？ △《禹貢》九州之賦不以所入總數定高下 三山林氏謂「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貢》有九等之差者，蓋州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稅所入之總數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此說大誤；而馬端臨《文獻通考》采之，蓋以為然矣。余謂果以九州所入之總數而分為九等，則其數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謂「上上錯」，「下上上錯」，「錯上中」，「下中三錯」者乎？田有肥瘠，定賦者必視其田以為賦；若不論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制，蓋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貢，或七十而助，或百畝而徹；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鄉遂都鄙之異，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況《禹貢》乃堯、舜之時之制，豈得以三代為比哉！且「厥賦」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為九等，而賦豈不分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當言上中下而當言多寡也。且「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為此支離之說也。 △《禹貢》三江必有南江，與北、中兩江為三，非震澤下流之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又曰：「東為北江，入於海」，「東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則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義甚陰，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鄭康成謂「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並與南合，始得稱中也。孔口口、蘇子瞻實遵其說。然以經文「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與「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東別為沱」文勢證之，則自「匯澤為彭蠡」，「會於匯」以東，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為三水；非果如所云，合漢為北江，合彭蠡為南江也。朱子云：「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謂震澤自有三江，則潯陽不有九江乎？何潯陽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而震澤之三江獨即《禹貢》之三江乎？說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澤底定」也。夫《禹貢》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嘗必相蒙也。「震澤底定」豈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屬之震澤耶！且震澤下流之三江，當明歸有光議開松江時，己言「東江、婁江之跡滅沒不見，而松江亦與支流無別。」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間，三江已幾於皆不可見；而況《禹貢》之三江，數千年來安知其不滅沒而改易也？蔡氏之說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執郡陽為彭蠡。至參校不合，遂謂「鄭漁仲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者，得之。」又云：「『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屬往視，而是時三苗方負固，往視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說甚為可笑。不可解則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為衍文乎！止見今日一江入海，遂謂《禹貢》時必非三江入海，《導河條》云：「播為九河」。而今亦已無九河，則又何不可謂阿自大亻丕以下止為一河入海，而「播為九河」亦系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為衍文，於《導江》亦不可通。若不雲「東匯澤為彭蠡」，則「會於匯」何說？不雲「東為北江」，則亦不當雲「東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當雲「東迤北會於匯」也。是又必以「會於匯，東為中江」七字為衍文，而直以「東迤北入於海」為一句，方合今之形勢。夫己不能解，而遂疑聖人之不親見，官屬之以不知為知，經文之錯誤；淺視聖賢，余不敢以為然也。 △彭蠡非即鄱陽 彭蠡即鄙陽，無確據，而與經文不合，則彭蠡或非鄙陽也。《漢書地里志》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而蔡《注》云：「彭蠡，《地誌》在豫章郡彭澤縣東。」謂在彭澤縣東，則鄱陽可以為彭蠡；既曰「在西」，則鄱陽未必為彭蠡矣。《漢志》又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則湖漢似即今鄱陽湖，與彭蠡澤各為一地。故以《地里志》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陽也。朱子謂《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余則謂班固去古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當深疵其說也。 △歸有光三江說之矛盾 有中江則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則必有南，書法自明，文義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歸震川乃謂「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據，失之泥。」夫謂「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荊、梁、雍、豫、徐、揚、青、兗、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為近。」又言：「先儒謂『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而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系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此說尤自相矛盾。既謂震澤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則不當以浙江、岷江、松江為三江。既謂三者為三江，則於「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謂經文簡略不詳。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經書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簡略不詳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鑿，其亦異矣！ △陳大猷三江說能闕疑 論三江者，惟大猷陳氏之言為能闕疑。其說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榮澤，後堙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為一乎！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跡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跡之舊則難也。」然彭蠡終可疑。 △南江之名由來已久 朱子云：「有欲以揚州之『三江』既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余按《南史王儈辨傳》「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即贛水也。鄭氏所謂「右合彭蠡為南江」，蘇氏所謂「豫章江為南江」，皆指此也。可見南江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餘波未有名號，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東為北江入於海」，「東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屬之荊州，則豈入海亦在荊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為此異說也。 △弱水當以在刪丹者為是 弱水當以在刪丹者為是，《通鑑》所言當另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負芥」者，原未嘗言為《禹貢》之弱水。其雲「西海有水」，固謂在西域也。若指刪丹弱水，則他所言「閩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當弱水獨作浮廓語也。吐蕃造藤橋，年餘而後成，其不能載物有明徵矣。蔡《傳》因「弱」字相同，遂誤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詩》云：「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則可行舟，一則不負芥。胡為共此流，強弱不相貸？折枝投清流，載浮了無礙。理豈今昔殊，書每辭意害。驅車過橋頭，惟頌禹功大。」此為蔡《注》所誤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與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說大誤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四海者，類言之也。古之疆域惟東至於海，無論西北二方去海遼遠，既南境亦不過衡山，未嘗至於海也。閩中、南越之地，在堯、舜之時不通中國；聖人不務遠略，非如秦皇、漢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長駕遠馭為快也。侯、綏、要、荒之服，禹當時蓋已盡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東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聲教之所被也。四海雲者，極言之也，猶《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也，猶後世所謂「天涯地角」也；蓋古有其語，相承以為言耳。《益稷》云：「予決九川距四海。」《孟子》云：「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是皆豈真至於四海哉！《春秋傳》云：「寡人處南海。」楚豈真在南海哉！《禮記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大約堯、舜、三代方域所及不過此耳。宋林之奇謂「揚州曰『淮、海惟揚州』，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此說大誤。北海僅青州之北，冀州之東，一隅之水耳；亦謂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別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齊人言之則謂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兗、冀三州之間，則謂之渤海。漢之二郡，因相近以為名。冀州東西二千里，北海不在其北，僅處於東北一隅，未可雲「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且所謂「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東西數千里，而以區區之北海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揚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貢》所敘山水，衡山以南無一語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淺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蠻荒險阻，不通於上國，禹未之至也。故「荊及衡陽惟荊州」者，北至荊山，南至衡陽也。「淮、海惟揚州」者，西北至淮，東南至海也。或疑揚州之境，其南遼遠，不當不言其所至。不知聖人於蠻荒之國，視同鳥獸，未嘗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羈縻勿絕，不肯明棄之於聲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猶之衡山以南，皆為衡陽，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陽」，則語有蘊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靈，遠者亦不疑聖人之棄擲。此正帝王撫馭之方，亦禹貢書法之妙。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為當時之境，則粵西之地屬荊州（《欽定書經地里今釋》，荊州、揚州之境無今廣東、廣西），且將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為州境廣闊，則北方窮荒沙漠不毛之地，烏桓、匈奴之國，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謂「閩、越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跡之所至矣。」既雲「上古未通」，又雲「亦當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會塗山，不在會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胤征序》六可疑 《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為可疑。蓋《古文》不足信，而《書序》亦未敢以為然也。《堯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雲「羲和湎淫」，又雲「羲和廢厥職」，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蓋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國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國都者，在國都何用以六師征之乎？《胤征》巧為之辭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嘗據地拒命，則亦無事於張皇六師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廢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興師動眾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國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書序》無仲康字，不著其時。《史記》謂「當帝中康時」。《唐志》以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經世書》以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時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為據也。可疑五也。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謂「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今經中亦全不見此意，則亦工於猜度者耳。說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異。此時仲康不知實在何地：在安邑，則號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則羲和黨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陳氏大猷曲說羲和所以當征之故，至雲「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為始征；學者不疑湯之徵葛，而疑胤侯之徵羲和者，過也」。此說亦殊憒憒。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過於葛伯，而湯於葛為敵國，仲康於羲和為天子，其理勢同乎否乎？且謂「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者，《書序》之陋也。觀孟子所言，湯非以不祀征葛也，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陳氏未讀《孟子》，不足與辨也。 △《胤征》之偽即一首一尾可見 《胤征》之偽，既一首一尾可見。「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時夏方微弱，太康失國在外，仲康繼之，譬如主人居宅為奴僕所據，主人寄居別業，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時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書法如此，是欲張大之而以彰其恥也。「胤侯命掌六師」，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與「惟說命總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見《說命》、《畢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為篇名則可，以之為文則不通矣。至《書序》「呂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闕文，不可以為比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鍊句正晉以後文章；兩漢尚無之，而謂夏之時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湯誓》有「不從誓言，孥戮汝」之語；《牧誓》告之以坐作擊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羆之勇；《費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訓之以糗糧芻茭之備；皆誓體也。「火炎崑岡」八句，乃告敵人語，後世檄文之體，非所以誓軍士也。即「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語，或臨事告誡服官之大夫，或行師訓諭統軍之將帥，亦非所以誓軍士也。但見《左傳》有「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之語，遂剿襲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則《胤征》一篇，當敘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書經》多偶語，且語氣稚弱 晉人尚排偶，故《古文書經》多偶語，如「苗之有莠」，及「不邇聲色」，「德懋懋官」等語皆是。《今文尚書》亦間有偶語，要有多少自然之氣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語氣稚弱，望而知為漢以後人語也。 △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偽《湯誥》、《泰誓》皆疏妄 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耳；四方諸侯之國，彼不能暴虐也。故《湯誓》數桀之罪，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而湯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數紂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偽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偽泰誓》則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顧其理之所安也。 △「爾惟德罔小」數語貪作對待，遂不可通 「爾惟德罔小」數語，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為」二句語意。此貪作參差對待語，而其實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為之解，可謂善為說辭矣。 △《盤庚》首一段系述民言 《盤庚》首一段，自「曰我王來」至「底綏四方」，先儒謂皆盤庚之言。按下文云：「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次篇云：「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三篇云：「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記者文法亦明白無疑也。首段若果系盤庚告民者，不當獨作鶻突語；況在篇首而記者反不詳明耶！今玩其文勢語意，曰「民不適有居，率答吁眾，出矢言」，則「率吁眾出矢言」者，當就「不有居」之民說，言民領率呼籲眾憂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愛我民，不忍盡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則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遷都，惟卜是稽，而雲『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謹天命，然猶不能安寧，天猶降以災禍，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謹天命者，不能繼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遷都從先王之烈乎！」意謂存亡安危不在遷都；今若不能恪謹天命，雖遷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將斷絕我命，而乃欲恃遷都為安，若大木已顛而欲恃由櫱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茲新邑，而復先王之業以綏四方乎？」不敢必之辭也。下文所謂「聒聒起信險膚」，「動以浮言」，皆指此而言。蓋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語勢文法皆無遺憾也。 △「茲新邑」一名，民與盤庚所指不必一處 《史記》，祖乙遷於耿，九世而盤庚始遷；而自耿以上止四遷，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傳》謂「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也。今按《盤庚》三篇，反覆論說，未見其為自耿而遷；或盤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遷，未可知也。「天將永我命於茲新邑」，此新邑指現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蓋民以遷此未久，意不欲遷，故尚謂之「茲新邑」；而盤庚已擇居於殷，故自以殷為「茲新邑」也。民之意謂「先王既遷於茲，若顛木之有由櫱，有死而復生之勢；若能恪謹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茲新邑，使紹先王之烈以綏四方乎？」蓋能保天命則現在之地亦可長治而久安，不必以遷都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雖遷無益；此言若能事天，雖不遷亦可；反覆兩端，以明其不必遷也。 △《說命》首節已有不能掩其偽之三證，鄭玄亮陰說亦不確 《國語》，白公子張謂楚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乎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得傅說，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亡，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予棄也！』」今《書經說命》全本之此。然《孟子》證之，則《國語》或即本之《書經》，而今不可得見。今之《說命》掇拾群書，人為所欺，而首一節已有不能掩其偽者三焉。「高宗亮陰，三年不言」之事，一見於《周書無逸》，一見於《國語》，而《禮記》引《書》者三，《論語》引《書》者一，皆未言其為居喪不言；惟孔子及作《禮記》者乃釋為居喪不言也。「亮陰」亦作「諒ウ」，古之說者皆雲「信默」；惟鄭氏以為凶廬。若果如今《說命》及鄭氏之說，則既雲「宅憂」，而亮陰又即居廬，子張豈不解其故而尚以為問乎？《國語》無「亮陰」之語，《禮記》、《論語》所引蓋皆《無逸篇》語；無論與今《說命》不同，亦未必為古《說命》語。而偽作者採拾成文，又妄加「宅憂」二字，不見其陋乎！一也。《無逸篇》雲「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說命》亦云「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無逸》所云若作此解，則既雲「三年不言」，而又雲「其惟不言」，文義豈不重複，而周公之語豈不贅乎！夫所謂「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猶雲「不言則已，言必和」也。諒ウ不言，三年之久豈遂一言不發哉！偶發一言必當於理，即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偽作者不解其義，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稟令」皆自上而下之辭；稟本從禾，今俗從示，音凜，與也，給也。《國語》云：「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言不發命令也。偽作者不解稟字之義，妄改云：「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偽孔傳》遂解稟為「受」，而《唐韻》、《集韻》遂有「筆錦切」一音，「受命曰稟」一解矣。而不知實誤改《國語》也。三也。至鄭氏亮陰之說，實亦不確。《無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乃或」雲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陰，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陰也。蓋即位之後而亮陰不言，與《國語》可互證。且不言者，止亮陰之三年，而今《說命》乃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亦背異之一端也。但居喪之說？出於《論語》，人不敢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