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錄 · ●卷二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時代與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為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為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東遷以後之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標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毀」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為在文王世也。至謂為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鵲巢》《采蘩》《采》 △《鵲巢》教女子不自私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為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疏以為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遂以為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歸之日，百兩御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鵲有巢而鳩居之，非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抵《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為后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廟 《采蘩》、《采》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為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為女子者必與夫為一體，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應在《草蟲》前 又按：《采》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則是《采》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蘩之應用 祭祀之事多矣，「為俎孔碩」，「為豆孔庶」，何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蘩》、《采》，《雅》有《行葦》、《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非難至之地也，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為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婦人事 《周南》、《召南》何為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雞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寵、申後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為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徇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篡，東漢尤以母后專政為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疏遠之，若天下為己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豈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如正牆面也！ ○草蟲 △本篇未必為夫婦詩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途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為憂，已得同牢為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為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為近是。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為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為妻之恩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為思其夫（《車鄰》、《風雨》、《菁莪》、《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即為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寧缺之；不必強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沒後 《甘棠》，《序》以為美召伯，《朱傳》以為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則是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為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為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為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為女子詩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強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即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為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邪，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為以勢追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訟耳；不必定為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 △羔羊非美節儉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為「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為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為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為減！《朱傳》以為「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既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為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遊暇豫，無王事靡，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諸事廢弛之象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為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強，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遊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系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為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為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為州縣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強凌弱，眾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此謂也。自以此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遊養望皆視以為固然，政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無勸以義之意 此篇，《序》以為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為「天下大亂，強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況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盪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稱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傳》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詩，男無不強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 △借物言情 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為為山者言之乎！然猶雲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也。」則但言松柏矣，聖人豈果為松柏賦乎！況詩之為體，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為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衛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晉韓起聘於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之卒章，趙盂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ζ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為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為何事耳。讀者且宜從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強暴公行為文王之化也。 ○《小星》、《江有汜》 △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悅誠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つ木》、《螽斯》參看。讀《つ木》、《螽斯》者，當知為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為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為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矣》 △本篇決為東遷後詩 《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為東遷後詩無疑。鄭漁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以「肅」，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為平王而《傳》猶以為文王，然則《經》之未嘗言為某王而《傳》強屬之文王者，豈可以勝數哉！且稱為「平王」者謂非平王宜臼，則其稱為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寧王」為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玄王」，「武王」曲為之解，強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為文，或以為武，泛稱之則可耳。若雲「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為玄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為武王也，豈得援以為此！嗟夫，後之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真可為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尚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 △「齊侯之子」非齊襄公 然以「齊侯之子」為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即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為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為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不強不知以為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應從魯、韓說 「騶虞」，《毛詩》以為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為掌鳥獸之官。歐陽永叔以《魯》、《韓》為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為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為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繁，而末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為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為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嘆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十二國之詩在前而《豳風》在後也。 ○通論十三國風 △風無正變 說《毛詩》者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雞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為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較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即《君子於役》之「苟無饑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為正，此當為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A164]》、《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為「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為何故也。 △太史採風之說不可信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為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尚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採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採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並無採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為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為周太史之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詩序》所舉人名不可信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矣。《邶》、《》、《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為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為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謐則稱其名與字（如秦仲衛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謐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真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為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衛、陳、曹之君之謐，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為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詩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為「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為剿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衛風》 △《綠衣》、《日月》非莊姜傷已失位而不見答之詩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戴媯子也，而莊姜以為己子，立以為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逾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為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以為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妒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鍛鏈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弒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強以加之，以蘄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即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谷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為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懟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系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雋也。說經者能傅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為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剿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為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為不刊之論，致古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並《柏舟》一篇亦疑以為莊姜之詩，吾不知其為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燕》非莊姜送戴媯詩 《燕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於野，作詩以見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為於歸者。恐系衛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姜、戴媯事也。自莊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姜、戴媯恐不復存。《史記》以為戴媯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為己子，雖未敢必其然，然獻公之出也定姜見於《傳》，其入也敬姒見於《傳》，而記桓公之弒，州吁之殺，絕無一語及於莊姜、戴媯，若無二人然者，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姜既以桓公為己子矣，莊姜當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媯？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為定姜所作：或以為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為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或以為定姜送婦作。然以詞意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為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非莊姜傷己遭州吁侮慢詩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弒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其愛己。乃曰：「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終風」為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顧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擊鼓非州吁伐鄭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為「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即《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鄭、衛」是也。今也衛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雲「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為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為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為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為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雲「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雲「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國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衛事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酆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酆舒為政之時，上距衛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衛，衛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衛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為解，豈非所謂「北轅將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土為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衛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強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衛乎？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衛，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為之說耳。後人乃強為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衛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曲全《序》說，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衛宣公及、壽事 《新台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之《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真所謂「言之丑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少知名義者肯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台，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為者？壽死於盜，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衛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傳》記宣公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蠟既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謂於夷姜在為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蠟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亂之人乎？謂於夷姜在已為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尚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構急子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為何書何人之說。〔通世按；此說見明沈起元《左燈》，而《左傳孔疏》亦既疑之矣〕）。蓋緣《左傳》一書採摘太廣，但有所得，即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況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此，固未可盡執為實也。嗟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況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風》多得實 《詩序》惟《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為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為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髟}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揣度而為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鶉奔》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母，或衛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衛俗非鄭所能及 《鄭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衛俗非鄭能所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乃雲「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絕，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絕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群然怪之，是以絕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為是而傳而誦之也。吳季札雲「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衛之必亡，而又知衛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為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丑」，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著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詩者無刺意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為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云：「或以《桑中》為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為刺也。」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又云：「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嘆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為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為譏，況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為刺而其文互異。《新台》以為刺宣公，則其文雲「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山》以為刺宣公，則其文雲「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為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遠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閒於馳逐謂之好」，《豐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剌之者，與《新台》、《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詩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為美之乎？抑為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為美之，非以作此詩為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溱洧》、《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為說以附會之也。 △《干旄》訪賢才 衛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衛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遂亡，而衛歷春秋及戰國秦又數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讀《干旄》之篇而知衛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舉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賁於浚，所以下賢也，即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衛，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非閔莊姜詩 《碩人》，《序》以為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眾，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晏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並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雲「美，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即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媯之娶後此矣，然厲媯生子孝伯，戴媯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媯之前，何以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為『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書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嘆今之不然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冤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懷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為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庚開府，其俊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說，無寧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非宋襄公出母詩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肯變易舊說，乃復曲為之解。孔氏以為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為作於衛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為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況欲委曲回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於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為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思歸宗國，而以義自閒之詩。學者以是為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衛人從王伐鄭事 《伯兮》一篇，鄭氏以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衛未渡河以前，鄭在衛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為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衛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牽合以附會之哉！ △膏沐為夫容 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為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為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真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妝束尚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為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為容」也。故誦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為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為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以介意；一則為婦人者知膏沐本為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妝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為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說《有狐》、《木瓜》者之鍛煉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為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御冬？其為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為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己何涉，婦人如此之無恥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為不足報而但以為永好，其為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衛處於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慾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為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為父治葬具，買甲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鍛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鍛鏈之獄」。獄之鍛煉，含冤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鍛煉，後人何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鍛煉為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嗟」、「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盪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即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衛》二風無渡河以後詩 《邶》、《》、《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風》自《柏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衛》二國風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雲「在彼淇梁」，其為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強卒不能合也。惟《風》春秋時詩為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為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軼，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邶》、《》、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為次序故不能並為一。讀者但當即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強為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南曰，東曰衛。今觀《邶》、《衛》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風》有之，似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