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錄 · ●卷三三代經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經界之制，具於《孟子》而雜見於《論語》、《詩》、《書》、《春秋經傳》之文。漢、晉以來，儒者相承而發明之，不可謂無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舊典散失，學士之所稱述或不免有傳聞附會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遠、益不悉其時勢之詳；或以近代郡縣之規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變之法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說與經傳相齟齬者，咸莫敢議其失；往往反取經傳之文曲為之解，以斡旋而兩全之。是以其說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體國經野之政淆而不明，學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讀《孟子》時，即好其說，數十年來，積漸究考，參之經傳所稱，乃覺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為附和，因條其說如左，以待好學深思者正之。 △辨商、周變易井疆之說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說者云：「湯有天下，改夏之貢為助，增五十畝為七十畝。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為徹，增七十畝為百畝。」夫取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之地而畫之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溝，百夫之洫，勢必盡壞以前之封疆塗畛而別造之，民之擾不可勝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復別取他夫之鄰田以益他夫，遞移遞益，舉天下之眾皆囂然而不得寧，尚得為王政乎！則又為之解曰：「先王將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興利除弊，制禮作樂，進賢而退不肖，繼絕世，舉廢國，謹權量，審法度，豈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變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謂之新乎！且聖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與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猶不肯為，況聖人邪！或又為之解曰：「三代之畝，大小不同。夏之一畝，當周之二畝；二畝，當商之三畝強。商之七十畝，實即夏之五十畝。周之百畝，實即商之七十畝。其名雖改，其實則同。」若然，則商、周之授田與夏無異，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偽也。聖人創一代之法？因革損益，僅如是之兒戲乎！ △徹與助不能相兼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又云：「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徹也者，民共耕此溝間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無公田，無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別為上耕其田以代稅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徹自徹，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則不能為徹，徹亦不能復為助也。果用徹而通力作之、計畝分之與？則八家共耕此九百畝之田而君與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為公而某田為私？果用助而中為公田，外為私田與？則八家各自耕其百畝而代耕上之十畝，十畝之粟以奉上，百畝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謂之通力而作，計畝而分乎？稅其田之謂貢；不稅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謂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謂徹；此貢助徹之法也。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其經畫之形勢然耳。使溝間之田不稅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謂之貢。使井中之田有稅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謂之助。貢助徹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勢。既謂之徹矣，安得復有所謂行貢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講章又云：「雖周亦助」，猶言「雖徹亦助」。周之徹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為徹耳。按孟子云：「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是助徹之法迥然不同。若徹果即助，則孟子當雲「徹，猶助也」，不當分而異其說也。孟子云：「惟助為有公田」，則是徹無公田甚明。若徹果即助，則孟子當雲「雖徹亦有公田」，不當以公田專屬之助也。此說最為無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講章之為《六經》之蠹也！ △宜公稅畝與有若「盍徹」之對。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請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為本助而今稅畝，則有若不當對以「盍徹」，孟子不當雲「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為本徹而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餘畝」者乎？朱子以為魯本用徹，是矣。然同溝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嘗自私其百畝也。所謂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數耳，非畝也。若於九中復取其一，乃倍賦其粟耳，非稅畝也。猶是粟也，猶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謂之徹法所取，彼一斛粟謂之逐畝而取，粟何別焉？名何異焉？至於「共井」雲者，亦沿「杜注」之誤。此自助法，非徹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各耕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謂之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也、且玩有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若魯但於助徹之外多取其一，則是助徹未當廢也；請罷稅畝可矣，何以雲「盍徹」乎？增一以為二，君之所取誠倍矣；益八以為九，民之所加無幾也。豐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佰者，勤惰之異有自九人至五人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謂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問，患用不足也。為不足計者，當損乎？當益乎？有若果欲哀公節用，何不竟以「盍節用」對而但以「盍徹」對？不勸其儉於出，惟勸以儉於入，一何問答之相悖邪！晉士鞅之來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備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謂不貧矣；猶以為奢而欲節之，然則必使一耦不備乃可以為國乎！ △一井、一國之助與天下之助 曰：「然則三代何以異制？周何以亦助？魯之稅畝果何如法也？」曰：此不難知，顧人下細考耳。古者非分田有助法也，即制祿亦莫不以九一為程：一以奉上，所以訓恭儉；八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國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一為公田，外之八為私田；公田以養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於井者也。中之一為鄉遂，外之八為都鄙；鄉遂以奉君（《齊語》所謂「參其國」，《孟子》所謂「君十卿祿」者是也），都鄙以為卿大夫之采邑（《齊語》所謂「伍其鄙」，《孟子》所謂「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手之畿，則《書》所謂「大都小伯」，《傳》所謂「王官之邑」，《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者是也）──此助之行於國者也。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為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與焉，中之一為王幾，外之八為侯國。土畿以奉天子（《書》所謂「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謂「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國以封親賢神明之裔（《書》所謂「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孟子》所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於天下者也。是故齊、晉、宋、魯，外諸侯也；秦、溫、鄭、虢，內諸侯也。自平王東遷郟、辱阝而秦、鄭乃漸列於會盟，其初實畿內也。魯公室之卑以鄉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晉公室之弱以都鄙並於四卿，而鄉遂如故也。自桓公東遷屯留而韓趙乃盡分其鄉遂，其初實公邑也。邦畿之外亦有王田：《書》之「三亳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魯季孫之取下，取公邑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請申、呂，請公邑為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國，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務於富強，變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執一格以相繩也。 △貢、助、徹法為三代圻內之制 是故，夏之「五十而貢」，夏之圻內，夫授田五十畝，而行貢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五十而貢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內，夫授田七十畝，而行助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之「百畝而徹」，周之圻內，夫授田百畝，而行徹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百畝而徹也。故《詩》云：「徹田為糧，豳居允荒。」公劉當夏、商之際，乃不行貢助而行徹，是夏、殷之貢助不必盡行於天下之明驗也。周之先世既用徹法，是以大王遷岐，文王居豐，武王居鎬，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時天下諾侯皆用助，至武王而盡變易天下之井疆以為徹也。然則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湯因之；非夏時天下諸侯皆用貢，至湯而盡變易天下之溝塗以為助也。故《詩》雲，「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然則申伯未封以前，謝固未嘗用徹，封申以後乃行徹耳。故《詩》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然則江、漢之間，諸侯固多不用徹也。蓋徹之行於諸侯者，皆已滅之國，新造之邦，乃以徹整齊之；至於慕義來歸之國，則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滅之國法度廢弛，疆界紊亂，勢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徹行之；若法度未盡廢，疆界未盡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傳》稱「魯、衛疆以周索，晉疆以戎索。」然則初封之國亦有行徹不行徹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塗也。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蓋夏居安邑，地陋人眾；設在大河南北，稍平廣；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曠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風氣初開，製作未備，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漸多；此因乎時者也。然則聖人於此皆因勢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之鄉遂用徹，都鄙用助 「周人百畝而徹」，周之鄉遂用徹也。「雖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詩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祿者祭祀稼穡之詩，──故曰：「君婦莫莫，為豆孔庶。」侯國大夫之妻稱「主婦」，故天子大夫之妻稱「君婦」也。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大夫之臣，故稱「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為都鄙也。至於《周頌》之文，則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鄉遂之用徹也。然則周人徹自徹，助自助，助徹兼行，非徹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為有公田」，明貢徹之皆無公田也。故曰「雖周亦助」，言雖周亦兼用助，非謂雖周之徹亦即是助也。蓋此章以「取民有制」句為綱領，而其下分釋之。「夏後」以下六句，言鄉遂之制，君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陽虎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什一為準也。「世祿」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祿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龍子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用助為善也。故曰「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言世祿當用助法，世祿既行則助法斷不可不行也。周雖用徹，而其於世祿未嘗不兼用助，然則龍子之言或即為世祿而發，未可知也。若以世祿與助為二事，謂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廢，則「世祿」一語上與龍子之言不相承，下與《大田》之詩不相貫，橫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畢戰之問，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而助」，即「世祿」六句都鄙之說也。「什一自賦」；即「夏後」六句鄉遂之說也。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云云者，申言鄉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鄉」即鄉遂之鄉。「徙」者，鄉之屬有州有黨，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黨而徙彼黨，皆不得出其鄉。「鄉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畝，鄉之授田亦每夫百畝，與井同也。「八家皆私百畝」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猶《班爵祿章》「祿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也。自《集注》以「同井」為「八家」，近世說者遂以此為治野之政，則井中安得有鄉；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謂之不出其鄉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終皆分鄉遂都鄙言之，兩兩相承，其文最為明顯。後人不加熟讀，概以為一事，故於「雖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既為貢為助矣，又何得復為徹！不但先王之制淆亂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格而不通矣。 △魯之稅畝與徹法之不同 魯之稅畝，變徹法而別為一法也，諾侯所自食者鄉遂；三桓所共分者鄉遂，所謂「公室」者也。周人鄉遂用徹；魯秉周禮，故其鄉遂亦徹。都鄙者，卿大夫之祿邑耳，無關於哀公之足與不足也。由是言之，魯由徹而變稅畝，故有若請仍用徹，非由助之同養公田而加之稅畝也。稅畝之法雖不可考，然吾嘗以其名思之，徹者，通也，通眾夫共耕之，不以畝別而但計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稅畝」，則是不復以粟多寡為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為粟之程也。既各計其畝之多寡為程，則是亦無待於通眾夫而共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為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吾又嘗以魯事考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宋樂祁犁曰：「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為失民之始。考三軍之作在襄公世，中軍之舍在昭公世，曷為皆自宣公數之？然則失民之故當與稅畝相表里。蓋助徹之法，民隸於君，而計民以授田；稅畝，則田隸於君，而計田以征賦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為己有，但計應納之賦以貢於公，而公遂不之問也。吾又嘗以他國之事推之，《齊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子產之治鄭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計夫授田，不得自為多寡，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併，安得有所謂「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產之使？是知春秋之時，王制已廢，井疆已紊，但計田以取粟而不復計夫以授田矣。今論者皆以阡陌之開咎商鞅；然鞅所開者秦之阡陌耳，關東諸侯何以亦無復有存焉者也？然則自周東遷以來，固已陸續廢壞，豪強兼併，多寡不均。稅畝之法，恐亦類是。尚未必計夫以授田，何況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而能悉仍徹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稅畝自別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復古制；非助徹如故而但於助徹之外別稅其畝為十而取二也。蓋無故而加賦，其名不順而其勢亦難行，故必變其舊制，別設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傳》皆以加賦為譏。因加賦而變法，故所譏在加賦，非法不變而但加其賦也。大抵徹之取民，名為少，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辟，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為多，而君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而君與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甚至兼併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鹽之法，其初納粟甚少而邊實餉贏；其後改為折色，利加五倍，未數十年而田疇荒蕪，粟價涌貴，竭天下之力以給邊而國用遂大絀。事固有見為少而反足，見為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漢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有若之請用徹，意蓋如是，因哀公專為己慮其不足，故復言君民一體以悟之。其實，徹乃兼足君民之術，非專欲損君以益民也。 △區畫之各異 蓋先王之整齊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國，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區畫之。當其盛也，地各異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國各異政，尤不可以強同。以此區別而推求之，則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賦居民之政之見於經傳者皆可以徐核其實矣。 △兵車不盡計民以賦 經傳多稱「千乘之國」。或云：「八十家出車一乘。大國地方百里，為成者百，為井者萬，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軍皆徵發於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周官》，天子六鄉，鄉為一軍；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為萬人之軍者三。是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則所稱「千乘」者，亦鄉遂也。《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糹┪，徒增增。」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正如《周官》，胥一人則其徒十人，──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成八百戶，戶出一卒，則三萬之卒不過四十成之地。而自東遷以來，諸侯亻併吞，其國漸大，故其鄉遂之地自足以賦千乘之車徒，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隸於卿大夫者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欒書伐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蓋古者以民為兵興師動眾非旦夕可具，──故齊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是以常藉邊鄙之邑倉卒之患，而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容通一國而統計之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魯頌》之言先後自相抵捂；乃謂「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山軍之數」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為依據，而《魯頌》此章敘伐楚一事，其文連屬而下，安得於徒則但言行者，於車則兼言居者，為此一口兩舌之言乎！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之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車何以遂十倍？又不稱其開疆拓土之勛，而悉以為「布衣、帛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之效。然則是貧故車少，富故車多，而亦不盡稱徒以造車也。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鞍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丘之會，有甲車四千乘，晉地雖辟於前，然豈能數倍於文公之世！然則是晉、楚爭霸以來，諸侯兢以兵力相勝，是以其車益增，而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蓋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准乎其徒之數；不必盡准乎其徒之數，亦不必盡准乎其民之數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為一成之例也！ △大邑與小邑 經傳或稱「百室之邑」，或稱「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杜氏《春秋傳》「鄭賜予展八邑」《注》云：「八邑，三十二井。」至「衛與免餘邑六十」，則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為一邑矣，有時而又以一乘為一邑，名實瞀亂，聞者何所從，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詎宜如是！且積四邑為丘，積數丘而又名之曰邑，從來寧有如是之制度乎！蓋邑之始，本以號夫建國之地。故《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云：「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皆以稱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諸侯之國，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謂之邑。邑既為通稱矣，於是天子稱「京師」，諸侯稱「國中」以別之，而其餘則但謂之「邑」。然則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數多寡定之為經制也。故《傳》云：「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對野而言則皆謂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言三百戶，有不三百戶者也。故聚人多則為大邑，聚人少則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衛免餘所稱「唯卿備百邑」者，則通大小，截長補短而計之者也。然小邑又統屬於大邑，故大邑亦謂之「都」，小邑或謂之「鄙」。故《傳》云：「齊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屬之小邑也。故楚啟疆曰：「韓氏七邑，皆成縣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則是但舉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計其數也。蓋自周室東遷以來，諸侯之國漸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復別有屬邑。故晉至與周爭侯阝田，而曰：「溫，吾故也。」士モ、趙武、韓起欲得州田，而趙武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稱以別三傳矣。」然則溫其大邑而侯阝與州其屬邑也。先儒未嘗詳考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雲「四井為邑」，又因其大小不合，從而為之說，謂「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誤矣！ △私田與公田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經界章注》又云：「周制，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余按：孟子稱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請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畝而公田僅十畝，是十一而取一，統謂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減其數，別之為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僅十室，舉其中而計之，則田之遠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穫近矣，無須別授一宅。即欲為多桑計而樹之兩地，何如授五畝於邑而樹之一地之為便乎！《詩》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蓋耕耘之日恐風雨之不時，穎栗之秋慮寇盜之不禁，故於田中廬焉，為憩息守望計耳。故不稱室而稱「廬」，明不成乎室也。為時不久，需地無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廬不必減公田百畝之數，猶之種瓜之疆埸亦初不以減私田百畝之數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體之不失，原未嘗瑣瑣焉尺寸而計之也。 △班祿之制 若夫班祿之制，亦與分田相為表里。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計之也：合則數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祿之法，析其下而別之也：析則分殊，故祿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之一為率；大小臣之降殺以遞損其半為率。三等之國皆君十卿祿，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為鄉遂，則為十同若十一同，而卿受地視侯，為地一同，亦君十卿祿也。天子鄉遂十同，公侯封國一同，亦君十卿祿之意也。然則大國之卿當受一成，而君之鄉遂當為十成，明矣。故魯為「千乘之國」而孟獻子稱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為率」也。伯七十里，是伯當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當伯之半也。大夫受地視伯，大夫亦當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視子男，元士又當大夫之半矣。惟大國之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其降殺獨多。然竊嘗思之，大國之大於次國，次國之大於小國者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國，不應天子之卿僅二大夫而大國反四大夫。《春秋》於諸侯之卿皆書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與士則名分禮秩迥然相懸，又不應大夫士之降殺反少而卿與大夫反多。蓋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國地廣政繁，小臣數多；故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地狹政簡，小臣數少，故其祿之降殺亦少；然則三等之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之降殺均當有異。以卿與大夫為降殺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見位遞尊則祿遞異，位遞卑則祿遞同耳。不然，大國之地四小國，何以君祿僅倍之？次國倍小國，何以君祿僅俞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祿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殺亦必更甚於大國；但大略皆以倍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嘗聞其略，其詳不可得聞也。」其在正祿之外者，則諸侯有「湯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魯之許田，衛之有閻之士，此朝覲時湯沐之邑也。鄭之礻方，衛之相土之東都，此天子巡狩時諸侯湯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祿，則孟子亦末嘗及之；然舉一反三，其降殺差等皆當與公臣略同。但有祿以邑者《春秋傳》「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祿以栗者，《論語》「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是也。竊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諸侯之國漸大，卿大夫之祿亦漸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祿其貴臣；未必先王之制即然也。 △辨《周官》諸公方五百里之說 曰：「君取國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與《王制》推之，誠然矣。《周官》九畿為方萬里，天子之地僅居百一，而諸公方五百里；乃當天子四之一，故尤儒疑孟子當籍去之後，不得其實，而《王制》為漢儒所撰，不足徵信，未可概謂以九一十一為率也。」曰：學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偽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僅六百餘歲，周公之書果存，孟子豈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安為之說。孟子於本朝之大經大法猶逕庭若是，況堯、舜、禹、湯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傳》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論語》云：「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傳》云：「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是則傳記皆以百里為封國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說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魯為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則邾、滕在封內矣；宋在今歸德界，若方五百里，則曹、杞在封內矣。宋、魯當春秋時兼併之餘，猶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為方二百二十里有奇）況當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得洛以東至海僅二千里，以西至積石亦不逾三千里，又安所得萬里者而區畫為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式反據之以疑孟子，其亦異矣！況天子並其都鄙計之僅四諸公之祿，而諸公乃二十五於諸男之祿，君臣之降殺何太近，同為諸侯者其降殺何反太遠？其斷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願世之學者本孟子之言而參考之經傳，以求先王分田制祿之大凡，而毋為註疏異說之所惑也。 △畫井不必盡方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齊而不可變通也。堯都冀州，而甸侯綏三服每面皆謂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國如是則田邑可知矣。今說者每謂井田之制必平坦廣大之地乃能區畫，而山國澤國不可行。不知平坦廣大之地始可行者，溝洫之法然耳。溝洫行於國中，建國之地平廣者多，故為千夫萬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為九井，二里即可為四井，一里即可為一井，不擇於地之廣狹也。至於山澤林麓，則古人但以蕃草木鳥獸，原不以賦於民。即負山臨河之地，亦但置之以為閒田，或授之於餘夫，而不在畫井之數。然此亦論其常耳；若果其國山溪深阻，地勢逼隘，則廣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廣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廣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當方里之數，即皆井也。即溝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縮於廣則贏其修，嗇於左則豐其右，期不失乎大體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東長於西則損東以益西，南闊於北則減南以加北，皆並兩長兩闊而折半算之，田不盡方而算自方，是以謂之「方田」。夫井田溝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蓋先王之制務正其大綱，而細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論務詳於細目，而大綱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經界則九一而區之、賦稅則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綱也。其餘節目之詳，自可以因時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戰國以來，既無復以經界為事者，任其贏縮兼併而以為固然，而稱先則古者又或拘泥於註疏，不能詳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無惑乎三代之經界之不再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