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錄 · ●卷一
○後稷（不附）
「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後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祀，居然生子。誕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之平林，會伐平林。誕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實覃實︳，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歧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オオ，麻麥，瓜瓞唪唪。誕後稷之穡，有相之道。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α，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魯頌》）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詩周頌》）
【附錄】「吉吉人也，後稷之元妃也。」（《左傳》宣公三年）
△辨踐跡孕棄之說
《史記周本紀》云：「後稷母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為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誣始白。而朱子作《詩傳》獨從鄭氏，且云：「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既可以為父，寧獨不可以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縫，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雞鶩，無雄則卵而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為人道，鳥之卵何以獨為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為天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為正，異類相交為妖；況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馮身，龍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為妖也。吞卵踐跡，何以獨得為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出《史記》說耳，不得即以遷言證遷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則其母為不貞而太公不得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誣聖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故自誣其始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為是言也。況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遷與康成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為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為實乎！甚矣說之貴於怪也：怪則人信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為純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見前《商契篇》中。
【補】「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周語》）
【附錄】「文、武不先萬。」（《左傳》文公三年）
【備覽】「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周本紀》）
△不非棄子
《史記周本紀》云：「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吉氏，生不。」後世說者遂以不失官為在太康之世。余按：《國語》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譙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為後稷者，不非棄子也。《國語》所稱「夏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高圉、亞圉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乃裹飠侯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於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な奉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篤公劉，於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詩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此三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埸之間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陟岡覯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渭取厲，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徹法之始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不竄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歷三世至公劉，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而遷，立法定製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經制通考》中。
△《公劉篇》章義
首二章敘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敘其疆宇之闊，生聚之繁，並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國之地，豳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豳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豳」，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俞立。毀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索隱》引《世本》文）
【存參】「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傳》昭公七年）
【存參】「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魯語》）
△《世本》世數較《史記》可信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周本紀》則雲「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父立」，僅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為公非字，「雲都」為亞圉字，「組紺諸」為一人名，即公叔祖類也。余按：不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為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皆當別為一人，非其字矣。況毀俞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為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誤，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為近。故今列之備考。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歷）
△「古公」非號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為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猶言「昔公父」也。「公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為公父雲。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書無逸》）
「古公父復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史記周本紀》）
【補】「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劉居，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況《公劉》一詩所稱「几筵，な奉，厲鍛」之屬，服用咸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云爾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復穴以棲身，迨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沮漆者，則似沮、漆非地也。故今錄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無無，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鼓弗勝。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詩大雅》）
△辨太伯不從翦商之說
朱子《論語注》云：「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大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夫以大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跡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為非是。而近世稼書陸先生復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為謬。余按：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大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為大王當己之身即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為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論古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執先入之見，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為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為定論乎！大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眾，田野猶未辟；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強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強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為也，大王豈為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大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大王以ダ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己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大伯得以讓之！若大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大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大王翦商」，《傳》何以言「大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況《宮》一詩，語尤誇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為楚戍衛，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敘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敘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信以為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為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雲「不從父命，俱讓吳」，則似亦謂立己之命耳，未見其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為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乎！然《史記》大王欲立季歷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啟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說見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大任，皆賢婦人。」（《史記周本紀》）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同上）
△遷岐不在小乙世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賴大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興。余按：《尚書無逸》一篇曆紀古賢君享國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國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況遷岐之日，姜女同來，則季歷之生，大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檉椐猶未及攘，柞或猶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大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大王原無翦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復有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為可信矣。學者知大王立國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論。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同上）
△辨王季為殷牧師之說
《竹書紀年》有文丁（《史記》作太丁）殺季歷事。《後漢書注》引《紀年》文，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又「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殷牧師」；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而《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瓚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王季獨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或斯拔，松柏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慎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為牧之事，克戎之功，錫圭瓚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墾闢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為侯伯，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歷者為文丁，《孔叢子》以命季歷者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歷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戰國、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猶欲據以為實，復為說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為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則以為為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為為商三公而囚於里，於武王則以為父死不葬而伐商，為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羈縻之屬國，桀驁之君長，若晉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擾邊，弱則受封而強為寇者。嗚乎，曾謂聖人而有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經傳；故致彼此牴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詩》、《書》、《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瞭然可見：周固未嘗叛商，亦未嘗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遠，故周弱則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強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史記周本紀》）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備覽】「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晉語》）
【備覽】「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大雅》）
「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
△文王之德不勝舉
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親迎於渭，造舟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子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
△《周南》前五篇非詠太姒
《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之後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余按：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云然者。惟所云「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徒附會為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為太姒也。況《序》但言后妃，原未指為何王之後，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辯《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據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國事。
△《綿》、《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綿》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綿》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兌」之文，遂敘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強大者，其誣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書君》）
△用賢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時無周、召分岐事
先儒說《二南》者，皆謂文王徙都於豐，分歧故地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余按經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當文王時，二公年皆尚少，況有虢叔、閎夭之屬親舊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蓋由說者誤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故曲為之解耳。今不採。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勛在王室，藏於盟府。」（《左傳》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
△辨鬻子為文、武師之說
《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王、武王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為文、武師雲。」余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意義，亦多近黃、老、明系後人之所偽。且熊繹之事康王，楚靈王嘗述之矣；靈王好為誇張大言者，若其祖果為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書無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之說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以「於傳有之」。余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里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好事者有為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即傳記所云「山澤林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概謂之囿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說
《韓詩外傳》云：「文王蒞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文王不可。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云云）。無幾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能改行為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云云者，皆尋常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為，不足為文王貴，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而即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為善也。又其詞意淺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錄。
「混夷兌矣，維其喙矣。」（《詩大雅》）
【附錄】「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與虞、芮成之先後
《尚書大傳》，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記周本紀》，文王伐犬戎（《正義》，「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綿》之詩八章稱「昆夷兌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成」，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國，後人誤合之邪？故今依《經》次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詩大雅》）
△虞、芮成與伐崇，密之先後
此與崇、密之伐未知孰為先後；而《尚書大傳》及《史記》皆以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間，去周不甚遠，於理尚可通。今姑從之。
【備覽】「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毛詩傳》）
△《史記》記質成不及《毛傳》
《史記》載此事與此傳小異。《史記》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見西伯，皆慚，遂還。」余按：國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質於文王；入界而還，亦不得遂謂之「質厥成」也。似以《傳》說為長。故棄彼而錄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詩大雅》）
△遷程之說可疑
《偽周書》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紀》亦稱「伐密須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見於《詩》、《書》；史記詹桓伯之辭晉也，但稱「魏、駘、芮、岐、畢」，亦無有所謂程者。或謂程即《孟子》所稱「畢、郢」之郢；然既由郢遷豐，何得復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為遷程之證；然雲「岐陽」，則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別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難考，或傳聞異詞，或傳寫異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為善。故不錄。
【附錄】「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伐於阝之事未必實
《尚書大傳》及《史記》復有文王伐於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於經傳，而於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且《大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故今寧缺之。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沖，以伐崇墉。」（《詩大雅》）
△辨伐崇報仇之說
《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里。閎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之紂。紂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余按：聖人以救天下為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衛者然。況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紂也，豈容遽以為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皇矣》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雲者，乃國之仇，非身之仇也。《傳》云：「令尹不尊諸仇讎。」又云：「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譖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明以無道故，非以譖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且《周本紀》謂崇侯以積善累德譖之紂，《殷本紀》又謂崇侯以竊嘆九侯告之紂，司馬氏已自無定說矣。烏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載。說並見後《帥殷叛國條》下。
「臨沖閒閒，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沖，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詩大雅》）
△伐密、崇當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記周本紀》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年，而雲「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即《書戡黎》）。祖伊懼，以告紂。明年伐於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豐。明年，西伯崩。」《通監綱目前編》悉用其年以紀周事，遂以伐密伐崇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國多矣，而《皇矣》詩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為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略，而雲「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強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云：「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傳》云：「崇在縣；豐在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沖，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且崇去周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懸師二千里外以伐密邇王室之黎，致商人憂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當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時不過西方諸侯歸之而已；自滅崇後，周始盛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記》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觀魏惠王之後元而以為襄元年，則固不能無誤。惟《易緯》以伐崇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書雖不經，而此事於理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雖仍《史記》次之，而皆載之文王受方國造區夏之前。
【存參】「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左傳》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雲「是致是附」，後雲「是絕是忽」，則是文王於崇固嘗再伐而後克之，《傳》言不無據也。但子魚之意欲襄公之自修無闕而後動，措詞不審，遂若文王之輕舉於初者，非也。《經》曰「臨沖閒閒」，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無意於滅崇也。《經》曰「臨沖」，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詩傳》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謂得當日之情矣。蓋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臨時，而亦無滅國以闢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則聖人亦樂與之更始；必其怙惡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滅之耳。細玩《經》文，事理自明。然所云「聞崇德亂而伐之」者，則得聖人之實，足證《史記》崇侯虎譖文王之誣。故存之。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說並見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