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 譯者序言

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髮表一篇文章，從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談到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①。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制。對日本，美國不太了解。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採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託（1944年）研究的結果。 ① 金克木：《記〈菊與刀〉—兼談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讀書》1981年第6期），後收於作者的《比較文化論集》，三聯，1984年。 她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並出版了特集①。 ① 《知性》雜誌昭和二十四年四月號：《民族學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號；《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號等。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徵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歷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②。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③。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② 《世界的日本人觀、日本學總解說》，自由國民社，1982年，第260頁。 ③ 《日本人的自畫像》1986年2月2日號，副田義也的文章。轉引自《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顯然，把這本書譯成中文是值得的。經了解我國解放前後均無此書中譯本，④乃決定動手翻譯。所據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y Ruth Benedict，The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1946；並參照了長谷川松治譯日譯本《菊と刀》，社會思想社，《現代教養文庫第16種》，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譯或照錄，日譯本注及中譯者的補註則分別加「日譯者」或「譯者」字樣。原著有鳴謝及索引，中譯本從略。 ④ 此稿譯成後始見台灣黃道琳先生譯本，書名譯作《菊花與劍》，著者姓名譯作潘乃德，桂冠圖書公司，1974年初版，1985年第8版。定稿時曾稍加參閱。 現在，國際上出現「日本文化研究熱」，諸說並陳，頗有令人眼花繚亂之感。我國一位學者舉出六種主要學說並加以評論，本尼迪克特的「恥感文化」被列為第一種①。關於這本書的評價自應留給讀者。這裡我們想提出的是：所謂「文化」，其含義既有廣義、狹義之分，也有觀點不同之別。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文化屬於上層建築，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反映經濟基礎並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但文化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歷史形成的特點並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金克木先生說：文化就是「國情」，就是「國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國社會，不僅要「找尋決定性的物質因素」，而且要「探討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發現「具體典型」。②這段話很有啟發。實際情況表明，同是封建主義，不僅東西有別，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資本主義，也各有其特色。這種差異就是民族特徵，其形成有歷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現則為特殊的文化形態。如果這樣理解不錯，那末對民族文化的研究自應從歷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聯結上下功夫，其結果也必將大大豐富和加深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推進對各國歷史和現狀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戰情況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憑藉間接資料進行「遙研」。中國人對日本實感最深，關係最密，兩國文化又有悠久的歷史淵源，當然更有條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這正是我們翻譯此書的動機。至於翻譯質量，限於水平和精力，難免舛誤，敬希指正。 ①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高增傑同志所著《國外日本文化研究概況》一文，六種主要學說是：（1）「恥感文化」說（本尼迪克特）；（2）「縱式社會說（中根千枝）；（3）「集團性」說（〔澳〕G.克拉克）；（4）「雜交文化」說（加藤周一）；（5）「豪狀文化」說（丸山真男）；（6）「感情文化」說（堀一郎）。 ② 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讀後感》，《比較文化論集》第185,187頁。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於紐約。原姓富爾頓（Fulton），其祖先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她本人大學時期主修英國文學。1919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類學，是Franz Boas的學生，1923年獲博士學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寫成《文化的類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書。1940年著《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種族歧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對日本的研究，即《菊與刀》一書成就最大。戰後，她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當代文化研究」，於1948年9月，病逝。 譯者 1986年6月8日，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補記 ： 參加校譯此書之時，正是我的伴侶和合作者崔樹菊同志（天津師範大學世界近代史講師）以殘肢之身臥床百餘日，與癌症惡魔最後搏鬥之時。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為慰，忍耐病痛，不斷詢問進度。交談此書，幾乎成為我們相濡以沫、互潤愁腸的一種慰藉。定稿之後，她日漸腹脹如鼓，飲食藥物均難服用。幸賴老友劉肅然同志（原天津第二南開中學英文教師）組織同道，謄清譯稿，認真核閱，訂補疏誤。現在，我最後複閱清稿，樹菊已閉目辭世五十日矣！謹補數語，以托哀思。 呂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