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之書 · 第三章 佛教與儒學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鼓勵人們讀書是德川幕府政體的一個弱點，導致了它最終的倒台。在德川家康創立的體制下，帝國的每一個兒童都必須在當地僧侶的指導下學習讀和寫，因此連地位最卑微的農民也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與此同時，全國各地辦起了無數書院。這些措施無疑為國民從內心接受明治維新的信息做了準備。然而，我們在探究德川幕府給予人民這些義務教育的含義時會發現，德川家康和他的繼任者們的算計並沒有完全落空。 各門學科的知識都很有趣，但是有些課程趨於鼓勵無知，佛教和儒學方面的課程便是如此。在德川幕府創辦的書院裡，佛教和儒學是它們教授的全部課程。在我們的自然景觀里，寶塔星羅棋布，所有的山巒都迴蕩著寺院的鐘聲。各個封邑都辦有大學堂。在德川幕府時期，每個村莊都會傳出琅琅的讀書聲。注意到這些事實的人，一定會對佛教和儒家思想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這麼小的作用感到驚訝。事實是，這些教育從不涉及國家事務，它們的影響完全在於加強服從意識，強調和為貴。 我們不同意仇視德川家康的人的看法，他們指責他是個懷疑論者，只把倫理和宗教作為推動落實自己終極目標的手段。德川家康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兼具克倫威爾和黎塞留[18]的許多特徵。他很真誠，為了他所認為的國家最佳利益，遵照自己的見解來行事。下面這個顯示他仁愛的例子就足以駁斥被用來反對他的有關他殘酷無情的指稱。一次戰役中，他注意到敵方使用箭杆鬆散的箭，這些箭的箭頭滯留在傷口裡，令中箭者十分痛苦，要彌留一段時間才會死去。於是，他下令德川一方製作的箭頭要牢固地束緊，箭杆和箭頭都要塗上漆。不過我們相信，「這個老獾」（人們經常這樣稱呼他）完全了解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含義，他的老於世故和對人性的認識使他不會意識不到他那個時期的東方哲學可能有助於鞏固他的政體。 佛教對國家從不構成威脅，原因要追溯到有關社會秩序和超社會秩序的對立這一古老的東方觀念。這種對立是指，一家之主的倫理生活有別於四處雲遊的隱士的宗教生活；二者形成對比，但並不一定是敵對的。在東方社會裡，人們的義務相互協調，還存在一些中介行業。這些自有其動人之處，然而都是建築在相互依存的基礎上，最佳結果只能是因循守舊，對人們施加群居生活的道德束縛。在另一方面，宗教提供了獲得真正解脫的手段，使人能達到個體主義的頂峰。理想的僧侶是自由之子，捨棄世俗生活，重生於精神世界。他就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他沉默寡言，就像他在其中沉思冥想的森林；他無拘無束，就像把他的僧袍吹得上下翻飛的風。他不屬於任何種姓，也不屬於任何國家。即使王位被推翻，國家受到奴役，那又怎樣呢？難道佛陀，教化斷絕塵念的大師，沒有用炯炯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王國的子民被完全滅絕？ 社會，這個注重傳統與倫理的世界，欽慕地望著自由世界，帶著驚異凝視著心靈工作者們取得的成就。他們在跋涉無人涉足的領域、走向光明之際，把學派和宗派的界限拋在腦後。中國清朝的官員，在金銀財寶和綾羅綢緞的環繞中嚮往著竹林，在漫山遍野的松濤的呼喚下發出嘆息。印度和日本一家之主的最高願望是，到了能把世俗事務交給子女的年紀，就可以隱居山林，了解隱士的更高境界。穿上任何人都能穿的僧袍，他覺得自己從世俗世界裡解脫了。為了逃避社會的羈絆，我們的藝術家剃去鬚髮，裝扮成僧侶。但是社會和超社會的世界從不發生衝突，因為雙方都是對方的副本。在印度社會裡，沙門[19]思潮與婆羅門[20]理念在所難免地相抗衡。在中國，道教和儒家占據著同樣的位置。這其中包含著寬容的隱秘，使印度成為各類宗教的博物館，促使中國歡迎外來的信仰，如佛教、拜火教、景教、伊斯蘭教和現代基督教，只要它們不干預中國的政體。這種雙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日本的現代政治家對宗教問題表現出自由放任和顯然漠不關心的態度。這種態度常被詮釋為來自歐洲治國之道的荒謬理念，否則就是出於不可知論的荒唐想法。政治生活與宗教生活的分野，政府與教會的分離，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全新的概念。事實上，儘管我們有廟宇和寺院，我們並沒有教堂。 佛教理念與生俱來的個體主義不像歐洲的天主教，始終在防止一個強大的能對政府施加影響的組織形成。而天主教目前對一些國家來說，甚至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擔憂。日本的一些僧侶之所以能擁有世俗權力，完全是因為在封建時期之前的帝國時期，他們能對天皇或他的官員施加個人影響。這有點像世俗社會向神明獻上的供奉，全然是個人關係造成的臨時性產物。無論是作為一個組織還是一個宗教派別，僧侶們試圖擁有高於政府的權力的情況極為罕見，社會意識總是渴望收回它認為屬於自己的特殊職能。一位君主有可能被他的宗教熱忱沖昏了頭腦，但是王朝統治集團必然會恢復自己的均衡。隨著鎌倉幕府的興起，京都朝廷精心培育的佛教的影響力衰落了。這時已成為主要思想流派的禪宗這一極端個體主義派別並未宣稱自己擁有政治抱負。在緊隨其後的狂暴年代裡，周邊的豪族對寺院的掠奪性攻擊導致僧侶們建立起武裝，英勇善戰的僧侶守護著廟宇的殿堂。他們或獨自作戰，或與各路諸侯結成聯盟，這是足利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在這些戰役中，他們常常衝鋒陷陣，以慈悲為懷的僧袍難以遮掩下面沾染了血污的鎧甲。然而在德川家康時代，在最後一個還能號稱擁有一些武裝信徒的派系本願寺[21]被大將軍順利收服之後，他們幾乎銷聲匿跡了。 德川家康對佛教的政策體現了東方政治家特有的基本理念。身為儒家弟子，他把三位同時代的偉大僧侶視為最親密的朋友。倘若耶穌會運動沒有隱含政治威脅的意味，他對基督教甚至也會容忍。他保障了寺院的特權，恢復並保證了他們的收入，還為發行宗教刊物撥款。他甚至強行設立了宗教裁判制度，通過上頸手枷和逐出空門等手段懲處那些違反寺院誡命的僧侶。然而，與此同時，他禁止僧人參政。在與朝鮮的外交禮儀中，他廢除了使用佛教代理人的常規，任命一位世俗官員管理與宗教界有關的事務。佛教的影響力在衰退。在政府的保護下，僧侶們享有悠閒的文化生活，寺院變成了大學堂，置身其中的僧侶與其說是由於聖潔不如說是因其博學多識而聞名於世。那個時代生出的唯一一個新的宗教派別只是在遵守誡命方面不同於其他派系。在那個強調秩序與嚴厲制度的時代，遵守誡命是個受到廣泛討論的話題。 與佛教一樣，儒家學說在後來的發展中，通過吸收道家思想和佛教理念，變得超脫於社會，對政治漠不關心。在中國，從唐朝後半期開始，儒家學說就變得帶有宗教意味，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講倫理。在日本，這種傾向尤其明顯。因為在我們的封建時期，各門學問都是佛教徒在研究。因此，在德川幕府的書院裡，早期的教師大部分是僧侶，他們為了傳授世俗知識被誘導返回世俗社會。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脫下僧袍，甚至在開始像其他武士一樣佩劍之後還堅持落髮。他們都是宋朝的新儒學派系——理學家朱熹的信徒，他們傳授的學問與他們的服飾完全一致。新儒學是那個傑出的「光明」時代的產物。當時在文學藝術方面湧現了大量的創造性努力，以融合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為宗旨，展現了反映亞洲整體意識的輝煌成果。它的傳人根據他們在精神上比較接近的中國和印度的思想，對經典儒家學說做出與眾不同的闡釋。他們中的一些人被稱為「迷失的禪學弟子」，正如新婆羅門教徒商羯羅被指責為「偽裝的佛教徒」。 然而朱熹，由於他更傾向於中國聖人孔子的學說，被視為新儒學的中心人物。他對孔子學說的注釋被明朝皇帝永樂定為官方教科書，他的學派也被德川家康視為正統而接受。新儒學的總趨勢，即使是朱熹，也趨向於抽象思維與推理，以致它的信徒只是稍稍與佛教徒有所不同，專注於內省是它智力訓練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朝的學者，出於拘泥形式的本能教條地對待朱熹的教誨，把精力徒然耗費在他有關品行的抽象條例和術語上，日本的大學士也沿襲了這種學風。 因此，儒家學說被剝奪了它的精髓，即講究實際的倫理學。德川幕府時代的一個諺語就是「像讀書人一樣愚蠢」。兩個異端的學派試圖逆流而上，給儒家學說注入活力，不過他們只有為數不多的追隨者。因為德川幕府對思想審查得很嚴，壓制了所有敢於對德川書院的正統訓誨提出異議的學派。 因此，德川家康灌輸給日本的知識，終究只是對社會活動促進不大的那一類。他的教育體系，正如他為削弱京都朝廷或地方諸侯的權力而採取的軍事防範措施一樣，是他為保持專制統治而擬定的構想的一部分。然而，說他開啟的鼓勵學習的風氣推動了日本現代國民性的形成卻並不為過。佛教與新儒家（後者實質上是佛教思想）賦予了日本民族冥想的傾向，使其在緊急情況下能處亂而不驚。如果說他未能開啟一個進步的時代，至少他教會了人們如何保持穩定。倘若不是因為這一點，明治維新時期的劇烈動盪，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思想狂飆般地降臨，會把日本從她自古以來停泊的港灣憑空捲起，拋入巨浪滔天又深不可測的大海之中。 若不是因為崇尚精神，亞洲就全然無足輕重。但是，崇尚精神的人不是姓名或形態所能體現的。他來了，不知來自何方；如同另一個羅恩格林[22]，在身份即將暴露時他會杳然而逝，去探尋未知世界的奧秘。真正的靈性捨棄寺院的奢侈與書院的輕鬆，艱難地棲息在孤寂的浪人學者的懷中。就像被白雪覆蓋的水仙為一瞥天堂而憔悴，它寂靜的靈魂背負著難以泯滅的春天即將到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