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時刻 · 鄧中夏

1894—1933 字仲澥，又名鄧康，湖南省宜章縣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工人運動的領袖，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鋒。 1933年5月，鄧中夏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無畏地走向刑場，慷慨赴死。 那有斬不除的荊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嶽？ 你只須奮鬥著，猛勇的奮鬥著； 持續著，永遠的持續著。 勝利就是你的了！ 勝利就是你的了！ 論工人運動 工人的群眾不論在民主革命或社會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蘭西俄羅斯兩大革命可以證明，我們應毫無疑義了。中國工人的群眾有革命的趨向與可能，而且是革命軍中最勇敢的先鋒隊，有香港海員和京漢路工兩大罷工可以證明，我們亦應毫無疑義了。所以我們不欲革命則已，要革命非特別重視工人運動不可。 我是曾經做過工人運動的人，據經驗告訴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的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位。因為工人實際生活之壓迫，比任何階級所受的要慘酷，要深刻；故工人決戰的毫不逡巡躊躇的態度，亦比任何群眾所做的要勇敢，要堅決些。 目前中國因為產業還未發達，新式工業下的工人可統計的只不過六十三萬餘名，連不可統計的，充其量亦不過一百萬名，在數量上看，實在是四萬萬全人口中的少數了；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工人數量雖少，工人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實在比任何群眾尤為重要。比方海員一罷工，可以使國內外的交通斷絕；鐵路一罷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斷絕！漢冶萍一罷工，可以使國內和日本多數大工廠停業；開灤一罷工，可以使鐵路輪船及用戶的煤炭蹶竭，洋船都要鱗次櫛比的停在秦皇島，開不出渤海口去；碼頭工人一罷工，可以使洋貨不能登岸；市政工人一罷工，可以使全埠擾亂，這是何等偉大的勢力呵！所以我們不能因其數量少而輕視之。況且中國資產階級雖無力發展實業，外國的資產階級終會挾其金錢武力來作越俎代庖的事，新式工業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終歸有長成壯大之一日呢。故我們這些真誠做實際活動的革命青年，除做別種群眾運動外，尤應特別注重工人運動才是呵。 中國的工人運動，原是最近三年的事，可是在這三年之中，工人卻做出不少驚天動地的光榮事業來。如罷工，從香港海員罷工起，到京漢路工罷工止，其間差不多沒有那一處那一路那一礦那一廠不罷工，固然罷工之中不少失敗，然而勝利的總占多數。如組織，除各業小規模的「工會」「工人俱樂部」而外，關於總聯合的大組織，海員有「中華海員聯合總會」；鐵路京漢、津浦、京奉、京綏、粵漢、正太、隴海都有總工會，而且共同企圖「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成立，組織了一個籌備委員會。漢冶萍三處聯合組織了「漢冶萍總工會」；湖南、湖北、廣東都有「全省工團聯合會」。固然組織有些不免幼稚或渙散，然而在中國民族向來缺乏組織性的當中，總算比任何群眾團結得結實而熱烈，總算是矮子當中的長子。這是何等不可輕侮而可寶貴的革命勢力呵！ 不幸京漢路失敗以後，許多社會運動家不免動搖減少了他們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觀念與熱心，這未免太沒有信心與毅力了。總而言之，不論革命的政策為了應付時局的必要而要如何變更，然而工人運動卻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應該特別重視而不可變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勢力猶不注全力使之更強固，更發展，而漫然高唱什麼樣式的革命，終歸是建屋於沙土之上，恐怕牆壁未立，屋瓦未覆，已是歪歪斜斜的坍塌了。 固然工人運動為了當前的政治狀況，有時進攻，有時保守：如從香港海員罷工到京漢罷工止，是進攻時期，從京漢罷工失敗以後，是保守時期。但是保守是固守陣壘，仍不忘厲兵秣馬，靜以待時，若陣壘也不固守了，厲兵秣馬的工作也拋卻了，像這樣，不是保守，乃是銷滅。我所敬佩負中國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會運動家呵！望你們仍鼓勵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精神與熱心，持續的努力呵！如此基礎已立，功虧一簣的工人運動，你們因稍稍受了一點波折，便認為此路不通，要另闢他道，我恐怕你們再革命一萬年，也不能成功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國革命的重擔，只有由我們一肩挑著。我們固應分隊到各種群眾中去，特別是工人的群眾我們不可輕忽了呵！ （原載《中國青年》第九期，1923年12月15日，署名中夏） 論農民運動 我認定革命主力的三個群眾，是工人、農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運動說過了，現在說農民運動。 中國的經濟基礎，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農業，那麼，中國農民應該至少要占全國人三分之二，不須統計，我們可毫不猶豫的斷定了。這樣一個占全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在革命運動中不是一個不可輕侮的偉大勢力嗎？是我們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視的嗎？ 固然農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進；農民的住處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論上講，農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們如從實際上看，中國農民在這樣軍閥征徭，外資榨取，兵匪擾亂，天災流行，痞紳魚肉種種惡劣環境的當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離，何時何地不是逼迫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們敢於斷定中國農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國的革命，列寧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瑪爾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這些為我們眼面前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我們的相信和斷定沒有絲毫的錯誤。 就是中國向來帶兵的，都願意招募鄉間的農民為兵。他們以為只有農民的心地純潔，性質誠摯，耐勞不偷懶，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無業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國藩從練鄉團到平洪楊止，和他同輩幕僚說起，必殷殷以募農為兵可靠為囑。現在高明一點的軍閥，如馮玉祥等，亦頗知此義，極其重視這一點。他們這利用農民為他們掙扎高官厚祿的工具，固然是慘無人道，違背公理，但是農民潛藏革命性和有種種特長，已是給他們證明無餘了。我們為什麼讓農民給軍閥召募去當炮灰？為什麼不喚醒農民為國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奮鬥？即此一端，可證我們要做農民運動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況且中國農民年來因為上文所述的種種環境的逼迫，發生了不少的抗稅罷租的運動。如前年浙江蕭山的農民，去年江西萍鄉的農民，和最近江西馬家村的農民，青島鹽田的農民，廣東海豐的農民，湖南衡山的農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們潛在的革命性傾泄出來」。他們不僅是敢於反抗，並且進一步而有農會的成立，把散漫的群眾都集中在一個組織與指揮之下。這樣的知能與勇氣，恐怕進步的工人也不能「專美」罷。這些事實，都是在全國報紙上記載得明明白白，當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來的。 由此可證明中國農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覺時期了，如果青年們像俄國「沙」時代的知識階級一樣，高呼「到民間去」，為之教育，為之組織，恐怕將來農民運動，比現在完全由農民自動的奮鬥，還要來得「有聲有色」些罷。 有人說，「中國農民不能和俄國農民相提並論，因為俄國有大地主，實行農奴制度，後來政府雖下令把農民解放了，實際上不過由大地主的鎖鏈中，改套在政府的鎖鏈里，仍然是得不到麵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罷工，農民便全國風動附和著，燒殺地主，搗亂官廨，無處不騷亂暴動了。若中國則不然，想要農民和俄國農民一樣的憤激和奮鬥，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農民能革命是很難的」。是的，此話不差，但是我要問為什麼土耳其亦無農奴制度，卻全國都跟著國民黨首領基瑪爾起來革命，把希臘軍隊驅渡君士但丁海峽，把英、法勢力排出本國領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復成整個兒民族獨立的國家？所以農民運動對於革命的結果，其方式雖各國有不同，然而農民群眾其有裨於革命事業之成功則一。況乎中國雖無農奴制度，然而農民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經夠受了，並不比俄土農民所受苦痛的分量還輕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間去」是我們唯一的使命呵！至於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應取的方針，我下次再和諸君一談罷。 （原載《中國青年》第十一期，1923年12月29日，署名中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