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 · 第十六章

譯文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劉胥的後代。世代為名門望族。同郡有雷、蔣、谷、魯四姓，都出於劉姓，當時的人為他們編諺語說：「雷、蔣、谷、魯，劉為最祖。」父名劉觀，做過平陽太守。劉頌從小就能辨析物理，被當時人所稱頌。推舉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為相府屬官，奉命出使蜀。當時蜀地剛剛平定，百姓飢餓，土地荒蕪，劉頌上表請求救濟，不等答覆就實行救濟，因此被除去官職。晉武帝即位，授劉頌為尚書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漸升任為中書侍郎。咸寧時，詔劉頌與散騎郎白褒巡視荊揚地區，因為奉使合乎旨意，轉任黃門郎。再遷為議郎，代理廷尉。當時尚書令史扈寅無罪入獄，韶派劉頌複查，他主持證明無罪，扈寅得以免罪，當時人把劉頌比之為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稱詳密公平。恰會滅了吳國，諸將爭功，派遣劉頌校理此事，劉頌認為王渾應為上功，王浚應為中功。皇帝以為劉頌執法失理，降為京兆太守，未上任，轉任河內。臨出發前，上奏利國之事，多被採用。各郡界內多由公家設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為災害，劉頌上表請求罷除拆毀了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喪離職。喪服期滿後，任淮南相。在任嚴肅整飭，很有政績。過去修築芍陂，一年動用數萬人的勞力，豪強乘機兼併，孤弱貧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劉頌叫老幼一齊努力，按所修多少計值，百姓都歌頌他為政公平施惠人民。 劉頌在郡上疏說： 我過去任職河內，臨別時接受詔令說：「你所講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後也應該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於事多，或許不能給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懷疑。」臣下接受詔令那天，歡喜和恐懼交集，更加思慮竭力盡忠，因此忘記了自己的鄙淺，願用小小的一點燭光，增加皇上的光輝。到郡任後草草寫成下面所說的話，沒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喪，停職多年，現在謹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雖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語淺陋違錯，但希望陛下能夠審閱，使我的忠誠能讓聖上知道，不至於被丟棄到文書堆裹。如果有可以採用的意見，還希望對治理國家能起到一點補助作用。 我見到詔書中說，開闢國土，建立百世的基業，分封親族，讓他們出守藩國，難道就不思念他們，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設國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過了秦、墜、秀繼的狹隘的禮法制度，發揚了五帝三伐的絕跡。功績流被天下，光輝照耀後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會慚愧自己仁德不厚。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因循自然而成就功業，和今天在絕跡以後另創大業根本不同。即使這樣，把年紀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見，認為不是最好。吳、越一帶的人輕浮，廬、蜀一帶地方險峻絕遠，因此常出變故叛亂，是容易發生事情的地方。況且自從平定吳以來，讓東南六州的將士守衛墾遼下游，這是目前最大的隱患。加上內地軍隊出守外地，吳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應該有強壯的主將鎮守安撫他們，使他們內外都安於現狀。又孫氏建國後，文武眾多官員，人數和我們天朝差不多，一旦滅國，使他們和百姓一樣。他們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認為災禍困苦逼著他們，使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懷著作亂的意圖。現在應有一位年長德高的封王統治吳地，量才任職，文武並用，使軍隊和各種勞役不出於這些地方，想求得富貴的人向封國之內求取。內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國可以平安，兩全其美，遣樣處理也非常合宜。所以應該選擇同姓的諸王中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吳、蜀。以他們去地遠近，給他們分封的土地，加倍於過去的封國。如遷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紀幼小，等到皇子長大便派他去統治那些地區，那時也不算晚。解決了那些地區的急務，又得到年紀大的藩主，這樣處理比較合宜。我所陳奏有關分封的事，現已列舉了大概，但還有其他一些事務，如果有足以採用的，可用來參考以前各項制度，因此都一起列舉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險災難，而願意進獻所聞所見的人，是盡忠心的大臣；聽取逆耳的言語，甘願採納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國君。臣運氣好，榮幸地遇上了無所諱忌的朝廷。雖然曾經直言上書陳辭，廣泛議論國政，但仍沒有把所見所聞全部陳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寵，和凡俗的人沒兩樣。我心裹非常慚愧，不能盡忠力諫，難以報效，僅列舉我的見聞如下。我的確不敢自稱所說的一定妥當，但大要是以不隱諱自己的所思所想。如萬一有可採納的，那將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說，也是國家的好事。請皇上花一點時間，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雖應天順人，登上皇位，成為開創基業的國主，但所遇的時機，卻是末世。為什麼這樣說呢?漢末衰敗，宦官專權，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國政荒廢人民離散，終於衰亂滅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撥亂反正，整頓文教，積數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順服，法令制度大行於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驕奢淫逸。成為使國家覆亡的國主。但仍然在內盛行遊山玩水和喜好音樂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傑的威脅，國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誤，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實際上全憑以前的興旺，用來接濟當時的業績。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經逐漸衰敗了。從嘉平初年，晉朝開始建立，到咸熙末年，這期間好多年。雖然常常動用鈇鐵刑具，剪除一些兇殘之人，但遣留下來的好人卻都蒙受一時的恩賜，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後，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後代，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古人說，貪圖美食佳肴的本性難以改正，因此我說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剛剛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頓綱紀的機會。但陛下仍以用人適宜，法律寬鬆，假以時日，逭和漢魏的創業者不一樣；經歷三位祖先才興起的我朝，改朝換代初期的作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嚴法統治，這也的確是應當如此。但在為政方面，矯正各種事情，自然應當逐漸出於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嚴，一天天地走向整肅，就像水上行舟，雖然不能橫截急流，但側著船身，漸漸地向前，終能渡過江河。從少積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國家。但從泰始年間以來，近三十年，國政功績，不能符合聖上的旨意，各項事業，比不上過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變末世的弊病，成就偉業，傳給後世，沒有憂慮嗎!或者說，我的話難道就不能放在聖上的心上! 回想千萬年以來的大事，有兩條道理。天下國家，一旦安定就很難傾覆，一旦傾覆就很難反正。因此思慮能使後世長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當前的政事，政權穩固遺留大業，才能使後世有所依靠。如果同時建立諸侯王而立藩國，使根深蒂固，就會國運延續沒有窮盡，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自身在位時的國政，遺風遣業傳不到後代，即使立藩國，但成就大國基業的制度不建立，後繼者衹能憑自己的才智來建國家大業。如果不能依理而行，雖然到了以後的時代，憂患的責任仍然會追究到陛下頭上，那時將怎麼辦!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國家，建立堅不可摧之勢，那樣天下就沒有遣患。 聖明不能傳到後世，後繼的人不是必然賢明，這是常理。因此善於治理天下的人，會順應形勢而不是依靠人。順應形勢，指的是分封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縣。考察郡縣，就使小的政務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勢卻很危急；諸侯作為藩邦，則會日前雖多失誤但從長遠考慮卻很穩固。聖明的帝王推測前後弊端，權衡輕重之理，包容諸侯的小錯誤以穩固大的安定，然後足以使國內外藩屏鞏固，維持統治天下。武王是聖主，成王是賢能的繼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賢能而建立封國的原因，就是考慮到國家大業的長久流傳。況且善於談論今日國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發生的事作為驗證。唐虞以前的事，史書記載殘缺，難以知道那時的詳情。到了三代，就立聖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興立帝王的親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們，使他們開國承家，用來保障皇室，使國運久長，其中時間短的五六百年，時間長的將近千年。到了秦朝，罷除諸侯設立郡縣，帝王子弟不分給尺寸土地，孤立而無人輔助，兩代就滅亡。漢承周、秦之後，諸侯郡縣混雜設置，前後兩朝各傳了二百多年。考察當時是不用分封，雖然諸侯國強弱不同，制度錯誤百出，很不完備，但從其衰亡的跡象看，常在於同姓王失去職權，諸侯王勢力微弱，並不在於強盛。當年呂氏作亂，依靠齊、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國家。七國叛亂時，梁王捍衛國家，終於平定了叛亂。從此以後，諸侯王的勢力被削奪，僅僅有享受封國租賦的權力，更嚴重的甚至於坐著牛拉的車子。因此使王莽能夠篡奪漢朝，實現了他的奸計，使天下傾覆動盪，禍害百姓。光武帝繼起後，雖然封立子弟為王，但不設立成國的制度，國運未能長久。魏氏繼承漢朝，禁閉親戚，關押子弟，因此國運很快傾亡，天命轉移到了陛下身上。長處短處的應驗，災禍福分的徵兆，由此可見。又魏氏雖然身居正位，面朝南而稱帝，但三方尚未服順，皇權不能凌駕於那些地區，實際上形成戰國時各國對峙的局面。大晉興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滅了吳，可以說是功蓋天下，國土比三王時還要廣，車船能通的地方，人跡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僕，四海統一，開始於今天。應該乘逭盛大功勳的機會，以及陛下聖明之時，分封國土，使同姓子弟為諸侯王，建立千秋萬代的長治久安，直至世代相傳。 我又聽說國家有能臣就安寧，有權臣就混亂。而帝王的制度，國君設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齡大小，設立嫡子用年長的而不是按他們賢能的程度，造是不能改變的。但賢明的極少，沒有才能的極多，這原是一般的情況。物類相求，相互感應而聚到一起，這是很自然的。因此愚昧的國君在位，就會權臣滿朝；賢明的帝皇臨朝，就會能臣占據職位。能臣和權臣，都是執掌國事而決斷朝政的，但成敗相反，邪正相背，這是何故呢?權臣憑藉權力樹立私黨，能臣通過權力盡力為公。盡力為公，是政治的根本；樹立私黨，是禍亂的根源。比較而言，安定的時日少，而混亂的時日多，政教逐漸頹廢，想讓國家沒有危險，是不可能的。不僅僅是這樣。假如愚昧劣弱的後繼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遣業，得到中等賢能之才的輔佐，但建立國家的根基不深，沒有枝幹相輔的局勢，那樣的話所謂能臣的人也就變成了權臣。為什麼呢?國家出現傾覆的勢態，當權的人就受到懷疑，被眾人猜疑就難以自信，而甘願接受死亡，逭不是入之常情，因此為保護自己的緣故就成了權臣。如果國基深厚，作為屏障的藩國強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會憂懼，過去所說的權臣，現在反而忠誠而成為能臣。為什麼呢?從道理上講國家沒有危亡的情勢，大臣不受猜疑，忠誠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於不害怕奸邪的緣故。聖明的帝王知道賢能的哲王不會代代出現，因此設立藩國相持的局勢來統治大臣。因此一經設立五等爵位，大臣無論忠奸，都會一同盡力守忠，來順從他們的主上。諸侯一確定，繼承的人不論賢能還是鄙陋，也都一樣對待，等於沒有憂慮。況且封國如果穩固，那麼所任用的大臣，賢能的人將會使國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長治久安。為什麼呢?是由於國勢本來就容易維持的緣故。 這樣說來設立邦國如果能事事合理，就會無所不成。所以周室自成康以來，到宣王以後，一直到赧王，逭中間有好些代，朝廷沒有名臣，但國家沒有墜毀的原因，正是由於諸侯的幫助。所以說，為社稷考慮，沒有比立封國更重要的。邪正逆順，是維繫人心的關鍵。現在建置藩國，應該審時度勢，讓諸侯王率義而行，同仇敵愾，使他們的力量足以維護京城。如果諸侯包藏禍心，因奸邪而起事，就會孤立無援，他所憑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為。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難的，陛下應該與通達古今懂得事勢的人共同謀劃。建立諸侯國，在於使諸侯以藩國為樂，大臣以能在封國的朝廷為光榮，各自福運傳承，傳到萬代；上下同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女，然後才能保持享受福祿，同時保衛王室。現在諸侯王的封土，都超過了古時的諸侯，但諸侯輕視的爵位，大臣以所處的職位為恥辱，沒有安定的心志，這是什麼原因呢?是由於他們地位和郡縣相同，沒有封國的制度的緣故。現在的建置，應該按照舊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惡不會改變，心愿不會變化。我的愚笨想法，覺得應該早建制度，遲緩就會失去眾望，要改變人心將更在十年以後，如早立制度然後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職位為榮，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輔助的事態。如果仍像現在一樣，那就祇能是虧損國家的儲存物資，白白地浪費糧食布帛，無補於鎮守國土保衛皇上的大局。 古時分封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國，後來即便是諸侯王的子孫，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遣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推論親疏，轉而廢黜疏遠的人，來立親近的人，那就像是郡縣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國的制度。現在應該預先實施分封，使十世以內，血緣關係親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區。十世以後，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後親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內一樣。但建立親屬封國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滿了，就已經過了好幾百年上千年了。現在剛剛開始分封就使親疏關係倒置，很不合宜。應再次大規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數量，都分封給人，用來使同姓的親族為王，讓親疏遠近不至於錯置而各得其所，這樣就可以永久安寧。古時的封國，大的不過方圓百里，然後人民很多，境內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備各項制度。現在雖然一封國將近千里，但國力實際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國家典制。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應當因時制宜，用來適應今天的局勢。所以應該使諸侯王國的禮儀制度少但軍隊紀律多，但對於古代典制中諸侯國應有的制度都給他們設立健全，對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漸趨於完備，不能立即全部設立起來。要等到車甲器械都齊備了，群臣才佩帶彩色服飾；倉庫已經充實了，才營建宮室；百姓已經富足了，才完善官司衙門；國內充實了，才設置禮樂制度。但宗廟社稷，應先建造起來。至於境內的政務，任用官員，如果是內史、國相的話由天子任命，其餘各級職務以及決斷死生、糧食物資、刑罰賞賜、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諸侯王專權處理。我所列舉的兩點，是這事的大概；其中沒有寫的，應在這兩點範圍內的，應以此為準。現在的諸侯國原是一個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設立古時的典章制度，就會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機構，虛設的官制損耗實力。至於刑罰賞賜，是統治下級的大權，權力不重就不能統治眾人保衛皇上。因此我的意見認為，想使諸侯有權，就應使他們禮儀少而軍隊法紀多，但最終仍以能處理今天的事為宜。 周建立諸侯，長久享有封國，和稱王的人並存，長久的近千年之久，時間短的也好幾百年；漢朝的諸侯王，傳位才到曾孫或玄孫輩。人性相差不遠，古今一樣，而這兩代諸侯王享國的年代長短相差太懸殊，這是什麼原因呢?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樣的緣故。周朝設立諸侯，使封國重於君主，公侯之身輕於國家，因此無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誅殺流放。切實振興繼承將要滅絕了的諸侯的封國，因此國家不至於泯減。免不了被誅殺流放，各諸侯王就會害怕；後代必然繼承國位，所以沒有亡國。諸侯王害怕，然後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沒有滅亡的諸侯國，天子統治依靠他們，國勢自然安定，造就是周室之所以長期存在的緣故。漢朝設置封國，輕重相同，因此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遇被殺，封國隨著滅亡。不崇尚興繼滅絕的道理，因此在下沒有穩固的封國。下面沒有穩固的封國，天子居處在上，勢力孤單無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國家滅亡。現在應該改革漢朝的弊端，修復周朝的舊制。即使有失道的國君，被誅殺滅絕，又沒有子嗣繼承君位，但如果有當初受封的封國的後代，不論親疏遠近，也必然能繼承君位。如果沒有遺留下來的後代，就設立虛位，等皇子出生，來繼承國統，然後使國家繼興而不至滅絕。班固說「諸侯失去封國也是由於法網嚴密」，所以現在又應放寬對他們的檢查。況且建立封國的道理，關係盛衰，大制都確定下來，頒告各封王，昭顯盟誓，寫在玉板上，藏進金櫃中，安放在宗廟裹，副本藏在有關部門。這樣的話勢寡力弱的小封國也不會有危險，何況萬乘之國的主上呢!國君凌駕於難以傾覆的封國之上，就會穩固安全，如華岳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我的意見，是希望陛下能處於安全的地位，寄託大業於已成之勢，就可以沒有後患了。 現在鄉村沒有名士，官衙沒有賢才，這是什麼緣故呢?對時政的議論不整肅，人們不樹立德行，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取悅他人，所以沒有名士。下面的人不專管一職，又不進行考核，官吏不盡力，所以沒有很高才能的人。沒有很高才能的人，就會使國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後進的人沒有來源，因此我覺得應該對官吏進行考核並整肅對時政的議論。想富貴而討厭貧賤，遣是人之常情。聖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這種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將公私利益等同起來，而責成人們按道義來求取財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經過貧苦，想顯貴的人必先安於卑賤。安於卑賤就不驕傲，不驕傲就有了廉恥；堅守貧苦的人必然會節制欲望，節制欲望然後就能保全節操。這樣處理事務，便能盡力為公。盡力為公，是走向富貴的路途；不謀私利的人最終得到私利，所以說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現在想謀求富的人不經過貧苦就得到富，想顯貴的人不安於卑賤就得到顯貴，公私利益相反，就導致了人情不能沒有私心，滿足私利不是通過為公的途徑，就會常常背棄公而取私利。所以風俗節操一天比一天頹廢，公理漸喪，人們謀取富貴，不是通過合法的渠道獲得。這樣處理政務，大小事情都難以實現。但政教頹廢由來已久，難以一朝反正。又社會風氣奢侈萎靡，競相營私，眾人渾然，庸俗的行為一樣，不能一下就整頓肅清，升降懸殊。況且政教不求盡善盡美，在於抑制大者，一樣奢侈的人中，還有更過分的。應讓那些不懂得適合情理而縱情的人，放棄他們顯赫榮耀的富貴，一下處在不毛之地；約束自己廉潔樸素的人，受到有儉約德行的報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兩種情況分開來，使各得其所。但社會風氣奢侈，不能短期內整頓肅清，因此我私下考慮，希望漸漸地來改變。 天下極大，萬事極多，帝皇僅一位，如同天日僅有一個，因此不能事事都聽取遍覽。所以聖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務於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來處理。分職已定，就不再參與，不要日夜操勞，不要怕人說不管事，而是政體應該如此，事勢導致這樣。為什麼呢?剛開始創業策謀，不懂是非，難區別能與不能，很難對官員考察。已經實行以後，按照做事的成敗，來區分功罪，非常容易。容易識別在於考察以後，難以觀察在於創造以前，所以帝王常處在容易考察的情況下就很安然，大臣不處在危難之中就會罱。現在陛下常常精於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結果，因此各級官吏處理事務時很少有做得成功與否的憂懼，矯飾文詞來躲避眼前將要受到的譴責，所以政事沒有處理好。陛下如能抓住要領以統治臣下，然後大臣的功罪就能通過政事成敗表現出來，難以逃脫對他的賞罰。這樣就會罪不能隱，功不能沒。功不能沒，就使賢能的人得到勉勵；罪不能隱，就會錯誤減少日趨整肅，這是治理國家的大計。我推測陛下的心意，在於盡善盡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誤，所以精心於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沒有失誤。又因為眾多的官員中能勝任的很少，因此不委託政務給他們，寧肯自己終日忙碌。我認為現在想盡善盡美，就應當考察結果。為什麼呢?因為精於起始則難以考察結果。官員大多不能勝任，也應委任政務給他們，使有才能的人能夠取得成功，無能的人能夠顯現錯誤。錯誤表現出來就能廢除他的職務，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進一步的任用，然後賢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來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據官位浪費俸祿來禍害政事。如此不斷地實行下去，就會使勝任職位的人慢慢增多起來，年代稍為久遠，各部門就都能得到勝任的人才。這樣考核，是為政的要務。現在陛下不依靠官員取得成功，而和眾位官吏共同謀劃事務的起始，就使功罪難以區分。下面的人不能專任事務，身居官位時間不長，因此能與不能難以區分。如何考察他們呢?現在的官員決不會都是賢良的人才，又決不會都是軟弱無能的人。但現在想舉薦一位忠誠賢良的人，卻得不到獎賞；查出一位無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懲罰。等到被免官退職，還自認為不應該，並不是沒有才能。升進的人自己覺得不過是資歷久和人們的獎譽而已，並不是有功績。如果說不是這樣，那麼當今的政務不能使聖上稱心，造就是驗證。陛下利用現在的法度為政將近三十年，而功業不能日新一日，這原因又在哪裹呢?古人說：「琴瑟不調，必須改弦更張。」大凡我所說的，是政體的常規，但古今情況不同，遇到的事不同。陛下縱然不能盡得成功的途徑，將事務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應上奏的事務，去掉不是急務的，使重大的事情精減大約三分之一。 古時六卿分職，冢宰為首。秦漠以來，九卿執掌國事，丞相為總管。現在由尚書決斷，各部門遵照執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門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減省歸併。可以分出眾多事務交付外寺，使他們有專管的權力，由尚書總管，像古時的丞相。衹有創立法制，決斷死生，罷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台合上奏處理。其餘事務由外官專掌決斷，年底由台合考察計算功績就可以了。這樣由九卿起始創造，決斷實行，尚書記載主持，依法賞罰，其結果必然會更好地考察成績追究錯誤。當今執行的人一舉一動都受上面指揮，上面有了失誤，不能再歸罪於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績，不加責罰。監察部門依法糾舉罪責，獄官按罪查清事實，執法的官吏根據訟辭謹守律文，大法雖然相同，但在實施的過程中，監察部門和法獄官吏又有些小的差異。獄官注重事實，法吏重文辭，監察部門則想列舉大過而略去小誤。為什麼呢?捆微的過失，謬妄的缺點，這入之常情是每個人都必然會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會使朝野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就造成所謂本想治理卻反而使局面更為混亂的原因。 所以善於為政的人抓住綱要而放寬小罪，抓住綱要就會包羅面廣，法紀寬疏就會使小的過失被遣漏，包羅面廣就會為政不嚴苛，這是為政的關鍵。但從近世以來，監司官員，常常不抓住大綱但對細微過錯必加追究。細微的遇錯不足以禍害政務，追究的話就會苛捆而更亂；大綱不振，就會豪強橫行肆虐，豪強橫行肆虐，就會使百姓失業，造就是造成緩急失措輕重顛倒的原因。現在應命令有關部門改正平常的為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要達到這種程度並不難，陛下如不喜好支離苛密的案件，必然會責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盡力為公，則禍害國政的奸臣自然會束手就擒。那些大奸犯法而擾亂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強，而豪強勢力足以嚇人，財貨足以為所欲為，因此官員怯於他的勢力而不敢上奏。下吏放縱奸邪，但怕說他任職而不負責，就羅織一些小的過錯。使上奏彈劾不斷，看起來盡力為公，而擾亂法律不公平卻被掩蓋。不僅無益於政體，對時政的議論也更多。古人說：「君子的過失，像太陽發生日食一樣。」又說：「有了過失但能改正。」又說：「不犯第二次錯誤。」這幾條，都是講賢人君子也不能沒有過錯的言論。如果不至於禍害國政，就都應為法網所遺漏；所犯錯誤太大，然後加以王法，這是我所說的罪過深淺如何處理的大概。 君子應保全美譽來從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誅殺來警戒眾人，這是為政或殺或赦的準則。為什麼呢?所謂賢人君子，也不能沒有過失，不因小的過失就廢免其人，動不動就繩之以法，就會愧對聖明。為什麼呢?雖然犯有錯誤，但輕重懸殊，對於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責罰不同但名譽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們的聲名來自比，惑亂視聽，趁著名聲可以擾亂，藉力取直。所以對時政議論更不利。大凡糾舉過錯彈劾失誤，是要用來肅清誣陷整頓教化，現在糾舉小過，使清議更為頹廢。所以聖人深知人情而通達政體，所以說：「不因一點小錯誤而掩蓋了大德行。」又說：「赦免小過，推舉賢才。」又說：「不要對人求全責備。」因此戴著冕冠前有玉旒，用絲絮塞住耳朵表示不聽信讒言，用意在於對惡人的懲罰必須取其中大的，然後簡約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誅殺，這樣法禁就容易全備。為什麼呢?危害法律在於犯大罪行，卻去嚴謹地搜尋小的過失，造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嚴禁在牆角縫中偷盜物品的老鼠，又有什麼區別。古人說，「鈇鐵放棄不用而常使用刀鋸，不能為政」，這是說放棄大事而處理小事。當今政務的過失，有點相類似，陛下應當反過來去做，就能做應做的事。 權宜之制不能長期使用，政務乖謬不能保安，這是說攻與守的方法不同。百姓雖然愚昧無知，但他們的願望不會憑空產生，必定是隨時宜而產生。有原因而產生，那這一願望就不可剝奪；事情沒發生變化以前，那時機也不可違抗。聖明的為政之道，會迅速去處理，等不到下車，因此能一舉一動合乎時機，做到大得人心。昔年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們服役住家，各在一方；這既是形勢所需要，又不得意，權且用於一時，以應付急務，並不是常典。但沿用至今，積年不改，百姓雖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實在是因為他們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統一，知道暫時不能求得安寧的緣故。所以心甘情願服役就像在家裹一樣，視危險如同平安。到了平定吳的時候，天下想望平靜，但東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將士武吏，戍守長江沿岸，或者給京城在水上運輸物資，父親在南，兒子在北，家人分離，都不安寧。又不習水土，運輸勞作頻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災患，這種情勢不可長久。這些事應當很好地加以解決，以滿足人們的願望。魏氏人役交錯，也應改革舊法。這雨點做得合理，百姓就會十倍於今天地感恩戴德，嫗歌歡樂的生活。自董卓作亂到今天，將近百年，天下苦於勞役，人丁艱難到了極點。天下統一，開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寧，不是憑空虛望。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確實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讓受各種勞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區，兵卒守備在各自的家鄉，的確可以做到。即使不能全部這樣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靜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做到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處就難以計算了。 政務千頭萬緒，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難以全部在奏疏中列舉，提綱挈領，關鍵在於三條。想要政治清靜，清靜在於減少勞役，減少勞役在於無馬而治。想使倉庫充實，則在於發展農業，而利農在於平耀糧價。為政在於申明信義，申明信義在於簡選賢能，簡選賢能在於任官時間長。使官員任職長並不是困難的事，讓他們在位連任，如果才能不合適，就不要讓他轉任他官，這樣事情就能辦好。平耀糧價現在已經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備的可以補充完善，就能儲蓄穀物。要無為而治沒有別的方法，減輕煩重的勞役，抑制像是有益實則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靜了。這三條一旦實施，雖然還不足以純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寧是綽綽有餘的。國家的利益，在於天地自然之財富，也就是農業。所建立的制度為農，就會有功益。如果妨礙農業，都專務於搜刮，遣都是好像有利實則有害的做法。但現在天下有必須要做的事，不能停下來，有的花費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廢弛，但到了最後會大有好處。農官有十倍百倍的好處，到後來有了妨害，在於有些事開始時看來似乎不要緊，但最終成了大患，應該反過來做工作，用來堵塞住這種禍患的發展。又如黃河、汴水合堤，沈萊治理，這些勞役不能停下來。諸如此類，也是不得已的。但事情要考慮緩急，權衡輕重，如果不是此類，就以此為準則，才可以用勞役，其餘都專務於清靜而與民休息。但要能精於計算輕重，權衡利弊，知道該興什麼廢什麼，這很難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能高超的才幹，不能勝任。創業的偉大，功勳在於垂範，使後世的人有所依賴得到安寧。安寧的局面，雖然看似昏暗實則光明，大智若愚。成就濟世功業的人，實際在於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於使國家清靜。至於修建官署，諸如此類的役作往往傷於過於奢侈，這些用不著擔心不做，將來會不等陛下下令就會做。至於承受前代的遣業，依靠時日，實際在於前代的遣風能得人心，他們的餘業可以匡救幼弱，但現在勤於所不需要的事，卻損傷了所依靠的事。造兩點，哪些事急需解決，陛下如稍微加以考慮，詳細選擇合適的事，就會天下大治了。 社會上的議論，私下將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認為聖德的興隆還是衰敗，在於後世，不在當今。為什麼?陛下就像龍鳳飛翔，應時登上帝位，有創業的大功。掃蕩消滅了強大的吳國，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以天子之尊，仍為百姓著想，有孝順節儉的仁德，超過了百王，又有這一功德。做事無論巨捆，一舉一動都成法度，又有這種品德。如果處理好在位時的國政，建立鞏固的封國，使晉代天長地久，後世瞻仰遣跡，考察功績，那實在能和湯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我遣番話，並不是褒揚虛美陛下的說法，事實就是如此。如果要問為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優秀的史官在記載功勳的時候，沒有寫好，非常可惜。造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務的人士參與陛下的謀慮，等實行的年代稍長久，最終必然會取得成就。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論。 又議論對肉刑的看法，見於《刑法志》中。下詔回答說：「得到陳奏建立封國制度，應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齊法，應該恢復肉刑，以及談到六州將士之役，居官任職的方法等，所陳奏的各條，我知道了你在忠心為國。以後有事仍請全部奏報。」 元康初年，劉垣跟隨淮南王司馬允入朝。正遇上誅殺楊駿，劉頌駐紮守衛殿中，當天夜裹，下詔任命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書議論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時論的稱讚。很久以後，轉任吏部尚書，設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職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賞罰分明。當時賈郭專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遷，這一制度最後不能施行。 趙王司馬倫殺害了張華，哭得很悲痛。他聽說張華的兒子逃脫，又高興地說：「茂先，您還有後代啊!」司馬倫的黨羽張林聽到此事，大怒，但懼於聖墮為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孫秀等人推崇司馬倫的功績，認為應加九錫，百官不敢提出異議。惟有型墮說：「昔年出給墮加九錫，墊給置加九錫，都是一時使用，不能當常禮推行。現在宗廟平安，即使皇后被廢黜，專權的奸臣受到誅殺，但過去周勃殺諸呂而推尊孝文，霍光廢掉昌邑而奉孝宣，都沒有給予九錫的成命。現在違背舊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時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九錫的建議，請不要施行。」張並對此憤怒不已，認為劉頌是張華的黨羽，將要殺他。孫秀說：「殺了張華、裴頒已經傷了人望，不能再殺了劉頌。」張林才罷手。便任命塑墮為光祿大夫，在他官署前設有行馬。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弔唁祭祀，賜給二十萬錢、朝服一具，謐為貞。中書侍郎劉沈奏議，稱劉壇為當時小輩，應贈開府。孫秀平素忌恨他，沒有允許。頌無子，撫養弟弟劉和的兒子劉雍早死，又以劉雍弟弟型翅的兒子型歷為嫡孫，繼承封爵。永康元年，下詔因劉頌殺賈謐時統攝百事有功，追封為梁鄒縣侯，賜給食邑一千五百戶．　　劉頌的弟弟劉彪字仲雅，參與安東軍事。伐縣時，抓獲了張悌，多次升官至積弩將軍。到武庫發生火災，劉彪出主意拆斷了與著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搶救出來很多珠寶器物。歷任荊州刺史。劉頌的二弟劉仲字世混，歷任黃門郎、榮陽太守，還未上任，逝世。 當初，劉頌把女兒嫁給臨淮人陳矯．陳矯本是劉氏人家的後代，和劉頌是近親，由他姑姑家收養，改姓陳。中正劉友以此事規勸他，劉頌說：「舜以後姚虞、陳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禮律不禁。現在我家這件事也是一樣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劉友正想條列奏上。被速畫所阻止，因此未被彈劾。劉頌問明法掾陳麩、基毯說：「鄉人中誰最委屈?」二人都說：「劉友委屈。」型墮變色呵斥他們，鑒堂辯解說：「劉友因私自議論冒犯明府是錯了，但鄉人公論說他委屈。」劉友前後被徵召為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等職。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父李景，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從小好學，有文采；早年成為孤兒，和眾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愛著稱。二十歲時任本國中正，謙遜退讓不上任。後任絲堊王文學，上疏陳述九品說：「前代帝王設立制度，隨時變革，變革的道理，在於變得適合國情。九品制開始實行於喪亂時期，是軍隊中的制度，不是長久實行的治國方法。況且檢查防備也變得煩瑣，刑罰失實，因此朝野的議論，都認為九品制亂風俗，已經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議更改，就又遲疑不決。我認為改革法令創立制度，應當首先考慮利害得失，然後實施，使大的體例通達而沒有阻礙並不輕易變動。古時候諸侯治國，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國有固定的王侯，人沒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祿，做官的人沒有超出自己本職的想法，大臣沒有超越國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們的道德歸於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廢除諸侯設立郡守，風俗變得淺薄，就是由此。漢改革秦的弊病，參考題、台制度，設立了封國與郡縣，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縣官吏必須各自推舉賢才，貢舉士人要依據家鄉對他的評議，事情做得合乎聖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跡。當今聖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億萬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離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們沒有固定的居處，郎吏聚集在軍府，豪強集中在都城，事體駁雜乖錯，和古代不同。我認為九品制已經授輿，就應首先使各級遷移，聽任相互合併。而且申明薦舉的方法，不能濫收境外之人，這樣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別就可以達到均衡，就地解決實施。又建立官級制度，成功在於簡便而能長久推行。品級少，人心就安定；長期從事某職，就會取得成就顯出好壞，所以三代能夠直道而行。我認為選官按例分為九等，是當今的要務，現在應當加以實施。聖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簡易的方法來治理，所以在鄉里寄託那些隱逸的人，這樣家家戶戶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當，事務不合，那即使竭盡聖明之智，也不能辦好事情。由此看來，如果能使這兩點都實行的話，就會都想回歸本業，在鄉里的人也進德修業，奢華競爭的風氣就會自然止息，而禮貌謙讓的風氣將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轉為尚書郎。當時太中大夫恬和陳上表，講到漢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過議論，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數量，以及禁止百姓賣掉田地院宅。中書認為可以實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條例。李重上奏說道：「先王的制度。士農工商各有分別，不變更他們的職業，所以物盡其用生活充裕，各盡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經營土地，分別五物九等賦稅的次序，然後公私的制度確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從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縣制度，這種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襲舊制，國法所嚴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車輛等方面有高貴輿卑賤的差別，使人們不至於僭越仿效而擾亂了尊卑制度。至於奴婢作為私產，卻實際上沒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詔書》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車馬都不能違犯制度。如果一縣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違犯這一法令，洛陽縣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職。照詔書的方法，法制已經很嚴格。現在如恬和所陳奏中講的了L光、徐幹的建議，都是衰敗時代過於奢侈，成了當時的禍患。但盛漢在其初期並沒有這種制度，孔光等人提議了卻未實行，這不是遣漏掉而沒有實行，而是能推行但並未採用。是因為諸侯分封已滅，而井田制並沒有恢復，這樣國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們的私產。人們的田地宅院既然沒有一定的限度，那麼奴婢也就不應該限制占有的數量，我害怕這是一種徒勞的法令，實際瑣碎而難以檢查。當今聖明天子統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簡單易行，各項法令禁律都已完備，恬和的上表請不要施行。」 司隸校尉石鑒上奏說，鬱林太守介登被諸侯王役使，請求召還他；尚書荀愷認為邊遠郡地不是人們所樂意去的地方，奏請降低介登的官級讓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駁議說：「我聽說立法沒有定製，用以整飭眾人糾察奸邪，不必瑣碎追究，無所遺漏。所以受阻滯的人少，而受幫助的人多。現在像介登一樣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聽任讓他降級任職，並成為準則的話，我擔憂才能平庸的人到邊遠郡地任職，會有貪污受賄的弊病，造不是整肅清明教化，使邊遠地區和輯安寧的辦法。我認為應該聽從石鑒所上的奏議，先召回介登，使國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為地方的遠近而實行不同的制度。」下詔聽從了他的建議。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駁議廷尉邯鄲醉等人，文詞繁多逭裹不記載。再升為中書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問的問題，他都參考經典進行處理，大多都被施行。升為尚書吏部郎，堅決抑制奢華爭競，不接待私下拜謁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隱逸的人才，於是眾多的賢才都被舉用，提拔任用習匕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室諶等人作秘書郎以及諸侯王文學，因此天下莫不歸心。當時燕國中正劉沈薦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劉沈又堅持向中書奏舉霍原，而中書又把這件事下達給司徒府討論。司徒左長史荀叄矓為：「所謂寒，應當指出身卑微貧窮的人，沒有世族淵源的資格。霍原是列侯，擁有金紫，當初在社會上做一些流通往來的事務，後來才致力於學習，小時候和長大成人後不一樣，年紀大了才樹立聲名，但鄉野間對他的稱譽還不大，聽不到他好的德行禮法，不應當把他看成是寒門出身。」李重上奏說：「按照《癸酉詔書》，應該推崇廉潔謙讓，廢黜浮華爭競。其中有自謙稱為寒門而端正謙恭要求自己的人，應先任用他。按詔書的意旨，如以二品作為資格，可能會失去廉潔退讓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門出身的人用來表明崇尚美德。司徒總管選拔人才，實際上是掌管國家教化，應當有嚴格的評定標準，來統一風氣。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棲身岩穴之中，有的隱跡在山丘園林，有的要求自己遵從禮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見稱，出處行動沉默寡言，惟義是從。不能因為年輕時和成人後操守不同，就懷疑他現有的美德，而責成他始終如一，這不是所說的選人必選其德之理。而確實應當以當地的情況來考察他，從任用薦舉的人那裹調查他。劉沈是中正，親自執掌選舉權。他陳奏霍原隱居求志，熱愛古制喜好學習，學習不圖謀利，行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藝，對外沒有希圖取悅於世的諛容，在內保全隱逸的氣節，成就了德行樹立了聲名，縉紳之士都欽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學生來自千里之外，有著孫子孟子的遣風，嚴光鄭玄的節操。劉沈一開始舉薦霍原，先諮詢了侍中、領中書監張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等。過了三年，各州官員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薦舉，把他擬任西河，請求加以徵聘任用。如劉沈所列舉的那樣，州裹已舉薦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舉薦，這樣還說他在鄉野的聲譽不好，沒有好的德行，捨棄了已徵驗考察遇的結果，而又沒有明確的道理和義正的言辭，使劉沈改變看法。況且薦應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堅定隱居深山，修述儒道，德義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將會辜負幽州人的願望，傷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詔書所要求的旨意，應舉霍原為二品。」下詔聽從了劉沈的奏議。 李重和李毅同為吏部郎，當時王戎任尚書，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稱讚，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識，雖然二人節操不同，但都身處要職，王戎以知音對待他們，各得其長。李毅字茂彥，史書沒有記載他的事跡。當時內官權重，外官權輕，加上官級繁多，李重奏議過這一弊端，見於《百官志》中。又上疏說：「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寵幸的人士，雖然違背當世，出處不同，但先王讚許他們的原因，是嘉許他們高尚的情操。過去先帝憂慮風俗奢華的弊端，想反歸純樸，就向在朝的官員諮詢，搜訪隱逸之士。咸寧二年，徵用安定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沖為博士，太康元年，又徵用朱沖為太子庶子，雖然他們都稱病沒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興誠服。現在陛下發揚光大先帝禮敬賢才的宗旨，我尋訪朱沖的家鄉，說是他雖然年紀很老，但志氣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純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確是隱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為表率而使風俗敦厚。我認為應該宣示聖恩，趁他還沒有去世，給予表彰優禮。」當時朝政混亂，最終沒能聽從。李重出任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學校，表彰忠誠篤行之人，提拔賢能，清廉儉約而無欲，端正自己給下屬作表率，在職三年期間，彈劾罷免了四個縣的官員。他的弟弟李嶷死後，他上表辭去了官職。 永康初年，趙王司馬倫用李重為相國左司馬，因憂迫成疾而死，終年四十八歲。家貧，住宅狹小，沒有收殮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辦喪事。追贈為散騎常侍，謐號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聲，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輕時就在朝做官，竭盡忠誠努力為國，廣泛論述建立封國，深合時宜，詳細論述刑名，所論都適合政體。雖然文辭不夠華美婉麗，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時代的人相比，離買誼不遠；和束國的人相比，超過了郎顫。到元康之間，亂臣賊子專擅朝命，朝廷上下震驚，都苟且偷安；劉頌在這時，仍忠直不屈，痛哭張公的無罪，拒絕給趙王妄加九錫，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誰能如此。至於私議，對劉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惡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優點，推舉人才能不避仇敵一樣!李重講因循輿改革的道理，駁斥田產之制，詞合事當，都有可取之處。到他銳意主持選拔官吏，留意舉薦隱逸的賢人，浚沖當成知己，豈是虛假的! 贊曰：劉頌剛烈正直，德義形於言表。上下磨礪，他的確有這種德義。李重清廉雅正，心志無私。推舉賢良提拔隱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體現。兩位賢哲，是國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