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薔薇 · 插在紐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記尤里·奧列沙）
我曾多次同尤里·卡爾洛維奇·奧列沙相遇。每次相遇都使我久久難忘。我這就來講其中一次相遇的情況。
這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戰爭剛爆發時的事。我由蒂拉斯波爾附近的前線乘軍用卡車抵達敖德薩，在火車站附近下車後，便直奔「倫敦飯店」。
我在闃無一人的普希金大街上匆匆地走著。天方破曉，下著瓢潑大雨。
戰爭爆發沒幾天，敖德薩的居民就用水把煙炱調稠，抹在南方白色的房子上。人們認為黑房子不像白房子那樣容易在空中被發現。
把房子抹黑這件相當費力的事，還有一個響亮的名稱，叫作「迷彩」，可結果卻完全是白費力氣。這年夏天雨水特別多。第一場雨下來，就把房子沖得褪了色，只剩下一道道骯髒的水跡。
我沿著普希金大街走去，發覺這座我早就熟悉的可愛的城市已面目全非。這既是敖德薩，同時又不完全是敖德薩。我看著這座城市，覺得我好像是醒著的，同時又是在做夢。
雨水兇險地從落水管中嘩嘩地宣洩而下。四周除了雨點急促地打在鐵皮屋頂上的響聲外，沒有一息聲音。大概只有水淋淋的洋槐樹葉發出的氣味提醒人們，沒有多久前這兒還是驕陽似火的炎夏。
當時不知為什麼，我深信戰爭帶來了一種新的空氣。它把原先籠罩著大地的老的大氣層，柔和的、溫馨的、有時是霧蒙蒙的大氣層一掃而光，代之以使一切地方、一切東西頓改原形的嚴酷、冷峭、空無一物的空氣。這種新的空氣好似稀釋的硝酸甘油。它的氣味像焦煳味再加上刺鼻的藥物味。
想必是由於這種陌生的空氣，由於大街小巷中死一般的沉寂，由於雨天的陰濕，我感到極度的孤獨，仿佛走進了一座沒有人煙的空城。
所以當我在「倫敦飯店」昏暗的前廳里，看到有個鬍子拉碴、穿著一件皺巴巴的襯衫、用一條雪青色背帶吊著褲子的老頭兒時，我大有如釋重負之感。
老人正坐在櫃檯後邊看亞歷山大·大仲馬的《瑪戈皇后》。
他面前點著一根黃色的蠟燭頭，火苗一動也不動，一縷好不容易才能看到的青色的炭氣，像根麻線一樣由火苗中盤旋著向上升起。
「您是門衛嗎？」我沒有把握地問。
「假定是的吧。」
「可以在你們旅館住宿嗎？」
「多麼奇怪的問題！」老人見怪了，「旅館裡一個人也沒有。房間盡您挑。套間或者單間，悉聽尊便。如果您喜歡講排場，一個人可以住兩套房間。哪怕住三套也行。而且分文不收。不顧血本，全部奉送！」
門衛說的這句話是舊社會的生意人和推銷員的用語。
「不顧血本，全部奉送！」老人又重複了一遍，「再說您付錢給誰呢，一個人也沒有了。旅行社已經撤退。我在這兒看守房子。」
「難道旅館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問道，因為我聽到走廊里響起碎玻璃的聲音。
「怎麼沒有？！」老人氣憤地提高了嗓門，「難道您不把尤里·卡爾洛維奇·奧列沙算作人嗎？」
「他在這裡？」
「那還用說。您倒說說看，他不待在敖德薩，還能待到哪兒去。我早就認識尤里·卡爾洛維奇了。他是在這兒長大，在這兒生活的，那時敖德薩熱鬧得像旋轉木馬，整日整夜打著轉。那年月，什麼沒見過呀：輪船、烏托奇金[78]們、時髦的女人、花花公子、船長、江洋大盜、義大利歌劇女主角、名醫、小提琴演奏家，我全認識。我不認識，誰認識！現在敖德薩遭難嘍。可人家奧列沙當年在這兒，現在仍然在這兒。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敖德薩人，您懂嗎！這會兒，他正一個人待在客房裡。他生了一場病。每回空襲警報時，我就勸他去地下室躲躲。可他說什麼也不肯去，反而跟我開起玩笑來。他跟我說：『索洛蒙·薩耶維奇，請您看著點兒，德國鬼子轟炸的時候，可別讓他們把我的童話《三個胖國王》里寫的那幾盞路燈給炸壞了。』叫我回答他什麼好呢？我只得也跟他開玩笑。我對他說，要是我做得了主，那我准把那幾盞路燈給鍍上銀，讓敖德薩永遠記住這本書。」
我上樓直奔奧列沙的房間。他正倦容滿面地坐在桌子旁，用他那龍飛鳳舞的粗大的字體寫著什麼。
我們熱烈地互吻了好幾次。奧列沙沒修面，一臉扎人的胡楂，人瘦得形銷骨立。他剛生過一場赤痢。臉色憔悴蠟黃。可是一對眼睛卻仍同往日一樣銳利，含著善意的嘲弄。也同往日一樣，這雙眼睛隨時打算燃起幻想和招之即來的靈感的火焰，隨時打算射出確切而又出人意料的比擬的閃光。他一開口，生活頓時變得有意義了，光明了。是什麼使生活變得這樣的呢？是他的幽默、詩意和剎那之間就可洞察人的心靈的觀察力的火焰。
我總覺得（事實上也許的確如此），尤里·卡爾洛維奇一生都在心裡同天才、孩子、快活的婦女和善良的怪人無聲地交談。
他爭論問題時是勇敢而又激烈的。他總是無情地、一針見血地擊中論敵的要害。
在奧列沙身旁，時而稠密、時而稀薄地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生活，這種生活他是從周圍的現實中篩選出來的，再飾之以高翔遠翮的想像。這種生活在他周圍生氣勃勃地展開，就像他在《妒忌》一書中所描繪的花艷葉茂的樹枝一樣。
奧列沙身上有某種貝多芬式的像雷電般雄渾有力的東西。甚至他的聲音中也有。他的洞微燭幽的銳目能夠發現周圍許多使人快慰的美好事物。他總是簡練而正確地描寫這些事物，因為他深知一條規律：兩個字能產生空前強大的力量，反之四個字卻比兩個字的力量要小掉一大半。
屋角擱著一根自製的手杖，手杖柄上掛著一個方格背包。
「瞧，」奧列沙用頭朝手杖和背包那邊指了指，說道，「等到最後一小時、最後一分鐘到來的時候，我就步行到尼古拉耶夫去，然後再去赫爾松。想要走到那裡，一路上就得什麼也不想，光走呀，走呀，走呀，只要兩隻腳還能走得動……順便麻煩您一件事，請您給我去弄張地圖，哪怕是教科書上的也行。沒有地圖，我就難以走到那裡了。」
我坐在那兒一邊聽他講，一邊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來。得找個地方躺下來。哪怕睡上一個小時也好。奧列沙陪我走到旅館空蕩蕩的走廊里，去挑選一間最好的房間。
幾乎所有的窗子都被炸彈爆炸的氣浪震碎了。穿堂風在旅館內竄來竄去，拂弄著一條條滿是塵土的厚實的大紅窗幔。每當一陣穿堂風吹過，棕櫚乾枯了的樹葉就發出颯颯的聲響。
我睡意頓失。我們走進一間間房間，吹毛求疵地加以挑剔，沒有一間看得中。一間嫌它有草莓香皂的氣味，另一間壁鏡打碎了，還有一間，牆上那幅油畫《貴族的宴飲》在不久前的空襲中濺上了石灰。
臨了，我們選中了一間最小最暗的房間，房間的窗子是朝內院開的。院裡有好幾棵百年的法國梧桐。
「好一個避彈所！」奧列沙說，「這是旅館內最保險的一間房間。」
我連衣服也沒脫，立刻就睡著了。一群返航的轟炸機的遙遠的轟鳴聲把我吵醒了。只見夕照映在洞開著的窗戶上，老化得出現了鱗狀波紋的窗玻璃被染成了金黃色。
我翻身下床，到奧列沙的房間去。他不在那裡。後來在旅館附設的狹長、昏暗的餐廳里找到了他。
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餐廳。套用報紙通訊中的一句老生常談，「它的四壁見到過」許多名人。曾幾何時，這個大廳里還閃耀著水晶玻璃、銀器、瓷器和白銅器皿的光芒。一張張餐桌上鋪著挺括的淺藍色檯布，硬得像羊皮紙，一碰就發出窸窣的響聲。狀似葡萄串的枝形吊燈在有精美浮雕的天花板下熒光四射。冰塊在一隻只銀制的小桶里叮噹作響，菜單神秘而又豪華。
可現在餐廳內卻冷落、昏暗，天花板下只點著一盞戰時用的小燈，發出病懨懨的昏光。這盞燈從來不熄掉，兩個像敖德薩一樣老的侍應生，都是奧列沙的朋友，穿著儘是皺紋的白上衣，晃晃悠悠地在大廳內走來走去，給偶爾才有的顧客端來一杯沒有糖的淡茶和滑溜溜的黑掛麵。
奧列沙同一個神色憂鬱、一聲不吭的黑人坐在一張餐桌旁。這位黑人是敖德薩電影製片廠的演員。
「剛剛空襲過，」奧列沙對我說，「您睡著了，沒能見著。好，您談談吧，對敖德薩有何『觀感』？」
我回答說，戰爭爆發後，這個城市變了樣，蕭條多了，敖德薩人好像也失去了歷來樂天活潑的性格。
「胡——扯——淡！」奧列沙一字一頓地、毫不含糊地說道，「敖德薩人不會灰心喪氣，不會坐以待斃。他們的幽默、俏皮是同大無畏的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他們俏皮、機智的談吐哺育著他們的勇敢。您對敖德薩人抱有偏見。就像，比方說吧，對第歐根尼[79]抱有偏見一樣。」
我當然明白，他這番話並不是針對我的，我從未當他的面談起過對第歐根尼的看法，因為我對第歐根尼老實說談不出什麼看法來。第歐根尼不過是他的一個藉口，想藉以引出一段俏皮的想像來。
「瞧，所有的人，包括您在內，」奧列沙說，「都認為第歐根尼是犬儒主義者的頭目。可他算什麼犬儒主義者！他是個膽小如鼠、昏聵糊塗的糟老頭。順便告訴您，他是住在酒桶里的。這也是因為他糊塗透頂的緣故。酒桶再差勁，一旦睡了進去，就算是居住的地方了。既然是居住的地方就得付房錢。可第歐根尼，誰都清楚，自打出世以來，身邊從未有過一個銅板。酒桶主人三天兩頭兒威脅說，老頭積欠了這麼多房錢，非把他攆到大街上去不可。於是第歐根尼只好去找他那幫朋友，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說：『給我點錢吧，我要付酒桶的款子。』這一下子，天哪，他那幫朋友鬧開了，又是罵，又是叫：『給您錢去買酒桶？』『無恥！』『損人利己』『犬儒主義者！』」
那個一聲不吭的黑人突然放聲大笑。奧列沙瞥了他一眼，說道：
「敖德薩人即使現在，在戰爭時期，也跟平日一樣勇敢，樂天，快活。走，咱們到街上去逛逛，我可以擔保，我們准能在什麼地方看到不論什麼情況下都不灰心喪氣的敖德薩老人。這也是英雄主義的一種表現。」
我們走出了旅館。落日把萬里無雲的天空染成了玫瑰紅。林蔭道上的樹木發出颯颯的喧聲。
在大海上空，有好幾個大隊的法西斯飛機正在朝奧恰科夫方向飛去。海軍高射炮兵在對準它們開炮，傳來了重濁而遙遠的炮聲。
我們朝希臘市場走去。據奧列沙說，那裡有一家茶館直到現在這樣危急的時刻還照樣營業，出售貨真價實的摩爾達維亞綿羊奶乾酪。
可我們沒能走到希臘市場，我們遇到了空襲警報。民警們連連對空鳴槍（顯然是為了警告那些未從收音機中聽到警報的人）。除此之外，他們還把所有的行人攆到院子裡去躲起來。
我們就近躲進了路旁的一個院子。這是一個典型的希臘式院落。這種院落幾乎是無法用語言來描繪的，得親眼看到它，甚至得在裡邊住上幾天才能領會它的全部妙處。
這類院落是長方形的，四邊都是老式的兩層樓房。整座院落只朝街開一扇大門，供居民出入。希臘式房屋各層樓的每個單間和每個單元外邊都有老式的露天木頭陽台，以及同樣老式的露天木梯。
順著每幢房子的牆壁一字排開的露台，人一走上去就搖搖晃晃，發出嘰嘰嘎嘎的響聲。它們是每個單間和每個單元的附加建築，是人們最喜愛待的地方，因此也最熱鬧。
人們在露台上用煤油爐煎青花魚和比目魚，用「青黃魚」[80]的魚子熬著名的魚子醬，給孩子們洗澡，洗衣服，同鄰居罵架（一層住戶跟另一層住戶罵架），聽留聲機乃至跳舞。
我們走進去的就是這樣一個院落。院落內空蕩蕩的。
德寇的轟炸機發出鋼鐵般尖厲的嘯聲，俯衝而下，炸彈的爆炸聲此起彼伏。高射炮彈的彈片啪啪地落在院子的磚地上。
我們躲到二樓的露台下面去躲避彈片。掃院子的老人坐在我們旁邊一隻木箱上打瞌睡，他肩上掛著一副破裂了的防毒面具。無論隆隆的爆炸聲、呼嘯聲和塵土，都沒能使他醒過來。那塵土像一發發排炮似的由大街上直往院子裡沖。
我們看到面對我們的門廊里有一扇厚實的門。這門顯然通向一套獨門獨戶的單元。門上釘有銅牌，上邊刻著一行字：「牙科醫師伊·斯·瓦因特勞布」。
這個姓氏是按舊俄文拼寫的，字尾上還有硬音符號，這說明瓦因特勞布在此地落戶已經不知有多少年了。[81]
「還是革命前就在這兒落戶了！」奧列沙指出，「這在現在看來，就跟還在耶穌降生以前或者還在大洪水以前一樣久遠了。」[82]
門廊旁邊有一扇遮上窗簾的威尼斯式窗口。透過窗簾可以隱約看到橡皮樹黑乎乎的葉子。
又有一架飛機嗥叫起來。響起了爆炸時金屬炸裂的聲音和高射炮的排炮聲。
這時我們看到了一樁很普通、很平常的事。順帶說一句，事後我跟奧列沙回想起這件事時，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而且笑了很久，可為什麼要笑，我直到今天還不理解。
是這麼一回事。只見有個人氣憤地一把拉開威尼斯式窗戶上的窗簾，用手掌猛地砸了下窗子，窗啪的一聲打了開來，兩扇窗門左右開弓地彈到了兩邊的牆壁上。
一個上了年紀的猶太人從窗洞裡探出身子。這人鬍子拉碴，背帶放得很鬆，襯衣皺巴巴。他十之八九就是瓦因特勞布醫師本人。他手裡拿著一張報紙，想必是在打瞌睡，用這張報紙蓋住臉，免得蒼蠅叮他。炸彈爆炸聲和飛機號叫聲把他吵醒了。
他用手撐住窗台，把身子探出窗外。血管硬化了的眼睛，由於狂怒而漲得通紅，望著那架敵機發出魔鬼一般兇狠的厲叫聲，低飛著掠過院子的上空。他憤怒地衝著飛機吼道：
「怎麼？又來了！流氓！！」
他暴怒地對著飛機的背影啐了口唾沫，砰的一聲把窗關上，唰地一下拉上了窗簾。
那個在震天響的轟炸聲中也沒醒過來的掃院子老人，這時卻立刻驚醒了。他打了個哈欠，無可奈何地說道：
「這是我們大院裡最不顧死活的人：真正的拿破崙！」
空襲結束了。我們走到街上。天已經在黑下來。
「您看見了吧，」奧列沙講道，「我沒瞎說吧。這就是不論處於什麼情況下都不會灰心喪氣的敖德薩老人。」
「不過是叫您碰巧碰著了。」我回答說。
我們朝「倫敦飯店」走去。歌劇院附近倒著一棵給連根拔起的洋槐，樹根一直翹到一幢老式房子二樓的陽台上，根須掛住了陽台的欄杆。
大門口停著一輛急救馬車。一滴滴鮮紅的血從二樓的窗台上慢慢地往人行道上滴去。
一縷縷的濃煙在海上瀰漫開去。在佩列塞皮沙洲上有什麼地方起火了。但也可能是月亮正從沙洲的鹹湖後邊升起。
《三個胖國王》的路燈安然無恙。我心中的高興不下於奧列沙本人。
關於奧列沙我還可以談很多事，不過眼下還難以做到。他不久前故世了，我怎麼也忘懷不了他那張美好的臉，這是一位在我們面前沉靜地思考著問題的人的臉。我同樣也忘懷不了他插在那件老式西裝上衣紐孔中的一朵小小的紅玫瑰。這件上衣我看到他穿了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