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夢之一:鄭三發子 · 作者自序

《金陡春夢》一至八集（其中一至四集經過修訂），將由北京出版社陸續出版。 這是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間，反映了海內外廣大讀者對拙作的鼓勵，在這基礎上，北京出版社還打算出一部分精裝本以便讀者先生翻閱、指正和保存。而出版精裝本的第一位建議者華嘉同志，五十年代末早已在廣州提出，二十多年後得成事實，他老兄定感高興，而在下對於這些鼓勵，汗顏之餘，當然極為感激。 北京出版社還建議，費彝民先生和羅承勛（絲韋）先生為《金陵春夢》初版所作的《序》都很好，只因時移勢易，似該另寫。但費、羅二位工作極忙，不便打擾，應由在下自作說明，並答覆讀者三十多年來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這樣，在下就遵命獻醜了。 從一九四九年迄今，在我學習寫作，乃至病後治療過程中，曾蒙不少良師益友關切指導。在幾位使我銘感肺腑的長輩之前，我私下誓以「寫得象樣點」的作品為報，可是目的未達，已有兩位慘遭林彪、江青迫害，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教導，使我不能不熱淚縱橫，呼喚著他們放聲痛哭。范長江、金仲華兩位長輩，過早地永離人世了。 因此，對於幸免於難的幾位前輩，這裡就非常誠摯地為他們的健康長壽祝福！祝福他們已經歡暢地馳騁干各個建設的征途，為國增光，為民造福！ 讀者當然清楚，這裡不僅為一、二志士仁人之逝而哭，而是為中華民族的不幸遭遇而哭；這裡不僅為一二項成就而笑，而是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而笑。有如抨擊蔣介石王朝的不成樣子，絕非「為反蔣而反蔣」，而是因為他曾以二十多年悠長的時光，嚴重戕害著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我在醫院治病多年，雖未「與世隔絕」，卻也孤陋寡聞。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體諒我猶在病房，建議我以香港一九八○年第一期《開卷》雜誌所刊的《關子＜金陵春夢＞及其它》拙文為基礎作序，以節省體力，這實在使我感激。 寫《金陵春夢》要從《侍衛官雜記》說起。《新晚報》初期刊登這篇小說，之後出了單行本，作者宋喬寫蔣介石的膚淺與無聊相當有趣，讀者卻有這麼一個意見，蔣介石當真是這樣淺薄可笑？為了說明蔣介石之所以成為蔣介石——連美國總統都曾為之頭痛，《新晚報》主編認為最好再寫一篇，在讀者印象中塑造一個「真正的蔣介石」，而且這一意見越來越多，大概當時距離全國解放為時未久，人們對蔣的「厲害」記憶猶新之故吧！ 編輯部開例會時，總編輯羅承勛先生便把這件事提了出來，與會者人人搖頭，表示不感興趣和不能勝任，對於「寫蔣介石」沒有創作衝動。大家都只有三十左右的年紀，對蔣認識不夠，無從下手。記得一致提議函請北京等地老前輩幫忙，不久回信說，大家都忙，沒有時間替香港報紙寫小說，請《新晚報》自己解決。 已經記不清開過幾次例會，反正最後決定作為一個寫作任務處理，而末了這任務竟落在我的身上。在《大公報》、《新晚報》編輯部里，說到寫文章真是好手似雲，而所以輪到我這個「附驥尾者」，同事們的意見是：一、我在蔣介石「發跡」的上海住過；二、上過抗日戰爭前方；三、到過內戰前方；四、跑過一些地方包括台灣；五、其實這是個重要原因——當時我每天寫稿不過兩三千字——「反正你有空，就這樣了」。 對我來說，真是任務艱巨。對於一個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說中人物，可以虛構，又不能僅憑資料去寫，否則效果與催眠劑無異。馮平山圖書館等有關蔣的資料有的是，但是不敢用，煩悶不堪時想到了友人惠贈我的五頁「八行箋」。 那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蔣介石侍從室侍衛官退休後來港，尋親訪友，希望「葉落歸根」，並且很快獲得批准。在他回鄉之前用八行箋寫下了一些有關蔣的情況，內一中有五頁是記載抗戰時他奉蔣之命，在重慶監視蔣的兄長鄭紹發的經過。由於事隔三十年，已記不起這五頁紙由友人送給我的經過，反正當時在煩悶不堪時想到了它，並且全家協力尋覓，花了幾天功夫才找到了這薄薄的五頁紙。 然而一則以喜，一則以疑，我不大相信這位侍衛官所經歷的，蔣介石怎麼會有這一段傳奇式的故事？然後根據他的家譜、浙江地方志、風俗習慣、蔣的傳記等等逐一核對，再加上他的成長過程和各個階段的表現，我才深信這位侍衛官的所述，而且他沒有「駭人聽聞」的必要，這五頁八行箋與其說是欠缺文采，毋寧說是樸實無華。於是我就動筆寫《金陵春夢》的第一集《鄭三發子》。連載第一天發稿，排字房催排筆名時，才從「宋喬」身上得到啟發，起了個「唐人」的筆名，唐、宋、元、明、清，順口嘛。 事後證明，讀者對這個樣子的開頭是感到興趣的。我自己對相反的意見或抨擊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擔心有人控告我毀謗，而是擔心有人責備我為反蔣而出此一著並不光采，其實拙作中對蔣母寡婦再嫁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蔣也在於反他從鄭三發子變成蔣介石後，就忘記了災民痛苦而騎到人民頭上，並沒有反對鄭三發子，可能這明確的態度獲得了「忠貞之士」的「認可」，台港蔣方人士亦未因此罵街。 某報月刊曾有專文為蔣「闢謠」說，蔣並非鄭三發子，也非蔣母與雪竇寺和尚所生，而是他寡母與一不知名的村人所生，云云，這一闢謠卻列入了旁證範疇，大概為作者所未料及。 一九八一年香港《七十年代》上曾發表一篇文章，說該文作者遊覽浙江奉化溪口時，未聞鄭三發子的說法，在下所寫盡屬「空穴來風」，希望在下到奉化看看。一九八一年香港《鏡報》也曾發表一篇文章，內說鄭三發子的事情「毫無根據」，蔣氏家譜和奉化鄉人都不知鄭三發子其人其事，似責我不應該為反蔣而出此曲筆，並認為蔣介石的「千秋功罪」猶待評論，要「對得起歷史」云云。 在此要答覆這一類「否定鄭三發子」者的是，我一開始曾不信其事，後經研究而終信其事，然絕非為反蔣計，這在拙作中寫得很清楚。在奉化鄉親和蔣家族譜上絕對不可能找到「鄭三發子」，請問假若有知其事者，在蔣荼毒生靈的二十多年中誰敢透露？族譜更不可靠，特別是蔣介石在東北大敗，眼看行將全面崩潰時，居然把「重修家譜」列入頭等重要日程，修譜完畢後還派蔣經國回鄉祭譜（刊拙作第七集《三大戰役》），於此我對蔣氏族譜作偽的看法更堅定了。——他對《憲法》都要改，遑論族譜？他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都要改，矧乎族譜？ 至於「千秋功罪」，應該是早已「定論」的了。但是蔣介石一生也非毫無一是，例如他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兩個中國」，反對「蘇俄侵華」，等等，儘管他之反對在於他個人的利益。一、二外國當年「侵華」，他之甘作虎悵，甚至不惜露面，卻不象「鄭三發子」這回事瞞得住，而是舉世皆知的。 正因如此，有一些抗日戰爭時期曾作偽軍的人，被人民解放軍俘虜後，供述奉蔣之命「曲線救國」的經過，《金陵春夢》如實轉載了。如今那些偽軍官早已做了好人，因之修訂本將有關人名刪除，但「曲線教國」這回事不能刪掉。當年他們曾經有違「民族大義」，其主要責任都在蔣介石，今天他們的後輩應該歡欣做人，無所顧慮的了。 反對有「鄭三發子」其事者，相信必因下面一件事情而大皺眉頭：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內部發行的《河南文史資料》第五輯中，有三篇《關於蔣介石家世》的文章，張仲魯撰寫的《一些傳聞》，作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延朗寫的《點滴見聞》和該書編者所寫的《補充》，三文短小精悍，俱非為《金陵春夢》而作，卻異曲同工，都為「鄭三發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證。 ——再說一遍：在下絕非「為反蔣而反蔣」。 另外，有一位當年曾任台北《平言日報》總編輯的薛斯人先生，則在香港一家業己關門的日報上大揭我的「秘辛」，說我「向壁虛構」，寫《金陵春夢》稿費賺了不少，「私家車有兩部之多，白天寫稿晚上上舞廳」。多謝他「捧場」說我「漂亮」，還說我是個「出血大戶」，他的「打擊」在我友人間曾引起頗久談助，因為我只有一部「１１號車」（兩條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時，朋友邂逅便開玩笑，「你又在這裡等你的兩部私家車吧！」至於晚上去舞場做「出血大戶」（肯花錢的大闊佬），倒並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為她知道我壓根兒不會跳舞，同時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埋頭寫稿。 蔣介石逛窯子盡人皆知，不寫不成，因為涉及他的為人，特別因為文中要講民間疾苦。可是寫又不成，因為一九五二年我動筆時，不可能找到他當年所逛過的窯子。曹禺寫《日出》可以找到場景，我寫蔣的胡來就絕對找不到足以說明時空特徵的場景。於是我到處搜求資料，找遍書店、書攤，卻一無所得。最後在摩羅上街之下或率羅下街之上的一個簡陋狹小的舊貨鋪里，找到一本薄薄石印、有光紙印刷的楷書文言《三十年歇浦滄桑錄》，已記不起作者和書店的書字，是一本當年「十里洋場」上海「風月場中」的懷舊兼導遊小冊子，時間從清末到接近北伐，蔣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這段時期。大喜過望，以五毛錢「高價」買了，破冊子對上海妓院的分級、「規矩」、陳設、「制度」乃至當時「名妓」的花名、綽號與特徵等等記載詳盡，我就用來做這場戲的活動布景了。刊出約一星期，接到一封具名羅高，文句流暢、字跡蒼勁的讀者來信，語氣迫切地問我是誰？因為蔣介石逛客子時他偶也在場（當時這一類的妓院相當高級，鄙視Ｓｅｘ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ｖｅ，於是名妓的詩畫琴棋，一曲繞樑，招來了王孫公子的詩詞唱和，雙方儘量培養起Ｌｏｖｅ來，一般大商人與文化界人士也都利用那裡作應酬場合）。他說時易勢移，當年一起「吃花酒」的人大都去世，不能想像還有幾十歲的老人寫蔣介石逛窯子記憶又如此清晰，他要我在小說末端登個「羅高先生，大函奉悉，盼示尊址」之類的小啟，然後給我地址盼我去找他。雙方聯繫很快，他迅速告我以地址，是銅鑼灣保良局附近的一幢高級住宅，女僕應門，陳設雅潔。一位高齡老人，深度近視，中等身材，微胖無須，笑問：「老太爺沒有來嗎？」蘇州口音極濃，他原來是中國第一代小說家包天笑老先生。他當年在上海《晶報》，按照當時習俗，有些業務也要到「高級妓院」（書寓）應酬，所以時常見蔣，但蔣屬「傍支型」，和包老他們攀不上朋友。「你小說里的豆芽老七，現在九龍塘，兒孫繞膝。她從良好幾十年，你要去訪問她嗎？」我忙不迭婉謝了，包老指出我文中錯誤處，蒙他不棄，和我作了個忘年交。我們還準備為他做一百歲生日，但這位老前輩在九十九歲時逝世了。 當報館自干諾道海旁遷入灣仔前夕，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Ｗ君自台北來港約我見面，就約他在報館後面的大同酒家樓下卡位飲茶。我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奉命到台北設《大公報》分館出航空版，抵台之初，就有三幾位當地同業經常「陪」我採訪，Ｗ君便是其中之一，分別十一年左右忽然來找我，平時又沒通過信，所為何來？不是沒有顧慮。翌日下午三時我在大同等候，見來了一個吊兒郎當的人物，到卡座前後左右轉了個圈，沒幾分鐘Ｗ君就來了。我劈頭怪他為什麼不相信我？難道派個「探子」來就能解決問題？「雙十二」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在極端劣勢下，延安尚且力勸張、楊釋蔣，難道現在閣下的地位還超過了蔣？他極力否認，話題一下子轉到了《金陵春夢》，問我是否為稿費而寫？如果有人約我寫稿，能不能接受？我看了看錶說：「先告訴你，匿名信、恐嚇信都收到了，都己呈交我的上級。我確為生活寫了不少稿，但寫《金陵春夢》卻不是為了稿費，我不打算接受旁人約稿，因為幾家電影公司和幾家刊物報紙的稿還來不及寫。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祖父和父親都是在床上逝世的，與蔣無關，我與蔣家沒有私仇，寫《金陵春夢》絕非私人攻擊，如果貴總統爺兒倆馬上宣布國共談判，中國統一，使中華民族大家庭得以團聚，化干戈為玉帛，那我一定另寫蔣的情況，大大讚揚他。不過已經發生的事，他所做的，以及舉世對他的評價不能改變，因為這是史實。」 還記得我把我的住址和上下班時間等都告訴了他，勸他轉告台灣特工部門，為台胞和自己著想最好別來這一手，因為使人不齒，毫無用處，不信可以翻閱軍統局、中統局等等歷史，看看「成果」在何處？國民黨報紙上罵「匪」罵了幾十年，指名道姓罵人也不知罵了多少，但從未聽說發生了什麼效力，老兄如果還想警告我，甚至讓我做個光榮烈士，那預先謝謝了。……那天說了很多，臨別我再三請他轉告蔣經國先生：「他比他老太爺頭腦清醒得多，希望讓我有機會為他寫一部有關民族大團圓的小說。」事隔二十多年，匿名信等早已不再收到，情況變化很多，希望國民黨人對封建統治無助於國家進步這一點能進一步體會。 「言歸正傳」。當時各方對《金陵春夢》頗為注意，新加坡有三家報紙同時轉載，我毫無所知。某年甲報館老闆過港赴京，找我辦一件事，說星洲甲乙丙報都在刊載《金陵春夢》，還給我看了報紙，內中有一家是非常勉強地「改寫」的。他要我聘律師發信通知只有他可以轉載。我長嘆一聲，告訴他：「你們三家轉載，並無一家事先徵得我的同意或者支付稿費，今天你找我打官司，連請律師的錢都要我付，請你看我這身打扮，我絕非有錢人，這樁官司我打不得，也不想打。同時我勸你們三家也打不得，因為你們三家事先都未徵求作者的同意，也未支付分文稿費，這官司無從打起，再說你們三家都是愛國僑報，犯不著為了一篇東西傷了和氣，我建議大家不必付我稿費，也不必找律師吵嘴，看在一個大目標上，大家和和氣氣。」 但比起六十年代那個莫名其「糟」的風暴來，這些情況算不了什麼。先是，我在廣州念書的三個孩子，不約而同剪給我一段《陶鑄放毒工廠》的「腥聞」，意思是說：秦牧、陳殘雲（似乎還有一二位）以及唐人都是陶鑄手下的「放毒悍將」，措詞瘋癲之至。更滑稽的是我與陶鑄先生見面都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我尊敬這位長者，卻以沒有機會暢聆教益為憾，現在忽然來了個「放毒工廠」，真不知人間何世！香港有家報紙把這段「腥聞」，連同正在《新晚報》發表的《草山殘夢》版頭及筆名一齊制電版刊出，這使我案頭的電話響個不停，朋友都來詢問，沒辦法，在翌日連載文尾加了句：「諸兄，此事系出誤會，弟情況如常」之類，沒料到此事並非「誤會」，當年貼大字報，亂飛帽子，亂打棍子者大都無知，但他們背後的高層人物卻心中有數，非把我們這些「臭老九」斬盡殺絕，他們的倒行逆施就難以得逞。我絕對支持第四屆文代會「向前看，不計較，忘私仇」的決議，但當時唐人的《北洋軍閥演義》（刊《文匯報》）和《草山殘夢》（刊《新晚報》）、阮朗的《大地浮沉》（刊《商報》）都給腰斬了。我與上述三家報館和編者都不可能有私仇，更無斤斤計較可言，何況我的遭遇和大陸同業及前輩們的情況比較起來，還算是「輕」的，其所以還要寫一筆，只是為了大聲疾呼一句老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要忘記私人的恩怨，不能忘記公事——國家大事的慘遇！ 蔣介石垂暮之年，曾與日本極右派合作，由蔣命令七十餘名台灣歷史學者、大學教授，為日本極右派記者古屋奎二的《蔣總統秘錄》提供並無秘密可言的史料，作為日本極右派以搶救蔣介石為表象，實則妄想通過「蔣獨」和「台獨」，染指我合灣省的「最後一計」，也是七十年代國際形勢中日本極右派與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較量的最後一個回合！ 對於這件事，我總有一個想法：蔣經國頭腦遠勝乃父，他不可能一輩子是這樣一個人，廣大台胞與國民黨人，都在盼望中華民族大團圓的好日子迅速來臨。 此所以葉帥的「九點建議」反應強烈，此所以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提法「天下歸心」，此所以「國共和談」的呼聲使世界範圍內的華僑、華裔、大陸和台灣、港澳同胞臉上綻開笑容，在心頭響起共鳴。 北京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大會盛況，我在醫院電視室中看得很清楚，並且十分激動，認為蔣經國先生對海內外渴盼中國和平統一的勢頭必有更深的感受，寫一部有關民族大團結小說的機會肯定是較為接近的了。 在這氣氛里我到達北京繼續治療。目睹現狀——在安定團結基礎上邁向四個現代化；遠眺大局——和平統一的美好願望終必實現。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幸福。 因此，我更應將下列幾點向諸位報告。關於《金陵春夢》一至四卷修訂之處，除了蒙胡愈之老前輩指正有關他身份的錯寫之外，又根據鄭大箴、李祖棟、方琰、羅安琴、羅安文、凌育森、馮揚德、馮華德、李耕五、未署名先生（陳文統先生轉來）等等數十封長函短柬所指出拙作中的錯誤或可商榷之處，如姚子青烈士的原籍應是廣東平遠而非廣東清遠；桐油的獲得在於桐果的採摘碾磨製餅榨油，而非割漿取油；例如許崇智材料的補充；例如對於人物間稱呼的未能統一；葉帥對中外記者參觀團的報告引用似嫌直率；例如蔣介石訪莫斯科的具體情狀、訪問日本的日期差錯等等，自當在一至四集中一一更正。而在某些場合增加了蔣經國洋洋灑灑痛斥乃父的長信，又訂正了有關鄭三發子河南原籍的地址等等，凡讀者先生三十年中所垂詢的問題基本上作了答覆。此外有關國民黨特務組織、敵偽人事情形、文藝創作問題、一些人物與歷史問題等等，則已個別作復，不再贅述。而大量純屬鼓勵或托購拙作等等信件，則除了委託北京出版社（以前是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發行科）代辦以外，我只能在這裡表示感謝，而且有所抱歉者，由於我病後極需休養，今後各方委託購書務請直接函寄「北京東興隆街五十一號北京出版社郵購部」。文藝創作問題歉難作復，鼓勵函件容許我在心頭致謝，其它一些函件就要看在下這個病人的體力、精力能否執筆而定，怒我不能一一作復，像病前那樣了。 拙作雖在一九五八年前全部己在《新晚報》發表，但出單行本時有些地方必須補充，特別是三大戰役。因為當時除了報紙找不到參考資料，顯得單薄。出到第四集時，《羊城晚報》總編輯楊奇兄給我看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這便，我「相見恨晚」，而當第八集《大江東去》要排印時，「因病得閒」，已予另寫，易言之，《大江東去》並未在報紙刊登過。 正因為誦讀了《文史資料》等有關三大戰役的不少文章，使我加深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它決不是出自一個人，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第二代，和包括進步人士在內的全體軍民用血肉換來的經驗教訓，彌足珍貴，而毛主席能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地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真了不起；而中國共產黨人更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思想名之曰毛澤東思想，更見偉大。事實證明，如非毛澤東思想指導，別說不會出現三大戰役的局面，更不可能使「強大」的蔣政權灰飛煙滅。 走筆至此，作為一個熱愛祖國的中國人，我要寄語自已十億親愛的同胞，要始終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體系，為實現祖國統一，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終生。現在，我所以將《金陵春夢》全部交北京出版社，作為國內唯一的正式版本出版並執筆為序，就是想在重溫歷史的過程中，幫助讀者加深一點這樣的認識。果能如此，我就如願以償了。 唐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