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夢之五:和談前後 · 第 八 回 此長彼消 兩黨分擔起變化 口蜜腹劍 獨夫行徑非通道

書接上回，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的報告接著寫道： 」如果把全部敵軍偽軍合計起來，則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產黨擔負抗擊的，占敵偽軍總數一百三十四萬人中之一百一十餘萬，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國民黨擔負抗擊的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後，敵人增加了一部分軍隊來華，向河南、湖南、廣東的正面戰場進攻，兩黨分擔的比重起了一個變化。但增至這三省舉行進攻的部隊，最多不過十幾個師團，這個變化，也不算很大。 「至於敵後戰場以及一部分正面戰場的友軍和我軍的關係，抗戰初期還能配合作戰，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後即集中力量對中共摩擦。曾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間的一次（胡宗南將軍調動河防大軍準備進攻邊區），因為中外輿論干涉，未爆發戰爭；其餘兩次，均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使用的兵力均近十萬。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四月，在山西進攻決死隊（閻錫山長官所屬的部隊，亦稱新軍），與在太行山進攻八路軍。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進攻新四軍。此外，小的或中等規模的軍事磨擦，則從未間斷過。即如日前山西的中條山（閻錫山長官所部），湖北的鄂東、鄂南，安徽的皖中、皖東、皖南，浙江的東面，廣東的廣九沿線（以上均國民黨所部），我們的友軍無日不在剿共戰爭中。這種抗日戰爭中的國內戰爭，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四年半（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們曾在自衛鬥爭中，獲得了我們各級統帥部及國民黨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訓令。我們之所以至今還沒有把這些文件公布於世，是因為我們始終抱著期待我們的友黨友軍自動改變態度，停止國內戰爭，改善國共關係的心理。盡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國內戰爭（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中國要配合盟國反攻日寇，是異常困難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於正面戰場友軍之所以大部分喪失戰鬥力與在敵人進攻面前表示束手無策，例如蔣鼎文將軍、湯恩伯將軍與胡宗南將軍的數十萬軍隊，在河南不超過七萬敵人的進攻面前，不戰而潰，或一觸即潰，其原因，完全在政治上反對人民，反對民主，反對共產黨，外交上依賴友邦作戰與依賴友邦接濟，而全不振奮精神，自己動手之故。我們的友黨——國民黨的方針，拿幾句話來概括，就是厲行專制，壓迫民主，抗日依賴別人（國際依賴英美，國內依賴共產黨），自己保存實力準備剷除異己；假如這種方針不變，中國不但不能反攻，就連保存現狀也是不可能的。 「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後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原來不下一百萬（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時期的統計，華北約有八十萬，華中約有二十萬），由於政策錯誤和受不了艱苦磨練，絕大部分被敵人消滅或投降了敵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後方的為數甚少。到今天還在敵後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軍隊，他們用各種方法，不擇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這就是山東的趙保原，張里元及山西閻錫山長官（按：現均已投敵——編者）在三個月前才由晉南派到晉東南去進攻決死隊與八路軍的第六十一軍，這三部分總共不過二萬至三萬人。 」最後，要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形。八路軍的前身，是中國紅軍。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陝北會合時，計有官兵八萬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紅軍乃奉統帥部命令，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只承認四萬五千人，發表了三個師的番號（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即開赴華北參加抗戰。新四軍的前身，也是國內戰爭的紅軍游擊隊，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統帥部命令，集中於皖南、江北兩地，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轄四個支隊，計有一萬二千人，在華中參加抗戰。華南的中共部隊，一部分是內戰時期的紅軍改編的（海南島），一部分是抗戰以後共產黨領導人民組成的（廣州附近）。中共領導的一切部隊，都執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執行孫中山三民主義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宣布的共赴國難宣言，他們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後戰場上團結各界人民，創立民主抗日根據地，每一次由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國土，都由人民選舉抗日地方政府（在中國境內，只有這一種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因為他們是由人民選舉，不是由黨派委任的），執行三三制、減租減息、發展自衛軍民兵游擊隊，發展生產、肅清漢奸等項政策，其特點就是密切地依靠人民，軍隊與人民息息相關，黨政軍民結合一體，向著敵偽展開進攻與防禦的猛烈戰鬥。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能夠戰勝敵偽無數次的進攻，在毫無接濟、困難萬分的條件下，能夠克服困難，堅持敵後戰場至七年之久。 「大體說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期間，日本人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以其主力向正面進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敵後打擊共產黨。但自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後，由於中共在敵後戰場展開了猛烈的戰鬥，日本就改變了他的戰爭政策，輕視國民黨，重視共產黨，對國民黨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而移其主力於敵後戰場進攻共產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兩年，這種進攻達到非常殘酷的程度，敵人的』掃蕩『政策、』蠶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強化『政策都是這個期間達到最高峰。其結果，我們的軍隊縮小了，根據地縮小了，人口由一萬萬降到五千萬。一九四三年以來，敵人進攻的殘酷雖然是有加無已，但是我黨、我軍及敵後人民，卻從這種艱苦鬥爭中鍛煉出來了，由於執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項正確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整頓三風、擁政愛民、發展生產、肅清特務、發展民兵等），終於打退了敵人的一切進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現在，情況又好轉了，軍隊又有四十七萬，民兵有了二百餘萬，根據地又擴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萬（按：一九四五年四月公布為，軍隊有九十一萬，民兵二百二十萬以上，根據地有十九個大的解放區，人口有九千五百七十萬。——編者）並且經驗豐富了，質量提高了，我們曾經擔負抗擊敵偽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經過了外間所不能想像的困苦艱難，然而什麼敵人、什麼困難也不曾壓倒我們。 」中共七年來的抗戰史，幾個鐘頭是說不完的。現在把七年來我軍作戰的幾種重要統計分別的說一說。 「右圖為八路軍各周年的戰績統計； （表一） 」從這一統計表看來，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的抗戰，其戰鬥次數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這是第一。 「第二、是對敵軍作戰，斃傷數字較大，而俘虜數字較小；對偽軍作戰，則俘虜較多，斃傷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軍投誠，在抗戰最初二年是沒有的，第三周年以後，就逐漸增加，可見我們對敵軍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敵偽與我傷亡比較的變遷來看，中間雖有波動，但自一九四二年以後，我軍經過精簡整訓，戰鬥力比戰爭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三比一進至五比一了。 」第五、從繳獲敵軍的武器數字來看，可以看到我軍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戰鬥是非常艱苦的，就是說，戰鬥次數很多，而繳獲率則比第四周年減少了。 「在華中方面的新四軍，他們七年抗戰的經過情形，大體上與八路軍差不多。下面就是新四軍七年來各周年的戰績表： （表二） 」在斃傷敵人的項下應當特別指出：中共抗戰七年來擊斃日軍之將校，根據極不完全的統計材料，計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軍中將一名，少將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關於繳獲武器方面，也應當指出：若將八路軍，新四軍所繳獲的長短槍總計起來，則我軍七年抗戰的結果，繳獲了長短槍三十共萬枝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軍的，大部分是偽軍的）。若按照我軍人與槍的比例為五比三計算起來，光是長短槍就可以武裝五十四萬多人，繳獲輕重機關槍及大小炮，還不算在內。但是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殘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現在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遊擊隊的武器來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繳獲敵人的；三是民間武裝，由人民自動組成游擊隊或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的。但是我軍武器彈藥依然非常不夠，國民政府從抗戰開始即不給以必需的接濟，一九四一年以後，更無只槍顆彈文錢粒米之接濟，希望同盟國設法給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戰。我們軍隊因缺乏優良武器，缺乏子彈，缺乏醫藥設備，而無辜死亡的人是非常之多的。 」敵後七年抗戰的經驗還證明，如果不組織民兵、武裝民兵、訓練民兵，以配合正規軍作戰，則敵後的長期堅持是不能設想的。 「我軍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後戰場的各根據地上，對民兵的建設，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年止，我們敵後的民兵，已有二百多萬。除華南尚無統計外，華北、華中的民兵分布如下表： （表三） （表四） 」總計華北、華中共有民兵二百十三萬人。 「民兵以外，八路軍、新四軍的正規部隊及游擊部隊，是逐年增加的。廣大敵後戰場，受日寇壓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裝起來進行殘酷的戰爭，他們開始組成游擊隊，後來編入八路軍及新四軍，又復組成新的游擊隊。所以敵後戰場的軍制，是正規軍、游擊隊與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強大的敵人也無法摧毀我們。我們的友黨，不願發動民眾組織民兵及游擊隊，單靠正規軍作戰，紀律又很壞，如魚失水，如鳥失氣，所以不能勝敵。茲將八路軍新四軍歷史發展情形列表如下： （表五）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軍在一九四○年曾達到五十萬，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減少了，從一九四二年下帶年起又向上漲，至今保持四十七萬多，特別是戰鬥經驗豐富了，質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敵人打出去，並配合同盟國反攻日寇，八路軍、新四軍還應該壯大。一部分國民黨朋友把我們這種壯大抗戰軍隊，誣稱為』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們講這種話，實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現。現在應該不是削弱八路軍、新四軍，也不是設想種種方法去阻止它發展，而是極力扶植它、接濟它、壯大它，使它更能擔負配合盟軍作戰，驅逐日寇出中國的歷史使命。尤其是當著正面戰場發生嚴重危機的今天，每一個具有充分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是應該有這種要求的。 「我們的戰績表上，已指出七年抗戰中俘虜日軍與日軍投誠的數目，八路軍二五二二名（這中間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東遊擊部隊』包森支隊『在遵化地區所俘的敵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隨員六人），新四軍五○○多名。關於這些俘虜的處置，我們的政策是：（一）送回日本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統帥部處置；（三）留在我軍訓練成為敵軍工作的戰士。 」關於送回日軍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們的政策是不殺害俘虜，給予他兄弟般的待遇，聽其自願地去留，同時，又對他們進行不斷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膽地放他們回去；願留下的則留下，這對於削弱敵軍的戰鬥意志，有極大作用。 「在這個政策下，我軍俘虜日軍的數目，年有增加，日軍投誠的數目，亦年有增加。日軍中反戰厭戰運動的生長，決不是偶然的事。這一件工作，即所謂敵軍工作，我們的日本戰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領袖罔野進同志，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日軍俘虜除大部分送回日軍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虜數目：一九三九年十四人；一九四○年二人；一九四一年三人；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共十三人，第二次共十人，合計四十二人；又由太行送往大後方去的數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軍在抗戰頭三年亦送往大後方若干人，尚未計算在內。「 正是：前赴後繼，救亡第一，條件艱困，統計難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