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通論 · 十二 論讀《三傳》
《春秋》大義者，最早爲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機》、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骨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孔子假史文以著義，而寓一王大法於史事之中，故孟子比孔子作《春秋》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以孔子作《春秋》，繼舜、禹、湯、文、武、周公。趙注《孟子》，以素王義釋之，空設一王之法，即《孟子》「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耳。先生曰：「孟子明言孔子作《春秋》，則《春秋》是作而非述。孟子明言其事、其文、其義，則《春秋》重義不重事，是經而非史。蓋史者，據事直占，爲其事而止。經則以義爲主，凡所紀之事，皆以明義，苟無當於義者，雖大事不悉書，苟可以見義者，雖小事必具録、此《春秋》之爲經，所以與史異也。自古文學興，直以《春秋》爲紀事之史，且以《左氏》五十凡皆周公舊典，孔子據以筆削，則是孔子之於《春秋》，但有鈔録校勘之勢，不可謂之作。且時日不詳，始末不具，紀事之史，從無略如是者。」又駁章先生「經史分部始於苟品，以今文學家異《春秋》於史爲非」之說，曰：「不知經史之異，在性質不在形貌。以太史公之閎意眇旨，獨自謂整齊故事，不敢擬於《春秋》，又知經史自有區別。徒執目録家經史部録之法言之，於義無當也。」（《太史公書》不妨附春秋家，而《春秋》自非《史記》之比。）又曰：「董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案：所謂『行事」，即《春秋》所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實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然不能指其用法之處，則其意不可見。即專著一書，以明立法之意，仍是託諸空言，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即褒貶之義以爲後來之法，如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借齊襄之事以明復之義，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非予魯、祭仲諸人作佳傅也。明乎借事託義之旨，乃可以讀《春秋》也。」又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醉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泱。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傅指，爲其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案；此言《春秋》有經無談之故，及《左氏傳》之所由作，皆至明硫。《春秋》之經，非有傅不能明，孔子既有所隨辟，不自爲書，又古代簡策繁重，著録至難，故但以經旨口授諸弟子。漠初始著竹帛，而有《公羊》《梁》二傳。而世代遼遠，口說流傅，不能無所異同，且不能無所失遣。然就所停者觀之，固皆《春秋》之微言大義。舍二傳而求《春秋》之義，是欲出而不由戶也。」
《春秋》之義，賴《公》《轂》以傅，有所遣妄，亦宜有所增益，故有二傅之同異，乃同源而異流。求《春秋》之義，自常於二傅求之，而二傅亦不蓋《春秋》之本意。漢初經義，惟《公羊》尚存，以有董生之《春秋繁露》與何休之《公羊注》，《白虎通義》《五經異義》，亦多《公羊》説。言漢初之經義，惟《公羊》猶在耳。清代之《公羊》學所張皇者，漢初之經義耳，然又不盡《公羊》本義。清儒於此，不能知也。《公羊》之學，何《注》而後，有徐彥《疏》，畢者以爲六朝人作。清代治《公羊》學者，始於莊存與之《春秋正辭》，孔廣森之《公羊通義》，自劉逢祿作《釋例》及《解詁箋》，始成爲專門之學。凌曙有《公羊禮疏》《繁露注》，陳立爲《義疏》，康有爲有《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春秋董氏學》。莊、劉以及康氏，皆喜漢儒非常異義之論，實董、何之學，與《公羊》不盡合也。用力最深，而所得最多者，則爲廖先生之《公羊何氏解三十論》與《公羊補證》二書。《穀梁傅》，唐初猶有漠尹更始《章句》、魏糜信《注》，今皆不停，惟范甯《集解》獨存，楊士勛爲之疏。清代有許桂林之《時日月例》，侯康之《禮證》，柳興恩之《大義述》，鍾文烝之《補注》。廖先生有《穀梁古義疏》《起起疾》《釋范》諸書。世以廖先生爲治《公羊》，實則其《穀梁》之學，用力尤深。二傅之學，謂之前無占人可也。《左氏》本非解經之書，引傳解，乃劉歆以後之事，其五十凡，不可信據。漢注皆膚引二傅，蓋解經不能不依二傅以起義也。自杜預《集解》，始專據《左氏》爲説，自謂「簡二傅而去異端」，然猶未能盡。魏、晉以後，今文學，《左氏》孤行，南北所爭，惟服，杜之《注》而已。清額炎武、惠楝、洪亮吉、梁玉繩皆有所補注，臧壽恭、李胎德則輯《左傅》古説，劉申叔先生之言《春秋》，則欲爲《左氏》古學者也。然《左氏》究爲史籍，宋程公説之《春秋分紀》，清顫楝高之《春秋大事表》、馬之《左傅事緯》，高士奇之《左氏紀事本末》，以治史之法治之，爲允當也。啖、趙以後，《春秋》之學，事用《左氏》，義或取之《公》《穀》，不能以二傳繩之，謂之唐、宋之經學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