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書淺談 · 《左 傳》

第一節 《左傳》的傳授過程 前一章講到《春秋》一書。因為《春秋》敘一件事，只是寥寥幾個字，很不容易了解，於是後人有給它作解說的「傳」。根據《漢書·藝文志》，解說的《春秋》「傳」有五家： （一）《左氏傳》三十卷 （二）《公羊傳》十一卷 （三）《穀梁傳》十一卷 （四）《鄒氏傳》十一卷 （五）《夾氏傳》十一卷 但《漢書·藝文志》又說：「鄒氏無師」，就是沒有人為它傳授下來。又說：「夾氏未有書」，連成文的課本都沒有。因此，現在所存的只有《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三種。 《左氏傳》簡稱《左傳》。古代《春秋》和「三傳」（即左、公、谷）本「各自單行」，就是《春秋》是一種書，《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各自單獨成書。《左傳》不附《春秋》「經」文是肯定的。到後來，《春秋》經文按年分別寫在《左氏傳》文每年之前，成了目前這種本字。 《左氏傳》成於戰國時，本是用戰國時文字寫的。到漢朝，通行當時的隸書。《公羊傳》和《穀梁傳》寫於漢代，當然是用漢隸寫的。所以便把《左氏傳》叫「古文」（「文」就是「字」），《公羊》和《穀梁》叫「今文」。《公羊傳》和《穀梁傳》兩者「立於學官」，就是在國立大學開設專門課程，請專家講授；《左氏傳》卻只在民間傳授。 《左傳》的流行，在戰國已經開始。現在舉出幾條確鑿無疑的證據。 （一）戰國時，楚威王時有個太傅叫鐸椒的，曾經摘鈔《左傳》，寫過一本叫《抄撮》書，盡八卷。《抄撮》，《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名為《鐸氏微》，《漢書·藝文志》說《鐸氏微》只有三篇。 （二）戰國趙孝成王時，宰相虞卿也採取《左氏傳》，寫了八篇，叫《虞氏春秋》，既見於《十二諸侯年表序》，又見於《史記·虞卿列傳》。《虞氏春秋》，根據孔穎達《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的疏引劉向《別錄》也叫《抄撮》，一共九卷，似乎比鐸椒的《抄撮》豐富一些。 （三）西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叫不準的，盜掘魏襄王墓，發現一本叫《師春》的書，完全抄錄了《左傳》有關卜卦占筮的文字，連上下次第都沒有改動。杜預和束皙都親眼看到這書，並且認為師春是抄錄者的姓名。 由以上三事看來，《左傳》已被戰國時人所愛好，並且採摘成書。 到漢代，漢高祖劉邦的謨誥便引用過《左傳》，漢初的張蒼，曾為秦朝御史，主持四方所上文書，也曾從荀卿學習《左傳》，張蒼又把《左傳》傳給賈誼，賈誼又傳授給自己孫子賈嘉，賈嘉傳給河間獻王博士貫公，貫公傳給自己小兒子貫長卿，貫長卿傳給張敞和張禹，張禹傳給蕭望之和尹更始，尹更始傳給自己兒子尹咸和翟方進及胡常，胡常傳給賈護，賈護傳給陳欽。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古籍，發現孔壁中古文《左氏傳》，又從尹咸和翟方進學習《左傳》。這是西漢一代私人傳習《左傳》的過程。 第二節 《左傳》是怎樣解說《春秋》的 劉向、劉歆父子都喜愛《左傳》，劉向作《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採用不少《左傳》的內容。劉歆曾竭力爭取使《左傳》「立學官」， 在國立大學開設專門課程。但遭到守舊派的一些人反對，反對理由之一，說「《左氏》為不傳《春秋》」。《左傳》究竟傳不傳《春秋》，必須由《左傳》自己說話。我們考察《左傳》，肯定它是「傳」《春秋》的。它傳《春秋》有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說明書法。如隱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則說：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傳文對經文作了二個解釋。第一個解釋「王正月」的「王」，《左傳》在「王」下加一「周」字，說明這王是周王，也就說明，這個「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頒布的曆法而定的。第二個解釋是，因為依照《春秋》條例，魯國十二君，於其元年，應該寫「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隱公元年卻沒寫「公即位」三字，《左傳》加以解釋，因為隱公只是代桓公攝政，所以不寫「公即位」。這個理由是有根據的。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隱公和桓公的父親惠公，隱公卻不為喪主，便是不敢以繼承君主者自居，傳文也明白地表示惠公在世，桓公已被立為太子，一也。二年冬十二月，桓公的母親子氏死了，用夫人禮，史書薨，而隱公自己母親於第二年夏四月死了，卻不用夫人禮，只寫「君氏卒」，便說明隱公自己只是攝政（代行政事）者，桓公實際將為正式魯君，所以用夫人禮對待桓公母，而對待字跡母親卻卻不用夫人禮，二也。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就是替桓公之亡母別立一廟而落成之，這表示對待桓公之母何等尊重，也就表示隱公之把幼小的異母弟桓公視為魯君了，三也。隱公十一年傳： 羽父（即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同「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地名），吾將老焉。」 就是說明羽父請求隱公允許他把桓公殺死，他自己以此要求太宰的官。隱公說：「因為他（桓公）年輕，所以我代他為國君，我不久便把君位交還給他。我已派人在菟裘這地建築房屋，打算在那兒過老。」這更表明隱公無意於留戀君位，這殺證據之四。由此足以說明《左傳》之說隱公代桓公攝行政治，完全是當時史實，魯太史因此不書隱公即位。這種說明「書法」之處很多，這不過是一例罷了。 第二種方式是，用事實補充甚至說明《春秋》。魯隱公實是被殺而死。羽父求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同意，並且表示本心，但隱公太不警惕了，對羽父這樣的壞人未加處置。羽父反而害怕，因此向桓公挑撥，這樣，隱公被暗殺，並且使某些無辜者作了替罪羊。而《春秋》只寫「公薨」二字，好象是病死的。《左傳》便把這事源源本本敘述出來。 第三種方式是訂正《春秋》的錯誤，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則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下略） 「日有食之」是當時習慣語，等於今天說「日蝕」。《春秋》和《左傳》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傳》是「十一月」。《左傳》有一條例，杜預叫做「傳皆不虛載經文」。意思是《左傳》作者，如果對《春秋》經文某些條文沒有補充、修改或說明，便不為這條經文立傳，所以《左傳》中有不少經文沒有傳文。這一條傳文，則是《左傳》作者訂正《春秋》經文的錯誤。根據古代天文曆法家，如後秦姜岌（姜岌是世界上第一位能追算日食並發現蒙氣差的天文學家）、元代郭守敬（郭守敬是元代大天文學家、水利專家和儀器製造家）等人的計算，實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據今法計算，這是當時公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蝕，乙亥朔應在周正十一月，日蝕就在這天。《春秋》作「十二月」，可能是當時的筆誤，也可能為後人的誤鈔，而《左傳》作者根據更可靠的資料改訂為「十一月」。 第四種方式是，《春秋》經所不載的，《左傳》作者認為有必要寫出來流傳後代，於是有「無經之傳」。《左傳》開頭便寫了「惠公元妃孟子」一段，這本是和「元年春王正月」相連結為一章的，因後人分經之年，每年必以「元年春」開始，有時便截斷上下文，把「元年春」的上文截置於上年的傳尾。這一段也是如此，還不能算是「無經之傳」。以隱公元年論，《春秋經》共七條，都有《傳》；《傳》有十四條，有七條是「無經之傳」，而且傳文都說明太史所以不書於《春秋》的緣故，這些都是對《春秋》史料闕失地補充。《春秋》經文僅一萬六千多字，除掉無傳之經，還不足一萬字，而傳文則有十八萬多字，絕大多數是敘述史實的，而且行文簡練含蓄，流暢活潑；描寫人物，千姿百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既是較可信的史料，又可作為文學作品欣賞，如果沒有《左傳》，《春秋》的價值便會大大下降。例如魯莊公二十六年《春秋經》：「曹殺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經又書：「宋殺其大夫。」這兩條都沒有傳來說明或補充，那麼，殺者是誰，被殺者又是誰，為什麼被殺，其經過如何，一切無法知道。杜預作注，也只得說，「其事則未聞」。無怪乎東漢初桓譚在《新論》中說： 《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這是《經》待《傳》而明的例子。也有《傳》待《經》而明的例子。如成公十七年《經》：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傳》卻說：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 《傳》僅說「諸侯」，如果沒有《經》所記載的「晉侯、齊侯」等，離開了《經》，誰也不知道「諸侯」是哪些國君。桓譚說《經》不能離開《左傳》；其實，《左傳》也不能離開《春秋經》。 由此，可以得一結論：《左氏傳》是「傳」《春秋經》的。它和《春秋經》相結合，正如桓譚所論，好比衣服之有表有里，不過它的「傳」《春秋》是根據大量可靠史料來補充、甚至訂正《春秋》脫露和錯誤的，也有說明「書法」的，不像《公羊傳》《穀梁傳》多逞臆說罷了。 第三節 《左傳》著作年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左氏春秋》（即《左傳》）成於左丘明，西漢初的嚴彭祖甚至說，孔丘和左丘明一同到周王朝看所藏史料，一個作《春秋經》，一個作《左氏傳》（見《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孔穎達《正義》引沈氏說），這些話雖然是西漢人說的，卻不能相信。左丘明這個人，見於《論語·公冶長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說明其人至少和孔丘同時，年齡或許還大於孔丘。可是《左傳》最後記事到魯哀公二十七年，最後一段說明智伯被滅，還稱趙無恤為襄子，足以說明《左傳》之作在趙無恤死後。智伯被滅距孔丘之死已經二十六年，距趙襄子之死已經五十三年。孔丘活到七十二歲，假若左丘明和孔丘同年，趙無恤死時他已一百二十五歲，怎麼還能著書？ 根據上文說楚威王太傅鐸椒曾經採擇《左傳》作《抄撮》，那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末年）以前《左傳》便已流行，《左傳》當完成於公元前329年以前。閔公元年《左傳》說： （上略）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畢萬本是周代畢國的後代，到他本人，早已為衰微，淪為一般自由民。到此時，剛到晉國做官，得到魏邑的賞賜，職位為大夫。《左傳》作者說畢萬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後代一定會「復其始」，意思是恢復為國君。《左傳》作者好講預言。預言靈驗的，便是《左傳》作者所目見耳聞的；不靈驗的，便是預測錯了，他未嘗料想到的。他的畢萬之後代一定昌盛而恢復為公侯，證明他曾見到魏文侯為侯，卻不曾見到其後稱王。那麼，由此可以推測，《左傳》作於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稱侯以後。 《左傳》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們不糾纏作者為誰的問題。但著作年代卻在戰國初年，公元前403年以後。 宣公三年《左傳》說： 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這裡有個問題：周的世數和年數應從文王計算起，還是從武王滅紂後算起，還是根據這段文字從成王定鼎算起。我認為「成王定鼎於郟鄏」，只是說明卜世卜年的時間和背景，而卜世卜年應該包括周王朝所傳之世、所得之年，至遲應該從武王算起。《晉書·裴楷傳》說：「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這也是從西晉開國計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類。《漢書·律曆志》說：「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西、東周總共三十四王，《律曆志》說「三十六王」，是把東周的哀王和思王計算在內。若說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安王末年（二十六年）為公元前376年，東周年代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約三百年，《左傳》成書年代很難到周安王年代。我們可以大膽推定，《左傳》成書在公元前403年以後，公元前386年前，離魯哀公末年約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四節 怎樣讀《左傳》 《春秋左氏傳》是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先秦史者固然必須讀它，研究先秦文學者也一定要讀它。但它所包內容比較豐富，某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從西漢賈誼作《春秋左氏傳訓故》以來，便不斷有人替《左傳》作注釋，但在西晉杜預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以後，以前那些注釋《左傳》的書都已先後亡佚。杜預作《集解》時，還見到十多家註解《左傳》的書，也曾採用西漢末劉歆、後漢賈徽、賈逵父子、許淑、穎容之說，為什麼沒有採用當時尚存的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見《後漢書·儒林傳下》）呢？孔穎達《正義》認為「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指上文劉、賈、許、穎五家），故棄而不論也」。杜預作《集解》，的確費了很大功力。他自稱有「左傳癖」。他作《集解》之外，還有《春秋釋例》、《春秋經傳長曆》當書，可惜都已散佚，《春秋釋例》，《永樂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其餘則僅存於孔穎達《正義》的引文中。《春秋左傳註疏》是《十三經註疏》之一，今天還有參考價值。 杜預以後還有一些關於《左傳》的著作，但比較完善的卻沒有。清洪亮吉《左傳詁》，著筆不多，有意排斥杜預的注釋，而引用賈逵、服虔之餘說較多，談不到通釋《左傳》。劉文淇有意作《春秋左氏傳》新疏，可惜他和他兒子、孫子幾代用功，還僅寫到襄公初為止。而且從今天看來，難以使人滿意。一則為他們所處時代所限制，缺乏科學性；二則劉氏過於相信《周禮》，用《周禮》來套《左傳》，往往齟齬不合，反而不如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往往能夠求學術之真。 最近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已經出版，和《春秋左傳注》相配合的有沈玉成的《左傳譯文》（已出版），楊伯峻的《春秋左傳詞典》也即將出版。這是目前通釋《春秋左傳》的一部較有功力的書。作者廣泛採取古今中外有關春秋一代歷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己意，務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尤其重視更可靠的資料，如甲骨文、金文、地下發掘文物等加以印證，是一部較好的《春秋左氏傳》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