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書淺談 · 《孟 子》

第一節 《孟子》內容和作者 《孟子》是記述孟軻言行以及他和當時人或門弟子互相問答的書。 《孟子》和《論語》有相同處，有相異處。《孟子》各篇，沒有有意義的題目，如《墨子》「尚賢「非攻」，《莊子》「逍遙遊」「齊物論」之類，而只是攝取篇首二三個字為篇題。這一點和《論語》完全相同。《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間沒有什麼邏輯聯繫，各自為章，也和《論語》完全相同。兩漢人把《論語》看成「傳記」，也把《孟子》看成「傳記」，如《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者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其間必有名世者」一句見於《孟子·公孫丑下》，《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這二句見《孟子·滕文公上》；《說文解字》引《孟子·梁惠王下》「簟食壺漿」，也稱「傳曰」。如此者不少。這是第三點相同處。漢文帝時曾設立傳記博士，《論語》、《孟子》都是「傳記博土」之一，這是第四點相同。《論語》一書，經常為漢人引用，《孟子》也是如此，《鹽鐵論》中的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用《孟子》語，《漢書·鄒陽傳》引其說王長君「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藏）怒，無宿怨」，本於《孟子·萬章上》，《漢書·兒寬傳》敘兒寬對漢武帝問，有「金聲而玉振之」一語，即用《孟子·萬章下》。無怪乎在兩漢時《孟子》地位僅次於《論語》，為諸子之冠冕。 但它和《論語》有不同處。第一，《論語》講孔子容貌動作相當詳細，尤其《鄉黨》一篇；而《孟子》全書僅記孟子言語和出處。第二，《論語》記到孔子再傳弟子，如曾參死時召門弟子（《論語·泰伯》），又如「子夏之門人小子」（《論語·子張》）；《孟子》僅記孟子和他弟子相問答，不涉及學生的學生。第三，《論語》記孔門弟子僅僅幾個人稱「子」，如「曾子」「有子」，而《孟子》則除萬章、公孫丑少數人外，多稱「子」，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類。因為有這幾點相同和不同，便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孟子》仿《論語》而作，但《論語》編纂於孔子再傳弟子之手，《孟子》大概是萬章、公孫丑二人所記，對同學輩稱「子」，對自己不稱「子」，全書文章風格一致，可能經過孟子親自潤色。至於對當時諸侯都稱諡，尤其是魯平公，死於梁惠王元年之後七十七年，孟子初見梁惠王，惠王就稱他為「叟」（老先生），魯平公一定死於孟子後。不但魯平公死於孟子後，梁襄王也死在孟子後，就是齊宣王，也可能比孟子晚死三兩年，這些諸侯的諡，大概是孟軻門徒追加或追改的。《史記·孟子列傳》說：「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這話是大體可信的。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後漢趙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為上、下，則七篇共十四卷。 第二節 孟子生平 孟子是孔子以後儒家一大派，對後代的影響很大，因此應該知道他。 孟子名軻。大概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於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歲。他是鄒國人；即今天山東鄒縣東南郊。相傳他幼小時死了父親，他母親為著教育他，有「三遷」和「斷機」的事（見《列女傳》）。 孟子出生時，距離孔丘的死將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見孔丘的學生，連孔丘的孫子子思，曾孫子上都趕不上。孟子所從師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學成以後，便出遊齊、魏、滕等國，向當時諸侯講「仁義」，講統一天下的方法，講治國的政策。可是當時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裡卻認為他的那一套「迂闊」，不切合實際。他首先說齊威王，碰了釘子，便去遊說宋王偃、也不得意，曾和滕定公的太子，就是不久後繼承君位的滕文公相見，仍然回到家鄉。後來又到魯國，魯平公要來拜訪孟子，卻被人破環。滕文公即位，孟子來到滕國。可惜滕國太小太弱了，而且滕國的大臣多半是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孟子也年近七十，到了梁國。梁國就是魏國，因為國都由舊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所以又稱梁國。孟子同梁惠王和他兒子梁襄王都先後相見，可惜梁惠王不聽信他；梁襄王呢，孟子有些厭惡和輕視他，所以，孟子離開梁國，又到齊國。這時正當齊宣王之世，齊宣王不用孟子的計謀。孟子離開齊國，已經七十多歲了，從此不再出外遊說，和他的學生萬章、公孫丑之流著述《孟子》七篇。 第三節 孟子的學說 孟子以孔子的嫡傳和繼承人自任，他的學說基本上和孔子相同，甚至有些地方還比孔子拘泥；但也有比孔子進步處，這是由於孔子所處是春秋晚年，孟子所處已進入戰國；時移世異，自應有所不同。 《論語·堯曰》篇是孔子的政論大綱，先引堯、舜、禹、湯、周，然後說出自己的施政綱領，足見孔子是以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和周公為「先聖」，而自己是繼承他們衣缽的。從今天的歷史觀看來，唐堯、虞舜只是傳說中的人物，縱有其人，也只是原始社會已經解體之際，部落聯盟的大酋長。夏禹以後，由大酋長的推選制度改變為世襲制。夏、商二代已經進入奴隸社會。儒家粉飾歷史，也粉飾歷史人物。《論語·堯曰》篇已經是後代「道統」的先兆，《孟子》的最後一段說得更明白：堯舜至湯，湯至文公，再至孔子；孔子而後，便是自己了。這一「道統」，到唐朝韓愈便自認他是遙接孟軻的了（韓愈《原道》）。 孔子講「仁義」，孟子也講「仁義」。孔子把「仁義」和「利」絕對對立，孟子也如此主張，這是他們的相同處。但是孔子只說「性相近」（《論語·陽貨》），孟子卻一口咬定「性無有不善」（《孟子·告子上》）。孔子還說：「微管仲，吾其被（披）發、左衽（衣衿向左開）矣。」（《論語·憲問》）甚至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這就是他的仁德（《論語·憲問》），孟子卻非常輕視管仲（見《孟子·公孫丑上》）。孔子也曾幾次講到齊桓公，還有一次評論了晉文公（參考《論語·憲問》），孟子卻硬說：「仲尼之徒無道桓（齊桓公）文（晉文公）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下》）。孔子不講井田，孟子卻想復古，欣然替滕文公設計井田規劃（《孟子·滕文公上》）。這些是孟子的拘泥處。 孟子比孔子有進步的地方，主要是以民為重和君臣關係。這些，一則由於時代的進步，二則由於孟子「兼善天下」思想的擴張運用。孔子講君臣關係，最多只是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而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孟子甚至答覆鄒穆公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梁惠王下》），意思就是，你怎樣對待人，人就照樣回報你。君臣關係如此，君民關係更如此，沒有單方面要求人家怎樣怎樣的。孟子而且更進一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是當時極可貴的民貴君輕論。 孔子不大相信鬼神，他的學生說，他不談「神」（《論語·述而》），但《論語》一書中，只一萬二千多字，卻出現「神」字十七次，「鬼」字五次。《孟子》一書，共三萬五千多字，幾乎多於《論語》二倍，竟沒有一次「鬼」字，只有一次「百神」字。孔子可能是無神論者，孟子真正是無神論者。 孟子和孔子一樣，「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他們所談的，基本上是治國、平天下的主張。但孔子也談到曆法，因為曆法關係民生。孔子主張「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什麼叫「行夏之時」呢？古人認為曆法有「三正」通行於夏、商、周三代，夏代以建寅之月（含「立春」之月）為一年的第一月（歲首），商代以建丑之月（今農曆十二月）為歲首，周代以建子之月（含「冬至」之月，即今農曆十一月）為歲首。其實，這未必是夏、商、周三個朝代的不同曆法，僅僅是春秋時代三個民族地區的不同曆法。晉國是夏墟，行的是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歲首）的曆法；宋國是商墟，行的是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的曆法；周朝以及魯國行的是以建子之月為正月的曆法。當然，建寅的曆法，正月一般是立春之月，春、夏、秋、冬四時合於農時，便於農活，就在春秋以及西周，民間都行此種曆法，所以孔子說「行夏之時」。孟子更懂得曆法。他說道：「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故」是「所以然」的意思，用現代術語說，是客觀規律。天極高，星辰極遠，只要知道他們運行的規律，今後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坐著計算出來。孟子論治水，也說，一定要遵循水的規律。遵循水的規律，使用不著穿鑿附會、自以為是的聰明智慧了。這是孟子的進步處，也是他的唯物主義的表現。 但是一談到「性善」、「行仁政」等等，孟子使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討論人性和對待自然物不同，尤其和對待天體運動不同。孟子卻等同起來，說什麼「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順利）為本」云云（《孟子·離婁下》）。這話是說：「天下的討論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礎在於順其自然之理。」一切事物都有其「所以然」，都應該「傾其自然之理」。然而「自然之理」不是一時一人所能完全掌握的。不但天體運動如此，人的屬性更是如此。「人性」不但有自然因素，還有更多的社會因素，尤其不能不打下階級烙印。在生理學、心理學、社會科學沒有發達，甚至尚未成為學科的時代，孟子一定要把人性和水比附，說什麼「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這叫做瞎比附。如果性惡論依樣畫葫蘆地說：「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孟子怎麼回答呢？ 孟子還有一套外推術的形上學的方法論。 他說，有人突然看到一個小孩要跌下井去，都有驚駭而同情的心情。這心情便是自然產生的。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恥之心是「義」的萌芽，推讓之心是「禮」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節譯自《孟子·公孫丑上》）。由看見小孩將掉下井的驚駭同情的心情，推而斷定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又推而人人都有仁、義、禮、智的萌芽。然後又向外推以至於「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盡心下》）。這種外推術，可以不要任何論證，便隨心所欲地引導出自己的結論，無怪乎「外人」（孟子和孟子徒弟以外的人）都說孟子「好辯」（《孟子·膝文公上》）了。 不知道是孟子這樣的思想方法--比附和外推--導致孟子在論有關上層建築範圍的事物陷入唯心主義呢，還是孟子的唯心主義導致他採取這種詭辯術呢？總而言之，唯心主義和形上學的比附以及外推的思維術，在孟子學說上，是結成不解緣的。 第四節 孟子的悲劇和鬧劇 孟子一生不得志，主要是他自取的。他把事物分為兩類，一類是本身有的，即內在的；一類是外在的。本身有的，如仁義禮智，「求則得之，舍（捨）則失之」，這是求而有益於得的。外在的，如富貴利達，這是求而未必能得的（節譯自《孟子·盡心上》）。因此孟子雖然極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卻不肯考察當時天下形勢已容不得他執行復古的井田制；諸侯講富國強兵以及合從連衡唯恐不足，更聽不得「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下》）的議論。無怪乎縱是逞其口舌，終不能說動諸侯，退而著書了事。和孟子出生稍後的商鞅，卻在孟子尚未老邁之年，得行其法於秦，使秦孝公奠定富國強兵的基礎。雖然死得很慘，但他那一套主張，仍然未被廢除，終於導致秦始皇統一天下。商鞅是唯物主義者，孟子是唯心主義者，這或許是他們成敗的關鍵之一罷。 孟子雖然被稱為「亞聖」（始於元順帝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定於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在孔廟裡陪著孔丘吃冷豬肉（當時叫「配享」），但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卻對孟子的重民思想極不高興，甚至說：「這老頭兒要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叫人把《孟子》所有有關重民思想的章節全行刪去，書名《孟子節文》，連所引《湯誓》「時日盍喪？予及女偕亡」（《梁惠王上》）都刪去了。共計刪除八十五條，並且不准士人學習這些被刪去的章節，更不准用它作考試題目。有一段時間，還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廟，經人勸說才得恢復。這固然不能說是孟子的悲劇，反而反映他所以遭專制魔王的迫害，更覺得他重民思想的可貴。這只是孟子身後的一幕鬧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