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書淺談 · 導 言
一、一點說明
我談的「經書」，不是「經學」。要談「經學」，談何容易！一部「經學史」，實質上是一部中國思想鬥爭史，主線是政治思想鬥爭史，甚至政治鬥爭史。這是歷代政治家、思想家打著「經學」旗幟進行鬥爭的歷史。涉及各種學說、學派和它們的來龍去脈，即它們的產生、成長和衰落的過程，自然要研究歷史的各個領域，因為它是各家各派興衰的背景。寫一部這樣的東西，可以成為洋洋大觀的專著，不是「淺談」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學力所能了。
經書淺談，只限於淺談各種「經書」的主要內容，著作年代，我們今天怎樣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著手，如何深入。在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點看法，同時掃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礙。
我談的「經書」，其實就是「十三經」，它是自宋朝以來確定的，到今天還習以為常，不是有《十三經白文》、《十三經索引》、《十三經註疏》等等可以為證嗎？這是「儒家」的經典。拆穿西洋鏡，也不過那麼回事。
二、「經」名考
為什麼叫「經」？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把一些難以站住腳的各種說法撇開不談，專從歷史考據上講講這問題。「經」作書名，最早見於《國語·吳語》的「挾經秉桴」。這是講吳王夫差要和晉國決一勝負的戰前情況。韋昭注說：「經，兵書也。」而清末俞樾卻認為「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依俞樾說，「挾經」是掖著劍把手，「秉桴」是拿著鼓槌。但劍不插在劍鞘里，偏要挾在腋下，不但古代無此說法，而且捶鼓也難以使勁。俞樾的說法有破綻。總之，面臨交戰，挾著兵書臨時請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這一駁斥還是有道理的。因之，《吳語》的「經」，我們不看做「兵書」。《墨子》有《經》上、下篇，也有《經說》上、下篇。《經》的文字簡單，甚至三四個字便是一個命題。《莊子·天下篇》說墨學弟子徒孫都讀《墨經》，可見「墨經」之說起於戰國。《經說》便加以說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經》，不知《道經》是什麼時代的書。《韓非子》的《內儲說》上、下，和《外儲說》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經」和「說」，可能是仿效「墨經」的。可見，「經」是提綱，「說」是解釋或用故事來作證和說明。《禮記》有《經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啟發的。至於《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經》一類醫書，因為那是後人偽作的，便不討論了。
由上所述，「經」名之起，不在「儒家」。「經」的意義，也未必是用它「經常」的意義，表示它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西漢的經學家以及以後的「今文派」認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經」，他們不懂，「經」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經」名之起，據目前所知文獻記載，大概起於「墨經」，不起於孔子。後代把「經書」這一「經」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說叫做「佛經」，伊斯蘭教有《可蘭經》。道教稱《老子》為《道德經》，《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至德真經》。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抱朴子·外篇·勖學第三》也有這一說法。在考古發掘中，無論竹簡木札或帛書，只有用絲線和麻織物把竹簡、木札編綴成冊的殘跡。「經」本是絲織之名，是否因以絲織物裝成冊而給以「經」名，前人多主此說，但也難以肯定，因為用絲、麻織物把竹簡、木札編綴成冊的不止「經書」。
把「儒家」書籍說成「經」的，開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似乎「六經」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說。如果這說可信，甚至「六經」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說我研究這「六經」。可惜的是《莊子》這部書，自己也說「寓言十九」（見《寓言篇》），不盡可信。但總可以證明，在戰國時，儒家已有「六經」。《莊子·天下篇》更進一步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幾句話意思是，「《詩》表達思想感情，《書》記述歷史，《禮》講的是應對進退、周旋揖讓，《樂》講的是聲音和諧，《易》講的陰陽，《春秋》講的是君臣上下。這種道術分布在四方而在諸侯各國中有所表現和設施的，各家各派有時有人稱道它。」這樣一說，「六經」不但是儒家所專有，而且它是以後「百家爭鳴」的學術源泉。漢代尊經，據鄭玄說，「六經」'的竹簡長二尺四寸（見《儀禮·聘禮》賈公彥《正義》引鄭玄《論語序》）。從1959年7月在甘肅武威漢墓所出土的竹、木簡的《儀禮》看來，這話是可信的。
三、《十三經》的完成經過
如上所說，儒家經書，最初只有「六經」，也叫「六藝」（見賈誼《新書·六術篇》）。到後來，《樂》亡佚了，只剩下「五經」。《樂經》可能只是曲調曲譜，或者依附「禮」，由古人「禮樂」連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詩」，因為古人唱詩，一定有音樂配合。我還猜想，無論「禮樂」的「樂」，或者「詩樂」的「樂」，到了戰國，都肩於「古樂」一類，已經不時興了。《孟子·梁惠王下》載有齊宣王的話，說：「我並不是愛好古代音樂，只是愛好一般流行樂曲罷了。」春秋末期，諸侯各國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訪問，已經不用「詩」來表達情意或使命，戰國時期，若引用詩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書相同，完全不同於春秋時代用「詩」來作外交手段。那麼，依附於「詩」的樂曲樂譜自然可能廢棄不用。而且根據目前所已知的戰國文獻，西周以至春秋那種繁文褥節的「禮」也長時期不用，依附於「禮」的「樂」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場。「樂」的亡佚，或許是時代潮流的自然淘汰。《樂經》的失傳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漢書·藝文志》沒有《樂經》。至於東漢末年曹操從荊州得到雅樂郎杜夔，他還能記出《詩經》中四篇樂譜，我卻認為，杜夔所記出的《詩》的四篇樂譜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樂譜。
「六經」的次序，據《莊子·天運》和《天下》、《徐無鬼》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淮南子·泰族訓》、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禮記·經解篇》、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都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唯《荀子》《商君書》沒談到《易》）。但到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六經的次序改為《易》、《書》、《詩》、《禮》、《樂》、《春秋》。以後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以至現在的《十三經》都把《易》改在第一。為什麼到後漢時把「經書」的次序移動了呢？很可能他們認為「經書」的編著年代有早有晚，應該早的在前，晚的在後。《易》，據說開始於伏羲畫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書》中有《堯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詩》有《商頌》，或許是殷商的作品罷，列在第三。《禮》和《樂》相傳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於《春秋》，因為魯史是經過孔子刪定的，列在第六。
無論《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好，《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好，統稱為「六經」，《樂經》亡失，變為「五經」。《後漢書·趙典傳》和《三國志·蜀志·秦宓傳》都有「七經」之名，卻末舉「七經」是哪幾種，後人卻有三種不同說法：（1）「六經」加《論語》；（2）東漢為《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3）「五經」加《周禮》、《儀禮》。這三種說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種說法正確，唐朝有「九經」之名，但也有不同說法：（1）《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2）《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唐太和（唐文宗年號，公元827--835年）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宋代，理學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和《論語》、《孟子》相配，稱為《四書》，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進入「經」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經」。這便是《十三經》成立的大致過程。以後分別淺談以成文先後為序，並不一定按這個次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