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新論 · 第一章

對於我打算在這裡對精神分析運動史所做的這種闡述的主觀性，誰都無需驚奇，同樣，對於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無需任何人感到驚奇。因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創造；十年來我是唯一關心它的人。我的同時代人對於這種新現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滿，統統以批評的形式傾注到我的頭上。儘管長期以來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學家，我卻以為即使在今天，還沒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它如何不同於研究心靈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稱作精神分析的確切含義是什麼，用什麼其他名稱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這樣駁斥了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冷漠無情的侵權行為之後，我打算把引起這本《國際精神分析年鑑》的編輯和版式發生改變的那些事件間接地告訴它的讀者們。[192] 1909年，我有機會第一次在一所美國大學的講壇上公開發表關於精神分析的演講[193]，這對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機會，而且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我當時宣稱，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並不是我：這個榮譽還應歸於其他人，應歸於約瑟夫·布洛伊爾。當我還是一個正忙於通過考試的學生時（1880～1882），布洛伊爾就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但是，由於我做了那些演講，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個疑問，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表示得太過分？在他們看來，我應當像我以前習慣於做的那樣進行下去：即把布洛伊爾的「宣洩法」作為精神分析的一個準備階段，把我放棄催眠術和引進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作為精神分析本身的開始。無論精神分析的歷史是否把宣洩法或我對它的變更作為開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這些毫無趣味的事情，只是由於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對者們有一種習慣，他們時常認為，精神分析技術畢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爾發明的。當然，如果他們的觀點允許他們發現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如果他們沒有對精神分析的否認加以這樣的限制，那麼，毫無疑問，精神分析始終是我獨自的研究。我從未聽說，由於布洛伊爾在精神分析中分擔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當程度的批評和凌辱。正像我長期以來所認識到的，引起矛盾和產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運。 我已經得出結論，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獨到特點的真正創立者。我很高興能夠補充說，企圖最大限度地貶低我在創立這個備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來自布洛伊爾本人，或者都沒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爾的發現如此經常地得到敘述，以至於我可以無須在此對它們進行詳加討論。這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是說，癔症患者的症狀是建立在他們過去的生活背景上的。過去的生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卻被遺忘了（創傷）；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治療，就在於引起對它們的記憶，並在催眠狀態下再現這些體驗（宣洩）；而且理論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來的，這就是說，這些症狀代表著對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興奮的一種變態的使用（轉換）。每當布洛伊爾在他對《癔症研究》（1895）的理論貢獻中提到這種轉換過程時，他總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後面的括弧內[194]，好像在理論評價上這個第一次嘗試的優先權屬於我。我認為實際上這只是有關名義的區分，我還認為這個概念是我們同時一起發現的。 布洛伊爾第一次發現宣洩法之後，他在若干年裡一直未使用這種方法，只是當我從沙可（Charcot）那裡學習歸來時[195]，他才在我的鼓勵下重新使用它，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對他具有很高要求的醫學上進行了大量的諮詢實踐；我自己只是不願從事醫學這個專業，但在那時我卻有一種強烈的動機，要幫助那些在神經過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們，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們的狀況中的某些事情。我曾從事過生理治療，並在對我做的埃伯的電療（Erb's 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結果失望之後，曾感到絕對束手無策，這項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議。如果當時我沒有獨自獲得這個後來由莫比斯（Möbius）得出的結論，即對神經症患者電療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麼，毫無疑問，只要完全放棄這些有希望獲得的成功，就會受到責難。在深度催眠時用暗示進行治療，這是我從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學會的，這樣，對於電療的失敗似乎提供了一種滿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爾使我熟悉的這種研究催眠狀態中的病人的實踐（即把一種自動操作方式和滿足科學好奇心相結合的實踐），確實要比暗示治療中使用的那些單調、強迫性的抑制具有更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些抑制阻礙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們接收到一個忠告，它聲稱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發展，大意是說，現時衝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應該在分析中處於最顯著的位置。[197]這正是布洛伊爾和我在開始研究宣洩法時所經常做的。我們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產生症狀的創傷情景，我們力圖發現創傷情景下的心理衝突，釋放其中被壓制的情感。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這個後來我稱之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過程，它具有神經症的特徵。病人的聯想從我們試圖闡述的這個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經歷，並且被迫進行分析，而這種分析是想糾正現狀，並專注於過去。這種退行經常引起進一步退化； 開始時似乎有規則地把我們帶回到青春期；後來，那些仍然躲避解釋的失敗和要點，便把分析的工作更進一步帶回到迄今仍然無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這種退行的方向成為分析的一個重要特徵。看起來，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過去，就無法說明屬於現在的任何東西；確實，任何致病的經歷都包含有先前的經驗，這種經驗儘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賦予後來的經驗以病因的性質。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現在已知的那種令人激動的原因的意圖是如此強烈，甚至使我在以後的分析中也要給它讓路。在1899年對那個我稱之為「杜拉」的病人進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這種病情爆發的情景。我曾嘗試過無數次，想使這種經驗服從於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這種要求，也總是使她對疾病做出同樣貧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經過長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兒童時期，一個夢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遺忘的這個情景的細節時，才有可能理解和解決當前的這種衝突。 這一實例表明上面提到的這個忠告是何等的錯誤，表明在此推薦給我們的分析技術中，這種對退行的無視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學倒退。 布洛伊爾和我自己之間的第一個差異，表現在關於癔症的更精細的心理機制問題上。正如人們可能會說的那樣，他更喜歡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學的理論；他試圖用各種心理狀態（當時我們稱之為「意識狀態」）之間缺乏交流來解釋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構了「類催眠狀態」（hypnoid states）的理論，據說這個理論的產物會像未同化的異體一樣滲透到覺醒的意識中。我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更不科學；我似乎是要處處區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動機和傾向相類似的動機與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種抵制過程的作用，當時我稱之為「防禦」（defence），後來叫「壓抑」（repression）。[199]我做了一個短暫的嘗試，允許這兩種機制並列地分別存在，但是，正如觀察向我表明的那樣，它們常常只不過是一件事，這是在我的「防禦」理論採納與他的類催眠理論相反的立場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們的觀點之間的這種對立和此後不久隨之發生的我們的關係破裂無關。這裡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這種分裂竟是以這樣的方式發生的，以至於剛一開始我還對此不理解；只是後來，從許多明顯的跡象中我才知道了應如何解釋這件事。應當記住，布洛伊爾在談到他的著名的第一個病人[200]時說，性慾成分在這個病人身上令人吃驚地未發育成熟[201]，而且這對該病例非常豐富的臨床描述毫無幫助。我常常感到驚奇，為什麼批評者往往並不更多地引證布洛伊爾的這種主張，以作為反對我關於神經症中性病因學這個論點的一個證據，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並不知道，我是應當把這種疏漏視為他們機敏的證據，還是視為他們粗心大意的證據。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獲得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其中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到對她的症狀所做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在治療她的症狀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rapport）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關係可以看作是今天我們所謂「移情」（transference）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煩事」[202]似的，他放棄了所有進一步的研究。他可從未就此事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他卻充分地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有道理的。當我後來開始越來越堅決地提出性慾在神經症病因學中的意義時，他卻第一個表現出厭惡和否定的反應，後來我對此已變得非常熟悉了。但在當時，我還沒有學會把這種現象視為我不可避免的命運。[203] 不管是溫情的還是敵意的，在每次神經症的治療中都會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現移情，儘管這既非醫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們所誘發的，但在我看來，這個事實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證據，即神經症的驅動力量的根源就在於性生活。這個論點從未受到過任何應有的注意，因為假如它受到了人們注意的話，那麼，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就不會留下任何其他公開的結論。就我而言，這個論點一直是一個決定性的論點，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義的發現。 對於我關於神經症性病源學的論點，甚至我的較親密的朋友們也不歡迎，這樣一來倒有些安慰作用——因為在我這個人的周圍迅速地形成了一個真空——人們都認為我正在為一個新的和原創的觀點而進行戰鬥。但是，有一天，某些記憶湧上了我的心頭，這些記憶擾亂了這種令人高興的念頭。但是，作為一種交換，這種記憶卻使我真正領悟到人類創造活動的過程和人類知識的本性。過去一直由我來承擔責任的這個觀點絕不是起源於我的。那是由三個人傳授給我的，他們的意見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們是布洛伊爾本人、沙可和克羅巴克（Chrobak）。後者是大學的婦科醫學家，也許是我們所有的維也納醫生中最優秀的。[204]這三個人都傳授給我一些知識，嚴格地說，他們自己並不具備這些知識。當我後來向他們提起這個事實時，其中兩人否認這樣做過；而第三位（偉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見到他的話，或許同樣會予以否認。但是，這三種相同的意見我雖然聽到了，卻沒有弄明白，多年來在我心中一直處於休眠狀態，直到有一天，這三種意見才以一種明顯的原創發現的形式甦醒過來。 當我還是一名年輕的家庭醫生時，有一天，我和布洛伊爾一起在城鎮裡走著。這時，有一個人突然走上前來，他顯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爾說話，我落在後面。那人一離開，布洛伊爾就以他那友好的、講授的方式告訴我，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爾提供了關於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爾補充說，這位妻子在社會上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行動，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爾這裡作為一種神經症病例來治療。他得出結論認為：「這些事情往往是幽會的秘密（secrets d'alCäve）！」我驚奇地問他是什麼意思，而他則通過向我解釋幽會場所（alCäve，即婚床）這個詞作為回答，因為他並沒有認識到，他所陳述的這件事對我來說有多麼不同尋常。 幾年之後，在沙可舉行的一次晚會上，我碰巧在這位偉大的老師身邊站了一會兒，當時他好像正向布羅阿代爾[205]講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時發生的事。我沒有聽到故事的開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漸被他所談的吸引住了：一對來自東方遠土的年輕夫婦——女的患有嚴重的疾病，而男人則在性方面要麼無能，要麼極端笨拙。我聽到沙可反覆地說：「繼續努力，我相信你，你會成功的。」說話聲音較低的布羅阿代爾一定是表示了他的驚異，像這位妻子這樣的症狀居然可能是由這樣的情境引起的。因為沙可突然很激動地喊叫起來：「但是，在這種病例中往往總是生殖器的問題——總是，總是，總是。」當時他兩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動方式，踮起腳尖上下跳躍了好幾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驚異得幾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語地說：「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這種事，他為什麼從未這樣說過呢？」不過這種印象不久便被遺忘了；對癔症癱瘓的腦解剖和實驗歸納吸引了我的全部興趣。 一年以後，我作為神經性疾病的講師在維也納大學開始了我的醫學生涯，並且在所有和神經症的病因學有關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們所預料的一個受過大學訓練的有前途的大學生那樣無知無識和天真無邪。一天，我從克羅巴克那裡獲得一條友好的消息，要我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為他新任一所大學的教師，不能抽出足夠的時間。我在他之前到達病人家中，發現她遭受著無可名狀的焦慮困擾，只有當她每日每時最精確地得知她的醫生的消息時，才能使她減輕痛苦。當克羅巴克到達後，他把我拉到一邊說，這位病人的焦慮是由於這個事實，雖然她已結婚18年了，她卻仍舊是個完全的處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絕對的性無能。他說，在這類病例中，醫生是無能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聲譽保護住這個家庭的災難，並且忍耐下去，如果人們聳聳肩對他說：「要是這麼多年後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補充說，對於這樣的疾病的唯一處方我們都很熟悉，但卻無法開出來。上面寫著： R Penis normalis（使陰莖障礙恢復正常） dosim（的藥劑） repetatur！（反覆練習） 我從未聽到過這樣的處方，而且總想對我這位善良的朋友的譏誚而搖頭。 當然，我沒有泄露這種可恥的觀念來自名門顯貴以使其他人為此負責。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僅用匆匆一瞥就表達出一種觀念是一回事，而認真看待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說，從字面上看待它，在面臨每一矛盾的細節時探究這種觀念，並且使它在被人們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就是偶然調戲和負有其全部責任和困難的合法婚姻之間的不同之處。「和一個觀念結婚」（Epouser les idéoes de），不管怎麼說，在法語中都是並非不同尋常的修辭手法。 在由於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洩法當中去，並且把它遷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別提到壓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論，對幼兒期性慾的承認以及作為潛意識知識的一個來源的夢的解釋和開拓。 壓抑理論當然是我不依賴於任何其他來源而得出的。我並不知道任何可能會向我提到這個理論的外部印象，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這一理論完全是首創性的，直到奧托·蘭克（1911a）給我們看了在叔本華（Schopenhauer）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話，在這本書中，這位哲學家尋求對精神錯亂做出解釋。他在書中所說的關於反對接受一種痛苦現實所做的鬥爭，竟然和我的壓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於我把這次做出發現的機會歸於我的知識不淵博。但是，其他人讀過了這篇文章就過去了，並沒有做出這種發現，要是我在年輕時更喜歡閱讀哲學著作的話，或許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在以後的幾年裡，我便放棄了閱讀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獲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預期觀念的妨礙。因此，我曾做好準備——並且對這樣做感到很高興——要放棄在許多情況下對一切優先權的要求，在這些情況下，艱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確證這位哲學家通過直覺所認識到的那些真理。[206] 壓抑理論是奠定精神分析整個結構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過，壓抑理論不是別的，而是對一種現象的理論闡述，如果我們沒有訴諸催眠就對一個神經症患者進行分析，那麼，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經常觀察到這種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會發現對分析工作的一種抵抗，並且為了阻撓分析工作而求助於一種記憶的喪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會把這種抵抗隱藏起來； 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歷史只是從不使用催眠這項新技術才開始的。這種抵抗與某種健忘症相一致，對於這個事實進行理論上的考慮，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我們得出潛意識心理活動的觀點，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關於潛意識的哲學思辨十分明顯地區別開來。因此可以認為，精神分析的理論是試圖說明兩個驚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觀察事實，只要試圖把一個神經症患者的症狀追溯到他的過去生活中的起源，那麼，兩個事實就會出現：這就是移情和抵抗這兩個事實。承認這兩個事實和把它們當作研究的出發點的任何研究路線都有權自稱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結果和我自己的並不一樣。但是，任何一個人如果堅持自稱是精神分析學家，卻對這個問題採納其他觀點，而躲開這兩種假設，那麼，他也難以逃避通過嘗試性的表現而濫用所有權的譴責。如果任何人想把壓抑和抵抗理論放在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發現中，那麼，我就會最強烈地反對他。這樣一些具有心理學和生物學普遍性質的前提確實存在，而且在某個其他場合考慮到這些前提將會是有用的；但是，壓抑理論卻是精神分析研究的產物，是從無數的觀察中合理地抽象出來的理論推斷。 這種理論的另一產物是關於幼兒性慾的假說。然而，這是較晚時期才提出來的。精神分析在嘗試性研究的早期並沒有考慮到這樣的事情。最初觀察到的僅僅是，當前經驗的作用必須追溯到過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們往往發現一些他們所預料不到的東西。人們愈來愈被拖回到過去；最終人們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們通常認為性衝動在這個時期才會喚醒。然而，這全都是徒勞； 這些痕跡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這條道路上必須克服對這門年輕的科學來說可能是致命的一種錯誤思想。由於受沙可關於癔症的創傷起源觀點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傾向於把病人的陳述作為真實的和在病因學上有意義的來接受。在病人的陳述中，他們把症狀歸之於童年的最初幾年中那些消極的性經驗——直截了當地說，歸之於「誘姦」（seduction）。當這種病因學在確實可以肯定的情況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壓而破滅時，最初的結果便是無能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過正確的通路追溯到這些幼兒的性創傷，但這些創傷卻是不真實的。現實的堅實基礎已經消逝了。到那時我會樂於放棄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輩布洛伊爾，在做出他那個不受歡迎的發現時已經做過的那樣。或許我之所以堅持，只是因為我不再有任何選擇，因此也不能重新開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後得出的想法是，一個人畢竟沒有權利絕望，因為他已經在自己的期待中受過騙；他必須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們的症狀追溯到虛構的創傷，那麼，出現的這個新的事實簡直可以說，他們是在幻想（phantasy）中創造出這些情景的，而且這種心理現實需要連同實際現實一起加以考慮。在這種想法產生之後不久我們便發現，這些幻想打算隱匿兒童期頭幾年的自體性慾活動（autoerotic activity），對這種活動加以修飾並把它提到一種較高的水平。現在，兒童的全部性生活[207]才開始從這些幻想的背後出現。 伴隨著兒童期初年的這種性活動，個體的遺傳結構也開始它自身的活動。在這裡，素質和經驗是以一種不可分解的病因學統一體而聯結起來的。因為素質對印象起誇張作用，要不然這些印象就會完全是司空見慣的，而且絲毫不起作用，由於這種誇張，這些印象便成為引起刺激和固著的創傷；而經驗則喚醒了素質中的諸因素，要是沒有這些因素，素質就可能會長期潛伏著，或許永遠也不會發展起來。對創傷的病因學這一主題的最後說明，是後來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當時他指出，兒童所特有的性結構，確實被認為是會引起一種特殊的性的經驗——這就是「創傷」。 開始時，我對幼兒性慾的陳述，幾乎完全是以對追溯到過去的成人的分析發現為基礎的。我沒有直接觀察兒童的機會。因此，幾年以後，當我通過對非常幼小的兒童進行直接觀察和分析，幾乎能夠證實我的全部推論時，這可以說是一次非常大的勝利——當一個人逐漸認識到，這種發現的實質竟然是，他確實應該為他已經做出的這個發現而羞愧時，這個勝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個人越是對兒童進行這些觀察，事實就越會不證自明；但是，對於人們費了這麼大勁竟沒有看出這些事實，人們也會感到愈加驚異。 然而，對於幼兒性慾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確信，只能通過分析的方法，通過把神經症患者的症狀和特殊性追溯到它們的最終來源才能獲得，因此，對它們的發現會解釋其中能夠解釋的一切，並且使可以改變的一切都得到改變。我能夠理解，就像榮格最近所做的那樣，如果首先形成關於性本能實質的一個理論概念，然後在此基礎上尋求解釋兒童的生活，那麼，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這種概念一定會任意地或者根據一些不相關的考慮而被選擇出來，並且對於人們尋求加以應用的這個領域，會冒著證明它是不恰當的危險。確實，分析的方法也往往會引起關於性慾及其與個體全部生活的關係的某些極端困難和晦澀難解之處。但是，這些問題並不能通過思辨而得到解決；而必須等待通過其他觀察，或者通過在其他領域的觀察來解決。 我需要對夢的解釋做一點說明。釋夢是作為我所採用的技術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現的。 當時，我追隨著一種模糊的預感，我決心用自由聯想代替催眠術。我對知識的渴望在開始時並沒有指向理解夢。對於把我的興趣吸引過去，或者用任何有幫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響，我一無所知。在布洛伊爾和我中斷會面之前，我剛好有時間告訴他一句話，我現在懂得如何解釋夢了。既然這就是該發現產生的原因，那麼，隨後在夢的語言中的象徵主義（symbolism）就幾乎成為我所獲得的最後一項成果，因為夢者的聯想對於理解象徵幾乎沒有什麼幫助。在從書中尋找關於這些象徵的信息之前，我已經養成了總是研究事物本身的習慣，因此，在我受施爾納（Scherner）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影響之前（1861），我已能夠自己確定夢的象徵作用。只是後來，我才開始對夢的這種表現方式大加讚賞。這部分是通過斯泰克爾的著作的影響，他最初做了這樣一些令人讚譽的工作，但以後則完全走向迷途。[208]在精神分析的釋夢和在古代就實踐過和受到過如此高度尊敬的釋夢的藝術之間的密切聯繫，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後來，我發現了我的夢理論的主要特徵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種內部衝突，一種內在不真實的夢的歪曲的衍生物——說真的，這是在一個對醫學一無所知，雖然不是對哲學一無所知的作者中發現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師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庫斯的名字發表了《一個實在論者的幻想》（1899）。[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艱難的最初歲月里，我必須掌握這種技術，同時注意臨床現象和進行神經症的治療，那時，釋夢便成為我的安慰劑和支柱。在那個時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問題成堆、困難重重，我時常害怕喪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設被證明是真實的之前，使我把不可勝數的漫長時間消磨在他們身上——我的假設是，神經症一定會通過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與病人的症狀相類似的這些病人的夢，幾乎總是證實這個假設。 這只是在使我能夠堅持下去這一方面所獲得的成功。結果是，我形成了通過心理學家對釋夢的態度來測量其理解力的習慣；而且，我滿意地觀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數反對者們都完全迴避這個領域，或者，只要他們試圖處理這類問題，便表現出明顯的笨手笨腳。此外，我很快就發現了進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藉助於我自己的一系列夢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夢把我帶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這種意見，對每一個好的夢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分析可能是足夠的。[210] 我認為，通過這樣展開精神分析的發展史，我已說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這比通過系統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並沒有覺察到我的發現的特殊性質。通過系統地探究我的神經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日益增長的聲譽，以及向我求診的患者數量的增長；這使我獲得了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終於使我對性因素的實際重要性堅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賓[211]任主席的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症學協會的會議致詞（參見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願遭受的那些物質損失能通過我的同行們的興趣和承認而有所補償。我把我的發現作為對科學的普遍貢獻來看待，並且希望這些發現會以同樣的精神得到承認。但是，我的交流活動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虛感，人們傳達給我的提示，都逐漸使我認識到，在神經症病因學上性慾所起作用的主張，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動一樣的待遇。我明白了，從現在起，正如赫伯爾（Hebbel）所說[212]，我是「擾亂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對人們的反對和寬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對自己的觀察和結論的普遍精確性的堅信越加強烈，因為我對自己的判斷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氣確實不小，所以，這種情況的結果是毫無疑問的。我下定決心，堅信發現某些特別重要的事實和聯繫是我的運氣，我準備接受有時伴隨這些發現而來的命運。 我對未來做如下描述：——藉助於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療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學卻會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於不顧；幾十年後，別人也一定會碰到類似的事情——解決這些事情的時間現在還不成熟——也會獲得對這些事情的承認，而且會把我作為一個遭到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先驅，而對我表示尊重。同時，像魯賓孫·克魯索（Robinson Crusoe）那樣，我儘可能舒適地在我的荒島上定居下來。當我擺脫了今天的壓力和混亂，回首這些淒涼的歲月時，仿佛這是一個光榮的英雄時代。我的「壯麗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213]並不是沒有其優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閱讀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傾聽任何反對者的壞消息；我並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響；什麼也不能把我排擠掉。我學會了限制思辨傾向，並遵循著我那令人難忘的導師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樣的事情，直到它們自己開始說話[214]，雖然有麻煩，但還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總是遠遠地落後於我的認識，只要我願意就會被延誤出版，因為無法保證那種不確定的「優先權」。例如《釋夢》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寫完。對「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寫完的[216]；又過了兩個星期才寫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時，我的著作也沒有在醫學雜誌上得到評論，或者即使作為一種例外進行了評論，它們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憐憫的優越性草草了結。偶爾會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對提到我作為文獻參考；那也是很簡短的，而且決無奉承之意——倒會使用像「偏執的」「極端的」或「非常特殊的」這樣的詞語。有一次，碰巧在我講授大學課程的維也納診所的一位助理醫師，要求我允許他聽這門課。他很注意地聽著，而且一言不發；在最後一節課結束後，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談談。當我們在外面走著離開時，他告訴我，他運用其導師的理論寫了一本反對我的觀點的書。然而，他非常後悔沒有先從我的講課中對此有更多的了解，因為那樣，他就會寫出與這本書大不相同的東西。他確實曾在診療所里問過是否最好先讀一下《釋夢》這本書，但是他被忠告不要這樣做——不值得如此麻煩。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論結構，根據他現在的理解，和天主教會的理論結構在其內部穩固性方面做了比較。按照他那拯救靈魂的觀點，我將假設，這種陳述包含了一定的賞識。但是他最後卻說，要改變這本書中的任何東西已經太晚了，因為這本書已經在排印了。我的同事們也認為，以後沒有必要公開聲明他改變了對精神分析問題的觀點；但是，以他作為一個醫學雜誌的正式評論員的能力，他卻願意用輕率無禮的評論來追隨精神分析的發展。[217] 在那些年裡，無論我所具備的對我的利益的個人敏感性有多麼遲鈍，但是，我被一種環境從苦難中拯救出來。這種環境並非總能表現出來，以幫助那些孤立無援的發現者們。一般地說，這樣的人由於需要了解他們為什麼缺乏同情，或者對他們的同時代人的嫌惡而感到苦惱，並且把這種態度作為擔保自己的確信感的一種令人苦惱的矛盾。對我來說沒有必要產生這樣的感覺。因為精神分析理論使我能夠理解我的同時代人的這種態度，並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個必然結果。如果這是真的，即我發現的這些事實會被一種帶有感情的內部抵抗所阻止，而無法了解病人本身，那麼，這些抵抗也一定會在健康人身上出現，只要某種外部根源使他們面對著受到壓抑的東西。毫不奇怪，他們應該能夠證明，在理智的基礎上對我的觀點進行這樣的反對是有道理的，雖然最初它實際上是帶有感情色彩的。同樣的事情往往同樣經常地發生在病人身上；他們提出的論據同樣毫不令人讚賞。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話說，理由簡直「俯拾皆是」。[218]唯一的差別就是對病人必須施加壓力，以便誘使他們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這些抵抗。而在對付外表上健康的人們時，我們就沒有這種便利了。如何強迫這些健康的人以冷靜和科學的客觀精神考察這個問題，則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最好留待時間來解決。在科學史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產生矛盾之外，什麼也沒有實現的命題，在後來卻都得到了承認，儘管並沒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證據。 但是，很難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歲月里，我會對世界輿論特別地尊重，或者對理智的滿足產生任何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