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新論 · 第34講 解釋、應用和展望

女士們，先生們： 權當是為減輕這些講演的枯燥，或許你們會允許我再次與你們談論一些沒有多少理論意義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對待精神分析，你們就會對此樂有所聞。例如，假定你們空閒時候拿起一本德國的、英國的或美國的小說，希望從中發現關於現代人和社會的描寫。讀了幾頁後，你們便遇到第一個關於精神分析的評論，不久之後還會遇到其他類似評論，儘管該書內容似乎並不需要這些評論。你們不必認為這是一個應用深度心理學以求更好地理解書中的角色及其行為的問題——附帶提一下，儘管有其他更嚴肅的作品也做此類嘗試。但事實上，這些評論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議論，藉以顯示他博聞廣識和智力超群。你們也並不總會認為他的確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另外，你們也可能在娛樂時加入一個社團——不一定在維也納。談話的主題不久就轉向精神分析，你們會聽到各種不同的人在對此做出評判，大都帶著堅決而肯定的口吻。他們的評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誹謗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們過於魯莽，暴露了你們對該主題有所了解這一事實，他們就會蜂擁而至，要你們提供信息，做出解釋，並很快使你們確信，所有這些嚴苛的評判都毫無知識依據。這些評論家們幾乎無人翻閱過精神分析專著，即便讀過，也未曾消除過初涉這新學科時所產生的反感。 你們也可能期望有關精神分析的介紹能為你們提供各種指導，能指導你們用什麼樣的論據去糾正這些關於精神分析的明顯錯誤；能指導你們向人推薦什麼樣的書，以提供更明確的信息；甚至指導你們在討論中應該從自己的知識或經驗中引用什麼樣的例子來改變同行的態度。我請你們不要如此。因為這樣做毫無意義。對你們而言，最好是完全隱藏你們的先進的知識。假使不能如此，你們應僅限於說明，就你們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識的一個特別分支，它難於理解，更難評判；它所研究的問題，非常嚴肅，是不能僅以幾個玩笑去解釋它的——因此，在社交娛樂中最好是選取其他題材為宜。並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們的夢，你們也不要參加解釋，更不可誇說精神分析的治療效果。 但你們可能產生下述疑問：為什麼這些舞文弄墨、誇誇其談的人行為如此惡劣？而且，你們可能不免有這樣一種觀點，即造成該局面的責任不僅在於這些人，而且還在於精神分析學本身。 我也這樣認為。你們所遇到的有如文學和社會中的偏見，是早期評判——即正統科學的代表者對年輕的精神分析學所做的評判——帶來的一個副作用。我曾經在我寫的一部史書[129]中對此抱怨過，但我不會再這樣做了——也許一次就已經是多餘的了——不過，事實是，那種做法沒有違反邏輯，沒有無視禮節和背離高雅情趣，儘管當時精神分析科學的敵手並沒有承認它。這令人想起在中世紀常見的情景：一個犯罪者，甚至僅僅是政治上的反對者被套上枷鎖，並受到粗暴的虐待。你們或許無法清楚地認識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們社會中做上行蔓延；而且，當人們覺得自己是群體的一部分，並感到不必承擔個人責任時，他們會做出什麼樣的錯誤行為。在精神分析運動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獨。而不久就明白，反駁是沒有前途的，但哀嘆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幫助也同樣毫無意義，因為那裡沒有受理我上訴的法庭。因此，我另闢蹊徑。我對自己解釋說，大眾的這種行為正是我不得不與之抗爭、出現在每個患者身上的那種相同抵抗的體現。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應用。我強制自己不去反駁，而且當我的繼承者漸漸表露出反駁傾向時，我勸阻了他們。這步棋是正確的。那個年代對精神分析實行的封鎖從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個被棄的信仰作為迷信而殘存著，或一個被科學摒棄的理論作為大眾信仰而繼續存在著一樣，科學界對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絕，至今仍存在於那些舞文弄墨、高談闊論的門外漢們的輕蔑譏諷之中。 因此，他們的惡劣態度就不再會使你感到驚訝。 但你們也別指望會聽到一些令人高興的消息，說有關於精神分析的紛爭已經結束，而且已被承認為一門科學並被大學採納為一門教學課程。事實絕非如此。抗爭仍然存在，不過是以一種更溫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個新情況是，科學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對者之間形成了一個緩衝層。它的組成者承認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並以種種最逗人的條件來苛待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個他們怎麼稱讚也不過分的事實。要猜測使他們對此做出選擇的決定因素是不容易的。這種選擇似乎有賴於個人的同情心。一個人可能反對性慾，另一個可能反對潛意識；尤其不受歡迎的好像是象徵主義這個事實。儘管精神分析的結構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現為一個整體，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捨拼湊：但這些折衷主義者似乎無視這一點。我從不認為，這些半吊子擁護者們，是把他們的反對建立在對事實的調查之上的。這類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誠然，由於把時間和興趣都用於另一些他們非常精通的成就碩大的事業上面，這些人的反對還是情有可原的。 但在那種情勢下，他們不是最好應懸置他們的評判而不明確支持哪一方嗎？我曾經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偉人的態度發生迅速的變化。他是聞名世界的批評家，具有仁慈的諒解之心和預言式的洞察力，他緊隨著時代的精神潮流。我們認識時，他已是80高齡；但他的談話仍具魅力。你們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誰。[130]並不是我首先談起精神分析這個話題，而是他在以極謙虛的方式拿自己與我做比較時談起的。「我不過是一個文人，」他說，「但你卻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和發明家。不過，有件事我必須對你說：我對我的母親從未產生過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沒有必要意識到這些情感，」我回答道，「對於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潛意識的情感。」「哦，這就是你所主張的呀！」 他輕鬆地說，並握緊我的手。我們待在一起繼續談了好幾個小時，氣氛友好和睦。後來，我聽說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種友好的方式談到精神分析，並很高興引用一個對他而言挺新鮮的詞——「壓抑」。 常言道，我們應該向自己的敵人學習。我承認我從未成功做到這一點。但同時，我認為，如果我對精神分析的反對者所提出的一切責難和反對進行回顧，如果我繼續指出其間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對邏輯的違背，這對你們可能會有所啟發。不過，「考慮再三」，我告訴自己，那樣做也許毫無意趣，只會變得無聊乏味和令人生厭，而這恰恰是我這些年來非常小心避免的結局。 因此，如果我不再繼續講這一套，如果我向你們略去了這些所謂科學批評家的評判，你們應該原諒我。這畢竟是困擾某些人的問題，這些人的一大資格是通過與精神分析的經驗保持距離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場合中，你們不會如此輕易地放過我。「不過，」你們會告訴我，「還有這樣一些人，你的最後說法對他們並不適用。他們並不迴避精神分析經驗，他們對病人進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個時期，他們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們形成了別的觀點與理論，並基於該觀點與理論，他們與你分道揚鑣，並建立了獨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應該向我們闡明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頻繁發生的分離運動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會盡力去做的。但僅能簡略闡述，因為他們對理解精神分析的貢獻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少。 我相信你們首先會想到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該書（例如在美國）被認為是與我們的精神分析學說並駕齊驅的一種思想，並且與之等價，它一般與精神分析學說相提並論。實際上，個體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學相關甚少，但因為某種歷史條件的緣故，個體心理學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們對這一群反對者的特徵的論斷，在有限的程度上適用於個體心理學的創立者。個體心理學就其名稱而言也是不恰當的，該名稱是某種困惑的產物。該術語可做「群體心理學」的對應詞，我們不能讓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礙；此外，我們自己的活動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與人類個體的心理學相關的。今天我並不想對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做一個客觀的批評，在這些介紹性講演計劃中，也沒有安排這種批評。此外，我曾經嘗試過，而且沒有感到對我當時所言有進行某些改變的需要。[131]不過，我將提及我在從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從而說明他的觀點所給我的印象。 摩拉維亞的一個小鎮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歲時我離開了這個小鎮[132]，毗鄰該鎮處有一個其貌不揚的療養地，坐落林間，煞是美麗。早在學生時代，我在假期里去過那裡幾次。大約20年後，因一個親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顧那裡，在與那個療養地的醫生（即接待我親戚的那位醫生）的談話中，我尤其詢問了他如何治療那些冬季來的農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號了。他告訴我他的治療方法是這樣的：在他門診時間裡，病人走進房間排成一行，一個跟著一個出列訴說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後醫生對這些人依次檢查，在滿意地發現問題癥結之後，說出某種診斷，每個病例診斷都相同。他向我翻譯了這個詞，意思近乎於：「中魔了！」我驚訝地問，這些農民是否對他這種千篇一律的診斷表示反對。「哦，沒有！」他回答道，「他們對此很滿意：這正是他們所期望的。當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歸隊時，都通過臉色和手勢向別人示意，我是一個懂得各種事情的人。」當時我幾乎沒有想到，在什麼條件下我會再次碰到這樣的情形。 無論是同性戀者或戀屍癖者（necrophilic），無論是遭受焦慮之苦的癔症者，還是自絕於社會的強迫性神經症者，抑或狂言亂語精神病者（raving lunatic），「個體心理學」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稱，患者的動機都在於希望表現自己，彌補自卑，保持「優越」，從女性特徵轉向男性特徵。在我還是年輕學生的時代，當人們介紹一個癔症案例時，我們曾在門診部聽到非常相似的情況：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狀，從而使自己顯得有趣，以把人們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古老的聰明之舉竟延續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時，心理學的這一細枝末節似乎也無奈於癔症之謎。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說明病人為什麼沒有採取達到目的的其他方法。當然，「個體心理學」這個理論中肯定有某種東西堪稱正確；所以管見被當作了整體理論。自我保存本能試圖利用各種情境；自我甚至企圖把疾病轉變為有利條件。這在精神分析中被認為是「來自疾病的次要獲益」。[133]然而，儘管性受虐狂、受罰的潛意識需要和神經性的自我傷害等事實，似乎證實了與自我保存背道而馳的本能衝動存在的假設，但當我們考慮到這些事實時，我們甚至對構成個體心理學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發生了信仰動搖。不過，如果有一個理論否認了複雜性，對潛意識一無所知，沒有引進難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筆勾銷了性慾這個常常無事生非的問題，而把自己局限於發現人們試圖藉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這樣的理論理應受到許多人的大加賞識。因為大多數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們並不需要一個以上的關於原因的解釋，並不感謝科學的深入研究，他們需要的是擁有簡單的方法，以及知道問題已經解決了。當我們考慮到個體心理學多麼出色地滿足了這些要求時，不禁想起了《華倫斯坦》（Wallenstein）[134]中的一句話： 「若此觀點過於聰明而令人智昏，我當斷然稱之實屬愚蠢之舉。」[135] 來自專家界的批評，儘管對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對個體心理學一般而言，都是溫和的。 當然，在美國最有權威的一位精神病學家（psychiatrists）也發表了一篇名為《夠了》（Enough）的反對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強烈地表述了對個體心理學的「強制性重複」的厭惡。如果還有什麼對個體心理學頗有好感的話，這無疑是與他們對精神分析的對抗有關。 我不必再敘述從我們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學派。這種分化的事實，既無助於贊成也無助於反對精神分析理論的有效性。你們僅需考慮到種種強烈的情感因素，它們使很多人難以與別人相適應，或服從於別人；考慮到更大的困難正如格言所說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觀點。」[136] 當意見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點時，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隨後沿著我們與眾不同的道路前進——特別是當理論的分歧包含實踐過程中的變化時，更應如此。譬如，假設一個分析者[137]不重視病人過去經歷的影響，而僅從現在的動機和對未來的期望中去尋找神經症的因果聯繫。 在這種情況下，他必將忽略對兒童經歷的分析；他必將採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技術，並且通過增強他的說教性影響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標，來彌補對來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隨後我們將對此指出：「這可能是一個明智的學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個人[138]可能形成這樣的觀點：出生時的焦慮經歷播下了後來所有神經性障礙（neuroticdisturbances）的種子。因此，在他看來，把精神分析局限於這種單一影響的結果，以及向病人保證三四個月的治療可獲得成功是合理的。你們將會發現，我所選擇的兩個例子產生於恰好相反的前提下。這些「分離主義運動」（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徵是，它們每一個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學說中豐富課題中的一個，並以此為依據獨立出來——例如，或者選擇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選擇道德衝突（ethical conflict）； 或者選擇母親（的重要性），或者選擇生殖問題，等等。如果就你們看來，這種分離現象今天在精神分析歷史中已變得比在其他理論運動中更為嚴重，我想我是不會苟同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其責任應當歸之於精神分析中理論觀點與治療方法之間的本質關係。純粹的觀點分歧是能夠長期容忍的。人們喜歡指責我們精神分析者排斥異己。這種討厭的特徵的唯一表現形式，恰恰是我們從那些想法異於我們的人中分離出來的。這對他們毫無害處。相反，他們卻很有運氣，而且比從前過得更好。因為，由於與我們相分離，他們通常也就擺脫了壓在我們身上的負擔——它可能是幼兒性慾的臭名聲，或者是象徵主義的荒謬性——而且被周圍人認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後的我們則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個顯著的例外，正是他們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139] 你們以寬容的名義提出的進一步要求是什麼呢？或許當某些人說出了一種我們認為完全錯誤的觀點時，我們應該對他說：「非常感謝你們的反駁。你們保證了我們能避開自滿的危險，並給我們機會向美國人表示，我們的確是像他們希望的那樣『寬宏大量』。當然，我們並不相信你們所講的東西，但沒有關係。也許你們恰好與我們一樣正確。畢竟，誰能知道誰是正確的呢？儘管我們相互對立，但請允許我們在我們的雜誌上闡述你們的觀點。我們希望，作為交換，你們也能夠發表你所否定的我們的那些觀點。」將來，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完全被濫用後，上述說法顯然會成為科學活動中的慣常做法。但目前，我們確實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按照傳統的方法，我們僅限於提出我們自己的信仰，我們甘於冒犯錯誤的危險，因為錯誤是防不勝防的，我們拒絕與我們相反的觀點。如果我們認為發現了某種更好的東西，我們就會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運用它，從而改變我們的觀點。 精神分析的最早運用，就是引導我們去理解因我們把精神分析用於實踐，而由同時代人向我們提出的反對意見。其他的運用，因其具有客觀性，可能會產生更為普遍的影響。當然，我們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類心理的各種紊亂現象，因為一個顯著的經驗表明，認識與治療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存在著一條從認識通向治療或從治療通向認識的道路。[140]而且，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唯一目的。但我們後來發現，在病理學過程和人們認為是正常的過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甚至存在著內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為一種深蘊心理學；因為沒有心理學的幫助，人們所產生的東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無法理解；所以，人們自動地把精神分析應用於知識的無數領域中，尤其是應用於心理科學領域，並走向這些領域前沿，獲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們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礙，而這種障礙又是我們這種工作情境本質所應有，所以直至今日，這些障礙仍未被排除。這類應用是以專門化的知識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沒有掌握這些專門知識，而掌握這些專門知識的那些人即專家，又對精神分析一無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對此有所知。結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適當的倉促準備後，精神分析者便以業餘人士的身份開始涉足諸如神話、文明史、人類文化學和宗教學等知識領域。在這些領域中的常駐專家們對待精神分析者並不比對普通的外來者更加客氣些，他們的方法與成果如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專家照例是不屑一顧。但是情況在不斷改善，每個領域中都湧現出一批人，他們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課題中運用它，並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們可以期望獲得極為豐富的新發現，精神分析的運用也總是進一步鞏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學研究遠離實踐活動的地方，那些無可避免的觀點的分歧形式，無疑會更為和緩。 我強烈地希望指導你們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學中的一切應用。這些應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興趣的人知曉的；而且在一段時間裡讓你們聽不到有關變態和疾病的內容，將會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休息。但我必須放棄這個念頭，因為它將再次使我們遠離該講的範圍，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不能勝任這項任務。的確，在這些領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採取行動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個領域。為了掌握從我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將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 你們當中因我的這一拒絕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從我們的期刊《意象》（Image）中尋求彌補，該刊物專門介紹精神分析的非醫學性的應用。[141] 但是，有一個主題我無法輕易略而不談——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它特別了解，或對它作了很大貢獻。恰好相反，我自己與它幾乎毫無關係。[142]我必須提及它，這是因為它極端重要，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動中最重要的。我所考慮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應用，在撫育下一代中的應用。我很高興，至少我能夠說我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143]已經把這種研究作為她的畢生事業，並以這種方式來彌補我的疏忽。 通向這種應用的道路不難找到。在對一位成年神經症患者的治療中，當我們追蹤其症狀的決定因素時，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時期。我們對童年以後的致病因素的認識，既不足以了解該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療效果。因此我們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時期的心理特質；我們認識了一定量的只有憑藉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從而能夠糾正許多通常是有關童年的觀點。我們認識到童年期的最初幾年——可能直到5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據的理由有好幾個：第一，因為那幾年是性慾的早期全盛時期，其後留下了各種對成人性慾生活有決定作用的誘使因素； 第二，因為這一時期的各種影響衝擊著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創傷對自我的衝擊一樣。他們除了以壓抑的方式躲避內心激起的情感風暴別無他法；而正是依靠壓抑的方法，他們獲得了所有導致以後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礙的傾向。我們認識到，童年期的困難在於下述事實：兒童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裡掌握綿延幾千年的文化發展的成果，包括對其本能的熟練控制和對社會的適應或至少是這兩者的初步結果。他通過自身的發展只能完成這種變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須通過教育[144]強加給他。孩子們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對此並不感到驚訝。在這些早期時期，他們大多數都經歷了可以說是與神經症同步的階段——而且在所有後來產生明顯疾病的兒童案例中，情況尤其如此。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經症疾病並不是等到成年時才產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發生了，他們給雙親和醫生帶來許多麻煩。 無論是把精神分析療法應用於那些已顯示出明確的神經症症狀的孩子，還是應用於那些尚處於性格發展不順利狀態中的孩子，我們都不曾有所顧慮。精神分析的反對者所擔心的是，兒童會受到精神分析療法的傷害，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的精神分析療法表明，我們可以從這個活生生的主體身上證實我們在成人案例中（可說是從歷史資料中）所推測的東西。而兒童也受益匪淺。實際上對於精神分析治療而言，兒童是一個非常適宜的治療對象，其療效徹底而持久。當然，成人設計的治療技術必須做大的改動，從而能適用於兒童。兒童在心理上迥異於成人。因為他尚未擁有超我，故而自由聯想的方法還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異於成人（因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成人所反對的那種種內部抵抗，在兒童身上大部分都為外在的困難所取代。如果父母使自己成為這種抵抗的工具，那麼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經常會受到威脅。 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對兒童的精神分析，與對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響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兒童精神分析與成人精神分析之間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況而減小：我們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許多嬰兒的性格特徵，以至於精神分析者（須重新使自己適應患者）必須對他們運用某種特定的兒童精神分析的技術。兒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領域，並且這種情況無疑將持續下去。 我們的大多數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神經症階段。這一認識萌發了一個在衛生方面的挑戰。可以設問：正如今天我們不能等到發現兒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給注射預防針那樣，即使兒童尚未顯示出失常的跡象，作為一種保證其健康的措施，對他進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對該問題的探討僅具有學術意義，但我在此可以大膽地考慮它。然而，就這麼一個建議，對我們大多數的同時代人來說，不啻受到殘暴的姦淫，而且縱觀大多數為人父母者對精神分析學的態度，我們眼下真是應該放棄任何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的願望。這類針對神經症疾病的預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卻也要以一個全然是另一種結構的社會為先決條件。把精神分析應用於教育這一口號現在只能在別的社會中找到。至於教育的首要任務是什麼，這要我們自己來弄清。兒童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無限制地給他們實現所有衝動的自由。對兒童心理學家而言，上述給兒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意義的實驗，但對父母來說，這樣做是不可能的，並且兒童自己也將深受其害，這種危害有的很快就顯示出來，有的則在以後的歲月里顯示出來。因此，教育必須對兒童的衝動實行抑制、禁止和壓抑，而且這種情況在歷史的所有時期都充分可見。 然而，我們從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這種對本能的壓制隱含著神經症疾病的危險。你們會想起，我們已經詳細地考察過這種情況的產生[145]。因此，教育必須在不干涉的斯庫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間去尋找出路[146]。除非該難題完全不能被解決，否則我們就一定能尋找到適合途徑，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產生最小傷害。因此，問題在於確定對兒童本能禁止多少，什麼時候禁止，用什麼方法禁止。此外，我們必須考慮到下述事實：我們教育影響的對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氣質傾向，以至於同樣的教育過程對所有的兒童不可能產生同樣的效果。某種及時的反省告訴我們，迄今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務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對孩子傷害很大。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適的途徑，並理想地執行其任務，那麼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種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創傷的影響。如果現在我們考慮到教育者所面臨的種種難題——例如他應該怎樣認識到兒童的個性，怎樣從微小的跡象推測兒童未成熟的頭腦中所進行的活動，怎樣給予兒童適當的愛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權威——我們就會明白，唯一適合教育者工作的準備是徹底的精神分析訓練。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因為即使有關精神分析的一切都聽說過或做過，但沒有親自體驗過，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對教師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與對兒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措施，而且更易於付諸實踐。 儘管只是作為一種附帶的考慮，我們仍應提及一種間接的方法，該法通過精神分析有益於培養兒童，而且將日益產生更大的影響。凡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從中受益匪淺的，並且洞悉自己的培養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將會更好地懂得如何對待他們的孩子，並在許多他們自己不曾被寬容的方面更寬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於對教育施加影響的同時，另一些研究正在討論過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預防。在此，我僅僅是再次向你們敞開精神分析的大門，並讓你們看看大門後的那些房間，而沒有引你們進入。[147]我肯定，如果你們不放棄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你們就能夠學到許多關於上述主題的新穎而且有價值的東西。然而，在尚未結束教育這個話題時，我必須談談它的另一個特殊方面。據說——這無疑是合法的一每種教育都有一個派別性的目標，它努力把兒童培養得適應已建立的社會秩序，而不考慮該秩序有多少價值和多少穩定性。如果（有人爭辯說）人們承認我們目前的社會秩序中存在著缺陷，則教育與精神分析的結盟也就無法合理地為社會秩序服務：它必須賦予另一個更高目標，應當擺脫流行的社會要求的束縛。然而，以我看來，這種爭論在此是不正確的。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同樣，一個醫生被請去治療肺炎，他不必考慮患者是否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自殺者抑或一個罪犯，也不必考慮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為這並不是醫生的職責。上述人們期望賦予教育的另一目標，也將是一個派別性的目標；而在兩種派別間進行取捨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我完全沒有考慮情況的這個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許與已存社會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對教育施加的任何影響就將被拒絕。 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學生培養成叛逆者，它就將親自承擔一種多餘的責任。如果它使它的學生儘可能健康而有才幹地離開學校，它盡到了本分。這種教育包含了眾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證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後的生活中都不會成為反動者和壓迫者。我甚至以為，革命的兒童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們，先生們，我打算與你們進一步談談作為治療方式的精神分析。15年前我就論述了這一問題的理論方面[148]，今天我還將以同樣的方式闡述它；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這15年間我們所取得的經驗。你們知道，精神分析是作為一種治療方法而誕生的。儘管它現在的內涵已超過了該範圍，但仍未脫離它的原始基礎，而且，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進自己的發展，它仍保持著與病人的接觸。導致我們理論產生的種種積累起來的觀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獲得的。我們在治療中所遇到的失敗，不斷地向我們提出新任務；而現實生活的要求，則是一種防止過分推測——畢竟我們在工作中沒有推測也不行——的有效保證。很早以前，當精神分析的確有助於患者，而且是作為一種方法有益於患者時，我就已經論述過它了[149]；今天，我則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們可能知道，我從來不是一個治療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於對精神分析的讚頌而濫用此講的危險。我寧願說得過少而不願說得過多。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時，那些對我的觀點顯然持友好態度的人曾對我說：「你的所有觀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過，讓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癒的案例吧。」在人們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異觀念時，有許多先後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說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許多其他手段一樣過時了，因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來自被治癒的病人的感謝信。這種比較沒有到此為止。精神分析法確實是像其他治療方法，它有自己的優勢和缺陷，自己的困難、局限和適應範圍。曾經一度，有人對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認為由於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統計資料，因而不必認真地對待這種療法。從那以後，艾丁根（MaxEitingon）博士創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發表了對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評論。[150]這些治療上的成功既沒有提供精神分析自誇的資本，也未提供它自慚形穢的依據。不過，這類統計一般而言不具有啟發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純，以至於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證明了別的方法。考察一個人的個人經驗是更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補充說，我不認為我們的治療能夠與盧德（Lourdes）[151]的治療相媲美。相信聖母瑪利亞的奇蹟的人遠比相信潛意識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們要求助於我們的競爭者，就必須對精神分析治療與其他心理療法（psychotherapy）進行比較。現在幾乎不必提及治療神經症的器質性軀體療法。精神分析療法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步驟，與醫學中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並不對立，它既沒有貶低它們的價值，也沒有排斥它們。 一個喜歡自稱為心理治療家的醫生把精神分析療法用於他的病人，同時又根據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環境採用其他任何治療方法，這並不存在理論上的矛盾。實際上，使醫學實踐必然趨於專門化的正是治療技術。因此，外科術和矯形術不得不從同樣的方式中分離開來。精神分析活動是艱苦而嚴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鏡那樣好使：閱讀時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時取下它。 因此，一個醫生要麼全盤照搬精神分析，要麼絲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時特別使用精神分析療法的心理治療家並不擁有堅實的分析基礎，他們沒有接受分析的整體，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拔掉了；他們不能被認為是分析家。我想這是令人遺憾的。但在醫學實踐中，一個分析家和一個僅限於採用其他技術的心理治療家的合作，將會有利於益處甚大的目的。 與其他心理治療步驟相比，精神分析療法無疑是最有效的。這樣說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為該療法大都費力最大，花時最多；它不用於輕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適宜的案例中，使用這種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礙，並引起變化，這些變化是在前分析時期人們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該療法也有其相當明顯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繼承者們有著治療上的抱負，他們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礙，從而使每種神經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癒。他們致力於把分析工作壓縮到一個更短的療程，加強移情作用，從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並把移情作用與其他的影響方式聯合起來，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療。這些努力當然是值得稱讚的，但就我看來，又是徒勞無功的。它們還帶來了一種危險，即迫使自己脫離分析方法而陷入無窮盡的實驗過程中。[152]這種期望每種神經症現象都能被治癒的願望，我猜想是來自於門外漢的一種信仰，即神經症都是無權存在的、完全沒有必要的東西。而事實上，它們是嚴重的、由素質（constitution）所構成的疾病，該病在個體身上不只是發作幾次，而通常是持續很長時間乃至終身。我們的分析性經驗表明，這些疾病可能廣泛地受到影響，如果說我們考慮到了歷史上積澱下來的疾病誘因和偶發的次要因素，卻在實踐中忽略了素質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們對這一因素都無能為力；但在理論上，我們還是應該始終記住它的。根據精神病與神經病的緊密關係看，由於分析療法很難從根本上接近精神病，這使我們局限於對神經症的治療。精神分析的療效仍受縛於很多重要的而又難以掌握的因素。對於兒童，可能阻礙治療獲得成功的困難，都是與其父母相關的外部因素，不過，這些困難歸根到底還是兒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成人而言，困難則首先產生於兩種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類型，而在類型中還含有更深刻的決定性因素。 人們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種因素。無論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復舊條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重新回復生活中的。當一個過程自然結束時，有些變化似乎是明確的，而且相應於已形成的心理傷痕。在另一些場合，人們則認識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們完全可以為其另謀途徑的心理過程，似乎沒有能力放棄原有的軌道。但這可能與我剛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它罷了。人們似乎一再發現，正是這種治療缺乏必要的內在動力，因而阻礙了變化的發生。與我們所能動員起來的對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從關係，某種特別的本能成分，是過於強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實就是如此。我們對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該在哪裡運用這些槓桿，只是這槓桿尚無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確，未來的希望就在這兒：我們對激素作用（你們知道它們都是些什麼）的認識可能會向我們提供一定的取勝手段以便與這些疾病所具有的數量因素進行抗爭；不過，現在我們距離那天還遠著。我明白，所有這些問題中的不確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趨於完善的一種恆常激勵。精神分析的初學者們面對失敗時，尤其搞不清到底應該抱怨案例的奇特呢，還是抱怨自己在治療過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認為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療效的第二因素即來自於疾病的類型。你們已經知道，分析療法的應用領域是各種移情性神經症——如恐怖症、癔症、強迫神經症——此外，還有各種已經形成並取代這些疾病的性格異常。而與此有別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戀的和精神性的症狀）都或多或少是不適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這些案例以預防治療失敗是完全合理的。這種謹慎在分析的統計方面將導致一個重要的進步。不過，這裡有一個陷阱。我們的診斷常常是在治療之後才做出的，它們與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讀到的蘇格蘭國王識別女巫的測驗[153]相似。這個國王聲稱，他掌握了一種識別女巫的萬無一失的方法。他把這個女巫放進沸水鍋里煮，然後品嘗肉湯。隨後他便可以說「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們的情形與此相同，只是除了我們是受害者外。只有當我們對前來求醫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或以同樣的方式考察前來受訓的考生），我們才能對其做出判斷。我們實際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確的一般性不適，無法確診。但經過這段預診期之後，很可能明白該例不適宜於分析療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們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們還要繼續一段更長時間的診斷，以期能夠對他的狀況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經通過增加我們的失敗記錄而報復了我們，而遭到拒絕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話，就可能通過親自撰寫關於精神分析的書來報復我們。恰如你們所見，我們的謹慎是徒勞的。 我擔心這些詳盡的闡述讓你們感到興趣索然了。但如果你們要認為我打算低估你們關於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療法的觀點，我將更感遺憾。或許我的開頭的確沒講好。因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過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來為這種局限性辯護。考慮到同樣的目的，我轉向了另一方面：即對精神分析費時過久的指責。就這方面，應該說，精神的變化實際上是緩慢發生的。 如果變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種不好的徵兆。對極嚴重的神經症的治療，可能極易延續數年； 但治療一旦成功，我們則應該考慮，這種疾病若未治好，還會延續多久？也許治療一年就縮減了患病的10年時間；換言之（正如我們在未得到治療的案例中通常所見），這種疾病是根本不會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們有理由在許多年之後恢複分析法治療，因為那時生命已對新沉澱下來的誘因產生了新的病理反應；但在同一時期，我們的病人還自我感覺良好。第一次分析實際上並沒有闡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傾向；而當分析療法取得成功時，分析者自然就會停止繼續進行分析。 還有一些有嚴重障礙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監護，並不時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則他們就完全不能自立，我們應該高興，通過逐漸的反覆的治療，他們能夠恢復健康了。對性格異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長的治療時間；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們知道還有其他療法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嗎？當然，僅有這樣的療效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不過我們已從肺結核和狼瘡的例子中認識到，只有當某種療法適合於疾病的種種特性時，該療法才可能成功。[154]我已經告訴你們，精神分析最初是作為一種治療方法的。但我想使你們感興趣的不是作為一種療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們提供的有關人類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人類各不相同的活動之間的關係。作為治療方法，精神分析是許多方法中的一種，但它的確是最有效的。可以說，如果它沒有治療價值，不與病人相聯繫，它就不會被發現，不會持續發展達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