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十八章　青年晚期

按照我的思維方法，將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區分開來的標記並不是生物學上的成熟，而是一種成就(achievement)。在文化為實現適當的和令人滿意的生殖活動提供動力和方向的社會組織中，我們沒有必要對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進行區分。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文化和同源文化中，所有禁令(從宗教戒律到政治禁令)都無時無刻不在制約著我們發展中的這最後一項成就。 青年晚期通過無數的教育、推導步驟，從占主導地位的生殖活動模式朝人際關係之個人技能或成熟技能建立發展，這是由個人機會或文化機會所允許的。換句話說，當一個人發現了自己所喜歡的生殖行為方式，以及如何使之適合餘生時，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已經進入了青年晚期。對於我們文化中的大多數居民來說，這是一項並非人人都能獲得的成就。事實上，未能獲得青年晚期的成就，對於大量失常的、不適當發展的人格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由於這種經驗是一種讓人著迷且全然無效的先入之見，因此常常構成了當前所表現出來的困難，在許多人身上，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嚴重的人格障礙出現之前。當然，它絕不意味著實際的困難。 機會的重要性 青年晚期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種偶然事件：不管一個人從動力學上說是終其一生處於青年晚期，還是實際上獲得了我們可以合理地稱之為人的成熟(human maturity)的某種東西，這樣的結果往往只反映在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等方面，而不反映在任何特定的其他東西之上。就像我在使用時所做的界定那樣，機會(opportunity)指的是他人的事情和機構的事情，或者說是總體的社會促進和禁律的事情。精神病醫生常常會看到，如果人們在教育經驗方面獲得機會(這是其他人在生活中的這個階段正在經歷的)的話，就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我們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即許多人原來具有極好的發展機會，但卻困在了一些情境之中(很可能是由於文化的原因)，因為在這些情境中，存在著一些非常限制其進一步成長的機會。例如，假定有一個人是一個大家庭中的長子(該家庭的經濟地位較低)，由於父親的去世而突然間發現自己處在了必須賺錢養家的境地。如果說到此時為止，這個長子一直都有極好的發展機會的話，那麼，現在，我們幾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他將承擔起大部分責任來為其弟妹們提供機會。隨著他承擔起先前一直由父親所承擔的那些責任，他在生活和學習方面的機會便會相應地顯著減少。因此，毫無疑問存在著一些「現實的」因素，這些因素完全不是一個人的發展史所能預料的。 然而，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人，他們也像別人一樣擁有很多受教育的機會，但就是沒有能力去適當地觀察、分析來到他們身邊的各種機會，原因在於天生的缺陷或各種各樣的心理失常，而對於這些缺陷或失常，他們卻未能及時地加以矯正。這種人所擁有的唯一機會——除了上帝採取行動之外——便是求助於精神病學。隨著我的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那種機會是多麼的罕見。 經驗以綜合方式增長 只要一個人在青年晚期這段漫長的時期里是成功的，經驗就會以綜合的方式增長。例如，假定有一個人來自組織嚴密的社區，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家庭，而且他還幸運地獲得了一種生殖行為的模式。如果接下來他上了大學，那麼他便有幾年的時間可以去觀察他的同伴，可以聽到有關世界各地的人們的情況，可以與同伴一起討論他所聽到和觀察到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找出他以往經驗中形成的不適當的東西，同時探索一個自然的出發點來掌握新的東西，這真的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換句話說，對於幸運者而言，大學生活會讓他得到非常多的教育機會。 但是，人們也有不幸運的時候，或者說，也有一些人對進一步深造不感興趣，他們試圖建立某種謀生的方式，例如賺取薪資、剝削同伴，或者這樣那樣的事情。在一定範圍內，藉助這些方式獲得的經驗與大學裡獲得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樣的，除了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前者缺乏廣泛的文化興趣，而在我們看來，廣泛的文化興趣是所有正規高等教育的特徵。但是，如何謀生的教育、如何在工作中與他人相處的教育，同樣是大量觀察素材的來源，它不僅為思想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為拓展一個人的視野、證實一個人的預感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如果一個心理沒有嚴重失常的人通過相當合理的方法已經解決了性問題，那麼，無論他做什麼，都必然會加深他對其他人生活態度的了解，提高他們在生活中相互依存的程度，豐富他們處理各種人際關係問題的方式——其中大多數都是通過對人類榜樣的試誤學習而習得的。換句話說，在青年晚期，個體通常會把相對限於個人的經驗加以精煉，使之成為雙方認同的、可以依賴的經驗，這種經驗的局限性要小得多。就像在前青年期，一種非常顯著(但略顯粗糙)的社會組織會在人們實際上可資利用之社會組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因此，到了青年晚期，每個人事實上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整合進社會之中。那些擁有大量機會的人就有可能真正地與社會相整合，也就是去熟悉社會。而例如那些在機械車間裡做學徒的人，不論是從地理還是從文化上說，機會就都很少，這一點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這些人(從社會的視角看)現在卻依然從各個方面關心所要繳納的所得稅等——這是由公民權決定的。一般而言，從法律的角度看，到了青年晚期就已經是成人了，而且已經具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因此，他們必須承擔大量的責任，這些責任是他們所處的文化所規定的；迄今為止，他們可能一直都在迴避這些責任，但是，現在他們必須想出一些方法來至少承擔其中的一些責任。如果他們走運的話，他們的成長會不斷持續下去；他們會觀察、闡釋並證實越來越多的東西；同時，他們的預見能力也會不斷地擴展，這樣，他們便能夠預見自己的職業生涯——這種職業生涯並不必定如此，而是根據期望和可能性來做出這種預見，當然也有可能會帶來沮喪和失望。 自我和他人的不適當、不合宜的人格化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許多人在人格發展的這個階段並不會走得很遠，如果考慮一下他們生活中焦慮的作用，這一事實不難理解。究其原因，它們涉及人格範圍內起作用的自我系統的一種方式。很久以前我就曾提到過自我系統具有支配「有意」(witting)經驗的特定傾向，因此個體可以不顧所謂的觀察和分析、學習和變化等客觀機會，而傾向於不發生變化。當人們開始發現為什麼有些人無法從經驗中獲益，為什麼他們在向成熟前進的漫長過程中行程太短時，就不得不首先考慮這些人的自我系統的性質及功能。在很容易交流的水平上，焦慮的對立面、自我系統功能的對立面，往往會表現為不適當、不合宜的自我人格化。他們已經開始持有關於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還遠遠不是有效的系統闡述，以至這些觀點最終會使他們駐足於一些不一致和不適當的情境之中，而個體卻由此而忍受了焦慮的干擾之苦。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當焦慮非常嚴重時，它幾乎會產生當頭棒喝的效果。不過，個體對於焦慮產生的確切情境實際上還不甚瞭然。在人格發展的較晚階段，有一個現象要重要得多，那就是人們對微妙的焦慮線索容易做出極其敏感的反應。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一個人會告誡自己說「如果你不小心，你就會焦慮」——根本就不是這樣。但是，只要出現一點點焦慮，就會使生活脫離這一情境，就像變形蟲遇到熱水便會轉向一樣，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由此可見，在許多處於青年晚期的青年身上，自我系統最容易理解的方面會表現出從表面上看無法理解的虛假，這主要反映在個體關於他自己的觀點方面，致使他在這個領域不容易學到很多東西，除非有人不厭其煩地通過教育經驗使他學到大量東西。這種經驗充滿了相對嚴重的焦慮——如同我希望你們現在已經理解的那樣——人們只有在無法獲得自我幫助時才會容忍這種嚴重的焦慮。當變化的必要性通過精神病學經驗或類似的經驗而被認識時，大多數人都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忍受焦慮，儘管我認為這種情況會因個人的過往經驗而各有不同。說一個人能夠忍受某種程度的焦慮，其實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即這個人能夠以一種使其有關自己及生活的系統闡釋朝有利方向改變的方式，來觀察以往疏忽的和誤解的經驗。由此，我們可以假設，任何一個相當焦慮的人，在他的發展中都應該已經取得了非凡的進步。但是，這種猜測不過是一個笑話，因為在一些遭受大量焦慮之苦的人身上，變化的必要性是完全缺乏的(除非有特殊情況發生)。事實上，這些人期望糊裡糊塗地生活(這是他們平常的表現)；他們對於變化無能為力；當你試圖向他們表明對於這種情況可以做些什麼時，他們會變得更為焦慮不安，而且視你的建議為毒藥，從而迴避你。在這一點上，我試圖表明的是，面對焦慮(不論這種焦慮是溫和的還是嚴重的)和對付焦慮源(不論它是嚴重的還是溫和的)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區別。 現在，我不得不離開關於「對付」焦慮和「面對」焦慮的表述扯上幾句，以躲開唯意志論(voluntaristic)的陰影。看來，如果精神病學要想依賴諸如意志之神秘力量這樣的觀點，那麼，其得益必將微乎其微。我認為，我在前面討論有關發展的意志學說的不良影響時，已經談及過這一點。在一個人們常常為其意志而感到自豪並為之吵吵鬧鬧的社會裡，我想告誡一下精神病學家，他們語言中的唯意志論傾向越少，他們的思想就越不會受到意志信念的束縛，他們也就越能夠理解他們的患者，並對他們的患者產生有利的影響。因此，當我談到「面對」焦慮的問題時，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求患者振作起來，去發揮他的意志力，以免他輕易地屈服於焦慮的威脅。精神病醫生所要做的事情(如果他想在這個特定的方面有所成就的話)，就是去培養患者對近期未來的正確預見，從而使他認識到，一個人無法逃避輕微的焦慮。焦慮的出現與任何虛構的或真實的意志並不相關；焦慮與已經併入自我系統並已成為自我系統一個組成部分的經驗相關，而且這種經驗能夠預見與自我系統相關的不斷增多的焦慮。精神病醫生的問題是在某種程度上給患者展示一個更大的背景；只要這種方法獲得成功，患者就會認識到，不論焦慮與否，目前的生活方式都不能令人滿意，而且從它不能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轉化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無益的；因此，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儘管存在焦慮，但自我系統仍有可能被改變。 除了不適當、不合宜的自我人格化之外，還有與之相伴隨並與之相一致的關於他人的不適當、不合宜的人格化。這些次級人格化的不適當和不合宜性——之所以說它是次級的(secondary)，是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這種人格化似乎沒有個人的自我人格化那麼重要——可以廣泛地適用於每一個人，或者專門適用於對某類人的定型。一個人不可能用任何特別精煉的東西去使他人人格化，而是根據他自己的人格化，根據與自我人格化的「否定」(not)技術相聯繫的或多或少具有想像性質的實體，對其他人進行人格化。如果你認為你自己慷慨大方，你就會傾向於認為他人也慷慨大方；但是，由於你擁有大量與此相反的經驗，因此，你就會把許多人人格化為吝嗇的、不慷慨大方的。當然，這並不會為你提供關於他人的特別精彩的系統闡述；他人只不過與你較好的方面相比有所不同，甚至相反而已。因此，在對他人進行人格化時所出現的這種明顯的局限性，是以個人不適當、不合宜的自我人格化為基礎的。尤其麻煩的是用我所謂的定型來進行的不適當和不合宜的人格化，這再一次表明了自我人格化的局限性。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遭遇特定階層的人們身上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如偏見、難忍、恐懼、憎恨、厭惡和反感等。這些定型可能涉及報童、猶太人、希臘人、共產主義者、中國人，以及你可以列舉出的各種人等。不用說，這些定型不是以正確的觀察、分析為基礎，也不以關於當事人可以進行交互確證的資料為基礎。 定型反映了個人自我系統中不適當、不合宜的部分；因此，所有特定的定型要麼是人格化自我中組成部分的局限性，要麼——從人生指導方面看，它甚至更不適當——是自我人格化中的否定成分。例如，有一種觀點認為愛爾蘭人都是政客。持這種觀點的可能是下列兩種人：一種人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政治天賦，他們完全可能心安理得地持有這種觀點；另外一種人則在政治上表現出明顯的愚昧無知。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你可能把整個種族團體以這樣的特徵加以定型化，而如果你是一位平庸的政客，那麼，你便可能幹脆蔑視這個種族團體，而且用一種屬於你自己的否定變式(not variant)來加以蔑視。 順便說一下——請允許我再稍稍深入地談一下有關偏見和定型的問題——我本人傾向於認為愛爾蘭人是異教徒。現在，我毫不懷疑，若對當前的愛爾蘭居民進行任何的探索性研究，都將會發現大量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異教徒這個術語都是不相干的。我常常思考的問題是，在許多種族團體或種族社區里(那裡的人們聲稱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人們可以發現，一旦他們與該團體或該社區的成員進行宗教信念的信息交流，便有一種指向超驗力量的態度表現出來，這些超驗力量的態度與基督徒的習俗基本上沒有關係。我的祖輩是愛爾蘭人，而我對愛爾蘭人的了解就比對中國人的了解稍微多一點點；所以，我覺得——遵循最佳的現代模式——我完全可以對我祖輩們潛在的宗教態度說說俏皮話。但是，謝天謝地，我知道它不一定具有任何意義；我不想對此問題說三道四。如果在與一些好朋友進行私人談話時考慮使用愛爾蘭語，這對我來說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我經常用愛爾蘭語與他人交談，那麼，我可能會十分不愉快地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得以確認一種未經證實的偏見，其方式就如同在背後議論別人一樣。不論這些話是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逗樂俏皮話(正如我關於異教徒愛爾蘭人的評論那樣)，還是一種手段(用來避免關於人類的智力、信息和默契的增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那種偏見反映自我人格化中嚴重局限性的程度。 這些定型所服務的目標有很多，但是，任何一個不明世故的人，在適宜的情境下立即產生的那種目標，是對我們這個世界和我們這個時代中人格不幸的最為悲哀的評論；也就是說，這些定型在與陌生人打交道時是十分有用的指南。很顯然，它們不是什麼指南。只要它們具有重要性，它們就處在了與陌生人打交道時所需之指南的對立面；它們實際上是在結識陌生人的過程中無法擺脫的障礙。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的主要效應在於，否認個體在與其自我人格化相應之局限性方面進行自發的有利改變的機會。 降低焦慮的不完善反應過程 在進一步評論與青年晚期之有利成長相對立的焦慮和自我系統時，我想請大家注意一下在避免和降低焦慮方面所涉及的不完善反應過程。這些過程從選擇性忽視——它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一頂帳篷覆蓋著這個世界——通過其他所有經典的困難的動力機制，發展到一種或多種基本人類動力機制的嚴重分裂。順便說一下，雖然我曾喜歡過困難的動力機制(dynamism of difficulty)這個標題，但多年來，它已經在我進行精神病學教學的嘗試中喪失了其魅力，因為有些人在使用該術語時產生了這樣的信念，即這些動力機制代表了由患者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特性，相反，我認為並不存在由患者所表現出來的特性，而僅僅只有每個人所表現出來的程度上的差異注94——強度和定時方面的差異。因此，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談到動力機制，我所討論的都是普遍的人類裝置，它們有時候也會幾乎完全反映在可怕的生活歪曲之中，但是，它們依然是普遍的。這些歪曲產生自發展中的不幸、機會的限制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因此，在青年晚期——年齡成熟的階段——非常顯著的自我系統干預，涵蓋了我們所談論的整個精神病學實體的領域——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整個心理障礙的領域。 生活自由的限制 探討青年晚期有利變化之自我系統防禦這一論題的另一種方法，就是考慮生活自由的限制，以及它們釋放受限制之整合傾向的複雜過程。與我們業已討論的內容相比，這是一種不同的方法，並試圖著重強調我們之前尚未注意到的某些東西。 在這裡，所謂生活自由的限制，我所指的是產生自「內部的」各種限制，或者說產生自一個人過去的障礙，而不是指廣泛機會類別的限制(關於機會的問題，我在前面已經有所談及)。生活自由的限制往往伴隨著至少部分地滿足個體的限制所防禦之需要的複雜方式，以及為釋放累積的危險緊張而以睡眠障礙等形式表現出來的更進一步的複雜過程。這些限制可以根據與其他人有限接觸來加以考慮，也可以根據興趣的限制來考慮。我們這裡所說的與其他人的有限接觸，其範圍涉及較廣，從一種明顯孤立之生活方式的早期發展到一個人的自我限制，前者指一個人的社會距離，也即一個人自我否認大量有用的、具有教育意義的人際經驗，後者則以諸如偏見、等級和階層等因素為基礎，如果一個人碰巧生活在一個很小的少數族群內的話。 但是，在大量的例子中，生活自由的限制通常以興趣限制為主要形式；可以說，生活中有大量的方面都是禁忌——人們必須迴避的東西。有時候，源自過往反常現象的強制性限制，往往以偽裝的社會禮儀和興趣的形式出現，使得人們乍一看似乎覺得它相當不同。這些社會禮儀似乎會把當事人提高到普通人群的水平之上，使之與他人有著很大的不同，至少對他和他的同族來講是這樣。我打算給大家提供的是關於認真遊戲(devotion to games)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特指的是橋牌。由於我因這個橋牌的例子而與一位傑出的、極受人尊敬的人類學家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因此我斷定這個例子具有某種令人頗感興趣的力量，因此，我想再次運用這個例子。現在，我已經不再擅長其他遊戲；我想很可能是我的庸俗品位使我為紙牌所迷；當然，我說的紙牌絕非橋牌遊戲。我的例子說的是紐約一群經過精選的婦女，她們有很多社會經濟機會。但是，她們每天除了起床後就為去橋牌俱樂部做準備之外，幾乎無事可干，她們經常去橋牌俱樂部，與自己的丈夫和車夫極少交談，但卻花上許多個小時的時間與其同伴進行高度禮儀化的交流，而正是這種禮儀化的交流，使她們對生活感到極為滿足，從而晚上可以安然就寢。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所說的假禮儀(pseudosocial ritual)這個概念，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忙著與他人打交道，但卻沒有任何特別個人的東西讓對方知道。我認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會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如果讓她們坐在有單向螢幕的小房間裡玩紙牌——除了向他人展示她們的衣著外——也許更合她們的意。如果這樣的話，周圍人的咳嗽或打噴嚏等就不會讓她們分心，這樣她們便可以更舒適地實施其在生活中的任務。儘管這是假禮儀的一個極端例子，但確實存在著這樣一些人，他們像瘋了一樣地投入社交，但卻不知道該與他人在一起做些什麼。他們憑藉一些非常受限的規則生活著。 另一種這樣的限制是禮儀式迴避和禮儀式偏見。不管你的政治傾向如何，你都很可能在與同事談論政治思想問題時有過禮儀式迴避的經驗。例如，假定你與銀行家談論關於進一步「新政立法」(New Deal legislation)的必要性，這種禮儀式迴避就會出現。下面，我將給大家提供一個個人的例子。由於偶然的機會，我去過一家理髮店，為我修剪頭髮的是一位曾目睹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富有經驗的理髮師，對於這位理髮師，我是十分尊重的，這不僅因為他是一名具有公益觀念的公民，做了大量的福利工作，而且還因為作為一名理髮師，他喜歡保持沉默。說實話，我十分討厭理髮，每當理髮時總會打瞌睡，所以，我在理髮時極不願意交談。但是，有一天，我在理髮的時候，廣播裡正喋喋不休地說著關於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的新聞，這位理髮師隨即說了幾句譴責華萊士的話。我說我知道這個人，而且非常喜歡他。像有些人一樣，我也認為，雖然他並非一直是最具才華、最有遠見的人，但他偶爾會有一些驚人的好點子，而這足以讓人支持他。說完之後，我便把頭靠在椅子上開始打瞌睡。五六個月之後，當亨利·華萊士被商業部吹捧出來以後，我又去理髮師那兒理髮時，這個話題再次被提起；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不過，現在這位理髮師並不想與我在任何問題上發生爭議，因為我關於華萊士的評論已經擾亂了他的一部分迴避機制；這種擾亂是與我聯繫在一起的，對他來說，他可以憑藉良好的回憶知道我如何擾亂了他。於是，這個話題仍在進一步發展。但是我們雙方都因為上述原因而表現出了禮儀式迴避。 所有這些禮儀式迴避和禮儀式偏見都讓人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即一個人正在某個重要的生活領域裡從事某種有意義的事。事實上，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做任何有意義的事，因為他從中得不到任何信念。除了政治方面以外，還有「社會」方面；這裡，大部分生活再次被假設的理性定義所阻隔，若對這些阻隔做仔細審視和研究的話，可以證明，所謂的理性定義也只不過是禮儀式迴避而已。在藝術世界中，情況也一樣；那些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也會在年會等場合發現同樣的情況。而且，上帝也知道，在宗教名義下，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禮儀式迴避和偏見。 當然，我可能會因為某個人對什麼東西感興趣或者對什麼東西不感興趣而對他表示尊敬。例如，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我為什麼應當對金錢理論如此感興趣，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我為什麼應當努力發展對繪畫或者其他無數我只有一丁點兒興趣的東西的美學鑑賞能力。我無法想像自己怎麼會對內科醫學的整個領域感興趣。但是，如果沒有人向我談論關於達達主義(Dadaism)、基督教浸禮會教徒(Baptists)或者金錢理論的事情，那麼，這並不是因為我的生活主要集中於在某個領域獲得滿足和安全感，恰恰相反，是因為我的安全感有賴於迴避某個特定的領域或某個特定的論題。我認為，生活之於任何人，絕非同樣有趣，也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及的。我可以相當確信的是，在史前時期的原始人群中，必定存在某種特殊化；當然在生育孩子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某種特殊化，而且，這種特殊化肯定會引起進一步的特殊化。禮儀式迴避和偏見從表面上看可能與特殊化相同，但是，它們實際上意味著你不能進入某個領域；朝著該領域前進的任何興趣都會立即引起焦慮，而這種焦慮在你追求信息的過程中會阻礙進一步的行動。 自尊與人的成熟 從我至今所提及的內容中，你們或許可以看到，假定自尊的必要前提是適當地尊重別人，如此推論不能說沒有根據。當然，我們周圍有很多人會對他們不認識的人表示尊重，但是這並不是我想談論的內容。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那些只尊重不認識之人的人，通常也不會尊重他們自己。那些自尊心很強的人——他們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們能夠展現並證明其與他人一起生活或生活於群體之中的傑出能力，藉以獲得他們自身的滿足——幾乎找不到任何特別的精力和時間去尊重其他人任何值得稱道的行為。對於不恰當的自我系統而言，最為脆弱的支柱之一是一種貶低他人的態度，對於這種貶低的態度，我曾把它概括為這樣一種學說，即按上帝的說法，如果你是一座鼴鼠丘(molehill)，那麼，在你的眼中，就不會有任何山脈。人們可以用許多方式通過一個人對別人的貶低來了解這個人的整個自尊狀態。貶低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是「蔑視」自己，另一個部分是大量的否定(not)操作。因此，一個非常尊重自己的「慷慨大方」(這很可能一直是一種非常公開的性格)性格的人，常常會發現有些人不大方、吝嗇、小氣等。我認為，從有記錄的思想開始，人們就已經知道，如果一個人對其他人十分苛刻或對同伴的某些過失十分嚴厲的話，那麼，他對這些特定的缺點也會非常敏感，因為這些缺點正是他自己想要隱匿的缺點。只要一個人的自尊不受限制地增長，或者相對而言個人的發展不受阻礙或歪曲之苦，或者個人發展的偏差已經得到糾正，那麼，一旦發現他人在某個特定領域比他強得多，他就不會產生枯竭的感覺，或者會表現出焦慮的跡象。在高度專門和複雜的社會組織中(就像在現存的所有文化中那樣)，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能夠在複雜運作中處於頂尖地位的人物實在太少，這是毫無爭議的事實，但也是可悲的事實。大多數人並不會像少數頂尖人物那樣傑出，甚至比普通人還差很多。但是，由於生活領域非常寬泛，以至於人們無需過分依賴於個體並不擅長的東西，也沒有必要拿一本筆記本來記載自己和他人在並不擅長的領域內的表現。但是，有些人由於個體發展的某些偏差，使這種情況成了一項極好的操作，藉此緩解在與其他人做會招致不滿的比較時所產生的焦慮。 現在，我還想談一談有關人的成熟的問題——對於這個主題，我始終以非常隨意的態度來加以對待，部分原因在於它並不是一個精神病學的問題，儘管我們可以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對它做出推導。但是，事實是，關於成熟的理解讓許多精神病醫生(精神病醫生通常是研究人際關係的學者)都感到困惑，這是因為表現出高度成熟的人是最不容易進行研究的；朝著成熟目標前進的患者，在他們達到這一目標之前，便已經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這樣一來，作為精神病醫生，事實上得不到很多真實的數據。不過，我們可以作一些猜測。我猜想，我曾經討論過之發展時期的每一種傑出成就，都將會在成熟的人格中明顯地表現出來。在一系列發展中，最後一個發展是對親密關係之需要的出現和成長——它表現為對與另外至少一個人進行合作的需要，更為常見的是與其他更多人進行合作；在這種合作中，存在著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即對另一個人的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安全或者他人身上缺乏焦慮的情況都持有十分鮮明的敏感性。因此，我們當然可以從所了解到的情況中推知(只要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東西與之相衝突)，所謂成熟，指的是對令人們感到觸動並與之打交道的局限性、興趣、可能性和焦慮等持有共情性的理解。另一件可以明確從中推斷出來的事情是，不管是向外擴展的興趣還是向內擴展的興趣，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的興趣，成熟的生活——絕對不是單調乏味或者令人厭煩的生活——其重要性總是在不斷地增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抱有這樣的想法(哪怕是瞬間的念頭也不行)，即變得成熟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因為到了那時，人們會更加煩惱；而事實恰恰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人，無論他是成熟還是患有嚴重疾病，都無法避免感到焦慮或恐懼的可能性，無法擺脫構成生活之特徵的任何需要。但是，成熟程度越大，焦慮對生活的干擾就越小，因而個體對自己及他人的消極評價也就會越少。在我們當今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裡，當一個人成熟時，與生活複雜性相似的任何東西都不應該使他感到厭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