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新世界 · 譯後記

《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是蕭公權先生最後一部長篇學術巨著，原由英文撰寫，先以論文形式發表於學術期刊，後再匯集成書，補寫家世與生平兩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為四編。今由汪榮祖譯成中文，列入《蕭公權全集》第七冊。 蕭先生深入研究康有為，文長四十餘萬言，緣起於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現。資料既備，蕭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學素養來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絕。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蕭先生贈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傳台灣的。 蕭先生以「平心」閱讀康有為的未刊稿之後，對這位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與論斷。當英文原著出版後，有些讀者認為作者於康雖有批評，然大體而言過於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種觀點多少受到1911年以後革命史觀的影響。事實上，蕭先生本人早年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有關康有為一章時，亦有所不免。如謂康氏反對革命，「貌似成理，而實多強辭奪理」，並譴責康氏「背宗邦而忠於殊類，謬誤顯然」。又謂：「康氏以立憲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號召者為假民權。托孔子以為變法之口實，故其所號召者乃假維新。」這些觀點經深入檢證後，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於文獻、實事求是的態度。故所謂過於同情云云，不過是以「公心述」而已。 「現代中國」與「新世界」乃是貫通全書的兩大要義，前者意指國家富強的追尋，而後者則在大同理想的尋求。是以康有為既是熱情愛國的改革家，又是沉思於遙遠的烏托邦建造者。粗心的讀者或以為這是一種矛盾現象，甚或指責作者未能妥為調和康氏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實並不是不一致，而是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既不在同一層次，便無矛盾可言。蕭先生已在書中明說： 這種不相同的見解並非不一致，而僅僅顯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階段，扮演兩種不同的任務：在儒家原則上形成一改制哲學，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廣泛哲學體系。關於後者，他經常超越今文經的範疇，超越既存制度與價值觀。關於前者，他遵從既被接受的社會與道德價值，以及注視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改制考》與《大同書》並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兩個層次。 這一段話足以化解認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團。 蕭先生在這部書里，時而作廣泛的比較研究，也就是說把康有為思想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的視野來觀察，因而每能見微知著。例如他首發康氏深受陸九淵與王守仁的影響；又如他首先指出康氏《物質救國論》實已發陳獨秀、吳稚暉等人的先聲；又如他在述論康氏經濟改革的主張時，涉及現代化的成敗問題，並旁及明治日本的現代化經驗；又如他推演康氏大同學說時，與世界上其他的烏托邦理論比而觀之，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級的烏托邦建造者。類此，展示了一種精闢的「宏觀」。 精闢的「宏觀」之外，還有細緻的「微觀」。在縱橫的議論中，未曾忽略必要的考證。諸如《大同書》成書的年代（見頁37）、康氏與廖平的糾葛（頁51~52），以及康氏是否真正的儒者（頁35）、對宗教的看法（頁89），都能推見至隱，不偏不倚，作持平的解說，讀者可以覆按。 蕭先生雖著力於康有為思想的研究，然於康氏的性格情懷，落墨無多，而神貌自顯。當我們終卷之後，康氏那種欲與孔子比高的狂態，那種樂利自信的心胸，躍浮腦際，久久難忘。同時我們也不禁感嘆，康氏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多「不幸而言中」，也不禁讚嘆康氏對現代化以及工業化的見解，豈止沒有過時，反而更加真切。例如他一再強調譯書與派遣留學生的重要，以及政治改良與經濟成功的密切關係。他也見及工業化會導致世界化，因而在大同到來之前，工業化須不失為中國，也就是中國式的工業化。類此識見，真可說是與時益新。長久以來，國人視康有為「反動」，因其反革命。但革命未及一世紀，終發覺必須回頭走改革的路。改革之路，也就是康有為曾經指出的道路。這部書給我們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圖。 此書卷帙浩大，翻譯費時，譯者以一人之力，抽課餘之暇，鍥而不捨，勉強完成，殊無握管吟哦、斟酌字句的時間，無論在信、達、雅上，皆難臻理想的境地，願海內外讀者，不吝指正。 蕭先生生前曾戲謂我曰，他的全集必是Posthumous Works，不幸而言中，今屈指大師雲亡已近六年矣！ 汪榮祖 謹撰於弗州柏堡之白舍 1987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