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三 鴉片戰爭

從1840年6月28日英軍封鎖廣東珠江口，到1842年8月29日簽訂《中英南京條約》，鴉片戰爭經過三個段落，前後延續了兩年零兩個月。其間，英國資產階級政府為攫取更多侵略權益而調兵遣將，反覆攻戰；中國人民和愛國官兵，對侵略軍進行了英勇抵抗；道光皇帝則由虛驕自大，忽戰忽和，最後歸於妥協求和。鴉片戰爭的失敗，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使中國歷史蒙受巨大的屈辱。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 對於發動鴉片戰爭，英國資產階級蓄謀已久。早在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商館職員胡夏米（又名林賽，H.H．Lindsay）等，就受命乘阿美士德號從澳門出發，進行偵察活動。他們以經商和傳教作掩護，花了半年多時間，窺探了福建至盛京的沿海地區，不僅收集了大量情報，而且測量了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港灣河道，並繪成海圖。正是根據這些重要情報，胡夏米代表英國鴉片販子的利益，制訂了對華侵略的具體作戰方案，於1835年7月24日，以私人信件方式，向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獻策。 1839年8月5日，林則徐命令各國商人呈繳鴉片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立即掀起一片戰爭叫囂，他們先是成立了一個「倫敦九人委員會」。9月底，又由「印度與中國協會」主席拉本德（H.Larpent），銀行家、對華航運投資人、外交大臣的親密夥伴史密斯，剛從中國逃回去的大鴉片販子查頓，組成九人委員會的三人核心小組，密謀策動侵華戰爭。9月30日，英國紡織業中心曼徹斯特的三十九家公司，聯名上書外交大臣，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採取迅速的、強有力的對策。倫敦、利物浦等市廠商，也給外交大臣遞交了類似信件。在此之前不久，英國政府剛收到義律從廣州發來密信，叫嚷只要英軍立刻用武力占領舟山島，嚴密封鎖廣州、寧波兩港，以及從海口直到運河口的揚子江江面，政府將從此獲取最最適意的滿足。 英國資產階級的既定政策，是以大炮保護鴉片貿易。10月1日，英國召開內閣會議，正式決定向中國出兵。 1840年2月，英國政府任命好望角艦隊總司令喬治·懿律（George Elliot）為侵略軍總司令和談判全權代表，查理·義律為副代表。2月20日，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在給懿律和義律的訓令提出：第一步封鎖珠江口，然後占據舟山群島，再北上直隸灣，脅迫清政府接受賠償煙價、割讓沿海島嶼、開埠通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侵略要求；如果這些要求遭到拒絕，英軍就要以最有效的辦法，去進行更加活躍的敵對行動。4月，議會在經過辯論後，以九票多數通過了支付軍費案，支持政府進行可恥的對華戰爭。6月，由英國軍艦十六艘、武裝汽船四艘、運輸船二十八艘，以及五百四十門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組成的「東方遠征軍」，陸續到達廣東附近海面。6月22日，海軍准將伯麥（G．Bremer）發布通告，從28日起封鎖廣州江面和海口，鴉片戰爭爆發了。馬克思指出：這是英國「旨在維護鴉片貿易而發動和進行的對華戰爭」。 英軍見廣州早有戒備，在按原定侵略步驟封鎖珠江後，隨即北上。7月3日，侵略軍轉攻福建廈門，被已調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率軍擊退。但當時其餘沿海各省防務空虛，因此從浙江到直隸，各海口在軍事上幾乎毫無戰守準備。如華北重鎮天津，僅有守兵八百名，山海關一帶，連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沒有。林則徐雖曾五次請朝廷通知沿海各省督撫布防，琦善卻以「水師不必設，炮台不必添」復奏，甚至散布「夷船不來則已，夷船若來，則天津海口斷不能守」 的讕言。 第一次鴉片戰爭形勢圖　（劉思源繪） 7月5日，北犯英軍攻陷浙江定海。他們一爬上中國土地，就進行瘋狂的屠殺搶掠。 8月，英國兵船八艘闖到天津海口，直接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加軍事壓力，遞交帕麥斯頓照會，宣稱如果不能滿足要求，「必相戰不息」。投降派官僚在禁菸運動高潮和中英前哨戰取勝時，被迫緘默不言；現在，他們活躍起來了，在皇帝面前大進讒言，胡說「夷兵之來，系由禁菸而起」。侵略軍的大炮和投降派的讒言，使本來對禁菸就沒有多大決心的道光皇帝，很快轉到妥協立場。8月20日，也就是接到英國照會的第二天，道光皇帝指責林則徐上年禁菸「措置失當」，必當「重治其罪」，並派琦善前往天津海口，與英軍談判。奴顏婢膝的琦善，一面散布英軍船堅炮利，難以取勝，「且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 等論調，一面又在談判中向懿律獻媚，大罵林則徐「辦理不善」，還私下對懿律表示，只要英軍退回廣東，「定能代伸冤抑」，使一切問題在廣州談判中獲得滿意的解決。英國侵略者看到要求有了著落，加以兵力有限，難以尋戰，艦船在北方也不宜久留，於是同意南遷交涉。 9月，英軍由天津海口南撤。道光皇帝把謊報當作真情，竟認為琦善退敵有「功」，於17日任命他為欽差大臣，派赴廣州繼續和英軍談判。10月3日，更將林則徐、鄧廷楨撤職查辦。 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後，立即軍事上自動撤防，不僅裁減水師三分之二，遣散全部水勇，拆去木排鐵鏈，而且聽任英軍探測內河水道。堅持抗英鬥爭的廣東人民，被琦善視為「奸逆」；而原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的買辦、林則徐通緝在案的罪犯、「通曉夷語」的鮑鵬，卻被琦善依為心腹要員。12月初，琦善開始和義律談判（這時懿律已生病回國）。義律所提的侵略要求，琦善幾乎全部接受，唯對割讓香港一事，表示不敢作主，但也答應向皇帝代為「請求」。 1841年1月7日，談判尚在進行中，義律即派兵突然襲擊珠江口沙角、大角炮台，守將陳連陞率部堅決抵抗，但因孤軍無援，壯烈犧牲。侵略軍直撲虎門，提督關天培發炮抵抗，並派總兵回省城求援。琦善對抗戰置之不理，卻連夜派鮑鵬前往穿鼻洋向義律乞和。1月20日，琦善和義律秘密簽訂《穿鼻草約》，私許割讓香港，開放廣州，賠償煙價六百萬元等條款。在此之前兩個多月，伊里布也已同盤踞定海的英軍達成屈辱的停戰協定。 義律派兵船突然襲擊虎門大角、沙角炮台（1841年1月） 《穿鼻草約》的訂立，結束了鴉片戰爭的第一個段落。 伊里布、琦善的卑怯求和，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1840年11月16日，浙江鎮海爆發一千多人的請願活動，反對伊里布撤退鎮海守軍。同時，定海居民紛紛內渡，控訴英軍暴行，要求收復領土。廣州各階層人民在得知英軍根據《穿鼻草約》占領香港後，群情憤激，一致要求收回香港，痛剿敵軍。道光皇帝原以為懲辦林、鄧，開放煙禁，英國就會交還定海，「終兵息戰」。然而，事態的發展遠出意料之外。1841年1月27日，當英軍攻占沙角、大角炮台的消息傳到北京後，道光皇帝大為惱火，決定對英宣戰，並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省綠營兵一萬七千名，前往廣東作戰。 道光皇帝對英宣戰，目的在於挽回「天朝」體面。義律一知情況有變，立即先下手為強。2月25日，領兵船十八艘進攻虎門炮台。年已花甲的關天培，身先士卒，率兵死戰，多次擊退英軍。26日下午三時多，侵略軍又發動猛烈進攻，瘋狂轟擊炮台。彈片四濺，砂石亂飛，關天培負傷十餘處，仍然鎮定指揮，親自燃放大炮殺傷敵人。士兵們奮不顧身，堅守陣地，但是琦善見危不救。戰鬥堅持到當天晚上，終因寡不敵眾，關天培和守台官兵四百餘人以身殉國。虎門形勢險要，號稱「金鎖銅關」，英軍占領虎門炮台後，乘勝闖入內河，廣州門戶完全敞開。恰在2月間，琦善擅自議訂《穿鼻草約》的罪行，被廣東巡撫怡良揭發。道光皇帝感到既失地又賠款，嚴重損害了「天朝皇威」，氣得大罵琦善「辜恩誤國」，下令立即鎖拿進京，革職問罪；同時，嚴令奕山迅速會集各路官兵進剿。 奕山日夜飲酒作樂，4月14日才到達廣州。這位貴族老爺，極端害怕和敵視人民，死守著「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寇」 的反動信條。廣東商民怒斥奕山之流「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實」。 5月21日，奕山及其親信草率地決定，分兵三路冒險夜襲英軍。開頭取得小勝，次日英軍反撲。戰鬥五天，清軍潰敗，退入廣州城內。城郊重要據點泥城、四方炮台，相繼失陷。英軍圍城，居高臨下，由四方炮台轟擊城中，晝夜不息。26日，更集中炮火，猛轟廣州貢院奕山一夥住所。奕山等人喪魂落魄，急忙在城頭豎起白旗，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向義律乞降。 1841年5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奕山接受義律提出的五項條件，訂立《廣州和約》。和約規定：交付英軍「贖城費」六百萬元，商館損失三十萬元，清軍退駐廣州城外六十里，贖金交清後，英軍歸還炮台、退出虎門。這一仗，前後只打了七天，奕山領兵一萬七千名，卻對付不了兩千四百名英軍的入侵。 「城上旌旗城下盟」。 奕山莽莽撞撞地出戰，低聲下氣地求降。兒戲式的廣州戰役，宣告了鴉片戰爭第二段落的結束。 「三元里前聲若雷」 在兇惡的外國侵略者面前，是戰還是降？中國人民一開始就與清朝統治者走著相反的道路。三元里抗英鬥爭，就是中國近代史上人民群眾第一場勇敢的反侵略戰鬥。 三元里位於廣州城北五里，貼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個有幾百戶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廣州和約》簽訂後，義律和陸軍司令臥烏古（Hugh Gough）縱容英國侵略軍，帶著武器在這一帶行兇作惡。他們到處奸淫擄掠，殺人放火，又搶糧食，又宰豬牛，甚至盜掘墳墓，從棺材裡劫取殉葬品。城北一帶鄉村，頓時成了鬼蜮橫行的地方。 5月29日，當盤踞四方炮台的小股英軍，竄到三元里進行搶劫並污辱婦女時，村民鳴鑼告警，菜農韋紹光等群起抗擊，當場打死英軍數人。其餘見勢不妙，狼狽而逃。為抵抗英軍報復尋釁，韋紹光帶領全村男女在村北三元古廟前集會，決定以廟中黑底白邊的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英勇奮戰，「打死無怨」。 同時，又和愛國士紳、舉人何玉成等發起，聯絡附近一百零三鄉人民，當天下午派代表至牛欄崗前聚會，共商戰鬥部署。會士一致決定：一是以三星旗為總指揮旗，各鄉自成一個作戰單位，備鄉旗一面，舉領隊一人，指揮作戰；二是鳴鑼為號，一鄉鳴鑼，眾鄉皆出；三是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動；四是誘敵深入，以丘陵起伏、宜於埋伏的牛欄崗，作為聚殲敵人的地點。 「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 城北各鄉人民群眾同仇敵愾，迅速組成浩浩蕩蕩的自發的抗英武裝力量。這支隊伍中有貧苦農民，有打石工、絲織工，有漁民、鹽民，也有愛國士紳和有功名的知識分子，而以農民人數最多，做了鬥爭的主力軍。 三星旗和三元古廟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和附近各鄉義勇約五千人，向英軍占領的四方炮台挺進。正在早餐的英軍，發現滿山遍野都是手持鋤頭、刀矛、石錘、鳥槍的武裝隊伍。臥烏古除派布爾利（C．Bouvet）少將帶兵留守炮台外，親領一千餘名官兵，帶著新式槍炮，氣勢洶洶地從高地撲過來。武裝群眾並不和英軍正面接仗，而是按原定計劃迅速向三元里以北撤退。侵略軍窮追不捨。路越追越遠，稻田間的路徑又窄，侵略軍只能把隊伍拉成單行，笨重的火炮也不能隨軍前進。他們追到牛欄崗時，武裝群眾已整隊以待。臥烏古見勢態不妙，下令撤退，但為時已晚！一聲鑼響，喊殺聲頓時震盪山谷。埋伏在牛欄崗的七八千名武裝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猛衝英軍。英軍急忙開槍射擊，但擋不住武裝群眾的洪流。臥烏古指揮部下分兩路突圍，武裝群眾當即從兩翼包圍英軍後隊，並趁他們渡河和單列行進的有利時機，衝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時，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擻，愈戰愈勇。侵略軍因火藥受潮而槍炮失靈，士氣低落，膽戰心驚。田間小路又被暴雨淹沒，稻田一片汪洋。穿著皮靴的侵略軍，在泥濘中寸步難行。三元里人民以長矛猛烈刺殺英軍，英軍妄圖以刺刀抵擋，然而他們不能不哀嘆：「刺刀之於中國人的長矛，只不過是一種可憐的防禦物罷了。」 這時，沒有上陣的婦女，自動把飯做好，送上前方。「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 將近下午四時，臥烏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結起來。他發現三十七團第三連「失蹤」了，只得調兩連水兵再到戰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騰到晚上九時，水兵們才和找到的第三連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來，第三連在撤退時和來復槍聯隊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為了逃命，他們一個挨一個結成方陣，一步步向後撤退。但他們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懲罰，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軍官和十四名士兵受重傷。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傷英軍近五十名，繳獲大量戰利品。人們熱情讚頌：「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 戰鬥仍在繼續。31日上午十時，廣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縣等縣四百餘鄉義勇數萬人，趕來與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將四方炮台層層包圍。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殺聲震天。英軍則龜縮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緊張時刻，八千多名全副武裝的清軍，偃旗息鼓，從城裡撤向《廣州和約》規定的金山地區。他們經過四方炮台時，臥烏古又添一番虛驚，是否「意中有詐」？但清軍卻對這裡發生的火熱鬥爭熟視無睹。這一天，義律趕來後也被包圍。他們立即派奸細混出重圍，帶信給廣州知府余保純說，義勇必須立刻散開，否則英軍將解除和約，繼續攻城，燒掉附近每個村鎮。奕山嚇壞了，馬上派余保純帶領南海、番禺縣令，出城為英軍解圍。 余保純打躬作揖，央求群眾撤圍。可是群眾恨透了他，罵他「通夷賣國」。余保純無所施其技，就威脅地主、士紳們說，「如果鄉民不退，將來萬一有事，要由你們負責」。士紳們害怕了，經不起余保純的一嚇一壓，有的丟下群眾溜走；有的幫助「勸散」群眾。鬥爭被賣國的清朝官員和動搖的地主士紳破壞了。余保純在人民的譁笑聲中，護著義律和侵略軍狼狽撤走。 群眾隊伍暫時分散，但抗英烽火併沒有熄滅。6月1日，英國侵略軍撤出虎門。7日，當義律出告示為英軍的敗退辯解，恫嚇中國人民「後毋再犯」時，人民群眾立即在商館門前貼出告示加以痛斥，警告侵略者說：你們若敢再來，我們一定「自己出力」，「殺盡爾等」，否則，「便非頂天立地男子漢」。 戰火燒到南京 廣州戰役結束後，奕山在給道光皇帝的奏報中，以謊言編造「勝利」。他將大敗而逃化為「大挫其鋒」，將喪膽求降改作義律「乞撫」，將付出賠款變成「墊借商欠」。於是，道光皇帝批准投降就變成「准令通商」，並下令各省裁兵撤防。 腐敗的清政府苟且偷安，欲壑無底的英國侵略者卻遠不以《穿鼻草約》已經攫取的利益為滿足。1841年4月10日，帕麥斯頓在接到義律關於訂立《穿鼻草約》的報告後，上書英國女王說：「義律似乎已經把寄給他的訓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艦隊的行動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他可以自由規定條款的時候，他好象還是同意了極其不夠的條件。」4月30日，英國內閣會議否決了這個條約，並且決定召回義律，改派在印度幹了四十年侵略活動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為侵華全權公使。5月31日，帕麥斯頓在給璞鼎查的訓令中指出，如果清政府對英國提出的一切要求不能完全無條件地依允，就決不能停止軍事行動。 1841年8月，璞鼎查到達中國，率領侵華海軍司令巴爾克（William Parker）少將、陸軍司令臥烏古少將，以及軍艦二十六艘、陸軍三千五百人北犯。鴉片戰爭的第三段落開始了。 8月25日，英軍突然襲擊廈門，清軍激烈抵抗。26日，鼓浪嶼和廈門相繼失陷。 9月下旬，英軍主力在浙江舟山海面集結。當時，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駐守鎮海前線。裕謙，鑲黃旗蒙古人，鴉片戰爭爆發後，堅持抵抗外敵，反對伊里布等人妥協求降，揭發琦善誤國罪行。1841年2月受命赴浙江辦理海防後，派兵五千名，撥炮五十門，添築要塞，加強了定海防務。6月，曾上奏挽留被革職的林則徐駐紮鎮海軍營，協助抗英，未獲道光皇帝批准。9月25日，英軍再攻定海時，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五千守軍堅決抵抗，浴血奮戰六晝夜。10月1日，英軍由五奎山、東港浦、曉峰嶺三路大舉進攻，定海再陷。鄭國鴻、王錫朋揮刀殺敵，英勇戰死；葛雲飛率兵沖入敵陣，負傷四十餘處，壯烈犧牲。接著，英軍進攻鎮海。裕謙召集文武官弁祭神立誓：「斷不敢以兵單退守為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為詞，受夷人片紙。」 但是，浙江提督餘步雲貪生怕死，不戰而逃。10月10日，鎮海淪陷，裕謙悲憤投水，以身殉國。13日，寧波被侵占。英軍從寧波府庫中，就搶走了價值十二萬元的現金和紋銀，可供侵略軍兩年之用的糧食，以及大量絲綢和瓷器，此外，還向市民勒索了巨額「犒軍費」。 在侵犯閩、浙沿海的同時，英國侵略軍還兩次竄犯台灣。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和道員姚瑩，在當地人民熱情支持下，奮起抵抗。1841年9月，打退英軍對雞籠（今基隆）的進攻。1842年2月，英軍進犯淡水、彰化之間的大安港時，達洪阿等又計誘敵艦由土地公港駛進，觸於暗礁，發兵伏擊制勝。兩次戰鬥，殲俘英軍二百餘名，挫敗了他們企圖侵占台灣的野心。 浙東連失定海、鎮海、寧波三城，清朝統治者指望的「太平」又成泡影。1841年10月18日，道光皇帝決定第二次出師，任命皇侄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和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大臣，牛鑒為兩江總督，調集內地數省軍隊，前往浙江應戰。 奕經帶著一幫隨員，從北京去浙江，一路上遊山玩水，沉湎於酒色歌舞之中。12月初到達蘇州後，藉口籌備軍務，成天鬼混。宿遷舉人臧紆青向奕經獻計：對英作戰除奏調四川、陝西、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分伏浙東三城，水陸並攻；著重以分兵埋伏的游擊戰來困擾和襲擊敵人，然後以小部隊出戰，並以主力部隊作後援，水陸並進，內外夾攻，奪取最後勝利。這個「伏勇散戰法」，在當時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基點在於「多用土勇、水勇」，強調「人自為戰」。可是，在奕經眼裡，水勇鄉勇「所持兵械，不過稻杈木棒，無事或可壯聲威，遇敵則必先潰敗」，「均不可用」。 官兵既不中用，鄉勇又不可用，奕經便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爺的奇蹟上。1842年1月25日，奕經忽然做了一個夢，夢見「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文蔚說，他也做了一個同樣的夢。將軍和參贊大臣迷信這個好「兆頭」，決定馬上進兵。 2月，奕經、文蔚進駐紹興。3月10日，分兵三路，企圖同時收復寧波、鎮海、定海。奕經以為三城均已布置內應，收復不成問題，嚴令各軍不許攜帶火器，只准用刀矛短兵。英軍事先聽到風聲，早有部署。因此清軍進入寧波城後，立即遭到英軍猛烈夾擊，死傷過半，倉皇退出。其他兩路也因指揮錯亂，同時潰敗。英軍乘機攻陷慈谿。奕經等逃往杭州，不敢再戰。 奕經在浙江慘敗之後，道光皇帝立即派宗室耆英署理杭州將軍，帶同已被革職的伊里布赴浙江，「設法羈縻」，向英軍議和；在軍事上則下令清軍「不可冒昧輕進」。 清政府越是乞和，侵略者越是囂張。英軍準備攻占南京，進行更大的軍事訛詐。他們知道，長江下游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南京控制著長江、運河兩大水道，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稅銀，都要匯集南京，由鎮江經運河水運北京。如果占領南京，就等於掐住了清政府的咽喉。因此，璞鼎查拒絕議和，決定按原計劃入侵長江，直撲南京，脅迫清政府接受英國的全部要求。 5月7日，英軍為了集中兵力，自動退出寧波。5月18日，攻陷江浙海防重鎮乍浦。 6月，英國從印度派來增援的大小艦船百餘艘、陸軍士兵萬餘人，陸續經新加坡開到中國。璞鼎查有了這支援軍，立即進犯長江。 吳淞位於長江口，面臨東海，是長江的門戶。吳淞口築有東西兩炮台，年近七十的江南水師提督陳化成，親駐炮台，晝夜防守。他請兩江總督牛鑒，率軍駐寶山作後援，自己則堅守擁有二百五十門大炮的西炮台。6月16日清晨，英軍以戰艦七艘、汽船六艘以及運輸船、三板船幾十艘，進犯吳淞炮台。陳化成手執令旗，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指揮守軍猛烈還擊。炮戰連續兩個半小時，英軍旗艦皋華麗號和布朗底號、西索斯底斯號，多次被擊中。英艦正面進攻不能得手，便繞道小沙背登陸。恰逢牛鑒排列儀仗路經小沙背，於是引來了敵人的炮火。牛鑒丟冠棄靴，混在士兵中逃命，以致全軍大亂。侵略軍占東炮台後，水陸夾攻西炮台。陳化成腹背受敵，七處負傷，噴血而死。守台官兵也都頑強抵抗，英勇作戰。寶山、上海終於相繼失陷。 英國侵略軍占領上海六天，除了向上海人民勒索「贖城費」五十萬銀元外，還在城內和四郊大肆搶劫。已經是初夏時節，他們竟穿上從典當倉庫里搶來的鑲著高貴毛皮的綢子和緞子的外衣，手裡拿著繡花的扇子，酗酒作樂，醜態百出。 英國侵略軍在搶劫財物（漫畫） 7月15日，英軍艦隊侵入鎮江江面。21日，全力攻城。侵略軍用炸藥轟開西門，以雲梯攀登城牆。駐防旗兵一千餘名，在副都統海齡指揮下，步步為營，節節抵抗。一名英國軍官記載說：清軍在這裡「作了一次最頑強的抵抗，他們寸土必爭，因此每一個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 恩格斯曾熱烈讚揚鎮江守軍的英勇戰鬥，說：「駐防旗兵雖然不通兵法，可是決不缺乏勇敢和銳氣。這些駐防旗兵總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卻殊死奮戰，直到最後一人」。「在這次戰鬥中，英軍損失了一百八十五人」，「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 中國人民是不畏強暴的，福建、台灣、浙江以及長江下游各地人民，和廣東人民一樣，對英國侵略軍進行了大無畏的戰鬥。如：在浙東沿海，定海人民破壞英軍食物和淡水供應，襲擊外出零星敵人；三十六岙民眾立誓訂盟，相約同心殺敵，「一次無成，二次再舉。水戰不勝，陸戰再圖。明不得手，暗可施謀。」 寧波人民組織黑水黨，分頭埋伏城廂內外，並於甬江置備八槳小艇多艘，經常夜間狙擊英軍，擒殺頗多。1842年6月至8月，長江下游沿岸人民自發組織的抗英武裝力量，多達十幾萬人以上。靖江人民以鋤頭、石塊打退了侵略軍的騷擾；瓜洲、儀征一帶的鹽民也組織起來，襲擊侵略者。鎮江失陷後，沿江人民更是不斷在夜間順風施放火筏，焚燒英船，偷襲敵人，使侵略軍不得安寧。 但是，主張「羈縻」英軍的地主豪紳及大鹽商，則完全是一副奴才相。英軍艦隊侵入瓜洲江面時，揚州鹽商顏崇禮隨帶羊酒豬雞，「頭頂說帖，跪迎江干」，向英軍乞降，議定送洋銀五十萬元，使揚州城「安保無恙」。 清政府內的投降派，對內敵視人民、對外妥協求降，不僅害怕人民自發地組織起來，而且破壞人民群眾的抗英鬥爭。道光皇帝雖然被迫對英作戰，但在鴉片戰爭的全過程中，忽戰忽和，沒有抵抗到底的決心。因此，儘管有人民群眾、下層士兵以及少數將領的英勇抵抗，也無法挽救戰爭敗局。 1842年8月上旬，英軍艦船七十六艘（內戰艦十一艘，汽船十三艘，載兵船四艘，運輸船四十八艘），先後侵入南京江面，擺開陣勢，架列大炮，宣稱將開炮攻城。穆彰阿公開叫嚷：「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只有妥協議和，才能「靖難息民」。 道光皇帝此時「專意議撫」，密諭耆英、伊里布「不必慮有掣肘」，趕緊向英軍求和。在談判過程中，璞鼎查特邀耆英、伊里布、牛鑒等人上旗艦「訪問」。事後，耆英等人奏報道光皇帝稱：「該夷船堅炮猛，初尚得之傳聞，今既親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 於是，投降也便更加有理。8月29日，耆英作為清政府全權代表，與璞鼎查在英艦皋華麗號上，按照英國侵略者提出的條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 第一批不平等條約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的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馬克思指出：這個條約「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訂立的」。 1843年7月22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耆英又在廣東與璞鼎查先後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作為對《南京條約》的補充。 通過《南京條約》及其補充條約，英國侵略者從中國攫取了許多特權，主要內容有： （1）強占香港。英國早就想在中國沿海占領島嶼一處。鴉片戰爭爆發前，查頓向帕麥斯頓獻策，認為可以占香港。香港擁有非常安全、廣闊的停泊港，給水充足，並且易於防守。《穿鼻草約》訂立不久，英國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將香港割讓英國，「任便立法治理」。從此，香港建立起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 （2）勒索巨款。中國賠償英國鴉片煙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元（廣州「贖城費」六百萬元不包括在內），分四年付清。這筆巨款，相當於那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約三分之一。 （3）五口通商。《南京條約》規定，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英國在五口有權派駐領事等官員，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與清政府指定的「行商」進行貿易的限制。從此，中國東南沿海各省門戶大開，資本主義商品洶湧而來。《虎門條約》還准許英國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之後，外國侵略者利用這一點，恣意引伸，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直接管理的租界，並以租界為據點，在政治上、經濟上加強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 （4）控制關稅。所謂協定關稅，規定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從此，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只要英國不同意，中國就不能增減海關稅率。《五口通商章程》更規定「值百抽五」的低稅率，摧毀了關稅壁壘應起的保護作用，從而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 （5）領事裁判權。《五口通商章程》規定，凡是英國人與中國人發生「交涉詞訟」，或在中國領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即領事官）照辦」，中國官員無權依據中國法律進行判處。這種「領事裁判權」制度，嚴重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開創了外國人在中國犯罪而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惡例。 （6）片面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應該是締約國雙方的對等權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條約里，卻只規定了締約外國能夠片面享受最惠國待遇。《虎門條約》規定：中國將來如「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就是說，以後不管中國給予其他國家任何特權，英國都應該同樣享受。後來，中美、中法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也都有同樣規定。這樣，各國侵略者利害相關，結成了共同侵華的夥伴關係。 鴉片問題在條約上雖然隻字未提，但實際上達成了允許免稅大量輸入的默契。對於曾經為英國鴉片貿易和軍事侵略效勞的一小撮民族敗類，《南京條約》規定，中國政府必須「謄錄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監禁，也必須「加恩釋放」。這樣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國內政，而且保護和豢養了一批賣國求榮的外國代理人。 美國在鴉片貿易中，一直和英國狼狽為奸。1839年林則徐收繳的兩萬多箱鴉片中，有一千五百四十箱就屬於美國鴉片販子的。5月間義律不准英商具結，禁止英船進黃埔貿易時，又是美國人為英國人把貨物運進運出，甚至在英國船上插美國旗，運貨進口銷售。鴉片戰爭期間，美國又在「中立」的偽裝下，派軍艦到中國領海，為英國侵略軍助威壯膽，充當幫凶。英、美是鴉片戰爭前從海道入侵中國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儘管它們之間有利害衝突，但在掠奪中國這一點上，又有共同利益。1840年2月20日，帕麥斯頓在給侵華全權公使懿律的第一號訓令中，特別指出：「你要切記，女王陛下政府並不想為英國臣民取得任何專有的貿易權益，而不同等地推及於其他各國人民。」 既然英國打算和其他國家分享侵略特權，美國自然樂於充當幫凶而從中漁利。 《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接踵而來。1844年2月，美國專使顧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率布蘭的彎號巡洋艦和單桅炮船一艘，到達中國澳門。顧盛既以「面見皇帝」相要挾，又以武力相威嚇，脅迫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於7月3日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在這個條約中，美國不僅獲得了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攫取的一切特權，而且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進一步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由英國的所謂「秉公議定」到須經美國領事官「議允」，規定美國兵船可以任意闖入中國沿海各港口「巡查貿易」，以及允許美國在五口建立教堂、醫院等。條約的最末一款，還規定十二年後修約，為日後向中國勒索新的侵略特權，預埋了伏筆。《望廈條約》的這些條款，是對《南京條約》的擴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望廈條約》訂立後，顧盛趾高氣揚地報告美國政府，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感謝英國，因為它訂立了《南京條約》，開放了中國門戶。現在，英國和其他國家也須感謝美國，因為它把這門戶開放得更寬闊了。 接著，法國也派專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 1800—1862）來中國進行訛詐，1844年10月，強迫清政府訂立中法《黃埔條約》。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約的全部特權外，又挾制清政府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中國人不得「觸犯毀壞」教堂，違則「嚴拘重懲」的特權。 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士、丹麥等，也紛至沓來，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權益。清政府抱定「一視同仁」的政策，統統給予滿足。 鴉片戰爭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戰前，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戰後，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戰前，中國是一個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封建國家；戰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的封建自然經濟日益解體，逐漸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此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國社會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