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胡也頻 · 記胡也頻
中國山東煙臺地方，有一個國家海軍預備學校，在民國九年前後解散結束時，數百年青學生中間，有一個福建福州姓胡的學生，名字叫作崇軒。這個年紀極輕的海軍學生，當時還只十五歲左右，學校解散以後，同幾個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後，就是詩人和小說家胡也頻。
若有人能檢查到十四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報》副刊，便可在名為《民眾文藝》的一種周刊上，見到胡崇軒這個名字。
那時編輯這個小小刊物的是項拙（項拙，又名亦愚，胡也頻在煙臺海軍預備學校時的同學。1924年12月～1925年5月，與胡也頻、荊有麟等在北京合編《京報·民眾文藝周刊》。——編者）同胡崇軒，兩個學習海軍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幾個名字：毛壯飛，陸士鈺，荊有麟，高長虹。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來的讀者印象上，除了最後那個高長虹，其餘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時《民眾文藝》的編輯處，在北京的西單堂子胡同內西牛角胡同四號，項胡便同住在一個房間裡。每到應行送稿的一天，兩人坐了洋車或徒步輪流到京報館去送稿，每期報出後，還常常親自到報館去，把那作為報酬的兩百份單張周刊拿回。刊物取回住處後，兩個人就低下頭伏到桌邊，分頭抄寫寄贈各處的封套。在當時，似乎居然還有人遠遠的寄了郵花來訂買這刊物的事，幾個人仿佛十分興奮，並不因此自棄。什麼人寄了兩分郵花來，這一面，便為按照那個地址，寫一個封套，附貼一分郵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時人家只寄來兩分郵花，因為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們卻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檢出一分，寄給那個讀者。他們在這種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郵花，自然是不能靠別處寄來的郵花相抵的。但他們是不在乎此的，他們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時，都伴著做了一個好夢。他們是年青人，一個年青人的可愛處，在這些從事於文學的人方面看來，是更多天真的胡塗處的。他們如其他初初從事於文學的人一樣，是只盼望所寫成的文章，能有機會付印，印成什麼刊物以後，又只盼望有人歡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閱讀，他們就得到報酬了。
因為有一次一個用「休芸芸」作為筆名的無名作者，那時在北京寫下的文章，還不值得任何編輯的注意，也只成天做夢，夢想寫出的文章有人閱讀，但是各處試驗都失敗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點文章到他們那裡去。這文章即刻登載出來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個名為慶華公寓的一間房子裡，就來了兩個不能入伍的海軍學生晤及了一個還剛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沈從文在去北京前，曾在湘西土著部隊中當過上士司書，故稱自己為「陸軍步兵上士」。——編者）。於是他們談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
那兩個海軍學生走後，那個步兵上士心想：這倒是古怪的事情，兩個編輯也來到我的住處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頭的光照及了。……那時節，自然是我最無辦法處置生活的時節，日頭的光是不會照到頭上的。
說到這裡使我想起最初幾個朋友給我的友誼，如何鼓勵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誼的可貴。我那時的文章是沒有人齒及的。我在北京等於一粒灰塵。這一粒灰塵，在街頭或任何地方停留都無引人注意的光輝。但由於我的冒險行為，把作品各處投去，我的自信，卻給一個回音證明了。當時的喜悅，使我不能用任何適當言語說得分明，這友誼同時也決定了我此後的方向。若果當時到我住處的，不是這兩個編輯，卻是那個照相製版學校的校長，到現在我或者已經成一個照相技師了。因為我那時還不明白我學照相適宜一點，還是學寫文章適宜一點。我把寫成的文章寄到報館去，卻同時告那個照相學校校長，說我願作一個學徒。
既然認識了兩個編輯，文章有了辦法，怎麼樣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塊錢，應付住處的一切，當時我似乎還沒有打算到的。因為我那時，認識這兩個人以前，還只得到過《晨報》館五毛錢書券的報酬，這文章登載到那時的《晨報》「北京欄」上面。
即或認識了他們，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費二十塊錢，這希望，在當時還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奢望。他們兩人當時所作的夢，似乎也沒有那麼華麗，因為他們比我經驗多了許多。那個時節的風氣還不許可文學得到什麼東西，魯迅當時若果棄去了他的教育部僉事，同大學校的講師職務，去專靠譯作生活，情形也一定過得十分狼狽，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時，卻似乎以為有了朋友，別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難以及此後的一切也暫時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與被解散的兩個海軍學生又見到了，仍然談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那時，在我那名為「窄而霉齋」的房間裡，最多的就是空話，可以吃的也只有開水。
那個時節好象是春天，因為在別人的房間裡有白爐子，在我的房間裡沒有白爐子。這兩個朋友到我住處時，我曾同他們說過，房子裡有泥爐子，煤氣熏人，真很討厭。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載到《民眾文藝》上面時，卻是一篇羨慕有能力購置一個泥爐的人那類文章。
自從我認識了這海軍學生以後，似乎有了一個禮拜樣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沒有融化的積雪，胡帶來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青女人，來到我的住處。女人站在我的房門外邊不動，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條短短的青色綢類裙子，什麼話也不說，只望到我發笑。教育同習慣使我永遠近於一個鄉下人，當時是一點不會客氣的，我就問她，「你姓什麼？」那女子就說，「我姓丁。」好了，這就得了，於是我房中就多一個女人了。坐下時，女人還是笑，我那時候心裡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卻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會。到後那女人走了，胡才說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為姓什麼沒有關係，一個人有趣一點，通脫灑落，沒有姓名也還是不妨事。胡又說引她到這兒來，是因為聽人說到我「長得好看」，才特意來看看的。我到現在還疑心我的朋友說那句話時，有點含混，不甚說得清楚，或者所說是一種相反的趣語，因為我從沒有被另外什麼人說我「好看」，也從沒有另外再被誰個女人走到住處來「看」過。這女人到後我才知道姓蔣，然而在五年以後，寫了許多文章給人閱讀，成為一九二八左右一個最入時的女作家時，在作品的筆名下，卻又告給讀者，說她姓丁。
這個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長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長的地方並不很遠。我們家鄉所在的地方，一個學習歷史的人會知道，那是「五溪蠻」（「五溪蠻」，中國歷代統治者對沅水上游少數民族的蔑稱。——編者）所在的地方。
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為都會中生長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種近於野獸純厚的個性就是一種原始民族精力的儲蓄，我們永遠不大聰明，拙於打算，永遠缺少一個都市中人的興味同觀念，我們也正不必以生長到這個樸野邊僻地方為羞辱。
自己說是姓丁的丁玲，那時也獨自住在一個名為通豐公寓的小房間裡，如同當時的許多男子一樣，什么正式大學也無從進去，只能在住處就讀點書，出外時就學習欣賞北京一切的街景，無錢時習慣敷衍公寓裡的主人，躺到床上時就做夢安慰到自己。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處時，看見那房子裡一切都同我們住處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濕濕的發霉發臭的地，牆上有許多破破爛爛的報紙，窗紙上畫了許多人頭，便很覺得稀奇。以為一個女子住到這樣房子裡，不害病，不頭痛，還能很從容的坐在一個小小的條桌旁邊寫字看書，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若知道這種生活，有許多年青人是那麼過下來，即如我們自己，也還得過許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後，仍然還得在那種極類似的情形里過日子，當時就不會如何詫異了。
這就是我們怎麼樣就認識了的一種過去。
這裡，已到了另外一件事的起始了。大約在海軍學生帶了丁玲女士到我住處五天以後，丁玲女士回湖南去了。聽到另一個朋友說，在熟人中有些新鮮事情發生了。我走到《民眾文藝》編輯處去看時，看到海軍學生已遷到另外一個房間裡，滿地是書的殘葉同碎爛的報紙。
原來就是為了一個人離開北京的原因。望到地下那些東西，我心想，一個人，會為女人變成孩子，真料想不到。我還想，我是不會變成另外一種人的，好的女人不能使我變成孩子，好的生活也不能使我變成城市中人。但這個海軍學生，我們年齡相差並不很遠，我們的性格，可完全不同了。這海軍學生，南方人的熱情，如南方的日頭，什麼事使他一胡塗時，無反省，不旁顧，就能勇敢的想像到另外一個世界裡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個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另一個人的生活，在很少幾回見面里，就成立了一種特殊的友誼，且就用這印象，建築一種希望，這種南方人熱情，當時是使我十分吃驚的。人既一離開，如今便到了使他發狂的時候了。
一切朋友用各樣言語，說到這個發狂是不必需的事，只須小小一點兒理智，就可以使自己安靜下來。但各樣言語皆缺少轉移這個海軍學生的能力，一切朋友的「世故」，皆不能戰勝這個人的「熱情」，結果北京城公寓裡少了一個女人，不久就又少了一個男子。
我們的消息因此也就中斷了。
於是，日子過去了。我認識他們是二月，春天一來時，我想像這個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負它。好的日頭，好的風，新鮮的草木同新鮮的事情，年青人應得到的一份，自然是無處不可以得到的。至於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裡，春天仍然沒有日光。《民眾文藝》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無轉機。
春天來時我成天還是只能坐在我那間窄而霉小齋里，望著房中到春天來更顯得潮濕的磚地，或從窗口望著春雨過後院中的積水，心裡忖度，我怎麼樣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應當離開這個公寓，棄了一切希望，找一個別的活路？我是不是還應當找一個活路？有時走出了公寓，到西單牌樓一帶眺望街市的景致，常常在人叢中見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總一動。單牌樓賣小東西的人，照北方規矩，在身上或小攤上插旗幟作號召的很多，見到這小旗，使我就記憶到前外天橋地方許多招兵委員的小旗。就是西單也常常可以見到一個軍人拿著這類白布旗幟，走在前面，後面便跟上三個五個臉兒黃瘦衣服骯髒的人物。當時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寫文章，能讓我活下去的，似乎就只有跟到這個小小隊伍，向不可知的一個地方走去那一種辦法了。記到有一次，我傍著那個委員，問他跟著旗子走去的那些壯士此後的情形，那委員如何希奇的望著我發笑。那個笑容嵌到我的記憶里，使我永遠不能除去，也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同他們有一時節，是一樣活著的人。
這記憶，伴著此後每一個春天，咬著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遠成為十分淒涼的了。
但那時節《晨報》已在開始用我的文章了，《晨報》會計處的出納課，一個身體矮矮的鄭姓辦事人，他一定還記得每到月終館內通知發出後，有個「休芸芸」名字項下，支出的數目是多少錢。另外一個高高的瘦瘦的長身白臉少年，也一定記得在那個小斗形的窗口邊，如何把這個錢遞給一個黃黃臉龐的人，當沒有把錢得到時，這人又如何老實規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約可取錢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錢得到時，走出《晨報》館大門，還照例要被那個給我回事的門房一攔，從我手中取回兩毛或三毛。我有時是遠遠的走出宣武門外來取錢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個零錢，這門房就指點換錢的鋪子，一定得把那個數目索去才讓我走路。在當時，我心想這一定是一種規矩，因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費，不過那麼一來，每一個月有五百字的稿費，就為他拿去了。
我還記得每一次我得到這個錢時，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覺得把這個錢送給誰，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這種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覺得那時幾個朋友的印象如何永遠潤澤到我的生活。滿叔遠，唐伯賡，項拙，胡也頻，這幾個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們也注意到的名字。這些人在我剛開始寫文章時，就成了我的朋友，由於他們的友誼，我似乎活到這世界上更堅實了一點。這些人，到現在已完全各在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靜靜的躺下，悄悄的腐爛，成泥成灰了。只有我還算是一個活人，能總括這些名字在這裡，成為一束不能忘卻的印象的。
我當時雖有這些朋友，又有了一個給我發表文章每月還把我幾塊錢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氣又實在特別好，好的空氣同好的友誼，就應當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誼不能使我當作房子，空氣又並不比一片肉或一個饅頭合於實用，因此另外一個人給了我另外一種機會時，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圖書館內作事去了。
四月間我上的香山，八月間還住在那裡，中秋那一天，晚飯前服從我上山後一種習慣，走到一個無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雲同村中的煙，回到名為大樓的住處時，見到桌上放有一個字條寫著：「休：你願意在今天見見兩個朋友時，就到碧雲寺下邊大街××號來找我們。我們是你熟習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憶，未免多了一點。因為上山來我曾在一篇名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個辦事人給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為《狒狒的悲哀》（詩作，刊於1926年2月6日《現代評論》第3卷61期。但從下文情節看，此篇應是發表於1925年9月5日《晨報·文學旬刊》第80號上的小說《用A字記錄下來的事》。——編者）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壽的劇場裡，如何給我的煩惱。為了這兩件事，當時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種教訓，受過許多威脅，還聽說有人行將處置我到如何難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年，重到了北京，我還才明白這無恥的授意，是出於什麼人，為了什麼原因。寄生的草類或蟲類，照例最觸忌諱處，就是人家說他是「寄生」一類東西。還有就是一個貧窮一點位置卑下一點的人，如果忘了約束，說到平常規矩不許說到的話，提到如何覺得那些服飾精佳，性格風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誘人處，也就近於侮辱到了這一類人的尊嚴。我已經作了兩件錯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湯過著每一個日子的人物中間，不是以阿諛作為職業，就是靠阿諛作為營養。他們死去後，到了他們的兒女，社會制度若沒有多少變更，也一定還是仍然按照他們的身分，或者以向主子阿諛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諛作供養：這兩個階級里沒有安置我的地方，我當時的不知事故處，使我得到的教訓，還可說是最輕微的教訓。但當時，我是還不甚明白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個孤立無助的人，名位是那麼小，且人家是在一種近於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來，什麼人也不會對我稍好一點，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見到那個字條時，心中十分高興，就即刻照到那字條所記的門牌號數找去，預備看看這「兩個熟人」。沒有見到他們時，我猜想不出這熟人是誰。到了那裡才知道原來是海軍學生，同自說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棗樹旁見到海軍學生，見到我時笑著，捏了我的手往裡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說：
「有客來了，你猜是誰？」
裡邊也似乎在猜著，進去的我也猜著，到後我就在一個門邊，見到那個黑黑的圓臉，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見到的一樣，睜著眼睛望人。這人眼睛雖大，卻有新婦模樣靦腆的光輝。我望到是那麼兩個人，又望到只是一個床，心裡想：這倒是新鮮事情，就笑著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張藤椅上了。那時房中還有一個煤油爐子，煨得有什麼東西，我猜想當我還沒有來到這房子時節，這似乎主婦的人，一定還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爐子上小鍋內的東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說，「這是新鮮事情！」
海軍學生就說，「不是新鮮事情。」
因為過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過去，我們三個人就笑了好一會。
這一天是中秋，這個中秋的黃昏，我們三個人就消磨到香山靜宜園裡俗名為「見心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隻無槳無舵的方頭船上，用手劃著水，沿池飄浮著，互說這半年來的一切天時人事，耳中聽到學校方面，一群孤兒為了點綴這佳節，簫鼓競奏的聲音，頭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餅圓月。為了虛應故事起見，到後下山時，各人就各買了一片糖含在口裡，我們也算並不辜負了這個中秋了。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他們的情形。
這兩個人住到這無人注意的山上，最先的意思，是不願意北京方面的朋友知道，才悄悄來的。後來知道我在山上，中秋那天才去找我。到後，北京的朋友，卻又常有上山來的，因此熟人差不多就全知道了。
他們住的地方每月應繳九塊錢房租，並不很大，但土地卻十分乾爽。這房子有井，屋前屋後全是棗樹。飲食由兩人自己處置，所以買小菜，買油買鹽，皆兩人自己上街。蹲到廊下用一把鬼頭刀劈柴，兩手當攝箕捧了煤球向爐子裡放下，全是主婦日常的職務。男主人則為一點兒醋同一點兒辣椒，也常常忙匆匆的跑到街口去。到把飯吃過後，一切完事了，還爭著到井邊去提水，洗碗洗鍋子，毫不顯得疲倦，這新鮮生活，使兩人似乎都十分興奮。兩人皆不覺得還有什麼別的更重要的事，比日常生活還有價值。那時兩人皆並不寫什麼文章，又不曾作別的事情，經濟的來源，好象全從湖南方面寄來。至於讀書，不過是把這生活裝點得更合於那個時節年青人想像的生活而已，他們占有凡是青年配偶都可以占有的那個世界，他們都時時刻刻在驚訝那種希奇的友誼，那種隨了每一個日子而來的和洽無忤的友誼，讀書並不是必需的事。當我在表面上看來，已經覺得這生活並不新鮮時，在他們自己，卻當真似乎是還在一種嶄新的趣味里游泳，不需要想到生活以外任何事務。
我們既然有了機會同在一處，相去不遠，我在那學校里，又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所以到他們那裡晚飯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談話里我不放棄掉一項權利，就是向兩人描寫半年前海軍學生沒有離開北京時如何咆哮的事。這事說夠了，三人就說著大話，以為若果每一個人每月可以寫出三萬字文章，得到三十塊錢，那這日子即或是冬天，沒有爐子，心中一定也覺得很溫暖了。於是我們就假設這個數目已經從報館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費這個錢。於是我們又假設出了些什麼事，假設自己有了一個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為這個周刊忙著不息。同時為了門前應當掛一塊什麼式樣的牌子，當時也計劃了許久，爭持了許久。
我們所希望的數目，只是那麼一個小小數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來，要得到這個，就沒有那種規矩。那時去用我們最勤快最誠實的工作換取最低級的生活費的時機還很遠。我還沒有被人趕走，就不敢離開那小小職務。湖南那方面，有時因匯票關係，不能按時寄錢來，所以那兩個人的生活，不久也就顯得十分狼狽了。
兩人有時把最後一撮米用完時，就散步一樣，從西山向北京城裡走去，找尋朋友為他們設法。從下山的方便——他們都以為很方便的——夾了些不合時季的舊衣，走到西直門內一個當鋪的高高櫃檯下站一會兒，為爭持三毛五毛又負氣走進第二家櫃檯下去站，也是這個朋友當時所熟練的事。
即或是那麼窮，窮並不使他們難堪。「兩個膽小的人若在一處站立，黑夜裡就不致於怕鬼。」若是大家都不怎麼有錢，對於使人提起來難受的窮也似乎沒有什麼希奇了。發財本來不是他們分內的事，他們就去揀選那些可以多欠一點賬的公寓住下，也是他們一種權利。兩個人明白這點權利，因此當兩人再也無從在山上支持時，就搬到北京城裡北河沿一個公寓裡住下了。
這個公寓的主人，真是一個趣人。有一些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應列上一個名字的，如張采真、焦菊隱、於賡虞、王魯彥、顧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個小小公寓裡，占據過一間房子。早年夭死的詩人劉夢葦君，便是在那個地方害病，臨危前數日才離開住處的。那公寓掌柜性情，稍稍不同其餘掌柜的性情，似乎本來他應當開一間書鋪，卻無意中開了一個公寓，因此在那可以賺錢的事業上，終於因為蝕本到後就倒閉了。這個人知道拜輪的生卒年月，知道李白杜甫的籍貫，什麼人同他談「人生文學」，他可以懂得這個名詞所含的意義，你要他告你《儒林外史》上面的人物誰是最可愛的，他就很誠實的告你誰個中他的意。他知道的事情似乎太多了，雖然也就是那麼知道罷了，但你同他說及時，毫無可疑處，是可以使你高興也可以使他高興的事。你同他熟習一點時，他就會拉你到他房裡去，看那些從各處得來的文人相片。象苗兵的拜輪從軍相，象土匪的高爾基相，還有象猴子的，象花臉的，以及中國隱士裝扮曳杖而走的陶淵明，小生裝扮的李長吉，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們的根柢。他就愛那一點兒，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又並沒有何等野心，他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類。他的行為是不樂意成為市儈的努力。
這樣一來當真大家好象也都把他看得不同了。因為住處有一部分是未來的文人，對於這一部分人，這掌柜也似乎就多需要一些忍耐了。應當向什麼人要一點錢時，走到那個人的房中去，坐下來，還不說話，這一方，也明白來是為什麼了，卻不妨同他談著古今中外文學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到一個賢主人，（為了湊巧的原因，再說一點更合題的話也不妨），到後，這掌柜會從古來世界上的事情，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單是不願意啟齒窘住客，並且一定不會忘記在開晚飯時節，特別把菜開得豐富了一點。既有這麼一個明理知趣的主人，若果在北京城生活，除了公寓外就無去處，難道還不應當把所有一點簡單行李搬來住下嗎？
我在未上山以前是就住到這個公寓有了三個月的。因為知道這些方便，所以當他們在西山無法支持時，就勸他們移到那公寓去，這提議見諸實行後，這兩人到了北京就不必劈柴煮飯了。時間更多了空閒，因此討論自然而然也更誇張了一點，同時又有幾個在差不多同樣情形下生活的人，所以常常做那不切實際的夢。我一到下山來，同他們在一處，總還是只想籌錢辦一個雜誌。只打量用自己的錢，自己的力量，印行一個小小刊物。按照北京城當時的一切物價，若仿當時的《語絲》周刊大小，來一個固定的東西，每期印一千份，估計有十二三塊錢就可產生。（可是這刊物我們想了已近六年，到現在還無法產生。）當時打量編印這樣一個刊物，自然還有一種最誠實的理由，我們那時的文章，如果能向什麼地方寄去，在一種極低價的情形中賣掉，就不必再計劃這刊物的。但實在情形卻找不出一個固定發表地方，即或已經能夠登載文章了，也還是把作品寄去，聽憑揀眩稍為生疏一點的刊物，文章一寄去就常常失蹤。失掉的或不用的文章，因為當時我們實在又不能還有重抄一份的氣力，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初期作品，是不能追究它的去處的。為了這類理由，若果當時有一個自己的刊物，我們的希望，自然就算是達到了。
在這裡，使我想到中國某一時節的風氣，如何在一種惡習慣里培養到某一部分作家，同時又如何在摧殘到另一種生機的情形。在一個克盡厥職的好編輯手中，以我們當時情形，是完全在一種毫無希望里努力的。當時一個好編輯的義務，是把我們那類的文章，安置到一個特備的字簍里去。我們那些當然的災難，到一九二八以來仿佛少了一點，但其實又早以另一意義來臨到頭上，卻把那個過去的災難扔給了另外一種年青人了。一個編輯他會明白這種事情，他無從否認那個習慣不繼續存在。
我們當時只想有一個小小刊物，給我們一種機會，把我們的作品，在一種最卑微最謙馴同時也十分誠實的情形里，同一些讀者見面。我們那時雖然極窮，希望報酬的心，還遠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為切迫。我們似乎生存到這個世界上，在泥土裡滾爬，在艱難里支持，都並不是為自己何種尊嚴而存在，只僅僅為了想作一點使自己盡力使別人快樂的工作而存在。我們願意有機會顯示我們的整個精力，給那些對我們感到好意的讀者，所以才只想有一個刊物給我們處置。但是，這個刊物只能在我們幾個人想像里產生，同時也就在想像里夭折，因為生活情形不能讓我們實現任何計劃，一般積習支配到我們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後，我們對於創作也不再繼續，沒有多少興味了。
那時，正是《語絲》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學空氣的時期，許多人的名字，以各種方便因緣，都成為各樣刊物上時髦的名字。我們對這個時代是無法攀援的。我們只能欣賞這類人的作品，卻無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個大刊物上去給人家注意的。
我記到那時節我寫了一篇文章，這海軍學生因通過一個人的方便，給我轉帶到《語絲》的周作人先生處去，這文章登載出來時節，海軍學生拿了一份《語絲》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題目，感動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個可憐可笑的情形，到現在，使我同任何一個年青朋友，皆感到萬分親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點文章給世人見面時的靦腆處，我明白那個最謙卑的感情，同時還明白另外許多年青人的事情，我願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還願意給他們以一種「自信」的機會，每一個在井中向群星望著的人，他們都得有一種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從自信上打下基礎的。我因為一種伴隨到生活而來的弱點，缺少這個，永遠在一種悲劇里過著日子。我的文學成就是無意中一手撈著的，我永遠惑疑我撈到手的並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遠以為我還可以做一點別的事業。我永遠以為自己做到的都不對，那些我還沒有抓過一把的，卻在那裡等待我去著手。我的反覆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瑣碎的注意，又常常蠶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種性格，就恰恰同我現成這種性格相反。
至於那個海軍學生卻與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個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來，用「剛愎」或「固執」作為性格的解釋，都不至於相去太遠。但這性格顯然是一個男子必需的性格，在愛情上或事業上，都依賴到這一種性格，才能有驚人特出的奇蹟。這種性格在這個海軍學生一方面，因為它的存在，到後堅固了他生活的方向。雖恰恰因為近於正面凝視到人生，於是受了這個時代猛力的一擊，生命與創作，同時結束到一個怵目的情境裡，然而敢於正視生活的雄心，這男性的強悍處，卻正是這個時代所不能少的東西。
不過在那個時節，這海軍學生，文學上的方向是沒有自信的。做人的方向上，這個人，卻正如我所提及的，因為南方人的熱情，有一種偏私的固持支配到生活。這性格雖屈服到女人那一面，變成為勇敢和柔順，結果是做了許多美麗的小詩。在另一方面，卻同一些舊友全疏遠了。同一切原來相熟的人疏遠了許多，同新的相熟的人也似乎無一個友誼極好的朋友，一切過從的熟人皆極有限，這長時間心情與人儼然隔絕的生活，給他在此後思想方面，顯然有極大的影響。在丁玲女士方面，則因了他的性格，變更到生活，醞釀到後來寫作的興味。因為那「男性」處，使此後兩人在北京則搬了許多住處，離開北京又從長沙到武昌，到上海，到杭州，到濟南，……把生活一部分消磨到旅途上，一部分消磨到一個新鮮地方新鮮環境裡。熱情伴著閒暇，消磨到丁玲女士的每一個日子，使一九二八左右，中國便產生了一個最為讀者滿意的女子作家。《在黑暗中》的動筆，以及第一篇作品的問世，顯然是出之於她這個同伴的鼓勵與督促，寫作的興味，實又培養到那個同伴性格所促成的生活里的。
日子過去了。
北京的乾淨空氣與明朗天空，都不能留著住在那兒的人，使在那兒作客的不離開它。兩個人，其中的一個，似乎懷想到遠方的母親，因此一同離開了北京。一面自然是兩人在北京終不能用好空氣過日子，一面或者還更有別的原因。兩人離開那個公寓時節，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辭去，搬到他們那個公寓去的時節。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還應當是十四年秋天，這海軍學生開始寫了許多詩寄給我看，那時我似乎已經在《現代評論》作發報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漢園公寓，寄來的詩總為轉到《晨報副刊》或《現代評論》去發表，這些詩，就是我所謂一個熱情男性不自私的詩，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獻給女子的謙卑心情寫成的情詩。這詩的形式，無疑的從李金髮詩一種體裁得到暗示或啟發，一種在文字性格方面為畸形的構圖，以另外屬於「未來」的一格，而在試驗中存在的。但當時他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種形式的暇裕。熱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頌這熱情的機會。這詩連同另外的詩，到一九二八年時節，丁玲女士為編輯成為《也頻詩選》（《也頻詩選》紅黑出版社1929年1月出版，收作者早期詩作22首，書前有曼伽（丁玲）作的序言。——編者），在風格方面，曾常常為人提到，作為近代新詩新型之一種。這類詩最先給《晨報副刊》登載時，從形式上看，有人以為是我作的，從原稿字跡上看，編者也還以為是我作的。因為同一習慣使用硬硬的筆頭，蘸上藍色的墨水，在狹行的稿紙上，寫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張紙都得容納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跡的疏朗處，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沒有什麼分別，故在《現代評論》社方面，也有人以為也頻是我的另一個筆名。
同時丁玲女士，又繼續了這個方法，用同一式樣的紙，寫同一式樣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命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為是我的造作。到後當《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預備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時，那時《小說月報》的編者為葉聖陶先生，見到這原稿，最初也還以為這文章的字樣，當不出也頻同我兩人，不會在兩人以外，還有一個女子。
到現在，還有一個上了年紀一點的人，對於我們的字跡，不甚分別的清楚。……這事使我記憶里保留到一個不能磨滅的一剎那光景。就為了我們字跡的類似，我們在如何謊著一個必須謊著的人。我們字跡相近處，如何可以從一個虛無里，帶出信來，給另一個還不應當向虛無走去的老人，誰能想像到這個用處？
兩人回湖南以後，不久這海軍學生又來到北京了。這次一行似乎還是兩人預定的計劃，一個在家鄉陪伴到母親，一個出外邊來作點事。那時我們的文章已經可以經常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發表了，我們若果善於處置生活，在北京公寓裡每月的開支，是可以從稿費中得到那個報酬對付得下去的。這海軍學生來到北京，似乎從上海到天津的路上所得的印象，寫了一個題名作《海船上》的短篇，這個文章最先寫到船上的氣味同聲音顏色，很使我感動。同時因為一個男子從一個女子方面所得到的一切，眼睛、鼻子、兩條臂膊、一張口或別的什麼，都使年青人驚訝出神。尤其是在驟然的分離上，短期里即可成為習慣的各樣嗜好，折磨到心靈同身體，因此還繼續寫了許多新詩，我認為是最動人的新詩。
這海軍學生所寫的詩，既以一個離奇的風格產生，在形式同感情兩方面，都與當時的所謂新詩不同。那時節，在北方，《京報副刊》已不存在，《晨報副刊》編者已不是徐志摩，其他的刊物，也因為南方的革命發展，或者已遷上海，或者已停頓，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無力，不能提筆。故這個海軍學生的詩，在當時的北方讀者看來，造成了一種新的趣味。
好象離開了女人，成天單是寫詩，這熱情還是在虛無中發熱發酵，不能抑止，因此這大孩子不久又借了些錢迴轉湖南。這時節湖南那一方面的一個，卻也因為不能忍受這分離的試驗，趕忙向北京出發。據說他們的船正互相在洞庭湖中錯過，所以兩個人到了目的地後，才明白這分離的日子，還應當需要一個人在船上顛簸一個禮拜，才能把它結束。
當海軍學生重新又趕回北京時，自然兩人都明白分離的習慣，使兩方面皆在折磨中過日子，就再也不說別的計劃，仍然一同找到一個公寓住下了。因為那時仍然還得住一個公寓，兩個人又對於劈柴淘米一類事無多興味，故住處總傍到吃飯方便的北京大學附近。一年多的日子，搬了好幾個地方，住過一陣銀閘，住過一陣孟家大院，到後便住到漢園公寓了。在銀閘一個公寓裡，我們是住過同一公寓的，在景山東街一個住宅里，我們也住在同一公寓裡，到後在漢園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個公寓的樓上。
一九二六年左右，武漢因軍事政治各方面的集中，許多在北方的朋友，都到那邊作事去了。這海軍學生當年在煙臺的老同學，也有在武漢事情作得很好的。我燕京北大原有些熟人，也有在那邊十分活動的，總希望我們去看看，但當時我們都沒有離開北京的意思。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因為不斷的努力寫作，另外一些機會又使他們同一些有勢力可以支配我們稿件的編輯熟習一點，他的文章每月大致可以得到二十五塊錢的稿費了，日子自然還是過得相當狼狽可笑，到了十二月，有地板的樓上房間裡，雖然安置得有燒煤爐子，卻不大容易能賒到煤塊。有客來時用舊書舊報作為取暖的燃料，竟是他們做得十分熟習的一件事。沒有客，外面寒氣又十分逼人，他們就坐在床上看書。
那個時候，《夢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頁兩頁擺在一個小小寫字桌上，間或為熟人見到了，問這是誰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時，照例這女作家一句話不說，臉兒紅紅的，輕輕的喊著「唉，唉，這可不行！」就把那幾張草稿搶去，藏到她自己那個裝點信件一類的抽屜裡面去了。若是好奇一點，無意的問著，「這莫非是想作第二個冰心的人寫的？」那一面一定將說，「沒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們男子做的事，女人哪裡有分？」謙遜的言語裡有小小的鋒鑣煷嬖冢飧齷笆怯腥の兜摹*因為當時常常同他們兩人過從的，有下面幾個人：於賡虞、許超遠、黎錦明、徐霞村、王森然，全是在北方從事文學而已知名的男性。女人中她認得凌叔華、廬隱，卻並不常有來往。
她將怎樣完成她自己的事業，這海軍學生的性格，同他們那時的生活，自然是特別有幫助的。來往的只是那麼一些人，天才同耐心，從這幾個人方面看來，似乎都使這女作家從冷靜里觀察，以為是不足相信的事。生活那一面，又似乎這裡還有一條路，一個女子也可以從這兒走去；且既然是另一個同伴已向前走去了，自己徘徊也不是最好的辦法。另外還有就是過分的暇閒，就是由於那個有男性的同伴三年來給她的影響，心靈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於凝靜看到的百樣人生，看到某一種生活里最微細的一部分，生活培養到這作者的靈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運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寫出了作品，使榮譽伴同感謝，從一切讀者方面獲得，她不能再有更適宜於她的事業了。
可惜得很是記憶這個東西，照例保留到另外一些人的頭腦中，也沒有多大用處。我想如果她們所住的那個公寓裡的僕役，這時還能拿著一支筆來描畫他們兩個人和我一家三人當時的情形，說到我們每到月底對於應付房租時的受窘以及敷衍推辭的神情，因為實在無法敷衍了，又如何藉故出門，到河沿雪裡去散步，夜深才敢回家，這描畫一定十分有趣。
這是誰的過錯呢？我們對於自己所選擇下來的工作，是那麼認真不苟，生活要求是那麼簡單，而對於物質希望又那麼小，到結果，我們還是不能使生活稍稍從容一點。也許這還是我們自己的錯處，因為一個平常小公務員的正常生活，計米較鹽的能力，在任何情形下，我們都還沒有學會。就是那個女作家，也實在仍然永遠是沒有學會的希望的。
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虛消息已顯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氣同公寓中的好習慣，都不能使我們呆在一個地方不動為得計。在上海，則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小說月報》因為編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們的文章，《現代評論》已遷上海，北新書局已遷上海，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各為我印行了一本書，所以我四月里就離開了北京，從海道把一點簡單行李同一個不甚結實的身體，搬移到上海一個地方住下了。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們覺得還是到上海來才有轉機，所以也就到上海來了。
最初這兩個人來時，就留在我那個住處，那時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鍾路一個人家樓上賃了一間房子，他們初到上海我算是他們最熟的人。
兩人到上海之後，從《小說月報》拿到了一點錢，他們就到西湖去了。到了西湖這兩人住在葛嶺，一共住了三個多月才重回上海。
那個時節在兩人之間，似乎為了另外一些屬於青年人不能少的「感情的散步」，各有了些小小任性處。我不甚明白這些「感情散步」的內容與那些經過，是不是適宜於從那篇《莎菲女士日記》上發現一點東西，因為我已經記不清楚這篇文章在那時節是不是早已寫成。那時情形自然是很糟的，因為我不大明白那些經過，也不過問個人私事，只看到有眼睛的不去注意那事的細微處，卻肆無忌諱的流淚，有口的也失了正當的用途，只是罵人賭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塊時，使情侶成為冤家以後，用得著的那一份，這兩人差不多都使用了，所以我十分擔心，不曉得應當如何去做一點對於他們有益的事情。
但我自然是什麼也沒有作，而且也不必須作的。因為若果我是一個在這方面明事的人，我就會看得出這「感情散步」是用不著救濟的事。一種生活厭倦了，新的發現常常使人目眩，然而這眩目卻決不是很久的。一時的幻覺，並不至於使人永遠糊塗。同時，這過失，由於熱情而成的多疑同多嫉，也常常使這個小問題變成一時的嚴重。兩人去西湖後約一個禮拜，某一天晚上，這海軍學生忽又一人跑到我的住處來了，他告我，一時或不回西湖了。
於是我問他那些因果，聽這個人作一切不離孩子氣的申訴，到後我們同在一個大木床上談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發回到杭州去了。這次一去那些風波就不曾再發生了，這問題，結束到什麼情形里，我依然是沒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們在西湖葛嶺住下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過得很象一對度蜜月的同伴，十分從容有趣。加之春天的西湖是使人十分安靜舒適的。在藝術學院方面，他們認識了幾個朋友，故在日裡一面玩的仿佛很不節制，到了晚上卻還可寫了許多文章。《在黑暗中》有兩篇文章是在那裡寫成的，海軍學生到後來，還總常常用做新郎的風度說，只有在西湖住那三個月，非常值得回憶。
兩人為了天氣的原因，不能再到西湖住下時，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一家樓上，有一天就搬來了這樣兩個青年人：一個略顯得胖的女子，一個瘦瘦兒大頭額的男子，押著一些簡單行李同兩張藤椅子，到了看定的那間房子，當把由附近家具鋪子裡租來的一些木器陳列妥當時，兩人就坐下「寫信」。到應當吃飯時節，就動手把爐子米箱從網籃里取出來，很熟練的處置這一些東西。飯一吃完了，於是又坐在桌邊再寫那些永寫不完的「信」。若說這不是寫信，除了寫信還有什麼可寫的或必須要那麼忙著寫的，那房東是想不透的。
不出門就寫文章，應當吃飯時就仍然依照初次到北京的西山時辦法，分派到上街買小菜，或者在曬台上燃汽油爐子，從三層樓下用鑌鐵壺提提水，因為自己煮成的飯較軟，自己炒就的菜較合口，我在那裡吃飯，為他們洗碗的次數似乎也很多。
於是日子一過去，因此中國許多地方，對於這兩個人的名字，都仿佛十分熟習，他們的存在，似乎就是專為了一些刊物同一些讀者，從這兩方面就證實自己生活的意義了。尤其是丁玲女士，從一九二八到現在，成為一個最時髦順耳的名字，真是一種使人羨企的事。沒有人能否認他們的作品的勢力，沒有人不承認這是一種嶄新的收穫，而這收穫又顯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時代的作品標準，另向一個方向上突進的。
然而我所知道他們的，就是在生活方面，從前他們是兩個孩子，到後來，永遠還是兩個孩子。「光榮」有時比「空氣」還不適用。他們並不能用友誼掉換飲食。他們在某一種事業得到初步成功了，在另外一件事業上，永遠還得失敗。他們還是最拙於應付房租，不知道應如何打算就可以不致於缺少伙食。他們還是很窮的人，不能使所得的錢安置兩人到一個稍稍象樣的生活里去。雖然勤勤懇懇，稿費終究有限，加之用不得當，所以還是免不了長是受窘。今天的起居費用，都依賴到昨天的工作所得，創作既不是抄書，設若某一時節，因為倦於作事，不得不放下了這支筆，或在別的原因上，稿費延擱了一時，這生活，就又亂糟槽的不成樣子了。這海軍學生，為了渡過那個不易應付的日常生活難關，馬浪路，康悌路，貝勒路，這一些地方的小押當門前，總常常有這個人的蹤跡。我一望到那走動時略顯匆忙的後身影子，不必同他說話，就可知道他為了些什麼事行動那樣匆忙。
這海軍學生，自己處置金錢既永遠不如處置文字那麼方便從容，打算生活又永遠不及造作故事那麼周密，至於作伴侶的女人，則早把一個婦人所必須的家務趣味完全疏忽了。這生活，自然是無可希望的。他們自己就不知道應當把自己安置到什麼生活裡面去為適宜。一種有秩序的生活，似乎在有意識的情形中，長遠逃避到他們。當時幾人極羨慕到別的人，以為能在一個較整潔乾淨的房子裡，吃一頓清潔的家常便飯，便是一種難得的幸運。從這些情形中，可知道他們的生活，想及時真十分可笑。
關於起居一方面，他們是並不自外於人，也很願意住到一個較清靜的房間裡，去作他們能作的事情的。而且可以說這注意是在北方就早已養成習慣了的。在北方，為了希望得到一個較乾爽不太吵鬧的住處，我們沒有什么正經事可作時，總是東城西城各處去看房子，見到一個什麼廣告，或在街上見到一個字條，說到什麼房子空著，正在等候一些會享福的人去住，我們總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參觀。我們差不多把沙灘一帶所有的公寓都熟悉了，我們還一同進過不知多少人家的大門，結果自然我們是沒有看好一個地方搬去的，因為在許多好房子主人中，我們還沒有遇到一個我們相信比公寓中掌柜還能容我們長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時我們當時若搬到什麼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點，我們各處看房子的習慣，還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象這是我們一種權利，我們可以永遠想像下一個月住的地方應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這裡那裡去找住處，從人家後門進去，同一些二房東討論價錢，有時還冒險放下一點定錢，臨出門時總說，「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來！」
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個定錢又等於白送了。因為這類原因，他們也搬了幾次家，總不出法租界的貝勒路附近，然而就從沒有得到一個合式的住處。
那時上海方面，由於眼紅於北新的營業，新書業已成為一種新的利藪，出現了現代、春潮、復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書店追蹤而起，在一種談起來使人極不愉快的刻薄報酬下，我們供給了他們少些稿件，他們便送給了我們一點點錢。一般習慣是十萬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錢。因為那個數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費，同時，在介於資本與勞力兩者之間的編輯人方面，又多負有一種友誼的督促，故這個海軍學生，這一年來差不多用全力寫了許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報》總編輯彭學沛，是前《現代評論》的熟人，副刊需要一個人辦理，這海軍學生就作了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時正從南方陪了母親到北方去養病，後來又回到南方來就食，（計算日子大約是秋天）這副刊，由我們商量定名就叫《紅黑》。當時除了每晚他們兩人或我們三人到望平街那個搖搖欲墜的樓上，去送編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後清樣外，他們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東好，最後還要價錢也似乎好一點，……終於有一天就搬到薩坡賽路某一個人家去了。
兩人還沒有搬去時，到我的住處，那個海軍學生向我說：「休，這可好了，我們選定的一個地方不止房間比我們過去任何一個住處好，還有一個房東，那是更值得誇獎的。」大約多數還是因為當時覺得「房東值得誇獎」，所以那麼間房子，要他們每月出三十塊錢，還說「價錢雖稍微多了一點，還不算很貴」。
我對於這個女房東，也感到相當興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這兩個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時住在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總是常到他們那裡去閒談，後來就把伙食也包在他們的房東那裡了。三個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總只有一點小菜同黃花木耳湯吃。又因為房東是在法國跑了一趟的勤工儉學生，每餐總限定要我們用叉子在盤子裡吃飯，我們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總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為了「值得誇獎」的另一房東。這另一房東。也曾為其他朋友看見過，也推許為值得誇獎的。
他們住在這裡大約有一個多月，我是每天都在這邊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處時，也不能寫文章，還不免要做一點小小的糊塗的夢，他們也就沒有做一點事。
但不久，他們兩人就覺得還是再搬一個住處為是。我也覺得還是遷了的好，同時也想要好好寫點文章了。那時人間書店請我們編輯一個月刊，我們恰恰又借到了一筆錢，想自己辦一個出版處，為了一切的方便，我們就合賃了薩坡賽路的二百零四號房子。搬了家，兩人之間生活又恢復平靜了，《人間月刊》由我們三人產生了，《紅黑月刊》也由我們產生了，在名為「新房子」的住處，我們生活忽然完全就變了。
為了《紅黑》的事情，我們於是都顯得忙起來了。其中最忙的還是海軍學生，從編輯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賬，去購買紙張同接洽書店，直到刊物印出時，我才來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處，清理那些數目，或者付郵到外埠去，或者親自送到四馬路各書鋪去。我記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紅黑」兩個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劉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個禮拜內就將近賣去一千份，得到這個消息時我們歡喜興奮得臉上發紅。在各地方的朋友，都來信說我們這個刊物很好，有內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為我們幫忙的朋友，廈門方面也有為我們幫忙的朋友，武昌同廣州，都有信來希望我們多寄一點。許多作者都以為我們這刊物合乎一個理想的標準。我們心想，以後每期應當印五千，似乎才夠分配。
為了這個刊物和《人間月刊》同時進行，我們一面忙於應付雜事，也一面得很謹慎的寫許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這一個年頭，算是我們最勤快的工作的年分，各人都寫了許多出品。在也頻的所有作品中，以藝術完美同內容統一而論，也是這一年成績最好。我們在起始寫文章的時節，希望的只是盡我們的力，給這個漸趨寂寞的新文學重新再能夠興奮一次。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們創作已成一個新的趣味同一種新的方向後，還仍然不覺得值得什麼驕傲。我們尊敬那些負荷世譽的作者，同時卻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們只是自己向一個很遠的理想邁步，同時這邁步，卻是沉默的，無聲無息的。有了兩個刊物我們還是同從前一樣，我們就從不打量在刊物上攻擊他人而揄揚自己。盡人製造點有關我們的文壇消息，總是付之一笑，不作理會。
那時正是新的創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醞釀到「文學為爭鬥工具之一」的主張時代，對立而作意氣抗辯的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實秋《罵人藝術》（即《罵人的藝術》，梁實秋著小品集。——編者）是一本銷路最好的書。
為了方便起見，出版界譯了許多新書印出，上海方面還有幾個講「都市文學」的作家，也仿佛儼然能造作一種空氣，我們是除了低頭寫作，什麼意見也沒有的。在亂糟糟的熱鬧空氣里，鎮靜並不從我們身邊離開。我們自己知道一切從東方或西方轉販而來的意見和主張，出於許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經很多了，當時卻很少人來努力寫一點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點自己能夠作到的事。就因為這態度同工作，對一切無忤，所以在當時，似乎所做的事，還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評。
但即或是並不缺少那種好評，我們卻並不看重那種好評的。在《紅黑》的第一期里，好象就那麼提到過，「傾向不是我們願意提到作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們除了盡其所能，沒有別的什麼動人的背景了。刊物願意多銷一點，卻也並不因為應當多銷把趣味俯就。」
文學是用生活作為根據，憑想像生著翅膀飛到另一個世界裡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寬泛的自由，能容許感情到一切現象上去散步。什麼人他願意飛到過去的世界裡休息，什麼人他願意飛到未來的世界裡休息，還有什麼人，又願意安頓到目前的世界裡：他不必為一個時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動。若覺得在「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制度」的錯誤，而把意識堅固，做一點積極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個權利。他有一切的權利，卻沒有低頭於一時興味的義務。他可稱讚處只是在他自己對於那個工作的誠實同他努力的成就。……這類主張在當時，是我們幾個人所承認的。
日子又過去了。
《人間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頓了，《紅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結束了，來了一個意料中的失敗。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讀者，是一定比我們自己還覺得可惜的。我們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竟賣的情形下，這刊物不能賺什麼錢。我們知道外埠書業的積習，對於用一點點錢來辦一個刊物，是一種純粹冒險的舉動。我們原先只希望可以辦十二期，滿足到一年的數目，我們希望多有一些定戶，同遠地的定戶直接交易，在一種毫無實利的情形下，維持這個刊物稍久一點。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實不合，從各樣打算上都不能維持這個刊物下去，當時最覺得生氣的，就是這海軍學生。
使我們十分灰心處，是想到這次的試驗，證明了我們此後的命運，作者向商人分手，永遠成為一種徒然的努力。看到這三兩年來上海方面所謂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虧消息，就更長了多少見識。一時節的「普羅文學」興起，反手間的「民族文學」成立，不知者還以為一則不外乎同政府對立，一則不外乎為政府捧場，故現象推遷，有此結果。其實不要這個，歡迎那個，還是幾個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過是一個商店的雇員，作品等於一種貨物，在叫賣這種貨物時，商人對於營業的智慧，不忘記用最誠懇的風度，向眾人說：「這是國家提倡的時代，所以預備出來給大家試試。」於是，在一種眩目的顏色聲音里，年青人便試過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卻一切，儼然以為獲得大眾了。直到另一個趣味成為一種新的風氣時為止，在這時節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塊錢千字的辦法，從書店那方面得到那個作品的報酬，這就是作家獲得大眾意思。一個作者若缺少這種隨風逐浪的精神，好象就是那麼樣，使算落伍了。
我們願意把自己工作放到這種競賣的以外，故幾個人才著手來辦《紅黑》，如今這試驗既顯然失敗了，想到為了退還這從別一方面借來的一千塊錢，似乎不找一點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吳淞教了點書。那時恰恰山東高級中學方面，向陸侃如同淦女士夫婦探詢，有什麼人願意去教書沒有，要她夫婦介紹。這海軍學生，覺得除了教書沒有別的更相稱事情可作，因此由他們介紹，到後不久就同一個朋友過山東教書去了。
過山東去時，先是又說定了的，教書的過山東教書，做文章的還是留在上海做文章，半年後再決定新的辦法。這種計劃自然極好，因為兩個人在上海一同住下，雖然同在一個房間裡，各占據一個桌子做事，兩無妨礙，可是這個人說不高興了，那個人為了「陪伴玩一會兒」的原因，事情就只好放下的。到另一時那一個高興做事，這一個又厭倦了，那就又輪到兩人休息的時候了。如今既然暫時分手，半年中一定可以好好的作一點事，所以我也覺得他們那種打算十分好。
那時上海方面刊物，《奔流》沒有了，《創造》沒有了，《海風》沒有了，《樂群》毫無氣力了，《真美善》不能支持了，《金屋》似乎不想繼續出版了。用一個潑辣無賴精神，繼承了革命文學的罵人意味，有名為魯迅負責的《萌芽》。這刊物事實上的編者味蓬子，同他們兩人都熟習。
那時罵人的同被罵的，都似乎是只有「主義」而無「作品」的人，所以這海軍學生曾同我說，「休，他們倒熱鬧，好象很認真神氣。讓那些自己仿佛覺得有罵人權利的去罵人，讓那些仿佛該挨罵的去挨罵；至於我們，是不相干的。我們自己努力，走我們自己的路，我們的成就，不是這些人可以估價的東西，也不必需他們估價。」我說，「我永遠是那麼主張。」
這海軍學生走後，不到一個月，新的習慣仍然不適用於兩個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濟南。濟南學校方面一種新的生活，自然使他們發生新的興味。但不到三個月，這兩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來了。兩人回到上海後，住到環龍路，要我到那兒去看他們。見面時，問他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又離開了濟南，兩人只說那方面風潮鬧得十分複雜，不願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從青島方面跑回來了。稍過一時，這海軍學生，獨在一處時，又才告我他們簡直是逃回來的。當時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必始要逃回的理由。只聽說山東方面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畏，就心想也許因為風潮影響，這海軍學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兒，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開，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義。可是過幾天，在吳淞我卻聽到淦女士說，兩人是因為另外一件事逃出來的。我當時就稍稍有點糊塗，因為我想不出另外還有什麼事會牽扯到這兩個人身上，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生活，能憑空做出什麼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為這不外乎因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容易聳人觀聽，同時是初從上海跑到一個新地方去，上海那個時節，又正是連陸侃如先生講《中國詩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觀方法的時節，在一般人都有意識或無意識承認文學是「可以放到一種積極的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謬誤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內地去時，這平常觀念影響到學生，同學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適，因此引出一些糾紛，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為了免除這糾紛，同時且不願意同一些不能與共事的人共事，這兩個人就跑回原來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來了，自然還得把生活放到筆尖上，故兩個人預備好好的來寫些文章，以為還是保守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對於性格適宜一點。那時環龍路那間房子是很可以使兩個人安靜作事的，《小說月報》又可以容納兩個人的稿件，單行本的集子，還容易得到承印的書鋪，故生活的前途，並不使兩人覺得暗淡。
那時我也因為感到教書這件事很受窘，以為教書的人一定還得一些不是比我們懶惰狡猾，就是比我們世故聰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點悔恨自己冒險的失策了，所以對於他們不教書的生活，我是一個極贊同的人。
我們還想恢復《紅黑》，作一切恢復的計劃。又很希望可以到一個什麼書鋪或報紙上，辦一個周刊，那自然還永遠只是我們眼前一個空幻的圓光。在上海，我們既不屬於任何有力團體，又沒有一個書店是我們可靠的東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還是近於一種方便，什麼機會也沒有。
他們從濟南回來是十月，很快的就過年了。
過了年，我還是住在吳淞學校里，沒有勇氣同那個不花錢的房子與那個可以欠一點火食的廚房離開，他們則另外又搬了兩個住處，總說是住處不甚適當，房東太髒，鄰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來他們好象懶惰了一點，文章寫得很少。我則因為一點別的事情，更無興味寫什麼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來，我們都好象消沉多了。
三月間，在武昌有一個朋友，辦了一個《日出月刊》，要我們寄點文章去，我寫了一篇論文，這海軍學生，卻把他的一個中篇送去發表。到這月刊印出時，武昌南京兩方面同時就遭了扣留，後來還罰了一千塊錢。這刊物僅出一期便無從繼續的原因，據說就是這海軍學生的那個中篇。這文章名字叫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到後為光華書局印行，也仍然賣不出去。
這刊物我們在幫忙的地位，編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擊，那麼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這時似乎這海軍學生的文章，在《小說月報》方面也有問題了，在《婦女雜誌》上，丁玲的文章也有問題了。對於這類事別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較多，許多人問到我的，我還不明白應當怎樣答覆。一切所謂問題，依我看來，不外兩種理由，一則是作者作品切實了一點，二則是風氣已到了「普羅作品」無從再給商人賺錢的時節，書店已不必需同這類作家要好，編者即或再明白一點，也不能不留心到營業利害上去。許多書局最體面的編輯，那時皆正各在預備辦讀書會，或編印中學生兒童文學一類刊物給讀者，因此文章去處有了小小打擊，也正是一種當然的道理。六月時，這海軍學生賣了一點稿件給大東書局，那方面負責的孟先生，到後就同我說，這稿子是不是有問題，我當時沒有能夠說什麼安慰他的話語，回來時還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謂「問題」，自然在這海軍學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點影響。他們做的事已顯然過了時。另外一些「先進」，稍前一時，給書店熱鬧了一陣，作者自己也就熱鬧了一陣。書店的文化事業，現在已關心到中小學生那一方面去了，他們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為學生講「什麼是小說」「什麼是文學」那類題目，又不會編一首小孩子唱的兒歌，所以在一種不時髦的情形下，兩人經濟方面便窘了許多。半年來這兩個人忽然不見什麼文章發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變遷，一切不堅實的感情皆得在一種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會使他們沉靜了。《在黑暗中》作者的雙手照料到菜飯，比拿筆寫什麼的時節又多一點，因為生活使他們又不能不自己來處置飲食了。然而在北方，這作者的名字，卻正成為一個時髦的名字。每有什麼朋友從北方來了信時，談到關於她的事情，同她去說，她總覺得好笑。「成功」並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筆盡捏到手上不放，一頓飯若不用自己的手去處置，這飯就無從上桌子，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時代使人沉靜而且老成了許多，由於生活而來的風雨，並不使這兩個人頹唐。尤其那個海軍學生，據我所觀察到的，覺得這個人每日所需要的糧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點。或者這仍然應說是那個南方人性格的特徵，耳朵所聽到的，眼睛所見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機會，給他一些新的注意，因為另外一種營養，顯然的，慢慢的在改造這個人的靈魂，表面消瘦了許多，靈魂卻更健康許多了。
我因為住在吳淞，離上海較遠，同他見面也比較少了點，每次見他我總覺得他瘦了一點。在他們那種生活情形里，要他象許多朋友那麼逐日發胖如大官，自然毫無希望，但什麼事會使他瘦到這樣子，我是很懷疑的。
人瘦了，下巴顯得更尖，頭顱顯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寬了一點，走路時，也似乎更匆忙了。由於一些好肉好湯，同一種無節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種個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態度，五年來中國各處地方添了許多胖子。這海軍學生，有人說到他瘦了許多時，他總點頭承認，並不說什麼理由。等一會兒他留你吃飯，你便知道那個飲食也就不是為一個胖人而預備的飲食了。一點兒辣子，一點兒菠菜之類，再來一點黑黑的從罐頭裡傾出放到鍋子裡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雞蛋。為了方便同經濟起見，罐頭牛肉同雞蛋算是輪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從沒有見過他們的桌上有一缽肉或一缽雞的時節。每次同他們吃飯，總使我們記到幾年以前在西山那個情景。每次因為到他們那裡吃飯，必需添一點什麼才夠三個人的一餐，這海軍學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象個貓一樣躥出去時，望到那個跳躍的姿勢，我常常心裡想：這人比我年輕了許多，光陰在摧毀我，卻成全這個人。
但另外一些時節，到他那裡去，也常見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著一種氣：問他「寫了什麼」時，總說「什麼也不寫」。
他似乎是在為人類的愚蠢生氣，為自己同這愚蠢作戰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氣。我明白那個，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來，我卻是個連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對於自己的缺少自信，對於自己的稿件隨意賣去，對於錢的不打算，對於約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說到我，證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個不明白自己的人，卻並不失去了了解別人的權利。所以由我這一面看來，似乎覺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處。他不大讚同我那種「自苦」，我也不大讚同他那種「自苦」。
到了秋天，我過武漢大學校去教散文。在學校里，則從一些同事方面，學習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頭擔子，有時節，還碰到殺人。我的耳目為這個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這裡，我能找尋到一些十年來失去的顏色同聲音。我重新如一個無業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牆腳下，或插在一堆骯髒群眾裡面去，看一件新發生的事體。我為了證明我也是他們的同伴起見，既接受那些面生的笑容，還報之以一種和悅的笑臉。看那個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頭，同那些還安置在許多人的脖頸上的骯髒人頭，總使我儼然得到一種最高的智慧。
在那種情形下，我的憂鬱就是我的娛樂。我欣賞那個世界的一切，享受那個世界的一切，那個世界的現象，營養到我的感情，我因此似乎也年青了許多。
間或我為這個海軍學生寫信，想像的不端方處，不莊重處，沒有隱諱的說出，他的回信總很簡單。有一次卻在信上說了那麼一些話語：「休，你說的全是空話，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遠是你自己想像的苦，這種苦卻毫無可疑，同時在你生活方面，卻是不能離開的一種東西。你想到的比別人都多，比別人都危險而且野蠻，同時也比別人更顯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幹嗎你不想一點象比文章還切實一點的事情？」
得到這個信時是十月間，那時我想切實一點就是應當還一點約稿舊賬才好，就寫回信告他，說我准可寫兩萬字文章，做一點切實的事給他看。但這個月結果，我象是又謊了他，謊了自己，什麼文章也寫不好。
文章既寫了下去，學校方面三點鐘的書也教得並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應當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後，就照他們所說的那個地址去找尋他們。兩人都沒有在家，只見到床邊搖籃里，一個大頭圓臉的孩子，側身睡在那裡。桌上寫了一個字條，說：「休，你來時，坐坐，同搖籃里的小孩玩玩，我們到×點才回來。」玩了一會，看看兩人還不回來，我到後只好走了。
在另一個熟人處，我就聽到一些關於他們兩人的謠言，因為這些謠言同在南京聽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
我以為不外乎一些昧於事實的人的誤解，或依照上海小報風氣，一些好管閒事的淺薄者流的傳語。那時還有一些屬於我的很古怪的話語，我心想，這倒是奇異的事情，半年來上海一切都似乎沒有什麼改變，關於謠言倒進步許多了。
第二次我到這海軍學生那裡去的時節，見到他們時，我就問到那些謠言。那個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親說：「我們多了一個小孩，卻反而很少人知道，這事倒很有趣。」
小孩子爸爸說：「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閒人一種特別本領。」
我把從南京就聽到關於這兩人的事情，說了許多，兩人都只是微笑。這海軍學生望著小孩說：「小孩若是會說話，就會告給你，這兩個月來，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媽媽的如何過日子。」那小孩出世還不到六十天，已經會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別人對他笑的意思了，一張小小的臉，為房中爐火逼得緋紅。望到那個小孩，我心裡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這樣子，那么半年來一定也可以使一個人做出一點別的事情的。
我那時同一個朋友住在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宿舍里，那裡食堂的面好，所以他們到我那裡吃過幾次面。因為我初從武昌來，半年中許多朋友都不能見面，聽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來到我那裡來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這兩人不相熟的，總說及那些仿佛謠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這點，證明大家都很關心同時也還閒暇，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若缺少閒暇，是不至於那麼注意那類事情的。
可是從這海軍學生更見得消瘦的臉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這個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勞悴的事情，沒有機會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無可疑的。在這個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著，而這事情又顯然是為一個極嚴肅的同時也是極艱難的企圖，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這也是毫無可疑的。
我明白那個決定的姿勢，那種看生存為一種力的價值，而有意識的處置這力到一個理想上去的極美的姿勢。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麼作去的人都多。那時另外有個熟人，恰恰在長江中部邁了最後一步（指沈從文的好友張采真不久前在漢口被當局殺害。——編者），我為那個消息所驚愕，同時我的爸爸——二十年來我們只見過兩天，在故鄉為了救助別人而死去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願而繼續做去，是我們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為了這個感覺，我尊重這個海軍學生比別人都深，但同時我更以為那些謠言是不可盡信的謠言了。因為稍後一時他就同我說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計到的能力下，他適宜於做些什麼事。
他以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還是一支筆，他不能同這個分手，並且也永遠不想放下它。一群讀者對於他能作一種向前的鼓勵，他不願同筆離開，也不願同讀者離開。但是，這支筆，在某一時節希奇的情形里，為了讀者的原因，它是不是還適宜於寫一點平常美麗悅目的詩歌，或一篇輕靈瀟灑的故事？善於注意到讀者溫柔的心情，已經有了那麼多作者；還有那些已經「粗暴」了的，或始終在「粗暴」生活里培養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注意，是不是還值得人去注意？
這海軍學生，他知道他的筆，應當向哪一方。他不追趕時髦，卻選擇許多自命為「聰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遺棄的一個方向。他望到他那個理想的山峰，是那麼遠，那麼同事實相懸絕，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誠懇的在那理想里度過每一個日子。
這個近於自苦的決定，和尚一般誠實謙遜的態度，勇氣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懷著敬重態度加以注意的。那時節，所謂因「派別」不同而發生的文學論戰，以及在各種刊物上常見的互相醜詆造謠事情，已成為一個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戰士同成名的教授帶走了。在國內，上海一個地方，已沒有一個左翼作家的文學刊物存在，但同時也就不再聽到什麼人還好意思說「左翼作家同盧布有關」的謠言了。間或除了一些毫無知識，毫無出路，身在內地的年輕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飯」為生活，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根據多久以前的什麼雜誌，製造一點屬於個人私事的無稽謠言外，其餘的人對於他們個人的生活態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學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為是權威下的約束，同一二自以為在那裡同他們作戰的文化官批評的結果。其實，這沉默是適當的。他們自己看出他們自己過去的錯誤，他們明白那個向某一個人作一種挑釁行為，除了顯得近於一種憤怒病癇的動作外，什麼益處也沒有。使一個理想從空虛到堅實，沉默是必須的一種預備，因此他們沉默了。這種話，這個海軍學生也同我談到過。但那種「謙虛」處就醞釀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還同他討論過。文學方向的自由，正如職業的選擇自由一樣，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覺得無從忍受。但我卻承認每一個作家，卻可以走他自己以為是正當的途徑，假若這方面不缺少衝突，那解決它，證明它的是非得失，還應當是他的作品。那時他並不同我爭持，他就說：「正是的，過半年看，我也不敢自棄，會寫一點東西出來。」
每次同他說話以後，我總覺得這個海軍學生近來特彆強悍了一點。我心裡曾想到過，假若這強悍不是由於其他經驗而來，仍然是由於他那性格所形成，那麼他這性格是不是還適宜於從事文學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骯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我想到這個時，稍稍有點為朋友擔心。儘管我從來不覺得我比那些人有絲毫高尚處，而且居多還感覺到自己的充滿弱點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難和另一種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難下，需要有充分自由，來使用我手中這支筆。
那時他們兩人物質生活自然是很窘的。作母親的為了照料孩子，文章沒有工夫寫得出，作爸爸的為了另外一些事情，也不能安靜一點來寫些文章。同時且因上一次請了一個奶媽，這奶媽因為嫌主人太窮，不能吃一頓好點的飯，即刻又走了。
小孩子日夜的尿布，皆得作母親的洗換，小孩子每日六頓奶粉，皆輪到了作爸爸的調和。夜裡有時哭醒了，兩人之中總得有一個起來抱抱孩子。這一來，連寫一封信也不行了。兩人只想把小孩子暫時送到什麼醫院去，好好的來睡幾天，再好好的來做點事，生活才能有一點頭緒。可是上海地方就找不出這樣一種醫院。到後似乎又聽人說可以這樣辦，一問到錢，一進去就得一百以上，這個錢一時自然籌不出，又只好作罷了。
兩人每次同我說及小孩子一月所耗的奶粉，總說真是為父母出的一個難題。因為照上海的習慣，兩人為房租已經就常常受窘，再加上這個小孩固定的需要，自然更麻煩了。兩人因為知道小孩一出世一定得花一些錢，所以前兩個月還很寫了些文章，得了一些錢，這些錢如今又早花光了。
為了屋中多了一個小孩，兩人做事的時間簡直就沒有了，依照這種情形看來，也實在拖不下去。所以到後又向一個熟人處借了些錢，重新請了一個蘇北娘姨。把娘姨請來後，都說這可應當做文章了，在那兩個桌子上，當真也間或可以看到一張兩張著滿了小字的稿紙了。但這些文章自然是永遠不會完成的，由於那個小孩的出世，或由於別的，總常常有什麼客呆著在那裡。因為娘姨是一個生手，對於照料小孩子不大在行，一到夜間，這小孩子就似乎特別愛哭。因為這個理由，兩人白天既沒有能安靜，每夜總得還起來三兩次，若想正當做點事情，不用說也做不下去了。
看到他們那種情形，我就提議他們兩人之中，還是分出一個去教一點書，似乎好一點。上海地方那麼多私立大學，許多胡塗蛋，什麼也弄不清楚，還爬到講台上去同年青人談「什麼是創作」，「什麼是文學」一類題目，許多人拿一點日本人的文章，還去講中國創作，幹嗎他們就不可以做這個事情？
可是什麼大學會請他們？他們在國內雖有那麼多讀者，在上海又生活了那麼久，熟了那麼多人，要說教一點書時，就沒有一個學校可以插得進身。因為如果這些真正在創作上有過甘苦經驗的人全走去教書，那另外一些平日賣嘴抄書的人，就無分吃這一碗飯了。上海守舊一點的學校，還有不少翰林舉人在內盤據，不會要他們，新一點的就借到「危險傾向」那一類相近的理由，更不能要他們了。
不過在學校一方面，我知道有許多年青人是就正需要到這樣一個導師的，所以我們總想若果有機會，即或明明白白供什麼私立大學當局利用，也還是值得去試試看。一面這事對於自己生活方面有點益處，一面也可以發現一些有希望的青年，所以他們等候這教書的機會。
他們等候這樣一種機會，卻來了另外一種機會。
一月十七號，十二點鐘左右，這海軍學生到我的住處，說他只想搬家，卻到處借不到一個錢。現在什麼辦法也沒有，房東的小兒子又死了，既不能搬家，總得送一點禮。他說想送一副輓聯，要我想好了，下午就到他那裡去寫寫。
到後說到近日來賣稿件商人的苛刻，另外又告我有人如何在舊事重提，商量到「作家協會」的事情。他同時且說到他的主張，以為這個協會要用什麼方法去組織，才不至於陷到兩年前「中國著作家協會」（1928年12月30日成立於上海。成立不久、沒有開展什麼實際活動便無形中解散了。——編者）困境裡去。他說他希望這個機關能產生出來，慢慢的成一個同商人對抗的團體，每一個作者依賴這個機關，能夠得到他應當得到那一分利益。且可由這個機關，監督或指導一些向國際文化發展的工作。譬如把中國的作品，譯成其他一國文字時，關於原作者的權利保障，目下法律所沒有規定的，或雖規定而含混無從使用的，這種作家協會，都可作一種建議，或為提出一種說明。
我以為那麼大的希望恐怕結果做不好，他就說，幹嗎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點並不會妨礙事業的完成。做不到的我們總要去做，不做過的我們去試做做看，這是應當的。用較生疏的較艱難的事，來訓練我們的組織協作能力，即或失敗，也比因為畏難苟安的保守現狀好些。何況我們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現狀太吃虧了一點，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樣是不可能的事，那麼，我們的事，我們自己不來辦，誰還來辦？
中國現代文學的局面，既然是幾十個人撐持到它，因為本身的艱難，不由我們自己來解決，還等到另一個時代的人來為我們呼冤，這種做人的態度，也不是合理的。我們不止是為我們自己打算，需要一種使個人權利保障穩固一點的組織，我們為時代較後力量較弱的人，也還應當打算一下，做一點對他們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個瘦臉，什麼話也不能說，因為他的話說得極對，而我的對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卻似乎同我生活十分習慣。我心裡想說：你也許比我「作得認真」，我也許比你「想得透徹」，但我當時什麼也不說。
因為那天有一個學校同事約我在四馬路吃飯，所以大約在十二點過三十分的時節，我們就一同出了我的住處，一同從四川路向南走，走到惠羅公司前面，他說要到先施公司去買那個輓聯白布，就匆匆的分手了下午我到他那裡去寫輓聯時，他卻沒有回家。到晚上我又再去，他仍然沒有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去，這個人還是不見到回來。我說：「別發生什麼事情了！」小孩子的母親，神氣很鎮定，微微的笑著，好象在說：「一切的災難，假若是認定了自己應分擔當那一分，遲早這一分是還得接受的。」
…………
…………
那種鎮定，在二月九號，我們從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裡趕回來，十號得到一個消息時，還依然保留在孩子母親的臉上。
八月里，我在北京，有一個朋友（指蕭乾。下文所說《英文簡報》、文為英文周刊《中國簡報》。——編者）為了他所編輯的《英文簡報》，說是預備為胡也頻出一個專號，要我寫 一點關於這個作者作品以外的文章，作為譯文介紹的根據，所以我就寫成了這篇東西。這裡所寫到的雖有那麼多，卻僅就某一時節，這個人怎麼樣活到這個世界的過去生活而言。關於他的文章沒有提到，關於他其餘一切，也保留給他的朋友另外一個更有意義的傳記去說的。為了這個海軍學生的種種，在許多刊物上，都有過一些不翔實的記載，在許多人的口裡，也傳著一些不正確的謠言，一面是證明關切他安全的人很多，一面卻證明知道他的人很少。現在我想到這文章用中文發表，似乎更適宜一點，所以就把它發表了。
死去的，即或在任何情形下死去，他是一無所知什麼也不再需要了的。或如所傳聞，…………或如另一傳聞，…………（「…………」為被當時有關當局刪去部分。——編者），總而言之，到這個時節，他是用不著別人來想像他的如何存在，關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個活人，他倘若願意活下去，倘若還能活下去，他應當想到的，是這個人怎麼樣盡力來活，又為了些什麼因緣而死去。他想到那些為理想而活復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鎮定」是我們目下還要活著的人一種能力，這能力若缺少時，卻必需學習得到的。一個人他生來若就並不覺得他是為一己而存在，他認真的生活過來，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結束。一個理想的損失，在那方面失去了，還適宜於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長，兒女的感情不應當存於友朋之間，因為記念死者並不是一點眼淚。
我覺得，這個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強處，比目下許多據說活著的人，還更象一個活人。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使我們象一個活人，是些什麼事，這是我們應當了解的。
廿年九月五日，從文附志。
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九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