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六　在牛津的十四個月

從兒時就植入我心胸的那種好奇心依然存在，而且很活躍；可是對於從進入威斯敏斯特公學到錄取牛津大學的三年寶貴時間，我在理智上還沒有充分的能力足以懂得它的價值，或者痛惜它的損失。我沒有怨恨多次長時間幽居室內或僵臥病榻的生活，倒是暗暗慶幸那幾次生病使我逃脫學校的體育鍛煉和同學們的社會活動。我時常在適當範圍內免除了這類活動的危險和痛苦，因而就時常拿讀書，拿自由散漫的閱讀，作為打發寂寞的時日、取得安逸的方法。 在威斯敏斯特，我姨媽只求我高興，儘量對我放任；在巴思和溫徹斯特，以及在伯里頓和普特尼的住所，人家都裝出一副同情模樣對待我的病痛，可以聽我隨意滿足不成熟的興趣，沒有一點約束或勸告。我的無所選擇的愛好逐步沉澱到「歷史」這一門：由於哲學業已破除了一切天生觀念和自然傾向，我的選擇歷史，就必須歸因於勤奮閱讀當時分卷陸續出版的八開本《世界歷史》了。這一部在當時首屈一指的著作，加上赫恩的一篇題曰《指揮人世的史學家》的論文，為我指出，並且將我引向至少是英國讀者所能讀到的許多希臘、羅馬歷史學家。我將我可以找到的這類書籍，全都異常貪饞地拿來讀了，從利特爾伯里有缺陷的《希羅多德》和斯佩爾曼有價值的《色諾芬》，到戈登的卷帙堂皇的《塔西佗》，還有一冊上世紀初期出的、書頁業已破爛的《普羅科庇厄斯》。輕易地得到這麼許多知識，使我相信我不欲研究語言是對的；因此我跟波汀夫人爭論說，如果我學通了希臘文和拉丁文，那我必然要將原本的意思向我自己用英文翻譯過來，而這種即興式的翻譯又必然是比不上專門學者字斟句酌的譯本的。這是一句可笑的詭辯話，可是在一個不懂任何外語的人聽來，卻也難以駁回。我又從古代歷史一躍而到現代世界：我拿斯皮特、雷平等人的許多粗糙著作，像讀小說一樣讀了下去；我還以同樣貪饞的胃口，閱讀了介紹印度和中國、墨西哥和秘魯的書籍。 我的最初進入歷史場地，以及爾後在此涉足這麼許多年月，應當說是起因於一次偶然的遭遇。那是在一七五一年的夏天，我跟了我父親拜訪威爾特郡的霍爾先生。我在他的書房裡發現一本普通的書，叫做《埃查德羅馬史續編》，這使我感到比賞覽斯圖爾赫特的美麗風景更為高興，而此書同前編相比，確實寫得更精當、更有趣味。對我來說，君士坦丁大帝以後的幾個朝代完全是陌生的。我沉溺到記述多瑙河流域哥特族人的文章里去了，這時響起了請吃飯的鈴聲，勉強地將我從我的知識盛宴拽了過去。這樣匆匆的一瞥，結果是刺激了、而不是平息了我的好奇心；一經回到巴思，我立即弄到豪厄爾所著《世界歷史》的第二、三捲來讀，因為這裡更詳盡地寫述了拜占庭時代。我的注意力隨即集中於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蘭教徒，同時又有某種批判本能指引我去尋找真實的史料來源。西蒙·奧克萊(1)最先打開我的眼界，他的著作從任何意義上說來都有獨創性。我從一本書轉到另一本，以至於涉略到了東方史的整個範圍。在我十六歲之前，我遍讀了可以讀到的關於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的英文著作。我在這股熱情的鼓舞下，又用推測詞義的方法讀了埃貝洛的法文著作，又一字一句地尋釋了波科克(2)用粗野的拉丁文所譯的《阿布爾法拉吉全史》。 這樣多方面的泛讀，並不能引導我去思考，去寫作，或者去行動。給這種不加消化亂讀方法指明出路的唯一原則，是及早合理地運用時代和地域的系統。塞拉琉斯和威爾斯繪製的地圖，把古代地理的圖像印入了我的頭腦；從斯特蘭朱斯我學習了編寫年表的要點；海爾維克斯和安德森的《大事年表》、厄謝爾和普里多的《編年史》，給我標明了重大歷史事件的相互關係，並且使我按照清楚、明確的序列，記住了大量人名和時期。但在對遠古年代的討論中，我越出了謙虛和應用的約束。我竟想用我幼稚的天平去衡量斯卡利熱、佩塔維厄以至牛頓等人的學術體系，(3)而我對這些人的著作，當時還是不大能讀懂原文的。我又因為難以將希臘文的《聖經·舊約》與希伯來的算法調和起來而弄得睡眠不安。 我帶著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學問，同時也帶著足以使一名學童感到羞愧的愚蠢來到了牛津。 在寫完我的這個第一階段生活的時候，我不禁要對那種過分讚美我們童年時代的幸福、因而在社會上引起了那麼許多假意響應的陳詞濫調提出抗議。我從來不曾享受過那種幸福，我也從來不曾顧惜過那個時代。要是我那可憐的姨媽現在還活著，她一定可以證明，早年我的思想感情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實際上應當回答說，我沒有能力做個鑑賞家；愉快比不上痛苦；歡樂因為疾病而被排除；當一名學童，他的樂趣在於無所思慮、活潑嬉戲時的不斷運動，而我在這種行為上，可從來沒有資格勝過別人。千真萬確地說一句，我的名字決不能列入生氣勃勃的少年人的隊伍，成為伊頓或威斯敏斯特公學閒散的後代， 他們頭一樁高興的是， 舒臂劈開光滑的水， 或者舉足將球踢向空中。 詩人可以愉快地描寫短時間的娛樂舉動；但他忘記了學校里逐日給予的乏味課業了，這是學童們每天早晨憂心忡忡地拖著遲滯的腳步前往接受的。 參觀牛津或劍橋的遊客，看見英國文科學生在教室里顯得既整齊又安靜，便感到驚異而且有所啟發。在荷蘭、德國和義大利那些最著名的大學裡，學生來自各國，隨隨便便分散居住於市民的私宅。他們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財力服用衣飾。青年人喝了酒，發病吵架，有時他們的劍就相互染上鮮血，儘管流血的次數比過去時代減少了。使用武器在我們英國的大學裡是禁止的。大學學生的統一服色，方帽子和黑長袍，適合於文官以至教士等專業；而學業的等級和年齡的長幼，從神學博士到在學學生，都在外表上有個區別。牛津和劍橋的學生並不散居在鎮上，而是集中住在幾所學院裡。他們的生活費用是自己負擔的，或者由創辦學院的社團給予補助。講堂和教堂按規定時間舉行一種正規的、在當時是屬於宗教性群體的訓練。許多公共建築物，以其規模宏大或形態精美而吸引遊客的注意；有幾所主要的學院，竟像是一個思想開放的國家為了培養學問而建造並撥用的許多宮殿。 我的進入牛津大學，在自己的生活上形成了一個新紀元。時隔四十年，我至今仍還記得入學時那種驚異和滿意的心情。在我的十五歲上，我覺得自己驟然從一個孩子變為成人了：我從年齡上和學業等級上尊為前輩的那些人，對我用各種方式表示了關注和禮貌；絲絨方帽和絲綢長袍助長了我的虛榮心理，因為這衣著將一個有身份的自費生同平民學生區別開了。一筆可觀的款子，多於我在學童時代所見的錢，聽我自由支配了；我還可以在牛津鎮上的許多店鋪里，無限制地、也是有危險地進行賒欠。有一把鑰匙交到我手裡，讓我自由開啟一個藏書豐富的學術圖書館。我的宿舍在馬格德林學院一座雄偉的新廈里，是三間裝飾精緻、配有上等家具的房子。附近的散步場所，要是常有柏拉圖的信徒們來此散步，那就大可以跟伊利索斯河邊上的雅典林蔭地媲美了。這就是我進入牛津大學時（一七五二年四月三日）所見的美好景象。 有一位可敬的洛思主教，曾對他的大學生活作了十分有趣的描繪。此人的風雅與博學，是必將給培養他的趣味與學問的地方帶來榮譽的。他說： 我是在牛津大學受教育的。我享受了那個著名學府大量給予我的一切公私利益。我在這個著名學校里度過了許多年月，經歷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訓練和研究，參與了上流人士和學者們的愉快、有益的交際活動。這個學校以沒有嫉妒的競賽、沒有猜忌的雄心、沒有惡意的爭論，激勵勤奮，啟發天資；以示範、表揚和引證的方式，提倡、鼓勵並推進對知識的廣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樣的許多人過去呼吸到的空氣；他們的善良行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們的巨大天才和淵博知識一樣廣泛無垠的；他們始終以謙恭和尊敬的態度對待他們的反對者；他們經常以坦率、節制和自由判斷作為必守的準則和規律，正如他們經常以此作為討論的題目。你能因為我在這個地方受教育，因為我跟這個最可敬的學校有關係，並將永遠拿這個關係尊為我的最大利益與最高榮譽而責備我嗎？ 我高興地引錄了這一段詞采豐富的文字，並沒有考查胡克、奇林沃思或洛克從他們的求學處得到了什麼好處或報償；也沒有探究在這一段熱烈的矛盾言論中，洛思主教本人的精神是否超脫沃伯頓(4)所謂出於當地靈氣的那種褊狹的熱情而純化了。實際上可以說，牛津的氣氛並不適合洛克先生的性格，而這位哲學家瞧不起那些排擠他、貶斥他的主張的學閥，是不錯的。 表示感恩，原是一項美德和一樁樂事：心胸寬廣的人樂於懷念並頌揚他的父母，而傳授學問的老師，正是精神上的父母呢。我讚美這種孝親的虔心，而這在我卻是不可能模仿的；因為我決不能承認一種假想的恩惠，以博取公正報答或慷慨報答的虛名。對於牛津大學，我不承認有任何感激之忱；她將欣然否認我是她的兒子，正如我之願意否認她是我的母親。我在馬格德林學院度過了十四個月，事實說明，這十四個月是我一生中過得最懶散、最沒有收穫的日子。讀者可以在學校與學生之間判斷一個是非，可是我不能假意認定我天生沒有資格從事一切文學方面的研究。那種似是而非的現成口實，說我年紀太輕，基礎不足，以及匆匆離去，當然都可以提出來；我也不願意抹殺這些口實應有的分量。可是我在十六歲上並非沒有一點能力，或者不作任何努力；即使在我稚氣十足的讀書活動上，也還顯示了一種雖屬盲目卻是老早就愛好書籍的傾向；而這一股低淺的流水是可以引導到深溝和清溪中去的。要是能在一所組織完美的大學裡受教，得到有才能而又不大意的教授們的指導，我將逐漸地從讀譯本進而讀原本，從拉丁文進至希臘文的古典著作，從死語文進至活學問；我的時間必可花在有用而又愜意的研究工作上，游移無定的幻想必可得到克制，因此我就可以逃脫懶散生活的誘惑。正是這個懶散生活，最後促使我離開牛津。 關於英國其他大學中傳說的和實有的古舊風習，一個在各校熱狂的學生中引起如此劇烈而又愚蠢的爭議的問題，也許我將單獨寫一段考釋文章加以冷靜考釋。在此刻，應當承認，這些歷史悠久的學校都已老得足以容納舊時代一切偏見和弱點的了。牛津和劍橋兩個大學，是在盛行虛妄、野蠻的學問的黑暗時代創立的；它們至今仍然沾染有創始時期的弊病。它們最初的訓導方法，是適合於培養教士和僧侶的；學校行政至今仍在牧師們手中，那批人的生活方式跟當前世界有個很大的距離，而其眼光則被哲學的光芒照耀得迷糊了。這兩個學校根據教皇和國王們的詔書而取得的法律地位，給予它們一種壟斷公眾教育的權力；而壟斷者的心胸是狹隘的、懶惰的和暴虐的，他們的工作與獨立的匠人相比，成本高而產量低。自由競爭十分急切地掌握到的一些新的改進方法，到了這類驕傲自居的機構里，是以緩慢、陰沉的遲疑態度加以接受的，不肯明說害怕對手，又不敢承認自己有錯。我們不易指望任何改革是一種自願行動。這兩個大學在規矩和成見上都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即使以議會的無限權力，要查究它們的情況和弊端也會覺得棘手。 學位制度的採用，早在十三世紀就已開始了，顯然是仿效工匠組織的。一個學徒，在作坊里學滿一定時間，得到一份證明他的技能的文件，還有一份允許他從事交易和手藝的證書。我並不打算貶低學位的榮譽，有無學位決不能滿足或者挫折我的雄心；而且，只要學士或碩士學位是作為對大膽探索獲得成功的酬報而給予的，只要博士或碩士的銜頭和地位嚴格限於能使其稱號受到公眾尊敬的專門學者，我要讚美這個制度。 除了英國之外，在歐洲所有的大學裡，都有一批權威很高的專業教授分掌各種語言和各門學科，學生則按照各人的愛好、各人的行業，以及各人的鑽研方向，分頭求教於適當的專家。這些專家，每年重複作公開的或不公開的講演，是由學校殷勤聘請的。我們出於好奇，不妨問一下，在牛津大學設了多少專業教授呢（因為現在我只限於談我自己的大學）？他們是誰指派的？可能表現其能力或無能的機會是什麼呢？多少人配置在神學、法學、醫學三科，而有多少人留給文藝各科呢？他們授課用的是什麼方式？內容是什麼？可是所有這些問題，只用短短的一句答語就使人無話可說了：「在牛津大學，近來這許多年，大部分公開講學的教授已經連裝裝門面的教學活動也完全放棄了。」這一點聽起來似乎難以相信，所以我的信念必須用一位倫理知識和政治知識都精通的專家所提的明確公正的證言作為依據，此人是在牛津呆過的。此人是亞當·斯密博士，他指出教授們怠惰的原因說，牛津的教授們安安穩穩地有一份固定薪金可領，不需要花苦功夫或者想到受人節制；他們不是靠自願捐輸取得薪給，而自願捐輸倒是可以促使他們多收學生，並且爭取贏得學生們的感激的。 確實有人說過，而且說的並非不合理，就是除了必需昂貴儀器和熟練人手的實驗學科之外，各門學問上已發表的許多有價值的論文，現在不妨取代古老的口授方式了。這條道理倘若完全正確，那麼我就只能推論說，教授的位置和薪給已經沒有用處，應該毫不遲疑地予以取消了。然而在書本和教授之間，畢竟還是有重大差別的。定時講課迫令學生按時聽課；教師在課堂里的出現、講話，以及偶爾提問，吸引學生的注意；最懶惰的學生，聽講後多少有些得益；較勤奮的學生，則將學校里所聽到的教導跟自己在臥室里所閱讀的書本進行比較。一位高明教授的勸導，可使某種讀書方法適用於任何人及任何環境；他的權威力量可發現、告誡、最後懲罰學生們的玩忽行為；而他的機敏探詢則可查明學生們在文科教育上的進步程度。不管他專長的是哪一門學科，他都可以在一系列的講稿中進行闡發，這講稿是他在宿舍里利用閒暇時間寫成的，在公共場所發表出來，最後送到印刷所印成書本。我極願意提說一句，在牛津大學，洛思博士以其適當的詞采和學問，在他那本傑出的《講解錄》中，對希伯來詩人的詩歌完成了這樣的工作。 聖瑪麗·馬格德林學院是十五世紀時由溫徹斯特主教惠恩弗利特創辦的，目前有一個院長，四十名研究員，以及在他們下面的一批學生。它被稱為我國最大、最富的學術機構之一，可以與天主教國家那些本篤會大修道院媲美。我曾聽人說，馬格德林學院的田產，如今由那些經營馬虎的地主以預收小額租金和偶爾處罰的方式轉租與人，倘若交給貪婪的私人經辦，可以將每年的地租收入增至近三萬英鎊。我們的那些學院應當是傳播學問的學校，也是施行教育的學校；同時也不是沒有理由可以指望，一批有知識的人，甘願過獨身生活，不必為自己的生計操心，身邊有大量的書籍可用，應當貢獻其閒暇時間從事學術研究，還可指望他們應有若干研究成果公之於世。可是我若問到馬格德林學院的僧侶們有什麼作品，我若推而廣之問到牛津和劍橋的其他許多學院，唯一的答覆將是默默的臉紅，或是輕蔑的皺眉。我在學校的時候，研究員或僧侶都是很體面的、態度和易的人物，他們安然享用著學校創辦人的捐贈；他們成天在一連串刻板的職務中消磨時光，出入教堂和講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至疲倦了，心滿意足了，於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覺。他們不把用功讀書、思考或寫作的事放在心上；學問和發明才能的萌芽，一出土便枯萎了，沒有給保有學問和發明才能的人或社會公眾結下任何果實。我作為一名有身份的自費生，被允許參加研究員們的活動，天真地盼望著能有一些文學方面的問題作為他們談話時有趣而又有益的題目。可是他們談來談去，不外乎學校的事務，托利黨的政治活動，名人的遺聞軼事，以及暗中傳說的醜聞這一套。他們無聊地沉湎於飲宴，使青年們的恣意縱酒取得了藉口，而他們循規蹈矩的祝酒儀式卻又表現不了對漢諾威王室最熱烈的忠誠。有志取得研究員這種安定的榮譽地位的窮學生，可能有幾項任務加到他們頭上；可是地位低於有身份自費生的，沒有一個允許獨立活動，而我們的絲絨方帽子，則是表示自由的帽子呀。據傳說，我們的前輩有些人在講堂上用拉丁文發表演講；但這種古老的習慣現在沒有一點痕跡留存下來了。當眾演習和考試的公開方法完全不用了。我也從來不曾聽說學院院長或者社會公眾干預到導師及其學生的私人經濟。 牛津教授們不發表演講，就使青年學生們得不到公開的教導，這個缺憾在有幾所學院裡由號稱「導師」的彌補了一部分。導師們並不自限於單獨的一門學科，而是講授，或者準備講授歷史、數學、古代文學或者道德哲學。正如他們可能並不精通一切學問那樣，他們極可能對有幾門學問是不懂的。 我被指定就教的第一位導師，似乎是導師當中最有才能者之一：沃爾德格雷夫博士，是個博學而虔誠的人，性情溫和，律己嚴格，過的是有節制的生活，很少參與政治活動或學校里的歡聚宴會。不過他對外部世界的知識局限於大學一隅；他的學問屬於過去時代、而不是當代的；他的脾氣懶惰；他的才能本不是第一流的，又由於環境影響而懈怠了；同時，跟他的同事們一樣，對於一項重要任務只從表面上稍微履行一下，他就心滿意足了。 我的導師一經了解到我在學校學習上的欠缺之處，立即提出在每天早晨十點到十二點一起誦讀德倫斯(5)的喜劇。我在牛津大學所獲得的進步，總的說來只限於三四本拉丁文戲劇。即就研讀一本優美的古典名著來說，照理應當比照一下古代和現代的劇場以說明其特點的，但卻只乾巴巴地按字面解釋一下原文就算了。開頭幾個星期，我不斷前往導師房裡去上課。可是鑒於這樣上課似乎既少益處又少樂趣，所以有一次我禁不住試用一種託故請假的辦法。導師笑了笑允許我的請假。我重複使用這辦法，卻不是原來那樣講禮節了；導師同樣寬縱地接受我的託詞。最細微的一點原因，無論是出於懶惰或者不舒服，或者是校內校外最不相干的一點事情，都可以作為光明正大的請假理由；我的導師似乎也沒有覺察到我的心不在焉或者有意玩忽。假使導師把授課鐘點不折不扣地完全用上的話，那麼每一個鐘點就是我在求學中的小小一部分休閒時間。沒有一個學習計劃介紹給我使用；沒有規定作業叫我做了送他批改；而在這個最寶貴的青春時期，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都是白白地過去了，沒有工作也沒有娛樂，沒有勸告也沒有計算。 我原是應當聽從理性和導師的聲音的；他那溫和的品行獲得了我的信賴。我寧可跟著他而不喜歡同年輕學生們在一起。在我們晚間散步到海丁頓山巔的路上，我們毫無拘束地談論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自從波科克和海德(6)任教以來，東方學術的研究一直是牛津大學引以自豪的，因此有一次我表示了想學阿拉伯文的願望。他的謹慎考慮打破了這個孩子氣的幻想，但他忽略了給一個求知心切的青年引導其熱情的良好機會。 當我在暑假中離開學校的時候，沃爾德格雷夫先生接受了學校發給的牧師薪金，住到薩塞克斯郡的沃辛頓去了，到我回校時就不再在牛津見著他。從那以後，我一直沒有再見到我的第一位導師。但過了三十年（到一七八一年）他仍健在；經常鍛煉身體並且有節制地過生活，使他享受到健康的晚年。 * * * (1)西蒙·奧克萊：十八世紀初期英國東方學家，著有《撒拉遜人史》。 (2)埃貝洛：十七世紀法國東方學家，著有《東方百科詞典》等書。波科克：十七世紀英國東方學家，牛津大學第一個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教授。他用拉丁文譯了《阿布爾法拉吉全史》，並據此著有《阿拉伯史簡編》。 (3)斯卡利熱：十六世紀法國古典學者。佩塔維厄：十七世紀法國神學家、史學家，著有《當代世界史》。 (4)約翰·沃伯頓：十八世紀英國考古學家、古物收藏家。 (5)德倫斯：古羅馬喜劇詩人。 (6)海德：十七世紀英國東方學家，曾在牛津大學講授希伯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