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學 · 緒　言

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確鑿的證據，校正古書中由於抄寫或翻刻等原因而産生的字句、篇章等錯誤。這是整理古籍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項工作，也是查閲古籍的人必須具有的基本功。 校勘學，是研究有關校勘問題——如校勘的對象、校勘方法、校勘史等——的一門學科。它應該屬於文獻學的一門學科，因爲它是以古文獻爲研究對象的。它跟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都有密切的關係，校勘需要綜合運用這些學科的知識、理論來進行工作，所以校勘學是一門綜合的、應用性的學科。 校勘最早稱「校」，或稱「校讎」。劉向在他所著的《別録》中，經常把「校」和「校讎」同時互用。如： （1）漢劉向《晏子書録》：「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1] （2）《孫卿書書録》：「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2] 劉向對「校讎」這個詞有個解釋： （3）《文選·魏都賦》李善註：「《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3]按，「相對」下應脫「爲讎」二字。 《太平御覽》六一八，也引劉向《別録》，略有不同。李善注引作「一人讀書」，《太平御覽》引作「一人讀析」。[4]「析」字在這裏不好講，疑是「札」字之誤。札，指竹簡、木牘。劉向以爲：一個人讀書，從本書的上下文而校正錯誤，這叫校；兩個人對校，一個拿著書，看著、聽著，另一個拿另一種本子讀，發現兩種本子有不同，就校正錯誤，這叫讎。在古書中「校」和「讎」常常是通用或連用。 「校」的本義，據《説文》：「校，木囚也。」即今之木枷。校正、校讎的意義是它的借義。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在《周禮·夏官·校人》下云：「若從手旁作，是比較之字耳。」那末陸德明認爲校正、校讎的「校」應作「挍」。但是《説文》無「挍」字，古書中也均用「校」字。「勘」字《説文》未收，《説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勘亦即刊字。《説文》：「刊，剟也。」是削的意思。古書寫在竹簡上，寫錯則用刀削去後改正。所以《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列了三個義項。校勘二字連用成爲一個雙音詞，産生較後一些，可能六朝時才有。 （4）南朝宋沈約《上言宜校勘譜籍》：「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民郎、左民尚書，專供校勘。」[5] （5）宋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6] 以後常沿用「校勘」一詞，但「校讎」這個詞也還用。 校讎這個概念，從來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從事校讎工作，涉及面很廣，除了校正字句錯誤外，還包括定書名，編目録，辨真僞，輯佚文等。這是確定了廣義校讎的範圍。後來宋代鄭樵《通志·校讎略》，清代章學誠《校讎通義》，近人張舜徽《廣校讎略》等所講的內容，基本上都屬於廣義校讎。至於一般專指校正古籍中字句錯誤的工作，是屬於狹義的一類。此後爲了使概念的內涵明確，凡屬於廣義的稱校讎，也稱文獻學，屬於狹義的稱校勘。這個辦法是可取的。現在一般人也都照這樣用了。本書所講的校勘學，是指狹義的。 古諺説：「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見《抱朴子內篇·遐覽篇》）古書中有誤字、脫文、衍文等，早在先秦就有這種情況。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公羊傳》云：「夏五者何？無聞焉爾。」[7]照《春秋》常例，應該説「夏五月」，下面加上干支記日，然後接上説「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現在只有「夏五」，下面有闕文，所以《公羊傳》説「無聞」，即不知道。可見《春秋》上的闕文，早在《公羊傳》之前。又如《呂氏春秋·察傳》：「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8]「己亥」誤爲「三豕」是很可能的事實。「己」字缺兩短豎，就誤爲「三」字。「亥」與「豕」的古文相同，《説文》也説「古文亥爲豕，與豕同」。 到西漢時期，由於秦時焚書，漢初的書多出自壁中，竹簡斷損，帛書爛缺，脫漏、錯誤，更爲嚴重。劉向的《別録》及《漢書·藝文志》裏，都反映出這種情況。 （6）劉向《晏子書録》：「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9]按「中書」，據《漢書·藝文志》顔師古註：「中，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外。」「中書」指宮中秘府所藏之書。 （7）《列子書録》：「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10] 這裏有的由於形近而誤，如以「先」爲「牛」；有的由於聲近而誤，如以「章」爲「長」、以「盡」爲「進」等。至於脫字更多。如： （8）《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11] 以上例子是説西漢的情況，後來因爲字體變化，輾轉翻刊，所以書中的錯誤，更爲嚴重。下面以兩本常讀書爲例，並舉一些數字來説明嚴重的程度。 （9）阮元《禮記註疏校勘記序》：「此《禮記》七十卷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12] 《禮記》從來是官定的經典，過去讀書人都要讀。上述《禮記》七十卷本是宋刻本，汲古閣本是清初刻本，兩個本子相去僅四百多年，而汲古閣本的錯誤竟如此之多，真是想不到的。其他不屬於經典之類的書，其錯誤更多，無庸説了。 又如《通鑒》也是常讀的書。近人章鈺用宋刻本九種校清胡克家翻刻本，書中的錯誤也是驚人的。 （10）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述略》：「辜較二百九十四卷中，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上，內脫文五千二百餘字，關係史事爲尤大。」[13] 這確乎是「關係尤大」。一句中錯一個字，尚且會産生完全相反的意思。現在一本書的錯誤以千萬計，脫文有幾千字，那真是滿目瘡痍，不能卒讀。小則文句不順，張冠李戴；大則是非顛倒，黑白混淆。 以上説的都是宋以後的刻本上的錯誤。那末宋代及宋以前的刻本，是不是好一些呢？事實並不是這樣，錯誤同樣是嚴重的。這裏舉一個例子。宋時楊文昌曾用九種《論衡》舊本互校。楊在他的《論衡序》裏説，改正了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14]再舉一例：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二云：「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15]一首詩中，有一句五字皆誤，其錯誤嚴重竟至於此。可見宋刻及宋以前舊刻，均不宜迷信。 爲什麽古籍中錯誤這樣多？原因是多方面的。 （11）孫詒讓《札迻》自敘中説：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晏子書之以「敚」爲「對」，淮南王書以「士」爲「武」，劉向書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16] 孫氏從歷史角度，歸納了古書中字句等錯誤的原因，有由於不明古書用詞、文例而誤改的，有由於不識古字、草書、俗字而誤的，有由於傳抄翻刻而誤的，總之原因很多。王念孫也曾概括古書致誤的原因。他説：「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訛脫者半，憑意妄改者半。」[17]傳寫訛脫是無心之誤；憑意妄改是有心之誤。 校勘古書必須正確運用校勘的方法，辨別是非，改正錯誤，決不能粗心大意，更不能憑意妄改；不然則古書中的錯誤將愈改愈多，或者舊的錯誤改掉了一些，而新的錯誤又産生了。那末正如宋人宋弁所説：「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18]最近，吳金華《新版〈三國志〉校記》一文，提到中華書局新版標點本《三國志》，就有「隨掃隨有」的誤文情況。 （12）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自1959年12月發行第一版，至1975年4月已印刷六次。1982年7月出了第二版（簡稱新版本），對於第一版中的校點疏誤有所補正。然而，遺憾的是，新版本不僅沒有掃清第一版中爲數不多的印刷錯誤，反而在這方面出現了更多的毛病。以下就我翻檢所及，列舉三十二條，供讀者和出版者校正。[19] 文中所舉的三十二條，五條是沿第一版之誤而未改的，其餘二十七條都是新增的錯誤。這三十二條，極大部分是形近而誤。如： 土誤作士　己誤作已　日誤作曰 賊誤作敗　子誤作字　即誤作既 拖誤作施　典誤作曲 這些錯誤，只要在校對時注意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們爲了發揚祖國的文化，整理古籍，就應該以高度認真負責的精神，科學的態度，把好校勘第一關。這不能看作一字一句間的小事，而是研究祖國文化，振興中華的千秋大業。 【注釋】 [1]姚振宗：《別録佚文》，《師石山房叢書》本。 [2]姚振宗：《別録佚文》，《師石山房叢書》本。 [3]蕭統編，李善註：《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6頁。 [4]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776頁。 [5]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第3110頁。 [6]《歐陽文忠公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外集》卷二十三，第4頁。 [7]阮元：《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21頁。 [8]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7頁。 [9]姚振宗：《別録佚文》，《師石山房叢書》本。 [10]姚振宗：《別録佚文》，《師石山房叢書》本。 [11]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版，第869頁。 [12]阮元：《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版，第1227頁。 [13]司馬光編，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頁。 [14]劉盼遂：《論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附録第597頁。 [15]洪邁：《容齋隨筆·四筆》，掃葉山房版，第4頁。 [16]孫詒讓：《札迻》，光緒籀廎本，第3頁。 [17]王念孫：《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2頁。 [18]朱弁：《曲洧舊聞》，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卷四第32頁。 [19]吳金華：《新版〈三國志〉校記》，南京師範大學《文教資料簡報》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