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小徑的花園 · 交叉小徑的花園
在利德爾·哈特所著的《歐戰史》第二十二頁上，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記載：十三個團的英軍（配備著一千四百門大炮），原計劃於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向塞勒—蒙陶朋一線發動進攻，後來卻不得不延期到二十九日上午。傾盆的大雨（利德爾·哈特上尉指出）是使這次進攻推遲的原因。當然，這看來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可是下面這一段由俞琛博士口述，經過他覆核並且簽名的聲明，卻給這個事件投上了一線值得懷疑的光芒。俞琛博士擔任過青島市Hochschule的英語教員。他的聲明的開頭兩頁已經遺失。
……我掛上了電話。我立刻記起了這個用德語對我說話的人。他是理查·馬登上尉。馬登竟然在維克托·魯納貝格的公寓裡！這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工作完蛋了，而且——不過這似乎是次要的，或者對我來說是次要的——我們的生命也完蛋了。這意思就是說：魯納貝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編者按：這是毫無根據的惡意的胡說八道。真相是：普魯士間諜漢斯·拉比納，又名維克托·魯納貝格，向前來執行逮捕令的理查·馬登上尉拔出自動手·槍，後者為了自衛，開槍打傷魯納貝格，因而使其傷重致死。）這一天太陽落山之前，我也處在同樣的危險之中。馬登是冷酷無情的，或者最好是說，不得不裝得冷酷無情。他是一個愛爾蘭人，為英國服務，人家說他脾氣不冷不熱，而且為人也許還有點兒不忠誠。為什麼他不抓緊而且充分利用這麼一個奇蹟似的好機會，發現，逮捕，或者殺死兩個日耳曼帝國的間諜呢？我上樓到了我的房間裡，可笑地鎖上了門，仰天躺在狹窄的鐵床上。窗外仍然是那麼些屋頂，還有那六點鐘時的朦朧的太陽。我覺得難以相信：這一天，既沒有預兆，也沒有徵象，竟然會是我難以逃脫的死期。儘管我父親已去世，儘管我是在海奉一個整齊對稱的花園裡長大的孩子，難道我就得去死？後來，我想想，一切事情都會恰恰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而且恰恰是在現在。一個世紀一個世紀接連地過去，只是到了現在，事情才發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著無數的人，然而一切真正發生的事情，卻就發生在我的身上……一想起馬登那張使人無法忍受的馬臉，反而使我撇開了這些胡思亂想。在憤恨和恐懼之中（現在我說恐懼，已經毫不在乎，因為現在我是在嘲笑理查·馬登，現在我的脖子在渴望絞索），我心裡想，這個愛吵愛鬧而且無疑是很幸福的軍人，根本沒有懷疑我掌握著這個秘密：在安克雷的英國大炮新陣地的確切名字。一隻鳥在灰暗的天空上飛過，我在昏亂之中把它變成了一架飛機，這架飛機又變成了許多飛機（在法國的天空中）以直接命中的炸彈，夷平了英國的大炮陣地。要是我的嘴巴，在一顆子彈把它打爛之前，能夠喊出這個地名，喊得德國都聽得見就好了……我這人類的聲音是很渺小的，怎麼能夠使它讓我的首領聽見呢？可非得讓這個可厭的有病的人聽見不可；這人既不認識魯納貝格，也不認識我，只知道我們是在司塔福郡。他在柏林死氣沉沉的辦公室里坐著，翻閱無窮無盡的報紙，徒然等待著我們的情報……我高聲地說：我應該逃走。我在毫無意義的完全的靜默中不聲不響地起了床，仿佛馬登已經在偵察我。有一種什麼念頭——也許僅僅是想證實一下我身邊確實一無所有——促使我檢查我的口袋。我找到的都是我知道會找到的東西：一隻美國懷表，一條鎳表鏈，一枚方形硬幣，一個鑰匙圈，圈上掛著魯納貝格那個公寓的倒霉的鑰匙，一個筆記本，一封我想立刻銷毀的信（結果並沒有銷毀），一個克朗，兩個先令，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條手帕，一支只剩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很滑稽地把手·槍握在手裡掂了掂，鼓鼓自己的勇氣。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手·槍的響聲可能傳到很遠的地方。不過十分鐘，我已經想好了我的計劃。我在電話簿上查到了那個惟一能夠幫助我傳遞情報的人的名字。他住在范頓的郊區，坐火車用不了半個小時。
我是一個膽小的人。現在我可以這樣說了：現在我已經在實現一個誰也不敢說沒有危險的計劃。我知道，要把它實現，是相當可怕的。我不是為了德國才幹的，不是。這個野蠻的國家，跟我毫無關係，是它，迫使我墮落到了當一名間諜。另外，我認識了一個英國人——一個樸實的人，在我看來，他不比歌德差。我跟他談過不到一小時的話，然而在這不到一小時裡，他就是歌德。我就這麼幹了，因為我覺得，我的首領有點怕我這個民族的人，怕我身上匯集著的我們的無數祖先。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何況，我還得逃開那個上尉，他的手隨時會敲我的門，他的聲音隨時會來叫我。我不聲不響地穿好衣服，向鏡子裡的我告別，下了樓，察看一下寧靜的街道，就走了出去。車站離我家不遠，但是我覺得最好還是坐一輛街車。我自己認為，這樣可以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上卻未必如此，在這冷落的街道上，我總覺得有人會看見我，傷害我。我記得，我叫司機在離車站大門不遠的地方就停車。我緩慢地幾乎是痛苦地下了車。我是到阿希格羅夫去，但是我卻買了張到遠一站的票。火車八點半開，只有幾分鐘了。下一班車要九點半開。我急忙進去。月台上幾乎沒有人。我走過一節節車廂；我記得車廂內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地讀著塔西佗《編年史》的青年，還有一個快活的傷兵。火車終於開了。有一個人拚命地向月台盡頭跑來。那是理查·馬登上尉。我驚慌失措，顫慄著縮到座位的一角，遠離那個可怕的車窗。
我這種驚慌失措逐漸轉變為一種幾乎是落魄的快樂。我對自己說：決鬥已經開始，我已經贏得了第一個回合。也許是這四十分鐘，也許是好運氣，使我躲開了對方的進攻。我給自己解釋：這個小小的勝利，預示著最後徹底的勝利。我又給自己解釋：這個勝利並不是那麼渺小，要不是我的火車正點開出，只要遲延一點點，我就已經在監獄裡或者死了。我又給自己解釋（並不是沒有點兒作假）：我的快樂的怯懦，正好證明我是一個有能耐把這場冒險搞出一個好結果來的人。從這種軟弱之中，我取得了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決不會消失。我預見到：人們越來越在投身於最凶暴的事業，很快就會都成為兵士和強盜。我願意給他們這樣的忠告：從事於暴力事業的人，應該想像自己已經完成事業，應該給自己一個像過去那樣無法改變的未來。我一邊這樣想著，一邊以一個死去的人的眼睛回顧著這一個流逝了的白天和延長著的夜晚。說不定，這是最後的一天了。火車輕快地在白楊樹中間行駛。然後，幾乎就在田野的中央停住了。沒有人報車站的名字。「是阿希格羅夫嗎？」我問月台上的幾個孩子。「是阿希格羅夫，」他們回答。我就下了火車。月台上亮著一盞燈，但是那些孩子們的臉仍然是在陰影里。他們有一個問我：「您是到史蒂芬·阿爾貝博士家去嗎？」不等我回答，另一個又說：「他的家離這裡遠著呢，不過您不會找不到。您只要從左邊的路走，在每一個十字路口向左拐彎。」我扔給他們一枚硬幣（最後的一枚了），走下幾步石級，踏上了那條冷落的路。這是一條土路，緩緩地向下傾斜，路的上空，交叉著樹木的枝葉，低低的圓月似乎在陪伴著我。
有一忽兒，我想理查·馬登已經用某種方式看透了我這絕望的意圖。但是，很快我就明白，這是不可能的。教我始終向左轉的忠告，使我想起：這是發現某種迷宮的中心院子的通常方法。我對於迷宮還是有點兒懂得的。我不愧是那位崔朋的曾孫。崔朋原是雲南總督，他辭去官職，寫了一部小說，其中的人物比《紅樓夢》還要多，還建造了一座迷宮，任何人進去了都會迷失。他花了十三年的時間，從事這兩項不同性質的工作。但是有個來歷不明的人暗殺了他，他的小說變得毫無意義，他的迷宮也找不到了。我在英國的樹陰之下，思索著這個失去的迷宮。我想像它沒有遭到破壞，而是完整無損地坐落在一座山的神秘的山巔；我想像它是埋在稻田裡或沉到了水底下；我想像它是無限的，並非用八角亭和曲折的小徑構成的，而就是河流、州縣、國家……我想著一個迷宮中的迷宮，想著一個曲曲折折、千變萬化的不斷地增大的迷宮，它包含著過去和未來，甚至以某種方式囊括了星辰。我沉浸在這些想像的幻景中，忘掉了我所追求的目標。在一段無法確定的時間裡，我覺得我成了這個世界的抽象的觀察者。周圍朦朧而活躍的田野，天空的明月，逐漸濃重的暮色，都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甚至這條不可能使我有任何疲勞感覺的下坡路，也是如此。這暮色是親切的，無窮無盡的。道路向下坡伸展，分成岔路，穿過迷惘的草地。一陣尖銳的幾乎是分著音節的音樂，隨著陣陣的微風，忽而近來，忽而遠去，因為葉簇阻擋和距離遙遠而模糊不清。我想，一個人可能成為別人的敵人，到了另一個時候，又成為另一些人的敵人，然而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即螢火蟲、語言、花園、流水、西風的敵人。就這樣，我到了一座高大的鐵門前面。從鐵柵中，可以看見一條楊樹成陰的道路，一座涼棚之類的房子。忽然，我明白了兩件事情：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幾乎難以相信：這音樂來自涼棚，而且是中國音樂。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它，沒有加以注意。我不記得那裡是否有門鈴、小鍾，或者只是拍拍手招呼開門。那火花飛濺的音樂還在繼續。
然而從裡面房子的深處，有一盞燈籠逐漸移近。這盞燈籠在樹幹之間忽兒放光，忽兒消失。這是盞紙做的燈籠，形狀像鼓，色彩像圓月。一個高身材的人提著它。我看不見他的臉，因為燈光使我的眼睛發花。他開了大門，用我家鄉的語言慢慢地說：
「原來是郗本仁兄光臨，來解我的孤寂了。毫無疑問，您是想觀賞一下花園吧？」
我記起來，郗本是我們一位領事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地重複著說：
「花園？」
「交叉小徑的花園。」
什麼東西觸動了我的記憶，我不知怎的，滿有把握地說：
「那是我祖先崔朋的花園。」
「您的祖先？您的著名的祖先？請進來。」
潮濕的小徑曲曲彎彎，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我們來到一間書房，裡面滿是東方和西方的書籍。我認出了一些用黃絹面裝訂的大本子，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命令編纂的手抄百科全書，從來沒有印刷過。留聲機的唱片在一隻銅鑄的鳳凰旁邊旋轉。我也記得有一隻玫瑰色的大花瓶，還有一隻幾個世紀以前的古瓶，它的那種藍顏色，是我們的手藝師傅從波斯的陶工那裡學來的……
史蒂芬·阿爾貝微笑地觀察著我。他（我已經說過）個子很高，臉上有深刻的皺紋，灰色的眼睛，灰色的鬍子。他身上既有教士的那種模樣，也有水手的那種氣概。後來，他對我說，他「在渴望成為一個中國通之前」，曾經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坐了下來；我坐在一張低矮的榻上，他背向著窗戶和一隻高高的圓形座鐘。我計算了一下，我的追逐者理查·馬登，要一個小時以後才到得了。我以無可改變的決心等待著。
「崔朋的命運真是令人驚訝，」史蒂芬·阿爾貝說，「他是他家鄉那個省的總督，既諳天文，又知星相，並且精通經史，擅長弈棋、詩詞、書畫。但是他卻拋棄了這一切，從事於寫小說，造迷宮。他拒絕了仕途、吏治、房闈、宴飲，甚至學問的樂趣，把自己幽閉在明寂閣之中，達十三年之久。他死的時候，他的繼承者只發現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手稿。他的家屬，大概您不會不知道，準備把它付之一炬，但是他的遺囑執行人——一個道士或和尚——堅持予以出版。」
「我們崔朋家的血緣親屬，」我回答，「至今還在咒罵這個和尚，出版這些手稿其實毫無意義。這本書不過是一大堆矛盾百出、體例混亂的材料。我有一次把它翻了一遍：主人公在第三章死了，到第四章又活了過來。至於崔朋的第二項事業：他的那個迷宮……」
「那個迷宮就在這裡，」他把一座高高的漆得光溜溜的寫字檯指給我看。
「一座象牙的迷宮！」我喊起來，「一座小型的迷宮……」
「一座象徵的迷宮，」他糾正我說，「一座看不見的時間的迷宮。我，一個蠻夷之邦的英國人，得到了揭示這個透徹的秘密的能力。經過了一百多年之後，那些細節已經無法復原，然而還不難揣測當時是怎麼回事。有一個時候，崔朋說：我要隱居，去寫一本小說。另一個時候，他說：我要隱居，去造一座迷宮。所有的人都以為這是兩項工作，誰也沒有想到寫小說和造迷宮是一回事。明寂閣矗立在一個大概是很曲折的花園中央，這個事實可能給人們暗示，確實有一座迷宮。崔朋死後，在你們家寬廣的土地上，沒有人能找到什麼迷宮。這部小說的複雜混亂，卻給了我暗示：它本身就是迷宮。有兩種情況，使我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第一種是：根據傳說，崔朋意圖建造的是一座嚴密的無限的迷宮。另一種是：我發現了他的一封殘簡。」
阿爾貝站了起來，有一會兒，他背向著我；他打開了這座金碧輝煌的黑漆寫字檯的一隻抽屜，拿著一張紙，轉過身來。這是一張原來猩紅色的紙，現在已經變成玫瑰色，質地脆而薄，印著方格。崔朋的書法真是名不虛傳。我熱切地然而費勁地念著下面的字，這是我的一位血緣祖先用毛筆寫下來的：「我將我的交叉小徑的花園，遺給各種不同的（並非全部的）未來。」
我默默地把紙還給他。阿爾貝接著說：
「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曾經自己問自己，一本小說怎麼才能是無限的。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想像，只能想像一本循環的書，兜圈子的書，它的最後一頁與第一頁完全一樣，具有無限地繼續讀下去的可能。我記起來，在《一千零一夜》的正中間，有一夜，寫的是莎赫拉薩德王后（由於抄寫者魔術般的錯亂）冒著重新回到她正在講的這一夜的危險，原原本本地從頭開始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這就直到無限了。我也想像一部柏拉圖式的世襲作品，從上一輩傳給下一輩，每一個後輩總是給它增加一章，或者以孝順的謹慎修改前一輩的作品。這種猜想使我很高興，但是哪一種猜想，即使以最渺茫的方式，看來都不符合崔朋的這些矛盾百出的篇章。我正處在這樣的困惱之中，從牛津給我寄來了您剛才看過的那張紙。很自然地，我在這句話上停住了：『我將我的交叉小徑的花園，遺給各種不同的（並非全部的）未來。』我幾乎當時就明白，『交叉小徑的花園』就是這部混亂的小說。『各種不同的（並非全部的）未來』這句話，使我想到：這是時間上，而不是空間上的交叉的形象。我把這部作品重新看了一遍，證實了這個理論。在其他所有的小說里，人們每當面臨各種選擇的可能性的時候，總是選擇一種，排除其他。但是這一位幾乎無法解釋的崔朋，他卻——同時地——選擇了一切。他就這樣創造了各種的未來，各種的時間，它們各自分開，又互相交叉。小說的矛盾就是這樣產生的。譬如我們說：范生有一個秘密，有一個陌生人來敲他的門，范生決定把他殺死。當然，有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范生可能殺死闖來的人，闖來的人也可能殺死范生；兩個人都可能活命，兩個人都可能死去，如此等等。在崔朋的作品裡，所有的各種解決辦法都發生了，每一個辦法都是與其他辦法交叉的出發點。有時候，這座迷宮的小徑集中到了一起，例如：您到這所房子裡來了，然而在從前的某個時候，您可能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時候，又可能是我的朋友。如果您不在意我的無可救藥的發音，我們可以念幾段聽聽。」
他的臉容，在燈光的明亮圓圈裡，無疑像個老人，然而有著某種堅決的甚至不朽的神色。他緩慢地正確地把這史詩作品中同一章的兩種不同寫法，都念了一遍。在第一種寫法裡，一支軍隊，行軍經過荒涼的山地，出發去打仗。嶙峋的怪石，陰沉的山谷，使他們覺得生命毫無意義，於是他們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勝利。在第二種寫法裡，同一支軍隊行軍經過一座宮殿，裡面正在舉行宴會。這場光輝的戰鬥，在他們看來，仿佛就是盛會的繼續，於是他們取得了勝利。我以恰如其分的尊敬，聽著這段古老的故事，也許並不是由於讚賞小說本身，而是由於它是我的一位祖先的創作，由這遙遠帝國的一個臣民，在西方的一個島上，在一場出生入死的冒險之中，把它重新歸還給我了。我記得末尾的幾句話，在兩種寫法里都一樣，仿佛是一條神秘的戒律：「英雄們以寧靜的心、兇猛的劍，奮勇戰鬥，委身於殺伐和死亡。」
從這個時刻起，我覺得在我的周圍和我的身體內，有一種看不見、觸不著的東西在發芽生長。這並非是兩支分開的，平行的，最後合併的軍隊，而是他們以某種方式預示的一種最難以捉摸的，並且最內在的騷動。史蒂芬·阿爾貝繼續說：
「我不相信您的有名望的祖先會無所事事地玩弄這種千變萬化的把戲。我並不認為他真會花費十三年的光陰，去從事一項無窮無盡的修辭試驗。在您的祖國，小說是一種低微的職業，在那個時代是受輕視的。崔朋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然而也是一位博學之士，無疑地，他不會認為自己僅僅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他同時代人的言論——已足以證實他的一生——說明他對道學和神學的愛好。哲理的論辯篡占了他小說的大部分篇幅。我知道，所有的問題，沒有一個會使他不安，沒有一個會使他費力，除了『時間』這個深淵一樣的問題。好吧，這就是在《花園》的篇章中沒有描寫的惟一的問題。他甚至不願意用含有『時間』意義的字眼。您對這種有意的迴避怎麼解釋？」
我提出了好幾種說法，但是都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討論了一會兒。最後，史蒂芬·阿爾貝對我說：
「有一個謎語，它的謎底是棋；在這個謎語中，禁止使用哪個字？」
我想了想，回答說：
「就是棋這個字。」
「對了，」阿爾貝說，「《交叉小徑的花園》本身就是一局巨大的棋，或者說是寓言，它的主題是時間。這種縝密的遊戲，禁止提到它本身的名字。始終不把這句話說出來，只用不恰切的譬喻，明顯的拐彎抹角來提到它，這些也許是一種指明它的最著重的方式。這是走了邪路的崔朋在他孜孜不倦地寫成的小說里，逢到每一個曲折之處所愛用的迂迴方式。我翻閱了幾百頁的手稿，改正了抄寫人粗心大意的錯誤，猜出了一團混亂中的構思，我恢復了，或者我認為我恢復了它原來的面貌，我全部翻譯好了這部作品。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沒有一次使用過『時間』這個字。這解釋很明顯：《交叉小徑的花園》是崔朋所設想的一幅宇宙的圖畫，它沒有完成，然而並非虛假。您的祖先跟牛頓和叔本華不同，他不相信時間的一致，時間的絕對。他相信時間的無限連續，相信正在擴展著、正在變化著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時間的網。這張時間的網，它的網線互相接近，交叉，隔斷，或者幾個世紀各不相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們並不存在於這種時間的大多數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這一個時間裡，我得到了一個好機緣，所以您來到了我的這所房子；在另一個時間裡，您走過花園，會發現我死了；在再一個時間裡，我說了同樣這些話，然而我卻是個錯誤，是個幽魂。」
「對於這一切，」我帶點兒顫抖地說，「我向您表示感謝和敬意；您重建了崔朋的花園。」
「並不是一切，」他微笑著喃喃地說，「時間是永遠交叉著的，直到無可數計的將來。在其中的一個交叉里，我是您的敵人。」
我重新又感覺到我剛才說過的那種發芽生長。我覺得房子周圍潮濕的花園裡充滿著看不見的人物，直到無限。這些人物就是阿爾貝和我，正在時間的其他範圍內暗暗地勞碌著，變換著形體。我抬起眼睛，這微不足道的夢就消失了。黃黑色的花園裡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然而這個人卻像塑像那樣堅實，然而這個人正在小徑上走來，他就是理查·馬登上尉。
「將來已經存在，」我回答，「不過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阿爾貝站了起來。他高高的個子，伸手打開高高的寫字檯的抽屜；有一忽兒，他背向著我。我已經準備好左輪手·槍。我十分仔細地開了槍。阿爾貝立刻倒了下來，一聲都沒有吭。我敢發誓，他是當場斃命的：像一下雷擊。
其餘的都是不真實的，不足道的了。馬登沖了進來，把我逮捕。我被判絞刑。可厭的是，我竟然勝利了；我已經把他們預定襲擊的城市名稱這個秘密，通知了柏林。昨天，他們果然對它進行了轟炸。在同一天的報紙上，我看到：博學的中國通史蒂芬·阿爾貝被一個來歷不明的叫俞琛的人所暗殺，這件事，對全體英國人來說，是一個謎。然而，我的首領已經破了這個謎。他知道，我的問題是如何（在戰爭的喧鬧聲中）指明那個城市的名稱就是阿爾貝。他知道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殺掉一個叫阿爾貝的人。可是他不知道（誰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無限的悔恨和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