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晚清史 ·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中日兩國近代改革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蒸汽輪船航行的問世，兩國都發現閉關自守的狀態已經維持不下去，西方炮艦在其中某一國港口出現，對另一國也產生影響。文化的聯繫和共同的文字意味著其中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給另一個國家，並且對挑戰和應戰的審察會引起反省和仿效。中國與西方關係的危機比日本與西方關係的危機足足早15年；日本在1860年才完全與國際秩序發生關係，而同年，清朝的圓明園卻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此後，日本領導人決心保持民族團結以對抗外國人的意志，因19世紀60年代使中國瀕於毀滅的四分五裂狀態而更加堅決。不久，日本向現代化進軍，這給中國帶來鼓勵，也帶來了警告。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日本一躍而在國際間與列強平起平坐，這件事使它的各項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青年一代學習的中心。 這些年來，兩國之間一國在另一國眼中的形象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給分析研究提供了一個課題，而這個課題到現在才正在產生成果。對日本人來說，中國人從有頭腦的、內省的和充斥於德川時代藝術家繪畫中的聖賢，一變而為1895年印刷商們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軍隊面前倉皇逃跑的烏合之眾。這樣他們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學生，在20世紀初的東京街頭上，往往因其髮辮和衣著而受到頑童們的嘲罵。在中國人眼中，人們記憶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寧的東洋矮子作為近代化的鄰邦又捲土重來，並且答應把中國人帶入光明的未來新世界，但事實上卻證明在這個未來世界中有一個新的亞洲帝國主義。在19世紀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誡國民說，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領導人警告其國民不要無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對中國虛弱的嘲笑。中國領導人在一開始交口稱譽日本的成就，然後變成了恐懼，並且警告國民應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險。可是後來，當現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顯時，日本的現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學習的目標，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國革命的地方。由於中日兩國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對對方具有那麼重要的影響，所以對有關的兩方面進行觀察是有好處的。 中國的開放對日本的警告 中國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儘管不是有意識的，但仍適合作為本文討論的開端。貢獻是幾方面的。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歷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爭意識。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文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學者們都同意19世紀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產生的恐懼感有著重要意義，並且從中國傳來的消息顯然對那種意識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船隻莫里森號出現於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種種明顯失實的傳聞，說什麼這位在廣州地區有著普遍影響的英國人，現在正準備對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領主德川齊昭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在中國戰敗的消息傳來從而證明他的預言錯了以後，影響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寫信給他的一個僚屬說：「這是一件外國的事，但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有益的警告。」[1]不久，荷蘭和中國的商人把中國的出版物帶到了長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廣為流傳，那裡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得到這些作品。他的《海國圖志》有許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關於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宜於向西方學習的論點，以及他關於學習步驟可以與對道德和政治的正統學說的關心結合起來的主張，是投合許多日本讀者的心意的。佐久間象山在向其君主條陳有關海防的問題以後讀了魏源的著作，對他與魏源兩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驚奇。他寫道：「正當英夷侵犯清國之時，我奏陳了一項計劃。後來我看到中國作家魏源寫的《聖武記》……魏源與我出生兩地，素昧平生。但我們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嘆世局，而且我們既未謀面而見解一致，這豈非無獨有偶？我們真可以稱為異地的同志了。」[2] 當來自中國的新聞在量和質的方面在19世紀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長提高時，這些新聞就成了使蔓延於該國的危機感加劇的重要因素。從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陰有可能把鴉片戰爭後解散鄉勇之事與廣東省的混亂局勢聯繫起來。這種新聞對權貴們的影響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義則因關於中國叛亂的報道的混亂而沒有立刻顯示出來。報道來自不同的來源，有的從朝鮮通過對馬大領主轉述而來，有的通過商船從中國傳來，有的通過荷蘭人的消息從長崎傳來，有的來自一個在中國沿海活動了幾年的日本人，有的則來自與倍理一起乘船來日本的一名廣東人帶來的出版物。日本人關於太平軍叛亂的報道最初談的是恢復明室和英國支持復明戰士的情節。逐漸地，比較準確的中國官方報道使讀者們了解到基督教、叛亂與所造成的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的關係。在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報道，但一些虛構的傳說（如說復明戰士與清軍進行大戰）繪聲繪色，因而混亂不堪。許多這樣的報告取材於有關國姓爺（鄭成功）的老傳說，以美化報道中的英雄，但是愈來愈多的報道，卻把中國的災難與外國的干涉和征服聯繫了起來。[3] 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後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19世紀60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開始搜集有關中國人災難性經歷的第一手觀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輪船為千歲號，它於1862年出發；由於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長州、佐賀、尾張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負有他們政治當局委託的使命，所以他們的旅行記載經過其他經上海前往歐洲的人員的記載補充後，就提供了關於中國沿海事態直接影響日本的重要的文獻資料。[4]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5]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中國的沿海，特別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中國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設在日本的分行（特別在長崎）為薩摩族、長州族和土佐族購買輪船和輕型武器。許多重要的中興領袖——其中有高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後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著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係。幾十年後，在1885年福澤諭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餘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於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19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歷。[6] 中國較早與西方接觸而使日本獲得的一個最後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處也使人很感興趣，因為它提供了把以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進行對比的事物。西方書籍的早期中文譯本含有重要的漢字詞組，它們逐漸進入了日本人的「現代」思想中。到19世紀末，這些漢字詞組已在日本廣泛流傳；後來日本詞傳入中國時，許多中國人認為要為這些詞彙（像為另外一些術語那樣）感謝日本。這種傳入在出版國際法的譯文方面尤其重要，因為需要譯好像「right」（權利）和「sovereignty」（主權）這樣一些相近的字眼。但這些術語與以後大量湧進中國語言中的日本詞相比，數量仍是比較少的。在早期自強運動的任何時期，都沒有一個日本留學生為學習現代化而留學中國。 中國人心目中的明治時期的日本 在19世紀後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制度變革和對技術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讚揚甚至欽佩之情。李鴻章認為德川後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很好。這些改革雖然是在一個全民發動的運動之外進行的，但它們似乎把傳統和技術結合了起來，並且很自然地有助於形成反西方共同戰線的思想。他們的這些態度在明治中興初期的幾年還繼續存在。根據一位權威的研究，李鴻章在1870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以後，「給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取得的相對的成就……以及據說日本已籌集巨款興建兵工廠和輪船之事。李鴻章感到中國應與日本友好，也許甚至應派官員駐在該國，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國家一邊」[7]。後來日本人利用台灣土著對琉球漁民施加暴行之事，作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對琉球群島的領土要求和對台灣採取行動的藉口，李鴻章及其同僚開始看出日本可能是危險的策源地。明治的變革現在開始表現得過於想徹底地趕超西方了。 1875年的糾紛解決後森有禮來北京，李鴻章與他進行了一次引人入勝的談話，李對日本想與東亞文化傳統決裂的意願表示意外和震驚。在日本外務省官方的英文談話記錄中，李鴻章談話的內容如下：「我對貴國近年來作出的幾乎一切成績都深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還不很理解，這就是你們把古老的民族服裝改成歐洲式樣……服裝是激起對祖先的神聖回憶的事物之一，後代理應以崇敬的心情永遠保持下去。」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森要他相信：「如果我們的祖先還活著的話，他們無疑會做我們全部做過的事……大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因為他們當時發現中國服比原來的穿著要好。」李鴻章反駁說：「你如果出於理智，就應該穿中國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貴國產的材料製作。」但森指出：「你們四百年前的祖先誰也不願意改成本朝開始後改變的服飾（即留辮子）。但畢竟發生了變化，不過你們的這種變化是強加給你們的，儘管你們不喜歡它。」[8]但是，李鴻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過分西洋化，並且危言聳聽地談到了借外債的危險性，一方面卻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摺中把這兩點連同其他措施引為觀測日本所以「其勢日張，其志不小」的基礎。到1885年他寫道：「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在這10年的末期，當李鴻章的預言已成為事實，並且親往下關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時，他仍極力設法想使中日兩國「成為兄弟而不結成仇敵……對我們一方有害之事，對另一方一定也如此……黃種人準備對付白種人，此其時矣」[9]。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對日戰爭，在中國對待明治維新的態度方面起了關鍵作用。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國家那樣，這場戰爭也被看成是對兩國採取現代化措施結果的考驗；而且日本武力的勝利，以及日本的舉國一致與中國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對比，使人們幾乎毫無疑問地認清哪一方的組織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敗所引起的震驚，比迄今視以為常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震驚要更為強烈。因此，中國嘗到失敗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滿洲王朝和李鴻章也要分擔責任。日本的戰勝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蓋過；歐洲列強在1895年進行干涉，並表面上充當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護人以反對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後立刻順手牽羊地掠奪了它們原來加以保護的東西。這種行徑在中國引起的憤怒直接導致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見第五章）。 明治時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維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是傳統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引進代議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發揚的為國效勞而不是滿足個人或某個地區利益的精神，看來可以成為任何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的榜樣。維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國的讀者和領袖人物介紹明治維新各項成就的事實和適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樣說是有意義的，也是恰當的。例如黃遵憲（1848—1905年）在1877年作為公使館參贊隨同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來到了東京。黃遵憲與日本文人進行了許多接觸，並且寫了一部日本史。這部在他任舊金山總領事後一段時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脫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才流傳，到1897年才出版，書名《日本國志》。就是這個黃遵憲，他邀請梁啓超到上海主編強學會辦的一份雜誌，並且在湖南支持譚嗣同和梁啓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緒帝的注意，當時黃遵憲正在湖南任職。[10] 維新派中間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在他的論點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他看來，明治時期的憲法是使日本強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紹了日本的範例，並且在以後堅持他的論點。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術」，「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從1898年夏季起，康有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地介紹明治；對中國來說，現在主要是放鬆它的統治和擴大參政的範圍。他指出，日本與中國近，其政治形式與社會制度也近似中國。以後，康有為在供清帝參考的研究俄國和日本的長篇論著中重複並且發揮了這些論點。不過，他的主張依然是泛談多於實指。他贊成尋求新的模式，特別贊成日本的立憲改組。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儒家原則，需要中國政制的民主化。[11]但是，雖然康有為向往日本所嚮往的一切，卻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為明治的民族主義或社會組織就是他追求的目標。在1911年以前，他傾向於給德國的榜樣以更高的評價，因為這種榜樣似乎把自由與他認為中國所需要的紀律結合在一起了。 可以設想，明治時期的領袖們能找到很多理由來贊助1898年的維新運動。他們自己在這個時候對西方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非常敏感，並且急於想幫助中國進行抵抗。外務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義」，給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理論，過去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現在要償還那筆債，辦法是去牽制西方，使中國取得必要時間能在新的領導下進行改組。在百日維新期間，伊藤博文訪問了北京，並受到清帝的接見。在皇太后對維新派發動政變後，維新運動的領袖們得到日本人的保護。康有為取得英國的保護到達香港後轉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難。梁啓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領事館，然後乘坐一艘日本炮艦前往日本。 華人社會在日本日益發展，維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為領袖群倫的人物。他們往往與有地位的上層日本人進行接觸。大隈重信親自接見過康有為，此後還與他有通信關係。近衛篤麿親王也是如此。犬養毅和其他議會政治運動的領袖們都以擁有與這些中國貴賓的友誼而自傲。隨著不斷高漲的學生運動在日本的華人界中開始蓬勃發展，維新派由於他們的學識和道德威望而沽了光。作為華人界人士的宣傳員和發言人的梁啓超更是處於黃金時期。在創辦一所以徐勤為首的供中國青年學習的學校時，他是主要人物；同時他常常用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論點來提倡他的君主立憲制主張，這樣便與主張共和的戰士在報刊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與此同時，日本的榜樣在義和團之亂以後幾年清王朝進行的政府改革中顯得重要了。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後，慈禧太后接受了張之洞和劉坤一一系列奏議中提出的關於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見第七章）。軍事改革包括專門為訓練一代職業陸軍軍官而興辦的學校。日本教官的人數逐漸超過了歐洲教官。派往日本軍事學校的中國士官生人數也愈來愈多。日本的武裝力量也給中國新式軍隊的行政結構提供了樣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據德國的，特別是日本的實踐制定新的法典，許多後來成名的日本法律學家首先就是作為中國人僱傭的咨議和顧問而開始他們的事業的。 日本的榜樣對立憲制的計劃尤為重要，特別在日本打敗俄國以後更是如此。在1906—1911年期間，派往日本和歐洲學習的代表團，從伊藤博文那裡聽到的謹慎的意見，與伊藤本人早期從他德國老師那裡聽到的一樣。這些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清朝的憲法應由朝廷頒賜。1908年，慈禧太后頒布了準備憲政的九年計劃，此舉與其他同時提出的有實質性內容的建議一樣，是直接根據1881—1890年的日本經驗作出的（見第七章）。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其他的改革都沒有教育變革產生的那種長遠意義。中國從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轉變，從傳統的標準和注重傳統向西方的標準和注重西方轉變，在這些方面，日本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某些人對西學的詆毀，曾經使甚至容閎的一小批學生在1872年留學美國之事也有了爭議，並且在1881年迫使學生歸國和撤銷留學生團。但在日本戰勝中國以後的十年中，這種態度讓位於重視出洋留學，其重視程度使留學不但對一個人在官場的晉升有好處，而且最後成了晉升的關鍵性的條件。日本似乎為這種訓練提供了最誘人、最經濟和最不出亂子的來源。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活動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它產生了民國時期中國的第一代領袖。[12]在規模、深度和影響方面，中國學生留日遠遠超過了中國學生留學其他國家。因此，經過最近的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從1898年到1914年這段時期，人們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的重大影響」[13]。 學生的出國始於甲午戰爭以後。1896年，第一批13名學生來到日本。在東京神田區專門為他們辦了一所學校。他們不懂日文，因而他們初期的課程主要是語言課。不到幾個星期就有四名學生離學。單調乏味、難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現實的或想像的陋習，使他們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學生完成了學業，並且成了第一批日本問題的專家。他們開始用中文寫作有用的日語教科書和留學日本的指南。 歐洲帝國主義在中國下一輪的侵略始於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的行動，這一輪侵略又引起了學習現代制度的緊迫感，同時也使日本成了一條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經談到，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主要的維新派及其信徒們逃往日本避難。雖然清廷試圖利用導致1900年義和團災難的蒙昧主義的潮流，但像張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以及像康有為、梁啓超等在維新運動中受挫的知識分子仍然繼續重視去日本留學。 張之洞早已在他的《勸學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經從西方翻譯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內容，由於他們的語言與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國學生所掌握，所以應該利用日文書籍。他強烈地支持出國留學。「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經驗教訓。「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學生毋忘其國；[14]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談到從中取得的經驗教訓時，他說：「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學生也。」[15] 於是一批批學生陸續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學生超過一百名。張之洞派出的使者還調查那裡的學習設施。在他的指示下編寫的一本留學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從此一直是標準的指南讀物。張之洞這時還派出少數軍事專家前去學習。熱情提倡的人並不限於官員。梁啓超總結了日文的幾個優點：它發音少，所有發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複雜，大部分詞彙與中文有關；60%—70%的語言都用漢字書寫。 日本的領導人也開始看到中國派學生到他們國內留學的重要意義。像上田萬年等學者和大鳥圭介等外交家都開始就教育其鄰國子弟而出現的機會和責任問題向其同胞們寫文章和發表演說。大隈重信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制定出由日本向其大陸鄰國償還歷史債務的「主義」的。上田等教育家號召：採取行動，專門為中國學生準備教育計劃；設立專門的語言學校，以便使他們在到達後兩三年內可以為攻讀大學水平的課程做好準備。他還意識到民眾的愛憎心理以及可能對中國人進行侮辱，堅持撥專款興建足夠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對學生進行無禮、利用或「誘使腐化墮落」的行動。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應作出安排，以便使學生們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個方面。[16] 在此期間，義和團的災難以及愚昧的排外主義的失敗，使張之洞和劉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並且使他們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緊迫感。對出國留學的重視迅速加強，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機會的出版物也激增。這時，去日留學和出仕二者開始掛上了鉤。與此有關並且最終發展而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的改革和最後取消。出國留學代替了經典著作的基礎訓練，成為進政府工作的基本條件。 對東京學生的人數也有直接的影響。到1905年底，中國的留日學生的估計數已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估計人數為6000—20000人，估計數的懸殊如此之大，說明在護照、簽證、學校或課程註冊等統計數字不可靠的情況下，是難以計算人數的。研究這一留學動態的第一流學者實藤利用當時保守的估計數，算出的總數如下：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留日的中國畢業生 在留學風達到最高峰時，學生中也有舉家赴日的，如父親陪著兒子，年輕的中國姑娘和纏足的婦女也前來學習。其中只有少數人來日準備正式學習，或者能夠正式入學，所以在日本學校的畢業生雖然人數仍較可觀，卻大大低於駐留在日本的人數。[17] 很少教育機構有能力應付這種洶湧而來的人潮。日本當然也不例外。為了應付中國學生的湧進，採取了種種措施來提供指導。設立了許多的專門學校。成城學校一開始是訓練日本士官生的軍事預科學校，也接納中國學生並培養了許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學校有日華學堂（建於1898年）、高等大同（建於1899年）、東亞商業（建於1901年）和弘文學院（建於1902年），而同文書院東京分院（也建於1902年）的作用尤為重要。例如，弘文學院前後共收7 192名中國學生，其中3810人畢業，學生中有黃興、魯迅和陳獨秀。許多私立學校，特別是早稻田，新開闢了外國學生區，以供應新收學生的伙食。為了培養未來的現代母親，還開辦了女子學校。開學典禮常滔滔不絕地提起孟母和華盛頓之母，因而生色不少；這樣的典禮又使張之洞相信在「東洋」留學的好處。[18] 儘管作了這些努力，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毫無疑問是很不好的。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學，像日本學校接納他們一樣準備不足。許多學生上填鴨式的課程，他們看重節約時間和強調集中精力於關鍵性學時上。多數學生根本不上正規學校。他們在日本的時間因此變得更短了；他們的急躁和不滿情緒直接傳到了中國的親友那裡。但是像這樣規模的造就民國時期中國第一代領袖人物的運動，必須被認為對整個這一代上層人物的經歷有著關鍵性的重要意義。東京和中國之間的通訊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響遠遠不限於在日本學校學習的人。因此，學生們的經歷和所受的影響這兩者的質量問題最能吸引人們的興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關於中國人在日本的經歷，可從留學生的回憶錄和自傳中看到典型的情況。這種經歷還作為文獻資料被收在中國和日本當局編的調查和報告中，並且反映在許多學生出版物中。[19]旅日往往從一些已去日本或正準備去日本的人的鼓勵開始。學生們往往回國鼓勵其他人學他們的樣。他們一旦到達東京，神田區就成了他們的家。學生們寄宿在神田區，在那裡的商店購物，在那裡的飯館就餐。出現了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印刷所、食品店和當鋪。像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為專門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譯文以及刊物和教科書的企業而開設的。理髮師不厭其煩地使他們的辮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化樣式，結果湊合成一種向後梳得直而高的髮型，稱為富士髮式。[20]隨著中國的地方組織把更多的學生輸送到日本，各省同鄉會紛紛在東京成立，以便在留學生到達時接納他們並加以指導。雖然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但未來的革命中心廣東、湖南、江蘇和浙江諸省最具代表性。 這種經歷常常充滿著矛盾和諷刺。這可以從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的記述中看出，他從1903年起開始在日留學。他在日本小客棧的第一夜充滿著令他驚奇的事。「不過日本更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就是旅館都是板屋席地，進門要先脫鞋的。出洋留學，本為維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復古。」[21]留學生可能會收到告誡他們在日本社會應怎樣待人接物的指導性傳單。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聲呼叫，不無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廳的拖鞋要分開使用，要尊重婦女，在擁擠的街車中向老幼婦女讓座，注意珍貴物品，保持衣著整潔，不問他人年齡，不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飯。[22] 這種名義上一切為了留學的實際留學經驗，常常是勞而無功的。日本的教師和作家樂於使留學生們相信，他們的國家面臨著日本在明治初期的處境。他們的事例中充滿了過去出國在外留學的日本人的經歷。各專業的代表人物都準備提供保證，使他們相信，這個專業的成果對中興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民族主義及其反應 看來，大部分留學生已經學到的主要教訓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他們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們在同鄉觀念中增添了一種日益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在神田，由於中華民族和中國特點這兩種覺悟的鼓舞，一個全國性組織開始形成。神田的中國學生會起了使學生團結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不久，美國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設在神田）能夠利用它不受日本人約束的地位，使其規模超過了日本人辦的早期的學生會館。但它們都被用作集會場所，都促使同鄉觀念與民族主義相融合。同鄉意識從未喪失過，大部分留學生首先與本省人集會結社。對革命組織的詳細研究表明，它們招收成員和做報告都是通過設在東京的各省同鄉會進行的。但留學生的聚集地與革命一樣，也把同鄉淵源與民族覺悟融合在一起了。[23] 日本在許多方面為加強留學生的民族意識做了工作。恩施態度和民族歧視當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長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表現的自負心面前煙消雲散，關於這場戰爭，日本政府和人民都認為是文明與中世紀精神之間的一場鬥爭。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經過了幾十年的長期耐心等待之後終於戰勝了中國，這件事產生了影響日本社會和思想意識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義。民間的印刷品、傳說和詩歌以及狂熱的歌曲，都被用來灌輸和加強突然爆發的廉價和譁眾取寵的愛國主義。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必然首當其衝。他們的國家已被視為一個弱國，一個無準備的和非現代化的國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對華戰爭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了。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而且這些不只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髮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著血腥的敵意。」[24]留學生就這樣深受嘲弄和蔑視。街上的頑童集中嘲弄他們的髮辮，並且跟在他們的後面高聲叫喊「清國佬」。 這種環境經常提醒中國人，叫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弱點和失敗。一部敘述中國留學生的小說描寫說，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車轉身問乘車的中國留學生是否知道日本剛打敗了俄國，還問這個勝利是否使他們產生嫉妒之意。[25] 可以預料，其後果是激怒了留學生，促使他們剪辮子，易西服，自充現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幾次與同校的日本人用漢字筆談的情況。他們說：「辮子不好看，剪了好，我們稱豚尾。」在羞辱的驅使下，他直奔理髮館，打著手勢要剪辮子。[26] 這種蔑視的態度終於與中國一詞聯繫了起來。「支那」一詞可以追溯到唐代，當時此詞通過從印度傳入的佛經而在中國語彙中使用。雖然此詞日本人已在德川時代後期和明治時期用得很多，但仍與「清」交替使用，中日甲午戰爭仍被稱為日清戰爭。此後，日本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詞；在學生運動初期，因為它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迴避提清王朝之名，所以學生曾被此詞所吸引。但隨著「支那」逐漸與在街頭呵斥追逐中國人的孩子們聯繫起來時，它就使人聯想到中國的虛弱。在民國時期發生的一些災難和二十一條要求以後，中國人的憤怒變得愈加厲害了。但在明治時期，這個過程還剛開始。[27] 日本通過示範，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作出了更積極的貢獻。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產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漲的十年，它明顯地表現在與英國的結盟和對俄戰爭的勝利上。日本的民族主義對一些甚至非常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也有深刻的影響。一個年輕的河南人在日記里對他的學業或環境不怎麼關心，但對日本人的愛國主義卻感到驚奇。乃木將軍在旅順口喪子的故事贏得了他的欽佩；他寫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愛國，以致她們之中很少有與中國留學生結婚的。[28]梁啓超描寫了上野青年參軍時其親戚朋友熱烈歡送他們的場面，他說他看到一面旗上寫著「祈戰死」三字。他寫道，見此情景，不禁為之矍然肅然，不能忘懷。日本人有「大和魂」，對中國來說，最緊迫者莫過於發展「中國魂」。梁啓超隨即強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確立自愛心和愛國心，這樣國民就會愛其祖國。要分享強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愛和愛國心。日本法學家穗積八束的《國民教育：愛國心》剛問世，就立刻被北京大學堂官書局作為教科書翻譯出版。許多論述愛國主義方面的日本著作和傳記很快都有了中譯本。[29] 由於學生運動充當了培養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所以留學生的人數自然而然地隨著政治情緒的高昂或挫折，時而增加，時而減少。從數字看，留學生在1906年以後銳減，雖然人數依然很可觀。人數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許多人在東京所受教育的質量越來越不滿。有些觀察家認為，這種不滿情緒似乎是與那些受教育者質量下降的狀況相符合的；事實上，日本刊物開始覺察到，優秀的中國學生正被送到其他國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來日本。這些看法也許有些根據；美國首先免除了義和團之亂的賠款，作為1908年中國學生的教育經費，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開始這樣做。對準備差的學生不加控制地湧進日本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中國政府的調查報告和它的代表們開始表示驚慌不安，於是清政府的章程開始規定選拔學生和選修課程的標準，同時禁止受短期訓練。日本的教育當局會同執行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學生。這樣，又轉而引起留學生對本國政府和東道國的憤怒。根據學校畢業生的數字，教學質量可能改進了，但學生組織和不滿情緒也隨之加強。1907年兩國達成協議：日本最好的國立高等學校將向中國留學生開放，讓他們學習正規課程；因此在以後兩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國留學生在這些學校入學。1911年6月，中國政府安排在北京開辦一所預科學校，以便培養到日本高等專門學校求學的學生。到中國的日本教師的人數也有增加，他們有的自辦學校，有的也在中國學校任教。[30] 東京和北京的觀察家們和官府的憂慮，因留學生變得日益自覺、激動和警覺而與日俱增。對他們的每一次冒犯只會更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並且使他們的東道主和贊助人感到不便，往往還感到惶懼。1902年，章炳麟等人預定組織一次集會來紀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後時刻被日本當局取消了。同年，中國公使蔡鈞決定拒絕為九名自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入學提供必要的保證。一批留學生拒絕在公使接見他們以前離開公使館，這時公使館就召來日本警察抓人，這就給留學生以口實來指責中國當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們把本國國民從享受豁免權的中國使館中趕出去。由於學生們早已聽到蔡鈞已經上疏北京，說他們中間有人傾向革命，所以他們的憤怒更趨於白熱化。被捕和被驅逐出境的吳稚暉在被押送經過東京的煅冶橋時，企圖跳河自殺。梁啓超也卷進了這場糾紛，他在他的《新民叢報》中譴責公使是「文明之敵」。實藤調查了當時的14種報紙，除了兩種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學生。經過日本官員和私人的廣泛調解，達成了放寬學生保證這一規定的妥協。同時，中國公使館任命一名官員擔任學生監督。此後不久公使被替換，這九名留學生即進入成城學校就學。[31] 第二年，中國政府把攻讀軍事的留學生轉到一所為入日本軍事學校而新辦的預科學校。這是中國政府針對新公使的呼籲所作的相應措施，因為新公使提出，日本陸軍著重忠君愛國，服從長官，無不服管教或反對政府之危險。清政府作出規定，將選派100名18—22歲的官費留學生去受軍事教育。同時，東京大學教授寺尾亨辦了一所學校，使自費留學生也得以受軍事教育，儘管北京政府抵制這種學校。[32] 1903年中國留學生成功地組織了一次行動，反對把中國少數民族和福建人的產品放在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參加抗議。但到那時為止，這些糾紛都沒有導致中日對抗。由於這些年來日本反俄思潮泛濫（寺尾亨教授就是積極推動戰爭的「七主戰論者」之一），所以下一個事件，即發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為主要內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發生對抗了。這次運動的引起是由於俄國拒絕按期撤出滿洲和俄國對華提出了它開始否認後來又承認的「七條要求」（奇怪的是它們竟先於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因為俄國人想長期在滿洲盤踞。中國的留學生從日本的報刊收集情報，這些報刊對將會長期危害日本在滿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沒有明顯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動學生舉行示威的跡象，而且事實上日本政府還因害怕造成外交麻煩而加以阻撓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動無疑與日本的輿論是一致的，並且還受到後者的歡迎。留學生自己在神田學生會中組織起來，組成第一個拒俄義勇隊，後來又組成學生軍。留學生在慷慨激昂的場面中簽名發表他們視死如歸的聲明，並且派代表回國敦促袁世凱總督宣戰。不過袁世凱的屬員反而勸他們再去讀書。中國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絕了俄國人的要求。[33]日本外務省在接見北京的代表後，警告留學生說，他們的活動正在給日本帶來外交上的麻煩。正在這個時候，運動夭折，其組織改為毫不掩飾其革命意圖的軍國民教育會。這一連串事件對利用各省刊物和學生會主要學生組織來調動各省學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學生中像黃興和陳天華等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機進一步進行民族主義的和反滿的煽動。[34] 到此時為止，留學生的活動名義上是針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蔑視中國的民族尊嚴和主權，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現了日益強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傾向。與上海幾個不滿分子中心的聯繫是密切的；而東京各省同鄉會發行的刊物，使全中國都惶惶不安。鄒容撰寫並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滿小冊子《革命軍》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時有香港和東京的版本。馮自由認為它的發行總數達100萬冊。[35]最近的研究已把這本著作與其他三本書（即章炳麟對康有為改良主義的抨擊，以及陳天華在拒俄運動後不久寫的《猛回頭》和《警世鐘》）列為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小冊子。[36] 1905年發生了留學生與日本教育當局的衝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其中第九條和第十條專門規定學校應保證留學生住在具體分配的寄宿舍中，並對他們進行管理；學校要監督學生的行為，拒絕可疑的人入學，並停止犯規學生的學籍。這一規則體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關注，因為張之洞已經因學生的鬧事和激進主義而變得十分驚慌，所以他警告說，八千多名留學生的思潮充滿了革命的危險；但他又說學生十之九受脅迫，煽動肇事者不足什一。[37]留學生立刻抗議，說此項規則是對他們的歧視，因為規則單單不給他們享受日本人享受的憲法自由，並且指責規則具有政治目的。原來推動留學生來日本的各省同鄉會和出版物馬上又煽動他們退學以示抗議。大批學生歸國，沒有歸國的幾千名留學生則罷了四十天課。為了解決這場糾紛，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和張之洞還進行了幾次談判。 在談判進行時，日本當局開始擔心留學生的騷亂。12月7日，《朝日新聞》認為罷課是由於留學生對規則及其目的的誤解引起的。它一開始就指出：「東京各地區學校的八千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罷課成了一大問題。罷課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它是由於留學生對文部省規則進行了極為狹隘和片面的解釋而引起的不滿造成的；它還起因於中國國民似乎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當時尚未積極參加罷課的陳天華花了大半夜寫就一份遺書，號召同胞們永遠不要忘記「放縱卑劣」這四個字。「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殺，這就使他的遺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遺書中寫道，「時時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結果，幾乎有兩千名留學生返回了中國。隨著罷課的深入發展，日本議會議員和其他領導人介入了討論，於是學生運動再也沒有恢復它早期的勁頭。對學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鬆了，到1906年1月罷課開始緩和下來。 罷課為中日兩國學生一起行動這一少有的大規模嘗試提供了機會。雖然許多人私人之間結成友誼，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少有機會在任何社交或非正式場合了解他們的日本同學。1906年1月，發起了成立中日學生會的活動。成立大會有1500名學生參加，他們聽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演說。大隈又把中國與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並且指出中國學生留學日本的必然性。馬相伯號召中國留學生愛國勿忘學習，學習勿忘愛國。[38]有些留學生獲得了更有意義的個人感受。魯迅後來在讚揚他的導師藤野教授時說，藤野在借給他筆記和檢查他的筆記本時的關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擔心其他學生會指責藤野偏心。但中國留學生回憶錄中更常見的，是對日本人傲慢的憤慨和對本國軟弱的體會的記載。北一輝後來指出，弱者和強者很少能成為朋友；很明顯，最近才弱起來和最近才強起來的人們，在像中日兩國那樣關係複雜的情況下，似無成為朋友之可能。 儘管留學生人數稍有減少，並且入學的人逐漸只限於更加合格和認真學習的學生，但學生運動逐漸成為產生動盪、不滿和行動的重要源泉。在清代的最後幾年中，在東京的中國各省的和全國性的留學生組織一直警惕地注視著對中國主權尊嚴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強一樣，日本人在這些事情上常常有些過錯，甚至為了革命者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更合學生的口味）而去冒犯北京的尊嚴時也是如此。在連續發生的鐵路借款和爭奪勢力範圍的糾紛中，留學生髮現不乏可以用來保持他們政治覺悟的事件。[39] 翻譯的影響 留學日本所產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20世紀50年代總結說：「我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於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40]學生運動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學的願望所推動。早期的學生刊物和報紙都為譯文開闢專欄。早在1896年，梁啓超就指出中國的翻譯活動進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譯文。中國人馬上利用日本的各種簡編或書籍以尋求西學以外的知識。最早被翻譯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東亞史。到1900年，一批中國留日學生（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總理，兩名未來的駐日公使）已經成立了一個翻譯和出版組織。在幾年內，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經收集了各種學科的成百種日文書籍進行翻譯。據郭沫若回憶，他在四川高等學校學習的書籍包括日本科學著作的中譯本。對日本現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還會導致翻譯許多日本的近代史，在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時期領袖人物的傳記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數量多得驚人。翻譯作品還包括當時日本的政治學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 中國之轉向日本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發生在中國對外國作品的興趣從純科技轉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時候。錢存訓教授曾經提出，隨著20世紀的來臨，「興趣的變化反映在翻譯作品方面，因為對過去幾個世紀的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熱情轉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新的著重點對以後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起著重大影響。自1902—1904年，幾乎一半翻譯書籍與歷史和制度有關。對制度改革的興趣以及日本的影響是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作品中的決定性因素。」在1880—1940年期間，約有2204種日文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幾乎有一半是社會科學、歷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譯動向的文章指出，在總的影響方面，1850—1889年，從日文翻譯的作品只占總翻譯作品的15.1%，1912—1940年，占18.2%，但1902—1904年卻達到了60.2%。[41]很可能那個10年中的其他幾年也占這個比例。 日本的影響還擴大到了對西文著作的選譯和詞彙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術語的情況是大量的。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在19世紀80年代浪漫主義的政治小說像《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的通俗譯本（都由梁啓超翻譯）中十分明顯，並且蔓延到席捲中國的整個新知識潮流方面。根據近來作的一次統計，在那幾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國新詞彙來源於日文，通過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漢字詞組傳入。日本的影響不但涉及書的內容，而且也涉及書的形式。日本的現代印刷大約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夥伴岸田吟香於19世紀60年代在上海採購印刷機的時期。半個世紀以後，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發現了新的印刷技術以及西式裝訂方法，就把它們用於刊物和翻譯著作，轉而輸入中國。[42]因此，學生運動在清末民初傳播文化技術的知識及經驗的每一個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跡。 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派 除了知識和教育方面的影響外，日本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之間還有個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觸。對這種接觸，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所傾注的注意要比中國對它的研究多得多。由於回憶錄和原始材料的出版，這種接觸的範圍也更明晰了。[43]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許多理由要保持對中國政局的直接關心。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滿洲政府垮台的危險和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是日本論述民族安全和國際政治著作屢見不鮮的題旨，而加劇的國際競爭和對抗給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們提出了結盟和選擇的問題。在他們看來，他們還必須抓緊時機去影響中國事態的發展。他們理所當然的優先選擇是通過對合法政府提供指導和援助來做到這點。通過派軍事使團和訂教育計劃向中國提供援助，日本無可辯駁地證明在實現現代化的競賽中已經超過了中國，並且使人們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領導亞洲的復興。另一方面，日本在趕超西方和與西方聯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許多日本人認為，繼續遵循福澤提出的與亞洲分道揚鑣的意見是符合他們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這種關心至少在整個日俄戰爭時期一直保持著，當時之所以不讓中國人捲入，是因為怕西方從白種和黃種的種族角度來看待那場鬥爭。從此以後，日本完全與帝國主義政策纏在一起，這就使得以亞洲人姿態出現的那種趕超西方的緊迫感和吸引力進一步衰退了。 但是還有一種普遍的意見，即東方與西方（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這種論斷是很流行的，當時西方許多論述種族鬥爭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紹給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這種看法，即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證明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代替滿洲政權。 這種成為明治時期特點的種族之爭的悲觀觀點以及畏懼西方統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種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儘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戰術策略多種多樣，但根深蒂固的血緣感和對亞洲事務的責任感——表現為「同文同種」——卻很少被人否認。1895年日本解決了獨立和與列強平起平坐的主要問題，從此，它就有可能面對亞洲的問題了。這一步對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實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領導層的結構。在20世紀開始時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時期的主要領導人，總的來說對走與西方聯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這條路對他們來說走得很順利。其中有些人（特別是山縣有朋）非常關心未來的種族衝突，但是執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們注重西方的海軍和工廠這個方面，並且使他們投身於這方面的事業。山縣的觀點與以他為首的軍事專家們的觀點一致。軍事領袖們特別意識到中國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並且迅速地自己負擔起在朝鮮、遼東和「南滿」爭奪大陸地盤的責任，從那些地方，他們可以彌補其鄰國的弱點。對中國北部邊境以及那裡的俄軍的關心促使他們渴望訓練中國的新軍。像福島安正等個別軍官個人大膽地偵察了偏僻的中亞內陸，因而成了浪漫主義的和傳奇式的人物。[44] 與這些擁有實權的上層人物相反，也有人對與西方的關係表示憂慮，厭倦於本國在國際秩序中明顯地處於二等國的地位，他們是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的旗幟鮮明的鼓吹者。這些日本人既無執政重任，也不指導國務，因而能夠指責本國的謹小慎微和外交活動。這些人以消息靈通的民族意識衛士自居，是繼其前人負喚醒民族之責的重要人物，他們主張擁護天皇，捍護國家和文化民族主義。這一類集團包括了19世紀80年代黨派形成時期的民族主義組織，如1881年頭山滿的玄洋社和1901年內田良平的黑龍會。作為自封的民族主義和道德論的提倡者，這些民族主義領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戶豪門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製造天皇和國家的新正統理論，對他們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們的隊伍中湧現出了一批朝鮮、中國和滿洲方面的活動家，以及在國內政治中進行恫嚇和宣傳的代理人。 與這些組織有關但見解不盡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們相信日本的經濟前途在於發展對華貿易關係。只有在亞洲，日本才能指望應付西方的挑戰，因為它擁有地理近便、情況熟悉等有利條件。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的一段時期，在一個堅決要與西方站在一起的社會中，這類情緒仍只為少數人所有，但這個事實卻助長了熱情和道德優越感，使這些亞洲主義者能藉以號召同胞們完成自己應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陸軍參謀工作中嶄露頭角後於1886年去漢口。他名義上設立一個商號，分派他的下屬到各地區做調查，從中搜集中國全國各地的情報。雖然他的指導思想是要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建立日本霸權，但當它施行於中國時，他堅決認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賴其鄰國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須改造和加強清帝國。[45] 民族主義運動和亞洲主義運動與以近衛篤麿（1863—1904年）為代表的最高層人士結合起來了。由於他受到社會的普遍愛戴，由於他的國際經驗、早期在德國受的教育以及貴族院的領袖身份，近衛擁有發言和行動的至高地位。他以贊助和加強亞洲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為己任。他主持、資助和領導了在1898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通過設在中國的教育機構和設在日本的研究機構，對作為它主要任務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它創辦於1898年，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義」的那一年。從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以及從日本公眾對中國虛弱的厭棄中，近衛感到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有人主張放棄中國和參加西方進行帝國主義的爭奪。在1898年1月《太陽》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號召密切中日合作和聯合。他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其他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只有到那時，他們才能夠採取適當的政策以應付兩國面臨的危險。[46]就像近衛的活動與1898年政府的活動相一致那樣，他的活動在1901年又與民族主義的活動合流了。1901年是黑龍會（它力圖使日本在黑龍江站穩腳跟）和近衛的國民對俄同志會成立的時間。 不屬於權勢圈子但仍處於執政上層集團邊緣的勢力，是與自由民權運動有聯繫的明治時期的自由派人士。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在日本進行爭取政治自由主義的鬥爭與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的自由主義者的鬥爭休戚相關。他們大部分人雖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立憲思想，但在抵制西方的衝擊這一點上仍是熱誠的「亞洲主義者」。早期的自由黨作者和社論撰稿人都敏銳地了解朝鮮的狀況，並且要像在日本那樣也在朝鮮提倡自由主義。大井憲太郎在1885年為了自由的目的對朝鮮發動了一場異想天開的對外擴張的遠征，在同一時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締的東洋社會黨的創辦人樽井藤吉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合邦論》，號召日本和朝鮮合併成一個稱為「大東」的國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都認為種族戰爭正在迅速降臨，再也不能採取不徹底的措施了。必須建立亞洲的團結。這些計劃既包括狹隘的地區觀念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義和信仰；它們既吸引著最壞的明治時期本國至上論者和沙文主義者，也對最優秀的明治時期普遍拯救論者有號召力。同樣，像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論家堅持把中國的維新和日本的維新結合起來，並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經組織了興亞會。甚至隨著1889年頒布明治憲法從而使爭取議會自由運動的主流更加靠攏明治政府以後，主流中的激進派，即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利用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烈興趣去維護其先驅者的亞洲意識，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47] 日本的自由主義左派提供了他們私人與中國革命派合作的鮮明例子。宮崎滔天被孫中山稱頌為「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宮崎及其幾個弟兄從早期自由主義運動中脫穎而出，他們試驗了基督教，陶醉於亨利喬治的單一稅解決法，並且獻身於中國的革命事業。[48] 由於這些關於危機、信仰和覺悟的論旨在明治時期的環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獻身的人能與上面簡單介紹過的許多集團有著多方面的融洽關係，就不足為奇了。許多重要事件的關係純粹出於命定的巧合。例如，政黨運動的兩個領導人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執政時正值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造成的危機觸發了戊戌變法之際。宮崎滔天的終生事業的開始、孫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見、北京的百日維新、大隈和板垣的憲政黨內閣的產生、同文會的成立、中國維新派的逃亡日本、學生運動的發起等事件，於是都接踵而來了。 上面已經指出，在政治避難中自然地成為上層人物的中國維新派受到了高級日本人士的照顧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層人士提供了幫助，使康有為和梁啓超逃亡日本。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會的領袖近衛親王穿針引線，而且他暗中參與了此事的全過程。康有為會見了日本領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並與近衛本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在談話中近衛把明治中興的長期準備與百日維新表面上的倉促進行作了對比。近衛強調了他一貫的主張，即關心中日兩國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認為必須實行亞洲門羅主義。但是近衛集團感覺到，康有為名聲太大，不宜長期留在日本；於是在1899年春季，近衛籌集了外務省的秘密經費，供康有為前往加拿大的溫哥華。梁啓超也與近衛及其他地位顯赫的日本人會過面。1899年近衛親自來中國。他在中國幾次與具有維新思想的官員進行長談。張之洞就日本讓康、梁避難以及梁的著作對中國的留日學生可能產生害處之事表示抗議。近衛不同意這個抗議，也不同意把維新派說得那麼重要，他寧願把話題扯到他愛談的中日合作和共同關心的事務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衛還在香港會見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經費的宮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華南的政治形勢。[49] 像宮崎和平山那樣活躍的自由派，在中國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國的維新派或日本的貴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宮崎大力促使康有為和孫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為的懷疑，以致最後他被新加坡當局逮捕，而近衛在他日記中提到此事時，罵他的同胞[宮崎]為「陰謀者」。發展與學生運動的關係也需要時間。在早期，當留學生仍被謹慎地資助並且偏重於學術活動時，孫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支持還比較少。但後來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人員的日趨複雜以及政治活動的日益加強，革命的情緒蔓延滋長起來了。同時日本的民族情緒因為事實上正掉頭去反對俄國，所以對上述情況並沒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結果中國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國留學生中間找到了為他們的活動作了較好準備的場所。 孫中山在1895年廣州第一次起義的嘗試失敗後，已經逃到了日本。他在橫濱剪掉了辮子，留了小鬍子，並且穿了日本人裁製的西服。他後來回憶說：「中日戰爭後，日本人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他從日本前往倫敦，在那裡，中國公使館對他的扣留和幾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閱讀的《倫敦被難記》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這時他結識了宮崎和平山。他們原先應犬養毅的要求去中國調查政治，在那裡從孫中山的朋友處聽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孫中山很快對他的新朋友產生了吸引力。雖然他們聽命於犬養，並且確實把孫中山介紹給他，但他們卻忠於孫中山，忠於與孫共同持有的振興亞洲的觀點。 他們的第一項合作事業就是通過購買和運輸武器以及小股冒險者去援助阿基納爾多的菲律賓革命的計劃。像那艘陳舊不堪的船隻因超重運輸槍炮而沉沒那樣，這次行動也失敗了，使幾個日本冒險者喪了命。在第二個行動中，日本人試圖在「百日維新」的災難性失敗以後使中國的革命派和維新派聯合起來，但也毫無成果。雖然革命派和維新派同樣依靠日本人的庇護，而且接觸同一批日本人（宮崎曾與康有為在香港會晤過，平山曾陪同梁啓超到橫濱），但中國的維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認為他們的文化和社會地位不如自己。早期得到犬養和近衛幫助成立的學校，很快就處於維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間，日本人中間的自由派冒險家卻傾向於活躍的革命派，而不傾向於維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漢口發動的未遂的起義名義上都得到這兩派中國人的支持，但此後，在急於進行變革的中國人中間就長期出現了分裂。[50] 1900年夏末，孫中山試圖在廣東省策動一次革命，發動時寄最大希望於日本的介入。起義的基地是當時已被日本人占領的台灣島。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一種期望，即日本將利用華北義和團之亂而進入華南。廈門事實上一度被日軍所占領，這是為了對付一場策劃好的反日「挑釁」。孫中山計劃成立一個有幾名日本人擔任要職的臨時政府。他的一個夥伴搜羅了廣東省的秘密會社成員，開始領他們前往廈門，以迎接預期來自日本的人員和武器供應。在開始的幾次戰鬥中，造反者所向無敵。但到起義開始兩個星期後，當孫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會來到時，就傳話放棄這一嘗試。帶著最後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軍手中並且被殺害。孫中山在為山田良政建碑的紀念詞中寫道：「君不以政府忻厭為意，銜命冒險，雖死不辱，以殉其主義，斯其難能可貴者。」[51] 1900年的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試圖以來自印度支那和美國的支持來進行革命，但都沒有成功（法國總督曾經邀請他在1903年前去訪問印度支那；在美國，他曾試圖支配三合會的領袖）。這些失敗，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過去為他提供大部分追隨者的華南秘密會社的成員無紀律和不可靠而產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應從中國的留日學生（特別是從軍事學校的留學生）中吸收人員。當孫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國逗留期間，學生運動明顯地發展了。日本反俄情緒的高漲也很重要。黑龍會會員們看到他們的民族主義順應著亞洲出現的機會，並且認為隨著清朝的垮台，中國人對滿洲的統治就將失去理論根據。因此，在黑龍會的正史中寫道：「日本人在援助華南革命的行動中，同時發揚了愛國心和俠義精神。」[52]在此期間，原在1903年因抗俄組成的學生義勇隊又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黃興回湖南企圖發動一次起義。他開始時擔任一所日語學校的教員，但同時還印刷和分發陳天華的革命小冊子。實際上，在他創辦的早期革命組織華興會中活動的每一個成員，都已經是或者即將成為留日的學生。但是在這個組織策動一次計劃在1904年爆發的起義之前，清當局襲擊了黃興的住所和他的日語學校，主要人物勉強沿著危險而困難的路線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經幫助過孫中山的這幾個日本人立刻與他接觸。他與孫中山一樣，接受了「同文同種」的論點，並且與宋教仁一起，也成為日本人鼓勵和援助的對象。[53] 孫中山回東京時正是1905年夏末學潮高漲之時。他的革命綱領和口號已被制定出來。這時所缺乏的就是一個新的組織，但經過他和日本朋友給他介紹的黃興的共同合作，這種組織出現了。經過一系列籌備會議以後，1905年7月30日在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家中組成同盟會。約有70人出席，實際上全是中國留學生，他們代表了18個省中的17個省。正式的成立大會定在8月20日舉行，這次是在坂本金彌家中舉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長知——是正式會員，宮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權，以便作為該會的日本代表談判武器給養。同盟會在留學生原在東京成立的各省同鄉會的基礎上組成；它另外還有傳統秘密會社的宣誓儀式和秘密活動的特點，這些都是以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在西方學習時擬訂出來的）和五個口號（其中之一是號召中日友好）的名義進行的。這樣，同盟會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中國通過留學日本以尋求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具體成果。 關於同盟會宣傳的思想內容及其與以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的政治鬥爭，另有論述（見第九章）。同盟會的領袖有時面臨一種艱巨的任務，即要對付某些革命派，因為後者不大相信日本輿論中的溫和路線。胡漢民在《民報》撰文，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隱隱流露出來的恩賜觀點和傲慢態度以及日本政府更為明顯的冷遇進行解釋和辯護。[54]在1907年以後，當日本政府在一系列安排亞洲各國邊界線的協定中選擇正式與帝國主義合作，並要求孫中山離開日本時，甚至這些解釋也不夠了。孫中山的離日，像康有為八年前一樣，也得到外務省秘密資金的安撫，這樣就可以防止公開破裂或者他的日本民族主義友人的憤怒；但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們的東京根據地，從而使同盟會的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了靠近中國的其他地方。孫中山離開後，留學生因同盟會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識而產生的離心傾向，削弱了它的團結和力量。但是隨著中國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義和不滿情緒的不斷增長而出現的更重要的傾向，卻一如既往地向前發展，最後給革命運動帶來了好處，雖然這些傾向並不直接給革命增光。 隨著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響衰退了。宮崎和萱野等革命黨的代理人卻成了政府監視和懷疑的目標。他們的秘密訪問日本的中國友人也受到同樣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漸變成了一個特別危險的帝國主義強國的形象，而它鄰近中國和容易到達中國的有利條件也更加令人擔心。辛亥革命爆發時，人們發現孫中山從美國啟程，不是回中國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國，這是因為他希望遏制可能發生的日本干涉；而東京政府本身也對事態的發展一點沒有把握，所以它疏遠了幾乎所有可能在中國取得政權的候選人。在滿洲，受日本軍隊支持的冒險家們最早企圖成立一個獨立的親日緩衝國。在其他地方，孫中山的（　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動，但卻不能提供或保證提供其同胞們的支援。社會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北一輝與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設法每天向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打電報，報告混亂的政治局勢。他後來退隱著書立說，頗有創見地解釋了日本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社會為什麼不能在重要的良機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為什麼不能與一個為誕生而奮鬥的中華共和國建立信任關係。包括宮崎和萱野在內的其他人士與孫中山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致他們在革命政府失敗後也與孫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孫中山在短暫的成功之後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時他表明比過去更願意作出關於日本在滿洲享有利益的諾言。[55] 日本人還在近代中國更長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著作用。當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年；1908—1911年）強調高壓的帝國主義政策和西園寺（1906—1908年；1911—1912年）執政下的較溫和的路線之間進行更替時，社會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偶爾也找機會在演說和出版物中表達他們對議會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見。宮崎滔天的弟兄宮崎民藏是亨利·喬治單一稅理論的堅定擁護者，並在革命刊物《民報》中發表了兩篇文章。沒有理由可以懷疑這類觀點和人事往來對孫中山土地問題觀點產生的影響。[56] 在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可以找到更為直接的影響。早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關於俄國虛無主義的著作。日本的激進派後來認為他們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東洋社會黨之事即與這些著作有關。1902年以後，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在日本不斷發展。早稻田大學的一位教授寫了一本關於俄國革命運動的有影響的著作，它著重談了三個階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學、宣傳鼓動和暗殺恐怖活動。這本著作對中國革命派有影響。日俄戰爭進一步助長了日本人對俄國的興趣，像二葉亭四迷那樣受歡迎的小說家和成為戰爭化身的民間英雄廣瀨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過日譯文傳入中國人的語言和思想中的。就在這幾年，俄國革命派中的個別英雄人物開始成為非常適合中國留學生仿效的典範。這十年中在個別愛國的自殺行動中，在留學生以先驅者自任的意識中，在他們對其政府的暴政的厭惡情緒中表現出來的激情，似乎都與俄國的事例有關。 經過1905年的短暫革命後，一批俄國的避難者和革命派前往長崎。啟程前往安南的孫中山通過黑龍會和萱野的介紹會見了他們。宮崎_萱野集團和這些俄國人一起辦了名為《革命評論》的雜誌，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進程。雖然這個雜誌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締，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湧現的氣氛中產生的。《光》、《平民新聞》、《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從它們的名稱中看出社會批判的潮流。當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轉奉無政府主義時，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發生的重大轉折的情況。有一個時期，《民報》和《革命評論》互相借鑑，互相標榜。《民報》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張繼等人的手中，他們甚至在孫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對無政府主義發生興趣。這些人根本不親日（章炳麟對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負確實有強烈的批判傾向），也不親西方。但他們與日本的處境相同的人一樣，也處在激進知識分子的大潮流中。他們譴責西方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們道德上的責難和審判雖然是以無政府的激進主義表達出來的，但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他們自身傳統中反對資產階級物質主義的哲學思潮。 關於日本對近代中國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響這個大問題，不屬於本章討論的範圍。[57]中國人在借鑑思想意識方面，越來越直接取材於西方的材料，而在從日文譯成的中譯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難以確定的。但是兩國的激進思潮顯然不能孤立起來加以考慮。對留日的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的激進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記明確地指出，對一個有影響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聽到像幸德秋水和大杉榮的講話是多麼重要。日本人的激進主義在東京的華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58] 日本的影響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它補充和強化了中國人經歷的更大的變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劃第一次革命時也不是決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瑪麗的說法：「他們創造了一個傳統，而不是一次革命。」[59]要衡量中國領袖人物個人在與日本人交往時所受的影響是困難的。但在交往中卻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歷。「中國浪人」（人們對宮崎及其友人的稱呼）在他們的一生中就被認為是這種日本人。對他們來說，建設一個新東亞的鬥爭是一項超越個人或超越民族界線的事業。但是在中日兩國，國際主義的經驗都證明是難以容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60] （楊品泉　譯） * * * [1]關於德川齊昭，見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摺，載《水戶藩史料》，別集條，98。關於水野忠邦，見日本史籍協會編《川路聖謨文書》8（1934年），第318—319頁。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東方道德，西方科學」的佐久間象山》，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論文集》Ⅰ，日本1972年版，第54頁。關於中國戰敗的第一個報道是在1840年通過一艘荷蘭船隻傳到長崎的。 [2]關於《海國圖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響，見王家儉《　〈海國圖志〉對於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誌》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349頁。各種譯文紛紛出現於1854年，並且持續到明治時代初期。關於《海國圖志》對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編者，即有聲望的儒家學者鹽谷宕陰（1810—1867）的影響，見范古利克《日本對鴉片戰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第4期（1939年）第478—545頁。佐久間象山對魏源的敬慕並不包括魏源所持的關於槍炮的論點。他指出：魏源在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確的和站不住腳的。那好像兒童遊戲。不親自進行研究，誰也不能洞悉這個問題的真髓。像魏源那樣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幸」。引自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編《日本傳統的源泉》，第614頁。 [3]關於日本取得有關太平軍成就的情報的過程和結果，見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於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 [4]《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81—486頁。這裡詳細敘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來源。 [5]因此，撰寫井上馨傳記的作者指出：「當他到達上海，從輪船甲板上看到約一百艘戰艦、輪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隻繁忙地出入港口時，便大吃一驚。侯爵這時才開始認識發展海軍以便實行排外主義的必要性，也開始看清佐久間象山教導的全部意義和單純排外主義思想的不足。」見井上馨侯爵傳記編纂會《世外井上公傳》第1冊，第90—91頁。 [6]M.B.詹森：《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 [7]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74頁。 [8]東北大學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這次談話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謝。日文版本見木村匡《森有禮先生傳》，第102頁。這次交談還見於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第64—65頁。 [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19—120頁。1895年的談話記錄為英文。見鹿島守之助（音）《1894—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頁。 [10]列文森：《梁啓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25頁；蒲地典子：《黃遵憲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應》。下一個研究日本現代化的重要中國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年）的《日本論》，此書發表於1928年。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譯文載於《中國》第56—63期（1968年7月至1969年2月）。 [11]見蕭公權《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第24期（1965年），第　1—83頁；《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頁（關於上述奏摺的日期，見第184頁及第260—261頁的注）；《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第　21期（1962年），第129—193頁；《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蕭教授已把他的許多文章收進《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一書中。彭澤周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收集並補充了他自1970年以來發表的文章，成為最全面論述日本維新運動的集子。 [12]這方面的權威著作有實藤惠秀的《明治時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特別應重視《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學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關的論述取材於第140頁和第110—111頁。 [13]費正清等編：《東亞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頁。 [14]根據《張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勸學篇·遊學二》，應為：「一去華近，易考察。」——譯者 [15]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1頁。 [16]同上書，第45頁的摘錄。 [17]數字根據上引著作第545頁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計1909—1912年和1915年學生數的根據。各學校畢業生的按校統計（上引著作第138—140頁）顯示學生畢業的學校從帝國大學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學校。關於1901—1939年的數字，實藤列出中國畢業生總人數為11966人。 [18]關於學校、專業和日期的情況，見同上著作，第64—79頁。 [19]實藤準備了一套中國人寫的日記目錄。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記；有一名官方視察員李宗棠記錄了這個時期九次去日的見聞（見同上著作，第313、425頁）。1906年以後，中國政府出版指導性的月報供在日本留學之用。還有不少小說，其中最出名的為《留東外史》。實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一書中對它進行了研究，此書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由張銘三翻譯。 [20]見孫伯醇（1891一）的回憶。孫伯醇於1905—1914年在東京學習，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國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回到東京，在外國語大學和東京都大學當講師。見他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第30期（1966年5月），第24—33頁。特別可看他的《留學生、學校教育和髮辮》，載《中國》第31期（1966年6月），第28—33頁。 [21]景梅九然後回顧了漢代的一些風俗，那時中國人也席地而坐，並且提醒讀者這些風俗以及過分的禮貌準則仍在日本流行。見《留學回顧》。此書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譯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翻譯。 [22]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92—195頁）轉載了這種《留學生自治要訓》的傳單，並且指出，當時的中國小說有時把歸國留學生描寫為文靜而有禮貌的人。 [23]鄭冼秀蘭（音）：《1905—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第116—117頁。注意K.S.劉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第40、59頁敘述的地方關係。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5頁提到學生會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國出口日本書籍的機構。 [24]幸德秋水：《帝國主義》，第35頁。岩波書店重印了1901年的這部名著。 [25]《傷心人語》，這是夢芸生寫的一部論戰性小說，在1906年出版。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13頁。 [26]景梅九：《罪案》，第34頁。 [27]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寫的文章中說，「日本人稱中國為　『支那』。本來支那並非惡意，有人說本是　『秦』字的音變，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則比歐洲人稱猶太還要下作。」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24頁引了這段話。實藤作了長篇討論，並對使用此詞表示歉意。竹內好在《中國》第16期（1965年3月，第34—36頁）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詞。1930年國民黨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28]關於用注音符號拼成「Sokoman」音的年輕人的日記，見實藤惠秀《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第277—336頁。關於乃木，見第317頁。 [29]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2—513頁。 [30]關於1907年協議，見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06—107頁。關於在華的日本教師情況，見第96頁。到清代後期，在華的日本教師約600名，甚至在來華熱潮衰退以後很久的1909年，中國學校邀請的356名外籍教師中，有311人是日本人。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費用問題。 [31]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24—460頁。 [32]同上書，第68—71頁。 [33]關於英國人看到的危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部把「七條要求」秘密透露給英國代表的情況，見倫森編：《1895—1904年處於俄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和滿洲：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聞見記》，第213—217頁。 [34]關於詳細的分析，見永並算己《關於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83頁。 [35]鄒容：《革命軍》。約翰·勒斯特介紹和翻譯此書，並加注釋，見英譯本第152和84頁。 [36]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4頁。此書包括陳天華的政治小說《獅子吼》的日譯文，見第81—121頁。島田還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書中刊載了《警世鐘》的譯文，見第83—144頁。又見歐內斯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162頁。關於陳天華，又見《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1—79頁。 [37]引自永井算己《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頁。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61—511頁也詳細敘述了這場鬥爭的經過。 [38]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92頁。 [39]關於鐵路爭端，見永井算己《江浙鐵路事件與清末的民眾》，載《信州大學紀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頁。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鐵路的英國借款的文章，抵制運動從東京的江浙學生集會上開始。關於借款談判，見孫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國鐵路和英國利益》，第61—68頁。 [40]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45頁。 [41]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頁。 [42]關於傳入詞彙的統計數，見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作者認為1905年是留學生翻譯作品採用西式裝訂的轉換時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記連同一篇導言載於《中國》第24期（1965年），第5—16頁。 [43]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及《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 [44]黑龍會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編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在最後全面地歌頌了這些東亞先驅者生平的光榮作用。 [45]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傳記。又見入江晃（音）《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日本帝國和中國》，載古德曼編《對日本帝國和亞洲的再估計》，第35頁。 [46]在《中國》第21期（1965年8月），第7—22頁中，可以看到關於東亞同文會和東亞同文書院的歷史和貢獻的權威性簡明概述。 [47]對某些這類事情的討論，見詹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第163—189頁。關於宮崎的全集，見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編的《宮崎滔天全集》。 [48]根據孫中山萬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所寫的序言。 [49]從近衛日記對一系列事件的敘述中，可以研究他與其他人的正式關係和非正式關係的脈絡。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劃康有為來日，1898年11月12日與他會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資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與張之洞會面。見《近衛篤麿日記》第2卷。 [50]關於早期革命運動及其興衰，見薛君度《孫中山、楊衢雲和中國早期革命運動》，載《亞洲研究雜誌》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頁。郝延平：《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流產的合作》，載《中國論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114頁。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51]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82—104頁。惠州起義的失敗促使宮崎寫了《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 [52]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1頁。關於孫中山與留學生的來往以及他與秘密會社的關係，見鄭冼秀蘭的《同盟會》，第36頁。又見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300頁以下。 [53]不過宋教仁從來沒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這些論點。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載《中國論文集》第21期（1968年），第　189頁。關於黃興，最詳盡的材料為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對宋教仁最充分的論述是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 [54]島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頁）中討論了大隈的幾次演說。大隈在鼓吹中國必須採納日本意見這一點上採取了十分強硬的路線；胡漢民在《民報》試圖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55]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喬治·威爾遜：《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北一輝》，第45—53頁。關於北一輝從中國拍的電報，見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480頁。 [56]伯納爾：《1906—1907年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116頁。希夫林：《孫中山的土地政策》，載《亞洲研究雜誌》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頁。 [57]伯納爾的《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又見石母田正《幸德秋水與中國》，載竹內好編《亞細亞主義》第9卷：《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頁。關於俄國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見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辛亥革命》。 [58]關於會晤和接觸，見竹內善作的回憶《明治末期中日革命運動的交流》，載《中國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95頁。但還可見斯卡拉皮諾和希夫林《孫中山和梁啓超的對抗》，載《亞洲研究雜誌》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342頁。其中所選的例子和論點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59]《革命中的中國》導言，第45頁。 [60]黃興在東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學生組織新人會的總部，宮崎滔天的兒子是該會的創辦人之一。見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進派學生》，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