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晚清史 ·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太平軍戰爭以後時期的清朝軍隊 到1868年捻軍之戰結束時為止，一種新的軍隊已經作為捍衛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現。這種軍隊往往被歷史學家稱為地方軍，在當時則通稱為勇營。在19世紀60年代末期，全帝國的這種軍隊統逾30萬人。其中包括曾國藩所建立的湘軍的全部，重新恢復活動的左宗棠所部楚軍，以及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還有一些性質相同的較小的部隊，如豫軍、東軍、滇軍和川軍。[1]比起其他的軍隊，這些軍隊的總的特色就是它們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維持它們的費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點是它們出於軍事目的而利用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派集團的感情。勇營的優點和缺點都表現在它們的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緊密的個人聯繫方面。在這方面，它們確實不同於清帝國的傳統軍隊，即八旗軍和綠營軍。 清代的八旗軍原來由每單位300人的佐領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祿和賜予田產。但是為了防範滿族親王和清朝官員擁兵自重，清帝在18世紀初年便定下了這樣的制度：佐領以上的八旗軍高級將領每隔三年至五年須在各駐地之間調防。[2]19世紀中葉總數約60萬人的綠營兵則作為保安部隊編成小分隊派駐各地，或是作為省一級文武長官所統率的較大的標派駐各地。但是，這些標之大只是相對而言的。例如在陝甘這個軍事戰略要地的4萬士兵被分編成十三個標，在北京以外的直隸省的1.2萬名士兵分屬於七個標。[3]雖然綠營兵的兵士是世襲的，但一到中級帶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個部隊呆三年至五年，而且根據迴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職。這就防止了官兵之間會形成長期的私人關係，特別是防止了統領與地方小分隊的下級軍官形成長期的私人關係。由幾支綠營兵部隊調集組成以執行特殊任務的特遣部隊，往往不能很好地執行任務，因為「兵不習將，將亦彼此不和」。[4] 勇營的長處是官兵之間有緊密的個人聯繫。統領個人選擇他統馭之下的各營的營官。每個營官帶兵約550名，他們可以挑選自己屬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選他所統率的什長。約10個人組成一個什，這10個人通常也由什長自己挑選。曾國藩於1868年曾極口稱譽這種遍及全勇營的私人關係的制度，他寫道：「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5]只要清帝對任命文武官員的大權（包括控制省一級的高級職位以及授予值得艷羨的綠營兵官銜和勇營的各級職務）仍牢牢在握，那麼，清廷便仍然能夠使這些新式軍隊在中國境內實現它的目標（見上卷第九章）。在一個武器、戰術和輔助兵種不斷進步的時代，這種其主要力量來自宗派集團效忠精神的武裝部隊，能應付中國的新的國外挑戰嗎？ 在19世紀60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導了）一系列訓練計劃，這些計劃通常都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因為它們希望看到清朝能夠強大到足以保衛通商口岸和貿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卻微乎其微。 清廷並不想放棄八旗軍和綠營兵。雖然它們用處不大而又花費不小，但維持這兩種部隊似乎比改進勇營更重要。例如，對北京的八旗軍就曾經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裝起來的神機營是文祥等人1862年創立的，它由約五百名旗人訓練，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過英國軍官的使用現代化小型武器的訓練（見上卷第九章）。神機營最初只有約3000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親王於1865年被任命為主管神機營的大臣以後，它就大加擴充。按照清帝的命令，從北京的八旗各部隊抽出總數達3萬人跟這支新式軍隊一起接受訓練。對官兵的考績權也從原來的統領手中移交給了醇親王。[6] 但是，神機營沒有進一步擴大隊伍。醇親王也沒有充分利用機會來進行西式練兵。1865—1866年，他同意從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隊約五百人的兩隊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訓練，但他拒絕了恭親王的被保護人崇厚關於八旗騎兵也要接受西式訓練的建議。他唯恐這些兵士會玩忽其所素習的技藝，所以只讓很少的騎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訓練。1869—1870年英國人的訓練計劃只有三位外國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勝軍中服過役的薄朗統領）在實施，但這時已不得不終止下來。擁有3萬人的神機營守衛著京師，[7]但在1870年當緊接天津教案之後對法戰爭似乎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勇營中的2.5萬人不得不被調集來加強直隸的防禦。李鴻章的部隊奉命駐守在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中間一段，遠至諸如楊村和河西務等城鎮。[8]北京的安全現在只能指望漢人的忠誠了。 在清帝國的其他地方，八旗戍軍雖已聲威大遜於往昔，但政府仍替它們招兵買馬，聚草屯糧。但是顯而易見，滿人的力量已無恢復之望。在廣州，清帝國官員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別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訓練清軍使用現代武器。從1863年開始，用廣東省當局購買的裝備，360名八旗軍由英國人進行訓練，300名八旗軍由法國人訓練。在滿族軍官的統一安排下，還有531名地方綠營兵接受英國人的訓練。廣州的這項訓練計劃只實行了3年便停止下來，因為那時滿懷失望的外國領事們要求撤回歐洲教官。[9] 與此同時，滿族官員已很難在法定守衛地點恢復八旗戍軍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個中心地方，回民之亂後只有150名八旗軍倖存下來，他們最後不得不被轉往內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國本部的12個駐防城市內，八旗兵及其家屬住在被隔絕的地區，士氣低落，和在滿洲的所有八旗軍一樣：又窮；又吸食鴉片；還總是被上司剋扣帝國發放的薪餉。[10] 由於八旗軍的力量已很難恢復，清廷想繼續加強仍被兵部和戶部所控制的綠營兵。崇厚關於讓英國人在天津施行訓練的計劃，事實上訓練的綠營兵多於訓練的八旗軍，而從受訓的綠營兵中產生了500人的「洋槍隊」，它在對捻軍的作戰中證明是管用的。在這同時，在1863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前湘軍將領劉長佑，則建議重新訓練約15萬名直隸綠營兵，而不用對原來的軍隊編制大事更張。汛兵每500人組成「營」，以便在全省的七個中心地點施行定期訓練，但兵丁被准許在兩次訓練的長期間隙中返回原汛。[11] 1866年，恭親王奉旨批准給予劉長佑總督以更多的財政支持。從各標抽調出來的兵就被編入劉長佑所指揮的六個中心。這種新編軍隊稱為「練軍」，即經過重新訓練的[綠營]兵。戶部最初從：天津海關撥款10萬兩充新訓練計劃中的軍火費用。但在1867年1月，恭親王的反對派、戶部尚書羅惇衍上疏攻擊這個計劃，而這一批評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歡迎，因為一道上諭急劇地削減了這個新計劃的開支。[12]直到1868年捻軍騎兵進犯直隸使政府創巨痛深，接著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才又為練軍制定了新計劃。當清廷內部因中英修約引起外交政策大辯論時，曾國藩剛好來到北京，他致函李鴻章說：「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醇者較多。」滿族兩派人士都信任曾國藩，使他能對綠營制度的調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國藩討論過這個問題。[13] 曾國藩把勇營的方案應用到綠營兵中來，雖然他還沒有獲准放開手來從更根本的問題上大搞革新（這或者是出於他本人的保守主義和政治立場之故）。1869—1870年，他建議對新成立的營不予更動，它們的官兵可以從各省較大的綠營標里挑選。此外，這樣挑選出來的兵丁和下級軍官的品質和表現應受新的營官的考核，和勇營的辦法一樣，這些營官每人負責550人左右。與傳統辦法最大的不同之點是，曾國藩想使營官有權替換不合意的兵丁，而從直隸省的老鄉（包括那些沒有注籍在世襲綠營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14]營官本人也是由綠營兵高級軍官——即將軍或總兵——挑選的。由於要貫徹迴避法，將領們——以及事實上綠營的各級軍官直至把總——都必須是外省人。雖然這些新訓練出來的綠營官兵不像勇營那樣有同鄉的關係，但曾國藩希望練軍的中級軍官至少能夠服役較長時間，並能夠與練軍的統領建立親善關係。關於支付練軍官兵薪餉的條例由曾國藩起草，而於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規定的薪餉比一般綠營兵的同級官兵的薪餉要優厚一些。但曾國藩避而不談要修改整個綠營兵制，以淘汰軍隊中無用的人數。他希望為練軍開闢新財源。[15] 事實上，清帝在前四年內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員的建議，即某些綠營兵撫標可以裁減，把節省的經費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綠營兵的薪餉和武器上來。1867年以前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就已經在這個基礎上改編了福建的綠營兵，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奉旨於1869年把他的撫標從1600人減為1000人。[16]（見上卷第九章）。丁日昌還很認真地想把他這直接指揮的1000人變成普遍改革江蘇綠營兵的核心，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他在1870年離職丁母憂去了。 清帝從曾國藩的建議中看到整個綠營兵制有可能保存下來並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須把各該省勇營兵力裁汰到8000人以下，只有江蘇和直隸這兩個戰略省份除外。[17]關於勇營的這一主要方針雖未嚴格執行，但那些緊跟詔旨的省一級官員們現在找到了方便的藉口來迎合每個省的綠營兵的既得利益集團。有些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以左宗棠和丁日昌為例，裁減了一些標的兵力，這樣至少從理論上說籌措到了留下來的綠營兵的薪餉。其他一些省份（如山東、河南、山西及湖南）則完全照搬曾國藩在直隸的辦法，從綠營編制中抽出人員來組成練軍各營，而這個辦法在1873年被兵部認為是應予優先考慮的。[18]清廷並不反對勇營軍官進入綠營兵制。由於清王朝有給予承認的制度，作為它的組成部分，許多勇營軍官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就被授予了綠營軍官的榮譽銜。他們中間更多的人現在獲准填補綠營中的實缺，從把總直至省的將軍都可補缺，這些職務仍歸兵部控制，而高級將領的職務則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國藩的練軍條例給各級綠營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員當然仍舊留職未動。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綠營兵總數仍在40萬人左右，每年需費六百餘萬兩銀子來維持這支軍隊。[19]從朝廷的觀點來看，這一巨額開銷也不是全然付諸東流，因為得到重新訓練的綠營兵裝備了比較現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亂子的地方，因此它在19世紀的餘年中維持住了一般的國內安寧。[20]但是如果發生大戰役，例如反對陝、甘、新疆的回民戰爭（更不用說對歐洲列強或對日本的衝突），勇營可能繼續是能夠發揮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營的組織原則依然不適應現代的軍事實踐。儘管官兵之間存在著個人的親睦關係，但勇營等級制使中、上級軍官能獲得不直接參加戰鬥的特殊身份。要使營官——甚至哨官——參加嚴格的軍事訓練，特別是參加西式訓練，是極端困難的。自從1862—1863年以後，李鴻章曾經希望他的軍官們能從西洋人那裡學到一二秘密方法，[21]但除了給予原在常勝軍中接受外國教官訓練的少數士兵以軍官身份（如羅榮光和袁九皋）外，李鴻章的方法只是使西洋教官訓練他的洋槍隊中的士兵。1864年後仍然留在淮軍中的少數西方人，包括變成了清帝國臣民的法國人畢乃爾在內，都不能對軍官或士兵進行廣泛而系統的教練。很明顯，中國人對西方戰術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態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軍官們很讚賞外國式的步兵方陣，「但認為他們的士兵未必會排成這種陣勢」。中國人「承認我們的炮兵是優越的，但卻認為他們的步兵要先進得多」。除此以外，勇營軍官雖然承認西方炮兵的價值，但不想學習炮兵操練。戈登說，他們甚至不想學習「喊口令」。[22] 中國人能夠同時接受西方的幫助而又保持自立嗎？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國的訓練，勇營兵也能學到現代戰術要求必須具備的軍紀和技藝嗎？鳳凰山（距上海25英里）訓練計劃的始末就暴露了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鳳凰山訓練計劃是常勝軍解散後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來的。[23]英國公使和上海領事很熱心地贊助鳳凰山訓練計劃，它也得到總理衙門「口頭保證」的支持，李鴻章最初也由於相信戈登而對此表示歡迎。李鴻章在1864年6月撥了1300名淮軍（由兩三名最好的軍官帶領）給戈登。 英國人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認為已經衰敗的滿人政府不可能進行集中領導的戈登，主張英國人應該幫助發展一支中國軍隊，但要「通過撫台，而不是通過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24]。英國公使卜魯斯雖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對清政策，但也相信應該給予中國人以軍事援助。但是，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的態度，使李鴻章警惕起來。巴夏禮本來只希望所訓練的中國軍隊能夠保衛上海，使那裡不可能再繼續出現騷亂。他也嫉妒法國人，因為法國人還在上海附近保持著一個訓練中國軍隊的小小訓練營（這些中國軍隊直到1865年中才歸還給中國當局）。所以李鴻章責怪巴夏禮想「攬我兵權，耗我財力」[25]。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棄了這項訓練計劃而返回英國。李鴻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禮的提名，任命英軍的傑布中尉為鳳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標明日期為1864年11月的一份協議中，巴夏禮接受了李鴻章的交換條件，即淮軍將領潘鼎新應對中國官兵的任免、薪餉和裝備享有完全的控制權。訓練計劃應從海關收入中撥款。傑布的職責只限於訓練和教課，包括監管也由中國人支付薪金的15名外籍教官。可是，傑布被證明是一個不好的人選，他經常離營外出，而當他上班時他又死扣《英國步兵操典》，毫不通融。[26]1865年6月，李鴻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隸邊境防止捻軍的進犯，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命令潘鼎新從鳳凰山帶領一整營軍隊（外加在那裡受訓的300名炮兵）北上。巴夏禮領事提出強烈抗議。雖然李鴻章同意以其他淮軍部隊代替鳳凰山的這850人，但他這時已不再相信鳳凰山的訓練計劃，一再駁回了關於擴充此計劃的要求。 鳳凰山訓練營後來的事態的發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國教官與淮軍本身這兩方面的弱點。1865年7月傑布中尉被調回英國，上海道丁日昌馬上設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茲坦利取代了他。英國領事堅持應任命一位英國現役軍官，但被駐北京的公使館駁回。文茲坦利的為人通情達理而小心謹慎，但他缺乏足夠的權威，他的平庸的洋員教官們也未能獲得士兵的愛戴。至於勇營軍官們的行為則很遭人非議。雖然哨官們在閱兵和顯示軍容時總是在場，但他們平時很少參加實際訓練。不僅如此，他們和他們的上司還在發餉之日從各哨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薪餉中剋扣50塊墨西哥鷹洋以中飽私囊。文茲坦利很讚賞士兵們在步兵、榴彈炮和火箭炮訓練中的熟練動作。但是，與八旗軍和綠營兵中的情況一樣，鳳凰山勇營的許多官兵也都有鴉片菸癮。士兵們還是一些桀驁不馴的人。[27]他們不時對外國人表示不滿：訓練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響而被擱置了起來。但在恢復了例行訓練以後，士兵的憤怒又轉向腐敗的勇營長官，這表明勇營制度官兵的融洽關係還是存在著局限性的。由於軍官濫用權力，包括一位營官施行過不公正的懲罰，1872年爆發了兩次兵變。[28]1873年5月，在經過了9年並且花費了大約150萬兩銀子之後，這個計劃突被停止執行，儘管英國領事提出過強烈抗議。鳳凰山曾被一英國軍官形容為「中國的奧爾德肖特（位於英國的漢普郡，為著名的陸軍訓練營地。——譯註）」，事實上那裡從來沒有訓練軍官的計劃，不過它確實訓練出了一大批淮軍士兵來使用現代武器。 19世紀70年代之初，清軍確已獲得了在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地區鎮壓叛亂的能力。但他們是否能夠對付沿海的外國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夠對付西北或中亞那些艱險地帶的叛亂，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清帝國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所發生的回民大叛亂特別難於研究，因為有關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這幾次回民叛亂不論就種族—宗教覺悟程度，或者就所處環境及地理位置來說，都各不相同。在中國本部，雲南的回民叛亂（1856—1873年，又稱為班賽[Panthay]叛亂）和陝甘的回民叛亂（1862—1873年，又稱為東干之亂）都有其種族世仇的背景。它們起因於回民這個少數民族不論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鎮，都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保持著他們的宗教習慣和特殊習俗。但新疆回亂的特點主要是外國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區伊斯蘭教統治者的後裔瑪赫杜姆和卓從浩罕打回了新疆；因為在六城地區喀什噶爾附近，此人的祖先墳塋仍然是回民信仰的聖地。新疆暴亂也引起了俄國侵占伊犁地區，以及英俄兩國激烈爭奪清屬突厥斯坦至少達數年之久。 雖然中國本部的回民從來沒有明確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礎，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權威矢志效忠，但他們已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個世紀。他們的典籍里雖然保持著對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贊助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29]在傳統上，回民也受到歷代清朝皇帝的相當優遇，回民能參加科舉考試；許多人也能在文武兩途出仕，儘管其職位通常並不很高。但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的嚴厲的法律。例如，陝西和甘肅的回民犯了盜竊和搶劫罪必須充軍到雲南和貴州，有時還處以終身戴枷，這比其他中國人在犯同類案件時輕科的笞刑要重得多。[30]這種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亂早約20年；當然，這些回民叛亂又加劇了清朝官員對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的疑懼。漢民由於19世紀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難，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貿易方面的對手。漢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時候，裁決很少對回民持平正態度。漢族官員本人有偏見，滿族官員又通常左袒漢民。 雲南 雲南的回民叛亂爆發於1856年，是19世紀40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擴大。但是，這一叛亂決不能單純看作回民之亂，而應看成中國這一最西南省份社會秩序的總崩潰。它發端於漢民與回民為爭奪雲南中部一個銀礦的控制權所進行的長期鬥爭。漢民多數民族與回民少數民族的械鬥開始蔓延開來。1856年，在患偏執狂的滿人按察使的慫恿下，至少有兩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殺。在雲南的許多縣裡，漢人紳士現在辦起了團練來「屠滅」回民，回民也自己組織起來，攻占州縣，殺害官吏。在這次大動亂中，有漢文修養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於1856年在雲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國，設立了包括回、漢民族出身的人在內的文武官制，並自任為大元帥和蘇丹。另一支旗鼓相當的回民隊伍由馬如龍（1832—1891年）率領，此人的幾個先祖都當過綠營兵的軍官，他本人是武生員；他占領了雲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並幫助清軍來打杜文秀。[31] 馬如龍的投降是得到了備受尊敬的宗教領袖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後者曾朝拜過麥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寫了三十多種關於伊斯蘭教的書。在教義方面，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蘇思》（智慧的珠寶）經——13世紀蘇菲教派的經典。這部經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為頂峰的先知們的教訓，並且著重闡述了尋求真宰「全體大用」這一神秘的理論。但馬德新還論證說，伊斯蘭教對於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與理學的理和器的概念相併行而不悖。[32]馬德新曾在1863年暫署駐昆明的總督，使許多回民歸順了清朝的統治；但是，他本人在雲南叛亂結束時因清朝官員的唆使而被殺害。 杜文秀的「班賽王國」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興趣，因為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法國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國人在下緬甸分別站穩了腳跟。1867年法國海軍軍官特拉格來率領一個法國使團拜訪了變節者馬如龍（他那時在昆明當總兵），他發現已有一位法國牧師在幫助清軍製造馬如龍所擁有的現代武器的彈藥。特拉格來的助手賈尼埃在1868年2月到達叛軍首府大理，但他想會見蘇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絕。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派遣了由斯來頓上尉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準備從陸路旅行到雲南西部。班賽王國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邊境城鎮非常有禮貌地接待了斯來頓，並且談到了和緬甸的通商問題。但是，斯來頓希望訪問大理的要求卻被拒絕了。[33] 關於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現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國式的官僚政治，他曾聲稱：雲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蘭教、儒教和雲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視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統治了雲南近半數領土。他委任漢人充任大部分文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漢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隊受制於新上任的幹練巡撫岑毓英，因為岑毓英擁有現代武器，甚至還有法國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使團去英國。1872年4月，他的使節劉道衡以班賽蘇丹的名義向英國女王獻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塊，表示貢上的是杜文秀所統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國的意願。杜文秀的事業到那時已快要完全失敗，因此主管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阿吉爾公爵只能把這禮品送往倫敦博物館，聲明它沒有政治意義。[34] 陝西和甘肅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時期清帝國的回民叛亂，都應數陝甘的回民叛亂最為重要。因為這一片黃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隊通路，它管鑰著通往新疆的門戶，而新疆又是歷代清帝全力征戰才獲得的邊境。其次，通過多風的甘肅走廊，回民享有比較容易同外面廣大伊斯蘭世界聯繫的機會，並且特別能對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響。人口過多而資源不足，賦稅繁苛，很多綠營兵被徵調去應中國東部的急需：這種種原因都削弱了19世紀60年代陝甘兩省作為防衛中國西北的堡壘的作用。而且自從18世紀後期以來，甘肅已成為有力的中國蘇菲教團的活躍中心。這最後一個因素，加上馬術及與此相關的武術所產生的剛強民風，使得東干人（陝西和甘肅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內）變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頑強的叛亂分子。 和雲南的回民一樣，東干人也說漢語。他們原來的中亞血統由於准許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婦女及撫養漢人兒童以擴大伊斯蘭教社會而被沖淡了。可是與雲南不同的是，這裡同中亞有更多的聯繫，能不斷地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又被每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自治社會的阿訇所捍衛。像納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亞教派等蘇菲教團中的派別都從中亞傳入了中國的西北。它們的謝赫們宣稱自己與真主有特殊的聯繫，他們有時實施一些「奇蹟」（kirāmāt），像治病，恢復人們的生育能力，預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們認為是聖者（walī）的話，這位宗教領袖的權威就變得是不可爭議的了。聖者死後，他的墓地就會變成一處聖地。19世紀70年代，英國旅行家貝柳訪問過喀什噶爾附近納赫什班迪一個支派白山派的創建者聖哲的墳墓。在阿法其和卓們於18世紀中葉被清軍逐出新疆以後，阿法其祖師的墳墓仍然吸引著眾多的香客。[35]阿法其和卓們以浩罕為避難所，從那裡接連三代人都挑起暴亂，並發動聖戰想恢復六城地區（見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19世紀60年代又如法炮製了一次。 地圖10　陝甘回民之亂（1862—1873年） 與此同時，蘇菲派的一種以「眾禮時高聲念經」（dhikrijabrī）著稱的教儀被馬明心傳入甘肅的納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馬明心是18世紀的回民，曾旅行去過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島。馬明心信奉一種口頭的精神鍛煉，意在摒除一切心中雜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鄉後，即於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極東部，距甘肅首府蘭州不遠處）的撒拉族中傳教。他的徒眾中間彼此通用「者赫雷葉」一詞作為認宗的標誌，此詞幾乎可以肯定為gahriyya（高聲唪經派）的音譯，在20年內，這一新教（與先前中國的納赫什班迪派的舊教發生爭執，後者主張聚禮時低聲念經以示虔心默祝）起來造了清朝的反。馬明心被打敗並被處決，但被他的被迫轉入地下的徒眾奉為聖人。到陝甘回民大叛亂於1862年爆發時，他的衣缽傳給了金積堡（屬甘肅省轄治的寧夏部分）的馬化龍。馬化龍是高聲唪經派的信徒，給人預言吉凶，治病，並幫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個孩子」。他的徒眾們在懺悔了錯誤行為後甘願受鞭打。馬化龍據說曾派遣了—些代表（海里飛，即哈里發）和教師（滿拉，即毛拉）去新疆的烏魯木齊，甚至遠到滿洲的寬城子。[36] 但是，陝甘回民叛亂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運動。和雲南的暴亂一樣，東干叛亂也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以清真寺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會聯合起來掙扎圖存。1862年4月太平軍遠徵到陝西並於5月中旬到達西安附近，這就成了陝西省暴亂的催化劑。太平軍被清軍阻截於西安後迅速東移，於5月底進入河南，讓渭水兩岸處於混亂之中。漢民在官方鼓勵之下組成了地方武裝隊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縣，做過縣衙衙役的回民洪興組織了一支據說有3000人的回民部隊。[37]5月底在華縣附近，漢民焚燒一座回民村莊的行動觸發了大規模漢回衝突。漢民和回民之間的武裝仇殺沿渭河流域迅即展開。欽命團練大臣張芾被東干領袖殺害以後，宣布對所有回民「格殺勿論」的通告就張貼了出來。不管這種告示是否經過官方授權，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組織的叛亂的道路。[38] 回民的傳統是擁護陝西「十八大營」的領袖們。至少其中的三位領袖是阿訇（宗教領袖）。叛亂者最初發展了三個中心：一是渭河流域東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華市鎮；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與甘肅接境的鳳翔附近。[39]叛亂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清朝積弱得令人難以置信。陝西巡撫訇瑛帶著綠營兵和團練駐紮在西安城內，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該城市糧食供應幾乎完全切斷的封鎖。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勝保（見上卷第九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援西安。但是，勝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軍行遲滯和嚴重的貪污行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職。 只是在欽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達以後，清朝才開始轉敗為勝。多隆阿原來是一名八旗軍軍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軍將領（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軍名為楚勇）。[40]1861年，多隆阿幫助曾國荃從太平軍手中收復了安慶，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廬州。他的勇營被證明在對付回民時同樣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營攻占了陝西東部作為東干人主要基地的兩個市鎮。他在8月間打破了對西安的封鎖，把回民趕到了陝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於對侵犯陝西的四川太平軍的戰役中，這時他已撲滅了陝西省的回民叛亂。可是大批陝西回民卻逃入甘肅，參加了在那裡早已起義的人數眾多的回民部隊。 陝西的叛亂顯然是漢族官紳挑動起來的，但甘肅的叛亂似乎是回民首先發難的，馬化龍的新教教徒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領袖就傳話，說清朝即將大肆屠殺回民，所以他們組織起來包圍了靈州這個位於馬化龍基地金積堡以北四十餘英里的大城市。與此同時，回民在甘肅東南部攻打了固原，這是橫跨一條交通要道的戰略衝要城市。駐蘭州的總督恩麟發現只有和為上，別無他法。在他的建議下，1863年1月北京為甘肅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對回民的不歧視原則。但是甘肅與陝西一樣，回漢雙方地方隊伍都倍蓰增加，衝突與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內除省城和其他少數幾個城市外，全甘肅省幾乎都被回民部隊占領。 馬化龍的軍事—宗教網絡以四個地區為基地：金積堡本身；青海東部的西寧，這裡有許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肅南部的兩塊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陝西不遠，在新教中心張家川附近）。[41]寧夏道一位能幹的漢族道台侯雲登糾合了足夠的綠營兵和八旗軍以及團練，保衛靈州達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馬化龍的軍隊在他的兒子和另外幾位新教的信徒率領下，不僅攻占了靈州（據說有10萬漢民在這裡被屠殺），而且攻占了寧夏府的各漢城和滿城。馬化龍這時顯然已用漢人的稱號，自稱為統領寧夏府和兩河諸地的「大總戎」；這個「兩河」指黃河和（它的）一條主要支流。[42]馬化龍有了這樣的權威，就能任命管區下的府縣官員，而對於日益增多的徒眾來說他卻是一位聖人，同真主有特殊聯繫，能行諸般奇蹟。 當然，甘肅也有許多叛亂首領並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間活躍在甘肅而其名字見於歷史著作[43]中的七十多個回民頭目中，有20個人被認為是馬化龍的黨羽。這20人中包括了伊斯蘭新教傳教士和許多綠營兵的中級軍官。餘下的人（包括最近從陝西來的11位首領）中，有些已與馬化龍結盟，或者從他那裡接受接濟。比起雲南的造反者來說，陝甘的回民領袖中很少有馬如龍那樣死心塌地的變節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證明是詭計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隨多隆阿來到陝西的湘軍軍官雷正綰正轉戰於甘肅，他攻克了固原和平涼，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肅中、西部之間的政府驛道被重新打開。一位陝西的叛亂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綰，但在9月當陝西回民重新包圍固原時，赫明堂做內應打開了城門，使他的教友贏得了勝利（而且連帶地趕跑了已經投降雷正綰的一支甘回人馬）。一份現存的回民材料敘述說，赫明堂在每次戰役前都要朗誦經文並大聲祈禱說：「我們托靠主，我們一面保守教門，一面打仗，一總是真主襄助。」[44]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軍之手，但陝西叛亂分子在赫明堂的領導下於10月又奪回了它；還奪回了靠近陝西的東南諸城市。 由於得不到一位死心塌地而有勢力的變節者的幫助，清朝官員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辦法，這實際上是把領土交到叛軍手裡。最顯著的事例是馬化龍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兩位最好的滿族將領去攻擊馬化龍在甘肅和寧夏交界地帶的基地。這兩位將領一為都興阿，主要負責甘肅的軍事；一為穆圖善，原是多隆阿屬下的一名騎兵軍官，現為寧夏將軍。對寧夏府兩個城市的圍攻長達一年之久，但並不順利，穆圖善也贊成接受馬化龍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議。都興阿非常反對這個計劃，所以只是在他調任為瀋陽將軍後，穆圖善才貫徹了他的接納馬化龍的方針。馬化龍移交給清軍26門大炮，1000多支洋槍，1萬多件刀槍。作為報償，穆圖善奏請除去馬化龍的叛民名籍，他說：「馬化龍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勸說回民……即可不戰而使諸地聞風歸順。」[45]1866年5月一道上諭批准了馬化龍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個保皇派的名字——馬朝清。可是，他繼續鞏固和擴大他的影響，而用不著擔心清軍對他的攻擊了。與此同時，清朝在甘肅的有效統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亂蔓延到了黃河以西甘肅省那個狀如鍋柄的地帶。1865年2月，涼州（今武威）一名綠營兵回族軍官粉碎了一次叛亂而控制了該城，3月份玉門又發生了回民叛亂，它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肅回民曾於4月暫時占領了戰略要地肅州，在12月份又占領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陝西，使該省再次出現危險。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陝甘事變的影響，現在也處於內（因內部幾個地區有好多叛亂）外（即清帝國有來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國回民舉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其多樣化的程度猶如該地區的人種和語言那樣複雜，也如它的地理和歷史傳統被割裂分割的狀態那樣互不相關。那裡的清政府有許多弱點，而且直到1860年為止，清王朝在反對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語的追隨者的定期聖戰中只是勉強維持住了六城地區的秩序（見上卷第二、八章）。漢人到新疆的移民越來越多，但這種發展也增加了衝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語的居民看來，中國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構成了少數民族，而且也往往會變成反對新疆的清朝統治者的顛覆分子。在清帝國的這一極西北領土上，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也都面臨著俄國在中亞貿易和政治中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現的事實。與此同時，通過帕米爾和喀喇崑崙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屬印度認為過於靠近它的北部邊境了。[46] 中國本部回民叛亂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區的一次回民騷動，但清軍還能夠很快把它鎮壓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漢民在新疆東北的奇台爆發了戰鬥，那裡的漢族農民和商人人數眾多，而且那裡鼓勵新移民的清朝當局對回民的課稅採取了高壓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區北部的庫車爆發了另一場叛亂，其領袖是與瑪赫杜姆家族非親非故的熱西丁和卓。這場叛亂東邊遠及喀喇沙爾，西邊到達了喀什噶爾。熱西丁和卓在阿克蘇建都，稱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熱西丁家族未贏得葉爾羌的尊敬，一個當地叛亂分子攫取了該城的權力，緊接著，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爾以南僅約30英里的英吉沙爾；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語的領袖自立為和田王。 正在這時，在新疆東部作為清朝堡壘的烏魯木齊，一位從甘肅來的東干族阿訇妥明[47]（據說是馬化龍的黨羽）在清朝戍軍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甘肅回亂的榜樣，他博得了烏魯木齊綠營兵參將索煥章的效忠。索煥章的隊伍曾經打過與奇台回民發生械鬥的漢族移民武裝團隊。索煥章在1864年7月發動一次兵變，殺死了滿族將軍並控制了烏魯木齊漢城。妥明號為清真王，而以索煥章為大元帥。妥明的部隊攻占了沿瑪納斯河的幾座城市，在10月，烏魯木齊的滿城也投降了。新疆的東干人既不見信於清朝，也不見信於突厥人，他們的反應是在庫爾喀喇烏蘇與吐魯番同時起事。12月，妥明的一位將軍攻占了吐魯番城。 1864年11月，統率整個新疆的滿洲將軍駐地伊犁也發生了暴亂。塔蘭奇人邁茲木汗曾當過阿奇木伯克，他領導的叛亂分子（多數是操突厥語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爾人）包圍了伊犁的兩個主要城市，即惠寧和惠遠。伊犁戍軍統領明誼在塔爾巴哈台與俄國人簽訂了邊境條約，他剛從那裡回來。他與伊犁將軍明緒一起向俄國的西伯利亞總督求援。[48]他們準備長期被圍，因此他們甚至把要求通過總理衙門轉交給俄國駐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於白費。清軍英勇地守衛了這兩個城市達18個月之久後，終於在1866年3月被壓倒。塔爾巴哈台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領並得到哈薩克人幫助的當地回民的圍困之後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區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這個地區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擾。 與此同時，在新疆南部，張格爾的聖戰（見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演，但這隻造成了一位也許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奪者的崛起。滿人早在1864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對喀什噶爾的控制權，但有另外兩支人馬在爭奪這個城市。其中一支人馬的頭頭是柯勒克孜人頭目西迪克伯克，他為了爭奪控制喀什噶爾的權力，在1865年初訪問過浩罕以籲請援助。但結果並不是浩罕的直接干預，而是張格爾的一個兒子——布素魯汗——的捲土重來。他只帶了約60個人，由曾在浩罕軍隊中服過役的一位將軍阿古柏（約1820—1877年）率領。儘管這支部隊人馬不多，但喀什噶爾地區有大批人糾集在布素魯汗的麾下，因為大多數人仍然自認為是阿法其的聖裔。布素魯汗不久就強大起來，足以消滅企圖在喀什噶爾建立控制的另外兩支敵對人馬。後來，當阿克蘇的熱西丁和卓與葉爾羌的一位新統治者攻打這座城池時，這兩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組織的軍隊打敗。在阿古柏於4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爾並且打敗了一支孤立的滿洲部隊之前，布素魯汗不失時機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僅是一位幹練的將領，而且是擅長弄權和用宗教來支持權術的一位大師，而這二者在伊斯蘭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魯汗馬上感到有這樣一位野心勃勃的將軍在身邊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設法要搞掉他。但是，阿古柏那時卻與那位虔誠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謝赫很友好，所以後者拒絕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門的要求。這位富於心計的將軍現在迫使和卓移居英吉沙爾，使和卓在那裡實際做了18個月的囚犯。1867年，和卓被迫（或者被說服）離開六城，表面上是去麥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爾的權力，稱號為巴達吾來特（洪福之王）。同時他宣稱，他已下定決心要對妥明領導下的東干人發動宗教戰爭；因為東干人雖然也是遜尼派（正統的穆斯林），但他們據認為是沙菲伊法學派，而不是喀什噶爾地方宗教當局所信奉的哈納菲派。[49]由於妥明的王國已把它的勢力從吐魯番向西擴張，所以阿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闐的統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蘇和庫車的統治者熱西丁和卓，以便在1867—1868年大力鞏固喀什噶爾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因為這兩個統治者曾徵召東干人加入他們的軍隊，並且在其他城市歡迎過東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讓布哈拉的艾米爾封他以宗教的稱號：阿塔拉克哈吉（護法神）。他因此擁有合法的身份；在他所統治的城市中他著手嚴格地解釋伊斯蘭法律以加強這種地位。他還創辦了許多附有捐贈土地的新的經文學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誠的武士，因為他敢於到東突厥斯坦去攻擊東干人控制的城市，這就進一步證明了他是這樣的人。看來他在1869年只在庫爾勒得手。但到了1870年底，他接連攻占了喀喇沙爾、吐魯番和烏魯木齊本城。在這最後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學功的幫助，後者是新疆東部漢族移民的一位「團頭」。藉助於徐學功和妥明的心懷不滿的過去支持者，阿古柏的部隊才在12月奪取了烏魯木齊。妥明投降了，並逃往馬納斯河，最後病死在那裡。可是，阿古柏的勝利是付出了很高代價的。據一條材料記載，他的遠征隊伍在1867年有2萬人，經過新疆東部之戰後只剩下了半數。[50]但是，這次遠征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871年6月，俄國軍隊衝過邊境占領了伊犁，從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準噶爾的任何計劃。 俄國侵占伊犁一事，要從更大的方面來看。因為它表明，新疆不再像張格爾時代那樣只是中亞的一部分了。新疆現在已處於清、俄、英三個帝國相交的三岔路口上。特別是中、俄兩國因有自己的利害關係而對新疆的前途非常關注，而當時俄國正力求得到保證，阿古柏的伊斯蘭教熱情不會使他去支持俄國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國家。在阿古柏取得權力的時候，浩罕、布哈拉和基發都在為獨立作最後的掙扎。俄國在1865年拿下了塔什干，1868年拿下了屬於布哈拉艾米爾國的撒馬爾罕。這一併吞趨勢還在發展之中：基發最後於1873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後變成了俄國城市。與此同時，英國人雖然跟新疆的貿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對俄國人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國人憂慮的部分原因是，他們不知道——俄國人也同樣確實不知道——通過喀喇崑崙山脈的大規模軍事調動是不可能的。但英國人對印度兵變記憶猶新，他們更擔心因俄國人的煽風點火——通過本地代理人去接近克什米爾與阿富汗之間心懷不滿的邊境諸部族——而使印度的局勢可能不穩。英國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國人之手，而寧願它成為對付俄羅斯帝國的緩衝地帶。[51] 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處境的危殆，但他對他本人和對突厥斯坦其他穆斯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年就派遣了使節去印度和俄國討論貿易的前景，並且籲請承認他的國家。1872年俄國軍隊已駐在伊犁，他認為有必要同俄國官員簽訂一項不給予外交承認的商務協定。俄國貿易就在所規定的值百抽二點五的低進口稅率下繁榮了起來，這時阿古柏卻表示不滿，把行為不軌的俄國商人收監，並斷然沒收了他們的貨物。為了防備萬一，他開始努力爭取英國和中亞以外諸伊斯蘭國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已與奧斯曼蘇丹國有接觸，但直到1873年土耳其帝國政府才公開承認他的王國。他被封為艾米爾，也就在那一年蘇丹—哈里發給他送來了一份禮品，計3000支來復槍、30門大炮和三名土耳其軍事教官。與此同時，探險者紛紛來到喀什噶爾，1868年有R.B.肖的到來，1870年有福賽思等人的到來，這些訪問引起了英國人對阿古柏國家的熱情。福賽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來喀什噶爾，他送給了阿古柏幾千支英屬印度兵工廠製造的舊式滑膛槍。1874年初，他同艾米爾簽署了一項商約，並且對這個新興的喀什噶爾國家給予了外交承認。在倫敦，亨利·羅林森爵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國與俄國在東方》一書中寫道：英國「要在奧克蘇斯以北挑起大規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運動」，比俄國挑動印度的穆斯林會容易一些。[52]但亨利爵士的建議未能付諸實施。不是俄國，而是中國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國。 清朝在陝西和甘肅的勝利 在清帝國軍隊能夠開進新疆以前，他們必須先打敗陝西和甘肅的回民。1867年當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國的時候，左宗棠還在徵募新湘軍（楚軍），在為打敗中國本部的東干人而籌措軍費和安排交通運輸事項。陝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時間（1867—1873年），而他的部隊參加新疆的實際戰鬥只不過用了兩年時間（1876—1877年）——不算漫長的準備時間在內。 左宗棠在1867年7月到達陝西以後，他又不得不為了捻軍之戰而離開陝西十個月。在此期間，左宗棠的助手劉典作為欽命陝甘軍務大臣，已清除了從甘肅折返的陝西南部回民叛亂分子。陝西回民現在在董志原築壘自固，此地是甘肅東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們的「十八大營」從這裡繼續派人馬四出侵擾。與此同時，在它的北邊一些地方，新教領袖馬化龍自從1866年投降清朝以來，已把金積堡建設成為經濟和軍事基地。馬化龍的徒眾包括長期在甘肅和內蒙包頭之間做買賣的回民商人，他們做買賣時使用商隊驛道以及向東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馬化龍本人擁有兩家字號，而且在他的許多徒眾的企業中有投資。他所處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夠控制蒙古和甘肅南部之間的整個貿易。[53]可是，他的興趣是在宗教和軍事方面。他甚至從歸化城（今呼和浩特）購買軍火，並且把它們送到甘肅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馬化龍也同董志原的陝西回民做生意，他賣出馬匹和軍火，購進糧食。當左宗棠1868年11月返回陝西任所時，他相信馬化龍不僅與新疆有聯繫，而且對「大漠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54] 左宗棠在甘肅的進攻準備已接近於完成。他的一些老軍官已經從湖南給他徵募了一支新部隊，總數約5.5萬人。此外，曾國藩已在1867年把他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軍隊伍約1萬人調來陝西，由他最優秀的將領之一劉松山率領。清帝還調撥了另外一些軍隊供左宗棠指揮：即黃鼎統率的川軍1萬人，郭寶昌統率的皖軍7000人，張曜統率的豫軍6500人。這些軍隊都有對太平軍和捻軍的實戰經驗，其中有7500名騎兵，他們加強了左宗棠自己搞到的5000匹馬。[55]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滿洲軍官來訓練他的騎兵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練他的部隊。他很欣賞劉松山的部隊擅長隊形操練和精於射擊。但左宗棠根據自己在太平軍叛亂時期的經驗，深信取勝的兩個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給養。他只是在叛亂的後期在他的軍隊中一度試行過西洋操法，但他覺得喊口令不能用於士兵的大隊形。左宗棠雖然用西洋火器裝備了他的軍隊，不知何故他卻認為，練習打靶10天，一天兩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隊去打仗了。[56]幸運的是，在他即將在甘肅展開的攻勢中，他所進行的戰爭也恰恰是這樣一種情況：即雖然地形比較險要，但主要仍是進攻柵寨和城池——這與對太平軍的作戰毫無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視攻城大炮，他有幾位老軍官曾學過如何使用它們。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決他的財政和後勤問題的保證。在飽受戰禍的陝西和甘肅兩省，食品匱乏，物價騰貴。左宗棠定下了一條規矩：必須有三個月的糧餉在手，他的部隊才能打大仗。[57]不僅軍火，甚至大量糧食也得從其他省份運入陝西和甘肅。左宗棠為了籌措給養，明確地要求北京同意從古以來歷代王朝所通用的一個慣例：即以東南之資源，供西北之軍需。1867年，清帝要求東南沿海五省對「西征餉項」每年助銀324萬兩。這款項在清代財政上稱為「協餉」，但只實行於這些省份已經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種捐助餉額之後。[58]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謀劃促使各該省提出滿足其軍事需要的定額。他要求清帝並得到清帝批准他從外國商號得到一次總付的貸款安排；這筆貸款由通商口岸各稅務司擔保，並經各該省巡撫加蓋印信批准，限期由各該省還款給外商。1867年5月，左宗棠駐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約1825—1885年）就以這種方式獲得了120萬兩的洋商貸款。但是，在同年12月當左宗棠要求在同樣安排下再次借貸外債200萬兩時，清廷反對胡光墉所開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數。四個口岸的稅務司奉命借給左宗棠要求的餘下的100萬兩，不付利息。[59]因此，左宗棠暫時不得再向外商謀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為了應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籌措了每年總數達624萬兩的「西征餉項」，增攤了原來五省承擔的定額，還要求另外兩省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數省份並未迅速解足它們的餉額。但是，左宗棠確從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400萬兩（從左宗棠最初於1866年9月被任命來陝甘就職起到1874年2月止）。[60] 1867年，甚至在他抵達陝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漢口設立了兩個局，承辦軍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個衙署向各戰區分配給養，設立了另一個衙署以保持與其他省份的通訊聯繫。在上海弄到的軍火是用外國人的汽輪運往漢口，再用帆船把它們和其他給養溯漢水運往陝西邊境，然後經陸路運往西安。在四川購買的大米則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陝西的兵站。供應給陝北山區部隊的糧食則來自山西或內蒙古的歸化。給陝北和寧夏的軍火是經由天津首先運到歸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運輸系統成為沿路地方當局的負擔。他的代理人和護航隊押送著每一起貨物，而每一個搬運工或車夫都應該是車資照付的。一旦進入陝西境內，縣長們就準備足夠的夫役車輛逐縣撥運。縣長所付的這些費用將予以清償。[61]這一整套供應系統充分顯示了左宗棠的組織才能，而它也一定運轉得相當不錯，因為甘肅的戰事確確實實進行下去了。 左宗棠早些時候曾宣布他對回民戰爭的一條原則。他將樂於接受一個叛亂首領的投誠，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誠，即投誠者應交出武器、馬匹和糧食，另外，還要接受左宗棠關於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隨者的計劃。左宗棠把朝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廣為曉諭，即只問其為良或逆，不問其為漢與回。但左宗棠還有一條原則：決不姑寬新教的任何積極的追隨者，因為他把新教比做企圖搞顛覆的白蓮教異端。[62]在種族戰爭、官軍的暴行和饑饉後的疾疫流行使得漢人與回民大批被仇殺的省份里，左宗棠對東干人的戰爭是一場在儒將和阿訇_軍閥之間所進行的嚴酷的意志較量。左宗棠不久就發現，他的勇營並非總是忠誠可靠的。他幾乎沒能保持他們的士氣。士氣之提高僅僅是由於：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給養；允許擄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據點；此外，整個軍隊還意識到，左宗棠的精銳勇營所用的歐洲來復槍和攻城大炮最終會有殺敵致果之效。 從陝西往西開拔時，左宗棠有兩大目標，即金積堡附近的馬化龍據點以及位於甘肅東南董志原的陝西回民的農村基地。要在後一個地方取得勝利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陝西回民的18大營既無統一領導中心，又無可資防守的據點；在他們的4500平方英里的富饒土地附近的少數大城市又已被甘肅回民盤踞，而且甘回並不總是援助他們的陝回教胞的。1869年2月中旬到4月初，左宗棠的部隊橫掃了董志原，據說斬殺兩萬餘人。大股大股的陝回現在四散逃遁。有幾位首領暫時往北占領了靠近金積堡的一些市鎮。馬化龍收編了其中的幾個人及其部隊。他給其餘一些人贈送了駱駝，勸說他們另投他處。[63]陝西的一股回民越過黃河，進入寧夏。他們到達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領地，洗劫了他的村莊和祖塋，使得北京匆匆忙忙從內蒙其他地點調兵來此。[64]可是，大部分陝西首領則帶著各自的人馬滯留甘肅，主要聚集在蘭州東北和西南諸市鎮，或者聚集在這些市鎮的附近。 雖然攻占董志原比較容易，但是，征服甘肅回民自己的據點則困難得多。左宗棠在攻打甘肅地區四個主要叛亂中心（金積堡、河州、西寧及肅州）所遇到的複雜問題，從金積堡戰役的歷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戰計劃是1868年後期制定的。[65]三支主力部隊計劃聯合進攻。自直隸捻軍之戰前線返回甘肅的劉松山預定從河南橫穿陝北，從東面進逼金積堡；在山西保衛包頭地區的張曜的豫軍應穿越內蒙，沿黃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隊預計占領甘肅的平涼和固原，從南直趨金積堡。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隊經歷了危機和挫折之後，這一作戰方案才最後得以貫徹。 最嚴重的危機是內部危機，因為從1869年3月到4月，即正當董志原之戰取得勝利的時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銳部隊中發生了兩次驚人的譁變。3月後期當劉松山已橫穿陝北而抵達甘肅寧夏邊境時，綏德（在延安東北約七十五英里）發生了一次兵變，劉松山原在這裡留下了4500名士兵守衛著供應站。包括後來承認是哥老會會員在內的幾百名士兵搶劫了糧站，並占據了綏德城。叛兵中有多達四名哨官在內，據說也都是哥老會會員。[66]劉松山本人於4月初趕回綏德後，兵變迅即被平定，但顯然與綏德兵變並無牽連的另一次兵變同時又在陝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發，殺死了一位統領。這一次的幾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會的會員。參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一名營官據說也是哥老會的成員。可是，叛兵被忠於左宗棠的部隊抓起來了。左宗棠親自處死了五名為首分子。他認為哥老會起源於四川和貴州，是通過投誠的太平軍（他們都是川、貴兩省的土著），或者通過其他省份的「散勇」（他們來到陝西是為了搞投機冒險活動）而使湘軍受到影響的。他希望這些梟蝮鬼蜮之輩在他的部隊中只是極少數。[67]可是，哥老會作為進行合法和非法活動的地下互助組織，卻長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隊之中。 進攻金積堡之役被兵變及其善後問題所中斷，直到8月中旬才恢復。從陝北進軍的劉松山在9月初抵達靈州附近。經與左宗棠的兵力進行對比，馬化龍對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他投書給左宗棠想談判和平，但他的倡議被嚴予拒絕。[68]在11月，靈州被劉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邊的部隊已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繼續向北挺進。可是，抵抗也越來越厲害，因為有越來越多的馬化龍的甘肅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陝西回民在內——參加了戰爭。左宗棠不久就要面臨一位景慕他的傳記作者所稱述的「他整個事業中最大的一場災難」了。[69] 劉松山在從靈州南下途中必須打通數以百計的設防村寨——這些村寨都三面環山，西瀕黃河。擁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們又都是馬化龍最堅定的信徒。劉松山不得不緩緩前進，但他在1870年2月14日死於炮火之中。[70]雖然他的能幹的侄兒和前參謀軍官劉錦棠（1844—1894年）設法保住了他的部隊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隊的前進停頓了下來。剛巧就在這個時刻，馬化龍發動的一次戰線遼闊的攻勢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馬化龍使用了他曾經窩藏或幫助過的陝回，已於1月初在陝西的幾個部分發動了騎兵突襲。在劉松山戰死之前幾天，陝西的東干人陳霖切斷了劉松山在陝北的供應線。另一陝回馬正綱現在也率領他的騎兵馳抵渭河流域。[71]2月15日他通過西安以東，渡過渭河，回到了東干人八年前發動叛亂的老地方。 在甘肅，在金積堡南邊，已進抵距金積堡不足50英里之處的左宗棠部隊，也在劉松山戰歿之前兩天吃了敗仗。敗仗又變成了潰退，清軍不得不撤退到固原。這一連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3月降旨命李鴻章從湖北率領其有名的精兵赴陝，接管該省的戰爭事宜。[72] 可是，左宗棠的軍事態勢還可以僥倖地立於不敗之地。因為儘管事實上他需要遠離供應地作戰，儘管他的軍事體系有許多弱點，但幸虧有他的運籌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肅所得到的資源足與馬化龍的資源相匹敵。突破左宗棠警戒線而返回陝西的東干人總數似不足4000人，他們被左宗棠派回陝西的騎兵及該省的其他部隊所遏阻。[73]劉松山的死是一大打擊，但只要將帥之間和官兵之間的融洽關係還未受到損害，勇營體系——儘管它有不公正和貪污受賄現象——的團結還仍然保持著。幸運的是，劉錦棠得心應手地接了他叔父的班。左宗棠馬上任命劉錦棠為「老湘軍」的統領，而且在1870年3月得到恩准，這又增加了這位年輕將官的聲望。他的陝北供應線仍被切斷而不通，但軍糧問題因有了用木筏沿黃河而下運到吳忠堡的糧食而得到了解決。這條路是由張曜打通的。[74] 早在3月10日，劉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積堡。與此同時，甘肅東南的左宗棠部隊在有騎兵作戰經驗的川軍將領徐占彪的率領下，甚至在李鴻章於6月份到達陝西以前（他於下月有新任務去直隸省），就已返回到金積堡周圍。到了9月份，已有幾支清軍包圍了馬化龍的據點，與劉錦棠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劉錦棠此後取得保證，可以從左宗棠在甘肅的總部獲得糧食和軍火。 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終於弄得馬化龍的基地糧秣告盡。到1870年9月，在金積堡周圍500來個碉堡中劉錦棠蕩平到只剩下一二十個了。克虜伯的攻城炮從上海運到甘肅給劉錦棠，還送來一個給曾國藩當過炮手的軍官。炮彈沒有能夠炸開金積堡的厚厚的城牆（據說有35英尺厚），但劉錦棠在10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陣地，居高臨下，飛過城牆直接打入城內。[75]金積堡的居民死亡相繼，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屍骸充飢。馬化龍終於在1月份向劉錦棠繳械投誠；他交出的武器包括46門大炮、293門土炮、1030支獵槍，以及180支洋槍。左宗棠暫緩處決馬化龍，命令他勸說其他地方的甘肅回民也投降。可是，沒有一個重要的首領出來降順；當嚴密隱藏在金積堡的1200多支洋槍被清軍查出來後，左宗棠下令處決了馬化龍及其成年男性親屬。馬化龍的大約800名參謀和軍官及1000名士兵被屠殺。倖存下來總數達1.4萬名的壯健居民（包括多達11萬名的陝西回民）被遷往平涼附近。那些衣食無著的2萬名婦孺老人則被送往甘肅南部的難民營。清兵獲准儘量搜括財物。1869年已投降劉松山的那些漢族血統的陝北劫掠者，則被鼓勵攜帶家口遷居金積堡，使它變成一個漢民城市。[76] 馬化龍死後，左宗棠相信，再也沒有其他東干人領袖能夠把出身各異的回民叛亂者糾集起來組成一個大運動了。可是，在甘肅省的幾個地方和毗鄰的青海省還存在著一些強大的叛亂中心。正在這時，北京又因內外蒙古傳來的消息而深為困擾。7月份，幾百名來自甘肅的回民騎兵侵襲了多倫附近的內蒙古。與此同時，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隊（他們發端於甘肅走廊，在前一年曾搶掠和焚燒烏里雅蘇台）穿過沙漠，於10月初來到了距庫倫僅幾天路程的部落領地上。蒙古族軍隊和滿洲軍隊穿越草原來保衛多倫和庫倫。甚至直隸省的綠營練軍也奉旨被調到庫倫。這兩股回民隊伍似是在1871年11月——即在俄國占領伊犁後四個月——被擊潰的。[77] 左宗棠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清除甘肅餘下的叛亂中心。他利用對馬化龍取得的勝利，散發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許寬赦被新教煽動而誤入歧途的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範圍不包括哈里發和毛拉們。清帝批准的這一為甘肅省轄區所奉行的政策，[78]在1871年9月開始的河州之役頗具實效。清軍緩緩推進，於11月進到距河州30英里的範圍內，但在1872年2月被控制著該城的一位舊教回民叛亂頭目馬占鰲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隊在一條寬闊河流的岸上的一個設防市鎮遭到慘敗，雖則他已經使用了新式來復槍。可是，馬占鰲即使有此勝利，他仍然決定談判和平，以便儘可能利用眼看最後會是沒有希望的形勢。他告訴他的徒眾，在備受戰禍蹂躪的甘肅，如果戰爭繼續下去，「不惟漢族仇怨日深，回族亦無立足之地」。因此，勝利後的投降要比失敗後的投降好一些。[79]他準備向左宗棠移交4000匹馬和「一萬多件火器和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這樣的保證：河州的回民是多數民族，應繼續在那裡居住，漢民則要一次遷出。到了6月份，河洲的漢民和大約二千名陝回，已被安置到了別處。馬占鰲及其他從前的叛亂領袖們最後被吸收進了一個綠營軍官所統率的地方戍軍中去，左宗棠的部隊則在附近各城市監視著他們。[80] 1872年8月，左宗棠移節於蘭州的總督官署內。鑒於俄國侵占伊犁，他已於1871年12月派一支部隊去肅州，此地是離甘肅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遠的戰略要衝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領下，這支6500人的部隊（包括騎兵在內）到了1872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據的肅州附近建立鞏固的據點。但左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蘭州西北120英里的西寧，這特別是因為它在1872年被陝回首領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彥虎在內；白彥虎曾經是馬化龍的黨羽，現在擁有一萬餘名久經戰鬥的回民戰士。劉錦棠於8月承擔了攻擊西寧的任務。劉錦棠花了三個月時間才得以突入西寧險要而又防守嚴密的地帶，但最後他終於取得優勢。他殲滅了1萬名回民黨徒，但白彥虎卻漏網而逃。捍衛新教的西寧「回民紳士領袖」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領地上被清軍追捕到手。[81] 左宗棠在這整個時期實際上一直在準備對肅州進行決定性的攻擊。許多東干族首領雲集在肅州，集合在新教統領馬文祿（本來出身於西寧）的麾下。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隊，左宗棠在1872年12月從他自己的湘軍中派去3000人；在左宗棠的請求下宋慶和張曜兩支豫軍也奉旨前來會戰。新近被任命為烏里雅蘇台將軍的金順也參加了戰鬥。左宗棠忙於安排財政和給養，包括在蘭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廠，並命一位有些軍械知識的幹練的陸軍軍官、廣東人賴長開始為德國攻城炮加造炮彈。[82]左宗棠雖因組織戰爭，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達到消除種族衝突的根源的目的。這時只有兩萬陝回難民留在甘肅。他們不能回家，因為即令是這一小批人也不受陝西的歡迎。左宗棠保證將平涼及其南方兩個城市附近的農村地區的土地撥給他們，並與漢人社會隔絕開來。必須從某些城市趕出的甘肅回民則被遷往蘭州附近同樣指定的地區。以下規定必須被嚴格執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組織起來，十戶的頭頭由官方選派；准許貿易，但任何人想要進城都必須持有縣長的許可證，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則必須向道台申請護照；不許舉行新教儀式。這些被隔離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土地，每一家地畝的多少依其人口的數量而定，並供給農具和種子。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難民，可繼續接受救濟。[83] 同時由於宋慶的3000步兵和500馬兵在1873年年中到達，肅州的包圍得以完成。在六位統領統帶下的整個清軍迅即數逾1.5萬名。9月中旬，左宗棠本人親臨前線，隨身帶了兵工廠經理——也是大炮專家——賴長。克虜伯大炮現在轟擊著厚厚的城牆，炮火還得到埋在城牆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馬文祿投降。左宗棠上奏說，5400名土著回民和1573名從外地到肅州來的回民於11月12日被處決。他向他的西安總部的軍需提出了他的計劃：肅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婦女將和甘肅走廊其他兩個主要城市倖存下來的回民一起，在甘肅南部得到安置。「自此，關內甘涼肅三郡可無遺種，而關內外可免勾結之患。」左宗棠又寫道：「數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肅州）為最妥善；次日各軍因爭賊贓，亂我章法。」[84] 收復新疆 在清除了甘肅的叛亂回民之後，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禦阿古柏和俄國人。早在1874年2月他經上諭批准後，便要求張曜進軍哈密，著手在那裡舉辦屯田。[85]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時間以後——即1875年5月——才受命指揮向新疆進軍的事宜，他的由劉錦棠率領的主力部隊也要到1876年4月才從肅州出發開往新疆。由於北京作出了政治決策和授權左宗棠能動用巨額款項，這才使得他能夠制定出耗資巨萬的後勤方案，終於把總數達六萬多的人馬開進了清屬突厥斯坦。左宗棠的遠征是中華帝國最後一次向「西域」的大舉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於漢唐兩代。[86]另外，這是一場中國人的種族戰爭，可比之於清代中葉或唐代的遠征。左宗棠為使新疆變成清朝的一個行省並使更多的漢族移民前往定居鋪平了道路。但是，儘管他取得了勝利並且俄國人最後撤離了除伊犁一段地帶以外的全部地區，但俄國早就在經濟上控制新疆了。 由於清朝過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給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月任命景廉為督辦新疆軍務欽差大臣。景廉是烏魯木齊副將，曾收復迤東的奇台。作為陝甘總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給景廉輸送給養。 從當時形勢和歷史傳統來看，收復新疆是一項不可避免的任務。因為，蒙古在東干人的刺激下也開始有些不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爾侵襲蒙古（例如，1872年從肅州來的一支部隊侵入了科布多，並焚毀了作為該城驕傲的黃廟）以後，「大股大股的武裝蒙古股匪仿效東干人的榜樣，也在這裡出現了」[87]。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國人占有新疆，騷亂也可能在蒙古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台灣危機（由於五個月以前日本軍隊在這裡登陸而造成）解決以後，才對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復新疆這一代價昂貴的冒險行動的問題，又展開了討論。李鴻章在12月的一份奏摺中建議可以承認阿古柏為清朝的藩屬，把計議中收復新疆的大筆開支節省下來，移作海防之用（見第二章）。但滿人政治家文祥，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軍，可是他還是支持左宗棠的觀點，即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新疆戰役。文祥爭辯說：「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強大，無論破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即駛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文祥還相信，左宗棠的軍隊在甘肅受過戰爭考驗，因此他們很可能在新疆打勝仗。[88] 地圖11　清朝收復新疆（1876—1878年） 一定是這最後一個考慮，才促使清廷把新疆軍事託付給左宗棠，但是，遠征必要的財力和物力必須予以認真的解決。作為給新疆戰事負責運輸和供應給養的駐節蘭州的總督左宗棠，在1874年後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夠通過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國行號舉債300萬兩，舉債辦法與1867—1868年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釋說，雖然甘肅戰爭的最後幾年中每年在西征餉項名下得到的協餉曾增加到七百餘萬兩，但事實上他每年只收到500萬兩，他需要借300萬兩債來償還所欠中國商人的債務。現在他正積極籌劃新疆戰役的後勤事宜，他建議在1876年1月向外商舉債1000萬兩來完成這一準備工作。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負責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這時是駐南京的總督和經管海防的兩員欽差大臣之一，他反對左宗棠的這一建議；可是，清帝仍授權左宗棠向外國方面商借500萬兩債款，同時命令戶部立即支付給他200萬兩（這筆款子事實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專款）。與此同時，清帝命令12個省給左宗棠解送總數達300萬兩的款項，以湊足他所需要的巨款。1877年終於從滙豐銀行借到500萬兩，分七年償還，而以廣州、福州、上海和漢口的海關收入作抵。[89]在從1875年到新疆戰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這三年時間內，左宗棠共收到2670萬兩，平均每年收到890萬兩。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續借350萬兩，其中半數借自滙豐銀行，半數借自中國商人。為了支持打完這場戰爭，左宗棠又在1878—1881年的四年時間內得到協餉共2560萬兩，即平均每年640萬兩。[90] 七年之中總數逾5230萬兩協餉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勝利的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應歸功於他的籌劃和戰略，以及他對複雜的後勤工作的措置得當。左宗棠早就決定他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東準噶爾。東干人在那裡很活躍，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區——而與之進行決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東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這兩個城市獲得充分的供應。為了通過甘肅走廊和這些城市之間的沙漠道路運送糧食和軍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輛大車、2.9萬峰駱駝及5500頭驢和騾。糧食供應是個特別困難的問題。張曜所計劃的在哈密實施的軍墾雖然據說在1875年已開出1.9萬畝土地，但並不產糧。甘肅的糧價本來就很高，在那裡啟運很不合算。左宗棠的經驗表明，通過肅州和哈密之間艱難險阻的沙漠、隨後又要穿越崎嶇不平的山地把糧食運到巴里坤，這意味著沿途要損耗供應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發現，為北部新疆獲得糧食的一個較經濟的辦法，是應遠到歸化或包頭以及寧夏的一些地點去購買糧食，然後用駱駝運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運往巴里坤。在1876年極困難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軍隊就是從這種來源弄到糧食的。[91]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還應歸因於這一事實：他現在增多了對歐洲武器或者中國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給他的部隊分配了歐洲制的來復槍，這種槍他曾貯備了1.5萬支。到1876年，新疆清軍的裝備有連發槍、發射12磅或16磅炮彈的鋼炮、克虜伯的撞針槍和一門歐洲大炮（此炮「能致遠數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馬隊之成團者最妙」）。左宗棠在蘭州的兵工廠除了製造槍彈和炮彈（其中有一些並不完全令人滿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鋼槍管後膛槍」，這是一位俄國官員所親眼目睹的。左宗棠的有些部隊還在使用舊式劈山炮，但他們似乎沒有繼續使用土炮。[92]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雖然是由於自己有實力，但也由於對手虛弱之故。烏魯木齊的東干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後，也曾在兩年後想起來造反。可是，他們被再一次打敗了。白彥虎在新疆的傳奇中被當作阿訇而為人們所傳誦，他於1874年隨身帶了肅州和敦煌的東干殘餘來到北疆。他在距烏魯木齊不遠處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但也像新疆的東干人那樣，他宣布效忠於阿古柏伯克。[93]這時，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歐洲方法來訓練他的軍隊。按照1876—1877年訪問過六城地區的一位俄國軍官的估計，他的軍隊總計達45360人。阿古柏已經在向中亞通商洋行這一新開設的英國商號購買現代武器。他也有一個能生產「擊發火器」的兵工廠。可是，他的部隊的士氣卻很低。許多新兵都是非志願地徵調來的。經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銳的安集延騎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區諸綠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負責徵兵的，他們也不時在每年的稅賦外被專橫地大量征款，所以據說在居民及其頭目和官員中都有不滿情緒。[94] 甚至俄國人也給清軍以幫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國官員在拜會駐節蘭州的左宗棠時，曾提出願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隊提供500萬斤糧食，價格極其公道。1876年中期，300萬斤被發往奇台，這可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幫助，因為那時在當地市場上幾乎是粒米不見的。[95]正在此時，左宗棠的部隊在劉錦棠和滿洲將軍金順的率領下，已在新疆發動了進攻。 在烏魯木齊迤北一帶的市鎮上，新疆東干人糾集在一起作最後的掙扎。烏魯木齊東北15英里的古牧地城牆很厚，它遭到了劉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擊。左宗棠上報說，有6000名回民被殺，215名被俘；只有幾個回民——包括白彥虎在內——逃掉。次日，即8月18日，烏魯木齊不戰而棄守。但在瑪納斯，金順的裝備較差的軍隊所發動的包圍在將近兩個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將其攻克。他們的城牆被摧毀，幾千名東干人於最後撤出城門之後被消滅。[96] 阿古柏伯克在這時帶了約1.5萬人往東來到吐魯番。他派了一支部隊去協助守衛古牧地和烏魯木齊，但因到達時間過晚而馬上被擊敗。在肅州總部指揮戰事的左宗棠給他的同僚寫信說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頗精。洋槍洋炮外亦有開花炮，但不如官軍之精利，又不善放，一敗即不回頭耳。」[97] 阿古柏在達坂城建造碉堡，這是控制通往烏魯木齊和吐魯番之間的要隘的北門鎖鑰。但在4月份當天山山麓積雪融化使軍事行動又能進行時，劉錦棠即進攻達坂城，僅僅四天時間就攻占了此地。[98]阿古柏的軍隊中繼續有人開小差，他的那些在諸如阿克蘇等綠洲城市的官員，特別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統治下當過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現在又與清軍有所往來，並且為清軍效勞。左宗棠從肅州致書給即將離開哈密去進攻吐魯番的張曜說，優遇南疆居民是一項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眾，官軍撫之以仁。安集延貪取於民，官軍矯之以寬大。」左宗棠給劉錦棠寫信時指出，要抓獲的兩個主要敵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彥虎，另外還有其「死黨」。左宗棠並不過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達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後，俄國人報告說，劉錦棠曾經「非常明智地對待他抓到的俘虜……他給予這些人的待遇，可以預期會產生有利於漢人的良好影響」[99]。 阿古柏伯克政權的厄運現在迅速來臨。張曜於4月26日進入吐魯番，同一日劉錦棠也拿下了它西邊40英里的託克遜。阿古柏退到了庫爾勒，幾天以後即在這裡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國馬上四分五裂，諸子爭立。清軍一個接著一個地克復了綠洲市鎮。白彥虎至少在兩次小仗中出現過，但總是得以逃脫。喀什噶爾在12月被清軍收復，阿古柏的長子及白彥虎退入俄國境內。1878年1月，清軍已光復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國人手中。[100]關於這個問題的外交危機自然要求擺出一副軍事態勢，左宗棠的部隊要長期留駐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總部遷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討和戰問題（見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請應在新疆設行省。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就發現有中國的商人、農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遷入東疆，因此他相信，有一個完全不同於僅僅處於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組織，就會使這一地區更有秩序，並且可以防止侵略。[101]左宗棠的建議，雖在細節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諸實行，也就在這一年劉錦棠變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撫（供職期為1884—1891年）。北京最明確的動機是想節省新疆龐大勇營的維持費用，因為甚至在伊犁危機以後這筆費用也每年高達790萬兩。改新疆為行省，便可預期把現有的軍隊減少到3.1人。他們將被編入綠營，由外省調撥協餉供給給養，每年所費擬減至480萬兩（此數之30%將代新疆轉撥給甘肅，以彌補該省為新疆輸送軍需品等支出的費用）。與此同時，新疆的稅收體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該省在財政上最後能達到自給的程度。[102] 在行政組織上，新疆將有一位巡撫駐烏魯木齊，全省擬劃分為26個州縣、10個廳、6個府和4個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調查。從1140萬畝可耕地中可徵收實物稅糧食2000萬斤，飼草1390萬斤；現金稅額僅被定為57952兩。舊時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繼續留用，在新制度下當鄉約或書吏。他們實際上是稅吏，而且「鄉約之借勢虐民，與昔日之伯克無異也」[103]。這裡也開徵厘金稅，但在1892年即予以取消，因為它一年只不過收入厘金2萬兩略強一點。根據聖彼得堡條約（1881年），俄國商人在新疆享有「臨時的」豁免納稅的身份，因此他們事實上經營著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貿易。由於他們免交厘金稅，所以要開徵厘金，就不過意味著鼓勵所有其他商人去與俄國人合夥而已。來之不易的中國的這個新行省，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好，使之足與俄國的影響相抗衡，因為俄國的影響有比阿古柏伯克強大得多的軍事實力做後盾。 李鴻章與海防 作為1870—1895年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區搞好防衛準備工作的主要倡導人。1872—1885年清政府在自強的名義下實施的計劃，約有五分之四是經李鴻章之手主辦的。[104]其中有一項是北洋海軍建設，這是中國幾支艦隊中最好的一支。李鴻章也是淮軍——顯然是清帝國最精銳的一支軍隊——公認的首領，雖然並無正式頭銜。可是，他的權力並非占有壓倒優勢。他不僅要按照列強時刻警惕地捍衛著的條約體系行事，而且還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員的複雜派系政治鬥爭之中，更不要說還要觀察那位善變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臉色了。李鴻章的活動還受到麻煩的財政制度及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限制。他在直隸的職位也不是萬無一失的。當左宗棠1881年從新疆回到北京時，醇親王就顯然有意讓他接替李鴻章的直隸總督位置。[105]李鴻章必須作妥協才能保持權力，這無疑影響了他的革新計劃的質量；但是沒有這妥協，也就根本不會有這些計劃。 李鴻章之所以對清朝有價值和他之立於朝廷得以安然無恙，自然是得力於他建立的龐大的勇營。到1871年，淮軍約達4.5萬人，其中13500名駐紮在直隸。按照朝廷的旨意，其餘部隊分別駐在山西（3000人）、湖北（3500人）、江蘇（4500人）及陝西（2萬人）。在後來的年代中，李鴻章的部隊仍然是主要的保衛力量，不僅在直隸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別由各該省督撫統帶——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淮軍既戰鬥在東京，也戰鬥在台灣；而在1894—1895年與日本發生的衝突中，李鴻章的軍隊也在各主要戰線上作戰。[106] 淮軍和它的問題 李鴻章1870年到達直隸後不久，他就開始把直隸的各西式訓練部隊統編到他自己的軍事組織中來，希望能更好地使用這些地方力量。他開始從該省約6000名綠營練軍辦起，想使他們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諸實行的同樣的操練和軍事教育。他也分別獲得北京的批准，任命淮軍統領為該省綠營兵制中的高級軍官。崇厚的洋槍洋炮團隊被李鴻章接收過來後，也重新加以訓練。李鴻章重新給大沽口設防，並在距河口10英里的瀕河處建立了一座戰略性的城池。他還擴建了天津製造局，為此目的他從天津關稅中攤了一部分款子。[107] 李鴻章似乎把淮軍的訓練交給了直隸的三位統領，其中以周盛傳（1833—1985年）最為積極認真。周盛傳是一位身經對太平軍和對捻軍戰爭的宿將，在19世紀70年代統帶著淮軍中裝備最好的一支勁旅，通常他管轄1萬多人。和李鴻章一樣，周盛傳也極端強調現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當通曉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鴻章推薦要購買克虜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現代來復槍，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給李鴻章的呈文和他給自己部隊下達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僅要弄到和保養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統地訓練官兵去使用它們。[108] 周盛傳和其他勇營統領不一樣的是，他還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練的優越性。他不僅印發操典，而且經常親自監督他的軍隊的操練，他還不斷告誡營官和哨官也要參加操練。對優秀神槍手又是發獎金，又是發「功牌」；操演不好者則要受處分。曾在19世紀70年代被李鴻章送往德國受過訓的淮軍軍官之一的查連標，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別受到周盛傳的表揚。[109] 雖然周盛傳不想在他的部隊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經常向外國人求教。但是，他對外國人的批評所採取的態度，一般是進行辯護，有時則嗤之以鼻。例如，戈登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機中回到中國時，他就很懷疑戈登的大部分軍事建議；他甚至責怪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雇用的一些德國軍官不懂得夜戰和臥射的優越性。有時，周盛傳也分明誤解了外國人建議的要點：例如他就曾譏笑過戈登關於游擊式運動戰法的主張。可是，他指責戈登低估了高級技術的重要性，這又似乎是相當對的。[110]周盛傳和李鴻章一樣，對應用科學（特別是醫藥）和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如電報、鐵路）有著持續不衰的興趣。至少用當時的中國標準來看，周盛傳所部的各營是第一流的武裝力量。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的軍隊的報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讚揚之聲。[111]但是，周盛傳本人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就曾幾次指出說：這支軍隊已在走下坡路；它經過20年的征戰之後已耗盡銳氣，暮氣沉沉。問題不是在裝備方面，而是在勇營制度的軍官的挑選和提升方面。周盛傳抱怨說，有經驗的軍官缺乏朝氣，而新手又缺少知識。儘管周盛傳屢屢告誡他的營官和哨官要像士兵那樣艱苦地參加操練，但軍官們仍拒不上操。他們把這當作丟臉的事。周盛傳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國人的觀察都注意到了這一有決定意義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顯然是束手無策，坐視莫救。[112]周盛傳的軍官們想方設法要擠進清朝的官僚階層，哪怕是擠進綠營的官僚集團也好，可是他們缺乏職業軍人的榮譽感。 周盛傳軍隊的主要問題恰恰在於它仍然是勇營。每當德國顧問們建議對勇營的組織進行任何細小的修改，他也幾乎總是一成不變地加以反對。雖然周盛傳知道法國和德國都實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認為這辦法不適合中國國情。他對上述建議作出的讓步，就是提議勇營兵中每營所擁有的50名長夫應給予機會使之變成士兵。[113]周盛傳很讚賞作為淮軍特點的家長式統治和人與人之間的精誠團結關係。事實上他也把許多親戚安插在他的部隊中。雖然他本人很欣賞像查連標那樣受過外國教育的軍官的技術和知識，但周盛傳很少推薦他們獲得勇營軍官垂涎三尺的綠營軍階和官職。顯然，周盛傳和李鴻章沒有這些特殊薦舉的客觀標準。[114] 在周盛傳的部隊中有吸鴉片煙、賭博和欺壓老百姓等常見的惡習的人比較少，但是他確實仍一有機會就要告誡官兵們應注意道德和軍隊風紀。[115]淮軍訓練計劃的效率，一定因執行一些有價值的、但非軍事性的任務而受到損害。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周盛傳的部隊經常奉命參加建設工程，參加墾荒、屯田，還參加一些救災活動。[116] 同時，淮軍也繼續受北京財政政策變化莫測的影響。李鴻章為反對餉項收入的日益削減而奮鬥不息，這在文獻上是有充分的記載的。在70年代，整個淮軍的歲入平均遠遠超過300萬兩，但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減少到不足250萬兩。[117]武器價格高昂，迫使李鴻章向士兵（理論上還有軍官們）連續支付原定薪餉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為積欠在退伍時償清。北京確實向各省施加壓力，以促使它們把駐直隸的淮軍的軍費撥給李鴻章，並使撥款至少保持在削減之後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監督淮軍的某些具體的支出。淮軍要服從戶部「造冊報銷」的規定，而且戶部在很長時期以來拒不承認每個營長夫的搬運、燃料和餉項等費用為合法的開支。[118]儘管李鴻章負責清帝國最精銳的軍隊，他顯然仍須指望北京給他的軍隊以財政支持，因此他必須做出各種妥協。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以及在勇營制度本身的基礎上，李鴻章努力建設了一支現代化的海軍。 建設一支海軍 李鴻章關於海軍防禦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辯論中具體化的。雖然他仍然覺得海軍不像陸軍那麼重要，但他的建議反映了一種日益關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證沿海的安全，包括緊鄰滿洲和華北的朝鮮的安全在內。一個明顯的需要是迅速獲得現代化的軍艦。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上海和福州兩個主要造船廠甚至付出高得不敢問津的代價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隻。他得到清帝的支持，著手從國外買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間人。1875年4月李鴻章通過赫德向英國訂購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訂購了四艘。但是，他開始把赫德看作想控制中國海軍計劃的競爭者（見上卷第十章）。於是，李鴻章通過別人來買船，而赫德也撇開李鴻章向其他督撫供應訂貨。他們兩人各自出於種種原因，試圖總攬武器的購買事宜，但都沒有成功。[119]李鴻章從不認為，整個中國海岸只由一支水師負責在政治上是可行的。19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反對總理衙門關於設置一位統帥負責沿海和長江諸省防務的建議，儘管他可能是這一職位最有希望的候選人。在盡力解決一個互不協調的陸海軍制度的時候，他命里註定要肩負主要的責任。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駐節天津的李鴻章、駐節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官員們相繼而起，買船成風。可以預計，結果是造成了一場混亂。建立起來了四支互不統屬的艦隊：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領一支，福州船政局統帶一支，駐節廣州的總督也統帶一支。還有一些舊式水上部隊，包括長江水師在內。這些部隊的武器、船隻和訓練，不僅在地區與地區之間迥然不同，甚至在一個號令系統內也各吹各的號。而且，由於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儘管赫德有過這樣的建議），各省官員經常被狡詐的軍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鴻章也未能免遭他們的擺布，歐洲和美國來的軍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門、他的統領們和他的外國顧問們那裡進進出出。[120] 李鴻章的財政資源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多。在1875年清帝許諾的每年400萬兩「海防經費」中，到1877年後期李鴻章只收到總數不足二百萬兩，因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壓力，要它們給左宗棠遠征新疆之役提供經費。可是，李鴻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別是沈葆楨——的合作，還是能夠擴充他的艦隊。沈葆楨把原來南洋水師訂購的四艘英制炮艇讓給了李鴻章。在日本於1879年吞併琉球以及伊犁危機期間俄國的海軍威脅發生之後，李鴻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國定造兩艘斯特汀式鐵甲艦和一艘鋼甲巡洋艦。它們的財政來源有下列幾個方面：「海防經費」項下的各種撥款；輪船招商局為償付政府過去債款轉來的100萬兩；皖南鹽商捐贈的60萬兩；以及向專用於外交用途的海關收入所借的「借款」。[121]1881年訂購的德國船隻直到中法戰爭以後才運到。與此同時，李鴻章還計劃在滿洲南端的旅順口搞一個大型船舶修造廠。旅順和山東的威海衛將成為他的海軍基地。 1882年，清帝國可以號稱它擁有約50艘戰艦，其中約半數為中國自造。李鴻章直接經管著12艘船——8艘小炮艇，兩艘1350噸的巡洋艦（通過赫德向英國阿摩士莊廠定造），以及兩艘福州船政局的產品。美國海軍准將舒斐爾特（1881年李鴻章顯然曾考慮要讓他暫管北洋艦隊）讚揚了他所視察的英制船隻，他說：「每一項現代海戰工藝器械都裝備到了這些新艦艇上：用水力操縱的具有大口徑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機關槍、電燈、魚雷和魚雷艇，雙螺旋槳引擎，鋼製金屬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確，這個艦隊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顯然，若要使它確實發揮效益，它還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隊伍和一個完善的組織。」[122] 李鴻章不是沒有覺察到人事方面的問題。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學生使團去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於它可能提供受過西洋訓練的陸海軍人才。總理衙門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學生，李鴻章對這一意見作了妥協，這部分的是因為，與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相反，安納波利斯軍校和西點軍校不接受中國學生受訓。1876年，李鴻章又在天津製造局添建了一個電動魚雷廠。也就在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軍軍官去德國學習戰爭技術。但在19世紀70年代，為中國的海軍提供軍官的最好的來源是福州船政局訓練的士官生。雖然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有一個小規模的船上訓練計劃，但在福州舉辦的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被認為更加完備。[123] 到了1873年秋天，4名從福州船政局修船科畢業的士官生已取得艦長或大副的資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將獲得同樣的軍階，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資格。一年以後，14名輪機艙科的畢業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師則等待分配。李鴻章急於想利用這批由在華洋人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學生經李鴻章和沈葆楨的薦舉被派到歐洲去深造（見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國後，他們都在艦隻上或福州船政局獲得了重要的職位。有幾個人為李鴻章效勞。 1875年以後，福州船政局日趨衰落，這部分是因為現在已沒有什麼洋員留任。頭兩任船政大臣沈葆楨和丁日昌卸任後，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較差的人員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評為軟、懶、貪的攤子。行政經費被削減，這表明北京和省級官員都對它減少了興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諭曾引用一份奏摺中的大意說，在多年的代價高昂的訓練之後，中國海軍學生仍然不知道怎樣駕駛船隻。雖然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鬥爭所調唆出來的，但從歐洲留學回來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確未博得信任。李鴻章本人也把他們形容為「文秀有餘，威武不足」[124]。 李鴻章現在想法尋找一個更可靠的來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訓練的中國海軍軍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開辦了自己的水師學堂。它的第一任學監是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嚴復，他在格林威治深造過，後因翻譯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譯家的盛名。水師學堂的外國教官包括海關派來的三位官員和一名年輕的美國人阿靈敦。1882年，李鴻章通過赫德招來了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此人曾幫助把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訂購的幾艘阿摩上莊船隻弄回中國。琅威理給李鴻章當了約兩年北洋水師總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師學堂的編制內。作為海軍提督丁汝昌（曾任淮軍騎兵軍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訓練李鴻章艦艇上的現役人員。[125] 天津水師學堂在主要課程和學制方面（見上卷第十章）類似於福州船政學堂的英語班。它開設兩個科：一為1881年開設的駕駛科，一為1882年開設的輪機科。為了想吸引那些不進學堂就會受科舉制度引誘的才智之士，李鴻章在水師學堂的告示中強調指出，中國的新式艦隻將給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進入仕途的新機會。在說到福州畢業生的時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經學有所成……而且當上了艦長。有些人現已官至二三品，並且被授過了勳章。」[126]這水師學堂的第一批學生只經過三年學習就畢了業。他們在中法戰爭中處於戒備狀態的艦艇上繼續接受訓練。雖然北洋艦隊幾乎沒有參加這次衝突，但是由於英國是中立國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國海軍的現役。他的一位臨時的繼任者德國人式百齡，完全是一個無能之輩。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國海軍中工作。 中法戰爭及其後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是對中國過去20年間所執行的新式陸海軍計劃的第一次外部考驗。中國的日子並不好過。在兩年之內的陸上和海上的零星戰鬥中，中國人在經費、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丟失了對安南（中國人對越南的稱呼）傳統的宗主權，而且必須讓法國人在商業上侵入華南內地諸省（見第二章）。 可是，法國的勝利也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勝利。[127]在中國於1884年「非正式」宣戰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劉永福的黑旗軍有效地在東京困擾法國人，有時設壕作戰，有時巧設埋伏以伺機狙擊。1884年6月後期，原左宗棠所部的軍官王德榜統率勇營參加作戰，在北黎附近經過三天苦戰之後打敗了法國人。8月初，著名的淮軍將領劉銘傳率領的軍隊打退了法國艦隊司令禮士卑士對台灣基隆要塞的進攻；10月份，法國人又在淡水遭到嚴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國人在中國—安南邊境的鎮南關擊敗了法軍，並且在往後的兩個星期中接連收復了重鎮諒山和安南的其他據點。在某些人看來，當和平談判迫使雙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敵對行動時，中國人正在勝利的邊沿。 然而，中國的外交和戰略形勢實際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關係和中日關係因中國在朝鮮的地位問題而鬧得很緊張，而且謠傳法國人正想在北面幫助日本人與中國交戰。[128]此外，中國也因行政和後勤方面的嚴重困難而大傷腦筋。正當北京的決策人繼續舉棋不定時，省一級督撫官員卻完全陷于思想混亂之中。這種混亂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福州地方上，因為1884年8月23日這裡的11艘艦隻組成的中國建造的「現代」艦隊，不到一小時就被法國人摧毀。隨著福州這次創巨痛深的慘敗之後，以江蘇為基地的南洋艦隊也由於領導無方、訓練糟糕和紀律鬆弛，在試圖打破孤拔將軍對台灣的封鎖時大敗虧輸。 甚至中國在陸戰中的勝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劉永福在東京取得的有限的勝利，部分是由於黑旗軍在非正規戰爭中東奔西突的勇氣，但是這些遭遇戰也表明了法國人的弱點：猶疑不定，後勤困難，戰術措置失宜，完全缺乏準備。當1883年12月13—16日法國人在山西發動一次協同一致的攻勢時，黑旗軍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擊」。法軍在四個月後占領北寧的時候，劉永福據說是不戰而退的。[129]甚至經常被吹噓為中國大捷的諒山之戰，法軍之戰敗似乎不是由於清軍的戰鬥力高和訓練有素，而是由於人數上占壓倒優勢以及法軍供應上存在的問題。目擊者的記述表明，尼格里將軍的部隊極端缺乏火藥和其他供應，因為法國的「苦力隊」大批地開了小差。根據一位西方觀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國人認為是同情中國人的）的說法，諒山地區的清軍裝備得很好，但訓練和領導都極差。[130]勝利之取得並不是由於中國軍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為沒有中國軍事制度影響的緣故，而且中國人的傷亡幾乎總是比法國人的傷亡大得多。只有在台灣的中國軍隊才能夠一比一地堅持與法國人交戰，這大部分應歸功於劉銘傳的精明的準備工作和幾位淮軍軍官的指揮才幹。[131] 李鴻章通常被指責應對中國海軍在中法戰爭中的覆沒負有責任。批評家們認為，如果他一旦接到請求就願意立即派遣北洋艦隻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艦隊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國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戰時只顧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鴻章之專注於北方防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連張之洞也認識到這一點，這特別是因為日本在朝鮮的活動正在日益加緊。此外，就法國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打算進犯北方。他們之所以還不敢放手進攻華北，部分原因就是那裡有李鴻章的部隊。[132]李鴻章雖然很明顯地不急於以反對法國人來考驗他的艦隊，但他並不缺乏愛國精神。中國所處的複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整個清帝國的行政制度，很不利於對法國的挑戰作出迅速而舉國一致的反應。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雖然某些文人和官員相信，中國在1884—1885年與法國作戰時實際上是打贏了陸戰，但是，中國海軍的缺點卻是暴露無遺了。有許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應謀求更集中的協同作戰。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國藩就已經提議，需要把海軍船隻置於單一的指揮之下。[133]1885年這個意見至少在名義上突然變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而以慶親王奕劻（1836—1916年）和李鴻章為會同辦理大臣。這一「中國海軍部」的組織可以比得上總理衙門，它最後擁有6名幫辦，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員則主要是滿人。[134]醇親王本人這時似乎已轉而相信自強運動。但海軍衙門應該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后及其寵幸們所搞的鬼把戲，意在與李鴻章分享北京能從各省提取的經費，雖然它表面上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宮廷政治中發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擊恭親王和軍機處應對東京的軍事挫敗負責，作為攝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個軍機處，而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五名新軍機大臣來接替。恭親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從總理衙門免職，它的領導權交給了慶親王。作為年輕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不便在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供職，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諭，「著醇親王奕譞（就軍機處事宜）一併與議具奏」[135]。醇親王的心腹顧問中有孫毓汶：這是一位精明而貪得無厭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軍機處供職，直至1895年，即醇親王死後的第四年。[136] 雖然醇親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機期間也站在「主戰派」一邊，但他過去對海軍事務卻不感興趣。他曾給神機營買過西洋軍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開始以矛盾複雜的心情對鐵路和機器開礦表示興趣。[137]他和慈禧太后之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無疑是受了李鴻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個星期逗留時的影響的結果，那時這個計劃正被提出來反覆加以研究。 李鴻章非常急需經費來維持和建立他的艦隊及其相關的設施。雖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協議，李鴻章仍然相信，中國遲早會因它的這一最鄰近的藩屬而與日本相對抗。醇親王也能夠看到朝鮮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異母兄弟和政敵恭親王由於反對慈禧太后喜愛豪奢的苑囿宮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憤怒。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每年只從各省收到約60萬兩用作海防經費。[138]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軍衙門看作這樣一種手段，即它將迫使各省在滿足皇室的園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為海軍多出經費。李鴻章別無其他選擇，實際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現在給各省施加壓力，要他們給海軍衙門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經費四百萬兩，按照上諭所說，甚至為此削減綠營和勇營兵額以及廢除海軍的中國帆船式戰船和無用的陳舊輪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設「海防捐」。為此目的，公開實行賣官鬻爵，官員被鼓勵出錢來「報效」，以使自己能夠晉升或使過去的瀆職行為得到寬恕。[139] 慈禧的當務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宮西面圍繞三海的、有許多亭台樓閣的御花園，它位於北京的中心；然後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離宮。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滿洲的四大富裕貴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內）幫助苑囿的建設，即伸手要他們捐錢。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幾家共捐出24萬兩。1886年1月的一道上諭，公開為三海建設要求粵海關監督幫助經費，而且還要求海軍衙門本身作為「借款」提供款項。醇親王在12月份寫信給李鴻章說：神機營和海軍衙門已從當時籌措到的220兩中提供了75萬兩，但池苑工程還需要更多的錢。因此，醇親王建議李鴻章應該籌集更多的經費。他希望李鴻章的衙署能幫助弄到一筆70萬兩的外債，其名義是「可否指稱創建京師水操學堂或貴處某事」。李鴻章只得照辦，而且他顯然在這筆外債中增借了22.7萬兩，以用於他的艦隊。這筆錢由當時正在幫助李鴻章搞直隸北部鐵路計劃（這計劃得到海軍衙門的贊助）的伍廷芳來籌措，而由德商泰來銀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總數為500萬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莊和芝罘海關收入於15年內償清。[140]李鴻章最後放棄了他籌款不舉外債的原則——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這樣做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每年從海軍衙門收取他的應得份額約150萬兩（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過是記在海軍衙門賬上）。他也從海軍衙門接受數額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應付特殊需要。他分別通過駐英國與駐德國公使曾紀澤和許景澄在1886—1887年訂購了兩艘新的英國巡洋艦和兩艘德國巡洋艦。（前駐德國公使李鳳苞在訂購李鴻章的頭三艘德國艦隻時被指控收受了大量個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職。）[141]1888年當新的巡洋艦到達時，李鴻章訂出一套北洋海軍章程，重新組織了他的艦隊。這個章程的內容把英國海軍的實際做法、勇營的制度和綠營兵的術語，都兼收並蓄於其中。丁汝昌提督將由兩員小軍艦艦長輔佐，他們被授予總兵銜，各指揮一艘7430噸的鐵甲艦。從2300噸到2850噸的幾條巡洋艦則交給軍銜為副將的艦長統帶。這些艦長一方面得服從提督調動，一方面對自己的艦艇又享有完全的權威，並完全有權指揮支應委員以及管好受訓的學生。[142]這是一支給人印象深刻的艦隊，它擁有兩艘鐵甲艦、7艘巡洋艦、6艘炮艇和6艘魚雷艇。 可是，李鴻章發現他不能進一步擴充他的艦隊，雖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購買一種更新式的、經過改進的船隻。困難是在財政方面，因為慈禧現在正致力於在北京西北建造頤和園的計劃。她從海防經費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錢來建造頤和園，其確切數目是難以弄清楚的。但是我們發現，醇親王在1888年11月給李鴻章寫信，要求他向幾個省的督撫們籌款200萬兩，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於進一步修造這座避暑離宮。[143]可是，這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因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軍衙門本身的奏摺，公然建議頤和園的建築款項應取自海防捐款和駐外使團專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諭中宣稱，他願為皇「母」提供休憩頤養的環境以娛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對待他的母親那樣。[144]皇室的倫常顯然允許這樣胡亂花錢，以盡孝道。 在這同時，北洋海軍在1889—1890年繼續每年收到約130萬兩，勉強夠維持它現有的艦隊、設備和人員。1890年，旅順口海軍基地裝備了一個400英尺長的磚石船塢，以蒸汽作動力，俯臨一個疏浚達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總共花費了300多萬兩（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鴻章因此不能給他的艦隊增添一條船了。顯然由於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斷增加和許多諂諛之徒從夏宮的修建中漁利，海軍衙門向清帝建議「停購船械」。[145] 可是，經費來源不足還不是李鴻章的海軍所面臨的唯一困難。在籌措經費和保護自己的權力的同時，李鴻章還在想方設法解決對合格人員日益增加的需要的問題。隨著福州船政局的日就敗落，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成了培養下級海軍軍官的主要來源。1888年，李鴻章在琅威理的幫助下改組了水師學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國的。水師學堂的重訂章程表明，它願意使中國的海軍訓練趕上西方的現代實際水平。入學要求被提高了，學習年限延長到六年零九個月（包括27個月的艦上訓練），定期考試也被規劃出來了。章程也包括了關於獎懲、提升和海軍禮儀等複雜細緻的規定。畢業生還被授予候補千總的身份。[146]旅順口、威海衛、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據點，還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設施。 可是，有些中國的高級海軍人員的特點是驕傲自大和爾虞我詐。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高級軍官與其他地區來的軍官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有些高級軍官對琅威理的非常寶貴的工作表示不滿，所以琅威理稱這般人為「既愚昧又嫉恨別人的人」[147]。這些緊張關係，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國軍隊中的地位不明確，造成了一次事件，從而使他在1890年辭職。琅威理的去職特別不幸。它不僅促使中國學生被排除於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內部的標準也為之下降。赫德曾經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辭職，可是也承認他的僵硬態度使他陷入了麻煩的境地。[148] 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正在試圖改進海軍訓練，當然，他們的資源必然比李鴻章更受限制。在廣州，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開設了廣東水陸師學堂，其基礎是原淮軍將領張樹聲總督1881年在黃埔早已開辦的一所訓練學校。雖然在理論上張之洞認為海陸軍訓練同樣重要，實際上廣東地處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視海軍。黃埔學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開辦的，它吸收了這兩個學校原來的師生員工。吳仲翔曾在福州做過10年學監，並幫助李鴻章創辦過天津學堂，現在當上了張之洞學堂海軍部分的第一任負責人。雖然海軍部分在1887年開始時有70多名學生，後來又至少從福州轉來了37名學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25名士官生。財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費補助的學生人數嚴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張之洞又要強調中文學習，又要強調海軍技術，這也一定打擊了許多學生的學習情緒。士官生在學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讀經，以「鞏固根本」。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不允許學生應科舉考試，可是，張之洞卻准許他的士官生這樣做。張之洞在1889年後期的調任是對學堂的一個打擊。他的繼任李瀚章對擴充學堂的計劃橫加阻撓，而在1892—1894年，臭名遠揚的保守派、廣東巡撫剛毅則蓄意摧毀了這個計劃。在剛毅的任期內，廣東水陸師學堂遭停辦，洋員被解聘，廣東小艦隊的現代化船隻常年投閒置散，拋錨而不開動了。[149] 在北京避暑離宮附近，於1887年創立了一所所謂昆明湖水師學堂，以此來證明海軍衙門的開支已用於正途，它培訓了約四十名滿洲生員，以便他們去天津水師學堂深造。曾國荃在南京遲至1890年才開設的南洋水師學堂則不那麼被人們所恥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師學堂的榜樣，意在為南洋艦隊提供軍官。據報道，它的入學要求是嚴格的，課程是完備的，師資（有幾位教師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優秀學生，而且經費顯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戰爭後才畢業。[150] 劉銘傳在台灣 1885年，清廷採取另一步驟以加強帝國的海疆。10月12日，即宣布海軍衙門成立之當日，宣布了一道上諭：把前此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於道台的台灣單獨另設行省，而以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是原淮軍將領，以打敗太平軍和捻軍而蜚聲國內，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國人入侵中負責防守台灣。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撫，駐節在台灣。現在他將就任清帝國第二十個行省的巡撫。（福建巡撫之職將由駐節福州的閩浙總督兼任。）劉銘傳將單獨負責台灣的人事安排，特別要對軍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負責。[151]清廷終於遲遲地認識到了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及其經濟潛力。 地圖12　19世紀後期的台灣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灣島上國姓爺的後裔之後幾乎兩百年期間，被葡萄牙人稱為福摩薩的這個島，對滿洲人來說是一個邊境地區，要放棄它就太危險了。它那裡隱匿著許多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來反對清朝。可是，北京還不能貫徹限制中國人從大陸移向台灣的法令。清朝自18世紀中葉以來在那裡的記錄是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間它不時對起義進行鎮壓。英國艦船在鴉片戰爭中炮轟基隆和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闢淡水及打狗（今高雄）為條約通商口岸，才開始使北京憬悟到這個島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該島一事，才真正使幾位政治家相信加強其防務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機期間任欽差大臣的沈葆楨在台灣呆了一年，他安裝了海岸炮台，並且計劃在基隆搞一個機器開採的煤礦。1875—1877年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對台灣事務給予很大的注意，並在1876—1877年冬春之際視察過該島。他目睹過基隆各礦第一次用機器採煤，又由於他的出力，台灣府（台南）和打狗之間的一條30英里長的電報線在1877年才得以鋪設。丁日昌還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想把台灣建成華南的海軍基地；建一條縱貫該島南北的鐵路以便利戰時運兵。這些設想原則上雖已被清帝批准，但各個方面都不給予財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財源的閩浙總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視察了島上的綠營兵，發現貪污成風，例如有許多「士兵」只在花名冊上列有虛名。由於他的建議，至少台灣的10名綠營軍官被裁汰，包括總兵和一員副將在內。可是，丁日昌本人對有機會在台灣貫徹他正在進行的各項革新事業的這一幻想也破滅了。從1875年以來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擊，其兇險程度較之李鴻章所受到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得特別厲害的是他想擁有鐵甲艦和傾向西學的觀點。丁日昌於是乞病（這也是實情），請辭去福建巡撫職務；這辭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152] 丁日昌對台灣的幻想現在等待劉銘傳巡撫去實現了。劉銘傳在中法之戰之後來到台灣就任，他得到的財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們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關稅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達45萬兩，後來還略有增加。這筆款項都被撥做台灣陸軍費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給劉銘傳80萬兩，為期五年。這個數目由福建省庫和福州海關出資44萬兩，另由上海、九江、漢口、寧波和廣州等海關出36萬兩。[153]鑒於他的計劃龐大，劉銘傳的總收入還是不豐裕的。他被當時的外國人譽為「非凡的中國官員」，不過，一位現代的審慎的學者把他五年的巡撫政績評為「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記錄」[154]。 劉銘傳忠實信奉李鴻章關於武裝備戰的重要性的主張，所以他馬上通過歐美商號大批訂購大炮和槍支。在劉銘傳以前，沈葆楨、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經用大炮裝備了台灣和澎湖的要塞。從1856年開始的三年內，劉銘傳給台灣和澎湖的炮兵掩體增加了31門新的阿摩士莊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徑是9—12英寸。他還買了1萬支後膛槍，並計劃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廠，他到1886年花了兩萬多兩建造工廠，花了8.4萬兩買機器、金屬和更多的槍支及子彈。這座新兵工廠約有300名僱工，在一員德國工程師的帶領下工作，它向劉銘傳的部隊提供槍炮的子彈，而且當1887年劉銘傳為台灣鋪設鐵路的計劃開始的時候，它的金工車間被證明是極其有價值的。[155] 早在1886年，劉銘傳就計劃在台北和台南之間搞電報，搞海底電線把台灣、澎湖和福州連接起來：所有這一切計劃都被認為在軍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於與德商泰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簽訂了合同，這兩條線路在1887年完成，此時正是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電報總局以後的第五年。[156] 正如他在打太平軍及捻軍的年代那樣，劉銘傳這位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不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還急於讓他的士兵實行西法操練。劉銘傳認為，台灣島上的綠營兵在全國是最下乘的。它的名義上編制是1.4萬名，實際數字在1884—1885年是4500名。劉銘傳著手搞一項重新訓練的計劃，從優秀射手中挑選新軍官。劉銘傳也不滿意台灣的勇營。他在1885年的奏摺中說，湘淮兩軍已成「強弩之末」。他主張，實行新的訓練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是現在當後膛武器已引進國內的時候。「倘令槍碼不明，則遠近高低茫無準的，是有槍與無槍同矣。」[157] 1885年後期有16營楚勇在台灣，由左宗棠原來將領之一劉璈率領，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灣道台。劉銘傳現在接管了劉璈的楚勇，還統帶著他本人帶到台灣來的10營淮軍。淮軍的補充兵員主要從劉銘傳的家鄉合肥取得，這使他到1888年擁有總數達43個營，即2.2萬人馬。兩位歐洲教官訓練著他的士兵。[158] 劉銘傳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規定的五年期滿以後每年還有80萬兩協餉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歲收的辦法，這就是要使農田的實際所有主繳付更多的稅。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調查，而這項工作在清代卻從未在一省的範圍內開展過，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灣二省以外。李鴻章知道中國農村的既得利益集團壁壘森嚴，所以他在受任直隸總督以後的1870年明確指出：「通省清丈，斷辦不到。」[159]可是，劉銘傳1886年恰恰著手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把台灣地賦的估計收入從183366兩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兩。 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兩年中，劉銘傳已經成立了兩個清賦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戶編造土地清冊。他正在利用渡過福摩薩海峽而來的移民兩個世紀以來的開拓成果。從18世紀初起，數量不大的人們（有人說台灣全部是四萬人）曾得到政府的專利執照，准許他們開墾大塊土地。[160]可是，這些專利執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實際從事墾殖。反之，他門把每塊土地分給幾個開發者，後者又轉而把地再租給佃戶。當湧入的移民越來越多和地價上漲時，許多開發者實際上又變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戶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這些地主在台灣被稱為小租戶：他們應向那些專利執照持有者（被尊稱為大租戶）交付他原來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根據傳統，只有執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稅。由於台灣島上清朝官僚體制的腐朽無能是臭名遠揚的，專利執照持有人往往連並不沉重的地稅也予以規避。例如，劉銘傳驚愕莫名地發現，淡水全縣每年的土地稅僅能收780兩！另外，許多專利執照持有戶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戶常常是具有紳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們根本不納稅。 至少在台灣北部，劉銘傳贏得了當地紳士領袖人物的合作，稅制改革進行得頗為順利。小租戶是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所以發給地契，並且每年比照他們的土地徵稅。原來的專利憑照在理論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戶每年向專利執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減少了40%。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灣北部實行。可是，這改革在台灣中部和南部卻遇到了抵抗，這部分是由於土地調查中的種種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發了一次嚴重的起事，它是由當地的地主施九緞領導的。[161]雖然新稅法最後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廣，劉銘傳認為必須與台灣南部的更加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於是同意了這樣一個方案：某些專利憑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們與土地的關係，而與小租戶一起分擔新征的土地稅。 同時，劉銘傳還想開闢該島的商業財源。他開徵了種種厘金稅，但由於外國商人的反對，許多種厘金被停止徵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徵收樟腦稅，不過他不得不准許外國商人免交厘金稅出口。這些收入來源，加上關稅和土地稅的留成（即平余，這是徵稅所收之銅錢折算成銀兩的「成色差額」），使得劉銘傳治下的台灣甚至在1889年協餉已經停解之後歲收總數仍能達到212萬兩。[162] 劉銘傳用這有限的資財計劃了許多亟待開發的項目：辦鐵路，開航運，採煤，興建一所洋學堂，聘用外國人訓練軍隊。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國都必須為防禦日本而進行準備之際，劉銘傳的部隊卻必須在台灣的高山密林之中與「兇殘的生番」作戰。 台灣土著和漢族移民之間的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當移民到19世紀80年代估計增加到了250萬人的時候，自然要引起對較低山丘可耕地的爭奪，土著居民在這些地方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隨波逐流並心甘情願來到台灣的清朝官員們，從未制定出一項令人滿意的「山區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間的衝突歷久不衰；後者也購買了火器並且善於把守山隘，他們經常突襲平原，殺人泄憤。[163]劉銘傳部分地為了便於同他們作戰，部分地為了取得樟腦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條橫亘東西兩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嶺，止於彰化。由於戰鬥越來越激烈，數以百計的清軍士兵和幾位最好的淮軍軍官染病而死於瘴癧地區。劉銘傳在台灣任職期間合計與「生番」打了40次仗。儘管他使用了機關槍和野戰炮，他的部隊仍吃了幾次大敗仗，例如1889年在宜蘭附近便損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兒在內。清軍的士氣很低；[164]在曠野地方作戰並無戰利品可資擄獲，這就使得這種對土著的戰爭完全不同於打太平軍、捻軍或打回民的戰鬥。 劉巡撫既一絲不苟，又富於創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劉璈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區的官僚和地主勢力。為了吸引品性卓異的文官到台灣服務，他在1886年上奏說：和在新疆一樣，凡到台灣服官積功滿3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陸後優先擢升。劉銘傳不得不從吏部為台灣掛牌的人員中挑選府縣長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鑒於台灣環境的特殊，10年之內那裡的縣令應由巡撫薦舉，特別是要從有地籍調查經驗的人員中薦舉。吏部認為，該部在台灣10年停止任免人員的時期太長，而清帝則准許他3年之內可自選縣長。[165] 和李鴻章一樣，劉銘傳也設專局來經辦他的新事業。但在1889年，清廷強調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諭，要求各省裁減這樣的局及其人員，而凡屬必不可少者，應將它們的財政情況定期上報戶部。[166]當清廷的政策實際上決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時，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19世紀80年代，甚至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也不得不歸還70年代政府所舉的公債。[167] 到了1890年，劉銘傳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樣逐漸喪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調查工作也被御史們攻擊一通，說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亂。[168]劉銘傳開設了一個商務局（英文名稱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經費來源一為台灣官方資金，一為私人所認捐款，特別是新加坡華僑的捐款。雖然它在1888年擁有兩艘英制新輪船，但它在與外國商號的競爭——甚至在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競爭——中，一直賠累。1888年，劉銘傳改組基隆的著名煤礦為官辦的「基隆官煤廠」。但它缺少周轉資本，所以劉銘傳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萬兩的投資，其條件是這個企業應在20年內在台灣享有壟斷機器提煉煤油及機器採煤的權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為了挽救基隆的煤礦，劉銘傳在1890年6月重新奏請清帝：這些礦井可以交給一位廣東人率領的一批中國人經辦。擴資之後，台灣政府將出此資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應份額的紅利。從這個跡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勢，並且也可看出他的庇護人李鴻章的影響下降了；因為他為此受到總理衙門及戶部的嚴厲批評，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駁的建議：它們擔心這些投資者的後台仍是外國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諭給劉銘傳以「革職留任」的處分。[169] 1891年6月當劉銘傳辭去台灣巡撫的時候，他或許有一種慰藉。自從1880年以來他一直為在中國建造鐵路奔走呼號，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灣興建了鐵路。在「官督商辦」的名義下，劉銘傳的商務局從海外華僑那裡集資100萬兩。工程進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間長20英里的路面已被鋪軌15英里，而兩年以後，在他的後任邵友濂的任期內，台北和新竹之間42英里的鋪軌工程也得以完成。[170]它的起步是緩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國僅有319英里鐵路，包括台灣在內。在直隸，李鴻章花了20年時間才建成一條長257英里的鐵路。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中國第一所訓練陸戰人員的學堂——即天津武備學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師學堂興辦的五年之後。在這方面遲遲才動手是叫人很難理解的，鑒於李鴻章在70年代就已經大力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人員去接受軍事訓練，這種現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171]早在1875年美國將軍埃默里·厄普頓即曾向李鴻章建議應開辦一所中國的武備學堂，但李鴻章以厄普頓的建議花費太大而加以拒絕，因為它需要從美國陸軍聘用九位教師和教官，還加上一個學六年英語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鴻章興辦一所武備學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因為：中法戰爭方興未艾；幾位德國教官已到達中國；他的某些將領——特別是周盛傳——改變了態度。[172] 遲遲不能開辦陸軍學堂，無疑是由於大多數勇營軍官抵制向他們帶領的部隊中輸進新成分。新式海軍則不那麼威脅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李鴻章早期的海軍軍官據說很快就養成了反對新培養的士官生的偏見。甚至周盛傳也表示，他雖然贊成按照西方模式興辦一所中國武備學堂，但他也覺得不一定會培訓出許多將領來。[173]周盛傳基本上滿意淮軍的指揮結構，他對許多老軍官會反對人事的變動是瞭然於胸的。 李鴻章最初關於開辦這種學堂的建議是很有節制的。他只計劃訓練約一百名下級軍官和一些從淮軍及練軍營伍中選送來的士兵，再加上若干願意學點軍事的文員而已。經過壓縮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地理、科學、測量、打樣、數學、築城學和軍事操練及作戰。6名德國軍官開始在學堂教書。課程主要以德文講授，由從同文館或其他地方調來的譯員幫助翻譯。李鴻章希望學生們能在一年內完成學業（實際上要兩年），然後他們回到原單位把新學來的知識傳授給同伴們。從1885—1900年用這種方法共對大約1500名士官生進行了訓練。大多數人只充當教官；只有少數人成了軍官。[174] 1887年春，李鴻章增加了一項旨在培養軍官的五年計劃。應試者年齡限在13—16歲，並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應與其年歲相當。是否合格，應以入學考試為準。最初有40名學生被錄取，每個學生必須保證連續在校五年，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結婚。父喪或母喪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175]這五年學程是相當嚴厲的：頭三年學一門外語（德語或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學、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地圖繪製、中國歷史和經書；後兩年包括射擊學、軍操、築城學及其他工藝科目。定期考試用來測驗熟練程度，評定升級或留級，並作為向上奏報學習進展情況的根據。這種一般的教學方法也用於李鴻章辦的威海衛和山海關的軍事訓練學校中：這些學校被認為是天津訓練計劃的擴大。[176] 和天津水師學堂一樣，這所武備學堂的財源也是來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經費」。雖然它經辦不善和貪污腐化，與外籍教官的關係有困難，學校中存在著語言障礙，學生中間存在種種問題，但中國20世紀初期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該校培訓出來的。[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開辦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備學堂就是張之洞的廣東水陸師學堂中的陸軍部分。1885年，張之洞曾經在他新建的勇營部隊——即廣勝軍——中聘用過德國教官。有一兩名德國軍官在該學堂里教書，但中國教官承擔了大部分教學任務。張之洞看來很滿意於他們的教學工作，因為他後來選派了畢業生充當他於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強軍的軍官，而且聘用該校教官去他於同一年稍晚時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備學堂執教。[178] 在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已擁有一支不容輕視的陸海軍。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其他中國部隊的讚賞不乏其例，北洋海軍也贏得了不少好評。[179]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可能爆發時，大多數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有優勢。它的陸軍數量龐大，海軍在數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國參謀本部認為日本不可能取勝。在路透社的一篇訪問記中，琅威理預言日本必敗。琅威理認為中國的海軍受過良好的訓練，艦隻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強大。他說，威海衛是不可攻破的。雖然琅威理也強調過，一切得取決於中國部隊的領導如何，但他相信，「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後被徹底粉碎」[180]。 中日戰爭的災難 由於日本迅速侵入朝鮮、滿洲和中國本部，人們對中國陸海軍優勢的幻想馬上破滅。與中法戰爭時雙方的決策都猶疑不定的情況不同，中日戰爭從一開始就被日本發動的、以決心攻占北京為目標的一連串攻勢所左右。結局清楚地和富於戲劇性地暴露了中國軍事準備的失敗和日本軍事準備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來，日本的陸海軍建設得力於它的社會其他部門的現代化革新，同時它也促進了這些革新。到1872年，徵兵制的實施激發了國民意識進一步的覺醒，同時，陸海軍教育的中央集權體制使軍官得以去國外留學，使軍事學校得以在國內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參謀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參謀學府。陸軍和海軍之間能有保證地實行密切的合作。[181] 在把日本武裝部隊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國顧問和教官們，包括英國人約翰英格爾斯和德國人雅可布·麥凱爾在內，都是出過大力的。麥凱爾幫忙改組了陸軍部，提高了參謀本部，改進了軍事教育，充實了它的後勤和醫藥工作。他也幫助把日本軍隊改組為師的建制，並且告訴日本人「關於實行全國總動員的要求，其中應具備一個戰略性的鐵路網，一項新的徵兵令，以及一套改進的參謀作業」。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國的同行漢納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爾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夠做出更大的成績。[182] 甚至在宣戰以前的7月後期，日本人在朝鮮就已向人們表現出這樣的成就：它的「將軍們知道怎樣指揮作戰，而軍隊的組織甚至在一個沒有良好公路的國家中也能順利地運轉」。在整個戰爭期間，法國、英國和其他外國觀察家一再讚許日本人精於戰略和戰術，讚揚他們有效能的訓練、紀律、勇敢善戰、集體主義精神，以及他們在運輸、軍糧供應和醫藥設施方面的突出表現。中國的戰敗還不僅僅是由於它的虛弱；日本則是靠它的力量打贏了這場戰爭。 8月份以後，日本在朝鮮的攻勢進展神速。[183]8月10日，日本艦隊襲擾旅順口和威海衛以掩護軍隊的運輸；中國海軍未能對挑戰作出反應。僅僅一個多月日本軍隊就占領了重鎮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時間就拿下了這個重兵防守的要塞，把葉志超等人統率的淮軍一舉趕過了鴨綠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艦隊決定性地在鴨綠江口擊敗了中國艦隊（見第二章）。這一勝利是伊東佑亨海軍上將出色指揮的結果，其戰果是摧毀了幾艘中國艦隻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權，讓日本人得以隨意派兵登陸，並謀劃特別大膽的作戰計劃。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滿洲長驅直入，在鴨綠江附近的九連城和鳳凰城打敗了中國人。11月初，他們攻陷了金州和嚴加設防的中國人陣地大連灣，在這裡奪取了大量軍需物資，其中包括621支槍、129門炮、3300萬餘發槍彈、約250萬發炮彈。[184]大連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對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國海軍基地旅順口的攻擊行動，結果使旅順口於1894年11月21日失守。這不僅使日本得到了東亞最優良的海軍船塢，而且嚴重地瓦解了中國軍隊的士氣，使北京陷於驚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滿洲攻占了幾個重要據點，如復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後果特別嚴重。它不僅阻斷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國的軍事力量，還使瀋陽本身也成了易受攻擊的目標。在後來的戰鬥階段，清軍三番五次地企圖奪回海城，往往犧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軍占領蓋平，使它的第一軍和第二軍的交通聯絡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從遼東到中國的內陸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時候，日本人開始進攻山東，作為向北京作大鉗形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在1月18日炮轟登州作牽制性進攻，兩天以後侵入榮成，在半個月內經過幾次惡戰之後攻占了威海衛。用一位法國觀察家的話說，威海衛之役提供了陸海軍緊密協同作戰的「引人注目的範例」。日本「顯示了現代的陸戰和海戰的所有方法：對要塞實行猛襲；巧妙地操縱大炮和船隻；（還）敢於發動魚雷攻擊，讓港口塞滿了被擊沉的船隻」[185]。 地圖13　中日甲午戰爭 威海衛的陷落對中國人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所余北洋艦隊的船隻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日本人俘獲，海軍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幾位陸海軍將領紛紛自裁。現在，從山東去北京的道路已經門戶洞開，日本人可以長驅直入了。在中國人主動提出和平倡議期間，戰事繼續在山東和滿洲兩地進行。2月下半月，清軍在宋慶（包括淮軍的若干大分遣隊在內）和其他將領的率領下，在海城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雖然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人數之比有時略超過二比一（約6萬人對2.5萬），日本人仍頑強地守住了城池，使對方傷亡慘重。中國人曾取得幾次戰術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勝利。[186] 在3月份的頭兩個星期，日本地面部隊在滿洲拿下了牛莊、營口和田莊台。此後不久，日本人又開始侵犯台灣，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島。在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準備，要從南滿和山東半島對北京進行鉗形進攻。雖然據說中國人已集結了15萬到20萬軍隊在直隸北部，但他們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戰爭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內疚。[187] （張書生　譯） * * * [1]關於八旗軍和綠營軍，見魏源的《聖武記》和羅爾綱的《綠營兵志》。勇營之名初見於曾國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頁。關於東軍，見《山東軍興紀略》（卷4，第8頁）和《丁文誠公遺集》卷1·4，第37頁；卷4·9，第16頁。關於豫軍，見尹耕雲等編《豫軍紀略》卷1·3，第11頁；卷5· 10，第10—11頁；卷12·22，第5—6頁。滇軍起源於岑毓英在雲南省平定回民叛亂之役，見王樹槐的《咸同雲南回民事變》，第224—228頁。 [2]參照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邊疆》，第24—31頁。史密斯：《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載《亞洲歷史雜誌》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頁。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3]羅爾綱：《綠營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頁。 [4]同上書，第179—181、213—220、237—244頁。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卷1·2，第4頁。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頁。 [6]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卷331，第8—9頁。 [7]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3冊，第475—479、484—491頁。神機營核心部隊總兵力似保持為6000人之數。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報認為神機營本部只擁有3500名步兵，2000名騎兵，500名炮兵。見福島安正編《鄰邦兵備略》卷1，第21—22頁。 [8]王爾敏：《淮軍志》，第354—35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頁。 [9]《洋務運動》第3冊，第459—470、481頁。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清政府在兩個城市聘用外國教官訓練八旗軍和綠營兵，即福州（從1865年中至1866年）與武昌（從1866年初至1868年中），見同上書，第471—472、482、492—494頁。 [10]《皇朝政典類纂》卷333，第11頁。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邊疆》，第123—125頁。 [11]王爾敏：《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載《大陸雜誌》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頁，文中摘錄了劉長佑的奏摺。 [1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頁。劉長佑：《劉武慎公遺書》卷12，第3、21、31—37頁。《大清歷朝實錄·同治朝》卷193，第18—19頁。 [13]《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7，第2頁。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卷2，第2856頁，1869年2月27日條。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頁。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頁；卷29，第13、16、18—19頁。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頁；卷19，第16—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187頁。《皇朝政典類纂》卷325，第4、8—10頁。 [17]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2，第9、505頁。劉廣京：《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頁。 [18]《皇朝政典類纂》卷326，第6—8頁。 [19]見恭親王1884年1月奏摺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奏摺，載《洋務運動》，第526頁。又見張佩綸《澗於集》卷6，第10頁。 [20]見羅爾綱《綠營兵志》，第72—73頁（注70—73）。關於使用練軍鎮壓地方叛亂，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中現在已有更詳盡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頁；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頁。 [21]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 [22]戈登檔案（英博物館），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關於英帝國勢力範圍的秘密備忘錄」（1864年）。 [23]詳見史密斯《外國人在鳳凰山的訓練和中國的自強》，載《現代亞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頁。 [24]戈登檔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2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頁。可是李鴻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於戈登負責訓練計劃，「以後無甚波瀾」；《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頁。 [26]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卷7，第10—11頁。哈克：《太平軍叛亂中的事件》，第526—527頁。 [27]丁日昌：《撫吳公牘》卷50，第8頁。FO（英國外交部檔案）228：453及492，文茲坦利的報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28]FO228：54，文茲坦利的備忘錄（1873年1月6日）。 [29]特別見金天柱《清真釋疑》，第1、4—5、17、19—21、25—28頁。 [30]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第45—52頁。 [31]同上書，第136—184頁。陳錦江：《馬如龍從雲南回民之亂的叛亂者變成了變節者》，載《中國論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頁。 [32]馬德新：《大化總歸》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頁；卷2，第1—2頁。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第109—127頁。 [33]黃家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第25—37、88—113頁。 [34]白壽彝：《回民起義》第1冊，第8頁；第2冊，第106、111—131頁。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第118頁注22。黃家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檔案（第164—189頁）。參照田汝康《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頁。 [35]佐口透：《18和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34—538頁。貝柳：《克什米爾和喀什噶爾：1873—1874年喀什噶爾旅行記》，第321—327頁。 [36]單化普：《陝甘劫餘錄》，載《回民起義》第4冊，第311頁。佐口透：《18和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59—579頁。弗萊徹：《中亞的蘇菲教派和馬明心的新教》，載陳階賢（音）編《第四次遠東阿爾泰會議紀要》，第75—96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頁。 [37]朱文長：《談有關西北回亂的兩個問題》，載《清華學報》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頁。 [38]東阿居士：《秦難見聞記》，載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93—96頁。 [39]單化普：《陝甘劫餘錄》，載《回民起義》第4冊，第311—312頁。 [40]除非另注出處，我們關於陝甘兩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於朱文長的《1862—187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事日誌》。 [41]特別可參看1863年甘肅寧夏邊境紳耆通過御史上皇帝的請願書，載於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34頁。 [42]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5，第23頁。黃河的支流據信為湟水（見馬修斯的《漢英字典》條目第2289號），它連接著青海的西寧和甘肅東南部。 [43]這兩種著作均見上面213頁注4，以及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簡史》。 [44]《紀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寫成的殘卷，由龐士謙譯成中文），載《回民起義》第3冊，第240頁及第1頁對面的圖版。 [45]引自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64頁。 [46]我們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特別是對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於當前弗萊徹教授關於清代亞洲腹地的歷史考察的手稿。在見解方面，我們也要感謝紐約州立大學拉尼·布魯斯·菲爾茲教授，我們從他的《左宗棠與回民：1868—1880年在中國西北實行的經世之道》一書受到很多啟發。 [47]妥明（妥德林）據信從甘肅河州來，在到達新疆之前曾訪問過金積堡。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1冊，第449頁。 [48]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第27頁。 [49]袁清：《阿古柏與回民叛亂》，載《中亞雜誌》第6期（1961年），第145—148頁。 [50]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61—62頁。袁清：《阿古柏與回民叛亂》，第149頁。 [51]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第15—48、303—305頁。 [52]引自V.G.楚爾南《喀什噶爾和中亞的政治，1868—1878年》，載《劍橋歷史雜誌》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頁。又見徐中約《伊犁危機》，第34—35頁。 [53]中田吉信：《同治年間的陝甘回亂》，載《近代中國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頁；卷37，第64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36頁；卷11，第32頁。 [54]《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23—26、52頁；卷11，第10頁。 [55]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05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頁。 [56]《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45頁；卷14，第48、55頁；卷16，第27頁。《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頁。 [5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頁。 [58]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12—119頁。劉廣京：《清末地方權力範圍的再估價》，第204頁注58—59。 [59]《大清穆宗實錄》卷220，第26—27頁；卷244，第19—29頁。 [60]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13—114頁。 [6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頁。 [6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27—128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頁；卷38，第63頁。 [6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32、52頁。 [64]《大清穆宗實錄》卷261，第24頁；卷262第17—19頁；卷263，第10—11頁；卷276，第23頁。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爾多斯旅行過的普列傑瓦爾斯基記錄了東干人對這兩處地方侵襲的後果，見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爾馬·摩根英譯本）卷1，第198、201、238注、259頁。 [65]《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19、26、36頁。 [6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頁。 [6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35頁；參照卷11，第29頁。 [68]《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55頁；卷11，第7、10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頁。 [69]貝爾斯：《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頁。 [7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頁。 [71]關於陝回從甘肅西南部馳援金積堡的記載，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528—533頁。 [72]《大清穆宗實錄》卷277，第1—3頁。 [73]《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2、23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頁。 [74]《大清穆宗實錄》卷276，第7頁；卷282，第15頁（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1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頁（第8—9行）。貝爾斯的《左宗棠》一書第240和248頁上的地圖。 [75]《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21、27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頁；卷37，第12—13、59頁。 [76]《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33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頁；卷38，第3—5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頁。 [77]《大清穆宗實錄》卷293，第17頁；卷309，第22—23頁；卷312，第10—11頁；卷313，第1、11頁；卷315，第6頁；卷319，第12頁；卷320，第12頁；卷321，第16頁。1870年12月普列傑瓦爾斯基在庫倫即聽說東干人襲擊了烏里雅蘇台。他記述說，一支俄國分遣隊曾被派往庫倫，並且停留了一年多時間；見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頁。 [78]關於左宗棠的告示，見《回民起義》第4冊，第1頁（圖版）。按照乾隆時代的前例，清帝沒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國實施這條禁令的奏請；《大清穆宗實錄》卷310，第15—16頁。 [79]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46—47頁。 [8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頁。 [8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頁；卷43，第24—25頁。 [8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3，第23、32頁。陳其田：《左宗棠：促進中國船政和羊毛紡織業發展的先驅》，第51—53頁。 [83]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49—155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頁。 [8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3，第34—35頁。 [8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頁。 [86]《左文襄公家書》卷6，第58頁。 [87]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頁。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54頁。 [88]文祥在一次決定性的宮廷會議上發表的意見，被這位資深的政治家吐露給了一位北京官員李雲麟。見李雲麟《西陲事略》，第2—3頁；又見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7，第36—37頁。 [89]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19—122頁。滙豐銀行在各通商口岸發行債券，以籌措這五百萬兩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寫道：「政府給中間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給銀行10%，銀行付給公眾8%。」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的信件》第1冊，第251頁。 [90]徐中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載《中亞雜誌》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頁。 [9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頁。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89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5，第53頁；卷16，第27頁；卷17，第1、39頁。關於左宗棠的屯田實驗未能滿足他的軍事需要這一點，見於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亂糧餉之籌劃與轉運研究》，第96—97頁。 [9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4，第49頁；卷15，第41—42頁；卷16，第31頁；卷17，第14、15、36頁；卷18，第26頁。皮亞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國的俄國旅行家》卷2，第156—157頁。 [93]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179頁。中田吉信：《同治年間的陝甘回亂》，第142頁注13。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6，第36、44頁；卷7，第23—24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5，第59頁；卷16，第65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頁。 [94]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　197—206、243、249—250頁。弗萊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東突厥斯坦的抗衡》，載《皇家中亞學會學報》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頁上引用了英國的檔案。 [95]《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5，第34頁；卷16，第10頁；卷17，第5頁。徐中約：《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第59頁。 [9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頁。 [97]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180—181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7，第11頁。 [98]《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8，第9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頁。 [99]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182、247、254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8，第22、34頁。 [100]關於1878—1879年間清軍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團的較小的衝突，包括可能是白彥虎及其他東干人所挑起的邊境侵襲在內，其記載可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641—657頁。 [10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頁。 [102]見約瑟芬·奈蘭·周《1759—1911年新　疆的邊疆研究及行政變動》（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76年），第六至七章。 [103]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64頁。 [104]關於李鴻章主辦的重大事業項目，其清單見K.H.金《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第4—12頁。 [105]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第199頁注35。 [106]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第201—202頁注49。王爾敏：《淮軍志》，第356—361頁。 [107]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169—170頁。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第203頁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頁；卷26，第38—41頁。 [108]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卷首》，第34—35、38、40、49頁；卷4，第3—4、10頁；《外記》卷1，第7頁。 [109]《周武壯公遺書》卷1·2，第24頁；卷2·2，第1—2、13頁；卷4，第19—24、26—27、32—33、37頁；《外記》卷1，第11—23、44頁。關於派學生去德國接受軍事訓練的材料，見王爾敏《淮軍志》，第203頁。 [110]《周武壯公遺書》卷1·2，第2、14—18、34—47頁；卷4，第26—34頁。關於戈登的戰術思想，見《北華捷報》1880年9月11日。 [111]福島安正：《鄰邦兵備略》卷3，第45—46頁。貝耳：《關於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2冊，第4、57—59頁。特洛特：《記李鴻章的軍隊》，《英國陸軍部檔案》，33/4（1880年）第127—130頁。 [112]《周武壯公遺書》卷1·1，第19頁；卷1·2，第41—42頁；卷2·2，第22頁；卷4 第36—37頁；《外記》卷1，第14、18—21、23、36—37頁。貝耳：《關於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2冊，第57、197頁。特洛特：《記李鴻章的軍隊》，第129頁。 [113]《周武壯公遺書》卷2·2，第16—17頁；卷4，第32—47頁。 [114]《周武壯公遺書·卷首》，第33、49、56頁；卷2·2，第1—8、13頁；《外記》卷1，第50頁。王爾敏：《淮軍志》，第146—147頁。 [115]見周盛傳的軍歌，載《周武壯公遺書·外記》卷1，第50—52頁。關於一些具體問題，見同上書，第37、39、41頁。 [116]《周武壯公遺書·卷首》，第31—56頁。 [117]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7章。王爾敏：《淮軍志》，第275—290頁。 [118]王爾敏：《淮軍志》，第284—289頁。《周武壯公遺書》卷2·2，第15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頁。 [119]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頁。斯坦利·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467—478頁。 [120]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將來》，第79—81頁。威廉·曼切斯特：《克虜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頁。 [121]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73—77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頁；卷40，第52—56頁。 [122]舒斐爾特給參議員薩堅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載於克萊德《美國對中國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檔案和公共檔案》，第163頁。 [123]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46—49、177—178頁。 [12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頁。 [125]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537—538頁。 [126]引自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頁。 [127]除了別的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頁。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第169—174頁。 [128]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頁。 [129]考爾迭：《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史》卷2，第481頁以後。《北華捷報》增1885年5月22日。麥卡利維：《黑旗軍在越南》，第230—231頁。 [130]《北華捷報》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國的兵勇》，載《亞洲評論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頁。 [131]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3，第5、9—11頁。 [132]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15頁。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頁注5。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頁。參照克萊德《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第180頁。 [133]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季刊》5（1973年），第2頁。在談到曾國藩的計劃時，李鴻章1871年寫信給他說：它「目前固辦不到，內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頁。 [134]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第14—18頁。 [135]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4—135、145頁。 [136]同上書，第131頁。張其昀等編：《清史》第6冊，第902頁。 [137]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17—118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第57—58頁。 [13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頁。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學刊》第1期（1969年），第21頁。 [139]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8—31頁。 [140]《大清德宗實錄》卷209，第1頁；卷221，第10—11頁。醇親王的信具載於《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2，第22—23頁；又見卷2，第36頁。斯坦萊：《清季的財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頁。 [141]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6—28頁。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39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12頁。 [142]《北洋海軍章程》，載《洋務運動》第3冊，第195—264頁；又見第200、203、206頁，並散見其他各處。 [143]關於醇親王的請求及督撫實籌二百萬兩款項的支配問題的討論，見吳相湘《近代史事論叢》第1冊，第151—170頁及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38—42頁。 [144]《大清德宗實錄》，卷252第1頁；卷294第9頁；卷296第8頁。 [1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頁：卷74，第33頁；卷76，第50頁；卷78，第53頁。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231頁。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頁。 [146]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58—163頁。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473—474頁。 [147]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65頁。卡文迪什：《中國的武裝力量（？）》，載《皇家聯合兵種雜誌》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頁。 [148]《北華捷報》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797、801頁。參照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1冊，第62—63頁。 [149]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4—57頁。參照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91頁。 [150]包遵彭：《中國海軍史》，第232—236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8—60頁。《北華捷報》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151]《大清德宗實錄》卷215，第5頁。《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4頁。 [152]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9、283—319頁。《洋務運動》第1冊，第121、131頁。黃家謨：《中國電線的創建》，載《大陸雜誌》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頁。 [153]《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1、3頁；卷8，第16、18頁。又可參照林東辰《台灣貿易史》，第186頁。 [154]戴維遜：《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第247頁。斯派德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台灣的行政與財政改革》，載《亞洲研究雜誌》卷35第3期（1976年5月），第458頁。 [155]斯派德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台灣》　（耶魯大學博士論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頁。 [156]朱昌峻：《劉銘傳和台灣的現代化》，載《亞洲研究雜誌》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頁。 [157]《劉壯肅公奏議》卷2，第11—14、20頁。 [158]斯派德爾：《劉銘傳在台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0頁注46。斯派德爾：《劉銘傳在台灣》，第168、177—178頁。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第202頁。 [15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160]這一節關於劉銘傳的土地稅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敘述，所根據的是斯派德爾：《劉銘傳在台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2—454頁。邁爾斯：《1684—1895年清帝國治下的台灣的傳統經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研究所學報》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頁。威克伯格：《十九世紀後期台灣的土地租賃》，載戈頓編《中國地方史中的台灣研究》，特別請看第86—88頁。 [161]見斯派德爾《劉銘傳在台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4頁注64。 [162]《劉壯肅公奏議》卷8，第21—22頁；參照第20頁。 [163]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戴維遜《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第114、135頁及以後諸頁、252頁。 [164]斯派德爾：《劉銘傳在台灣》，第288—294頁。 [165]《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5頁；卷9，第17、23頁。關於清帝對劉銘傳1889年奏疏的批答，見卷9，第23頁。 [166]《大清德宗實錄》卷276，第13—14頁。 [167]見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第133頁表11。 [168]斯派德爾：《劉銘傳在台灣》，第405頁注14；又見《劉壯肅公奏議》卷1，第20頁。 [169]朱昌峻：《劉銘傳和台灣的現代化》，第40—42、44—46頁。黃家謨：《甲午戰前之台灣煤務》，第223—235頁。《大清德宗實錄》卷288，第89頁。 [170]朱昌峻：《劉銘傳和台灣的現代化》，第50頁。參照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3，第77—78頁。 [171]關於中國學生未能進入西點軍校的問題，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將來》，第82—83頁。 [172]米契耶：《厄普頓的生平和書信》，第290—298、309—310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55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4（1976年4月）第319—320頁。 [173]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第324、339頁注18、341頁注36。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85頁。 [174]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1—6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7—8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頁；卷74，第23頁。卡文迪什：《中國的武裝力量（？）》，第717頁。 [175]《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 [176]《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3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8頁。 [177]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9—19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現在》，第84—85頁。 [178]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頁（特別是注42）。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4—65頁。 [179]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佚名者《中國和日本的軍隊》，載《美國兵役雜誌》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頁。《北華捷報》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180]《北華捷報》1894年9月21日。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62、169頁。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第140—141頁。 [181]山縣有朋：《日本的軍隊》，載大隈重信編《新興日本的五十年》第1冊，第209頁。史密斯：《中國和日本軍事方面現代化的比較研究》，載《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雜誌》，16（1976年），第11—23頁。 [182]見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特別請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編：《海軍年鑑，1895年》，第91頁。傑恩：《日本帝國的海軍》，第36頁。瓦格茨：《軍人的國防與外交》，第185頁。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89頁注28。 [183]下面的敘述主要根據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1冊，第1—108頁。《日清戰爭實記》，中譯文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18—286頁。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編：《日中戰史》第1冊。布雅克：《論中日戰爭》。郭頌平（音）：《中國對外人蠶食的反應：專論中日甲午戰爭及其後果》（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53年）。鄭昌淦：《中日甲午戰爭》。劉鳳翰：《甲午戰爭雙方兵力的分析》，載《中國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頁，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頁。杜布萊：《中日甲午戰爭梗概》。瓦拉：《東方的戰爭》，載《美國海軍學院會議錄》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頁。關於有關的日文著作，見關於本章的書目介紹。 [184]伏拉的米耳：《中日戰爭》，第215、223、231頁。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34—36頁。《日清戰爭實記》，載同上書，卷1，第246—256頁。 [185]索瓦熱海軍少校：《中日甲午戰爭》，第204頁。伏拉的米耳：《中日戰爭》，第303—304頁。《日清戰爭實記》，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69—275頁。 [186]《日清戰爭實記》，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75—278頁。杜布萊：《中日甲午戰爭梗概》，第63—65頁。索瓦熱：《中日甲午戰爭》，第220—227頁。 [187]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90—108頁。杜布萊：《中日甲午戰爭梗概》，第62、70—71頁。索瓦熱：《中日甲午戰爭》，第229頁。《日清戰爭實記》，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81—2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