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晚清史 ·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起因和發展 太平軍叛亂（1851—1864年）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前近代史與近代史之間的轉折期。它在國內引起的人類巨大災難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條約關係形成的背景，並且和條約制度本身一起宣告著中國的傳統制度崩潰在即。叛亂的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則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問題。社會嚴重的不公正，帝國和地方行政當局的衰敗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淪喪，所有這些都是歷次王朝危機共有的問題。而人口劇增和人口大量內部遷移，則是清代特有的問題。從18世紀以後出現的社會混亂和國內民族間的相互衝突中已可見到這些問題的後果。此外，與外國接觸本身還提供了一種新的歷史催化劑，那就是強烈地衝擊著中國現存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外來宗教。統治階層應付這種衝擊的方式決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社會環境。 社會背景 19世紀40年代充斥於廣西省的社會混亂，部分地肇端於與外國接觸所產生的破壞性後果，部分地為該地區獨有的社會複雜性所使然。從1795—1809年，南方和東南沿海一直飽受海盜之患，有些海盜是安南（越南）的沒落君主們糾集的。在廣西，那些海盜與三合會建立了陸上聯繫（見第三章），這樣便形成了一種無法無天的複雜形勢。此後不久，當毒品買賣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開始興盛時，中國南方的社會下層又競相從事更有利可圖的鴉片銷售業。鴉片戰爭後的十年間，鄰省廣東出現了新的社會失調。由於上海的開放使廣州北上的傳統貿易路線改了道，因此數以千計的人喪失了生計。被雇來跟英國作戰的鄉勇突然被遣散，許多人只得落草為寇。最後，一幫幫冥頑不馴的海盜迫於英國海軍勢力而由沿海地區流竄到內地。到了40年代中期，這幾種來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許多人，在三合會領導下設法西進至廣西。他們在廣西的河網上建立了新住所，並作為「艇匪」將一種新的暴力成分帶到了早已動盪不寧的社會環境中來。 第三章已經論述，由於秘密結社和教派的活動與國內民族間的不和牽扯在一起，故那個環境正變得愈來愈有爆炸性。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因為它意味著那些被遺棄的社會集團現在接觸到了許多複雜的新思想，使他們的生存鬥爭獲得了政治的內容。這種新形勢首先在少數民族雜居的湘桂交界地區初現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寧、武崗地區由於爆發了藍正樽（瑤族的部落民，也是新近由四川遷來的白蓮教信徒的首領）領導的叛亂而陷於騷亂。藍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鎮壓，但他這教派倖存了下來，後來在另一位瑤族領袖雷再浩領導下又東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團更龐雜，除藍的老幫伙外，還包括三合會的骨幹（鐵板），此外又越過廣西邊界與漢人三合會建立了聯繫。雷再浩的反叛發生在1847年，從而表明三合會對少數民族的滲透是相當成功的。[1] 雷再浩的起事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紳耆領導的民團的殘酷鎮壓。然而邊界地區的叛亂之火還在燃燒。1849年發生的饑荒使暴力行為再度爆發，而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會信徒、一個名叫李源發的人領導的。李源發本人似乎是漢人，但他沒有忘記運動最初是在窮苦無告的少數民族地區起事的。在對新寧進行了徒勞無功的圍攻後，他和同夥開始了一場穿過湘、黔、桂所轄13個縣的遠征，試圖發動窮苦的漢人和土著居民。新寧叛亂這齣悲劇以李源發的最後受挫告終。但少數民族集團中教派活動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現，這次採取的形式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種中西合璧的新的教派傳統被傳到了外來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語言獨特，是一個少數民族的支派。 長年不斷的盜匪活動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間愈演愈烈的仇殺，結果使廣西社會在40年代後期很快趨向軍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裝集團在農村到處出現。除流動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會分會（堂）也自行武裝起來搞小搶小掠和進行自衛。鄉紳們確信他們不能指望從貪污無能的官方得到援助，於是便建立了地方防禦聯合組織（團），由它們來領導村社事務和動員民團。某些被稱為團的民團本身與非法之徒毫無區別，一樣趁機走私和攔路行劫。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團是難兄難弟的組織形式，並不總是涇渭分明的。對客家人來說，所有這些對手都是敵對分子。由於植根於客家人中的一個新的教派——拜上帝會——的活動，這種緊張局勢日益加劇，因為這個教派激烈反對偶像，這在某些嗅覺敏銳的鄉紳看來，它顯然離經叛道，很危險。 廣西農村的分裂就發生在那些越來越束手無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們竟力圖採取不介入態度，規避風險。由於深信紳團與拜上帝會之間的敵對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種族仇殺，所以他們下達了一道命令，一律禁止械鬥。有關盜匪的活動被報了案，但不是充耳不聞，就是在盜匪遠走高飛以後很安全的時候才去進行調查。1850年，被激怒的廣西鄉紳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爭取到了官方對他們自己的地方防衛努力的有限支持。這樣一來，廣西的廣大農村地區便聽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了。無論是徵集賦稅還是維持秩序，地方衙門對這兩項主要任務都無法有效地執行。以強凌弱，肆無忌憚，太平天國叛亂就是從這個亂世中出現的。 洪秀全的夢幻和金田起義 有清一代這一最大的叛亂，雖然久已孕育於時代的社會危機之中，卻是由它的創始人早期經歷中的一些離奇而偶然的事件發動起來的。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於廣州北面約30公里的花縣，是一個小自耕農的兒子，他的客家人祖輩是18世紀從廣東東部移居這裡的。洪秀全勤奮好學，胸有大志，1827年第一次參加在廣州舉行的科舉考試，時年14歲。但像大多數同考的士子一樣，他也沒有取得生員身份。1836年，再次應試時又名落孫山。就在第二次在廣州應試時，他邂逅遇到了一位外國傳教士（可能是美國人史第芬）在傳布福音，還得到了共有九本的一套小書，題名為《勸世良言》。這部著作不僅對他的未來，而且對他的國家的未來，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這小冊子的作者梁阿發（1789—1855年）是廣州人，受教育不多但生性熱情，他在當印刷所的雕刻工時結識過廣州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馬禮遜。1815年梁阿發隨馬禮遜的同事米憐赴馬六甲，米憐後來就在那裡創辦了英華書院。在馬六甲期間，梁阿發在宗教上的那種永不寧靜的衝動一度使他轉信佛教，在一位雲南和尚的指點下研究佛理。但由於米憐的再三勸誘，他逐漸改信了原教旨主義福音派的新教，受洗後當上了傳教士和布道師。他的《勸世良言》發表於1832年，同時在廣州和馬六甲印行。[2] 就我們所知，梁阿發的這本小冊子是洪秀全宗教夢幻的唯一文字根源，而且很可能是他在1847年得到聖經譯本以前的唯一來源。因而它的內容對太平天國叛亂的歷史特別重要。這部著作在撰述上很沒有條理，大段大段引文取自馬禮遜和米憐的聖經譯本（用的是晦澀費解的古文），中間又插入梁阿發用白話文寫的許多注釋性說教。由於不怎麼注意先知傳說和福音故事按年代順序排列的結構，因此這本聖經題材的介紹雜亂無章。材料主要取自使徒書，其次有舊約的先知書、《創世記》和四福音書。把天父耶和華的性格描寫得很突出，但耶穌的性格卻大大地被輕視了。這部著作用刻板的原教旨主義詞句精心地勾畫了諸如上帝的全能、罪惡和偶像崇拜的墮落，以及在靈魂得救或罰入地獄之間進行可怖的選擇等等教義。 在福音的外觀下，梁阿發的《勸世良言》含有許多嚴肅的政治寓意。首先它一再暗示，由於長期的道德衰退過程，整個中國社會正瀕臨災難的邊緣，對一個19世紀30年代的中國讀者來說，它明確無誤地示意，王朝的興衰周期正處於最低點。其次更令人感興趣的是，這部著作多次把天國和塵世王國加以混淆。例如《聖經》上的「天國」一詞被說成既是有福者的死後歸宿，又是信徒在世上的聚會處。在這整部書中，《聖經》題材前後錯亂，使人感到救世主的降臨與其說僅僅是過去某個時刻發生過的一次歷史事件，倒不如說是一種可能多次出現的、上天啟示的人間危機。 這本書對洪秀全的影響雖然是突然的震動，但直到很久以後才發生作用。他在得到這本書以後顯然只匆匆一瞥就放到了一邊。一年後（1837年）他在廣州第三次考試時所遭到的失敗使他精疲力竭，頹喪至極。當轎子把他從廣州抬到家裡後，他向雙親傾訴了負疚之感和自愧無用的心情。而後就一連多日神志昏迷，臥床不起：他夢見自己升入天國，在那裡脫胎換骨，得到了淨化和再生。一位年高德劭、蓄著金色鬍鬚的人交給他幾面王旗和一柄劍，要他起誓剷除一切惡魔，以便使世界重新回到純粹的教義上來。洪秀全陶醉在至高無上的正義和所向無敵的力量的幻想之中，怒不可遏地冥遊了宇宙，按照指示降妖斬魔。陪他在夢中搜索的有時是一位中年人，他認為那是他的兄長。當幻覺最後消失後，他似乎又恢復了與外面世界的聯繫，但在性格上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且能完完全全記得自己的夢境。軟弱無能和自愧無用之感經過他的幻覺明顯地變成了相反的方面：相信自己無所不能和聖潔無瑕。因而人們普遍擔心他還沒有從迷惘中完全清醒過來。 這一強烈的內心感受演化成對外界首尾連貫的見解，其過程是很緩慢的。洪秀全在他發病以後的六年里繼續在他習慣了的幻境中活動，雖然已經明顯地擺脫了早先折磨過他、使他癱瘓的內在緊張感。誠然，我們發現他在1843年又參加了廣州考試。可是這一次科場失敗，只使他痛恨那個欺騙了他的制度而未使他自怨自艾。當時他懷著憤懣的心情返回鄉里，很顯然他已下定決心不再去應試了。[3] 新近發生的鴉片戰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洪秀全的政治傾向，這尚不能確切言之。如果說中英衝突對他沒有影響，那才是不尋常的，因為當時的廣東民怨沸騰，對清廷的輕蔑之情隨處可見。只在洪秀全故鄉的縣境之外，就蓬勃興起過抗英的民兵運動（見第四章），它的領袖們蔑視滿人在外夷面前的軟弱無力。不過對洪秀全的看法更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他本人想參加第四次應試之後不久重新發現了他發病前一直束之高閣的梁阿發的那本小冊子。代替那些象徵性幻覺的是梁阿發書中所提供的一整套世界觀和救世的使命。洪秀全現在皈依了基督教，其方式不同尋常：他把這本書看作是上帝對他本人的直接召喚。他現在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來領悟自己的夢幻：年高德劭、蓄著金黃色鬍鬚的人是天父耶和華；中年人是耶穌；他本人是上帝的次子而被授予神聖的使命，務使世界重新尊崇上帝。 可是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假定，《勸世良言》的政治寓意對洪秀全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其實洪秀全在40年代的著作便清楚表明，他已經認定自己的任務就是要使中國人民皈依基督教，這是只有通過靈魂的革命而非任何世俗制度的力量才會發生的事件。此外，洪秀全顯然還認為，調和基督教與儒家傳統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的辦法。他在40年代中期撰述的一些小冊子裡闡發的基督徒品性，差不多全是崇拜上帝，不事偶像崇拜，生活嚴謹等內容。他譴責淫逸放蕩、忤逆不孝、殺人賭博等惡行，所有這些都是盡人皆知的儒家倫理主義所攻擊的目標。他在一篇長詩里用「誠」來稱頌品行「端正」；「誠」是一個儒家詞語，有正統、正直等含義。雖然上述作品都帶有某種基督教啟示錄的色調，但與儒家傳統的空想主義還是相當契合的。和梁阿發不一樣，洪秀全在求取功名時受過標準的文字訓練；同時他還沒有從把自己看成是高度正統文明的承受者這一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識框框中完全超脫出來。一直到洪秀全的啟示在遭到敵視的廣西客家村社中確實地被實踐之後，他才給他的幻想賦予政治意義，並且增添了《勸世良言》中的反叛色彩。[4] 洪秀全現在已成了一名狂熱的信徒，他的異端言行不久使他丟掉了塾師飯碗。他這時西行前往廣西山村作布道旅行，有已改宗基督教的同窗學友和遠親馮雲山結伴而行。1844年年中，洪秀全和馮雲山到達廣西南部的貴縣地區，卜居在客家的親戚家中；他們在這裡想方設法傳播新信仰。那年九月，洪秀全決定回故鄉去，以便不再給他的主人們添麻煩。馮雲山陪他一起走，但命運卻把他引到了相鄰的桂平縣，在紫荊山附近的客家人中間定居下來。他在那裡一住幾年，到1850年時，山區的許多客家村社都皈依了基督教。 馮雲山的非凡組織才幹在村社嚴重不和的廣西那些山區地方，找到了用武之地。那裡的社會是高度軍事化的：部分原因是那個地區民族複雜（那裡有許多地道的土著集團）；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腐敗；部分原因也是客家人從廣東東部遷來時就帶來的村社之間械鬥的傳統。民團成為村寨生活的必要部分和正常現象。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的爭鬥中，客家人有幾種不利的情況。他們缺少本地財主們擁有的共同的家族結構，因為武裝力量要靠它才能穩定地維持下去。另外，他們還可能因分散居住（無核心可集結）而遭殃，這決定於他們的經濟地位，因他們都定居在邊沿地帶的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在19世紀40年代的世代械鬥期間，那些貧窮而無力防禦的客家村社往往被迫離鄉背井。雖然居住方式和財產都對他們的敵人有利，但共同的語言使各階級的客家人在面臨危機時得以團結起來組成一支可觀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和方言使散居和無防禦的客家人能夠應付40年代後期的挑戰，這時村社間的緊張關係已到一觸即發的地步。[5] 馮雲山將他的信徒編入一個由各地方集會會堂組成的多村聯結體系中，這些會堂一起構成了總部設在紫荊山、分會遍布許多縣的拜上帝會。拜上帝會是針對擁有共同家族和設防村落的本地人的嚴密編制而創建的。它在某些方面與具有地方分會網的傳統秘密會社頗為相似。拜上帝會的某些組織方式確實很像三合會的組織方式。但它的成員卻幾乎不可能像三合會那樣適應當地的社會。拜上帝會成員信奉的外來教義和它的刻板的二元論（在靈魂得救和罰入地獄之間作出抉擇），都反映了他們自己在兩極分化的社會環境裡所處的不見容的地位。洪秀全原來並不準備接受的梁阿發小冊子中所闡發的那些富有啟示性的政治含義，此時因信念有機地與社會現實聯繫在一起，便被提到了首位。 洪秀全自己這時回到了廣東，正潛心於研究和寫作。1847年他到廣州去求教於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在後者的幫助下他對聖經作了幾個月的研究，可能用的是麥都思和郭施拉譯述的新版本（比梁阿發用過的那個馬禮遜和米憐的老譯本要清楚一些）。洪秀全由於生計依然無著，不久便離開廣州又回到了廣西。雖然他可能帶回了聖經，但我們懷疑他對自己不久要領導的革命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然而他於1847年秋到達廣西時，卻發現那裡的形勢與三年前已大不相同。馮雲山憑著他的組織才能，已經在幾十個縣創建了拜上帝會的「分會」。這個日益壯大的組織的總部就設在紫荊山下的金田村。 這個組織迫於形勢而暫時失去了它的創立者。馮雲山被當地的一個民兵頭目捉去，被加上了煽動叛亂的罪名，結果被逐往廣東。洪秀全前往廣東上訪，親自在總督面前為馮雲山翻案。兩人終於在故鄉花縣相會，盤桓了數月，一直到1849年夏天才返回廣西。這是太平軍發展中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插曲。拜上帝會在它的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暫付闕如的情況下產生了一些新首領。其中權力最大的是燒炭工楊秀清，他沒有受過教育，秉性複雜，野心勃勃，早就在紫荊山地區稱霸一方。此外還有窮苦農民肖朝貴，楊秀清的主要副手；韋昌輝，一個與法律發生衝突的富家子弟；以及石達開，出身於殷實的農戶，本人受過教育。楊秀清和肖朝貴特別將洪秀全幻覺中的含義加以發展，確立了他們自己作為耶和華和耶穌的代言人的地位。此時客家人村社已經形成了極度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很容易被他們的首領們利用來為政治權力服務。運動現在有了一幫首領，這些人雖則仍然憑藉洪秀全首倡的靈感，但也培植了他們各自的獨立權勢。由此看來，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這種致命的分裂的特點，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它的兩個創始人在發展的關鍵時刻不在現場這一事實上來的。 接著是拜上帝會的信徒愈益好戰的時期。打砸偶像和勸誘改宗的行動，使客家的村社與其鄰村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形加劇。在國內混亂和經濟災難中，拜上帝會信徒著手組織了許多軍事分隊實行戒備，因而它們同廣西農村的其他武裝集團的衝突愈演愈烈。在1849年至1850年饑饉的形勢下，由緊張狀態經常演成公開戰爭。拜上帝會的領袖越來越清楚，在廣西環境下已不可能僥倖求存，也許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他們下定決心造反。當軍事組織在1850年向前發展的時候，處於主要軍政長官地位的馮雲山已開始退居楊秀清之後，後者這時無論在宗教權力還是世俗權力方面都是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楊秀清具有傑出的軍事才能，這對於運動是極為有用的。但他殘忍無情，野心勃勃，果然不出數年就使運動瀕於毀滅。 1850年7月，金田的領袖們召集全廣西南部的拜上帝會的會眾，於是客家人村社從許多地區開始集中。他們賣光了財產，拋棄了家園，把身家性命和一切財物統統都交給了「團營」。許多人早就被編入已在指揮系統中各就各位的那些地方領袖控制的軍事組織里。金田大會參加者的成分除農民而外還包括農村工人的隊伍，如燒炭工和失業礦工，這些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拜上帝會。一些著名的三合會首領試圖加入，但只有海盜羅大綱甘心順從拜上帝會制定的嚴明紀律和清教徒式的法規。其他人很快都退出了；這是太平軍在與傳統的異教團體合作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困難中的一個很說明問題的插曲。雖然太平軍能夠不時在共同仇滿的基礎上把三合會團體吸收進來，然而這兩個運動卻從未合併成為一支聯合的革命力量。 地圖10　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叛亂 強大的金田團營（約有2萬餘人）與政府發生直接衝突是勢所難免的。在打了幾次勝仗後，1851年11月11日洪秀全38歲生日這一天，拜上帝會的領袖們宣布成立太平天國。雖然它只是粗具輪廓，但政權終於從洪秀全的救世主幻覺中脫胎而出，並且它聲稱要君臨整個中華帝國。 進軍南京 太平軍隨即向中國的經濟中心地帶——長江下游的富庶省份——發動了北伐。與清軍發生的多次衝突並非每戰必勝。叛軍遭到了嚴重損失，有時無法攻克那些用城牆固守的戰略城市。但是清軍七零八落，組織鬆散，已不能改變反叛者的戰略宏圖了。 清軍的最初反應是又晚又不夠的。雖然廣西的混亂至少在一年前就已卓然可見，但朝廷直到1850年10月才任命一名欽差大員去統轄平叛活動。此人就是林則徐，他作為一位最可能力挽狂瀾的官員，終於從鴉片戰爭後遭到的貶黜中東山再起。由於年邁染病，林則徐在赴任途中死去。這一任務後來由精力和才幹都遠遜於他的另外幾任欽差大員接手，但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與麇集在廣西的那幫烏合之眾的地方軍隊和僱傭軍協調一致。當叛軍從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被圍困在永安這座廣西小城時，如果有傑出的將領，是本來可以在那裡給太平軍以致命一擊的。但是清軍方面意見分歧而優柔寡斷，使他們得以突破包圍，繼而揮戈北上直趨廣西省會桂林（對桂林的圍攻沒有成功）。他們在向東北方面奔赴湖南邊界時，遭到了紳士軍事家江忠源指揮的僱傭兵的伏擊（1852年6月10日），幾乎全軍覆沒，太平軍運動的傑出政治組織家馮雲山就是在這次遭遇戰中戰死的。然而他們的敵手缺乏協調，再次使叛軍贏得了喘息機會，東逃入湘。1852年夏，叛軍在湖南民眾中大肆招兵買馬，吸收了許多三合會成員入伍。進入湖南使他們一步登天，離開了廣西的水系，進入了長江的河網。 在向南京進軍期間，太平軍從一個相對狹小的省區叛亂轉變成了席捲廣大華中地區財富和兵源的聲勢浩大的運動。1852年9月當太平軍圍攻湖南省會長沙時，它的隊伍已壯大到12萬人左右。對長沙的圍攻突然停了下來，太平軍又湧向湖北省會武昌，把它洗劫一空又棄城而去；在這個過程中叛軍人數已增至50萬。太平軍分水陸兩路順流而下，沿江的許多城鎮隨占隨棄。1853年3月19日，他們破城而入占領了南京，把它改名為「天京」。稍後不久鎮江這個重鎮（英國占據該城是1842年它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也告陷落。據當時一份情報估計，南京和鎮江的失陷使200萬以上人口落入太平軍組織之手。[6]凡此種種都是19世紀40年代抗稅運動的騷亂中即已初現端倪的華中貧困和社會分化造成的必然結果。 太平軍從金田發難到定都天京所經歷的兩年半時間，可以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或中國共產黨人的「延安時期」相比：因為在這期間太平軍的主要品質及其許多獨特製度都已出現。早在金田時期就產生了一種幾乎完全是軍事性質的官制。等級和職能部分取法於《周禮》：此書內容是周初之後的古人聲稱對周初政治組織的描述，它在許多不同歷史時期還有不同的名稱，以及某些見解新穎的發揮。永安被圍時，在這種早期的軍事組織中又增添了一種比較合理的政治組織形式。主要首領（以前叫「帥」）現時稱「王」，一共有四個方面的王和一名「翼王」。洪秀全本人享有「天王」這個元首稱號。 洪秀全的身份當時還不明確。他在精神上為諸王之首，這可以從他的崇高稱號看出；他還規定他只能稱為「主」，而「上」是為天父和耶穌預備的。領袖集團後來搞成了稱兄道弟的幫伙，洪秀全的運動創始人地位勢必有所削弱。此外，新的安排還確認了楊秀清和肖朝貴的支配地位：他們不時地降神，以傳達神意，使他們的軍政權力披著宗教的外衣。楊和肖分別被封為顯赫的「東王」和「西王」，楊還被確認為總制諸王軍隊的最高統帥。[7] 在永安被圍時期，太平軍就向中國人民發出了造反的果敢號召。另外還正式制定了他們自己的曆法（這是合法政權的傳統特權），發布了一系列檄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臨，並歷數滿人的罪孽。他們的叛亂被宣稱為反對外來壓迫者的民族起義。這是在篡奪統治的中國的「傳統敵人」北方蠻族面前爭取民族尊嚴：它們把一個殘酷而腐敗的政府強加於中國，並以異族的陋俗玷辱了它的文明。人們不禁要問，太平軍是否為了渴求民眾的支持，才用在傳統上更能為國民所接受的呼籲來掩飾他們的宗教啟示。只要檢視1852—1853年的這些文獻，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雖然宗教內容與強烈色彩的種族主義夾雜在一起，但是卻不想去掩飾這種內容。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上帝）的皇朝創始人，而滿人則是怪異惡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惡貫滿盈。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詞句揭示的。太平軍當時正在尋求廣泛的支持，但並不以他們的神聖使命為代價。雖然文獻暗示他們願意在當前接受與他們有著共同民族目標的人們的效勞，但太平軍公開宣稱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塵世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天國。[8]不過，永安時期的文獻在政治與末世學之間並沒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綜合。確實，未入會的人一定很難理解太平天國綱領中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成分之間的邏輯聯繫。作為腦力勞動的產物來說，太平軍的宗教啟示顯然沒有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進軍途中所提出的許多價值準則都在南京城垣內這個太平軍社會裡付諸實行，這裡是太平軍十分嚴酷的制度能夠加以實現的唯一所在。在這裡，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決於軍事考慮，部分地決定於運動早期僵硬刻板的清教主義特徵。太平軍保持著原教旨主義的良好作風，嚴禁吸食鴉片，不准飲酒抽菸。男子和婦女被嚴格地分開，即使夫妻之間發生性關係也要處死。許多婦女被編入軍事單位，各有戰鬥崗位。不過1855年以後便廢止了兩性隔離辦法；它顯然有礙士氣，特別是因為它從未被最上層領導所遵守。但是他們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還是抱著鄙視的態度，特別是地位低下的婦女被命令不得纏足，並使她們有機會去擔任某種官職。禁止纏足是廣西客家人文化的一個貢獻。客家人是不興纏足的。 太平軍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軍途中決定的，那時政治權力與宗教熱忱有著不解之緣。這種政教的結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斷專橫的政治作風，即主要的決定都被宣布為上帝直接干預的結果，而由楊秀清和肖朝貴在關鍵時刻以降神方式傳達出來。楊秀清的作風左右了太平天國早年的君主政體，並確實是使它招致中國上層分子物議的許多因素中的一個。 太平軍的社會啟示對農民施加的影響，看來很可能遠比漢族主義或宗教熱忱的影響為大。它的社會經濟思想提供了這樣一個範例，表明一種外來教義可以怎樣在東道國文化中變得親如一家並在它裡面繁衍滋生。洪秀全早年在梁阿發影響下撰述的作品都顯示著基督教概念的明顯痕跡，即人們在上帝面前最終是平等的，他們在塵世上應得的各種賞罰應當反映這一事實。根據一切所有權只屬於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權概念以及世界資源的開發都要受到譴責。這樣一些概念在中國的烏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鳴。洪秀全的早期作品不僅討論了人對上帝應當履行的一般義務，而且討論了超出地域與家族界限的人與人的相互義務。像其他許多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批評家那樣，他不厭其煩地引述了《禮記》中孔子歌頌古人「大同」思想的那句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9]同樣地，上帝之道實行之時，也將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取消人們之間的界限這一中國烏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談，以人們在至尊上帝之下應該情同手足的詞句被不斷地重複著。 但是這種博愛關係的幻想並不是太平軍社會啟示的唯一內容。除此而外還有更為露骨的平均傾向，它直接肇源於中國農村的社會苦難。這種傾向與古典著作中令人嚮往的烏托邦主義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國匪盜中引起反響，因為他們在貧富兩極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19世紀40年代後期橫行廣西河網上的海盜張嘉祥（後來投靠清朝）因下列詩句贏得了交口稱讚： 上等的人欠我錢， 中等的人得覺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過租牛耕瘦田！[10] 太平軍竭力按嚴格的軍紀來約束自己隊伍里的純盜匪活動。雖然這一類村俗之見在太平軍的正式社會學說中不占什麼地位，但對叛亂蔓延到華中省份時它所發布的莊重得多的聲明，則顯然成了強烈的弦外之音。很清楚，太平軍號召力之所以不斷增長，根源不僅在於他們公開宣稱的對滿漢官僚的憎恨，而且在於民眾對富豪權貴普遍抱有敵意。據一本紳士日記所載失陷後的南京城周圍的情況，憎恨官吏和僧恨地主在促使民眾支持太平軍上的作用是大致相當的。[11]在財富和權力隨時隨處都被視為相互奧援的制度中，太平軍的啟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窮人武裝追隨其後。 太平軍的理想社會在《天朝田畝制度》（顯然寫於向南京進軍期間）里有所闡述。家庭還是基本的組織單位：25家為一兩，由一名兩司馬統領，這就是地方社會的基本單位。但土地按人口加以分配，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婦女）都平等地領受到生產所得。土地及其所有的成果都是國家財產，更確切地說，是由國家來管理和分配的上帝的財產。每25家組成的一兩要建立一個國庫，除維持家庭生計的必需品（可能是按規定的數目）外，一切財富都歸國庫所有。太平軍一再申明，平等而充裕地享有上帝的物質賞賜是這個制度的經濟目標。為此目的，必要的條件是廢除土地私有權和由國家來控制勞動力。理論上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因此也可酌情准許將人力從勞動力不足地區輸送出去。毫無疑問，這文件之所以鼓舞人民，是因為人民希望一勞永逸地消滅清朝農村社會無情的經濟競爭和剝削，而代之以真正的公有制秩序。不過，在這個秩序中也有唐初「均田制」（它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勞動力的有效配置來增加政府歲入）的統制經濟的痕跡。透過太平天國社會理論的表面，就不難看出這個神權國家的利益何在了。[12] 《天朝田畝制度》里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沒有一處提到定期重分土地的思想。從制度的邏輯及其歷史舉例來看，重新分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以表面上許諾永恆的私有權的辦法來吸引農民的支持，這種政治上的誘惑力之強烈也非太平天國的領導所能抗拒的。由此看來，太平天國土地綱領必然對貧苦農民和無地勞動者有著廣泛的吸引力。綱領中的統制經濟的調子完全符合用嚴重官僚化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的中國傳統。總的說來，早期太平軍教義中的平等主義社會使命至少跟它的種族排滿主義一樣有吸引力。事實上，對那些自認為是在權利和財富盤根錯節的制度下成了犧牲品的人們來說，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難以區別的。 按照《天朝田畝制度》所宣布的目標，太平軍運動確實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經濟競爭被完全消滅；家庭被剝奪了它在經濟和社會上的重要作用；國家獲得了一種新的合法性和更廣泛的權力。然而甚至在最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跡象表明，太平軍制度不可能在長時期內製止私人財富的積累和特權的膨脹。雖然運動的基本教義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會空想主義，但從叛亂伊始就明顯地見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傾向。永安頒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經出現了一個生活汰侈的新特權階級，他們的個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規戒律的約束。華貴的服飾、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飲食都被認為是最上層領導集團的特權。這些法令不過是對高級官員在叛亂後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積累和奢華普遍開禁的先兆。 從叛亂伊始就植根於太平軍制度之中的寡頭統治的傾向加強了等級制和特權，因為被選定的人們負責指導著芸芸眾生的命運。「老哥們」至上的地位受到嚴密的維護，這信條後來發展成優先擢升廣西人的普遍形式，並在運動發展後仍保持未變。這種寡頭政治和等級制傾向，使人們對太平軍最後能否在中國進行一場徹底的和持久的社會革命深表懷疑。太平軍的平均主義並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長期維護它的首尾一貫的社會學說之上。它以一種絕對的超人思想作為基礎，根據這種思想，一切合法權利都是全能的天父賜給他在塵世王國所選定的代理人的。 由於情況發生在西方列強正加緊對中國入侵之時，太平軍叛亂勢必發生固有傳統與外來鼓動孰重孰輕的問題。人們可能馬上認為，本國的反抗傳統已充分表現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這個君主制度的外部結構、官僚組織和土地制度體現了許多取自本國文化的空想內容。太平軍的宗教經文中可以發現民間的佛、道兩教的一些殘餘，而它的種族主義用語又不少是因襲了過去的種族運動。如果考察一下當時的反清背景，那麼太平軍的獨特之處就一眼可以看出。按三合會傳統結成的秘密會社，看來既不能對清政府又不能對傳統的社會準則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戰。白蓮教的末世說對合理的世俗權力組織也無濟於事。抗稅運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種明晰的理論作為反抗的依據。少數民族的起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缺乏一種可以溝通他們與漢族農民之間的鴻溝的號召力。但是最後出現了在客家人組織的拜上帝會中所體現的少數民族集團的異己感與高度的思想自覺的有效結合。不注入洪秀全從廣東帶來的新信仰，很難想像客家人能夠動員起來。這種信仰將客家人的鬥爭升華到有深遠影響的新水平上：即這是一場得救者與被詛咒者之間的戰鬥。他們可以在一種包羅萬象的宇宙論的基礎上，以自己的滿腔義憤向以清政府為代表的文化進行挑戰。此外，神旨顯靈的方式則可能使領導權集中，其程度雖則還不完善，但比白蓮教或三合會的成就有效得多。洪秀全移植來的教義使中國社會鬱積的種種不滿得以具體化，並且使因循守舊的中國農村文化中影響頗大的空想主義增加了生氣。 占領南京和建立天京，標誌著叛亂在性質和命運上的變化。太平軍現在從一支左奔右突的軍隊變成了試圖從一個固定的基地控制其版圖和交通線的區域性政權。在內部幾經爭論才做出在南京安營而不全軍向北京挺進的決定。這決策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前提（據說向楊秀清力陳此策的是一名老水手），即南京位於清帝國的經濟中心地帶，有水上運輸可供利用。南京曾為明初的故都，它作為政府所在地這一傳統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一項政治決策，定居南京卻可能是一個重大錯誤。向北京進軍現在委託給了一支兵員不足和給養很差的北伐軍，它打到天津郊區便裹足不前了；1855年春，它的殘部被最後肅清。清政權倖存了下來，儘管它的軍隊已經七零八落，國庫已經耗盡，而大部分稅源又被叛軍控制在手。但是，清政權還有一個要反叛者現在認真加以對付的法寶，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層正統人士對外來教義和新制度抱有不可調和的敵意，這種敵意現在是可以被用來為滿族君主制度服務的。 舊制度的保護者 對正統反對派的改組 我們對清朝後期一些傑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存在著使19世紀通商口岸的觀察者們感到茫然的無能和腐敗，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整個階層以及他們為之效力的國家在20世紀初年就滑向了覆滅這一事實。儘管如此，歷史記載表明上層人物的士氣和活力在19世紀初期都有所復興，這使得有可能對19世紀中葉的叛亂進行有效的鎮壓。這種新出現的復甦氣象早在白蓮教反叛時期便已見端倪：內患使某些文化人士在震驚之餘重新關心起國內的一些行政問題。在龔景瀚和嚴如熤等專事鎮壓叛亂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實際學問的經世致用學派的早期範例；在道光統治時期及其以後，這個學派掀起了一股日益擴大的有益於行政管理技術的浪潮。 對實際事務的再度關心可能部分要歸因於嘉慶帝：他對士人的壓制不如他的父親。但學術界已有若干傾向使傑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務中發揮更大的首創精神，這種關心實際的研究與18世紀後期宋朝倫理哲學的復興不無關係，它由力圖通過一種質樸無華的「古」文體來修身養性的桐城學派這一文學運動所倡導。對修齊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問題的關心在18世紀經院哲學全盛時期曾經變得不時興，但這種關心現在又起而對官僚政治的道德敗壞進行某種程度的對抗。在19世紀初期還出現了「今文」學派，即含蓄地懷疑經典學問的一個學派，其領導人對典籍所作的非正統解釋使他們傾向於主張制度的改革。凡此種種傾向都導致一種務實的、折中的和力行的觀點，它在19世紀中葉對鞏固現存社會秩序和敉平叛亂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風氣最盛的是湖南。湖南的經世致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輩學者—官僚關心實事的影響，其中以人種史學者及軍事行政官員嚴如熤和理學復興者唐鑒的影響為尤著（見第三章）。委託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就是唐鑒的朋友和有權勢的湖南官僚賀長齡，此書於1827年刊行。賀長齡和另一位湖南人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級官員，他們在危機四伏的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曾試圖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實際改革。這幾位官員猶如19世紀初期官僚政治黑螢幕上的幾個光明小點，格外引人注目。不過後來成為19世紀一系列叛亂的復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學者兼活動家，即道光時期高官顯宦的門生弟子和親族。像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國藩等人不僅由戚誼友情密切聯繫著，而且在學術上都承受陶澍和賀長齡的影響。 作為抗擊叛亂的傑出之士的領袖曾國藩（1811—1872年）出身於一個地主家庭，它在教育和社會上雖有抱負，但還不屬於縉紳門第。曾國藩受教於私塾和著名的長沙嶽麓書院——經世派的一個中心。他在1838年進士及第後進了翰林院，然後出任過幾個部的行政職務，最後升任吏部侍郎。這樣，到19世紀中葉他就在京官的上層站穩了腳。 對曾國藩這位年輕官員發生重要影響的是唐鑒的程朱理學的復興傾向、經世派的務實精神以及桐城學派提倡嚴謹文風的原則。在當時士林的爭論中，曾國藩傾向於折中主義，即將考據與對道德復興的關心調和起來。不過整個而言，曾國藩的性格和見解受唐鑒和蒙古學者倭仁（後來領導守舊派反對初期的一些維新嘗試，死於1871年）的拘謹陰沉的作風薰陶最深。他是一位活動家，但非常保守，這種氣質恰好碰到了傳統的中國遭逢內外激烈挑戰的歷史時刻。它非常適合于堅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線，因為它使曾國藩及其追隨者在面對他們的千秋大業時能接受鍛煉，變成剛腸硬漢。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氣質則頗不宜於完成在中國發現它正處於新歷史階段時要進行妥協讓步這一理智的任務。雖然他們反對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學究氣，但這些程朱道學家的政治見解卻是由狹隘的清教主義（他們原來以此陶冶自己的個性）形成的。在曾國藩身上，新道學產生了一種家長式的、但仍是有說服力的權力主義。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學則產生了一種頑固抵制創新的態度，特別是對任何帶有西方影響的創新抵製得很厲害。 然而湖南理學復興派的影響並不全是保守性質的。湖南幫里另一些人例如左宗棠（1812—1885年）這類活動家，當他們一旦了解現代技術對維護中國生存有重要意義時，他們便終於變得關心這種技術的應用了。而且這種新道學與有潛在激進思想的今文學派有聯繫。賀長齡曾委託當時最有朝氣的才智之士魏源（1794—1856年）編纂《經世文編》；魏源之願意正視晚清的各種史無前例的新問題並提出解決它們的新辦法，同他贊成今文學以及與最有創造力的今文學者龔自珍私交頗深不能沒有關係。因此，這場在19世紀中葉的叛亂中支持傳統秩序的運動，也對早期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道光末年，曾國藩已經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響的導師。他作為青年有為之士的座師和恩主這個角色，證明對他後來的軍事領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他的門生越來越多，其一為湖南舉人江忠源，此人後來成了正統上層人物中投筆從戎的前驅者。江忠源出生於村寨設防的新寧邊區，如前所述，白蓮教和三合會活動在那裡的合流正在威脅著現存地方秩序。1844年江忠源從京師回到新寧，馬上組織了由本族人士領導的地方民團來應付這個挑戰。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頭面人物也紛紛起而效法。 新寧發生的這些情況只是南方正在進行的總過程的一部分：上層人物都試圖建立地方民團來保全身家性命。民團的典型形式是幾個村寨結為一體，以村社頭頭的個人相互關係作為紐帶。民團的首領通常要負責徵集名目繁多的額外稅收和維持地方治安。防禦事務和民團的費用由「捐」（非正式稅的一種）來提供。只要民團保持非職業性及其領導聽從官管，它們就可受到官方理論的認可。當然，就其為官方所認可的形式來說，這種「團練」與兩代人以前抗擊白蓮教的行政官員所創製的、以保甲制為基礎的地方官辦體制並無二致。但時世艱危往往導致民團更大程度的職業化及其首領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只是由於鄉紳和官僚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一致，才使無政府狀態得以避免。像江忠源這樣的上層名流，他有社會的顯赫地位和與官方的關係，是可以調整民團與地方當局的關係的，因而民團頭目們的權力一般都能及時得到地方行政當局的承認，被視為合法。 就江忠源來說，他同時擁有與官方的關係和作為地方領神的地位，這使他佼佼然與眾不同，使他成了19世紀中葉及以後的紳士軍事家。由江忠源的團練發展起來的民團在擊敗雷再浩和李沅發的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851年江忠源本人成了新受命鎮壓太平軍的欽差大員賽尚阿的入幕之賓。不久他便認識到靠現有的清軍擊敗叛亂是毫無希望的，於是徵召了一支由新寧人組成的精兵開赴廣西。這支軍隊不久發展到1000人左右，證明很有戰鬥力，激勵他們的是靠賞賜錢財和擄掠，也靠親族關係和士兵對紳士恩主的矢效忠誠。江忠源在叛亂蔓延時出征過北方，太平軍早期在蓑衣渡遭到的挫敗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役幾乎使叛軍全軍覆沒。江忠源開始他的軍事生涯完全是為了應付地方上的威脅，而現在他堅決投身於規模更大的抗擊太平軍的戰鬥了。 當江忠源通過他在當地的社會地位致力於軍事活動時，另一湖南人胡林翼（1812—1861年）則以貴州一知府的身份同時從事軍事活動。胡林翼在貴州徵募了一支人數不多但經過精選的僱傭兵跟當地叛亂者作戰。即使他為貴州的各種起事所緊逼，他也念念不忘故鄉湖南發生的事件。有一次太平軍從廣西越過邊界，胡林翼決定參加對他們的戰鬥。由於胡林翼有許多機會目睹清帝國軍隊的無能，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需要動員一支新式軍隊，寧重軍隊的質量和紀律，可以犧牲數量。胡林翼一旦有了這樣一支軍隊，便熱切地響應他的老上司、湖廣總督吳文鎔的號召於1854年初向東開拔，趕赴前線。吳文鎔的另一個門生曾國藩此時也已完全投身於新式軍事事業中去了。[13] 湘軍的發展 1852年7月曾國藩要求在督察江西鄉試結束後的回返途中，獲准巡訪故里湘鄉。這次巡訪計劃已久，現因太平軍侵入湖南而更加迫切。此時曾國藩一心惦念的事情顯然就是巡視自己家鄉的地方防務；但一次次事件很快就使他卷進了全省、而後是全國範圍的事務。他的假期批准得比預期的要快，因為在南方的路上他獲悉母親亡故，於是他直接回里服喪。在湘鄉，他發現已有強有力的地方防禦措施，以生員王鑫和王的老師羅澤南（1808—1856年）為首的地方名流在太平軍北伐時期已動員了數支鄉勇，這時正伺機要遠出迎戰。曾國藩本人此時已受命負責軍事，因為朝廷在1852年12月任命他為「團練大臣」以協助湖南巡撫。當然，朝廷並不想授權搞什麼新的軍事計劃，而只想通過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對已在進行之中的地方軍事化加強控制而已。不久在其他省份也頒布了同樣的任命。 不過曾國藩知道團練完全不足以應付太平軍的挑戰，他稍事猶豫便決定以新辦法來利用現有資源。他把湘鄉僱傭兵召到長沙，交由羅澤南統領，作為湖南省職業軍的核心。不久，湖南其他地方的隊伍（包括江忠源的新寧軍）也併入湘鄉軍。曾國藩決定任命江忠源為整個軍隊的戰地統領，但江忠源的隊伍在組織上有若干缺陷，這很快使曾國藩認識到只能由他本人直接指揮。曾國藩的進展十分緩慢，因為他首先要將湖南境內的地方叛變者肅清，建立一個地方控制和團練兵員補給的體系，而後才能把他的軍隊投入大規模的戰鬥。直到1853年夏，湘軍的幾支大部隊才出現在湖南，同太平軍交鋒。 湘軍的興起代表著非正規的組織形式的出現，它隱隱地含有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顛覆性，不過由於它仍以正統觀念為掩飾，所以還能夠與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處。湘軍的一些組織原理導源於戚繼光（1528—1587年）的軍事著作；這位將軍在明朝正規軍事系統以外另行創建了一支私人的「戚家軍」，同日本海盜及其在沿海省份的土著幫凶作戰。羅澤南和王鑫在湘鄉本地訓練鄉勇時，都襲用了戚繼光的某些思想。戚的著作被19世紀初期的經世派廣為傳布。雖然湘軍後來比戚家軍大得多（後者開始只有3000人），但在編制和訓練上曾國藩都採用了戚繼光的模式。其一，有一個明確規定的指揮體系（戚繼光稱之為「束伍」）。其中處於關鍵地位的為營官，領650人（500名士兵和150名役）；營官上面為統領，控制二至十幾個營。營官對他的五名哨長負有完全的責任，每名哨長監管100人。整個隊伍實際上都靠私人關係維繫。營官自選哨長，哨長自選什長，什長則按慣例憑私人關係招募10人供他差遣。營官在正常情況下也隸屬於某一個統領。曾國藩規定每次任命一名新營官時，該營所屬官兵都要更換，重新挑選。這種私人聯繫使湘軍取得了綠營軍及其僱傭附屬軍所缺少的聚合力。曾國藩的新軍並沒有完全超出舊體制的範圍，因為從一開始他就奏請給湘軍軍官授予綠營軍銜。不過他在培植其軍隊的官兵之間個人相互義務時，著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鄉關係，這在綠營軍上下級官員之間是不予鼓勵的。 湘軍的體制是與清朝軍事體制的官僚政治原則格格不入的，因為個人關係被後者認為是個威脅。但是，這種關係非常適合於把一支支由紳士領導的非正規隊伍變成中央指揮的部隊。曾國藩清醒地意識到這項新軍事計劃潛在的衝突，盡力消釋皇上的疑慮。湘勇最初是曾國藩運用團練大臣不明確的權力動員起來的。建立一支職業戰鬥部隊當然不會按官方的團練規格去做，因為後者強調的是一種低水準的軍事化，所以官方的方案迅速被棄置一旁。曾國藩很注意安撫滿人的感情，他把一位地方的在旗官員塔齊布安置在一個重要的指揮崗位上。但是歸根到底，清帝之所以能夠接受曾國藩的新軍事組織，原因在於他本人是一個受到信任的京官以及他在京師廣為結識的各種關係。在以後10年期間，曾國藩能夠指望取得像文慶和肅順一類滿族大員的支持，因為他們懂得要使王朝倖存，需要把一些非正式權力授予地方的漢族軍事首腦。這些滿族權貴的支持抵消了寯藻（1793—1866年）等漢族在朝官貴的敵意；祁寯藻是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繼任者，他認為這種地方軍事權力是危險的，不能予以接受。 在以後幾年，這支軍隊在營以上又精心建置了分統、統領和大帥，分別由曾國藩信任的助手任職，他們多數是取得低級文官功名的人。這一新編制的軍事價值姑置不論，曾國藩的新軍制表明它對清帝國的未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將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幹才的溫床。其中湧現出許多第一流的地方官員，他們將在19世紀的後來年代裡控制中國的軍政大權。早年，曾的官員隊伍主要從文士中遴選，這種做法符合治軍原則中的理學色彩。但到50年代中期，出身微賤而不通文墨的人也可以致身於掌握軍事大權。這些人憑才幹和兇狠而受到賞識，所以湘軍雖則在思想上的信仰日趨淡薄，但它的力量卻有了驚人的增長。 湘軍的兵力最後擴大到13.2萬人，其中包括騎兵和輔助的水師。按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個規模不算很大，但足以說明曾國藩強調質量甚於數量。湘軍對兵員的徵募、訓練和紀律以及按儒教治軍等細節的高度重視，使它獨具特色，不同一般。它的薪餉之高也是個特色。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餉竟為綠營軍最高級別士兵的兩倍左右。至於高級官員，由於希望減少貪污和維持鬥志，就更不吝惜恩賞了。 曾國藩要承擔這樣的巨額薪餉，是需要有充足而固定的財政支持的。他和他的助手為軍用籌款而使用的辦法，對清朝度支的演變產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曾國藩的基本辦法是留下比中央財會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資源。這就是說，第一，設置一些不受戶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歲入項目；第二，他的部屬一旦就任高級地方官，便將歲入權集於巡撫和總督之手，避開戶部的干預。[14] 早期在財政上實施的權宜措施是賣官鬻爵。監生以及各式名譽學銜證書，由京城發給省級政府發放。1853年冬，湖南巡撫駱秉章把這樣一批證書直接轉讓給湘軍總部。出售官銜所得是曾國藩早期主要經費來源。不過當軍隊擴大以後它的作用馬上被厘金（從字面看厘金值千稅一，只表示很小的數額）這種商稅所壓倒，它是對存貨、運輸途中的貨物或產地的茶葉等產品按價征取。厘金最初由御史雷以諴於1853年下半年在揚州一帶實行，目的在於為長江以北的清軍提供經費，後來證明行之有效，很快就為各省所採用。稅率在各地有很大差異，多數省份在2%—10%之間。到19世紀50年代後期，對這筆收入頗豐的稅源的徵收和支付權力顯然主要落到了各省當局手裡。雖然全部徵收應向北京呈報，中央政府的某些固定支出實際上要由厘金歲入償付，但地方軍事化的龐大需求還是使大部分呈報的歲入（未經呈報的數目就更不用說了）不受北京的控制。[15] 曾國藩很快就抓住新稅所提供的機會。1856年，他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1860年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後，他為整個江西厘金另外開闢了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別官署，這樣便繞過了正式的財政機構。從這時起，連湘軍的下級統領都獲准建立自己的厘金局，以仰賴其收入。在50 和60年代初，厘金局搞得有些政出多門，受益者不僅有湘軍，還有鄉紳控制的地方非正規軍。 由厘金可見一般的行政上的分權化，也表現在曾國藩採取的其他一些財政措施上。他從一開始就力圖把地方固定收入改作其軍隊之用。但朝廷不能強迫各省巡撫把資金改撥給曾國藩。他只有同駱秉章和胡林翼這些對他抱同情態度的地方當局私下商議，才能分潤固定稅收。這類私人協議成了國家財政機制的一個常規；只有在進行了非正式協商以後，才能向北京要求轉撥資金歸己使用。曾國藩一旦本人出任高級地方官，他就進一步推動由地方控制各種固定歲入的趨勢。其做法如下：（1）把歲入權集中到省巡撫衙門；（2）向北京謊報收支。曾國藩鼓勵他的追隨者隱匿大部分地方固定歲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內戰順利進行下去。 由此可見，地方軍事化的需求引起了中國財政管理結構一系列重要的和持久的變化，其中包括農業稅向商業稅的局部轉變，以及北京某些財權分給了各省的主管。對清朝財政制度的進一步破壞，是由中央政府為了極力應付軍事費用而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造成的。1853年起，北京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例如發行劣質銅錢、鐵錢和紙鈔。雖然上述權宜之計暫時緩和了政府的短缺，卻在人民中間造成了空前浩劫，進一步削弱了國民經濟並加深了民眾對清政府的不信任。[16] 應該指出，漢族文人名士領導的新式軍隊的出現，並不意味著清朝正規軍事體制已被取而代之。到1860年為止，曾國藩的湘軍與龐大的旗兵和綠營軍一直鼎立地並存著。雖然後者多數統馭失當，但仍能牽制一部分太平軍，其力量不容忽視。駐紮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營」，由清朝正規軍和勇軍組成，它在朝廷看來仍然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在1860年以前，它的統帥在整個戰局中擁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到了1860年，它最後聲威掃地地被消滅了。到那時為止，曾國藩本人的官階一直較低，難以左右清廷的軍事決策。1860年以前，湘軍應被看成是清軍的重要補充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應被看成是未來的制度變更的基礎。 內訌與衰落 太平天國統治的特徵 1854年初，曾國藩的軍隊在長江中游地區與太平軍迎面相撞。太平軍曾經發起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游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由於北伐失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蘇等省這時成了太平天國軍事行動的廣闊戰場。叛軍的戰略意圖是確保南京的水道交通和占據它周圍的農業地區。幾支湘軍在湘潭的關鍵之戰（1854年5月1日）中擊退了太平軍對湖南的入侵，而曾國藩的水師則揚帆前進，向太平軍控制的江河湖泊發出挑戰。但太平軍才幹出眾的翼王石達開在水陸兩路都曾多次重創曾國藩，使反叛者於1856年中在軍事上處於極盛時期。太平軍在長江流域占據了西起武昌東到鎮江一線近300英里的許多戰略城市，他們對水道的控制由於曾國藩的大部分船隊在鄱陽湖被圍而更有了保障。石達開的軍團征服了江西大部分富庶的府縣。太平天國最後一次軍事勝仗的消息是1856年6月在南京城外對清軍的大捷，清軍統帥向榮就在是役之後不久死去。 作為一個新皇朝，太平天國在鞏固其統治的過程中遇到了難題。在對儒教的既成體制進行了殊死的挑戰以後，它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各級社會機構。它在宣傳激進的空想主義社會綱領以後，此時不得不使理論迎合現實。1856年是太平軍勝利與危機紛呈的一年，它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即於這一年誕生。 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特徵體現在兩個相互牴觸的原則中：一方面全部重要職位都由廣西幫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傳統的科舉制度廣泛尋求新興文士的支持。太平天國的文官考試在定都南京後即行開始，在整個統治期間未曾中斷。考試形式在許多方面與清制相同，定期在地方和京城舉行考試。但是內容包括基督教的主旨和對太平軍領袖的頌詞；此外，考試的社會基礎比較廣泛。投考者的背景完全無需考慮，這表明太平天國渴求才智之士以及他們在放寬參與政治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考試似乎相當容易被通過。1854年在湖北省舉行的一次考試中，投考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八百多名舉人，同年在安徽的考試中，僅一個縣就出了30名舉人[17]。 儘管太平天國明顯的大力爭取正統的優秀人物，然而應試的文士還是寥寥無幾。投考者的社會出身似乎很龐雜，有以前的僧侶、占卜者和其他一些從事為新政權所取締的「迷信」職業的文人。太平軍占領區的文人經常被責成參加考試，違者處死，但他們的熱情一直不高。偶爾被迫的應試學子寧可在試卷寫上嬉笑怒罵之詞而以身殉[舊傳統]。一個仍未解決的問題是，考試制度對確立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實際貢獻究竟如何。不過有證據表明，重武輕文，戰略形勢變幻不定，以及太平軍歷來對鄉土和宗教資格的重視：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文官考試沒有起過重大作用。不過，在作為宣傳手段和正統的象徵方面，太平天國的考試制度是不應被忽視的。 太平天國的官制本身由王、侯兩級世襲貴族以及十一個等級的官員構成。在這十一個等級中，前六等官職名稱可在歷代王朝的歷史中找到，雖則它們一般表示等級而非具體職能。後五等則與軍事指揮或地方政府的某些較為具體的職能有關。由於在太平天國的空想模式《周禮》中不存在文、武之分，因而任何一級官員都既可被委任為文官，也可去充任軍隊指揮。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統治集團內，實際權力中心是各個王的行政幕僚班子。每個王都在其隨從人員中設置一個機要機構，內分六個傳統的施政部門（相當於「六部」）。不過，由於東王楊秀清僭取了總理軍政兩方面的權力，他的機要班子到1856年在整個太平天國官僚體制中曾經起著中樞協調的作用，所以各王自立班子的情況並沒有引起行政上的完全混亂。 太平天國的地方政府建制仍以清朝舊時的府縣區劃為基礎，而在縣以下則以《天朝田畝制度》為基礎，即規定以25家為一「兩」到13156家為一「軍」，各單位等級森然。府縣官員的職能與他們所取代的清朝官員的職能相似。至於太平天國縣級以下編制的實際情況，其材料是零散的，也往往自相矛盾。但是有兩種需要考慮的情況，都表明太平天國地方控制的脆弱性。第一，太平天國制度具有與清制相同的缺陷，即正規地方官員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各地。跟清制一樣，朝廷命官僅到縣一級，縣以下的所有職位都由當地提名地方人士充任。因此對太平天國的社會改組如此重要的地方政府基層結構，便由一些往往充其量僅對政權綱領承擔有限義務的人去填補。與此有關，第二個缺陷是太平軍發現，很難把他們那些人為的、不可勝數的小部門強加於原有的地方組織身上，而且往往發現只不過給現存結構（例如傳統的「鄉」、現存的「保甲」或「里甲」一類居民單位）換個新名稱而已。這意味著在太平軍占領區，這些單位的頭頭有時就是在舊政權下把持村社事務的那些人，因此很難出現一種或者有利於鞏固地方控制，或者有利於真正改造地方社會的形勢。 太平天國在征服地區實施的土地政策，總的表明了對農村的控制是脆弱無力的。應當認為，這是急需財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幹從而必須使農村社會關係基本不受擾亂的結果。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時間和安全保證的，這兩者太平天國從來都不具備，所以一旦實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產和歲入的暫時下降。我們已經談過，《天朝田畝制度》乾脆刪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規定，這樣就暗示了已經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為耕作者的財產。實際上，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既不是國家所有制的綱領，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綱領。雖然中國的歷史學家對這一點仍有很多爭論，但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太平天國占領的大部分地區，地主和佃戶的關係始終存在。儘管與地主和解的趨勢在運動後來年代中才似乎更為明顯，但是有跡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如果說在某些地區太平天國曾試圖把所有權授予佃戶，那麼，主要的考慮似乎也是出於在地主逃走之後向原佃戶徵稅的需要。太平天國的賦稅手續很快發展起來，不再實行通常作為他們侵入一個地區的標誌的那一套沒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稅額稍輕以外，田賦制度經過系統化，與清制區別不大。 一般說來，在太平天國控制的那些未受戰爭嚴重破壞的地區，農民的狀況是有所改善的。叛軍的存在似乎堅定了佃戶抵制苛租的決心，有時地主也只好滿足於部分的收入。1860年以後在長江下游的某些地區，向佃農征課各種直接稅與一項官方的減租綱領同時並行。這便是另一種與地主分享農村剩餘產品的形式。[18]太平天國占領區的經濟，無論是商業或是農業部門，租稅負擔一般都比舊政權時要輕。太平天國的商業稅不像無處不施行的厘金稅那樣泛濫成災，而且顯然條文比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軍中央的分裂及其領導的恢復 1856年發生的震撼太平天國的那場災難，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於它的敵對力量所致，而要歸咎於他們自己中央領導方面的動盪不定。如前所述，這種動盪性在運動最初年代中就已經孕育於太平軍的制度之中。政權要繼續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種在共同事業中形成的兄弟情誼，以剎住諸王之間的不和。但是兄弟情誼不久都被東王楊秀清的無情野心所毀。1853年在定都天京時，他那已經巨大的權勢由於馮雲山和肖朝貴都在戰鬥中死去而更形膨脹。楊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強是在損害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和秦日綱（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況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楊秀清的羞辱和威嚇。洪秀全智慮逐漸衰退的狀況最終使他事實上不能再積極參與行政決策。楊秀清馬上以新的精神權威自認，宣稱他是聖靈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許多歷史家都鄙棄楊秀清為毫無信仰可言的陰謀家，認定他個人的宗教主張（反之，洪秀全則有至誠的信念）只是一些詭計而已。楊秀清是不是邪惡的陰謀家暫且不論，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楊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幹和集權本能，太平軍運動決不會取得那麼大的成就。 楊秀清的垮台看來是他試圖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奪最高權力的行動促成的。1856年8月，當楊秀清逼洪秀全封他為「萬歲」（這是迄今為止僅為洪本人保留的一項帝王特權）時，洪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天王於是把韋昌輝和石達開秘密召回天京，降詔要殺死楊秀清；這個行動也許是韋昌輝、石達開和秦日綱蓄謀已久的。韋昌輝當時正在江西作戰，距離最近，他率領幾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韋昌輝出身於富有的地主家庭，對自己長期蒙受像楊秀清這樣一個出身貧窮的勞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惱恨。9月1日夜間他迅猛出擊，把楊秀清殺死，並下令屠殺楊的隨從人員，據說約屠殺了2萬人。屠殺在南京蔓延了將近兩周，其規模顯然遠遠超出了洪秀全的預料。當石達開在約十天以後到達南京時也為之震驚，力勸韋昌輝住手。韋昌輝這時已經殺紅了眼，竟懷疑石達開同情東王集團。石達開十分謹慎地逃離天京，重返他的前線部隊，韋昌輝因此也殺害了他的全家。石達開帶領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向南京進發，想來報仇。這時洪秀全也感到韋昌輝的權勢咄咄逼人，像楊秀清以前那樣又成了一個潛在的威脅。洪獲悉石達開受到太平軍全軍的普遍支持，便於11月中旬調集了他的軍隊把韋昌輝及其同夥200多人殺掉。在這個屠場上，貪慾和偏執狂使太平軍運動原來理想的任何殘跡都已澌滅無餘。 還有一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於中央的權威。倖存下來的領袖沒有人能行使位極人臣的東王有過的權力。石達開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發現自己處處受到一個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結成的宮廷集團的掣肘。六個月後石達開出走，領著自己的隊伍開赴西南長期單獨作戰，沒有再加入太平軍運動了。清朝的保皇派馬上對太平天國的分崩離析加以利用。1856年12月，胡林翼的軍隊把太平軍逐出武昌。1857年下半年曾國藩奪走了太平天國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這樣便使太平軍在長江上的要衝安慶受到威脅。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頹勢終以戰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軍重建其對南京的包圍圈而達於頂點。 儘管太平軍的中央已陷入混亂，但這運動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國在軍事上主要靠陳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於廣西最貧苦的農民階層，又都從叛軍的各軍階上緩緩晉升上來）的努力而取得了轉機。作為最高統帥，這兩位才華卓越的軍事家於1857年逐漸恢復了攻勢，並成功地使江北的清軍處於一片混亂之中。1858年9月他們在淮北三河鎮重創湘軍，11月又在南京對岸的浦口擊潰了清朝的正規軍。由於這兩次打擊，太平天國解除了安慶的壓力，並重開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國復原的第二個因素在於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1864年）的個人集權得到了有限的和暫時的恢復。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響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樣，也是因科場失意而成為村學塾師），自1852年以來他一直未曾介入運動。在香港期間跟他相過從的，最初有新教傳教士瑞典人韓山文，後來有包括蘇格蘭漢學家理雅各在內的倫敦會的一些成員。他除神學以外，還探討了西方的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這些研究不僅使他成為太平軍人物中受教育最廣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國最早介紹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1859年4月當他最後安全抵達南京時，受到了天王熱情的歡迎，並被擢升為最高行政長官，受封為「干王」。 洪仁玕在1859年發表的《資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強化中央集權、採用西方技術以使中國經濟和交通現代化以及發展與西方列強友好關係的政策。洪仁玕所提出的開設現代銀行、頒發專利權、建造鐵路和輪船以及發展採礦業等項建議表明，他對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著全心全意的、雖然認識很不全面的讚賞態度。這些建議是太平天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轉變。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國考試制度方面實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於倡導一種更注重實用的文風並促使文武結合。新型的太平軍的傑出之士應當是，文「可兼武，韜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為禮讓」。[19]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爭取中國正統的優秀之士來效忠，根據傳統的種族理由重新向他們發出呼籲。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國在江北的軍事勝利雖然解除了清朝對它的一些戰略要地的壓力，但它並沒有建立起可靠的經濟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領湘軍在長江中游的防區。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軍（他們不久又投靠了清朝），這也使太平天國不能長期依靠此地，把它當成作戰基地。不過江南大營於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毀，大大振作了太平軍的士氣，於是洪仁玕便策劃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戰役以征服長江三角洲地區。有了長江三角洲作為經濟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遠至武昌和漢口的長江中游地區。洪仁玕認為，據有長江下游城鎮的另外一些好處是，太平軍將有機會使用西方的輪船，派它們到上游去打仗。 在東面發動的這次新戰役很快就初戰告捷。守衛句容、丹陽和常州的清朝正規軍一片混亂，倉皇潰退。6月2日，李秀成的軍隊進入蘇州，這裡是江蘇東部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鎮的門戶。整個這一地區的太平軍將領們為了長期占領，他們勵精圖治，竭力穩定地方經濟和控制農村。他們奉行的政策是儘量不打亂地方社會組織，以期確保各種資源能夠源源不絕地流入太平天國的國庫。這時的急務只是想把清軍趕出沿海城鎮。除了想張羅輪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戰的計劃以外，沒有證據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國首領都已認識到上海作為外貿收入的來源所具有的長期價值。但必須把上海視為在長江三角洲進行較大規模戰役的一部分，於是洪仁玕著手鋪平與外國列強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玕為爭取外國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種種努力是建築在天真的樂觀主義上面的，以為西方會把太平軍看作是進步的基督教同道而報以同情；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因為西方列強根本無意同叛亂者合作，它們更感興趣的毋寧是看到清帝國的力量在長江下游各省份復興起來。 曾國藩出任統帥 19世紀60年代初在保皇派將領系統中發生了一些對清朝的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江南大營」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僅使清朝的最高將領張國梁與和春身死，兩江總督何桂清被廢黜，而且使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遭到覆滅。在此以後帝國的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曾國藩被授予整個戰役的領導權，因為舍此而外已別無其他選擇。於是曾國藩於1860年6月8日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游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曾國藩在他首次擔任的這個封疆大吏職位上，終於能夠使他的軍隊與更充裕的經費，以及與一員高級總督所擁有的巨大權威結合了起來。 對清政府來說，把個人軍權與地方省份的正規權力這樣結合起來，乃是驚人之舉。在這方面50年代已有過一些先例，即曾國藩的幾名部屬已經擔任了巡撫或代理巡撫，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後來的李孟群；廣西的劉長佑；湖北的胡林翼。但是曾國藩新任的這個地位顯赫的兩江總督則明顯地集中了軍政大權於一身，權勢更大。這是內戰的一個轉折點，就許多方面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紀，並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使湘軍的財政基礎和政治基礎得到鞏固以外，曾國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後還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戰略領導。曾國藩持有與太平天國相同的看法，也認為天京安危繫於從南京至漢口之間的江面，而控制這段長江的關鍵則是安慶（自1853年以來一直在太平軍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戰略意義的沿江口岸）。在曾國藩的堅持下，1859年後期朝廷已經認識到收復安慶的重要性，於是曾國藩馬上按部就班地進行收復該地的行動，他把這一戰鬥託付給他的兄弟曾國荃去指揮。1861年9月5日經過激烈戰鬥後安慶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殺戮。這樣便為打敗叛軍奠定了戰略基礎。 曾國藩按湘軍形式創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領的新軍，是這個時期發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事件。構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這樣傳到下一代紳士軍事家之手的。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門生李鴻章（1823—1901年）。李鴻章是一個有能力的進士，抱負很大，頗具才幹，其父與曾國藩有同學之誼。李出身於安徽合肥的一個官宦之家，從1853—1857年之間他帶領一支勇軍守衛鄉里，從而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安徽上層人士整軍經武的行動開始原是針對豫皖邊界的捻軍叛亂的，太平軍的猛攻則加快了這一行動。李鴻章的作用似乎可與湖南的王鑫和羅澤南相比擬：他根據團練名冊徵募人員並將他們編入正式作戰部隊。李不久辭去直接的軍隊指揮職務，轉到福濟（任安徽巡撫，是江忠源的後繼者）手下任幕僚。在安徽過了六年，後來李鴻章決定與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師曾國藩。1859年1月，他到達曾國藩設在江西的行轅。 曾國藩認為李鴻章擔任幕職是大材小用，於是設法委以實職，使之獨立指揮軍隊。曾國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陽一帶是軍旅的來源，曾國藩多次想安排李鴻章編練一支該地區的軍隊。1861年時機終於來到，當時有一名上海流亡紳士代表從上海圍城中來到曾國藩設在新近收復的安慶大營請求援助。李鴻章便馬上開始招募軍隊。他的新軍從團練中徵召，又得到一些勇軍的補充，後者已經組成並由於有了能征善戰的湖南人組成的八個營而使戰鬥力得到了加強。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紳士把一個向外商租來的船隊派到安慶。李的軍隊隨即被運往下游去占領上海。 曾國藩之所以決心創建新軍，部分是由於他認識到湘軍業已過了它的極盛時期。它的實力已經由於大部分有才幹的將領（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繼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鎮之役受挫以來士氣問題一直令人頭痛；在湖南徵募新兵又日漸困難：凡此種種都使湘軍前途未卜，難以為繼。除此以外，曾國藩還急於通過擴大軍政權力結合這種新形式來利用他新近獲得的政治權力。就在李鴻章於1861年後期著手募軍之後不久，曾國藩決定薦舉他為江蘇巡撫，而在他抵達上海時被授予此職。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節制南線，並奉令用湖南勇軍收復浙江。左宗棠是一位幹練的湖南學者，在曾國藩和其他官員手下任過行政官員。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 促使曾國藩決定把他的權力擴展到上海地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他擔心外國軍隊在江蘇內地建立軍事基地，因為長時間來在上海逃難的社會名流一直在尋求它們的干預。曾國藩對外國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懷疑，他確信利用西方的辦法並非雇用外國軍隊，而是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製造西式武器彈藥。 外國的介入 西方在50年代初期曾對太平天國抱有超然的、有時甚至抱有溫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時這些看法都已化為烏有。到1860年時，叛軍主要被看做是對外國貿易的一種威脅。在中國市場上利益最大的英國，它的官方政策是堅持在內戰中嚴守中立，僅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騷擾。但是英國領事和武官的一些文書函件則表現了對太平天國日益增加的敵對看法，它們強調「暴亂的破壞性質以及……它所據以存在的那些褻瀆神靈和傷風敗俗的特徵」。[20]英國擔心的並不是太平軍會對外國貿易甚至外國的條約權利採取敵視態度，它是擔心他們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那就會使農村和商業陷入混亂。雖然英國各級行政官員都曾設想過干涉叛軍，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終限於保護英國在貿易港口的利益，實際上僅限於決心保衛上海。法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1855年法國的干涉曾幫助清軍從小刀會手中奪回上海）。因此李秀成於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進（這次嘗試只有3000人參加）被英、法軍隊所擊退。令人好笑的是，這次干涉恰恰發生在英、法另一支軍隊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台的時候（見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條約之後，英國決定暫不介入中國的內部衝突。太平天國被看作長江中游地區事實上存在的政權。1861年2月海軍少將何伯領導了一次對南京的考察，謀求達成一項穩定的諒解，使英國得以安全進行貿易，英國則以保證中立作回報。李秀成在南京接見了英國人（洪仁玕此時已被解除外事職務），甚至答應當年內不對上海發動進攻。太平軍將不進入上海周圍30英里之內。英國繼續在內戰中依法嚴守中立。但是到了1861年夏，駐北京公使卜魯斯則明顯地倒向了清朝。西方僑民社會對「瀆神」的太平軍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長的反感，而太平天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無情事實，也必然影響了英國的態度。1861年6月卜魯斯採納了赫德提出的建議，即由李泰國出面代表清政府購置一支海軍艦隊。10月份，即在曾國藩收復安慶後一個多月，卜魯斯應允了恭親王的請求：即長江上的外國船隻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點停泊，以使太平軍難於得到外國船隻提供的武器和物資。不過，卜魯斯無意讓英國干涉中國內戰，倫敦則更無此意圖。在12月，只有法國一艘和英國兩艘炮艦停泊在寧波港。駐紮在上海的外國軍隊，英國僅700人，法國僅500人。[21] 地圖11　太平天國和帝國主義者的鬥爭 可是到1861年末，雙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約束。太平軍迫於西線危急的軍事形勢，不得不鞏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於1861年12月9日占領了寧波，29日占領了杭州。1862年1月李秀成對上海地區發起總進攻，占據了通往該城的河道。 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從一個可以復興的和更為牢固的清政權的角度來考慮它未來的利益。1861年11月清廷發生的政變使英國萌生了希望，因為已故咸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在這次政變中成了清帝國的決策者（見第八章）。恭親王準備與新條約相依為命，英國公使卜魯斯則準備提供一切機會讓他照此辦理。此後，英國對太平軍進行的干涉應當被視為卜魯斯為穩定中英關係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害怕太平軍會成為一個潛在的更強大更排外的政府。恰恰相反，倒是太平軍那些不出所料的弱點和無紀律才促使英國反對他們，轉而支持清政府。 外國參與反太平軍戰鬥的方式有下述幾種：英、法軍隊直接進行干涉；為清軍提供現代化的武器和訓練；為非正規僱傭軍分隊提供外籍軍官。無疑地，其中以外國軍隊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僱傭軍分隊（其中以「常勝軍」為最突出）在江蘇對清朝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歷史意義最大的莫過於提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因為武器裝備與隨之產生的軍火製造業，其進步的技術可用來促進中國軍隊和軍事工業的現代化。[22] 地圖12　長江三角洲 長江下游地區的官紳長久以來一直在謀求西方對叛亂者的干涉。上海道台吳煦（他的功名是捐來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國支持的潛在價值，此後他一直汲汲於謀求得到這種支持。1860年兼任江蘇布政使時，吳煦不僅本人熱衷於與買辦商人合股進行私人商業投資，而且還擅長通過商業行會徵收厘金。巡撫薛煥手下有約4萬名綠營軍和鄉勇，但成分複雜，未經訓練，紀律很差。早在1860年5月，吳煦便著手徵集一支規模不大的「夷勇」。在那個廣有資財的同胞和商業合伙人楊芳（此人是浙江銀行家，曾當過怡和洋行的買辦）的建議下，吳煦得到了華爾（1831—1862年）的效勞；華爾曾在中國輪船上任過職，在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度過童年後一直在海上和陸上從事冒險生涯。華爾膽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無城府，一任楊芳擺布（他最後跟楊芳的女兒結了婚）。他和幾名高加索同夥領著200名菲律賓士兵於1860年7月攻陷了位於上海西北（應為西南——譯者）的一個重要小鎮松江，但不出一個月它又淪於叛軍之手。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們（主要是美國人）在他們業已著手訓練的「馬尼拉兵」外又開始了對幾百名中國士兵的訓練。在吳煦和楊芳的大量資助下，華爾按照「英國方式」操練他的士兵並用精良的連發快槍裝備他們。他們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3000人。由於參加了上海附近的戰鬥，它被官方封為「常勝軍」，以象徵吉祥。正因為這支混合部隊有上述來歷——基本上是外國人領導的中國僱傭軍團，所以它在以後兩年的江蘇戰役中贏得了普遍的讚譽。 不過在吳煦和江蘇巡撫薛煥的心目中，常勝軍僅僅是為謀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個步驟。薛、吳二人小心翼翼地聽從了那些在上海避難的紳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員們的意見，這些人現在領頭請求皇上「借」洋人軍隊助剿。請願書甚至提出引外國軍隊去攻打蘇州和南京。紳士領袖們聲稱，巴夏禮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卜魯斯批准，英國軍隊將不僅幫助防守上海，而且願意長驅直入，幫助收復寧波、蘇州，甚至南京。[23]薛煥起初故作不應，保持觀望，只是等到有相當多的卸任高級官員簽名於請願書上後才上奏清帝，贊助「借兵助剿」的請求。關於進攻蘇州和南京的建議也包括在內。同時經薛煥批准，吳雲（蘇州前任知府）和應寶時（吳煦的副手）於1月13日建立了一個「中外會防局」，為期待已久的聯合作戰籌集經費。2月初發布的兩道詔令准許薛煥的建議只適用於上海：「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24]至於把外國援助擴大到蘇州和南京的想法，則被提交曾國藩徵求他的意見。 1862年1月13日當太平軍被發現沿吳淞江堤岸行軍時，英法軍隊僅從船上朝他們開炮而已。但是到了2月21日，海軍中將何伯便親自帶領遠征隊向上海東北10英里太平軍所占據的高橋發動了攻擊。何伯的炮兵得到了350名英軍和60名法軍的支援，還有600名華爾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擊隊。接著在整個4月里，對上海附近的幾個市鎮採取了類似的行動；但它們並不總是成功的，因為有些到手的市鎮防衛不當，很快便又被太平軍奪了回去。只是在2月22日何伯才致函卜魯斯要求批准肅清上海周圍30英里以內的叛亂者。直到4月12日才得到卜魯斯的批准，約在同時，士迪佛立將軍帶了約1800名英軍從天津抵達這裡。2月25日北京向華爾的中西聯合勇軍表示祝賀，同時上諭批准了薛煥的建議：授予華爾以四等軍銜和花翎頂戴。5月1日至18日，英國、法國和華爾的聯軍乘坐英國炮艦往返於廣闊的內河水網，攻陷了30英里內的主要市鎮。對每個攻克的市鎮的大擄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協議進行「公平分配」。防務主要由華爾的士兵擔負，頗能勝任，只有兩個地方由英法軍隊自己擔任過。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軍的威脅，應當歸因於歐洲人在1862年5月下旬主動干涉的結果。然而自此以後，承擔主要防衛任務的是新開到的李鴻章軍隊。李鴻章和他的6500名士兵是在4月份從安慶分乘上海紳士向一家英國商號租來的七艘輪船順江而下，抵達這裡的。李鴻章將他的行轅設在上海的縣城，他從一開始就決定，他的軍隊將不作為英、法的附庸來打仗，而要謀求自強，不與洋人相混。[25] 太平軍此時動員了約5萬軍隊向上海發起大規模進攻。英、法軍隊鑒於自己人數很少，便撤走了位於30英里圈內的嘉定的駐防士兵。華爾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士迪佛立將軍緊急要求倫敦從印度派遣大量援軍，這個想法一旦實現，很可能使歐洲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大增。但這樣的增援被認為是多餘的，因為事實幾乎立即證明李鴻章和他的軍隊能夠應付局勢。當忠王的大軍於6月初從西面進攻上海時，淮軍在以6月17日虹橋之役達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戰鬥中擊敗了他們。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決定折回蘇州基地，並在那裡著手策劃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時正受到曾國荃軍隊的威脅）的遠征。在別的將領指揮下幾支太平軍大軍繼續進逼上海，但它們也被受到華爾的分隊援助的淮軍所擊敗。李鴻章的軍隊於1862年8月底收復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圍30英里以內的所有市鎮（嘉定於10月由中西聯軍收復，這是英法軍隊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的最後一次攻勢）。 李鴻章確信只有通過獨立的活動，才能使淮軍獲得建立真正的區域性軍事霸權所必需的實力和經驗。他同樣也懷疑西方在軍事訓練方面的作用。1862年7月，當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的試行方案時，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贊助這種權宜之計，因為他擔心「歐洲人會逐漸蠶食對清軍的控制權」。[26]關於中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員抵制外國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以倒霉的「李泰國—阿思本艦隊」事件表現得最為清楚，我們將在第九章予以論及，茲不贅。 太平天國的失敗 保皇派於1861年9月攻陷安慶，這非常鮮明地標誌著太平天國西線作戰中（它曾經是洪仁玕在1860年制定的宏偉戰略的一部分）的失敗。對太平天國的地位來說，西線戰役在某些方面比東進更為重要，它的失敗部分是由於叛軍將領之間缺乏配合所致。李秀成（他曾因指揮才幹於1859年受封為「忠王」）這時更多地關注他自己在長江下游的權勢基地，而不是戰略全局。這次指揮上的不統一，僅僅是太平軍在楊秀清死後企圖重建中央統一領導而遭到失敗的一個方面。洪仁玕一直不穩固的地位，也由於天王當時已不問政事甚或神志失常而更有所削弱。在戰地將領的妒忌和朝臣的誣陷下，他於1861年初被剝奪了總理朝政的職權。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軍的權貴變了質，因為為了滿足軍事將領的欲求，冊封了許許多多「王」，而其中某些人不過是很勉強地投身於這場運動的。雖然個別叛軍隊伍仍保持著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慶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業已鑄成太平天國覆滅的局面。 太平天國的覆滅最後是由曾國荃對南京的圍攻，以及李鴻章對沿海地區和左宗棠對浙江省進行的清剿來完成的。李鴻章從東面橫貫江蘇發動的強攻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它反映了這位精明而善於應變的首領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鄰近地區的商業財富，因為這是財富和權力的新的源泉。作為中外貿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劇增長，並有資財雄厚的流亡紳士階層以及與內地商業的多方面聯繫，所以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軍事基地。李鴻章剛就任江蘇巡撫，便立即著手控制關稅收入和江蘇厘金。這兩項貿易稅，尤其是江蘇厘金，確實是他以後幾年軍事行動的財政支柱。李鴻章經過無情的官場鬥爭後贏得了對這些財源的控制權，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僅能夠維持他自己迅速擴大的淮軍，而且能夠為曾國藩那支因欠餉而日漸不滿的軍隊提供大量的經費。 當1863年李鴻章的軍隊節節擊破堅守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城鎮中的太平軍時，他的軍隊已經超過了5萬人，這就為中國武裝力量具有重大意義的第一次現代化創造了條件。李鴻章與他的作風守舊的老師曾國藩頗不相同：曾國藩不讓他的湘軍採用外國裝備，而李鴻章則敏銳地認識到他控制上海時在技術上得到的意外收穫。他不僅從西方購買了大量來復槍輕武器和西式野戰炮，而且雇用英、法兩國軍官來訓練他的軍隊使用這些武器。到1864年春，李鴻章的軍隊已裝備了約1.5萬支步槍。為了供應這支軍隊所需的彈藥，還要進行另一項改革：李鴻章從1863年起在上海、蘇州，最後還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產現代軍火的兵工廠。為鎮壓國內叛亂而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所進行的這種種早期的冒有風險的事業，展示了清朝統治最後幾十年的態勢。把現代化裝備用於正統的軍隊，這意味著在未來50年內能夠相當成功地維持國內的秩序，儘管在這個時期中國尚不能建立一支抗禦外國侵略的武裝力量。 常勝軍自1860年建立以來，雖然有過連續幾次領導危機，卻安然無恙地維持了下來。它的第一任統領華爾與支持他的中國商人及清朝當局的關係搞得不錯。為了顯示和加強他作為中國軍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華爾被授予了中國綠營軍的管帶官階。1862年9月華爾受傷致死。他的繼任人是另一個美國人白齊文，此人桀驁難馴，很少順從中國方面的意圖。他被解職以後，常勝軍改由英國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國駐上海指揮官士迪佛立將軍的密友和親戚）指揮。他收到了倫敦發來的要他接受中國人指揮的明確指令。上海的英國當局起初不同意擴大分遣隊的作戰範圍，後來才作了妥協，這樣分遣隊的作戰範圍就從最初防衛上海地區擴大到協同李鴻章的軍隊到西線攻打太平軍的據點。在這些戰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擊隊證明確是清軍手中的得力武器。在整個1863年中，常勝軍都在戰場上為攻取叛軍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據守的城鎮而衝鋒陷陣。在常熟、太倉和崑山取得的重大勝利使清軍空前地逼近了該地區的行政和經濟中心蘇州。1863年12月5日蘇州的陷落（部分得力於守城者有人變節）確是叛軍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戰有兩個特點特別值得一提：由於應用了英國按優惠條款提供的現代火炮，在根本上改變了迄今為止內戰所特有的古老攻堅方式。許多曾經庇護過太平天國文職政府並成為軍事防衛的支撐點的城市，它們的牆垣不再能安全無虞了。其次，李鴻章在江蘇東部戰場上的勝利，牽制了太平軍防禦天京的力量（當時它正處在曾國荃的圍攻下），從而加速了太平軍運動的最後失敗。 太平軍在都城被圍和他們長江下游的經濟基地業已喪失的情況下，仍狂熱地進行了最後的殊死戰。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殺南京居民，並縱火焚燒了這座城市。據說約有10萬人在最後的這場浩劫中喪生。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歿了。其餘的領導人被窮追不捨，直到捕獲處死為止。逃出來的少數小股部隊被趕到廣東，第二年也在那裡被消滅了。唯一倖存的力量是遵王賴文光的軍隊：他這時招募了許多被清朝殘酷的「剿捻」戰爭弄得無家可歸的安徽難民，並按太平軍方式對他們加以組織和進行教育，誓死要繼續進行鬥爭。賴文光和捻軍的結盟使太平軍的這支殘部一直延續到1868年。不過作為一個政體和宗教團體，這個運動在1864年就被有效地撲滅了。應當認為，勝利者一心一意搞橫暴行為，它不僅毀滅了太平軍的軍政機構，而且使太平軍的傳統本身也實際上在劍與火中煙消雲散了。 當考察太平軍失敗的原因時，我們立刻會遇到的困難是，不能完全用純軍事方面的理由來解釋。叛亂在最後三年出現火力方面的差距，但僅歸因於這個因素，還不能令人滿意。太平軍不乏新式武器。眾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年已經通過西方商人和投機家弄到了幾千支步槍。然而太平軍在戰略上的敗局卻早在1861年隨著西征最後失敗就已命定地形成，這時甚至李鴻章的淮軍尚未建成。同樣，也不能把外國軍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其中領導集團的分裂比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無能意味著一元化的集權只能通過他的親信之間的競爭才會出現。不過即使根據太平天國內部虛弱這一說法仍不能充分解釋，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戰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國內局勢。答案只有通過我們重新估價太平軍運動的內部特點以及它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才能找到。為此目的，我們將太平軍與捻軍這支大約同時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動的叛亂隊伍作一番比較，可能不無益處。 捻軍的組織特點：一個比較 捻軍在1853年以前的歷史不大為人所知。然而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它是由白蓮教叛亂的殘餘人員發起的，但嚴格地說又不是裔出白蓮教派的一個組織。捻軍運動的中心地帶是淮北地區，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蘇的交界地區。這是一個飽受旱澇之苦的旱地耕作區，在白蓮教起事時，這裡的窮人為飢餓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倉促組成的勇營。當這些人最後被遣散回鄉時，他們既不指望可以找到農業生計，又不甘心聽任命運擺布。他們便與那些倖存的反叛者為伍，在當地干起了盜匪營生。[27] 這個構成早期捻軍運動的基礎的社會變化過程，今天仍然是關於19世紀歷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個領域。現有資料表明，至少有這樣兩個過程應當加以考慮：（1）「捻」這個詞在意義上的變化，即它如何從一個表示土匪組織俗稱的普通名詞，變成了一個表示認識其集團身份的特殊組織的專用名詞。（2）流竄於交界地區的非法之徒為把他們的影響逐漸擴大到淮北平原的定居社會所採取的步驟。 當時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摺中揭示了捻軍運動在1814年——即白蓮教叛亂被鎮壓下去之後十年——所表現的形式。白蓮教的那些四處星散的餘眾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統治薄弱地區結成了有組織的幫伙。他們利用地方官員的怠惰和玩忽職守，得以自由無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這幫全副武裝的盜匪以劫掠、勒索和販運私鹽為生，其行蹤所至已遠遠超出了定居社會的範圍。這種結幫的成員名稱各異，或稱「劍客」，或稱「紅鬍子」（這或許因面部塗抹偽裝顏色而得名，或許來自劇目中粗暴強橫人物的傳統化裝）。一個幾十人或上百人的幫伙通常被稱作「捻子」或「捻」。[28] 不過，上述地區這些非法之徒的性質正在迅速演變。到1814年這一演變過程已經開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無路、一無所有的人們一種單純的組合，它已經變成定居社會中有錢有勢人家的工具。捻子有許多同當地社會緊密聯繫的方式。頭目們在集鎮開設賭場，把無業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圍。捻子給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許多家庭以向其頭目宣誓效忠的方式來尋求保護。一個旁觀者寫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29]到了19世紀20年代，捻子的下層社會已牢固地植根於當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時又靠宗族中有財勢的族長們向下延續並向外傳布擴散。[30]私鹽販子們也有一種傾向，想尋求安全的寄身之所。因為私鹽販子的頭頭們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敵對者帶來的致命危險所困擾，他們便在村落中定居下來，四周築以土牆，全副武裝，謹防任何不速之客來犯。[31] 很清楚，到了19世紀中葉，分散的捻子業已與淮北地區許多村社的經濟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了。可能整個整個村落都要以劫掠為生。一個捻子頭目帶領村民四出搶劫，然後滿載財物歸來，掠奪物的一半歸首領所有，餘下的一半則由追隨者去平分。這樣「捻」就有了兩個含義：一是指全副武裝的盜匪，一是指以村社為基地的半武裝團體。因而它們與南方下層社會中的「堂」和「股」頗相類似。地方上「捻」的頭領與廣西三合會的「米飯主」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地方上有財勢的人物，都通過提供另一種經濟地位和新的社團結合形式，把那些靠正當職業無以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圍。 一個令人費解的重要問題始終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夠在總的方面被看成白蓮教的一個分支。通常靠援引陶澍一類官員的敘述來證明捻是白蓮教的分支；陶澍認為「紅鬍子」就是先前「漏網」的白蓮教叛亂者。[32]不過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白蓮軍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實際是白蓮教教徒。白蓮教在三省邊界地區的定居集團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廣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說，這樣招來的許多人與白蓮教教義及其組織僅保持一種鬆散的聯繫。如果確係如此，那麼白蓮軍的殘餘必定相當龐雜。如果再加上捻子還包括原來反白蓮教的兵勇的資料時，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蓮教派自身對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過有限的作用。這一推測有1822年的一項記載可為佐證：它說在豫皖地區的朱鳳閣叛亂中，官員們能夠清楚地把白蓮教徒與捻匪區分開來。[33]在1853年以前的時期，白蓮教特有的調和各派教義的宗教和它的啟示性的政治路線似乎是捻軍所完全不具備的。鑒於捻軍運動的人社會出身大不相同，我們有充分根據假定捻子和白蓮教教徒之間有些交叉情況；但是嚴格說來，把捻子稱作白蓮教教徒則是錯誤的。19世紀50年代以前實際上只存在個別小股的相當鬆散的結合，通常稱之為「捻」，他們的頭子的世界觀是世俗的，他們對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運的認識，如果說有的話，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聯合的最初跡象以及最初萌發共同的政治覺悟是在50年代初期的危急年代中出現的。並且就在這時或稍前不久，它們才有了「捻」這一人所共知的專用名稱。1851年開始了黃河改道這一悲劇性過程，它從山東半島南端改到北端，還有殃及淮北廣大地區的一連串水災。雖然直到1855年8月才發生大決堤使河水向東北橫溢，但從1851年起饑饉和破產已年年出現。那些年經濟上的絕望加劇了村社之間世仇械鬥的地方性隱患，這個情況對我們了解捻軍運動的性質是相當重要的。像南方的三合會那樣，捻子也帶頭在村寨設防以反對鄰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當時社會生態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們作為地方防禦領導者所起的作用在1853年初變得更重要了，因為太平軍這時正進抵長江流域，促使了安徽農村軍事化的普遍實現。另外，促使軍事化過程的是淮北村寨擁有許多非法火器，這使地方官員一直皺眉不已。[34]現在政府出於防禦太平軍的需要，對這一軍事化行動加以鼓勵，從而剛好擴大了捻子的社會基礎，因為需要捻股首領們負責幾十個村寨的防務。捻的村社組織很難同正統的「團」區分開來，因而這兩種組織必須看成同一種類型：許多村落各各築有堅固的圍牆，在共同防禦圈內有義務彼此相助，並由鄉勇把守。稱作「團」的這種組織，有許多實際上都由捻領導，或者後來聽命於他們。仍受正統紳士控制的「團」越來越少，而在淮北地區作戰的官軍則普遍陷於懷有敵意而組織完善的民眾的包圍之中。 雖則捻子的村社基礎在不斷鞏固，但他們把一股股武裝捻子合併起來的過程則是緩慢的，並且是趑趄不前的。繼許多地方領袖斷斷續續作了一些嘗試之後，終於在1852年由18名首領帶領人馬匯集在張樂行的麾下；張樂行是雉河集（現安徽渦陽）上一名一字不識但頗有勢力的地主兼私鹽販子。這個集團在政府軍的攻擊下不久便陷於瓦解，張樂行本人則被地方知府任命為「民團首領」。不過他在名義上歸順政府為時很短暫，在1855年末到1856年初他就跟他的同夥著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結成一個新式組織。在兩個小紳士的提議下，張被任命為所有捻子的首腦，擁有「盟主」的稱號。捻子戰士被鬆散地編成五個「旗」，每旗約2萬人，成為小股捻子的聯盟。在後來年代裡，由於一些新的反叛集團的形成並被吸收入股，「旗」的數目增至12個或者更多。首領們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許多自主權，因而張樂行不像是那種權力業已集中的軍隊的領袖。不過這種原始的組織結構卻容許捻股在廣泛範圍內進行合作，以致在隨後的年月里竟使戰鬥席捲了八個省份。 捻子的活動方式是有季節性地搞軍事活動。捻旗依靠像張樂行在雉河集設防的那種地方軍事基地，每逢春秋季節都要外出到周圍一帶進行搶劫，然後按時返回家鄉。他們花很大力量來保衛鄉里和建立捻軍在鄰近地區的新分支組織的中心。這意味著許多捻子過著兩重生活：既與村寨有緊密聯繫，又與他們的軍事組織有緊密聯繫。不過另外一些人，例如無家可歸的饑民和流浪的私鹽販，在加入捻軍隊伍後則必須完全而長期地過軍事化生活。 至此，捻軍運動不僅體現了更緊密結合的組織，而且還有更明確的象徵性的內容。它的領導集團為了樹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中主義態度搬用了白蓮教的口頭傳說和太平軍的各種象徵。張樂行接受了「大漢明命王」的稱號，這個稱號不僅是對滿族王朝的挑戰，而且間接地表明它承襲了白蓮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這可能是為了鞏固與各地白蓮教信徒的關係所採取的一種策略，因為許多白蓮教信徒這時已是捻旗的成員了。雖則有人認為捻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從「八卦教」（白蓮教的一個派別）的一套做法中借用來的，不過其實際淵源仍未弄清楚。然而有一點已很清楚，那就是在1856年以後的幾年中，捻軍吸收了象徵異端傳統——其中也包括白蓮教傳統——的非常明顯的內容。但這是否能夠表明捻軍此時已在事實上作為白蓮教的一個分支出現，仍是大可懷疑的。甚至在捻軍的現階段，最好把他們理解為從黑手黨那樣的地方下層社會生長出來的組織：它在重建和擴充過程中，發現上策莫過於從一應俱全的傳統異端庫藏中擇取各式各樣的象徵性內容來加以發揚。 政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幾次剿捻之戰，由於內部領導意見分歧和無能而受到挫敗。像袁甲三這種墨守成規和貪污腐敗的官員，無論在聚殲捻軍或在重建對捻軍根據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無進展。叛亂者的騎兵到1858年已增加到2萬多匹馬，他們證明甚至比驍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還厲害；1860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騎兵襲擊了這個地區。作為一名統帥，僧格林沁證明是一個失敗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與其漢族同胞一起共事。雖然他於1863年對捻軍據點發動猛攻時收復過雉河集並把張樂行捕獲處死，但死者的侄子張宗禹仍保持了捻軍的實力，捻軍在他的領導下於1865年包圍並殺死了僧格林沁。對北京來說，失去這位統帥是堪與1860年江南大營被殲相比的重大損失。情形也跟1860年相仿佛，朝廷轉而求助於新軍。最後擊敗捻軍的幾次戰役所依恃的並非騎兵的突襲，而是穩紮穩打的合圍；這一戰略就是太平天國的征服者曾國藩提出來的，他於1865年出任剿捻統帥（見第八章）。 作為一場叛亂，捻軍在政治上對清朝的威脅比太平軍要小得多；然而它們在某些方面卻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鎮壓。其持久性主要應歸因於它們與地方社會制度有內在聯繫。捻軍的基礎是血親關係的紐帶和村社之間慣有的協作方式，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不能被看作是對帝國正統性的有力挑戰，只不過是對帝國權力的局部抵制。他們肯定不是對正統價值體系的威脅。確實，他們的社會基礎是因襲傳統的，與其政治傾向的模糊不謀而合。這樣，捻軍便能輕易地與其他叛亂集團合作，但不對任何人承擔義務。與太平軍不同，捻軍與周圍社會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亂集團融洽相處。他們同幅匪、宋景詩指揮的黑旗軍、白蓮教以及敵對的團練組織，能夠在特定的基礎上互相影響，從中受益。捻軍與太平軍曾達成一系列協議，這些協議有理由使太平軍為之後悔。捻軍首領李昭壽於1858年曾帶領他的大部隊馳援安徽的太平軍，但太平軍卻不能向他們進行紀律和信仰的灌輸。李昭壽本人不久還倒向了清朝。捻軍反抗的漫無目的性，確實可以從其首領們反覆無常的行動中看出，同一個人往往反覆變節多次。生員苗沛霖是土豪，他對雙方都叛賣，他的長期經歷只有按照兩淮地區內戰中普遍存在的朦朧的價值準則才可以理解（關於捻軍運動及其結局，更詳盡的闡述見第九章）。 太平軍叛亂的透視 捻軍牢固地植根在農業社會中，受到傳統觀點的限制。太平軍則不是這樣的。首先，這一事實很重要，即太平軍的宗教從未成為民眾文化的組成部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家，其間僅隔六七年時間。太平軍運動與白蓮教和三合會傳統有這種顯著的差別，這可以部分地解釋它不僅作為一個世俗制度，甚至作為一個信仰結構，為什麼會如此有效地被消滅。在確定太平軍運動的真實性質時，觀念形態和社會兩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和互為補充的作用。由於客家人毗鄰西方入侵地點，他們的村社通過洪秀全能夠接觸到一種對中國傳統的價值準則從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義。此外，這個教義體現了一種不妥協的二元論和一種救贖上帝選出的黎民的啟示性諾言。同樣地，在社會方面這一教義被注入種族分化的環境之中。壁壘森嚴的客家人抱有煢煢孑立、非我族類的感覺，這完全反映在此時牢牢地支配著他們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漢族血統，因此可以有說服力地向漢民族發出驅逐異族壓迫者的號召。太平天國神權政治的總號召描繪了一個被壓迫的少數派最後得救的圖景。但是關於救世主的宣傳和教義的排他性，在中國傳統這個背景中是有些實際困難的。首先，它們妨礙了太平軍與其他叛亂集團的合作。他們所崇奉的純粹主義和奧秘的思想體系不利於太平軍同那些無論怎樣反滿，但仍然立足於傳統信念和傳統組織形式的團體去結成聯盟。太平軍與三合會和捻軍的關係反映了這種困難。儘管太平軍與它們偶爾也進行過合作，結果都沒有形成長期的聯盟。在19世紀中葉，農業中國形形色色的叛亂連綿不絕，沸反盈天。它們僅能進行一定的戰術合作，這一事實使它們很容易遭到鎮壓。其次，太平軍摒棄傳統的社會價值準則和制度，這個事實使他們更難於把勢力伸展到所占城鎮以外的農村內地。對太平軍來說，城市是清帝國正統性的象徵，也是使他們那些獨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溫床。農村組織的各種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統的上層人士所利用，他們通過自己的地方團練竟然成功地對太平軍占據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許多縣的農村保持著控制。因此，太平軍和它力圖加以統治的農村社會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鴻溝，這鴻溝往往與城鄉之間的鴻溝互為表里；這是一種文化分裂的難以理解的怪事，隨著西方勢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國以後的幾代人都將深受這種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軍的這些缺陷向人們顯示了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太平軍比同時代任何其他叛亂都更加專心致志地直接對付他們的時代危機，並提出了解決危機的具體辦法。太平天國關於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結構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嶄新關係的見解，就是針對清帝國後期那些令人矚目的問題作出來的真正的反應。由於太平軍的這一特有的現象以及太平軍產生的背景，要把19世紀的中國社會史只歸之為王朝衰亡史這一習見的類型，恐怕是很困難的吧。 （厲以平　譯） * * * [1]《新寧縣誌》卷16，1893年版，第6—9頁。關於三合會與瑤人的早期關係，見魏源的《聖武記》（卷7，第41—45頁）與徐珂的《清稗類鈔》（卷66，第10—11頁）關於1832年湘南瑤人叛亂的記述，但這兩條記載互有出入。 [2]關於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見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1—22頁。關於梁阿發，見1965年台灣複製版《勸世良言》的鄧嗣禹的導言，第1—24頁。我的分析即以此版為據。 [3]沒有什麼證據支持簡又文的下述論斷（簡著《太平天國全史》，第41頁）：洪秀全此時已決心要消滅清政權。據認為洪在歸途中所寫的一首詩雖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負，但這詩的時期不能確定。 [4]此處提及的作品見《太平詔書》（1852年發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認為是1844—1846年所寫的材料），載於向達等人編的《太平天國》第1冊，第87—98頁；英譯文載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的《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 [5]《潯州府志》卷4，1874年版，第14頁。邁隆·科恩在《作為中國東南地區社會文化變種的客家方言》一文中對客家人的居住類型和種族衝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載《民族歷史學雜誌》15.3（1968年）。 [6]關於太平軍的人數，見張德堅《賊情彙纂》（其部分內容始於1854年），這篇材料轉載於向達編《太平天國》。 [7]《天命詔旨書》，見向達編《太平天國》。 [8]《頒行詔書》，見向達編《太平天國》。 [9]《太平詔書》，第92頁。 [10]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第45頁。 [11]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冊，第125頁引汪士鐸《乙丙日記》。 [12]《天朝田畝制度》，載向達編《太平天國》第1冊，第321—326頁。 [13]關於正統反對派的改組，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69—592頁（論唐鑒部分）；沈陳漢音（音）：《曾國藩在北京》，載《亞洲研究雜誌》卷27第1期（1967年11月）；何貽焜：《曾國藩評傳》，第25—30頁；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35—148頁。 [14]關於湘軍，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67、97—112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3，第411—415頁；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1039—1080頁；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05—135頁。 [15]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61—62、222—229頁。 [16]陳志讓：《咸豐時代的通貨膨脹》，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卷21（1958年）。 [17]酈純：《太平天國制度初探》，第472頁。 [18]酈純：《太平天國制度初探》，第65、94—98、338—383頁；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第655—669頁；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第119—121頁。 [19]《欽定士階條例》，載肖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第937—938頁。 [20]卜魯斯的文書，引自格雷戈里《英國與太平軍》，第99頁。 [21]格雷戈里：《英國與太平軍》，第118頁。 [22]以下有關外國的介入問題，大部論述得到劉廣京教授的幫助，謹此致謝。 [23]引自王爾敏《淮軍志》，第55頁所引。 [24]《籌備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第3頁。 [25]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15—16頁。 [26]見迪安《漢口英租界的建立》，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卷32（1972年），第95—96頁。 [27]方玉瀾：《星烈日記匯要》，見范文瀾編《捻軍》第一冊，第309—314頁；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第1—38頁；鄧嗣禹：《捻軍及其游擊戰》，第46—76頁。 [28]陶澍：《條陳緝捕皖豫等省紅胡匪徒摺子》，載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5—9頁。 [29]方玉瀾：《星烈日記匯要》，第310頁。 [30]《大清宣宗實錄》卷41，第7頁。 [31]包世臣：《淮鹽三策》，載《皇朝經世文編》卷49，第4頁。 [32]陶澍：《條陳緝捕紅胡匪徒摺子》，載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6頁；黃鈞宰：《金壺七墨》，第337頁。 [33]《大清宣宗實錄》卷41，第7頁。 [34]陶澍：《籌款飭繳兇器摺子》，載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