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關於《大公報》

政學會時代原來有一個機關報，叫做《中華新報》，在上海出版時，主筆就是張季鸞（名熾章，陝西人），那時毫無出色之處，後來吳鼎昌盤下了天津《大公報》，與張季鸞、胡政之（名霖，四川人）三人合作，吳任社長，張任總編輯，胡任總經理。因為吳鼎昌是華北財閥的領袖——鹽業銀行總經理，中南、大陸、金城、鹽業四行準備會及四行儲蓄會的主任，消息靈通，對統治階級敢作批評，逐漸引起讀者注意。蔣介石的統治在華北不很鞏固，地方實力派（桂系、馮、閻以及張學良）與蔣之間多少有些矛盾，而天津又有租界，所以蔣介石的新聞統一，比較南方為松，而《大公報》即利用這個條件，不時對國民黨政府作些批評。那時候，《大公報》卻也曾說過真話，如它會批評蔣介石「好話為先生說盡，壞事為先生做盡」，這兩句話不失為蔣介石一生定評。「九·一八」後，國民黨報紙的威信掃地，蔣介石採納了張群、楊永泰的建議，採取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運用民間的有力報紙，對政府「小罵大幫忙」，於是就對《大公報》「特加青睞」，另眼相看。民國二十一年吳鼎昌到上海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內，其作用即在團結一切反動力量，以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鞏固蔣介石、汪精衛的統治，所以得到國民黨各種御用團體的響應。這也是《大公報》與蔣介石合作的第一聲。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會長以下到者數百人，首席的主客卻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蔣介石對他推崇備至，與席者大有「韓信拜將，一軍皆驚」之概。從此張季鸞就成為蔣介石的顧問，可以不待通報，直接跑進去見他。《大公報》即利用這機會，常在評論中或新聞中透露一些蔣黨新聞檢查所不許發表的消息，新聞檢查所如要檢扣，張季鸞打一電話去說：「這是委員長說的，由我對委員長負責。」新聞檢查所的奴才們決不敢去問委員長，只好通過。《大公報》對蔣介石的幫忙是無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時對蔣政府常加批評，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樣，但仔細分析起來，它決不批評蔣政府的基本政策，更從不批評蔣介石本人，只講些枝節問題和蔣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讀者：基本政策方針是「對」的，只是若干具體辦法錯了；蔣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這是所謂「小罵」。至於「大幫忙」的手法則更為高明：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時，國民黨所有報紙都大罵張學良、楊虎城，人家一看就說是一面之詞。《大公報》並不如此傻，它開始大誇獎百靈廟的勝利與百靈廟勝利的艱難與偉大，這首先造成一個「政府已在抗戰」的印象，其次略說一說西安事變是一個不幸事件，最後則提出是非曲直，大家應聽一聽綏遠抗戰將士的意見與主張。它並沒有正面明白提出誰是誰非的話，而要大家聽傅作義的話，又在傅作義的頭上戴一頂「抗日將士」的大帽子。文章這樣做法，對張學良、楊虎城的打擊，比國民黨報紙的一味謾罵者要毒辣萬倍；對南京政權的幫助也十分有力。這就是《大公報》一貫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讀者覺得它頗為公正，並不偏袒蔣政府，實際上則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時《大公報》對於國民黨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評，說那樣不行，會失敗，但其作用則在提醒國民黨，要國民黨聰明些，提防吃虧，基本上仍是幫助國民黨說話的。 《大公報》對國民黨的幫助這樣大，所以成為蔣介石每天唯一閱看的報紙，而許多國民黨要人不論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報》。政學系就利用這一點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當某一問題或某一重要職位的人選尚未決定的時候，《大公報》就先進行輿論準備，使政學系獲得優勢或有利條件。如民國二十六年吳鐵城調廣東省主席，所遺上海市長一職，各派逐鹿，在人選難以確定時，以秘書長俞鴻鈞代理，以後《大公報》即傳出「俞鴻鈞將真除」的消息，俞鴻鈞的資望是不足擔任上海市長的（以能力講，他當然比吳鐵城強得多），但競爭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願競爭的對手得到，政學系就利用這點拖延決定繼任人選。最後一次，蔣已同意給錢大鈞，第二天的中政會就要提出通過，政學系知道了（那時張群兼中政會秘書長），當晚通知《大公報》，就在報上登出一則「專電」，說「上海市長決定由俞鴻鈞真除」。中政會開會時，《大公報》，上海版的航空報已早到南京，大家紛紛猜測，「是否蔣的意見又變更呢？至少表示蔣還沒有最後決定吧！」於是反對錢大鈞的增加了勇氣，結果錢大鈞的市長就沒有到手，下一次，俞鴻鈞就真的成為正式市長了。這僅是一個例子。 《大公報》並不直接拿國民黨的津貼，但比接受津貼的報紙要多得實惠數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慶的美匯市價要三千元蔣幣換美金一元，《大公報》從財政部獲得外匯二十萬美元，是照最低的官價二十元蔣幣換美金一元計算的，就是以四百萬元換到價值六萬萬元的外匯，其所得超過一千個職員全年的薪金，比《大公報》全年的開支要大幾倍，那裡有這樣大的津貼！又如抗戰剛開始時，《大公報》向海外買進一大批紙，運到了香港，價值近十萬元。那時俞鴻鈞真除市長不久，胡政之去對愈鴻鈞說：「紙已到香港，報館一時無錢，請市長打一電報給廣東吳主席請代墊一下，並把紙代運到漢口。」俞鴻鈞當然立即照辦，不僅敲了一筆大竹槓，而且那時粵漢路運輸極擁擠，化了大錢也不易運輸，《大公報》不僅很快運到，還叫別人出錢（這筆紙錢和運費，當然由俞鴻鈞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