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國際情報」

戴笠所主持的情報工作，從封建勢力的內部來說，是比較強的，他供給了很多材料——地方反對派的，其他派系的，一直到嫡系幹部的言論行動，蔣介石都能相當了解，比CC的中統局要強的多。但對於外國的材料，特別是對於日本方面的情報，則非常貧乏，他雖然派了一些人與日本法西斯勾勾搭搭，也沒有搞到什么有價值的東西。抗戰開始以後，蔣介石亟於要明了日本的真意向，以便決定或戰、或降、或拖，單靠戴笠沒有用，於是叫政學系的王生（抗戰開始時駐日大使館參事）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之下設立一個情報機關，叫做調查委員會，因為是最高國防委員會的，所以王生就叫做「最高調查委員會」（其公開的業務機關叫「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既然是「最高」，他就要統轄軍統局與中統局，當然藍衣社與CC決不肯買帳，這一幕政學系與藍衣及CC鬥法爭權奪利的糾紛，也就不了了之，依然各干各事。王生的「最高調查委員會」就專做國際情報，尤其是以搞日本的材料為主，因為王生本人是「日本通」，政學系又是專作對日交涉的親日派，有很多故舊親朋在日寇方面做事，他再派一些人去，所以的確也搞到一些材料，曾得過蔣介石的誇獎。這一件事使戴笠很不滿，他跑到香港去，召集他的部下訓話：一定要把日本方面的情報搞好，可以多化錢，多派人，無論如何不能讓王生占先。 戴笠派了一些人到上海去加強對日情報工作，其中有一個是他第三個小老婆的弟兄，毫無能力，是因裙帶關係而錄用的；上海區負責的人因為他是「老闆」（軍統局人對戴笠的稱呼）的小舅子，就派他管檔案文件（包括秘密單據）。戴笠對軍統局的職員，待遇很苛刻，主要靠在外敲詐勒索，而內勤則靠吞沒外勤的獎金津貼或勒索報效；而上海是淪陷區，鼓詐較難，那個小舅子當然毫無生財門檻，一個月拿八十元薪水，不能享受上海的繁華（那時物價雖僅較戰前高一倍，八十元只夠吃飯零用，看戲看電影也勉強，更說不上跳舞嫖賭），很不痛快。恰巧那時由陳立夫派出當漢奸的李士群，在滬西極司菲而路七十六號主持「特工總部」，設法找上了這個寶貝，每月給他二干元，「二千元」是「八十元」的二十五倍，超過兩年的薪水，於是戴笠的小舅子，就把藍衣社的文件毫無遺漏地每種都偷出給李士群，連每月領津貼的人員名單，真名假名，統統給了李士群，結果是藍衣社在上海的人員，一網打盡，連上海區的主任陳恭澍也投敵當漢奸了（藍衣社投敵的早有王天木和忠義救國軍副指揮何某等）。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歐戰的局勢扭轉了，戴笠的工作機關靠了陳公博（偽上海市經濟局長徐逆天深就是戴笠系統）、周佛海、丁默村（偽社會部長，後任偽浙江省長，原為CC特務）的掩護，才重新建立起淪陷區的聯繫來。周逆佛海的所以拚命爭奪上海偽市長一職（汪逆死後陳逆公博代理偽主席，所遺偽市長一職，引起群醜逐鹿，那時周逆大有寧可不做偽財長，非做偽市長不可之概），就是執行戴笠的指示，周逆到任後，曾致電戴笠，請求「蔣主席加委」，戴笠答應他「何時反正，何時即加委」。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周逆的「別動總隊指揮」名義就是戴笠委他的。後來周逆與丁逆默村、羅逆君強等解送重慶，實際是戴笠護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