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CC團
蔣介石常以「黨統」壓人，而蔣介石集團的「黨」，則向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霸持，一般稱為CC系，包辦黨務、特務、文化部門。後來蔣介石又以黃埔學生為骨幹，建立了法西斯團體，一般稱為「藍衣社」，也搞特務和文化，他們有軍隊作後盾，蔣介石對他們的信任，在某些問題上還超過CC，因此也滲入一部份勢力到黨務部門。到民國二十七年，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就主要由「藍衣社」主持。因此CC與藍衣社之間就時常打架。一般又稱「藍衣社」為「復興系」，這個名稱很不恰當，因為「藍衣社」的外圍組織雖叫「民族復興社」，但民國二十六年以後CC的公開組織就叫做「民族復興大同盟」，同時汪精衛派的組織也叫做「民族復興會」，以「民族復興」為名的有「社」有「會」又有「大同盟」，雖然「民族復興社」的招牌較老，但單稱「復興」，就容易混淆。「藍衣社」這個名稱雖無明文，但比較普通而含義明確，所以我們仍沿用這個名稱。
ＣＣ的來源說法有二：一即陳氏兄弟，「陳」字的英文字母第一個是Ｃ字，ＣＣ就是「二陳」的縮寫；二是「中央俱樂部」的縮寫。不管是那一個說法對，反正都是以二陳為中心的集團。因此，在談及ＣＣ團時，首先談一談陳氏兄弟。陳果夫出身商人，前面已講過他做上海物品交易所時的歷史，民國十五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三月二十日」事件後做中央組織部長，北伐後，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往武漢，陳果夫在廣州任後方總司令部的秘書長，十六年「四·一二」後，又擔任蔣記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蔣介石下野時連帶去職。十七年蔣介石復職時又任組織部長。經過他的手辦理「第三次代表大會」圈定「代表」、指定「代表」等辦法，「九·一八」後汪蔣合作，他出任江蘇省主席，組織部長由他的兄弟立夫擔任；以後擔任農民銀行理事長及國民黨黨校「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立夫出身於北洋大學，習採礦工程，留學美國，十七年返國任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為國民黨黨務系統特務工作的創始人，不久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經過一個共產黨叛徒代他寫了一本《唯生論》，就成為國民黨的「理論家」。兄弟兩人霸持黨務，許多黨棍子都投其門下，所以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諺語流傳全國。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事前蔣介石派戴季陶到廣州去徵求西南實力派的意見，經西南執行部開會商量後，提出執監委員名單，由戴季陶及鄒魯（西南出席「五全大會」代表團的領袖）帶到南京，交給蔣介石，由蔣轉交陳立夫，囑其「照辦」。後來陳濟棠又以私人名義提一名單，蔣介石因為陳濟棠是實力派，初擬遷就陳濟棠，把原來的名單更改，後經戴季陶力爭，仍決定原來名單，但陳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單人數太多，就指使其嘍少投西南派的票。結果第一次投票，有許多西南要人沒有當選，而「中央黨部」的秘書科長（如方治、蕭同茲、張沖、徐恩曾等）都當選了中委。蔣介石覺得面子上過不去，他已親自答應，威信有關，於是第二次要選出的八十人，不再經過投票，一律由主席團指定，才了此一重公案。陳立夫操縱選舉還不僅如此。那次選舉的票數發表時，陳立夫所得的票數僅比蔣介石少一票，已使人覺得很奇怪，實際上陳立夫所得的票數比蔣介石還多四票，陳立夫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親自在黑板上擦去一個「正」字（五票），所以比蔣介石少了一票。這一件事當然就馬上有人報告蔣介石，蔣介石感到陳立夫太「權高震主」，自己感到威脅了，民國二十五年初，要把陳立夫扣留起來，陳立夫消息靈通，就躲入天目山「養病」，託了許多人去向蔣介石說好話，動員了他的叔母（陳英士之妻）去說情，那時陳英士的獨養兒子學空軍跌死了，陳英士的老婆去向蔣介石哭，說：「我的兒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兒子，他有多大的膽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叫英士絕後嗎？」蔣介石火頭過了，想起陳立夫****有功，於是表示諒解，陳立夫的「病」也就好了。以後蔣介石就把朱家驊代替陳立夫，而調陳立夫去代王世傑為教育部長。
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以後的「德政」就是變學校為集中營，一方面制定教授的黑名單，命令各大學把進步的教授解聘，或不許續聘；一方面利用戰區學生的生活津貼收買走狗，致規規矩矩求學的青年，饑寒交迫，所領津貼無論如何也吃不飽。重慶川東師範有一個大防空洞，成為陳立夫拘禁青年的牢獄。民國二十九年重慶發生大隧道口被炸坍窒死數十人的大慘案，國民黨政府因此組織防空洞管理委員會，說要整頓一番，陳立夫是委員之一。人家懷疑陳立夫和防空洞能發生什么關係，國民黨的中央社宣布：「陳部長是專家」，人們不知「專家」的意義從何而來，陳立夫雖學過採礦，許多年來早忘掉了，後來經人點明，原來是使用防空洞的「專家」，不僅「專」而且是「發明家」，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會那樣使用防空洞的。到一九四四年，蔣介石為了更進一步的加強國民黨的反動堅決性，又將陳立夫與朱家驊對調，陳立夫回任組織部長，朱家驊做教育部長。
CC的所以為蔣介石所倚重，主要原因之一是最早搞特務。民國十六年的「一一·二二」慘案就是陳果夫布置的，蔣介石藉此把西山會議派的氣焰壓下去了。在這以前，西山會議派常以「****先輩」自命，他們是「先知先覺」，蔣介石是「後知後覺」，處處倚老賣老，蔣介石不易獨斷獨行。經過「一一·二二」慘案，蔣介石重行上台，聲勢就大不相同。國民黨中央開會的時候，對重要的案件，陳果夫老是說：「這要徵求總司令的意見，再好決定。」胡漢民雖曾發過牢騷：「究竟是總司令聽命於中央，還是中央聽命於總司令？這樣做法，不是愛戴介石而是害介石的。」可是毫無辦法能改變這種一切以蔣個人意志為依歸的作風。後來就專設一個特務機構，專作對付共產黨的執行機關，叫做「調查科」，隸屬於組織部，由陳立夫親自領導，科長為陳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出身於上海交通大學，曾留美習電氣工程），在重要城市的公安局內設「調查室」，直接聽命於陳、徐。以後又在各省市黨部內設調查室，特務網的布置遍及各縣區，這成為蔣介石獨裁統治機構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民國二十一年以後，蔣介石的「剿匪總司令部」內設了兩個特務部門，第五科由鄧文儀主持，第六科由戴笠主持，以情報為主，因鄧文儀的成績不及戴笠，特務工作就歸併給戴笠（另外一個黃埔系的特務組織為康澤的「鏟共義勇隊」，一般工作限於在蘇區「清剿」）。戴笠的特務系統一天天擴大，與徐恩曾領導的特務系統就發生了衝突，矛盾日益尖銳。民國二十五年，蔣介石就把他統一起來，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陳立夫為局長，陳焯（曾任南京警察總監）為副局長，徐恩曾為第一處長，戴笠為第二處長。名義上雖統一了，實際上第一處與第二處還是互相打架。到二十六年又分為兩個「調查統計局」，一屬中央黨部，以朱家驊為局長，徐恩曾為副局長；一屬軍委會，以賀耀祖為局長，戴笠為副局長。兩個局長都是掛名的，實權都操在副局長手裡。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徐恩曾做交通部次長，由葉秀峰（也是學工程的，曾任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江蘇省建設廳長、正中書局總經理、國民黨中委）任副局長，其後即升局長，實際工作則由郭紫峻負責。在抗戰時期，CC的特務工作「成績」遠落在藍衣社之後，對日情報固然毫無建樹，就是以專門乾的「****」工作，也不及藍衣社，囚禁並磨折愛國青年的集中營勞動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屬於藍衣社的，CC掌握的不足三分之一。CC特務系統人員投降敵人的雖為數甚眾（著名的如丁默村、李士群等等，丁默村投敵後即與藍衣社聯繫），但對CC毫無「貢獻」，CC其他投敵要員，如周佛海等，以後即與戴笠發生關係。所以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下了一道密令：「在收復區，只准軍統局有行動權，中統局只准做報告，不准行動。」因此，中統局劫收的財富比軍統局要少得多，在聲勢上也相形見絀。一九四六年戴笠墮機斃命，軍統局（已併入國防部）群龍無首，各不相下，中統局始乘機擴展，恢復了一些失去的聲勢。
CC的另一特務工作，就是在學校中建立特務組織，抗戰前在上海各大中學組織的叫做「青社」，最初由吳醒亞領導，吳醒亞死後由潘公展領導。「青社」的社員，由CC發給手槍，可以隨時威脅教職員和同學，加入了「青社」，可以不上課，不考試，照常升級，照常畢業，畢業後升學或就業，都由CC所把持的行政機關負責，每月還有二三十元津貼，足夠在小舞場中夜夜跳舞。中學畢業會考，過去是很嚴格的，有很多學生為了應付會考，逼出病來，但「青社」社員在考試前可以先偷題目，考試後又有「特別加分」，只要有三十分就好加到六十分，會考就及格了。所以就有一批浮薄青年，加入這個特務組織。加入之後的工作，就是監視有正義感的愛國的進步學生與愛國的有正義感的教員，隨時做情報，今天說甲「反動」，明天說乙是「人民陣線」。那時在上海各大中學都有，大學中尤以暨南大學為最囂張，暨南大學校長白鵬飛在禮堂講話，特務學生掏出手槍來，喊「滾下去，滾下去！」白鵬飛不安於位，於是由CC的何炳松去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後，帶了一批CC特務去當職員及教授，但特務學生仍極囂張，致好幾次由吳醒亞親自趕去解釋。暨南曾發生一個笑話：訓導處規定學生不准一人住一間宿舍，必須兩三個人合住一室，但有許多學生霸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讓別人搬入。訓導處職員去干涉，一個學生把袋一拍：「老子有手槍，老子不搬！」訓導處職員也把袋一拍，說：「老子也有手槍，老子一定要你搬！」民國二十五年的復旦大學風潮，就是潘公展想做復旦大學校長，而策動特務學生搗亂而起。CC團這套行動使許多舊社會的士紳學者（甚至如國民黨老黨員、曾任江蘇民政廳長的胡樸安等）都一致認為是「賊夫人之子」（害人子弟）。
CC的領袖除陳果夫立夫兄弟外，重要的有朱家驊、谷正綱、程天放、余井塘、張勵生、李宗黃、張道藩，其次則有葉秀峰、潘公展、吳開先、徐恩曾、方治、蕭同茲、程滄波、馬元放、趙棣華、李中襄、許孝炎、陶希聖、陶百川、許紹棣、項定榮、羅霞天等。陳布雷的主張態度，與CC沆瀣一氣，但他直接受蔣介石的支配，只能算是半個CC。在上述諸人中，有些已脫離二陳（如朱家驊），或與二陳貌合神離（如程天放），或腳踏兩頭船（如張勵生），但他們都是CC出身，本質上立場上與CC沒有分別，所以仍歸入CC。
朱家驊，字騮先，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為吳興同鄉，曾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參加民國十五年北京「三·一八」運動，其後與徐謙、顧孟余、陳友仁等先後到粵，助鈕永建、葉楚傖辦「中央學術院」。戴季陶任中山大學校長時，朱任副校長，北伐後任浙江民政廳長（時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朱原與張靜江關係很好，後因閨閣曖昧事件與張積不相容，朱泣訴於戴季陶，戴言於蔣，民國十九年秋冬間，張、朱乃同時去職。朱回南京後即成為CC的要角，曾一度任交通部長，抗戰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日寇陷杭州，朱已狼狽西逃，因戰事緊張，蔣又派黃紹雄回浙主政，朱內調代葉楚傖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其後又轉任組織部長。朱在擔任秘書長與組織部長任內，不斷將各省市黨部書記長調入中央訓練團受訓，而派其私人代理，在CC團中單獨形成一派，脫離二陳而自樹一幟，人稱為「新CC」。在國民黨內部，朱家驊雖有一部份勢力，但比起二陳來卻相差甚遠，不能起決定作用。蔡元培逝世後，朱因北大關係，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四四年與陳立夫對調，任教育部長。朱為著名親德派，蘇德戰爭發生，與德使館人員相約在新疆見面者（意即德國完全打敗蘇聯，德軍進入中亞細亞而到新疆邊境，他們到新疆去慶祝德國的勝利），朱家驊亦是一個。
谷正綱原來是汪精衛部下的一員大將，民國二十一年汪蔣合作，谷任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長，其後社會部成為行政院的一部，谷仍任部長。由於****反人民極為堅決，即與CC合流，汪精衛投敵後，谷仍留重慶供職，蔣對他更為信任。民國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江恆源（問漁）、冷（御秋）擬成立一政治團體，定名為「國訊同志會」，黃等與蔣談及，蔣說「可以」，即由黃、江、冷三人出面寫一文件呈蔣，蔣親筆批「交社會部依法辦理」，黃等就持交谷正綱，要辦理立案手續。谷正綱與陳立夫、朱家驊商量後，決定無論如何不讓組織，但既經蔣介石親自批准，又沒有任何藉口不准組織，於是就由谷、朱兩人去恫嚇黃、江、冷三老，說：「共產黨太厲害了，我們國民黨有五十年政治鬥爭歷史與經驗，還搞不過共產黨，你們要成立一個政治團體，一定會被共產黨操縱，那時我們固然不好辦，你們也負不了這個責任。」黃炎培經此一嚇，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評國民黨一頓了結（民主政團同盟於民國三十年春夏間成立時，原定由黃炎培任主席，黃因「國訊同志會」未組成，他沒有「政團」，未加入同盟，其後民盟名稱刪去「政團」兩字，黃始參加）。
程天放原為陳果夫的重要幹部，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時，程為秘書長。其後CC排擠政學系的民政廳長辜仁發，程天放認為一定由他繼長民廳，但陳果夫卻因余井塘更為忠實而給了余井塘，程天放因此一怒而去職，其後即投奔政學系，曾一度任中央大學校長，又出任第一任的駐德大使，鬧了不少笑話。以後就不大活躍了。
余井塘本非國民黨黨員，民國十六年從法國回來找不到職業，經西山會議派收容，在中央組織部任幹事。十七年春蔣復職時，陳果夫回任組織部長，西山會議派的職員都去職，獨余井塘因怕失業而留在部里不走，因此受陳果夫重視，由幹事而總幹事，而秘書，而主任秘書，而中央執行委員，而組織部副部長，而江蘇省民政廳長，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余在CC中為庸材之尤，但以盲從為二陳所賞識。
張勵生在「九·一八」後任國民黨河北平津特派員，專作逮捕進步人士及威脅意志薄弱者「自首」等特務工作，原屬CC在北方的健將，其後則與陳誠關係密切，因此抗戰後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副部長，又一度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日寇投降後任內政部長，並為國民黨出席政協會議八代表之一。一般稱張勵生為「三陳系」，因他的老闆不僅為陳果夫立夫兄弟，另外還有一個陳誠。
李宗黃是CC中的「縣政專家」，國民黨的「新縣制」，大部出於李宗黃主持的「縣政研究委員會」所規劃，因此得任南省民政廳長。民國三十四年杜聿明驅逐龍雲，由李代理南省政府主席，「昆明慘案」即李與關麟征二人合演的「傑作」，為罪魁之一。
潘公展與二陳為吳興同鄉，曾任《申報》記者，民國十六年「四·一二」以後始加入國民黨，因同鄉關係得兩陳引援，歷任上海市政府農工商局長、秘書長、社會局長、教育局長、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九·一八」後主辦《晨報》。為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二十四年因得罪孔祥熙而停刊。「八·一三」抗戰時，利用社會局地位，與楊虎（淞滬警備司令）、蔡勁軍（警察局長兼戒嚴副司令）狼狽為奸，勒索工商界，非繳納幾近半價的賄賂，不許搬出閘北貨物，十一月國民黨軍撤走時，放火燒光，致損失六萬萬元以上（當時匯價相等於二萬萬美元）。上海商人曾致電蔣介石：「請斬蔡潘以謝滬人。」國民黨政府逃到重慶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日寇投降後回上海任「市參議會議長」。
吳開先在大革命時曾任上海《民國日報》校對，一度加入共產黨，「四·一二」後首先叛變，成為****特務的主要人物，因此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總幹事而組織部長，而常務委員，成為上海的「黨皇帝」，並操縱黃色工會。潘公展任教育局長時，用人行政全由吳開先主持。其後與潘矛盾甚尖銳，曾散發傳單，宣布潘公展十大罪狀。抗戰後退至武漢，任CC的公開組織「民族復興大同盟」書記長。汪精衛叛國後，吳開先系的上海市黨部委員自書記長蔡洪田以下，汪曼雲、黃香谷等完全投敵，吳關先即到上海主持國民黨「黨政統一委員會」，與敵偽勾結，太平洋戰爭後以「被捕」形式投敵，不久即由敵偽送回重慶，從事誘降活動。日寇投降後任上海市社會局長。
程滄波，名中行，原來是研究系，《時事新報》主筆，批評國民黨以尖銳著稱，蔣介石曾公開在紀念周上罵過他，其後即受國民黨收買，出國「考察」後任《中央日報》社長，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時繼程天放為秘書長。西安事變時痛罵張學良，從祖宗三代罵起，宋子文曾當面指斥他沒有報格說：「你究竟是罵張學良，還是罵政府？張學良如像你所罵的一向極壞，政府就不該用他，責任就不在張學良而在政府了。」程私德極壞，其屬員眷屬之年輕貌美者，輒多方勾引，不理人口。民國三十年任監察院秘書長，日本投降後任江蘇監察使。
張道藩，曾留學法國，習美術，為CC主持文化工作，曾任南京市政府秘書長（桂系何民魂任市長時），內政、教育兩部次長，抗戰後曾製造各種御用文化團體。但久不得升官發財，因此跟老畫師齊白石學畫，時發牢騷，蔣介石曾罵過他「愈老愈糊塗」。
馬元放（原名飲冰），最初在南京市政府任編審，受知於張道藩，投入CC，出任江蘇省黨部委員。抗戰後任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江蘇省教育廳長。民國二十九年在上海被捕即投敵，民國三十二年由周佛海派回重慶。日寇投降後任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兼南京市副市長。
趙棣華為CC掌握財權的大員，陳果夫任江蘇主席時任財政廳長，抗戰後任交通銀行總經理。
陶百川出身小學教師，「四·一二」後從幹事秘書而上升為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九·一八」後因私自拘捕北平學生代表，為上海人民法庭所通緝（由市長張群親筆簽署緝捕令）。民國二十二年上書陳立夫請求出洋留學，中有「他日學成歸國，決不如羊公之鶴，對客不舞」（意思說一定為你出死力）。那樣的信竟公開刊於上海市黨部的機關刊物中，真是無恥之尤。抗戰後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其後回重慶任《中央周刊》社社長，專門造謠，甚至說：「共軍劉伯承部襲擊國軍一二九師」（一二九師即劉伯承邯番號）。
其他諸人，葉秀峰、徐恩曾前面已談到過，方治（安徽人）原任宣傳部秘書，抗戰後一度任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日本投降後代吳紹澍任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蕭同茲為中央通訊社社長，蔣馮閻戰爭隨張群、吳鐵城出關活動張學良入關。李中襄、許孝炎為抗戰期中的參政員，與陶百川為國民黨在國民參政會中的黨團負責人，許孝炎為宣傳部主任秘書。陶希聖為著名漢奸，眾所共知，無庸介紹。許紹棣（即與郁達夫之妻王映霞通姦者）、項定榮、羅霞天均為浙江黨閥。